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商的命运交响曲

这里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葡萄牙人有1200人，往来商人数以万计。

这里有两座教堂，两家医院，以及1000多幢私人住宅。葡萄牙人和其他族裔的海商甚至建了一座自治市政厅，有自己的警察、审计官、法官和议员。

这里的房价因人多地少而高企，每幢房产的建筑成本约为4000～6000得克（古代葡萄牙货币）。外来商家的不断涌入，抬高了这里的房租价格，两三年的租金就能把建筑成本收回来。要知道，当时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将妹妹嫁与葡萄牙国王里奥三世，给出的“令全欧洲羡慕的嫁妆”也不过20万得克。

这些都是16世纪葡萄牙商人平托的著作《远游记》中的描述。在他的笔下，这里就像是中世纪后期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它不在欧洲，而在中国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附近。它的名字叫“双屿”。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岛，却被称为“16世纪之上海”。在这里，明代的海上商人奏出了一曲曲慷慨激昂的命运交响曲，给行将封闭的中国带来了些许活力。

结盗双屿

嘉靖二年（1523年），有两件大事直接刺激了新君嘉靖皇帝的神经。

葡萄牙人在广东新会武装登陆，被明朝水师击败；日本的两个使团来华进贡，在宁波大打出手，趁机焚掠浙东。嘉靖君臣认为，祸患起于对外贸易，故而下令关闭浙江、福建两地的市舶司，拒绝各国借朝贡名义来华贸易，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关闭市舶司，只是终结了官方的对外贸易，却挡不住民间做生意的热情。于是，走私成了中国外贸的主流，成了沿海经济的支柱。不仅商人趋之若鹜，就连地方官也涌入分肥。

过了些年，在浙江地方官员的公文中，一个叫“双屿”的地名曝光率直线上升。失意的葡萄牙人，放荡的日本浪人，胆大的中国海商，贪财的地方官员，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小岛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孤悬海上的双屿，最初只是一个季节性的走私贸易场所。商人们每年夏天到来，次年早春离去，非常规律。渐渐地，人们发现了双屿的妙处：它扼守南北航路和中日航线之要冲，毗邻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如果从双屿乘船到宁波，再借助浙东内陆便捷的水运交通抵达杭州，就可以进入中国的经济命脉——京杭运河。因此，双屿形势险要，堪称“远东贸易枢纽”。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这里的价值远胜于澳门。

时间一长，走私规模越来越大，葡萄牙、日本的商船也接踵而至。双屿成了他们出海的据点和交易的中转站。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这里一拍即合。

生意越做越大，竞争在所难免，有时甚至要诉诸武力，单打独斗逐渐难以适应日趋恶劣的商业环境。于是，走私商人逐渐形成了李光头和许栋两大集团。他们是武装走私的团伙，不仅雇用本地船工，还招徕日本武士，甚至以“倭寇”自居，公开劫掠。他们以双屿为基地，行迹不仅遍及浙东沿海，甚至远达日本、南洋，俨然两个海上贸易集团。

在他们的经营下，短短几年，双屿已经成为东亚海域规模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和走私中心，率先感受到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化”的好处。来自西班牙、日本的白银，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棉布，又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和世界各地。

这么说来，双屿的霸主并不是葡萄牙人，而是中国的海商集团。平托在《远游记》中，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这里的一切，因而闹了不少笑话：所谓“教堂”，其实就是天后宫；所谓“市政厅”，只是海商们开会的地方；所谓“议员”，就是海商的头目。

对于双屿港的畸形繁荣，明朝官府早有耳闻，且视为眼中钉。然而，闽浙地方官员和士绅，以及当地渔民百姓的利益大多牵涉其间，加上天高皇帝远，嘉靖皇帝一时无暇顾及双屿，故而官军多次进剿，都未奏效。双屿依然平静，走私依旧进行。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余姚官绅谢某等人拖欠葡萄牙商人货款，经不住催逼，就放出狠话，要将这些葡萄牙人走私的事举报到官府。葡萄牙人一怒之下，纠集暴徒趁夜洗劫了欠债者的村庄，抢掠财物，残杀百姓，震惊朝野。嘉靖皇帝一怒之下，派副都御史朱纨统领闽浙军务，进剿双屿。朱纨认为，浙江本地官兵早已与双屿的海商串通一气，为免泄露军机，他甩开浙江兵，亲率从福建调来的亲信部队，兵锋直指李、许两大集团。在朱纨看来，他们就是通倭的内鬼。

官军有380艘战船，6000多名士兵，海商哪是对手！仅仅五个时辰，70多艘海商船只灰飞烟灭，李光头、许栋全部被俘，官军开进双屿。朱纨下令，将葡萄牙人从浙东沿海全部赶走，将双屿的建筑物全部焚毁。为了杜绝后患，朱纨又用木石筑填双屿港的南北各口，堵塞航路，将这座世界贸易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

从此，葡萄牙人告别浙江，重回广东。五年后，他们窃据了澳门，前后长达400多年。

王直之死

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许氏集团还在全盛之时，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界达人加盟其中，他就是王直。此人是许栋的同乡，他发现明朝海禁貌似严格，实则松弛，便借机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舰，满载硝磺、丝绵等违禁品驶抵日本、暹罗，往来贸易，牟取暴利，数年间就成了暴发户。由于他号“五峰”，故而人称“五峰船主”。加盟许氏集团后，王直当过“管库”、“管哨”，逐渐掌控了财权和兵权。许栋被官军擒杀后，王直自立为船主，北上舟山烈港，重建海上贸易集团。

起先，王直通过劫掠和贿赂，垄断了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中国的远洋商船只有悬挂“五峰”的旗号才敢在海上行驶。后来，这个过于招摇的举动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于是，朱纨再度奉命出击清剿。王直只好移居日本长崎，自称“徽王”，召集亡命之徒，拉拢日本浪人，拥众20万人，向闽浙沿海发起一波又一波跨海攻击，甚至闹得“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至此，王直已经变得既是商人，更是海盗，而且在舟山海域独霸一方。

李、许集团的覆灭，王直集团的东迁，令闽浙豪绅大员暴利受损。他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朱纨的强硬，群起而攻之。朱纨被罢官，不久愤而自杀。他对明朝忠心可鉴，反抗倭寇侵略的言行值得肯定。然而，他只顾埋头做官，不谙国计民生，只是道学家，不是经世者。在厉行海禁的背景下，他的强硬政策不仅断了闽浙官员豪绅的财路，更是断了渔民商人泛海求生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