中国古琴 第11期

早在蒙昧时期，华夏的始祖伏羲氏与神农氏就有“削桐为琴，绳丝为弦”的传说。

古琴，又称七弦琴。因为有蔡邕听音辨材而制焦尾，司马相如弹绿绮诉说对卓文君爱慕之情，这些美丽的故事，使古琴又有“焦尾”、“绿绮”的别称。

相传古琴为上古圣人集天地之精华，精心而制成。故其每一部分都蕴含深意，以求与天地人相和：上圆下方以法天圆地方：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以象征一年的天数：琴上额、颈、肩、腰等称谓象征着人体各部分；而作为文人音乐的代表，古琴音乐亦被赋予了其他传统音乐所没有的特性：蕴含儒家独善其身的《碣石调・幽兰》；蕴含道家乘物与游心的《列子御风》；蕴含禅意的《普庵咒》，琴曲无一不体现了中国文人玄意、禅味、理趣的心理特性和丽、雅、秀、逸的审美情趣。

《诗经》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等名篇都记载了古琴在先秦时期的盛况。那时的古琴，广泛应用于郊庙祭祀、典礼等雅乐之中。“士无故不撤琴瑟”更传达了古琴与“士”阶层之间那份难言的不解之缘。孔子无论讲学于杏坛，抑或受困于陈蔡，均以琴为友，弦歌不绝。

先秦时期著名的琴家有师旷、师涓、师文、师襄等宫廷琴家；也有以伯牙、雍门周为代表的民间琴家。许多典籍以浪漫而诗意的笔调记载了他们高超的琴艺：师旷弹琴，白燕衔丹书而至；伯牙鼓琴，骏马忘食而听。而琴曲《高山》《流水》《阳春》《白雪》也和许多优美的传说一起，留存至今。

在秦代，宫廷设置了掌管音乐的专门机构――“乐府”。汉朝建立之后，承袭秦制，也建立了以收集、整理、编辑民歌为主要任务的乐府。据说汉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房而悲，慷慨长叹曰：“善哉乎!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乐府还从民间遴选优秀的琴人，任宫廷中的鼓琴待诏。师中、赵定，龙德就是西汉中期宫廷中的鼓琴待诏。

除了宫廷琴家之外，汉代文学家蔡邕父女、司马相如以及哲学家扬雄、刘向、桓谭等人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琴人。他们不但对琴乐有诸多论述，并有作品流传于世。

司马相如的一曲《凤求凰》，虏获卓文君芳心的故事流传至今，传为千古美谈。汉武帝的陈皇后被冷落之后，独处于长门宫中。为挽回汉武帝的眷顾之心，陈皇后千金买赋以求汉武帝回心转意。为此，司马相如写下了著名的《长门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晋名士”为掩饰内心无告的痛苦，“竹林酣畅”、“采菊南山”，在琴乐中寻求一种超然自适的处世态度。“建安七子”中的阮，“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阮咸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戴、宗炳、柳恽、柳谐等人，俱以善琴而著称于世。其中嵇康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洒脱与临刑前“广陵绝响”的悲壮，更为世人所乐道。与这些文人琴家相关的琴曲《酒狂》、《广陵散》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曲目。此时的《碣石调・幽兰》则是目前唯一流传于世的用文字谱记的琴曲。

“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隋唐时期的古琴，多少显得有些许落寞，但在文人雅士中依旧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唐初琴家赵耶利除对当时流行的琴曲“削俗归雅，传之谱录”外，还辑录了《弹琴右手法》、《弹琴手势图谱》等解释演奏法的著作。薛易简在其撰述的《琴诀》中，总结了古琴音乐可以观风教、慑心魂、辨喜怒、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的功用，并提出演奏者必须“定神绝虑，情意专注”，这些均为后世琴家所重视。诗人王维、李白、白居易、顾况、韩愈、张祜、元稹、温庭筠等文人也写下了蔚为可观的琴诗、琴赋、琴文流传后世。如李白的“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的诗句展现了蜀僧高超的琴技。

古琴谱从文字谱到减字谱的演变在唐代已臻完善。晚唐时曹柔鉴于文字谱使用不便，以至“动越两行，未成一句”，便在文字谱的基础上予以减笔，既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谱式――“减字谱”。后人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形成了至今依旧沿用的古琴记谱方式。

宋朝的帝王多好古琴，视其为华夏正统而加以提倡。宋太宗赵光义于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将古琴的七弦增至九弦，制成“九弦琴”；宋徽宗赵佶设“万琴堂”来保存在全国各地收罗的名琴，宋高宗赵构制造盾形的古琴送给臣子以示抗金之志。当时的文人如范仲淹、坡、欧阳修、王安石等都与古琴有缘。欧阳修的“幽忧之疾”，因从孙道滋习琴而“不知疾之在其体也”。他的名篇《醉翁亭记》，被太常太傅沈遵“归而以琴写之”，创作了琴曲《醉翁吟》。数年之后，二人相逢，在夜阑酒酣之际，沈遵弹起这首《醉翁吟》，琴声“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欧阳修即作《赠沈博士歌》以赠之。30年后，沈遵之友崔闲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东坡居士为之填词。崔闲弹琴，坡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一时传为佳话。

北宋朱长文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琴史》，该书记载了宋代以前一些重要琴家的史料。另外，如崔遵度的《琴笺》、则全和尚的《则全和尚琴论指法》等都是比较重要的琴论著作。而《琴苑要录》中收存碧落子的《昕琴法》以及《断匠秘诀》、《琴书、制造》等文，是较早关于斫琴的专著。

明朝皇帝中的宣宗、英宗、孝宗、怀宗等都喜爱弹琴。王室中的宁献王、衡恭王、衡王、益王、潞王等也嗜好古琴且颇有造诣。清代的康熙、乾隆、嘉庆也精于古琴。乾隆皇帝收藏历代名琴，请侍臣梁诗正、唐侃将其断代品评、分等编号，绘为册页，记录存世。

自明嘉靖末期之后，每年都有三四部琴谱问世。现存明代刊存的40多种谱集，大多是那个时期所刊刻的。其中由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所主持编印的《神奇秘谱》是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该谱收集、整理，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传谱，为研究早期的古琴艺术以及中国古代音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后，又有《风宣玄品》《西麓堂琴统》《松弦馆琴谱》《大还阁琴谱》《五知斋琴谱》《自远堂琴谱》等不同流派的谱集流传于世。《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曲目。

有关古琴的论述在明代虽不如宋朝时那么丰富，但冷谦的《琴声十六法》、徐青山的《山琴况》对古琴演奏美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受到世人的推重。蒋克谦的《琴书大全》收录了历代有关琴学的记载，为琴学研究提供了便利。

自明清以降，宫廷中专职的琴人也逐步减少。特别是西方音乐的大量流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日趋瓦解，使古琴面临着濒危的境况。幸有一批琴人相继成立了一些民间琴社，如北京的“云琴集”、济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长沙的“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扬州的“广陵琴社”、南京的“青溪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为古琴艺术的传播与延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49年以后，古琴得到国家的重视，特别是1956年，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采访小组依次到访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绍兴、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等地。全程历时三个多月，共采录81位琴家285首琴曲，同时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琴谱以及古琴的资料，为其后《琴曲集成》、《历代琴人传》、《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2003年11月7日，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古琴艺术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的精粹，更为世人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