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之译者模式研究

摘 要：对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中出现的几种主要译者模式进行了评析，并从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指出中西译者合译模式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是较为合理的译者模式，希望越来越多的中西合译译者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将中国文学的精髓传播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及文学。

关键词：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译者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4-0092-04

Abstract：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there has been introspection of and heated discussion on who should undertake the task of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major translator model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n from linguist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levels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joint translator model of western sinologists and native Chinese translators as well as the excellent overseas Chinese translator model are ideal translator models. Finally， it expresses the expectation that more and more such translators can disseminate grea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so that the world will better know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Chinese literary works； dissemination； translator model

进入21世纪，为了增强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而且，随着莫言作品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学界更为关注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译介效果，并对由谁来翻译这些作品从而达到理想的译介效果进行了反思与热议。本文欲就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中出现的几种主要译者模式进行评析，并指出其中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希望为今后的实践与研究提供借鉴。

一、主要译者模式综述

目前，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模式主要有四种：中国本土译者模式、西方汉学家模式、西方汉学家及中国本土译者合译模式（以下简称“中西译者合译模式”）、海外华人译者模式。

（一）中国本土译者模式

在近些年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史上，有一些中国本土译者以个人翻译方式主动担当起将中国文学瑰宝译介至国外的重任，如许渊冲、汪榕培、张培基、刘士聪等人，他们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此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国家机构主持的两个重大对外翻译项目――《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工程――也主要由中国本土译者担任翻译工作[1]，[2]55。赞成这一译者模式的一位代表人物是潘文国教授，他认为外籍译者很难全面、公正、深刻地理解非母语的语言及文化，因此应由中国本土译者在夯实中外语言及文化修养的基础上，从事汉籍外译工作[3]。

（二） 西方汉学家模式

这一模式在中国文学外译史上并不少见，这些西方汉学家通常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热爱，自发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如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美国汉学家、翻译家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赛珍珠（Pearl S. Buck），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一模式有如下优势：这是译者将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相对于中国本土译者，他们更了解本族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和微妙的审美品位”[4]5。

（三）中西译者合译模式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西译者合译的例子越来越多，如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妻子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or）合译了多部中国历史名著。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其妻子林丽君合译了多部现当代中文小说。还有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其中包括英译《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它所采取的译介策略就是中外合作翻译和出版[5]，这是国家机构搭建桥梁、组织中外合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伟大尝试。此外，2011年《人民文学》杂志推出英文版《PATHLIGHT》试刊号，组织了20多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来自英、美、澳等国的汉学家及中国学者翻译中国文学界的新作品、好作品，希望既能使译文符合目标人群的阅读习惯，又能使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推介作品。胡安江教授认为这种合译模式是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佳译者模式，因为它保障了译前文本的选择、理解与翻译决策和译后的出版、传播等环节，能够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2]57。

（四）海外华人译者模式

旅居海外的华人译者，是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又一大群体。如翻译过《道德经》等中国经典哲学著作的美籍华裔译者陈荣捷，翻译过《红楼梦》的三位美籍华裔译者王良志、王际真、袁家骅，最早翻译过鲁迅作品《阿Q正传》的美籍华裔译者梁社乾，还有翻译木心小说的美籍华裔译者童明（原名刘军）等。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优秀的海外华人，他们精通双语（外语水平相当于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使用者水平），具备较强的翻译能力且熟悉东西方文化，并以文化传播为己任。卢巧丹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学跨文化译介的理想人选[6]76。

笔者认为，在这四种译者模式中，总体说来，中西译者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下面将从语言层面、文学层面和文化层面论述这两种译者模式的合理性。

二、两种译者模式的合理性

（一）语言层面

从语言层面看，翻译可被看作语码的转换，涉及到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中西合译模式中合译者可以利用各自的母语优势确保较为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意义以及产生通顺、自然、地道的译文。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也具备相似的理解及表达能力。而单纯的西方汉学家或中国本土译者在理解或表达中可能会出现困难或错误。

如在理解方面，一些西方汉学家如韦利、赛珍珠、霍克斯等曾对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误读，继而出现了误译。下面以韦利英译陶渊明的诗《责子》为例，分析其中的误读误译现象。其原诗为：

白发被两鬓 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 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十龄 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 且进杯中物[7]152

阿瑟・韦利的英译为：

White hairs cover my temple，

I am wrinkled and gnarled beyond repair，

And though I have got five sons，

They all hate paper and brush.

A-shu is eighteen：

For laziness there is none like him.

A-hsuan does his best，

But really loathes the Fine Arts.

Yung and Tuan are thirteen，

But do not know “six” from “seven”.

Tung-tzu in his ninth year，

Is only concerned with things to eat.

If Heaven treats me like this，

What can I do but fill my cup？[7]152-153

我们将译作与原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译者将“肌肤不复实”、“二八”、“行志学”、“文术”理解错了。在这首诗里，“肌肤不复实”应指“肌肤已经松弛、不再紧实”的意思，并非“I am wrinkled and gnarled beyond repair（皮肤有了皱纹、变得粗糙）”的意思。虽然原文和译文都是形容人上了年纪，但笔者认为，原文描述的角度比较特别，是该诗比较出彩的地方之一，所以译文应把这种较为独到的描述保留下来；“二八”是古汉语里一种表达年龄的方法，意指十六岁，而非十八岁；“行志学”出自《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句话，因此“行志学”在这首诗里应暗指阿宣即将十五岁，而不是“try one’s best（尽某人最大努力）”的意思； “文术”在这里应指“文章写作技巧”，而不是“the Fine Arts（尤指绘画、雕塑方面的艺术） ”的意思。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在理解上有时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也举过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中文水平已经很高的美国人的例子。这位美国人将“被打得死去活来”翻译为“一批被打死了，活着的一批又来了”[8]。 像“死去活来”这样的成语还有其它一些诸如中国的俗语、俚语、谚语、方言等着实会给西方译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在表达方面，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A.C. Graham）在他的译作“Poems of the Late Tang”（《晚唐诗选》）的序言中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几乎不能将汉英诗歌翻译交给中国人去做，因为按照规律，翻译最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鲜有例外” [9]37。序言中他还以中国译者黄雯所译的两首诗为例，认为译文“不自然”，“更像中文诗歌，而不像英语”[9]24。经笔者查，这两首诗是卢纶所作的《塞下曲・其二》及《塞下曲・其三》，原文为：

《塞下曲・其二》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塞下曲・其三》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黄雯将这两首诗译为：

Grass rustle through dim woods，

Warrior shoots into night，

Dawn finds arrow-plume

Lost in rocky heights.

Black moon geese fly high，

Tartars flee the dark；

Light horses pursue，

Sword and bow snow-marked. [9]25

笔者认为，这两篇译文在表达上主要有以下的问题：首先，“rustle” 这个词的主语是“grass”，因此应改为“rustles”；“夜引弓”指的是“在晚上拉弓”，而“shoots into night”这种表达形式并不符合“shoot”这个词的用法，更谈不上表达“在晚上拉弓”这个意义；“石棱”指“石头的棱角”，因此“没在石棱中”表示箭深入石，暗含将军的箭射得有力道，入石三分的意思，而“rocky heights”的意义是“岩石的高处”，完全没有了原文的隐含意义；此外，译文中“Black moon geese fly high”这个句子有两个名词处在主语的位置，但没有任何连词连接，这既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也使该句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不清； “单于夜遁逃”指的是“敌人趁着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地逃走了”，而“flee the dark”是“逃离黑暗”的意义，与原文也不符。对于这两篇译文格雷厄姆评价道，“比起标准的英语译文来说，这两篇译文没有完全按照原文意思去翻译，还存在过分简单化的问题”[9]24。

格雷厄姆在黄雯的译作下给出了自己的译文：

Woods dim， grass startled by the wind：

In the night the general draws his bow.

At dawn they seek the white feather

Lost among the corners of the stones.

Moon black， geese fly high：

The Khan flees in the night.

As they lead out the light horse in pursuit

Heavy snow covers bow and sword.

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雷厄姆的译文无论从语法还是措辞上来看，都要更准确一些，虽然黄雯的翻译水平不能代表所有中国本土译者水平，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必须承认以目标语为母语（或相当于母语）的译者在表达上的优势。

因此，从语言层面看，在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中，中西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较为合适的译者模式。

（二）文学层面

1. 美的再现。在一部文学作品里，它的意境、语言、形象、风格当中的美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美学系统[10]。要对这部文学作品进行好的翻译，需要对这一美学系统有所认识。即，译者首先只有认识到这些美，才能在译作中再现各种美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中，最难认识准确的是意境美。文学作品里的意境是隐性的，它要求译者能够透过语言表象，深刻理解与把握作者在创作作品时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与评价。要做到这一点，译者不仅要精通原作的语言，还要充分了解作者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因此，在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意境美方面，中国本土译者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是占有优势的。在再现美的方面，以再现语言美和风格美较为不易。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美不仅包括言辞美，还包括形式美、音韵美，译者要在译作中再现这种语言美，就要对目标语言有着很深的造诣。再说到风格美。一位作家的写作风格，不管是简约的还是繁丰的，明快的还是含蓄的，庄重的还是幽默的，等等，要想在译作中再现这些风格特点，就要在措辞上甚为考究，这也要求译者对目标语言的掌握程度相当深厚。所以，在再现中国文学作品语言美和风格美方面，以目标语为母语或相当于母语的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更具优势。

2. 诗学。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诗学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一些文学要素，包括主题、情节、人物、文学手段、象征等；另一个是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到的作用，或应起到的作用。这个观念对文学作品主题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所选择的主题必须符合某个社会系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受到青睐和重视[11]。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都会选择某些类型的诗学。实际上，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我们希望中国文学能够“走出去”是一种将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主动或一厢情愿地向他国译介自己的文学作品，对方也许没有强烈的要求[4]7。在这种文化不平衡的环境下，为了取悦目的语读者，译者需要选取在目的语文化中受欢迎的题材的作品进行翻译，有时要以目的语文化的诗学来改写原文。而这样的译者就需要了解、熟悉目的语文化的诗学（即当时目的语文化中受欢迎的主题和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写作手段），因此在这一方面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是很有优势的。首先，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和他们身后的西方出版商会更了解什么样的主题符合他们的社会系统，以使所译的作品受到欢迎和重视。一个好的例子是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于2008年出版的《狼图腾》英译本。企鹅集团亚洲区总裁皮特・费尔德曾表示，《狼图腾》是一个没有文化差异的动物故事，其中的一些话题都是全世界正在关注的话题，如人与动物应该如何相处、如何解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如何对接等，所以这样的题材非常适合海外读者[12]77。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于2005年以10万美元的预付款，10%的版税买下了它的英译版权，这创下了我国图书输出的史上之最[12]80。我们了解到，《狼图腾》英译本在海外受到了欢迎，这也可以说明企鹅出版公司和《狼图腾》英译本的译者葛浩文对于所译作品题材的选择是正确的。其次，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会更了解他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写作手段。我们注意到，葛浩文的许多译作就对原文的内容做了很多改动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包括加译者序、索引、文末词汇注释表以及调整小说的结构等方式。

因此，从文学层面看，中西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

（三） 文化层面

实际上，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是以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目的的。从文化传播这一更大的视角来看，选择恰当的文本和文化翻译策略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两个关键因素。

1.文本选择。译者选择什么样的文学文本进行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所塑造的国家文化形象。西方汉学家在选择中国文学作品译介时会根据自己的研究视野和个人喜好，因此，中国译者（中国本土译者以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也应承担起“把他者文化的译者不易觉察的本族精华提供给国际社会”[13]的重任，让世界全面、公正、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及文学。

2. 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认为“归化”的翻译策略所追求的是使译文读起来通顺流畅而不像译文，因此这对原文语言文化的篡改甚至歪曲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会掩盖文化之间的差异[14]；而“异化”策略有助于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防止主流文化国家通过翻译对外国文本进行文化侵吞[15]。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理想的译作应在保持中华文化和译语文化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根据语境的需要，灵活运用“归化”、“异化”策略。这就要求译者既富有强烈的推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不屈于同化的压力，又对双语文化有着深刻体悟。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中西合译模式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较为理想的模式。如葛浩文和林丽君合译的译作中用“异化”策略再现了许多源语文化信息，同时又能为译语文化所理解与接受。还有前文提到的翻译木心作品的海外华人译者童明，在编辑要求他删除或改变一些文化信息以迎合目的语读者时，他认为不能因为他的文化太“异域”而放弃文化差异，这样会使译文丧失民族性，而好的译作应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最终其具有民族性、优美地道的译文被誉为“极具文学性的译文”，成功地完成了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之旅[6]79。

因此，从文化层面看，中西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也是中国文学外译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

三、结语

本文从语言层面、文学层面和文化层面论述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理想的译者模式，即中西合译模式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笔者希望更多的国家机构、民间组织和个人能够搭建平台，使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有机会一同携手将中国文学的精髓真正传播出去；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以传播中华文化和文学为己任，主动地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1] 耿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J]. 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 （3）：83-86.

[2] 胡安江.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 （4）：55-61.

[3] 潘文国. 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 中国翻译，2004 （2）：40-42.

[4]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 （1）：1-10.

[5] 王宁. 世界文学与中国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0 （4）：21.

[6] 卢巧丹. 木心短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飞散之旅[J]. 中国翻译，2014 （1）：76.

[7] 谢天振. 译介学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8] 黄友义. 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J]. 中国翻译，2010 （6）：17.

[9] Graham A. Poems of the Late T’ang [M].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8.

[10] 侯向群. 美的认识与美的再现――谈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审美标准 [J]. 外语研究，1995（2）：47.

[11]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62-163.

[12] 陈燕. 中国图书“走出去”成功案例选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3] 毛凌滢.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与译者汉语文化能力的培养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 （1）：66.

[14]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5.

[15] Venuti L.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