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以意识流小说创作的精湛技巧而闻名。由于在生活和创作中总是徘徊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沉溺在自我的意识世界之中，人们总是将伍尔夫归于她所定义的“精神主义者”一类，而忽略她社会性和批判性的一面。但事实上，无论是伍尔夫的生活经历还是她的创作经历，都表现出她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在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她又努力呈现将这些人物置于他们位置上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提出质疑和挑战。

社会关系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882年1月出生在伦敦肯辛顿区海德公园门22号的一个文学世家。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位传记作家和出版家，曾主编《国家名人传记大词典》和《康希尔》杂志，在政治上，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斯蒂芬爵士的原配妻子是小说大师萨克雷的女儿哈里特・玛丽安・萨克雷，玛丽安的姐姐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第二任妻子，即弗吉尼亚的母亲裘利亚・斯蒂芬具有法国贵族的血统，虽然她让自己的家庭保持了中上阶级的生活水准，但她本人却经常坐公共汽车到医院或到人家里去护理和照顾那些生病的和有需要的亲戚和朋友，对于母亲这种极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天使形象”，伍尔夫在日后的创作中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她对她们充满眷恋和仰慕之情；另一方面，她却认为她们所具有的美德是现代妇女获取自由和独立的障碍，因此极力想去颠覆这一形象。弗吉尼亚的教父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是美国驻英大使，一位出生于文学世家的诗人。斯蒂芬爵士经常在家中招待文艺界名流，或者邀请他们到康沃尔郡的海滨别墅避暑，因此，家中总有诸如托马斯・哈代、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埃德蒙・戈斯等这样的大人物来来往往，使弗吉尼亚从小便在文学方面受到耳濡目染。除此之外，父亲的家庭图书馆也是孕育伟大作家伍尔夫的摇篮，在那里，弗吉尼亚的阅读不仅受到父亲的引导，而且随后又被给予了完全自由，从古至今，从高雅到通俗，她博览群书，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弗吉尼亚虽然没有得到像兄弟们一样到名牌院校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她一生也都为此而愤愤不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却为她提供了由当时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著作和伟大的人物所形成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家庭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1904年父亲去世后，弗吉尼亚兄弟姐妹四人搬出了海德公园门22号，来到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区的戈登广场46号，开始了自由的崭新的生活。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是一连串的广场，从西边的贝德福德广场延伸到东边的梅克伦博格广场，从北边的戈登广场和塔维斯托克广场延伸到南边的布鲁姆斯伯里广场，每一个广场都有自己的特色，然而它们的共同特点便是：现代化与都市化的生活气息，这里一度是作家和艺术家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伍尔夫兄妹从海德公园门到戈登广场的搬迁意味着他们同维多利亚时代的窒息氛围进行了戏剧化的决裂。伍尔夫虽然一生中在伦敦几易其址，但不管是1907年入住的菲兹罗伊广场29号，1911年入住的布朗斯威克广场38号，1924年入住的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还是1939年入住的梅克伦博格广场37号，都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区的范围之内。在这里，索比的“星期四聚会”逐渐演变成以弗吉尼亚姐妹为中心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汇集了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广场居住区和学术区的一群有影响的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画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姐妹二人成为这个圈子里高贵美丽、谈吐不俗的沙龙组织者，她们在自己的住所经常汇聚诸如E・M・福斯特、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戴斯蒙德・麦卡锡、邓肯・格兰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等英国新一代名流，一起谈论文学、艺术、哲学、美学、社会和政治，共同形成一种怀疑传统、反对定规的审美趣味。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使弗吉尼亚姐妹感受到了与传统聚会迥然不同的气氛，这种知识广博、思想敏锐、生活开放的聚会令她们感到自由和快乐。索比的朋友们没有因为性别原因而拒绝两姐妹的介入，他们倾听她们独特而犀利的争论，就像批评他们自己的观点一样严厉批评她们的观点，在那一刻，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所有举止仪态方面的禁锢似乎都消失了。“我从来没有如此专注地倾听论争中的每一步和半步推理，我从来没有如此煞费苦心地磨快或投掷我的小小的标枪。”可以说，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伍尔夫的性格、思想、创作和生活态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生活经历，让伍尔夫逐步成长为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家，而伍尔夫也在著名的《海浪》一书中使这个团体获得了不朽。

除了在戈登广场46号和菲兹罗伊广场29号的聚会上结识的众多思想先进而开放的男性朋友外，伍尔夫的社交圈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朋友。姐姐范尼莎是伍尔夫一生的生活和精神依靠，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曾与她颇为投缘，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则是她曾经爱恋的同性朋友，并成为日后《奥兰多》的原型人物，而在社会认知、女权思想和政治趣味方面对伍尔夫颇有影响力的则是奥特琳・莫瑞尔夫人和埃塞尔・史密斯，前者是一个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妻子，一个热衷于艺术和政治的社交聚会的女主人，《达洛卫夫人》中达洛卫夫人的聚会应该就是根据奥特琳夫人聚会进行的描写；后者则是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对于伍尔夫与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渊源以及《岁月》与《三个基尼币》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伍尔夫的朋友圈为她所向往的自由生活和具有创新性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社会实践体验

由于在意识流小说方面的巨大贡献及其小说创作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伍尔夫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精神主义者，而且人们很容易把她和那个一生都在家中闭门不出、追忆往事的普鲁斯特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伍尔夫虽然一生都受到精神问题的困扰，但她曾多次跨出家门、国门，到英国各地和欧洲各国旅游。十几岁时，弗吉尼亚就和姐姐范尼莎到法国旅游。父亲去世后不久，弗吉尼亚和兄弟姐妹又一起去威尼斯旅行，以舒解内心的阴霾。1905年，兄妹几人畅游了法国、葡萄牙、西班牙。1906年，他们又去了希腊和君士坦丁堡，索比在这次旅行后因病去世，他的早逝留给伍尔夫的则是《雅各布的房间》和《海浪》中那两个形象模糊然而又具有核心力量的人物。在后来频繁的外出旅行中，伍尔夫的足迹曾到达土耳其、爱尔兰和荷兰，并多次造访希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20世纪30年代，在从德国到意大利的旅行中，伍尔夫深切感受到当时欧洲纳粹主义的兴起，随即也感受到了军国主义在英国的抬头，对社会现实的切身体验使伍尔夫30年代的作品充满了对战争和父权社会的讽刺和批判。

伍尔夫尽管生性敏感，和30年代的作家一样属于“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但她并不是温室里的娇花。除了频繁地外出旅行，伍尔夫还积极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尤其是自己感兴趣的社会活动。她参与工党的议题和相关的运动，参与“妇女协作会”这种政治组织的活动。在1905年到1907年间，弗吉尼亚尝试在莫利学院教书，那是伦敦南部一所专为做工的人开设的夜校，她在那里教授英国历史。在教学期间，弗吉尼亚充满愤慨地抨击了学校的课程安排，她认为，不应该用虚假的学问来糊弄那些刚刚学会识字的人，而应该教给他们一种系统性的知识，从而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学习的基础。通过在莫利学院的教学经历，伍尔夫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阶级差异，也更早地表现出对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认可。虽然她最终放弃了这项工作，但她对英国历史形态的兴趣，对时展与转换中那些从未被注意过的妇女所发挥的作用的关注，后来都体现在了诸如《琼・马丁太太的日记》《到灯塔去》《奥兰多》《岁月》《幕间》和《阿侬》这样的作品中。1910年初，弗吉尼亚参与了妇女选举权协会总工会的工作，尽管她所从事的是分发各类信件的体力活，但她仍想通过这种方式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1916年，在里士满休养期间，伍尔夫还为妇女合作协会的里士满分会作报告。当20年代后，伍尔夫作为小说家的地位逐渐稳固，声望也逐渐提高后，她被不断邀请去作各种演讲，1924年在剑桥大学作演讲，讲稿后来成为《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1928受邀到纽纳姆学院的艺术学会和格顿女子学院演讲，讲稿经过整理，后来成为 《一间自己的房间》。林德尔・戈登在伍尔夫的传记中指出，心灵的敏感性一经与顽强的目的性结合，便会成为造就伟大演说家、宗教家和道德传播者的基本素质。伍尔夫的先辈正因为这种敏感性气质而成为颇有成就的、干练的公务人士，比如其祖父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做过殖民部的副部长，起草了1833年的废除殖民地法案，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则是一位恪守标准、一丝不苟的编辑，而伍尔夫，戈登认为，她将怀着不可动摇的目的发表她那些不得人心的小册子，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妇女，反对虚骄自负的专家压制普通读者。

伍尔夫所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世俗舆论总是持有一种彬彬有礼的漠视态度，“它对事物具有一种强烈的荒谬感，并将这种荒谬感用于一切约定俗成的庄严对象，如大不列颠的海军、大英帝国、荣誉和权力。”伍尔夫所参与的那场参观无敌舰队的丑闻在当时的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1910年，伍尔夫的弟弟阿德里亚和朋友霍雷斯・科勒组织了一场被称为“无敌舰队骗局” 的“化装表演”活动，伍尔夫也参与其中，这次活动极富戏剧性，也极具颠覆性。当时英国的海军力量正是人们热议的政治话题，这一行人装扮成阿比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的国王及其随从来到停泊在韦茅斯的英国皇家海军无畏号战列舰参观。海军官员们未能识破他们的身份，给予他们外国使臣的待遇。这起骗局直到他们回到伦敦几天之后才在报纸上被披露。官方为了迅速掩盖管理上的疏漏，象征性地对组织者进行了“打屁股”这样的惩罚。这一事件表现了布鲁姆斯伯里讽刺时政和反极权的一面，而伍尔夫作品中嘲讽的语调与之极为一致。这次骗局也让伍尔夫认识到了社会身份所具有的戏剧性特征，正如阿德里亚后来回忆说，一到达韦茅斯，“整个事件就不再是一场骗局了，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就是国王和国王的随从，所以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就是这样一行人，就是在做一件真实的事情。”

边缘身份

伍尔夫对社会现实的敏感性和对现存体制的犀利批判应该与她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边缘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在《往事杂记》中，伍尔夫谈到自己在海德公园门生活时的 “局外人”感受。“当我站在海德公园门的客厅，目睹社交圈的各种起伏变化时，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吉普赛人或是一个小孩子站在帐篷的入口处，看到里面正在表演的马戏。乔治就像是一个跳圈的马戏演员，令我心怀恐惧，或许还有一丝敬仰。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社会在我们的会客室里精彩上演，而我和范尼莎不被邀请参加，我们只需对我们的男性亲属表达赞美和钦佩，他们赢得各种奖励，各种荣誉。……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十岁时被送入父权社会的这台大机器中，直到六十岁时以校长、海军上将、内阁大臣、大学学监的身份出现。”

作为一名中上阶层家庭的女性，伍尔夫得以成为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群体中的一员，然而，其女性的性别又使其始终感受到在男权社会中的边缘位置。这种对于社会身份的失落感又因与伦纳德・伍尔夫的结合而得以强化。作为一个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一方面伦纳德对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怀有强烈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他与自己本民族的关系却渐行渐远，他在这种归属与分离之间产生了一种身份上的分裂感。在现代社会空间，性别和家庭背景成为弗吉尼亚和伦纳德局外人或边缘人身份的原因，也正是这种处境使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具有了“一种充满复杂性但却富有活力的社会他者的视角”。事实上，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她在父权体制下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和言论在很早就已经产生了，但是伦纳德参与政治的热情无疑为伍尔夫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2年二人结婚之时，伦纳德从一个殖民地官员转变为一个热忱的反帝国主义者，一个在英国工党运动中尤其关注女权问题的积极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为国际联盟的建立做出直接贡献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与一个贫穷的但与英国学术界和政界关系密切的犹太人结合，更强化了伍尔夫在身份和政治上的矛盾性，这也使得主体间性及其与社会政治问题中的归属与排斥之间的关系成为伍尔夫作品中重要的主题。

另外，作为一名颇有成就的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又位于传统与现代的边缘，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她说：30年代的作家“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居民，一个世界行将就木，而另一个世界则正挣扎着要诞生出来。” 她还说：“我们正踏在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时期的边缘上。但要想进入那个时期，我们必须下决心永远不抛弃布朗太太。”伍尔夫在《倾斜之塔》和《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描述了现代作家所面临的处境：他们一直以来所在的那座象牙塔在社会变革中开始倾斜，他们从塔上看到的风景也与以往完全不同，因为他们观察的对象和视角都产生了变化，没有确切的观察对象，没有宁静祥和的回忆，没有确定不移的未来，到处都在改变，到处都在革命，整个文明，整个社会都在变化着。身在斜塔之上，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很多东西――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不同阶级及其差异的存在，意识到事物在变化，在衰落，意识到死亡也许正在临近。于是，他们渴望从孤独的高塔上下来，从19世纪的压抑禁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来到人群中，接近自己的同类，以便更好地确认自己，表现人性。于是在他们的创作中，叙事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动荡不定时，唯一一个能相对稳定的人就是你自己。当所有的面孔都在变化直到变得模糊不清时，你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唯一面孔就是你自己的面孔。”这些斜塔上的作家成了名副其实的自我主义者，他们将创作的方向转回自我的内心深处，使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成为可能，因为正如伍尔夫所说，“如果你不能揭示自己的真实面目，你也就不能揭示他人的真实面目。”于是，你在伍尔夫的作品读到了她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和她在爱德华时代和乔治时代的家，读到了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姐妹，读到了她的爱人（伦纳德或是维塔），她的朋友，读到了她家的仆人甚至还有她家的狗，读到了生活在她周围的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形形的人，最终读到了你自己，读到了每一个真正的富有人性的人。

另外，伍尔夫的作品既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又描绘将这些人物置于他们位置上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正如伍尔夫所指出的，随着女性的生存状况的改善，随着她们成为选举人、领取工薪者和有责任感的公民，“她的注意力也必然从过去所唯一专注的私人问题转向非个人问题，她的小说自然而然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批评，对个人生活的分析却有所减少。”另外，“她们的小说将涉及社会弊端及其救治措施。她们的男女人物将不仅仅在相互的感情关系中，而且也在团体、阶级和种族关系造成的联合或冲突中被展示，这一变化相当重要。”伍尔夫本人的创作便是这样，她的作品中不乏和那些身处边界地带的人物，比如伍尔夫作品中的朱迪斯・莎士比亚、雷切尔、赛普蒂默斯、达洛卫夫人、奥兰多、罗达、艾琳娜等等，他们要么成为社会支配力量的牺牲品，要么在与社会中心力量的对抗中找到某种平衡。通过这些人物的意识活动，通过瞬间展开的个人的生活方式，伍尔夫向一切建构中心话语的权力提出挑战，同时也对中心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疑，你始终能从她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心的其实也就是边缘的，真正重要的其实也就是父亲、统治者、男性所代表的统治阶层看作是琐碎而平凡的东西。”

可以说，不论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各界精英，还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各种地理景观、风土人情、社会现实，都使得伍尔夫在纤弱的外表和敏感的神经之下涌动着一股试图通过讽刺、揭露、抨击来改变传统、改进社会的理想主义的情感，而她所处的边缘位置也让她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犀利的眼光、更加卓越的洞见，去表现和批判统治力量对被统治力量的同质化和压迫，她说，现代作家“迫切感到，即使不能身体力行，至少他们也要通过写作去呼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那儿人人平等，人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