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两段论；研究题域；文献统计

中图分类号：D69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08－02

自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至今，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回首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从一开始的勇敢提出到如今在各种文字中的俯拾即是，这无疑鉴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在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结出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果实，形成了众多的研究题域，其中不乏针对这一理论研究本身的总结反思性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总结反思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时常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在中国学术界已成共识。本文将通过文献统计的方法对当前学术界的这一“两段论”的划分作出验证。

一、“两段论”简介

2004年李煜熠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一文中，最早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进程作出了以20世纪末为分界的两段论划分。李煜熠在文中指出，自1992年开始至20世纪末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其理论成果主要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译介和移植的讨论；从20世纪末至今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1]。在此之后，2006年郁建兴和周俊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最新进展》一文中重申了李煜熠的两段论划分，并基于这种划分对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做出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2]。此外，2006年周国文发表的《“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3]和2007年刘振江发表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4]这两篇文章均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作出了与此两段论完全相同的界分。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凡涉及研究进程的阶段划分时均是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可以看出，这种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分界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

二、考证过程

第一步，确定出考察对象。本文的考察对象确定为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论文（排除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专著、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但是少量未刊载于期刊而收录于其他文献但很重要的论文也列入考察对象）。①

第二步，抽取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由三部分组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刊登过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文章[5]、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抽样文章，以及刊载于其他之处的一些重要文章，总计共425 篇。①

第三步，选定一种逻辑，按照一定标准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行题域划分。选定的逻辑是：中国为解决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而引入公民社会理论这一陌生的西方社会理论。所以首先需要对这种陌生的社会理论进行译介性研究，然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生成发展问题以及与公民社会相关的其他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总结与反思。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把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划分为四大类：A.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性研究；B.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生成和发展的研究；C.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总结反思性研究；D.其他的与公民社会相关的研究。

第四步，按照上一步划分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对样本中的文章进行归类。我们将样本数据库中的文章分别归类于上述四大题域之后，此时这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便代表了其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中的变化。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与数量对比由以下三图所示：

我们由图1可以看出，A、B、C题域的文章数量从1992―2007年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缓慢增长趋势，但自2000年之后D题域文章大幅度的增长且占到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3），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自2000年之后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当我们仅仅分别以“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检索关键词以与样本同样的方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时就可以找到409篇文章，这与我们整个样本中的文章数量大体相当。）；而在2000年之前D题域的文章较少，A、B题域的文章占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2），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生成或发展的思索。由此我们可以将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演进以2000年界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之前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译介期，2000年之后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拓展期。

三、结论

当前学术界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界分吻合于1992―2007年的相关论文统计结果，具有真确性。

参考文献：

[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92-96.

[2]郁建兴，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36-45.

[3]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6，（3）：58-66.

[4]刘振江.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156-159.

① 学术期刊中刊载的论文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可以比较全面的表现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可以使检索考察对象具有可行性。

②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推动了公民社会问题在中国最初的研究。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提起当代大学生，你的脑海里会浮现什么样的情景?是在以人潮拥挤的招聘市场为背景的镜头前，向记者讲述着应当如何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端正心态的青年；还是每日为学分和疲于奔命、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形象；抑或是把“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挂在嘴边的另一极端?如果你的想法与上述相近，也许《调研中国――南风窗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调研报告选集(2005～2008)》(以下简称《选集》)这本书能给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本书的作者几乎来自全国各省的普通高校，学历层次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研究生皆有分布，他们以调研报告和调研心得的形式，丰富且具代表性地向读者展示当代大学生对现今社会所知所虑的同时，也在以独特的视角和最为纪实的方式呈现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三农问题、产业转型、民族宗教、热点政改……一一进入这些学子的视野，并总能被淘浣出一个足够典型和足够小的切入口，使其得以通过亲眼观察、亲身走访，来被认识、被了解、被探讨。

正如书中一位作者所提到的那样。“世俗社会已经习惯了大张旗鼓、有摄像机跟随的调研……真实的信息只能来自于和风细雨的渗透，切不能暴风骤雨地动员……只有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深层肌理才能展现出它最真实的一面。”也许作为一群学历来丰的在校学生，他们调研成果的学术价值还无法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媲比，但是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不满足于从前人著述、媒体报道或者官方宣传中寻找支点，而是选择深入调查、真实呈现的精神却如此地打动读者；同时他们学生的身份，可以不受过多固有知识结构限制、不受相关利害群体的影响，又是如此不可多得。报告文体虽然没有过多的情感流露，但是字里行间，当代大学生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对社会问题的殷切关注乃至致力改良现状的担当已清晰可辨。

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了解社会现状也许不仅限于实地调研一种途径，作为一名开始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形成独立观点的在校大学生，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必然早已发生并逐渐升级；但是，海量资讯无法替代的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只有直面现实才能让人产生最深的震动和思考，才能让人在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时刻感到惴惴不安，才能让人真正获得改变自己和改变周遭的动力与勇气。

“调研中国”是中国唯一一个由媒体设立的面向在校大学生的社会调查奖学金项目，其由南风窗杂志社于2005年创立、逐年开设并持续至今，这也是本书得名的原因；书中所载调研报告即是从过去4年受资助团队的报告中甄选所得。“调研中国”项目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命，《选集》封面所书“深入中国社会肌理”便是项目对受资助调研团队的核心要求。无论是阅读书中的报告文选还是调研心得，许多的语句和细节都在无意间与这句话相照应着。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简·亚当斯（Jane Addams）；社会工作理论

在早期形成的社会工作理论中，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起着重要的作用。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做出的理性的反应。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简·亚当斯（Jane Addams） 则从社区改良运动的角度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改变贫民生活环境，进而促进社会整合。本文对这两个理论进行比较，探讨两者是如何在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的基础上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的。

1、两者的理论观点

1.1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随着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社会风险的增加、城市人口贫困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俾斯麦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发展的目的，讨好工人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制定社会保险政策，开创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缓解社会矛盾。

1.2 简·亚当斯（Jane Addams）与美国城市社区改良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大量贫困移民聚居的城市贫民区问题困扰着美国人民，面对这一城市难题，简·亚当斯发起的社区改良运动独树一帜。在亚当斯看来， 自下而上的社区改良运动的目的是帮助解决大城市的社会和工业问题以及减轻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2、两者的区别

第一，两者的研究动机不同。俾斯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社会保险制度，从统治者的动机来看是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在客观上达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而社区改良运动从动机出发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慈善运动的一种超越。相对于以高高在上地姿态对移民施加怜悯，社区改良者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贫民区中，将穷人视作邻居，将社区改良运动提高到了社会改革的高度，赋予其以新的时代的内涵。

第二，两者研究的视角不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资产阶级为维护政治统治需要所采取的，它意味着国家开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它对以后的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亚当斯则以政策的倡导者身份自下而上的鼓动宣传政府保护下层人民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简·亚当斯还注重开展社区调查，这就一方面宣传倡导美国人对于贫民区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政府实行进步的社会立法，从根本上改善贫民区居民的生活处境。

3、两者的共通点

奥托·冯·俾斯麦与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都是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探索，这些共性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首先，两者都是从宏观社会工作层面阐述其观点的。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德国政府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做出的理性的反应。国家通过社会立法推行社会保险政策，防止了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随意性，确保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和畅通性，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亚当斯也认为，社会和经济原因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她深信，“没有整体的提高和进步，个人也不可能实现他在道德以及物质方面的持久的进步。”亚当斯致力于构建较高层次的社区和社会生活中心，“赫尔之家”的志愿者们认识到，局部问题的解决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只有将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赋予社会中所有人以平等的权利，才是实现对人的权益的最高尊重。“赫尔之家”的工作重点从微观的救助行动转向对宏观政治制度的变革，进而解决社会问题。

其次，两者都致力于为解决社会问题做贡献。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境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有利于社会整合。简·亚当斯的社区改良思想是在社区改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赫尔之家”最初创办的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底层的大众解决实际问题。随着亚当斯改良思想的不断完善，她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以及公民福利，促使社会进步。

4.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现实意义

政府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可以为社会行动的实施提供方向和指引，是社会行动的基础和框架，而社会行动是社会政策必不可少的执行环节和组成部分，并且促进社会政策的完善。两者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促进社会的整合，推动社会进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有责任建立和完相关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无论是俾斯麦自上而下的社会保障发展模式还是亚当斯自下而上的社区改良运动，都为中国探索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提供了参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唐庆，《论俾斯麦时代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建》，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

[2]唐志明，《论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厉光通，《论简·亚当斯的社区改良思想及实践》：[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1

[4]张骁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赫尔之家”组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吉林大学，2012

[5]吴双，《Jane Addams 与Hans Thiersch 的社会工作理论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四川大学，2012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社会学，立场转向，策略转向，话语转向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1-0099-04

社会学是一门探究社会秩序的经世致用之学，发轫于19世纪初叶。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由于强烈关注社会问题，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延续学科价值，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作为一门完全从国外引入的学科，社会学在我国最早是先贤藉以改造社会的工具，因此，经世济民便成为中国社会学最为鲜明的特色。严复先生对社会学冠以《群学肄言》，即寄希望借助于科学的法则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探究社会的功能，提出治理社会问题的方法；燕京学派的吴文藻、费孝通从社区研究做起，从解剖麻雀中透视整个中国社会，所谓差序格局关系中的乡土中国；梁漱溟、晏阳初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从农村改革推动工业化；、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立足中国土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诠释了社会学的另一个面向。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学人兢兢业业的学术探索之路，延续了先辈的旨趣，展示了自身的智慧，但也出现了偏颇，需要引发我们反思。

一、立场转向：由批判到批判性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严密关切中国改革试验场域中发生的一切，“不仅固守住了传统阵地，而且还深入到国家和市场的核心区域，努力到市场中去看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政府中去看政治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法院中去看法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1 〕 利用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社会学经验性、现实性的学科品质再一次彰显。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者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流动等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机制，形成了中国本土的社会转型中层理论系列，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执政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另一方面，以改版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为标志，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性增强，研究水平在国内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其他学科的肯定。〔2 〕尤其是在高校扩招的大潮中，社会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始终以质量为本，培养的一批优秀青年学者正逐渐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生力军。无论是频频见于媒体的社会学话语显现的社会学概念生活化，各地大学学术报告讲坛上随处可见的社会学家的身影，还是政府决策中社会学因素的考量，中国社会学以其鲜活的色彩感染了经济增长中的中国社会，尽力将中国社会引向生活世界。

但与此同时，以批判现实问题为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占据了该学科的主要阵地，而且成为人们对社会学学科特质唯一的认知。虽然在全面推动社会建设的当下，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学应该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学科理念，〔3 〕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社会学规范发展。然而，仅仅流于对社会问题的犀利话语和面对亟需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的尴尬，成为中国社会学令人沮丧的现实写照。在网络成为我们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传播和情绪传导的情形下，是附和于大众媒介和舆论的谴责声浪，并以专家的姿态自居，剖析声色兼备的媒体显微镜下积聚的社会问题，为弥漫的暴戾之气推波助澜，还是冷静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学科实证的研究专长找寻社会事实的因果逻辑，富有创建地提供解决的途径和策略，真正成为解除病灶的“社会医学家”，甘愿做默默无闻、行远胜于言的学术良心，需要每一位中国的社会学者的反思、抉择和担当。

中国社会学者从马克思现实批判精神中获取灵感，敏锐地发掘社会现实问题，自觉地追随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的步伐，甘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都是无可厚非且应该鼓励的品质。但我们同样也不希望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只有声讨。面对中国这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不至于只能冷嘲热讽，而不见有识之士富有见地的一声呐喊。“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末腐朽王朝的废墟上，尚且有魏源先生穿透时空的真知，在我们追求美好社会的征程上，怎能缺乏“重立悬破”或者“重立轻破”的知识分子群体？

社会学重建伊始，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改革时期，社会问题随之扑面而来，于是带有应急意识的社会学研究就地取材，先是跟进美国社会学界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热潮，之后又从东欧社会变迁中反观中国的社会结构，但此间也产生了诸多沉甸甸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陆学艺研究员领衔的课题组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孙立平教授的“断裂三部曲”，李强教授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为核心的“碎片论”，李路路教授“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刘欣教授“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等都颇具代表性。这些研究很好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型塑，因为它们是社会学者充分利用学科特长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证研究，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为社会学赢得良好声誉，一定意义上促成中央对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行业、东西收入差距等问题的关注。但是，在这些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判断指引下，原本只是意在罗列社会变迁过程带来的社会代价，却因其破大于立的叙述给社会结构蒙上悲观的色彩。也同样源于这样一种原因，后起的研究者对这些研究话题兴趣盎然，没有很好地承继他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反而跟随网络世界的话语爆炸模糊了学术和日常生活的边际，逐渐走向暴戾的批判。加之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空有理论探讨，难以为实务部门提供可以操作的解决方案，更鲜有战略性构想，故而加固了社会学只破不立的形象。且不论社会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的社会改良特性，仅在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时空交错、类型多元、影响深远的复杂情况下，社会学者不应该只做袖手旁观的看客，而应该如所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至于社会学再次转移到欧洲兴起的反思性后现代社会学对我们的启示，即有破有立的立场，诚如我们一直以来在短时期压缩西方国家长时间现代化历程的做法一样，只需要萌发这种意识即可，毕竟贪多求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由某些地方强力拆迁的城市化可以佐证。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要取得大突破，应该首先自我调整，突破以往批判的藩篱，注重实在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逐渐形成一种类似“科学环”的社会学研究立场良性循环，即走一条重破轻立重立轻破破立兼顾的路子（如图1所示）。

二、策略转向：由消极研究到积极干预

涂尔干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于是，很多中国社会学家都相信社会学的职责在于发现问题、解释问题，至于该问题的解决则不在社会学的视野之中，因而避免在研究中提出对策。作为社会学初级研习者，一直遵从这种学术取向，并把它有意识地贯穿到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虽然会遭遇学生和其他学科研究者对于社会学“述而不作”的诘问，但坚持这样一种立场――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或许无可厚非。于是，我们一边在欣赏社会学家超然于现实的中立姿态，以此为圭臬；一边不满足于模型复杂、数据庞大的研究论文仅能得出过于接近社会常识的社会学知识。但是在我们的学科大踏步走了三十多年的今天，如果一直延续这样一种研究取向，虽则迎来了社会建设的政治机遇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依然只能是孤芳自赏却又手高眼低，永远难以进入社会科学的中心地带，甚或还在边缘就已经把自己带入恶性循环的泥淖。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要真正成为一门掷地有声、有所作为的应用型学科，还是应该有一种基于研究能力循序渐进的分阶段不同取向的分工体系（见表1）。

表1 分阶段不同取向的分工体系

研究队伍的高中初三级划分与其说主要依据学术水平，倒不如说是研究经验和年龄。在奠基/基础阶段，初中级研究者在有经验和矢志于实证研究的高水平研究者的指导下，应从事规范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弄清楚自己研究领域内社会事实的脉络和结构，为自我能力拓展和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即以立为重，兼顾批判。实践/干预阶段的研究者应该是走出书斋的社会学少壮派，他们拥有丰富的学科背景知识，是本专业的行家，可以切实解答国家和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其切实有效的工作为社会学赢得合法性和权威性，引领社会学研究进入社会科学的核心地带，这一阶段的学者在立的同时，也应该适当发出破的声音，以自身的影响力矫正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偏误。有志于理论研究的少壮派学者和具有很高研究能力的社会学家不仅能使国内外本领域实证研究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也就自然进入反思/归纳阶段，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社会理论的建构、社会政策的得失都是由这些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完成的。通过这样一个多层级的分工体系，我们实际上也会发现，与社会学研究立场循环相对应，一个新的知识生产和积累的良性循环就会形成：奠基/基础阶段实践/干预阶段反思/归纳阶段（见图2）。其中，实证研究重在考查社会现象是什么，政策研究重在告诉公共部门应该怎么做，理论研究重在中层理论和元理论构建，为以上的研究做后盾。

我们都相信，中国社会转型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验场，社会学家施展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时代已经来到。有人专注于经验研究，有人躬身于积极实践，有人倾注于理论建构，既是中国社会学有限研究力量的优化组合，也是我们的学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中国社会学者要一改埋头研究的消极与悲观，做社会有机体发展进步的工程师，要保持学者独立思考的自由，不必畏首畏尾，以严谨的学理、务实的研究取向和美好社会的研究理念，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健康自信成长。

三、话语转向：由亦步亦趋到独立自主

同社会科学中其他姊妹学科一样，我国的社会学完全照搬于西方，在社会学的知识谱系里，国人的名字弥足珍贵。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以美国社会学马首是瞻，迅速汲取了美国实用主义指向的定量研究，成为继经济学和管理学之后中国社会科学中走上“科学化”的学科之一。借鉴优势学科群体发展的模式，是每一个学科应该做的工作，也是避免走弯路的捷径。今日中国社会学家出现在世界的学术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传达来自中国的声音，也是社会学家国际影响力增强的表现。然而，肇始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卓越社会学家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是否裹足不前，甚或倒退，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已难以产生梁漱溟、晏阳初、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这样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让我们只能远远观望。于是，究竟是生硬地套用西方土壤里生成的理论来解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现象，亦步亦趋地跟在“洋大人”后面甘为小弟，还是深入发掘我们的文化传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倾听中国老百姓的声音，用自己的笔触记录发生在乡土气息浓郁的中国的那些和社会学紧密相关的内容，又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方法论倾向相互纠结，导致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众多的研究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构成认识世界的途径和书写的话语体系。当人类社会的车轮急速驶过新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者都不再单纯地沉溺于某一种方法论原则，面对这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和由感情世界更为纷繁复杂的人类共同组成的现实世界，学者们更加倾向于采用因地适宜的研究方法，在承袭本学科研究传统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综合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体系。当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几乎可见从质性研究到量化研究的各种方法，相应的研究模式正在塑造截然不同的叙述格式，但对于定量的迷信和质性的简化，无疑可见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影子，也是社会学家凌驾于社会万象之外，无力解决生动现实问题的根源之一。对于我们所要从事的作为事业的社会学研究而言，祛除笼罩在方法论之上的魅影，以研究对象的特征出发，因人、因时、因地选择适宜的方法取向，打通连接在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路径，重塑一种真正由中国话语构成的学科言说体系，便是我们的社会学挣脱西方学术霸权，独立而不孤立身份获得的必需准备。

社会学研究者以文字抵牾铁一般牢笼的束缚，还是顺从于现代性肆虐的殖民化，是一个需要反思的议题。书写是一种建构，任由文字驰骋在想象的原野，还是一味迎合权力和话语霸权，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能否自我建构和获得认同的要件。“社会学可能由此终于实现理性的头脑会合的启蒙之梦――无须求助于后启蒙的托词，这种托词伪装成各种通向一个没有问题、没有冲突和变化的世界的捷径，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些通往奥斯维辛的死胡同或曲折道路”。〔4 〕 （P223 ）中国的社会学尚在流变的现代性中寻找出路，西方学界早已宣告后现代性的到来，或者又在酝酿再次更新的思潮，我们总是在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中焦虑重重。毋庸置言，中国社会学同样孕育着力图代表东方人口大国及其文化的突围冲动，这是一个被激发的自尊，是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的待发状态。

参考文献：

〔1〕应 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N〕.光明日报，2008-10-21.

〔2〕胡 荣.坚持学术规范 提升研究水平〔J〕.社会学研究，2008，（6）.

〔3〕郑杭生.社会学学科制度建设在中国的发展〔J〕.新视野，2002，（5）.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近代人口；社会史；东北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范畴，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大，其中包括对人口史的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史中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尤其近二十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基础性的认识，对于历史上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但仍然缺少专题性的著作。国外作品方面，仅以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较为全面。下面仅就查到的相关的国内重要论著加以整理介绍：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以上期刊中的文章多侧重于对人口增加流动和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问题。对人口流动迁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大的方面去更加深刻的研究东北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史的又一次认识。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关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还处于待深化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著作和文章多侧重于社会学角度，而社会史方向的研究较薄弱，且多注重人口的增长、流动、迁移对社会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方面。人口史学问题，作为社会历史学众多研究问题之一，以期在微观上对宏观研究进行一些细化的补充，期望在丰富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上，也让人们在微观上更加深刻了解这一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M].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

[2]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7

[3]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

[4]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16)马凯：《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求是》2004年第8期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7篇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繁荣的背后，我国无论是宏观经济结构，还是微观社会生活领域，都存在着不小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迟早有一天将会演变为不可逆转的痼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尽管现在无论是国家的执政者，还是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专家，都已经意识到，并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比如采取了调控房价、平抑通胀等措施。但总体看来，这些策略总有急来抱佛脚、得病乱投医的感觉，而且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上层决策者到底层市民，普遍处于一种见招拆招、疲于应付的状态。

作为经济学领域的门外汉，在本文中，笔者将粗浅地谈一下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并尝试在使用经济领域技术手段之外，探讨一下精神文明教育和人们思想观念转变对解决问题的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在高位运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高速度之下掩盖的经济问题也很突出，笔者个人感触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偏大。 2013年初，中国CPI涨幅虽有所回落但仍在上涨，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上涨的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买房置业，似乎全世界都在涨价，特别是房价，从全国商品房平均价格20年内居然涨了25倍。物价上升的性质比较复杂，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相交织，短周期和长周期相交织，国内国外因素相交织，总量膨胀和结构转型相交织。

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日前，随着福布斯等形形的财富排行榜新榜单的公布，中国众多亿万富豪跻身前列。这固然是为国争光的好事，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经年来我国高收入富裕阶层与低收入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化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状态。

经济增长仍然表现为粗放型。虽然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确立了很多年，但目前中国的经济总体上仍然表现为粗放型，主要产业仍然未能摆脱依靠低成本、密集人力和高耗能低效率的状态。我们要看到，就在2013年，我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到来，粗放型经济必然将驶入慢车道。

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内的问题比然会折射到社会领域，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引发负面共振和恶性循环。

高通胀导致幸福感下降。虽然从绝对值来看，国内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上涨了，但在高通胀的压力下，国内居民，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却呈现下降趋势，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网络上，全体网民对某TV的“你幸福吗”大调查几乎众口一词的集体吐槽。

贫富差距导致社会风气下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恐怕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目睹当今金钱至上、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人们普遍怀念七八十年代，物质生活虽不富裕，但相对纯净的社会氛围。最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种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已经蔓延和影响到了少年儿童身上。

社会矛盾激化。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现象比较突出，有人炫富，更多人仇富，这其实都是病态心理。从理性角度看，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实社会大众不是天然的仇视富人，而是仇恨他们往往不那么光彩的获取财富的手段。

解决经济问题的策略

首先，应该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价格机制，对低收入阶层发放物价补贴。要大力促进短缺农产品供给的增长，抑制农产品价格过快增长；要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通胀率的感觉也明显不同，承受能力则更不同。

二是严格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引导公众全面客观看待和分析物价上涨的形势，以稳定通胀预期。四是抑制公共服务品（如教育、医疗）和垄断型产品或服务的“搭车”涨价。 转贴在信贷调控上，要根据国家产业和区域政策，有保有压，要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三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储蓄与消费、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均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全面实施对国民收入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储蓄与消费、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均衡是治理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性、战略性举措。

四是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加大改善民生工作力度。中央要求把保增长与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求坚定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就业资金投入。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健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研究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政策措施，再分配将更加注重公平，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问题解决策略

在社会问题层面，笔者个人认为，最根本的是扭转观念，正本清源，引导公众不要从对立和敌视的角度看问题，摒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冷战思维”，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国经济目前呈现出的一些貌似资本主义的因子只是表象，我们是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中国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明朝中后期，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江南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到来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由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由简单协作直接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时代，没有经历必要的手工工场阶段，因此它是“先天畸形，后天发育不良”的。此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面临封建势力的阻挠。再者，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还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和压榨，发展的道路十分艰难。由此看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成长的，其力量十分薄弱，尽管也曾获得短暂的春天，但终究难以壮大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力量，难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中国社会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坚实阶级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力量的弱小，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资金少、力量小、技术力量薄弱，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使其难以领导中国人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中国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基础。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程，决定了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十分有限。即使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谓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依然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以及封建统治下的自然经济，新兴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和小农经济的手工生产是相违背的，没有先进思想的广大农民在其原有的生产方式被摧毁时往往选择抵制心理和行为，他们不愿接受先进的机器设备，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当有限。因此，资产阶级思想传播的局限性不能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奠定可靠的思想基础。

第四，中国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基础。鸦片战争的到来，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开始，因此中国一步步迈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还经历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他们对交通、钢铁等重要部分实行“统制”经济，垄断其发展。法西斯的侵略使得中国经济千疮百孔。同时，国民政府强化经济的全面统治，加强工业垄断和商业专卖，使得代表四大家族利益的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越加萎缩。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政治经济不独立的社会现状，使得资本主义难以发展壮大，中国社会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社会先行的经济制度，甚至是政治制度确实存在问题，但目前来看，并没有其他制度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更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学习，我们要做的，是要把眼光放长远、正本清源、从长计议，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作者单位：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少总社刘浩，因职称评审，需要发表一篇论文（刊发日期要在6月30日之前，论文见附件），请您费心。

刘浩 手机：13801172780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

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经济学研究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李达就被称为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与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同，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与其哲学研究密不可分，同时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李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哲学家，李达善于运用哲学方法论研究经济问题，也善于通过经济分析提升哲学观点；作为一位有坚定政治信仰的理论家，他介入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十分鲜明。李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五四”之后和建党时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正式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和研究成果的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反思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开始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则是李达经济哲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时期，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影响。

一、李达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关注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李达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方面。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就开始关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注意通过经济问题的分析寻求革命的合理性。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返回上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工作，成为党内专职的理论家。11月7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负责撰写社评《短言》。他在《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社评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二是政治使命。”李达认为解决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经济问题，因为政治革命由经济原因所造成。同时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12月7日《共产党》第2号)初步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和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现象和阶级构成作了较为合理的阐述。李达首先分析了社会革命产生的社会原因，指出革命的根源是经济原因导致。他说，“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如法兰西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使然。其次从中国社会阶层人手论证中国阶级构成既有现代产业革命后的普遍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上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是劳力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主义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总的来看，中国也有进行革命的社会土壤，中国人的革命要求更加迫切，这归根结底是由中国人所遭受的经济压迫决定。

李达从一开始就注意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论著，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原》等文章，分别介绍了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具备较扎实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李达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思想和实践观点，将社会经济现象与社会革命、社会发展趋向相联系来考虑，以经济角度介入社会批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因受理论武器和实践程度的制约，李达对劳工阶级的生存状况、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等问题的分析还有失偏颇。如李达的《劳工神圣颂》(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简单地把劳动者比作神，而且是“正在睡觉”中的神，并认为不合理的现状是由劳动者的“宽容”造成的。文章对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也描述得非常简单，“劳动者是创造利息的人，他创造了，他被人买了资本家把劳动者当做是生乳的牛，天天榨取他的牛乳。”在这里用文学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劳动者的境况和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看起来还缺乏一种哲学理性和客观论断。总之，这一时期的李达经济学理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感性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途径和解决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处于经济批判的原则认识上，而缺乏对经济状态的深层次结构分析和逻辑推理，还不能完全准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劳动者阶层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命运。

二、李达经济学研究的高潮

20年代末，李达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并且把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重点。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以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剖析当时社会经济性质及其演变，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可能。

30年代—40年代，李达取得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获得了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双丰收，成为当时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著作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

1929年1月到9月，李达先后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颇有影响的专著，这是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的理论探索。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1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趋向，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等问题。这本书体现了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理论的新特点，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在国外出版。李达从实践观点出发明确地提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里去探求。他在“编辑例言”中写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指出了研究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李达运用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从中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经济的演变趋势。李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分析中国同欧美国家产业革命引起的各自原因。欧洲的革命源于内因，“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的革命源于外因，“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于国内的”，中国的发展“也只是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助因”。这与现在学界讨论的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一致的。李达进一步指出，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只能“分润一小部分的唾液而已”。因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封建制度相比较，前者更是阻碍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这部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以往的革命方式和理论研究中，开拓了一条新的但符合实际的探讨社会问题之路。他将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问题的研究，用经济材料分析现实问题，用经济方法探索哲学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范式转换，也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式转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其后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5月)、《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9月)三本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科学著作，都以客观事实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联系实际对待科学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经济学大纲》(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是李达经济学的代表论著。书中准确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来看，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李达首先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经济构造为对象的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它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暴露特定经济构造由于这个矛盾而发生发展，以及由一种形态转变到别种高级形态的法则。”其次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规则。再次区分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广义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两种，前者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后者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是广义经济学的构成部分。此书的特点在于，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及各形态的历史演化进行了严谨和系统的分析，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用经济学处理历史材料是历史科学的主张。此书的特点还在于，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综与去迹。”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李达失去了安定生活和研究资源，未能完成中国经济的系统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学术遗憾。但李达在其他章节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有许多闪光之处。如他用过渡状态来定义中国“现代”经济，指中国经济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但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具体表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李达在《社会学大纲》(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修订出版)也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经济”的概念。这些经济形态的划分体现了李达对中国经济现实性和特殊性的准确把握。

三、对李达经济学研究的总结

李达转向经济学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原因。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了集中的反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材料。从理论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有了新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相继得以发表，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这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显现的思想更加完整、丰富和明确，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法论。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达吸收了这些新发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

李达之异于同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备手段，同时创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哲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经济哲学是李达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成因，仅从这一点来看，李达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重视现实的经济现象的理论特质。按传统的教科书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划分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表达，相反马克思哲学的许多思想正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形成完善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是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时，不能撇开经济哲学方法这一线索，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马克思在经济哲学方面的思想发展，所反映的是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李达作为从革命家到专职理论家的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学理转变，即从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和对社会问题作出论断，到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经济事实，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李达的经济哲学研究的特点表现在，其一，保持一贯的经济学研究目的。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国情研究。他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等不少论著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哳经济有助于了解国情、认识国情、分析国情、总结国情。正是因为重视经济学研究，李达能够更好地解析社会问题。李达通过大量经济事实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推理，界定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二，重视总结理论研究的规律。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性反思。他从初期文本中发现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够准确、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不够正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完整，试图通过深人的经济学研究予以更正。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自觉的认识。其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为中国社会问题分析和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武器。李达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两书中已经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提出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批驳从上层建筑人手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9篇

梁祖彬

太平绅士,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主任。多年来致力于社会工作研究及教育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发展、社区发展、老年人家庭照顾和社区照顾以及非政府组织工作等方面。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并与人合著了《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一书。被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任命为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委员。

Liang Zu Bin,

“JP”, dean of the Institution of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He has been devoting to the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cluding social security, soci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family and community’s caring of the aging people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work etc.. He has published successively more than a hundred papers at home and overseas, and worked out a book named “Authority and Mercy” with others.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Social Welfare Consultant Committe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

近年来，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各国政府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吸引外资，严格控制政府和社会服务开支。但社会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居民期望和要求继续提升。尤其是社会人口老化，导致退休、医疗和长期照顾支出越来越高。此外，失业及贫困人口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和工作形式的改变，都加重了社会公共服务的负担。与此同时，居民因为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多样化而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和推动社会工作及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但是很多人对社会工作并不十分了解。为此，记者近日专程走访了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管理系主任梁祖彬博士。

梁博士在社会工作研究及教育领域成就斐然、声誉卓著，他所领导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管理系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一）

梁祖彬博士介绍说，社会工作是起源发展于欧美国家的利他主义制度和助人专业的国际惯例，目前已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国，而且社会工作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作用已得到举世公认。总体来说，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基本功能是及时响应变迁的社会需要，满足服务对象的基本需求。社会工作已成为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自20世纪初，先期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都推行了社工制度，并且形成了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它在产生之初就是以助人为特征的，因此在西方，它被称为“天使的职业”。其后，社会工作逐步发展成为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和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基础的方法论，成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者则成为政府的政策与公众需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目前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不成熟，也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专业(职业)。而且长期以来，国内外有关中国社会工作的评论，以往的看法比较极端。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福利社会，而一些对共产主义没有好感的学者却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较为保守。对此，梁祖彬博士在《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一书中就已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分析评价。

在采访过程中，梁祖彬博士还谈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失业率、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与其它国家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存在分歧，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工作及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阻力。但是，梁博士在举例说明亚洲经济起飞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并将中国与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进行对比之后又指出，现阶段中国政府以国家为中心、走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及政府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现在面对的这些社会问题很多国家都曾经面对，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分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而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中国内地不但可以从香港的公共服务模式中吸取经验，也可以借鉴西方现有的社会政策里适合自身发展的内容和方法，然后结合国情，找到适合中国的社会福利调控机制。

（二）

其实，梁祖彬博士从事社会工作的研究及教育工作，并不是在他成为香港大学教授之后才开始的。说起来，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梁祖彬博士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就住在一栋大楼的天台上，几间简单破旧的木房子就是他们一家藉以遮风挡雨的住所。梁祖彬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一家八口仅靠父亲一人工作维持生计。在梁祖彬念中三时，父亲不幸去世，迫不得已，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母亲也只能走出家门找工养家，还要继续供六个子女上学。

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使梁祖彬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世事的多舛。但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艰难困苦并没有磨平他积极上进的棱角，反而激发了他努力拼搏的斗志，所以他在学习上也比同龄人更加刻苦、更加用心，同时他推己及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

中学时，梁祖彬就读于香港名校皇仁书院。中学毕生之前，他原本希望报考医科、成为一名医生，却因为考试期间家中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火灾而受到影响，最后他选择了修读当时比较受欢迎的社会工作专业。从此，他便与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之后，梁祖彬便投入社会工作的实践中。开始他在一个教会做事，主要是通过协会组织的形式向政府传达民情、沟通民意，为社区居民争取权益、谋求福利。当时的香港还处在殖民统治下，民众与港英政府之间往往不能实现良好的沟通，做这些工作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梁祖彬却认为非常有意义，一旦着手，他便全力以赴。出生于草根阶层的他，对民生之艰难有着切身体会，而投入这项工作则使他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剖析其中的症结所在，探索相应的解决办法。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梁祖彬积累了很多关于社会工作组织、沟通、协调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一年之后，这个机构将梁祖彬选派到美国去进修。此后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也使得他在社会工作研究方面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加深了认识。

（三）

1975年，梁祖彬学成回到香港大学。之后，志在以己所学回报社会的他更为积极地投入到相关的实践工作中去。在此期间，他为争取民众权益，组织和参与了一些运动，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也引起港英政府的注意，甚至将其列入所谓的“搞事分子”之列。

但无论如何，梁祖彬博士投入社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却并未有丝毫动摇。他决定更为深入地做一些学习和研究工作，在学习了亚洲地区的社会行政管理课程后，他又远赴英伦修读该国的相关课程，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时光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中国内地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祖彬博士对此产生极大兴趣的同时，也认识到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转向对外开放的社会；由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一个深受数千年文化传统影响的社会转向积极追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社会。伴随着急剧的经济及社会变革，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为此，梁祖彬博士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问题。为了更真切地了解有关情况，他多次到内地来考察，并在广州等城市参加了很多交流活动。他在考察研究的过程中，也与当地的有关部门及机构开展了一些社会工作培训、社区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推广及实践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社会工作的发展。

梁祖彬博士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多年以来，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热情关注社会福利、社区发展，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做到了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他与人合著了《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这部著作从中国社会福利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福利、企业福利、城市社区服务、农村社区福利、民政工作、收入差距与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方向等十一个方面对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了客观、全面、系统的介绍分析。此书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以中文版出版，另外还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刊行之后，对国内外社会工作专业人士及研究者均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四）

身为香港大学的一名教授，梁祖彬博士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将自己对社会工作的热爱化作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不遗余力地推动该学科的传播推广。

据梁祖彬博士介绍，香港大学50多年前就开始社会工作专业训练，设有国际资格论证的社会工作课程，是华人社会中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最优秀的学校之一。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成立于1967年，1986年正式更名为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目前该系开设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9类课程，以满足社会工作、社会服务领域不同层次的需要。该系的社会工作硕士课程的特色在于它为本科非社会工作专业而有志于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提供了一个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自课程开设以来一直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和欢迎。近年推出的社会工作行政管理课程则是为了顺应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时展需要，培养新一代的管理专业人才。每一个课程都吸纳了有丰富工作经验并致力于专业发展的优秀人士，配合以国际先进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训练，为不同社会服务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

该系与海外大学的交流和合作使课程不论在设置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可以与世界同步发展。与此同时，该系亦特别致力于与内地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和交流，推动内地社会工作的教育发展。该系已经先后培养了十多名来自内地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目前仍有近二十名内地研究生在读。

1986年，香港大学率先推出了社会工作课程，之后又与中山大学合作，开办了相关课程，并利用暑假期间，安排学生到一些企事业单位开展义工活动，使当时广州的市民对社工有了一个好印象。

近年来，香港大学又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办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课程(IMBA)。2003年，两校又在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方面再度联手，由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合办社会工作硕士(MSW)和社会行政管理硕士(MSSM)课程，而这一项目也在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后开始招生。

梁祖彬博士强调，这些举措的意义在于能够借鉴国内外经验，以香港社工系统为蓝本，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创新，为社会培养既有坚实理论基础、又有踏实实践能力的社会工作领导人才及基层服务人才。

（五）

在梁祖彬博士的领导下，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管理系和谐精进、硕果累累，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及社会工作教育界声誉卓著，而且该系多年来为香港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也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认可与褒奖。在该系的20多位教授中，有5人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太平绅士荣衔，有2人获颁银紫荆星章、1人获颁铜紫荆星章；同时，该系有五人当选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2人当选为政府扶贫委员会委员，而在新一届政府组建的策略发展委员会当中，该系就有三人当选。此外，还有多位教授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政府顾问工作。由此可见，该系被誉为香港大学的“精英团队”、“和谐团队”可谓当之无愧。

而梁祖彬博士本人同样是成就斐然。他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培训、社会发展、社区发展、老年人家庭照顾和社区照顾以及非政府组织工作等方面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并受到政府重视。鉴于他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为香港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香港特区政府于2005年授予他太平绅士勋衔。此外，他还被特区政府任命为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要负责福利政策及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工作,为特区政府提供有关建议。作为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行政管理系主任，梁博士多年来领导有方，亦备受称道。

梁祖彬博士根据自己多年来对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和独到见解，陆续撰写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仅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的有关刊物上发表并获专业机构审核通过的论文就有五十多篇。而他所阐述的观点及在这些文章中所列举的资料数字也多次被学术界人士大量引用。使得他成为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管理系领导者乃至香港社会工作学界权威的原因之一。

结语

梁祖彬博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发展与社会现实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以便为弱势群体和劣势社群提供社会服务。这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专业繁荣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边缘群体；乞丐问题；对策

一、乞丐问题

探讨乞丐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这一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会转型的速度急剧加快，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乞丐属于社会边缘群体中的一类分支人群，近年的社会问题中，边缘群体问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边缘群体的生活问题，是一段时间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同样，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乞丐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乞讨行为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它既对社会产生了种种的作用与影响，又无时无刻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有一种观点比较流行，认为乞丐是依靠牺牲个人的自尊、尊严为代价，换取了社会的同情、帮助与施舍；施舍者则从自己对乞丐的帮助行动中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心理上的愉悦、良心上的安慰。现今社会的乞丐群体中，年龄各异，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有青壮年、也有几岁的儿童，这其中以老人和儿童居多。另外，一些地方的乞丐群体会随着季节、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春暖花开时节，出现的乞丐人数众多；寒冬腊月时分，乞丐人数逐渐减少。

二、新时期乞丐问题的特点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乞丐问题，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首先，在乞丐主体上；传统意义上，我国乞丐主体为无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他们确实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成为乞讨者。然而，现在的乞讨主体多数为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这类“新兴”乞讨主体还被称为“假乞”。“假乞”的增多，导致大众的同情心被严重滥用，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其次，在乞讨目的上，过去的乞讨以要饭为主，目的是为了生存；而现在的乞讨者是以要钱为主，目的则不甚明确，有的为了求富，有的甚至就是为了依靠他人施舍的钱财完成自己的生活。再次，在乞讨者心态上，过去的乞讨者自卑、羞愧、胆怯，而现在的乞讨者显得有些理直气壮，更有甚者还会向施舍者施压。最后，在组织结构上，过去的乞讨者大多是零散的、自发乞讨的个体居多，而现在的乞讨者形成了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群体，他们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长期失业或者心存不劳而获思想、好逸恶劳而以乞讨行为作为自己获取生存资源的主要方式或兼职方式。于是，职业乞丐逐渐成为一个名词，进入大众视野。

三、解决乞丐问题的对策

针对目前乞丐群体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解决乞丐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切实有效的对每一环节的问题进行分析，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首先，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实际情况，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出发。解决和治理乞丐问题，必须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依托，只有这样，乞丐人群的生活才有保障，“假乞”现象才会得到有效抑制。其次，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职业乞丐的出现，是因为受到利益问题的驱使，而且，这些职业乞丐中，大部分是没有文化，受到较少正规教育的一类人，所以，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严厉打击行乞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庞大的乞丐群体之中隐藏着一些“幕后操纵者”，他们组织、威逼、利诱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通过他们的乞讨行为为自己聚敛财富。针对这一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并且，国家应尽快出台特别针对职业乞丐而制定的法律法规，严惩利用大众同情心满足一己私利的行为。另外，在我国现阶段，除了要全面认识和发挥家庭的社会功能之外，尤其要重视家庭在扶养、赡养和感情交流调适等方面的功能。应该以孝文化为主线，展开对真正存在生活难处的行乞人员进行救助，并对年老体弱、疾病缠身的老人进行医治。

妥善解决乞丐群体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在边缘群体问题这一方面的表现有很多方面，本文是以乞丐问题为基础进行探析的，这对于解决边缘群体问题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诸如流浪儿童等其它边缘群体问题，也是同样需要被重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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