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抉择时刻

2013年春的一天，经常“互掐”的马云和马化腾坐在了同一张沙发上。面对时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就互联网保险公司的种种构想，二人侃侃而谈。

“两位马大侠都说，他们觉得未来的保险业就是在线保险，也就是网络保险。”李克穆回忆道。本着支持创新的原则，李克穆及保监会的领导班子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拍板给他们一张牌照。“二马”又拉上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2013年11月“三马”的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张，在业内引起轰动。

众安在线获得的这张保险牌照，既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全球第一家网络保险牌照。在没有经验和先例的情况下，决策当时引来了众多质疑。有人说，国外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弄得起来？也有人说，他们要是弄起来了，别的保险公司怎么活？还有人担心，这家保险公司全是互联网上操作又该怎样监管？

“首先这家公司是试点运营，首先我们认为，目前是第六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推进网络保险公司大方向是没有错的。其次，本着审慎的原则，保监会将逐步审批其业务范围。最后也是最重要，监管层希望在试点的基础上进行摸索，制定监管政策。公司的设立方案是经过了反复论证和修改的。”李克穆说。

“众安在线的保险业务，从申请到勘测再到理赔，完全网上操作。我们当时的要求就是不能‘沾地’，否则你就做了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做的业务，试点还有何意义？”李克穆表示，现在看来众安在线运营得非常平稳，既没有飞速发展与其他保险公司抢业务，也为网络保险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现实参照。

最近，众安在线被批准开展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业务，但是马化腾当初极力申请的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保险，却始终没有获批。李克穆透露，“马大侠们有很多前卫的想法，但是监管必须要结合现实，更要审慎。”

众安在线开张以后，不少机构创办网络保险公司的热情高涨。李克穆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未来将有新的网络保险公司获批，因为市场需要竞争。而关于网络保险的监管框架，业已基本成型。

“保监会一直鼓励保险公司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参与各项改革，各种创新。”李克穆如是总结众安在线的获批。

李克穆2002年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调至保监会担任副主席，2013年底正式退休。前后11年多，他见证了保险业发展各个节点，也参与了保险监管一系列重大的决策。

监管大戏开锣

尽管2002年才调任保监会，但是在此之前，李克穆早已与中国保险业有了交集。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国务院第一次召开关于商业保险会议的情景。

1998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李克穆接到了开会通知，议题是“研究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和监管问题”。

“从中南海的南院走到开会的北院，一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什么是商业保险？是不是社保的一个分支？跟红十字会的社会救济有关系吗？”李克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百感交集。这些议论也折射出在当时中国商业保险不为人知、可有可无的尴尬处境。

新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史要远远长于保监会的历程。1959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1979年，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内保险业春风吹又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业务。

但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家当时中国惟一的保险公司很长时间闹不清自己姓什么，有人说是事业单位，有人说是企业单位。人保的很多保费当时都是凭着政府的一纸红头文件收上来的。老百姓更是把保险公司看成政府的化身，懵然不知自己曾经与保险公司订过合同，交过保费。

在独家垄断的年代，根本无所谓“保险市场”，也就不存在市场监管问题。然而1988年，平安保险公司作为第一家商业性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中国保险市场正式迎来了竞争。1992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获准在上海开业。保险市场竞争渐成气候。从此，中国的保险业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

彼时的中国保险业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一个部门负责监管，市场的急速扩容，也令监管捉襟见肘。

“国务院召开专门的商业保险会议，也预示着中国的保险业已经到了亟须专业机构监管的地步。”李克穆说，从那次会议之前，国务院就已经开始筹备保监会的成立了。

1998年11月18日，没有花篮，没有贺词，甚至没有其他单位的友情参加，只有保监会首任的几十位工作人员，在京西宾馆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开了近一个小时的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低调成立了。

会后，阜成门内大街410号，当时中国银行的办公大楼里给保监会划出了几间办公室。午餐时间，两名工作人员悄悄地把保监会的牌子挂在了大楼的门前。

尽管成立仪式非常的低调简朴，但是保监会却面临着巨大的监管压力，当时保险市场的“混乱”也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数据显示，在保监会成立之前的1997年，仅这一年当时负责监管保险业的人民银行保险司就撤销违规设立的保险分支机构90个，保险机构1082个。另有100多名保险业高管受到了处罚

“市场缺少规矩，乱得过火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当时的保险界企盼专门的监管，如同大旱望云，执热思濯。”李克穆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由于多年来市场监管“欠账”太多，保监会诞生时就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监管如何着眼于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如何在险象环生的金融市场，为保险资金运用找到出路？中国的保险机构如何走向商业化之路？

好大一组环环相扣的方程式，摆在了保监会的面前。

走上商业化之路

在保监会成立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中国当时唯一的国字号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解体。按照业务，它的三个专业子公司各自独立，成为一级法人。他们分别是，当时承接财险业务的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今天已经发展成新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承接人身险业务的公司，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公司也是今天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的前身。

前述三家公司在成立之初都是单一股东，如何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体制，促使中国的保险机构真正走向商业化之路，成了保监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李克穆调至保监会任副主席，首先接手的事情就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股改上市。

李克穆记得，那时中国人寿的办公地点在北京西城区西内大街冠英园西区5号，是一座并不起眼的低层建筑。但这是一家在全国几乎每个县市都设有分支机构、当时拥有近6万名员工的国有企业，其重组改制绝非易事，难度可想而知。

彼时，围绕着中国人寿的股改重组方案，各方的争论已呈白热化。

“有激进的，他们觉得随着中国加入WTO，必须尽快化解历史上遗留的不良资产，尽快造就能与外资机构抗衡的企业集团；也有的主张循序渐进，通过全盘规划实现宏观和微观的改造。”李克穆回忆道，围绕着中国人寿重组方案的争议，不仅仅为了其日后上市作准备，更大意义上体现的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因此如何抉择显然影响深远。

“最后定下的是创新性的股改重组方案。”李克穆说，经过重组，国寿集团承接了原中国人寿公司1999年6月10日以前签订的保单（又称老保单），中国人寿的巨额利差损由此得到剥离，为上市扫清了道路。

2002年12月23日，中国人寿的前述股改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2003年，资本市场几乎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保险上，中国人寿开始了上市之路。

“这是国内第一家保险公司上市，是在争议中诞生的。”李克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能感觉到压力。

“有的认为，中国人寿上市是个机会，可以为公司内部整改提供有效的外部压力，上市之后借助股东和董事会的压力，才能对经营班子进行有效的调整。也有的认为，如果中国人寿上市时间点选择不成功的话，那带来的风险是不可估量的，建议暂缓上市工作。”李克穆回忆起来仍是记忆犹新，“我当时提出的意见是，能上市确实是个机会，能一举翻身。至于上市的时间点选择则是一个技术问题。”

最后是国务院派出了专家组，保监会配合着做了一系列调研，最终拍板中国人寿国内、海外上市计划。

2003年底，中国人寿在最恰当的时候，给国际投资者奉上一份圣诞大礼，总额逾30亿美元的IPO，成为当年全球最大。而回报给中国人寿的是25倍的超额认购和高端订价。

“现在回头看成功上市并不难，难的是高质量、高水准的成功上市。”李克穆总结道，“我们监管层从中国人寿上市也学到很多市场化的知识，了解到了上市的技巧，此后的人保、太保、平安等公司上市，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

资金运用开闸

保险业一直宣称自己有两个轮子，一个是承保，另一个是投资。但是保监会成立之时，却面临着两个轮子严重失衡的局面，当时中国保险业在资产管理这一块上几乎是空白。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保监会成立之前，基本上所有的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都背负了巨额的利差损，这源于一场“保险疯”。

1997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低存贷款利率后，由于寿险保单的预定利率比存款利率高出两三个百分点，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抢购保险狂潮。

一位老保险业务员回忆道，“当时全国人民疯一样买保险，认识的、不认识的全在呼我，咨询保险产品，要求投保。我的BP机一天到晚都在响！”

据悉，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寿险市场多收了上百亿元保费。由于当时的保险资金只能存进银行或者购买国债，在这种情形下，高预定利率的保单卖得越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远期利率风险越大。

随后几年，央行又多次下调存款利率，银行存款的收益大幅下降，使得具有长期负债特点的寿险资金回报过低，保险公司面临重大的利差损失，这种损失还随着时间滚动增加，而其持续的后果就可能是寿险公司面临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保险企业最重要的是保证偿付能力，而偿付能力需要稳定的利润增长作为支撑，投资是保险利润的重要来源。”李克穆说。

是不是应该给保险资金运用找条出路？这一个问题，从保监会成立之初，就摆在了眼前。

从放宽保险资金进股市，可以投资基金，再到有限制地投资房地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保监会十几年来慢慢给保险业寻求更多的资金增值机会，加大资产管理这只“轮子”。即便如此，由于缺乏合理的投资路径，万亿元保险资产仍面临错配风险。

2012年起，保监会终于下决心把投资的权力交还给机构。自这年的7月开始，保监会陆续颁布了13条投资新政策，给保险投资松绑。这也意味着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将打破以往体内循环的封闭现状，实现与银行、证券、信托的对接。

此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也将借机逐步淡化保险资管的行业局限，参与到泛资产管理行业之中。

虽然市场一片赞誉，但是当时作为分管保险资金运用的李克穆来说，却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压力。

“保险是负债经营，钱都是投保人的。如果放开投资，但是收不回来，风险很大。但是如果放着不动，资产也一样也会贬值。”李克穆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解释说，我们必须让保险合理化运用，持续提高收益率，这样才能使保险业成长起来。

李克穆指出，此次资金运作渠道的放开，是采用国际惯例逐步放开，但还是保留了一些投资比例限制。

“保险资金运用事关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不放开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完全开放，就靠机构自己争取生存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