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理论书评

摘要:在中国整体经济迈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愈加凸显出其特殊的重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随着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加深,针对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掀起新一轮浪潮,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针对中国的现状进行的实践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国内农村金融的研究理论进行了归类总结和述评,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金融抑制;中国农村;金融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081-03

一、国外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理论

涉及金融制度变迁的理论首先包括信用制度理论、货币制度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三者均侧重于微观领域的研究[1]。在宏观领域,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讨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探索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应采取的金融政策(金融制度)等,几乎概括了金融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

1.金融创新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较多,以戴维斯(S.Davies)、诺斯(North)和沃利斯(Wallis)为代表。这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基于这种观点,金融体系的任何变动都视为金融创新[2]。因此,政府行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制度的变迁,如政府货币政策要求金融稳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这种制度变化本身并非意味着金融压制,而是含有创新的成分。如1919年美国联邦储蓄体系和1934年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都是作为政府当局为稳定金融体系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尽管这是金融管制的一部分,但也被认为是金融制度创新行为――监管制度创新。

2.现代金融发展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阶段,格利和肖、帕特里克、戈德史密斯等奠定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帕特里克( Patrick) 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金融引导经济增长;当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变得日益复杂,此时经济中的摩擦会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并刺激金融发展[3]。在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方面提出两种模式:一是“需求追随”模式,强调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导致农村金融组织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农村经济主体的需求;二是“供给领先”模式,强调农村金融组织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他还认为,这两种模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最优顺序问题。该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的制度供给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3.金融抑制理论。1973年,麦金农(MeKinnon,1973)、肖(Shaw,1973)分别出版了各自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问题,其理论学说通常被归结为麦金农―肖理论体系。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肖和麦金龙认为,在许多发展农村金融制度研究,因为存在着“金融抑制”,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金融二元性”,国有金融组织垄断经营,利率扭曲,资金总量矛盾突出,金融工具不足,信用形式单一,补贴性信贷利率和信贷配给使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麦金龙和Pischke、Adam、Donald在考察了农民与正式金融组织之间的交易行为后得出的结论,论证了这些经典结论。农业是弱质产业,收益率低且风险大,因此在金融市场中政府适当保护农业和农民是必要的[4]。但美国政府1996年农业信息报告说明了政府在力图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损坏了市场效率的事实,并且提出了可通过降低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减少市场分割以改善这一状况。美国学者艾林爵(Paul.N.Ellinger)和奈弗(David.L.Neff)运用随机成本边界法和非参数成本边界法来评估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并用对数成本函数来估计农村金融机构成本关系中随机成本的边界。

在麦金农(1973)发展金融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银行、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肴组织的现代化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另一部分是以高利贷、当铺、私人钱庄等为代表的传统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这样现代化金融市场和传统的金融市场并存的金融结构就是麦金农的二元式金融结构。他们第一次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和产生根源,考察了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政府一般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往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值。一方面,负实际利率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使金融体系的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负实际利率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刺激后者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从而需要实行信贷配给。但是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金融抑制体现的是金融制度由政府主导、制定,他们提倡的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实际上则是发挥个人、组织的自主性创新,提倡非政府经济主体对金融制度作出诱致性制度变迁。

4.世界银行的综合研究报告。近期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以世界银行的综合研究报告(2002)为代表,①亚隆(Yaron) 本杰明、皮普雷克等考察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评价标准。从农村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和农村金融市场的独立性和可持续性两方面,就农村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方面,提出了对于成长(生产)的贡献和促进经济公平发展(如对贫困阶层和落后地区的资金供给)两种判断标准。事实上,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普遍较低及其独特的服务目标,往往不能对其业绩进行恰当的衡量,因此亚隆提出,应主要从服务范围和自我维持程度两个方面来判断农村金融的成功程度。一是在金融服务范围方面,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范围的广度取决于其服务的客户类型和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如为农村贫困农民或低收入农民提供多少服务,是为农业还是为非农业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农村贷款额大小和农村储蓄账户的多少,农村银行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数目,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的年增长率(实值)等等。二是在自我维持能力方面,如果一家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等于或高于其支出(包括诸如其权益的机会成本之类的投入因素),则这家金融机构就被认为是能够自我维持。一般来说,各国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各种或明或暗的补贴主要包括:市场利率与付给优惠性借贷资金的利率之差,以外币计值的贷款损失,低于市价的利率吸收的强制性储蓄,某些或全部营运费用的直接拨付,以及免受法定储备金要求和强制投资的约束等。可以用补贴依赖指数(SDI)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对各种补贴的依赖程度,进而评判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维持能力。补贴依赖越低,表明农村金融机构独立性越高,其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越强。并且以此衡量标准对三个成功的农村金融机构即泰国的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小额信贷部和孟加拉乡村银行(GB)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

二、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述评

总的来看,随着20世纪80年代制度经济学的不断传播和农村金融改革实践的推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1.金融抑制和变迁研究。张杰(1998)对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和变迁进行了研究,指出国家金融控制和金融垄断的目的在1979年以前是为了推行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1979年后则是渐进改革的需要 [5]。黄燕君(2000) 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归纳出该阶段变迁的两个特征:一是从性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变迁,二是其自上而下的特征与农村其他经济制度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路径相悖,直接结果是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且该阶段的变迁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谢家智、冉光和(2000)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认为农村的制度环境、产权制度以及组织制度所决定的利益机制形成了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虽然目前合作金融的框架已经确立,但远未达到合作金融的宗旨 [6]。杜朝运(2001)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的研究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是在基础性制度变迁之前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次级制度安排,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的治理应成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完善制度变迁的一种行动。

卞志村、毛泽盛(2007)对目前学术界对农村金融问题产生原因的三种解释进行了分析。这三种观点分别为:金融抑制观,金融组织不健全观,金融机构内部治理观 [7]。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视角,在解释当前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均有独到和合理之处。但从分析深度来看,金融抑制观比后两个种观点更深刻,因为从某总程度来看,正是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了金融体系色残缺,金融组织不健全和内部治理不完善只是表象而已。因此,金融抑制理所当然的成了引起金融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2.博弈论研究。从博弈论的视角史晋川、杨兆廷(1997,

2009)则对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和发展给出了一个博弈论的解释非正规金融现象实质上是各种利益制衡的结果是政府部门原有金融机构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及企业家社会公众相互博弈选择的结果其背后体现的仍是人的自利动机与来自各方面的约束条件的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也就是说非正规金融的形成是社会各方合作博弈均衡演进的过程。

3.定量分析。从定量研究来看,将金融深化理论应用于中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不多。最早计算中国农村金融相关率(FIR)指标的是徐笑波、邓英淘等(1984),计算方法是用“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程度。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两者的变化规律[8]。张元红(1995 )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与前者类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张兵等(2002)对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他对上述指标进行了修正,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以“农业GDP”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来计算农村FIR,研究结论是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进程大约比全国落后十年左右,同全球金融发展水平相比,大约落后三十年左右。许崇正等(2005)则从影响农民的几个关键因素入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曾经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讲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不利。温涛、冉光何等(2005)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只是农户储蓄比利率上升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村信贷比率上升的格兰杰原因 [9]。程恩江等(2003)应用补贴依赖指数(SDI)法对苏北一个县的信用联社在1999―2001年期间的SDI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在三年中平均分摊该信用联社须将贷款利率提高53%才能抵消获得的补贴的作用。

4.制度效率研究。对制度效率的研究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2005)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归结于农村生产模式及农村金融体系效率的低下等 [10]。姚树洁等(2004)也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以国定资产、权益和存款为投入,以税前利润或者贷款为产出对中国农业银行在1995―2001年间的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以税前利润为产出,则农业银行的平均效率相差约23个百分点,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低。

另外,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大量文献的研究对象聚焦在浙江温州,如史晋川等(2003)、郭斌等(2002)、张震宇等(2003)等[11]。于海(2003)在分析中外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上,从比较制度的角度对中国农业金融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宋宏谋提出应建立多元化、复合式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12]。

三、述评

国外涉及金融制度变迁的有关文献中,基本是对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制度进行研究,少数涉及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相对非常缺乏。不过Levine提出的理论和测算金融抑制程度的方法对于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国的农村金融至关重要,这种金融抑制符合中国目前农村金融的发展的状况,对金融抑制的研究尚少。中国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中,缺乏对制度变迁长时期的数据量化分析,对制度变迁内在影响因素和变迁的动力的分析也有不足,对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的比较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分析。同时,对农户和农村企业在金融领域内行为的研究多是个案性质的,尚有待总结和归纳。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制度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的分析尚少,未来的研究有待于在这方面突破。

参考文献:

[1]王芳.外生金融域内生金融――一个历史视角[J].货币金融评论,2003,(9).

[2]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3]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文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5]张杰.解读中国农贷制度[J].金融研究,2004,(2).

[6]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钱水土.中国农村金融体制三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展望[R],2004.

[8]徐笑波.中国农村金融的变革和发展:1978―1990年[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9]徐唐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10]邓智毅.金融效率制度性分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11]杜润生.中国农村制度变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2]宋宏谋.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