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业竞争力模式对比

内容摘要：环境成本与竞争力的关系研究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环境成本的内生化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效率”，取决于环境成本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模式；另一方面，竞争力增长中如何使用环境要素也对生态、经济利益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中美产业发展中基于环境成本冲击的竞争力模式差异，验证指出中美产业竞争力的差异更多源自要素禀赋上的不同，而非简单追求更低的环境成本，从而有必要重新审视环境成本冲击下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增长路径。

关键词：环境成本竞争力产业发展

基于环境成本的竞争力模式研究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理论意义上讲，交纳庇古税、支出防护性环境成本以及将生态环境做为生产要素，是经济过程内化生态环境价值的方式，从而带来环境成本冲击的三种经济效应：环境恶化的社会成本效应，内生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效应，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效应。依据不同经济效应的竞争力模式产生不同的“成本—收益”配比，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影响内生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从实践层面来看，环境成本的压力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效率”（企业内部广泛存在的低效率资源配置现象）（Porter，1991；Altman，1997），取决于企业如何对资本、人力、技术及污染治理方式进行组合，以培育自身独特的竞争力优势。赵细康（2003）基于中美产业的比较表明：“中美之间的产业分工变化似乎是美国反而朝着污染产业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则相反，其清洁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等学者对南北国家间产业变迁的比较也有相似的结论。但关于这种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相关文献都缺乏论述。因此，本文尝试从中美产业污染与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出发，揭示中美双方产业如何依据自身技术、资本和人力的状况，对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来达到不同的“成本—收益”配比，以及中美间竞争力模式的差异对污染排放强度、竞争力水平以及福利状况的影响。

中美产业发展中的环境成本压力比较

从企业成本的角度观察，生产和劳务中生态破坏的“虚拟环境成本”需要交纳庇古税加以补偿，为防止和消除生态负面影响而实际支付的“防护性环保费用”则体现为污染治理资本支出(PACE)和污染治理运行费用（PAOC）。产业环境保护强度（ERS）作为环境保护的现状及环境保护努力程度的函数，反映了环保压力下行业生产中污染排放强度（M&W分类）与环保支出间的对应关系。赵细康在《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2003）中提供了1991-1999年间中美部分行业的ERS与M&W计算值的比较，本文使用相似的计算原理，计算了2001-2005年间中美部分行业ERS与M&W值的对应关系。由于ERS值越大，企业环保的强度也越高；同时M&W指数越接近1，其在全部行业中所处的污染排位也越靠前。本文的计算结果支持了赵细康（2003）的结论：“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越高，其环境保护强度相应也越大。”并显示出ERS和M&W值之间的三类典型关系：第一，中国煤炭与美国食品业相对较低的M&W值导致高边际污染消减费用（MAC），从而限制了其ERS值；第二，中国火电与美国石油煤炭、化学工业相对较高的M&W值带来很强的ERS值；第三，中国石油业的高ERS值明显促成了其M&W分类值的下降。从而表明，随着中美产业整体污染消减支出的快速增长，ERS与M&W值的对应关系显示双方产业发展中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负担。由此，企业必须依据自身在竞争中的盈利能力与污染消减的效率，对最优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保护强度作出权衡。

中美产业发展的福利水平比较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中美产业发展的福利水平涵盖了经济与生态的双重收益。首先，观察行业生产的生态福利，选取中美间具可比性的“二氧化硫排放量”、“2.5和10PM可悬浮颗粒物排放量”，不论是净排放量还是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美国行业的清洁度都更高。其次，为了考察污染排放与行业产值、污染消减与环保费用的相互关系，本文设计了污染治理效率（PE）指标，并对部分中国样本行业进行测算，如表1。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工业生产的清洁度低于美国，但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很快，同时ERS值越高的行业，其PE值增长地也越迅速。再次，从行业的利润水平来看，1985-2002年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平均销售净利率分别为4.61%、1.81%和1.79%，1990-2006中国制造业的平均销售净利率为4.13%，中美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都明显高于日德。最后，考察产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优势对贸易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中美在污染方面的贸易利益差别。分类2004、2005年间中美间贸易商品的产业类型，在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项目下，中国工业26个分行业的出口与进口商品污染排放量、单位产值排污量的结果如表2。结果显示，当中美间贸易商品依照中国产业污染水平进行计量时，中国出口商品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小于进口商品，证明开放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发展趋于更低污染排放强度的行业类型，中美贸易体现出国际产业分工的环境成本比较优势。但贸易顺差造成中国出口品的污染物总量仍远大于进口品在国内生产所可能产生的污染量。

中美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模式差异

（一）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从“成本—收益”的形态上看，美国产业发展趋向“高成本—高收益”的配比，尽管高M&W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数额庞大的污染消减支出（PAE），但这些行业的销售净利率也较高；而中国的产业发展则趋向更高清洁度，以避免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受到环境因素的冲击。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美国制造业的技术与人力资本优势，计算1992～2005美国石油煤炭、化学行业的劳动生产率（LP）和R&D效益（RDE），可以发现：LP的增长能够支持更强的ERS，并降低行业的M&W值，即环保力度的增减依附于竞争力的高低；持续的高RDE将推动出货价值（ValueofShipments）与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增长，并且这种作用通常是滞后的；LP的增长总是强于出货价值的增长，即生产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1992-2005年间，尽管美国石油煤炭、化学工业经历了相似的景气循环，但由于化学工业在RDE上投入更强，LP的增长也更持续，所以其ERS值较之石油煤炭工业增长地更快，M&W值则下降地更多。整体上讲，污染末端治理下的美国产业发展凭借劳动生产率来缓冲人力与环境成本的压力，而中国产业发展则力图在人力与环境成本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二）从贸易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

观察贸易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的产业结构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很高。虽然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平均加权单位产值污染排放量优势(UEjexp＜UEjimp)”（见表2）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清洁度高于进口产品，但是这种经由国际贸易优化环境成本的方式并非中国产业发展基于生态利益的主动选择，而是中美贸易中比较优势所确定的国际产业分工。中国的纺织、金属压延和电子设备等清洁度较高的行业凭借贸易优势在制造业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而化学、药品等较高污染行业则因为缺乏出口竞争力而发展缓慢。美国化学工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污染排放强度与防护性环境成本的对应关系更多地取决于产品的盈利能力，而不是国际贸易因素的影响。计算1992-2005美国化学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ARCA）和出货价值增长率（RSV），显示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美国化学工业的国内市场支持带来了林德（Linder）所谓的“潜在出口（PotentialExports）”，保证其有充裕的市场空间来培育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最终成长为人力资本优势的行业。

（三）从垄断水平的角度分析

从垄断水平的视角观察产业发展的生态与经济福利，本文发现：尽管中美制造业较高的净利润率反映双方在不同行业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垄断性，但垄断的表现和根源却不尽相同。人力资本优势所依附的技术垄断要求美国制造业有很强的成本负担能力，因此其产品集中在生产周期的“新产品阶段”和“产品成熟阶段”，贸易的交换价格也更高；中国产业的人力成本优势则保证了“产品标准化阶段”的生产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与规模经济，贸易的交换价格也更低。库珀（RussellCooper）在两部门互补性模型中，证明了部门间交换价格与勒纳指数（Li）正相关，即Pi/(P-i)α=k/μ(1-Li)，强垄断势力的一方会迫使贸易对手生产数量更多的更低价产品，从而通过贸易价格转移自身的环境成本，垄断势力的弱者也必须为生产中更多的污染负责。中美贸易的现实正是美国通过不平衡的交换价格转移环境成本，并迫使中国生产更大量的污染（Pjexp>Pjimp）（见表2）。库珀认为该互补经济体中存在一个乘数效应，任何一方增加支出所增长的需求都会最终产生一个比该增长大的多的整体经济产出。由此，在更开放经济条件下，中美贸易中的生态与经济利益不平衡可能会加剧。

环境成本冲击下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培育

首先，当前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依然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成本－收益”的形式决定了其较弱的成本负担能力，所以控制人力与环境成本的过快增长不可或缺。其次，进出口商品在M&W分类上的差异只是国际贸易中生态利益的静态反映，贸易价格才是生态、经济利益交换的动态反映。通过扩大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规范市场中的过度竞争与垄断行为，优化出口退税与补贴政策，中国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才能实现更高的生态经济福利。最后，决定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自我预期的产业强化机制，我国人力资本、技术与成本的现状演化为产业投资的路径依赖，只有切实提高技术向需求转换的效率，环境成本压力才会在消除产业趋同与低级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慕菡.我国多变贸易中污染产品的变迁.生态经济[J]，2006

2.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