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律论文：小议地方法律与政治透析

作者：王聪聪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选举纠纷的解决

双方试图协商解决，广西省参议会于6月11日将选票邮寄内政部仲裁之后，在第二天的休会中，两方都派出代表作会外的交换意见。由于双方都怀有南京复电会有利于自己的心理，因此协商没有得出结果。由于协商失败，双方试图通过表决与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表决的方式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途径的一种选择，双方都曾先后主张采用这种途径，双方实际上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即都借己方参议员占优之势，欲强行通过表决解决纠纷。但最终，表决没有成功。第二种解决方式是仲裁。根据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的规定，省参议员选举，以内政部长为选举监督。广西省参议会成立之时，内政部长张厉生并未出席，而是以广西省高等法院院长申守真代行监选。在双方看来，代行监选之职责与正式监选之职责应该完全相等。议长选举纠纷形成之后，请申守真仲裁，而申守真选择了回避，拒绝发表意见。7月24日，白崇禧在致黄旭初的回电中称，应否重选，错字是否有效，唯一的办法就是召集全体参议员开会表决，并表示内政部部长张厉生亦表示同意。但是，从内政部复周公谋、陈锡珖及省参议会的各次电文，可知内政部并没有在意白崇禧的立场。白崇禧要想解决议长纠纷一事，必须获得的认可。8月上旬，白崇禧就广西省参议会选举纠纷一事与面商。表示选票上被选人名字书写既有错误，自宜依法重选。白崇禧与张厉生交涉，在这种情况之下，张厉生只得表示同意再选。但是，张厉生知道一旦重选议长，陈锡珖必定失败，为避免李任仁当选议长，遂要求李、陈二人放弃竞选，另举其他适当人物参选。白同意张之要求，至此，双方达成妥协。1946年8月29日，白崇禧飞抵桂林，先后找李任仁、陈锡珖面谈，把的意思分别传达。在此压力之下，李任仁、陈锡珖二人只好放弃竞选。8月31日下午，广西省参议会召开第29次会议，选举正副议长。选举结果正如事前所安排，蒋继伊获44票当选为议长，岑永杰获39票当选为副议长。至此，新桂系在此次广西省参议会选举纠纷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可见，选举纠纷表面是字误问题，实质是派系政治双方在角力。在这里，派系双方是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是内最大的派系组织，他们垄断了的党务，其势力还渗透到行政，立法、教育和经济部门；cc派成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少人是三民主义信徒。cc系的后台是。桂系是通过乡籍和同学关系聚合在一起的、主要在广西活动并影响民国发展的政治军事集团。广西是桂系的基石，桂系的军官多来自四所军校：陆军小学、预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桂系的领导者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等人。所以，这场纠纷本质上是桂系与的争斗。

派系政治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

作为国民政府主席，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既成为各派争取自身利益的关节点，也同时意味着成为党内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虽然国民政府各职能部门一应俱全，但实际上整个权力运作的制度化程度极低。自40年代始，行政大权集中于委员长，行政机器的运转充满了个人化的非理性色彩，科层制度的合理化被破坏殆尽。在内部，一切不是按法律，而是看蒋的手令办事。国民政府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六法全书、三权分立体制与行政体系，但是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本案中，1张选票将錫字的易字边少写一撇，在当时，《省参议员选举条例》规定：一，凡不依式书写者；二，夹写他字者；三，字迹模糊不能认识者；四，不用制发之选举票书写者，均作无效。当时法律缺乏对参议长选举的规定，同时法律缺乏对参议长选举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可以说，法律规定是存在缺陷，法律缺陷也是造成纠纷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这可以通过对《省参议员选举条例》法律解释来解决问题，使之能够适用于参议长选举。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法律，有学者对参议员的派系归属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广西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整个会议期间，当选参议员93人分属于李任仁方和陈锡珖方两大阵营：属于李任仁派的为莫光庭、黄研真、卢世标等45人，属于陈锡珖派的为杨世贤、黄鲁、覃克勤等48人。在民主社会里，不但有选民及其选举资格、候选人、选举单位、选举方式和投票方式，选举监督和选举争议解决机制也有完善的规定，选举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分歧会有一个有效、公正、公开、合法的解决途径。在缺乏民主的条件下，在存在派系政治的情况下，即使有法律，也不会得到实施。所以，在本案中，派系争斗引发的纠纷，无法用法律解决，只有靠各个派系相互妥协，当各个派系无法妥协时，就由做出最后的裁决。这一事件中，充分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规定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关系。

结论

派系政治的背后是体制，1924年1月，中国“一大”通过的《中国总章》规定，党的组织系统按全国、省、县、区、分区的不同等级，依次设各级执行委员会，下级党部受上级党部的管辖，并要求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之非党团体，如工会、俱乐部、会社、商会、学校、市议会、县议会、省议会、国议会之内”，特别组织党团。《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提案》规定：依照孙中山手拟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组织国民政府”。中国明确提出“组织国民政府”的理念，党国体制已初步形成。1928年第172次中常会通过的《训政纲领》，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训政”时期的政治体制。此后，在具体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构建中，党务组织与行政组织并进，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分别与省、县、区、乡等级行政系统相对应，终于形成了对行政权力的管理体制，这是中国近代行政体制的重大变化。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体制必然形成派系政治，体制必然使很多法律空有其名。整个社会运作的无规则性，使体制成为当时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如此情况下，法律沦为了一种工具。的体制，在理念及实践层面上都存在着困境，利益诱惑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党员“滥化”现象，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很多利益纷争，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最为关键的是，体制对政治资源及物质利益的过度占有，必须会造就利益集团，从而形成了改革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