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前世今生

人民币是先于新中国政权诞生的。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史是一部新中国货币史，是新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本位货币的诞生，是一个国家货币制度和货币体系的确立。从利用缴获的设备印刷，到部分借助外援，再到自主研发印刷及防伪技术，人民币曲折的成长史浓缩了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

现代银行诞生

从西周一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以铜钱作为主要货币。

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大量输出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而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又限制了进口需求，对外贸易一般都以白银结算，贸易出超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白银，这使得不产银的中国把白银作为货币成为可能。

到清朝后期，白银已经成为我国的主要流通货币，而铜钱则退位为辅币。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兀自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大清王朝，先后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货币流通也陷入了纷乱动荡的时代。

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外国列强纷纷在华成立银行，发行以银两、银元或者外汇作为兑现本位的纸币。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时任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的建议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建立并发行纸币；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开始发行银两票、银元票和钱票；1907年，交通银行成立。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北洋政府将大清户部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而交通银行则保留下来，一起成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两个国家银行。由于这一阶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1912年到1928年间，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也先后建立并崛起。这些银行，都发行了以银两或银元为本位的纸币。

“袁大头”盛行

从清朝早期开始，流入中国的白银大都是以银元的形式出现。外国银元的大量使用使得“当局者始窃窃忧之”，并“提议自铸银元，以抵制外银之输入”。

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政府批准由广东银元局试铸标准银元，后来湖北省、江南省(包括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奉天省(即今辽宁省)、吉林省、北洋机器局等，都先后开始铸造银元。

到清朝末年，全国的货币体系构成大致如下：最重要的是银两；银子下面是银元，银元要看面值和成色来决定其价值；银元下面是铜板，铜板上印的一般都是“元宝”或“重宝”；铜板下面是铜钱，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硬币。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铸造以孙中山侧面肖像为版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面值分别为壹元、贰角、壹角。此后在整个民国时期，何人称总统，便发行何种钱币，这使得中国市场上白银货币的流通更趋混乱。

为了整顿混乱的货币体制，北洋政府在1914年公布了《国币条例》，规定以一圆银元为本位币，同时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贸易等商品交易活动时，都必须以新铸造的银元为交易手段。同年12月，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首铸新版银币，其正面刻有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刻有嘉禾纹饰与币值，俗称“袁大头”。

因为“袁大头”的币型统一、易于识别，重量成色也比较准确，很快便在全国推行。1914年至1921年间，“袁大头”曾多次铸造，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流通货币。

“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

由于鸦片贸易、不平等条约赔款以及关税、盐税丧失等原因，我国白银持续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中国开始出现持续的通货紧缩，市场一片萧条。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为缓解通货紧缩，1933年4月，财政部公告，规定所有用银两征收的税款及关金(即海关税)，一律改为采用银本位币(银元)，在交易中仍使用银两收付概念的，法律上无效。

这就是我国货币史上著名的“废两改元”改革，使中国混乱已久的币制统一，成为中国货币制度迈向近现代化的第一步，人民群众也逐渐接受了“元”这一概念。

“废两改元”以后，尽管银两已不在市场上流通，但白银仍然是法定货币(只是改成了规定成色的银元)，而1934年席卷美国的白银政策，由白银流失所带来的严重通货紧缩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于是，在“废两改元”仅仅两年之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5年11月再次币制改革公告，实施“法币”政策，禁止白银在国内流通……

法币政策的实施，使旧的银本位制度被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所代替，白银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是我国的流通货币，银币、生银、银锭及其他银类开始退出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纸币只能用作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不能用作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后来出现的人民币，正是以法币的发行为模板，建立起人民政权领导下的不兑现信用纸币体系。

法币崩溃

由于法币不受硬通货储备限制，国民政府又实施财政赤字政策，法币发行量逐年猛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发行额达到了惊人的5744.1亿元。

日本投降之后，为了扩大内战、镇压人民反抗，法币发行更加失控。到了1948年8月，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物价水平与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相比，上涨3492万倍。

正是通过实施法币政策，四大家族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依靠政治权力确立了官僚资本在中国的绝对垄断地位。

在这一急剧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曾经在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忘我牺牲、浴血奋战的政要、士兵军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觉得受到政府的愚弄、欺骗和掠夺。

1948年8月，在法币系统彻底崩溃之际，以总统名义“财政经济紧急令”，公布“金圆券发行法”，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然而，很快金圆券也陷入和法币一样的命运，从1948年9月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仅10个月时间，金圆券贬值超过2万倍。通过金圆券政策，政府把原来倾向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掠夺得一无所有，仅余的民心、士气丧失殆尽。

人民币的前身与孕育

正是在国民政府法币系统的崩溃过程中，人民币逐步诞生。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面对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货币，开展生产自救活动。

1931年11月，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也随即成立，并相继发行了5分、1角、

2角、5角和1元5种面值的银元券。

由于随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不得不随红军开始长征。到达陕北后，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组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西北分行，后来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根据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国民政府支付薪水，抗日根据地不建立银行、不发行货币，中共所领导的根据地银行此时大都停办。

然而，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并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为应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大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地方货币，这些货币被统称为“抗币”或者“边币”。除陕甘宁边区的边区银行券之外，还包括晋察冀解放区的边区银行券、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币、晋绥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券、淮南根据地的淮南银行币等。

据统计，仅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政权所发行的“抗币”和“边币”就达700多种。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华北地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都继续发放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的解放区也都纷纷建立新的地方银行，发行新的解放区地方货币。

1945年8月，原苏中、淮南、淮北、皖中、浙东、盐阜等地区地方性银行统一合并为华中银行，发行华中银行币；1945年11月，东北解放区成立东北银行总局，发行东北银行币；1947年9月，中原解放区成立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银行币；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发行西北农民银行币；1948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基础上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币；1948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发行内蒙古银行币；1949年7月，华南解放区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发行南方人民银行币。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各地区之间货币的不统一成为了贸易往来和野战军机动作战的最大障碍。为了协调地方货币，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山东人民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边区政府协商，北海银行币、华北银行币及西北农民银行币相互通用；1948年11月15日，华中银行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银行币。

伴随着各个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全部解放区的货币统一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金融新纪元：人民币发行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节节胜利之际，在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组建中央银行，制定统一解放区货币的措施。

关于中央银行的名字，当时很多人建议用“联合银行”、“解放银行”等，但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总经理何松亭建议，采用“中国人民银行”一名，以体现人民特色。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未来的中央银行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1948年12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行在全国解放区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券”。

为区别于以往的地方货币，这种货币最初被称为“新币”、“人民券”、“中国人民银行券”等，直到1949年6月，才被正式定名为“人民币”。

194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到北平。1949年3月到年底，中州农民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华中银行以及南方人民银行，都相继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人民银行分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币成为新中国唯一合法流通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不仅有回收解放区旧币的问题，还涉及到肃清所发行的金圆券，以及外国银行在华所发纸币的任务。

194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即着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回收各解放区货币，建国之后，除东北和内蒙古仍在使用原有的解放区货币外，人民币已经基本完成解放区旧币回收问题。

对于原统治区的金圆券，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限期兑换的策略。例如，1949年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圆券可以流通20天，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圆券500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安定了人民的生活，而且迅速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

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之一，其中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多；港币则流通于华南和西南地区，在广东、福建以及西南的重庆最多。

针对上述情况，人民政府制定了外汇管理办法，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凡持有外国货币者，必须在限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兑成人民币，或者作为外币存款换取外汇存单；一切外汇业务，包括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汇兑、外汇买卖，都必须由中国银行办理或在其监督下由指定的银行经营。

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初，北平和天津解放到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币，以美钞为主；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到1950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打击广泛流通于华南城乡和西南地区的外币，以港币为主。

对于金银货币流通现象，人民政府则出台了禁止金银流通和低价兑换的冻结政策。

稳定通胀　统一币制

1949年开始发行人民币以来，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的办法。

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3月份则达到了49100亿元，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

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的编制和待遇、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统一国营贸易、统一物资管理与调配、统一现金管理、统一管理私营企业。

在这一强有力的现金管理措施下，到1950年4月，人民币开始大量回笼，到5月10日，货币量已经比3月末减少了39％。物价开始逐步下降，在中国持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被遏制，全国经济趋于稳定，人民币信誉建立。

鉴于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3月20日命

令，宣布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195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发行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并在全国流通，限期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同时东北银行、内蒙古人民银行和新疆省银行均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

到1951年底，除和台湾外，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币已基本实现币制统一。

人民币60年：你所不知道的那些故事

1948年12月1日，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政府和地方银行以及日伪政权银行发行的五花八门的货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今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的三层小灰楼里，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面世了。

那天，“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要新币的样子看”，五套人民币的故事也从那天开始了

第一套人民币：定海神针

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所长张新知告诉记者，第一套人民币对印制和发行的基本要求就是服从干战争的需要。每解放一座城市、一个地区，都要用人民币收兑伪币和其他货币，因此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解放区的一些老印刷厂派出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携带小原版随军行动，解放哪里，就接管那里的印刷厂，老厂、新厂一起上。

由于条件有限，在离总行较远的地区，只能授权区行因地制宜，就地印刷发行，纸张、油墨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因此，第一套人民币的纸张有解放区造的桑皮纸，有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波纹水印纸，有从市场上采购的挪威道林纸，还有从敌人仓库里接收的美钞纸。油墨更是有什么用什么，并不十分讲究，以至于同一票券出现了多种颜色差异，同一面额往往有几种规格、颜色和图案各异的钞票。

第一套人民币60个票券中，有一张纸质最差，印刷最粗糙，而且票面上的行名、冠号、图章、面额位置等都与其他票券不同，这张1949年7月发行的票券因右侧的水牛图案较大且突出，因而被称作“水牛图”5元券。

“水牛图”5元券“先天不足”是有原因的。它是第一套中唯一一张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印刷厂印制的，光华印刷厂诞生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条件简陋。草板纸买不到，就用羊皮革代替；刷药纸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钞票纸缺乏，只好自制麻纸，但麻纸不平不光，还不吃水。“出身贫寒”的5元券因纸质太差，存世极少，如今却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组建一个设计班子成了最棘手的问题，筹备处多方搜寻，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久和沈乃庸两人，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背面图案和花符设计。按照国际惯例，的头像被设计在票面草图上，谁知送审后遭到了的否定。认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当时他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他的像。于是，久和沈乃庸又遵照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图景”的指示，重新设计了全套票版图案，主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场面。

第一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

董必武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也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请董必武书写人民币上的汉字。董必武推辞说，我写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师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来写吧。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字。南汉宸筛选后，董必武刚劲挺拔的“柳体”就出现在了第一套人民币上。

第二套人民币：新中国风貌

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并进行货币改革的设想，在建国初期就提到了有关领导人的议事日程。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定于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的折合率为1:10000。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罗工柳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并参照英镑上的女王像、美元上的总统像和卢布上的列宁像，他在有些票券上设计有肖像。票券呈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核后，再次遭到本人的否定。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

于是，在指示下，2角券号火车上的像改成了五角星，1元券天安门上的像和5元券人民游行图景中的像也都被去掉了。

新币发行仅4个月后，群众反映红色1元券有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后经技术鉴定，确认原因是油墨的性能差，影响了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而当时江南地区的群众爱收藏新币，把钞票放入松、柏、杉的木箱子里，遇上潮湿的天气，就发生变色褪色现象。

而红色钞票的可变性最大，黑色则较稳定。所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的指示，决定改版1元券。对于改版后的颜色，有人认为中国人有尚红的习惯，红色群众容易接受，有人认为黑色利于钞票防伪，最后设计人员将红黑两种方案一同呈报李先念和陈云同志。陈云批示：“我认为黑色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看后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确定了下来，它与红色1元券除颜色和年号不同外，还接受了李先念的提议，取消了天安门上的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由于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整、精致，防伪效果突出，发行后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称赞这套人民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到1955年6月份，市场上的新币已经全部取代旧币流通，并且做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保证了银行信贷和金融业的正常运行。

第二套人民币曾短暂使用过3元券，这是人民币发行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1至10这十个自然数中，3一般不作为币值使用。而发行3元券缘于一段敌我斗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蒋不断利用空降和经由港澳向中国境内散播假钞，人民难以区别真伪，单靠银行不可能阻止假钞的流通。在给驻苏大使的电报中说：“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但只发行1元券又嫌太小，故决定增发3元券。”

第三套人民币：自力更生

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券被世界钞票界公认为是一张杰出的作品，在国际钞票界的一次评比中，它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这张钞票的设计非常巧妙：炼钢工人生产时倾斜的姿势充满了力量之美，而且他手持的钢钎末端正好被票面

面额覆盖，花团锦簇的“伍圆”二字好像熊熊的高炉，使炼钢工人的钢钎的有所指，与炼钢工人倾斜的姿态也有照应，票面设计稳中有动。

5元券背面的露天煤矿是设计师侯一民参照抚顺和阜新的煤矿画的。1元券正面的拖拉机，侯一民在天津一个国营农场照着实物画了整整两天。但侯一民没有发现，1元券上的拖拉机是捷克造的，5元券上露天煤矿上的大铲车是苏联货。“”时，第三套人民币上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画让侯一民吃了不少苦头。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得到了十分详尽的指导。

他建议把原5元券和2元券的背面图景相调换，将露天煤矿用在5元券背面，与炼钢工人相配套；石油矿井用在2元券背面，与车床工人相配套，这样更合理。

他还要求把原1角券的“干部参加劳动”图景改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图景，“因为1角券学生们用得多，对他们可起教育作用。”

另外，1元券稿样中的一处汉语拼音错误，也被细心的发现并改正了过来。

第三套人民币在印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引进了一些国外印刷机，但印刷上还是不能解决多色接线问题，原计划从苏联引进的印刷设备，也因中苏关系紧张未能实现。

我国印钞界得知卢布的防伪是沙俄时代的印钞专家奥洛夫发明的，于是向苏联专家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我国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于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印钞专家自行研制印钞机，并终于在1958年陆续改造和研制成功。这不仅解决了人民币印制的主要技术难关，而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结束了我国货币生产依赖外国的历史。

第四套人民币：命运多舛

“”开始后，“极左”思潮盛行。196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部分群众对人民币1元券天安门上没有像、红旗和标语提出尖锐批评的情况，提出了新版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并在1968年7月向国务院报送，新版人民币设计方案初稿以“三个突出”(突出的光辉形象、突出思想、突出的革命路线)和“两个反映”(反映“无产阶级”、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题思想，受到的批评。

1969年4月8日，人民银行总行第二次向国务院上报新版人民币设计稿，票券画面主要反映“极左”内容，未获批准；1975年11月18日，财政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并)第三次向国务院上报设计印制新版人民币的报告，设计方案的图稿主要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李先念批示：“放一放再说。”1976年5月10日再次请示，李先念批示：“暂时不办。”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重新设计第四套人民币。

参与了前三套人民币设计工作的罗工柳带领五人设计小组，确定了以56个民族人物头像为票券图案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民币不是政治宣传画，不能图解一个时期的政策，应当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并突出民族性；另外，人物头像利于防伪，这也是世界各国钞票设计的普遍趋势。于是，设计小组决定，人口总数百万以上的民族上人民币，从10元券到1角券，每种票券上画两个民族人物头像，人口多少与票券面额大小相对应。

经过两年的跋山涉水，罗工柳等人完成了全套新币的设计方案。但这时，中央根据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需要，临时决定增设50和100元两种大面额票券。这下可难住了罗工柳，民族人物头像的设计已成体系，人口最多的汉族已经用在了10元券上，50和100元上还能用什么呢?

当时适逢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设计组成员周令钊在电视中看到国庆游行队伍中的四辆彩车，彩车上是、、刘少奇和四位领袖的头像，他灵机一动，100元券何不放上四位领袖的头像?

这一想法得到了罗工柳等人的一致赞同，经过认真考虑，最终确定了在50元券上设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头像，100元券上设计四位领袖的浮雕头像。1983年3月3日，国务院核准印制，和知识分子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币上。

第五套人民币：跨世纪货币

第五套人民币继承了中国印制技术的传统经验，借鉴了国外钞票设计的先进技术，在防伪性能和适应货币处理现代化方面有了较大提高，各面额货币正面均采用主席建国初期的头像，底衬采用了中国著名花卉图案，背面主景图案通过选用有代表性的寓有民族特色的图案，充分表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壮丽的山河，弘扬了中国伟大的民族文化。

为提高第五套人民币的印刷工艺和防伪技术水平，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8月31日发行了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纸币和不锈钢材质1角硬币，主图案与1999年保持一致，但变光数字、面额水印位置调整，背面面额数字加后缀“YUAN”等。

第五套人民币各面额票券的正面主图均采用在建国初期的形象，这是人民币首次采用单独的像。

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所长张新知告诉记者，人民币图案采用伟人头像是有科学道理的，主要是货币防伪的需要。研究证实，人们一般对人物图像最为敏感，尤其是熟悉的人物。有人做过一组试验，将华山、黄山、泰山、衡山等图片混在一起，即使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分辨起来也很困难，而人们对于人物头像特别是非常熟悉的人物头像的变化最为敏感。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一些偏远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文盲，但人民币上的头像只要有细微的差别或异样，人们就能马上识别出来，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货币都采用伟人头像的原因。

为了绘制出传神的头像，设计人员用了2个月的时间，画了十几幅素描稿，请美术学院的专家进行了指导，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还专门召开研讨会，听取老专家的意见。

人民币上的图案并非完全写实，有的借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用拼接的方法呈现现实中不会出现的场景。像5元券的背面图案泰山，就是把“五岳独尊”的石刻和泰山主峰放到一起，现实中其实看不到这样的景观。同样，1元券背面的三潭印月，摄影师所在角度只能拍到两座石塔。

为了制作50元券背面的布达拉宫图，上海印钞造币厂的两位高级美工来到拉萨，他们寻找很久，最终在一个水厂的厂房顶上找到“最佳角度”。经过拍照、素描和反复修改，最终设计出了人民币上的图案。(辛也、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