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国牛年春节

编者按：本期我们选取了美国《洛杉矶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两篇文章作为案例，作者通过分析境外媒体对我春节期间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报道，总结了外媒报道中国春节的几个特点。

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成为外国媒体报道的热门题材，显示春节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考察外媒对这个牛年春节的报道，可以发现有四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关注金融危机下“小人物”的命运

外媒关于中国春节的报道大多与眼下的国际金融危机联系起来，特别是关注危机影响下的中国普通个体的春节故事。为此，不少外国媒体的记者在春节前就前往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到偏远的小村小镇触摸中国社会经济的脉搏。

《洛杉矶时报》记者发自湖北省高石碑镇的特稿写得很有人情味。记者用3个小人物的生活反映了中国1.3亿农民工群体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回家过年的心情和对新的一年期盼。

记者还有意识地把中国小人物的命运和外国读者拉近了距离。报道指出，中国的农民工为美国消费者生产各种商品，而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遭受近年来最严重的滑坡，如今已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满足大批农民工的需求，而且农民工失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这篇报道善于从微观写宏观，从人的故事反映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外媒关于中国的报道中颇具代表性。这种视角很值得中国外宣媒体借鉴。

从“牛”的寓意看中国经济大势

外媒对今年中国春节的报道打上了浓重的金融危机色彩，他们想通过春节透视中国经济走势，进而分析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许多报道不约而同地将“牛年”寓意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联系了起来，透露出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寄予的期望。

外媒普遍注意到，与欧美国家圣诞节购物惨淡的景象大相径庭，中国农历春节的消费十分红火，为处于严冬中的全球经济带来一丝暖意。不少外媒以春节为“切口”展开经济分析，预测春节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的好兆头。

英国《卫报》1月29日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当西方人还在估算这场金融危机会何时结束时，中国人已经用热闹的迎新春景象来告诉外面的世界：中国还在向前发展。日本多家媒体还把中国的春节和本国市场联系起来，关注中国人春节时赴日本旅游的情况，看好中国游客旺盛的消费意愿。

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外国受众对中国春节的重要性和欢庆方式已经十分熟悉，媒体并不就此做过多铺陈，而是通过春节透视中国经济社会中深层次的东西，将春节市场看作中国牛年经济的风向标。

常做常新的“春运报道”

《中国人为回家过年啥都能忍？》是法新社年前报道中国人回家过年“噩梦之旅”的一篇稿件的题目。这篇报道写道：“火车上过于拥挤，很多人选择不吃不喝。还有公司在春节期间推出大号纸尿裤给在火车上因拥挤上不了厕所的乘客。”

其实，怪外国人戴“有色眼镜”看中国人也不公平，因为很多中国特有的现象确实让外国人难以理解，比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短期人口流动现象”的春运。提起节日的客运高峰，即使是习惯挤车的中国人也会望而生畏，更别说没见过这些“大场面”的外国人了。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比较客观地报道了记者在中国春运期间的所见所闻。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报纸的记者还乔装成购票和候车的乘客，挤在队伍中，观察周围人群的情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报道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令外国读者仿佛置身中国春运的场景中。这种写作技巧也值得中国媒体借鉴。

对“山寨春晚”的期待与失望

央视的“春晚”是中国人度过除夕夜的一顿大餐，外媒以往不乏这方面的报道，今年最受外界关注的则是名噪一时的“山寨春晚”。春节前，美联社、法新社等西方通讯社都报道了这一对传统电视春晚形成挑战的“草根文化”现象。

外媒对“山寨春晚”策划人施孟奇和他的创意思想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并预测这台晚会将获得空前的成功，因为“山寨春晚”的策划者意图通过互联网邀请艺术家们参与，并为不能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和贫困学生提供一个互动参与的机会。

但最后的结果却令外媒感到失望。西班牙《阿贝赛报》1月27日报道说，“山寨春晚”曾经是中国人期待的一台晚会，但由于没有得到官方电视台和有实力的网络媒体的支持，最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该报说，“中国大部分电视观众还是在除夕夜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和宋祖英等熟悉的面孔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毫无疑问，这台晚会的收视率是最高的。”

从外媒对“山寨春晚”的关注可以看出，外界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新现象，因为这些突破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英文编辑）

【文章实例】

中国经济下滑，农民工不知所措

表面上看，董波(音)在春节前回家后过得很惬意。在位于华中的这个宁静的小镇，他每天很悠闲，早上睡个懒觉，跟朋友一起搓搓麻，陪女友散散步。

但跟中国1.3亿农民工中的许多人一样，全球经济的严峻现实让董波心情沉重。从7年前外出打工以来，这个25岁的小伙子第一次面临春节过后没有现成工作的窘境。

董波及情况相似的一些人打算回到沿海城市，30年来，这些城市为美国消费者生产各种商品，同时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经济遭受近年来最严重的滑坡，如今已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满足大批农民工的需求，这就导致中国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社会骚乱，留在农村的人将为土地和耕种权而斗争。

董波被广东省的一家电子厂辞退，全中国有无数厂家受到欧美订单减少的打击。

“怎么说呢？”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来描述自己的处境。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讲，村里的条件已大为改善，有的房子装修一新，包括他父母的房子。家里的鱼干和腊肉比往年要多，村里明年春天将用上自来水。然而他现在不敢去想未来，结婚的事也暂不考虑了，“一切都得看我的经济状况”。

据当地官员称，高石碑镇4万居民中约有1.4万人外出打工，其中绝大多数已在年底返乡。这些人大多在广东省的服装厂工作，乘长途汽车去那里需20个小时。

“他们当中许多人提前回家的原因是工厂老板跑了，或者他们已经几个月拿不到工钱，”高石碑镇外出务工人员培训工作负责人董玲(音)表示。

现在，有些人过完年不想再回去了，他们希望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或者省会城市武汉找点活儿。还有的人打算留在家种田。不过，据估计，高石碑镇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会再次前往广东省的东莞、深圳等工业城市或者长江三角洲地区。

根据专家不久前对劳务输出大户广西进行的调查，有些村庄多达三分之二的进城务工人员最近丢了饭碗。但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大约一半返乡，其余的人仍在城里漂泊。

在高石碑镇，44岁的姜大军(音)望着油菜地里的薄雾愁眉不展。他在广州的服装厂打工4年，景况好的时候每月挣2000多块，而去年能挣这个数的一半就不错了。

姜大军中学毕业，原本没想过外出打工，但在2002年，他的妻子前往广州赚钱，两年后在厂里病倒，于是他前去照顾。不久，他在那儿找到了工作，后来大女儿也来到广州，儿子在家由爷爷奶奶看管。三个人齐心协力，去年终于攒够10万块钱在村里盖起一幢两层高的小楼。

房子里贴着白瓷砖，有四个卧室，楼顶安装太阳能板，在当地首屈一指。然而过不了多久，家里将只剩下两个人。春节过后妻子和已经20岁的女儿将再度前往广州的服装厂务工，他则留下来陪伴10岁的儿子。

姜大军把家里的责任田交给别人种了，他也不打算要回来。他说，反正种地挣不了什么钱，他希望在镇上帮人修房子挣钱，不想再当农民工了。

“工作时间长，工钱又不高，”他说，“我再也不去了。”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月23日

中国的春节返乡潮

“嗨！你知道怎么能坐上你想乘的那趟车吗？”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像推销商似的咧嘴笑着问我。

再过一周就是春节，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城市一样，深圳火车站人头攒动，他们或是正赶着回家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或是仍在等着买票。

政府估计今年春运期间乘坐火车的往返旅客将达1.88亿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年度客流量。深圳站不是中国最繁忙的车站，在1月26日的春节到来之前，每天有近10万人来这里。即使在午夜，也有人从汽车上下来，从地铁出来，从四面八方涌向车站。有人拉着拉杆箱，有人提着尼龙包或塑料桶。偶见有人用扁担挑着行李。主席要求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为此，铁路员工、警察和便衣执法人员大量出动。

这自然也是中国的工厂集中地广东省的一个问题。全球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制造商，许多外来工人失去了工作。大约60万无工可做的外地人已提前返乡。

一位警察对我说：“我们已经增加了警力。我们担心可能因经济形势而生出乱子。”

除了经济不景气之外，流动人口还有理由感到不满。为了买一张回家的车票，至少需要排一整天的队。有些人几天都买不着票，甚至还要在车站过夜。

本月初，杭州有一名男子排队时猝死。

一名去西安的年轻人说，他买了一张离西安还有100英里的一个城市的票，希望在那里能赶上一趟回家的火车。

这种极其旺盛的需求使黄牛党大发其财。政府保证严打，特别是在上周网上曝光一段视频之后。画面上的一名售票员正在一沓一沓地内部出票，而在外面的人为了一张票而苦苦地久等。

同时，管理层还取消了网点之外的大部分销售，并禁止售票员上班时带现金或手机。据报道，大约3万名警察四处搜寻票贩子，到目前为止已拘留了2000多人。

眼下还没有人对营业时间过后还在深圳售票点四周闲逛的人进行调查。他们中有4人围着一名年轻男子，他手上举着一张票，好像在辨别真伪。最后，他摇着头离开了他们。

离他们不远，那名白衣男子告诉我一个窍门。他劝我随便买一张无论到哪里的票，只要看到你想上的车就挤过去。他说安全人员根本不会注意；他们要对付的人太多。

但是，大多数人都在平静地等待。有些人坐在他们买的塑料凳子上。一群男子在打牌。这块露天场地只是1号候车区，只有在广播报到他们的车次时，旅客才能进站。

在站内，他们还需再等一段时间。最后，登车的时刻终于到了。人们开始兴奋起来。“你在哪里？我们要上车啦！”一名男子对着手机大声嚷嚷。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门开了，人群蜂拥而入。旅程远近不等，最长的需要30多个小时，所以要紧的是有个好座位(或者有一个好站位)。这些旅客到武汉，路上“只需”12个小时。

不到20分钟，所有旅客全都上了车，转眼之间，候车区已经空空荡荡，只有几个零散人员，就连旅客扔下的包装纸和橘子皮也被一扫而光。接着，闲谈开始。缓缓上升的滚梯又开始输送下一拨数千名急着回家过年的归客。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年1月21日

责编：张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