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对吉本芭娜娜文学作品互文性的解读

时间:2022-06-29 05:57:24

后现代语境中对吉本芭娜娜文学作品互文性的解读

[摘要]互文性最早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来的,是指文本的意义与其他的文本相关联。吉本芭娜娜是与村上春树和村上龙齐名的日本当代著名大众小说作家。文章通过对其小说《N·P》中所体现的语篇内互文、对传统和现实的互文以及与作者其他作品间的互文,来分析芭娜娜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互文性特征。

[关键词]吉本芭娜娜;后现代主义;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I3/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135-03

文学创作和批评方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经历各种流派的思辨和撞击发展至今。文本间性又称为“互文性”、“间文本性”和“文本互涉”,最早是由法国符号学家、解构主义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权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1966年提出来。文本间性是指文本的意义与其他的文本相关联。克里斯蒂娃所描述的“文本间性”,是索绪尔的构造主义符号学(符号在文本结构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的研究)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各文本[特别是小说]和话语中存在的多义或异质、异形的研究)统合而尝试出的新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如果并不是作家向读者直接传达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由其他文本被传达的“符号”互相参杂、渗透、过滤,从而文本间性的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例如,我们在读詹姆斯·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时,我们作为近代人的文学性实验,或者作为对庞大传统的反应,或者作为对他人对话的一部分,亦或者作为对自我谈话的一部分来共时性解读文本。这种文本间性的文学见解,正是对罗兰·巴特“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作者,而在于品鉴其的读者”观点的补充。

美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伊哈布·哈桑通过后现代主义对抗现代主义的角度,罗列了一系列与现代主义相比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中一项就是现代主义的“体裁/疆界分明”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互涉文本”的比较,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基本特征之一即包含了“互涉文本”。罗兰·巴特和德里达、利奥塔等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要求消解元话语和同一性,主张文本间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大力推崇文本间性的概念并加以发展,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与“超文本”性相互联系研究。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日本,随后逐渐形成为一种时堪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吉本芭娜娜出身于日本东京,在日本是与村上春树和村上龙齐名的大众小说家,其父亲是日本著名评论家、诗人的吉本隆明,姐姐是漫画家宵子,母亲和子是出版了句集《寒冷前线》等的日本俳句诗人。在这样的书香世家里成长起来的吉本芭娜娜,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在1987年由小说《厨房》获得海燕新人文学奖而出道以来,已经出版了独著43部小说,随笔27部,合著10部著作,成为较多产的作家,其中四部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是颇具国际知名度的日本作家。

《N·P》是芭娜娜早期小说中较长篇的一部,1990年刊行,1993年芭娜娜凭借该小说获得了意大利SCANO文学奖,曾被改编为日本同名电影。《N·P》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事,主人公风美的男友庄司因翻译一个住在美国的日本人作家高濑皿男的小说而自杀,由此展开了故事情节,机缘巧合下风美遇到了高濑的两个与自己同龄的孩子,在逐步产生友情互相了解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高濑在自己的小说集《N·P》里收录的第九十八篇小说中所描述的人和事即是高濑本人和自己未曾谋面的私生女“萃”相遇的一段不伦之恋;而在这第九十八篇小说之外作家高濑自杀后,“萃”又巧遇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已彦”并坠入爱河,两个纠缠在亲情、血缘和爱情痛苦中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分离迈入新人生的结局。

一、语篇内互文

小说最精彩之处,即在于其语篇内的互文互动,也具备了元叙事风格。元叙事是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中的一项重要技巧,即是作品中套作品,文本中套文本。虚构世界的虚构行为已经构成故事,而且充当了小说的结构功能,从而使得故事本身具有了不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内在独立性。《N·P》中小说内情节设置了一个三层同心圆,最内层是自杀了的小说人物《N·P》的作家高濑的第九十八篇小说故事情节;中间层则是相对于第九十八篇小说而在芭娜娜小说中相对现实中作家高濑由于某种缘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遇到了自己的私生女并与之相恋的故事;最外层则是高濑所著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其自己的女儿“萃”在他自杀后又无意中遇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并与其相恋的哀伤故事。最内层与中间层形成了共时关系,而最外层则与中间层形成了历时关系,使得小说充满了动态、三维立体感,故事情节扑朔迷离,让人回味无穷。

语篇内互文互动,其意义在于如下两点:(1)作者自我评价和审视。元叙事本身也渗透着文内评价的含义,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在互相评述小说中的同名小说,从而再现其创作小说时的想法和思维。在芭娜娜小说《N·P》中,主人公风美与乙彦再次相聚时的场景,作者借风美之口述说,“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本应是存在于故事中的属于过去的人物”,“好像在一个三维空间里再次重逢”,此时,作者芭娜娜也如风美一般置身于小说之外,把创作的灵感溶入到了小说当中,也让读者感受到动态的层层叠加的思维。(2)与读者对话。文学话语不仅与外部世界相关联,也和它自身内部的参考文字相互渗透。因此,互文性往往呈现出混合的形态,这也是它的特色。它将若干的言语、语境以及声音罗列在一起,也为读者提供了多层次的阅读,使得读者可以从组成文本的素材中读出不同的话语。《N·P》小说中套小说,相对于高濑的第九十八篇小说,主人公风美、乙彦、姐姐关和妹妹萃之间发生的事确实相对现实的,也即是究竟是现实还是小说,似乎很难分辨了,这就产生了隐喻,隐喻着即使在人类社会的现实中,也往往如同小说故事里一般充满了变数,充满了扑朔迷离的因缘,充满了真挚而令人向往的感情,值得人们去追求,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勇于自我救赎。读者的任务就是与这一他者对话,或是与这种超文本形成新的互文性关系:作者交给读者的这种互文性阅读任务。

二、与传统、习俗、现实的互文

《N·P》在整个小说情节编排的过程中,不断融入作者自身的思想,在小说的第一页,即写道:“讲完怪谈百物语的第一百个故事时总会发生什么,而在那个夏天,我的体验就恰如那第一百个故事,仿佛真切地经历了那种事情。”在此,作者似乎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源泉:怪谈百物语。“怪谈百物语”是日本传统的以鬼怪故事为题材的民间游戏,晚上友人们聚在一起点上100盏灯开始轮流说荒诞鬼怪的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就掐灭一盏灯,相传第100个故事讲完所有的灯都掐灭漆黑一片的时候,鬼怪的真身就会出现。日本历史上也出现了收集这些鬼怪故事编辑而成的书籍,日本延宝五年(1677年)的《诸国百物语》等就是代表作。从室町时代开始进一步发展成为怪诞文学,江湖时代成了一种风潮。日本现当代除森鸥外著有同名小说之外,手冢治虫、杉浦日向子也出版了同名漫画。值得一提的是,吉本芭娜娜自小就读藤子不二雄的《怪物小弟》和《怪物Q太郎》漫画长大,她曾戏说自己的初恋就是Q太郎。日本新生代的小说家、漫画家由传统色彩的传奇故事而引发了新的创作灵感。

三、与作者所著其他小说之间的互文

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从其处女作《厨房》开始,几乎都具有如下特点:(1)以年轻女性为主角,女主角都会遭遇童年的不幸。《厨房》和《满月》的女主角美影“父母双双早逝,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上中学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几天前,奶奶竟也离我而去”。《甘露》的女主角“在母亲生下我和妹妹真由以后,父亲因脑溢血遽然死去。六年前母亲第二次结婚,生下弟弟,一年前离了婚”。《雏菊人生》里的雏菊的母亲是个未婚妈妈,“那个身为我父亲的人好象并不知道我存在”,但在雏菊小学的时候,妈妈却因车祸去世了,从小由姨妈和姨夫抚养。《N·P》也不例外,风美九岁时父母因父亲喜欢上别的女人而离婚,在十九岁之前一家三口:母亲、姐姐和我住在一起的单亲家庭。(2)因某种因缘与无血缘的人相遇,重组新型家庭。《厨房》的美影在自己最后的亲人奶奶也去世之后,在葬礼上遇到了以前在奶奶的花店打工的可爱男孩田边雄一,雄一把美影接到自己家寄宿,由此和雄一变性的爸爸(由此成为了妈妈)一起生活,组成无血缘关系的新家庭。《N·P》中风美偶遇自杀了的恋人庄司翻译的小说作者高濑的一对儿女以及私生女“萃”,得知作者高濑及这些儿女间破碎了的家庭和父女、兄妹近亲关系发展经过,以及最后在“萃”选择牺牲自己而退出后,风美和乙彦能重新走人生活的正常轨道。“归根结底,无一不是继续深化着在处女作《厨房》中所探讨的关于家庭的破碎和家庭的再生,以及现代人寻找自我居所的主题。”(3)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在不健全的环境下成长、患上了某些心理障碍的角色。《哀伤的预感》中的弥生由于亲眼目睹了父母亲车祸去世现场而丧失了童年的记忆;《白河夜船》中寺子经常穿梭在梦境和现实当中;《月影》中女主角的亲密爱人阿等和他的弟弟阿同的恋人由美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阿栋太思念由美子而穿着她的女式校服出入在校园和街上;《N·P》的风美小时候由于父母离异而患上了失语症。(4)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磨难后,在与他人的共处中逐渐找到新的生活重心,实现自我治愈、自我成长的某些经历,因而芭娜娜的小说被称为“治愈系”小说。

四、结语

小说的互文性是作者基于自己对历史、风俗、见闻以及自己对知识的吸收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创作从而产生的特性。吉本芭娜娜的作品《N·P》中的互文性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采用了互文性的叙事写作手法,使得作品语篇内产生互文,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立体感和鉴赏性;另一方面,小说中体现的与民俗故事、漫画的互文,以及与芭娜娜所著其他小说之间的互文,则是文学评论中后现代主义互文性评价依据的体现。而同一作家的作品间存在太多的互文特性,也被指创作缺乏新意、套路单一。这就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有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对知识的吸收、学习和升华,才能产生新的互文甚至超文,创作出更多内容丰富题材风格新颖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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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向远,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J],国外文学,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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