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分析

摘要：运用ArcGIS 9.3软件，通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指数以及Ripley'S L指数等方法，对中国钢琴制造企业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呈显著集聚状态且不断加剧，并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川、鄂等沿江地区也有集中分布，总体呈“T”字型集聚格局，且该格局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显著变化；在小空间尺度，企业集聚强度逐渐增大，但集聚规模不断减小，而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集聚强度尽管继续增大，但其集聚规模尺度并未发生变化；钢琴产量省际差异较大，而且立式钢琴企业产量、平均生产规模均远大于三角钢琴企业：最后将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为能人效应、政策支持、外资驱动和集聚经济效应4个方面。

关键词：制造企业；钢琴；空间格局；中国

0引言

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大，中国开始进入乐器学习热潮时代。乐器作为演绎音乐，表达、传递人类情感的载体，其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演奏工具本身，而素有“乐器之王”的钢琴，其在流行、摇滚、爵士和古典等诸多音乐形式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凭借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优势，逐渐吸引世界钢琴制造业向其转移，并使中国目前成为全球最大的钢琴制造国与消费国，这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目前针对钢琴企业或产业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学、城乡规划以及地理学等学科视角，大多借助单个钢琴制造企业或钢琴产业集群作为案例，分析企业或集群的形成发展、创新升级以及集群对城镇化的影响等，如罗顺均以珠江钢琴集团为例，基于“引智”学习与组织信任、吸收能力等视角，探讨其对钢琴制造企业创新升级影响机理；史永隽主要以浙江洛舍钢琴产业集群为例，具体基于二元社会网络结构、源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等视角，分析其对钢琴产业集群形成发展影响，而李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洛舍钢琴产业集群对城镇化影响；朱胜基以营口钢琴产业集群基地为例，对其概念性规划设计探析。除此之外，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如朱华友基于宏观空间尺度，探讨钢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布及转移，而马铭波则以国内钢琴制造业为例，基于知识深度视角以及政府构建知识通道的关键作用等视角，分析其对中国钢琴制造产业升级的影响等。不难发现，已有关于钢琴制造业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针对钢琴制造业的空间格局方面研究却鲜有提及。深入探究中国钢琴制造业究竟如何分布，其演变规律如何，这有利于政府或相关企业准确把握全国钢琴产业发展布局，进而做出科学的投资发展决策。空间格局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视角和中心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构建中国钢琴制造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运用ArcGIS9.3件，对其空间格局演化进行分析，希冀为我国未来钢琴制造产业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1.1.1最近邻指数

最邻近指数用来测度空间点分布模式，它表示为空间点群的平均最邻近距离与随机分布平均距离之比，其值大小反映点群分布与随机分布的背离程度。当R等于0、1、2.149时，则分别表示点群呈现完全集聚分布、随机分布和完全均匀分布。

1.1.2核密度指数

核密度估计法适合于用可视化的方法表示空间点群的分布模式，即通过将离散的点群转化为连续的密度图来研究空间点群的分布特征。Kernel密度估算方法在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它能够直观、简洁地反映出空间集聚区域，本文正是采用此方法来分析中国钢琴制造企业的空间集聚格局。

1.1.3 Ripley’s K函数

点状分布模式可能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变化，Ripley’s K（r）函数是一种基于距离的点模式分析方法，常被用于刻画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现象，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j=1，2，…n，i≠j，n为研究单元内企业个数；A为研究区域面积；d为距离尺度；wij（d）是在距离范围内企业i与企业j之间的距离。当L（d）等于0、大于0和小于0，则分别表示企业随机分布、集聚分布和分散布局。

1.2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获取难度以及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选择2003年与2014年中国钢琴制造企业为主要研究数据，具体主要源于《2015年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会刊》、《2003-2004年中国乐器年鉴》和《2015年中国乐器年鉴》；针对部分信息不完整、不一致或记录不详等情况的企业，本文将其剔除，并最终整理中国钢琴制造企业626家。通过在2010年版中国矢量地图上标注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进而构建中国钢琴制造企业的空间属性数据库。需要强调的是，文中所涉及的钢琴企业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均指制造企业，而不包括销售与服务行业的企业。

2企业数量分布特征

2.1最近邻指数分析

将企业作为点状实体，并利用最近邻指数方法对中国钢琴制造企业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表1），结果表明，2003年与2014年的企业最近邻指数均很低（最高不足0.23）且总体呈下降态势，且置信度全部为99%，这说明其空间分布均呈显著集聚状态，集聚程度较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集聚程度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2.2核密度指数分析

最近邻指数尽管可以有效刻画企业空间集聚情况，但不能更加直观地呈现它们究竟在何处集聚，集聚程度如何等。基于此，本文借助核密度指数方法对其空间格局特征演化进行测度，同时为了使结果具有可比性，选择相同的搜索半径（150km）与栅格大小（2km）绘制核密度估计图（图1）。总体来说，中国钢琴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江、沿海地区，呈现“T”字型集聚格局，具体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川、鄂等省市也是重要生产基地，呈现出密集的群团式特征。据统计，2003年，钢琴制造企业主要集聚于6个省份，即上海、广东、浙江、北京、辽宁和江苏，而其中重要集聚热点城市包括营口、北京、南京、上海、湖州、宁波和广州7个城市，其集聚的企业数量占全国的64.58%左右，集聚度十分显著；与之相比，2014年企业集聚强度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总体集聚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重要集聚区依然分布于上述7个城市，尤其是以上海、湖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两个城市集聚企业数量占全国的比例分别高达26.68%和21.57%，这说明这2个城市集聚了全国将近一半的中国钢琴制造企业，体现其在全国钢琴制造企业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2.3Ripley’s K函数分析

借助Ripley K函数，对2003年与2014年的中国钢琴制造企业集聚的强度与规模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两个年份的企业集聚L（d）曲线基本相似，总体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特征（图2），其集聚程度大于随机分布的最高值，显著性均通过检验，这进一步说明企业呈显著集聚的特征。具体来说，2003年企业在8.58km～102.98km范围内服从聚集分布且在68.66km左右位置出现一个小聚集峰，其峰值为426.18，而在102.98km～171.64km范围内，L（d）曲线进一步随空间距离的扩大不断远离置信空间，集聚强度进一步增大，其集聚总体规模达92505.31kin2，对应的集聚强度L（d）峰值为541.07。与之相比，2014年L（d）曲线同样在小尺度范围内存在集聚峰值，即8.58km～85.82km之间，企业呈集聚分布，并同样在68.66km空间尺度位置存在集聚小峰值为482.39，而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即在85.82km～171.64km范围内，其集聚峰值增至638.37，增长率达17.98%，但集聚规模却未发生任何变化，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在较小空间尺度范围，其集聚强度均逐渐增大，但集聚规模不断减小。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其集聚强度尽管进一步增大，但企业集聚规模却未发生变化，这与上述中国钢琴制造企业集聚格局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仅集聚热点区的集聚强度进一步提升是相吻合的。

3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基于中国钢琴制造企业位置及其数量信息，上述分析刻画了中国钢琴制造企业集聚格局，即总体呈现沿海、沿江地区的“T”型格局，具体包括北京、上海、辽宁、江苏、广东和浙江等省市。基于此，以2003年、2014年中国钢琴制造主要省份的主要钢琴制造企业生产规模数据为基础，对比分析中国钢琴产量规模、企业平均生产规模的分布特征演化。

3.1钢琴产量规模分布特征

中国钢琴总产量省际差异显著，现代钢琴产品因形状与体积的差异主要分为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而中国钢琴制造产业主要以立式钢琴生产为主导，而三角钢琴生产规模相对很小，因而立式钢琴产量的变化方向与幅度往往直接决定中国钢琴总产量的变化方向和幅度。具体来说，2003年中国钢琴总产量较高的3个省份与立式钢琴相似，由高到低均依次为广东、北京和上海；同时，由于少数省份产量的急剧上升，2014年中国钢琴总产量较高的3省份由高到低也依次均为广东、浙江和湖北。相比之下，2003年三角钢琴产量较高的3个省份由高至低依次为天津、山东和辽宁，而2014年因大部分厂商（60%）三角钢琴产量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全国钢琴产量前三的省份变为广东、湖北和浙江。由此可知，中国钢琴总产量以及不同类型钢琴产品产量区域差异均较大，同时也说明无论是钢琴总产量，还是立式钢琴还是三角钢琴产量，广东、湖北和浙江3省份已经逐渐成为全国钢琴生产的最主要核心区。

3.2钢琴企业平均规模分布特征

总体来说，中国立式钢琴企业平均生产规模要远大于三角钢琴企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70%）省市两种钢琴制造企业平均生产规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进而使省际差异水平逐步增大。具体来说，2003年立式钢琴平均生产规模较高（约为7344架/家），随着时间的推移，2014年大部分省份的立式钢琴企业平均生产规模增长迅速（平均增长率约为123.68%），这也使其省际差异进一步增大。与之相比，2003年，三角钢琴企业平均生产规模较低（约为1072架/家），尽管2014年大部分三角钢琴企业平均生产规模有所提升，但增大幅度不高（平均增长率约为42.95%），致使其生产规模依然较低（约为1533架/家），其省际差异相对较小。

4影响因素分析

4.1能人效应

能人是指农村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往往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外部市场的拉动、政府政策的激励或村外行动者的鼓励下，他们尝试着从事新的生产经营项目。一旦能人获得创业成功，便会借助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成功示范效应带动作用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以湖州洛舍镇钢琴产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洛舍镇钢琴产业的发展既无资源禀赋与传统技艺基础，也没有外资嵌入与专业市场的驱动。然而，洛舍镇目前之所以形成了完善的钢琴产业链网络，与该镇能人王惠林1984年成立的源企业――湖州钢琴厂的驱动作用密切相关。因为正是在该源企业的孵化下，该镇随后衍生了一大批知名钢琴制造企业及配件生产企业，成为继“珠江”之后的全国第二大钢琴制造基地，成就了钢琴制造的乡镇奇迹。同样，宁波之所以成为全国重要的钢琴生产基地，也是与宁波海伦钢琴董事长陈海伦密切相关。1986年，他为上海钢琴厂生产五金配件而接触到钢琴行业，而后创建海伦钢琴品牌，进而促进周边钢琴制造企业的衍生与发展，包括宁波海伦乐器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双海琴壳有限公司、浙江四海琴业有限公司、宁波森隆乐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4.2政策支持

由上述分析可知，营口、北京、南京、上海、湖州、宁波和广州7个城市是中国钢琴制造企业的集聚中心，而这些集聚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央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建国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制定并实施了鼓励、支持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为钢琴制造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较为优越的环境。由于此时这7个城市钢琴制造企业已初具规模，因而钢琴产业往往成为这些城市的传统特色产业，这促使地方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来加快钢琴产业的发展。以湖州与营口地区为例，湖州洛舍镇政府创办了“洛舍钢琴文化节”，并始终坚挣“提升德清钢琴产品质量，促进产业的核心凝聚力，打造钢琴区域品牌，促进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钢琴产业发展思路，督促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实力，提升德清钢琴产业的整体品质；营口市政府对制约钢琴企业发展的资金、贷款贴息等问题均有明确的优惠扶持政策，并专门规划了乐器产业园区，进而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其他地区钢琴企业来投资建厂，延长园区产业链，打造营口钢琴品牌等。

4.3外资驱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受全球化浪潮影响，欧美及日韩钢琴知名品牌企业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开始加速向我国进行转移，从而促进中国钢琴制造企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如1985年，英国钢琴著名品牌HARMONY（哈曼尼）对华进行投资，组建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钢琴制造企业――福州和声钢琴有限公司。随后雅马哈、英昌、卡瓦伊、诺的斯卡、博斯纳、斯坦格曼、伯格曼、海资曼、帕拉天奴、三益等诸多世界知名钢琴品牌陆续对杭州、天津、宜昌、营口、烟台、北京和上海等城市进行投资，从而促进这些钢琴制造中心的孕育与发展，加快我国钢琴制造企业的“T”型空间集聚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4.4集聚经济效应

集聚经济有利于企业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等，促进分工与合作，并享有区域与品牌等优势，从而能够吸引其他企业采取“跟进”策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钢琴制造企业就是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等沿海地区，以及部分长江沿线城市，而这些地区通过逐步发展形成良好的产业基础，然后通过示范效应进一步对其他地区的钢琴企业产生强烈的吸引作用。如建国初期，中国就依次建立了北京星海钢琴厂、东北营口钢琴厂、广州珠江钢琴厂、上海钢琴厂四大国有钢琴制造企业，随后陆续在北京、上海、营口、广州和宜昌等地建立起了一批钢琴制造企业，这为后来钢琴企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以及长江沿线城市对其他地区的钢琴制造企业的吸引能力明显强于其他区域，进而始终为钢琴制造企业的集聚热点区。本文通过测算各研究单元新入钢琴制造企业数量与原钢琴制造企业存量的相关性可知，2003年～2014年新入钢琴企业数量与2003年钢琴企业数量呈线性正相关，其相关性系数R2高达0.85左右（图5），这说明原中国钢琴制造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对新入钢琴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即集聚效应是新钢琴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驱动力。

5结论

在创建中国钢琴制造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选择最近邻指数、核密度指数以及Ripley’s L指数等方法对其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状态且日益增强，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地区，川、鄂等沿江部分地区也有集中分布，呈现“T”字型格局，而且此格局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在小空g尺度，企业集聚强度逐渐增大，集聚规模不断减小，而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集聚强度尽管继续逐渐提升，但其集聚规模尺度则未发生变化；钢琴总产量省际差异显著，而且立式钢琴企业产量、平均生产规模均远大于三角钢琴企业，其省际差异也均显著；最后将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为能人效应、政策支持、外资驱动和集聚经济效应4个方面，其中前两个因素对中国钢琴制造业发展初期阶段起主导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驱动与集聚经济效应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甚至超过前两个因素的影响。

由于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未对中国钢琴制造企业产业链分布进行分析，而这也是对其空间格局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