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

“走出去”的现状

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据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8%，直接对外投资存量达到517.2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1357.9亿美元，签订合同额1859.1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356.1亿美元，合同额403.6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6.6万人；对外设计咨询累计完成营业额14亿美元，签订合同额23.4亿美元。2005年，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计1067家，中方协议投资额69.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7.3%。

但另一方面，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走出去”企业的业绩难如人意。

近年来，“走出去”成为国内一些大企业共同的战略选择，2003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中国企业开始涉足海外资本市场。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一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额高达62亿美元，然而一些研究表明，60―70%的合并案例是失败的，其中，收购企业中有四分之三股价下降了20%以上，仅有36%的企业能维持收入增长。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曾列为2004年度我国最大海外投资案例之一的TCL和阿尔卡特案，该投资使TCL损失巨大。

更有研究指出，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仅有3成盈利，3成亏损，4成维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由于监管不到位，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机期货亏损5.5亿美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2.“走出去”的规模仍然偏小。

虽然我国“走出去”的发展速度较快，但规模仍然偏小。在过去20多年里，作为“走出去”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都达到近50%，但尽管发展迅速，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情况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很小。截止到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从平均投资规模看，海外投资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除少数资源开发型项目和跨国并购项目，相当一部分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只有几十万美元。根据2003年底的数据计算，目前境外投资企业累计平均项目投资额为153万美元（见图1）。

3.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格局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不断拓展，但低层次的格局仍未改变。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所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几乎囊括了三大产业的各个领域，并且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不同行业交叉投资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主要以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例如，在2004年55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业投资为18亿美元，高达32.73%。虽然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近年有所增加，但比例还很低，对外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4.“走出去”的模式比较单一。

虽然“走出去”的形式日趋多样，但仍然是以对外承包工程的模式为主。如表1所示，在整个2005年营业额（投资额）当中，对外承包工程收入为217.6亿美元，占64.56%比例；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部分占20.53%；而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分别仅占14.24%和0.67%。

问题产生的原因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实际决定因素是那个社会有组织的结构，即制度。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认为：只要交易费用为一正数，产权制度就将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因此，从制度分析入手，才能真正发掘出我国“走出去”的问题在种种表象下的根源。

1.产权界定不清晰是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

科斯认为，在公司内，主要是通过计划、权利来配置资源，而这一点显然不同于基于价格调节的市场机制。由此，科斯强调产权制度、所有权结构对公司内资源配置所起的作用。产权明晰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带来效率，而排他性的产权之所以有效率则在于它是有效激励机制和交易产生的基础。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产权残缺问题，产权制度的缺陷严重影响了企业“走出去”的目的、途径和对外投资管理的效率，从根本上制约了“走出去”的业绩。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实际上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这就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虽然享有了国有资产的控制权，但并没有享有与其控制权相应的收益权，所以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相应的责任。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经营者为获取控制权收益而进行一系列短期行为，致使企业“走出去”目的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受内部管理层或者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从而使“走出去”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出现明显的投资决策失误等先天不足的现象。

另一方面，产权安排也决定着管理制度。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无法使经营者合理地行使其权利，从而造成国有企业母公司本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而境外子公司（机构）的治理机制实际上又是国内母公司治理机制的延伸，这就造成了我国境外公司（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等严重问题，进而直接导致了大部分国有企业海外经营失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事件。

2.产权安排不合理是我国民营企业“走不出”、“长不大”的主要根源。

从产权安排最基本的层面上看，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但要想使企业有效运作，产权还存在一个结构与层次的问题，即企业内部的产权安排问题。由于产权安排不合理，我国民营企业始终难以摆脱个人和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术专业化与管理专业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员对企业的凝聚力。正是由于这种产权结构安排的不合理，我国现阶段民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由于自身管理体制也存在缺陷，专业人才匾乏，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强。这就使得产权相对清晰、机制灵活、市场取向显著的众多民营企业，面对诱人的市场机会、有力的政策导向，仍对“走出去”决策持谨慎态度，或者是采取小规模试探性的措施。

由此可见，产权制度作为最基础、最有效的激励制度在我国并未真正地发挥其作用，反而成为制约我国各类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根源，这也直接影响了我国“走出去”企业的绩效。

3.政府宏观制度安排不合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这直接决定了我国现阶段“走出去”的模式比较单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仍停留在低层次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宏观经济制度安排一直是为公有制经济保驾护航。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相应的宏观经济制度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我国目前尚无《对外投资法》，这不利于企业依法开展跨国经营和政府依法行使管理权，已有的一些法规和政策也往往由于不完备、不配套而难以落实；我国尚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风险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我国驻外使馆所获得的商业信息一般都反映到中央有关主管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线路。

政府宏观经济制度安排不合理，致使我国“走出去”企业在遭受突发事件时，不能及时得到政府的合法保护。例如，2004年9月17日发生的西班牙焚烧中国鞋暴力事件，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00多万元。

正是因为缺乏足够合理的宏观制度安排，所以相对而言，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大多选择了具有劳动力密集型优势的、风险相对较小的“走出去”模式――对外承包工程和我国经济发展急切所需的资源型行业――采矿业。

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我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核心还是在于制度创新。

对于企业，应力求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激励企业“走出去”的新的制度安排。

而政府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其任务就是完善各种宏观制度安排，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与错位。没有政府的支持，我国各类企业要想“走出去”，要在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加快建立适应全球化形势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立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

具体而言，一是要调整国内政策，包括外汇政策、审批政策等；二是尽快通过《对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使企业在海外有一个公平、宽松的投资环境；三是外交部门要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变，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实现应对海外突发事件的疏导、预防、预警能力；四是要重点扶持帮助企业“走出去”的中介机构，如咨询公司、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要形成一套集约式的中介服务；五是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签订，给企业创造一个很好的投资平台，政府还要与更多国家签订投资协定以保护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合法利益。总之，只有将企业的微观制度创新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有效结合起来，我国“走出去”战略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