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与供求拐点

摘 要：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结论是：①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③从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及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城镇出现了代表经济阶段性变化的库酋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以上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刘易斯转折点；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22-10

一、引 言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民工潮”现象。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使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为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2004年之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发达地区出现大范围“民工荒”现象，随后，“民工荒”开始由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内地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结构转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72年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1979年又发表了《再论二元经济》，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刘易斯模型，由于模式相同，人们合称其为刘易斯－费一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即在第一个阶段，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故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现代部门能在现有王资水平上得到它想要的全部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时为第一个转折点，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短缺点(shortage point)，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开始转正，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推动现代部门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此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完全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由于他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于1979年同舒尔茨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Todaro指出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他把预期收入引入二元经济理论，提出了Todaro模式。日本学者南进亮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提出了判断通过转折点的5个标准，认为日本1960年前后为刘易斯转折点，并对日本通过转折点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体制改革、政策、人口结构等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色，但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存在很大分歧。我国学者也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蔡防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市场发育、宏观经济周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建设等角度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供种种证据来论述在中国已到达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的阶段性变化。李月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张晓波等基于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蔡防等的观点引发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和国际机构认为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例如樊纲)，主要的争论和分歧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是否短缺以及剩余劳动力空间的大小。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中国确已出现。

二、刘易斯转折点理论

从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实际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变化可以说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劳动量(L)，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Q)。OW是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0S代表传统部门的平均实际收入。WN1Q1代表最初阶段的剩余，OWQ1L1L代表最初阶段支付的工资总额。由于现代部门把部分剩余投资于创造新的资本，资本存量增加并且使得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向右移动，达到N2Q2的水平，此时剩余和就业都增加了。现代部门继续投资推动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进一步移动到N3Q3，只要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现代部门就能够利用这种劳动力优势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Q4点(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此时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在部门流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如果现代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会得到传统部门足够的劳动力供给。

日本学者南进亮指出刘易斯转折点模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仅以非熟练劳动力为对象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熟练劳动力。类似于工程师、机械修理师、研究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劳动供给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有限的。

2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适用性是以二元结构存在为前提的。而现代部门又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

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两者的区别是后者采用了先进技术，因此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要比劳动密集型部门高出很多。

但是，根本的差别是两个部门的劳动力来自不同的劳动市场。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同的。因为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工资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倾向于均等。与之相对应，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劳动力与传统农业部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且由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和劳动需求价格都比劳动密集型部门高得多，因此这个部门的工资也比较高。由于这种原因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本文为简便起见，现代部门指资本密集型部门。

3　转折点不是一个时点

尽管在理论上刘易斯转折点被定义为一个时点，但是作为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它有可能持续数年，因此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时点或者一年来标记它。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可以看到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期间经历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因素造成的冲击，但是从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就业的恢复和进一步扩大十分迅速，继续大规模吸收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大幅度推进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着改变。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收和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是否使得中国已达到刘易斯的第一转折点，进入第二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否正在逐步改变，以下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的变化这三个方面进行检验。

三、农业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1　农业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及中国农业劳动力状况

刘易斯模型只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过程，而对农业的发展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给出分析，拉尼斯一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农业的发展过程，如图2所示。图2中横轴OL表示农业劳动量(L)，纵轴OY表示农业总产出(Y)。OCPA表示农业部门总产出曲线。可以看出，该曲线由两个形状不同的部分组成：曲线OCB部分，表示随着农业劳动的增加边际生产率递减；BA部分是水平的，表明劳动力增加对总产出没有影响，即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因此把L1L部分的劳动从农业中抽出对农业产量没有影响，拉尼斯和费景汉把体现这部分劳动的农业劳动者称为“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L3L1的劳动力边际产量虽然大于零，但是却小于平均产量，因此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的工资不是由边际产量决定，而是由平均产量(即OA／OL)决定，这种工资是一种分享形式的工资。当现代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只要支付给农业部门工人的工资略高于平均产量的工资就能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人现代部门。

但是一旦劳动力转移达到L1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移的话，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零，按照刘易斯的定义，可以把B点看成经济发展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经济到达这一转折点后，如果现代部门想继续吸引农业劳动力，那么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就必须上涨，因为该点之后劳动边际产量大于零，劳动力如果继续转移则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农产品价格会上升，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增加，如果实际工资不增加，则现代部门将不能吸收到足够的劳动力。

由于在L3点之前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其曲线CBA的斜率小于农业的平均产量(即OA／OL)，农业劳动力继续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发，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直到转移到L3点，C点表示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即C点的斜率与OA的斜率相等，农业和现代部门的工资都是由相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经济发展到达其商业化点或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越过第一转折点到迎来第二转折点期间，劳动力顺利转移要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保证。

本文首先通过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和收入的变动情况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图3显示中国农业的从业人数在2002年前基本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而2004年后则表现出大幅下降的局面，这一下降状况成为以下分析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大幅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农村年人均纯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对农村总人口的平均，用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没有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数据，本文采用近似的方法来估计。

农业年人均工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x农村人口)／农业从业人数

并利用农村消费价格指数(1991年＝1)除去价格因素计算得到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图4是1994-2008年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从图4可以看出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1997年前有一段快速增长，这是由于政府1994年和1996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定购价水平，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随后1997-2004年增速较为缓慢，2005年之后，由于政府实施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等各项惠农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开始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农业工资的快速提高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则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的工资也要有相应的提高，否则农民就不会选择外出打工。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中国已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

2　通过农业总产出曲线验证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在第一转折点之前由于农业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这个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甚至为负，在第一转折点之后大于零。因此，通过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的大小可以判断转折点的存在以及它的时期。

本文使用1994-2008年的农业数据估计农业总产出曲线，其中总产出曲线模型的形式为：

Y1=a1+a2Lt[a]+a3(Lt[a])2+a4St+a5GFt+εt(1)

其中，Yt[a]、Lt[a]、St和GFt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时间序列。得到估计模型(2)：

其中，εt为误差项，在方程(2)中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短期乘数都为正值，表明播种面积每增加1 000公顷，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0.47亿元；而财政的实际农业支出增

加1亿元，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2，64亿元。因此增加播种面积和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能有效地提高农业产出。方程(2)可以求农业总产出曲线的极大值点，通过计算发现极大值点出现在2005年。进一步根据方程(2)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农业劳动平均产出，计算结果由表1给出。

由表1可以看出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变化与图2中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的变化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的人均实际工资与平均产出相对应，依然是一种分享式的工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已越过图2中的B点，达到P点。如果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将会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即劳动力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则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截止2006年，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规模为1.32亿人，其中80％进入城市就业。然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入公平流动阶段。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开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21世纪以来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年初的调查显示，约四成企业用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方面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社会地位得到基本尊重，工资增速加快。2003年以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在近10年时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2004年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或者说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在消失。由于农民工一般为非熟练工人，大多数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0.3％，其次是建筑业占17.1％，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供给问题。笔者分别使用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和从业人数，构建劳动力供给模型，模型形式为：

其中，w1表示平均实际工资，L1表示从业人员数。

1　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

我国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主要源泉，是工业化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为我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是近年来劳动者工资不断提高，且制造业中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对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最敏感，因此本文分析制造业的供给曲线，来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利用制造业2001-2008年的数据估计模型(3)，模型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制造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4)中L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也是凹的。图5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制造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5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化和建筑业类似，尤其从2004年以后曲线斜率增加较快。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迅速向上倾斜。

2　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

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的发展空间也在上升。特别是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的过程中建筑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建筑业从业人数的增加。为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建筑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国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分析建筑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有利于了解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总体情况。

本文利用1999-2008年建筑业的数据估计模型(3)，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建筑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5)中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是凹的，即与图6的形状一致，后期向上倾斜。图6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建筑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6可以看出1999-2000年建筑业供给曲线的斜率略微下降。反映在经典的供给曲线上为劳动供给曲线变得平坦，可见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说明这段时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流动具有盲目性。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对非熟练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工资开始了缓慢的增长以吸引足够的工人。由图6中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建筑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明显的向上倾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城市当时的发展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劳动力，并且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背井离乡，没有保障，多数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农民工的就业积极性特别高，即使厂商支付较低的工资，只要工资比在农村的收入高，并且能够弥补外出打工的其他成本，他们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乡或者是选择失业。随着我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迅速发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增速下降，2005年后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需要靠增加工资来支撑，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影响工资。意味着2005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五、基尼系数与库兹涅茨曲线

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中，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理论”。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库兹涅茨设计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法实际上相当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虽然库兹涅茨分析的经济发展过程与刘易斯模型不尽相同，但是库兹涅茨接受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框架，因此，不管从理论上还是逻辑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统

计年鉴》中城镇、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

1　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由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本文采用下梯形法，利用不同收入组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城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从总收人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是用从总收人中扣除税收、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后的收入计算得到的。

由于没有全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分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2002年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在全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93％是城镇居民，7％是农村居民；而在收入最低的10％人群中，城镇居民只占1.3％，农村居民占98.7％”。因此，本文将全国居民收入分为8个层次：首先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作为全国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然后将剩余人口分为6组，计算全国混合基尼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扩大，在2005年后开始缩小，即在2005年分别达到0.421和0.354，但是200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却又上升到0.445。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2005年达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9。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为收入差距较大；0.4-0.5为收入差距很大；0.5以上则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可见，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但是2008年又达到0.445，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村的基尼系数处于上升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然而城镇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此时城镇和农村开始争夺劳动力，这恰恰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域。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总体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依然是我国的首要任务。

2　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在图7中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通常为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则这一假说所揭示的关系呈倒U形，因而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化轨迹是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升，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转而下降，呈倒U型变化。库兹涅茨转折点就是收入分配开始改善的转折点。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分别利用城镇基尼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期间：2001-2008年)画出库兹涅茨曲线图形(如图8所示)。

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虽然由于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有所上升，但整体仍保持下降趋势。2008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445，说明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影响差距较大增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2005年后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从侧面说明我国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即二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认为中国在2005年后确已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本文的结论是：

首先，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正在提高，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其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说明我国劳动力从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意味着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最后，为了验证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认为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进一步从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 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并保持下降趋势。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区域，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进入了加速阶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收入分配公平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应加大实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国内外实践都证明，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尤其是调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结构关系，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要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关系，让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点。因此，要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应在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政策的同时，实施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挤出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上向工业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