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回应“正常国家”日本的挑战

7月1日，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内阁对宪法条文给予解释的方式，部分解禁了所谓“集体自卫权”，即日本在本土未受到直接攻击时使用国家武力的权利。

这一变化对于日本内外政策走势都有很大影响，而在目前中日两国社会氛围相当低潮的情况下，中国公众的反应激烈本是意料之中的，也许，这正是日本方面希望达到的效果之一。

所以，如果说日本通过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实现正常国家化，则这一变化对于中国直接和首先的挑战还不是安全或国际格局方面的，而是对中国公众与政府国际意识和理解力的挑战。

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稳定步伐

对过去20年来日本国防安全政策稍加回顾，人们会发现，在冷战结束后，日本走向所谓“正常国家”的步伐一直在稳定推进。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围绕合法的国际联合安全行动，日本依据国际贡献论和国际协力论，完成了PKO，即海外派兵法制建设，这是战后新日本第一次大规模以安全活动角色登上国际舞台。应该说，这一决定性行动的时机、力度和内外反响控制都是相当优良的，尤其是邻国等外部反应是温和和短暂的，足见其决策与施行之深思熟虑。

1996年至2000年，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持续紧张的局势和美日的或明或暗的联合警戒活动，日本完成了所谓“周边有事”法制。这一系列法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冷战后战略调整和收缩的混沌期和东亚的军事局势，利用暧昧的专业术语实质性地把日本向东亚和西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的法制框架搭建起来，并把这种可能的力量投射与传统日本专守防卫的保守国防战略链接成一体。此举虽然在中韩等与日本有现实竞争情绪的东亚国家一度激发强烈反应，但并未从总体上造成格局与双边关系的重大变化。而且，由于这一政策与更新升级后的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高度吻合，是日本作为更平等的安全伙伴发挥更大作用的表现，实际上还受到美国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展，日本的国际协力法制显示出实际的军事意义，日军不仅在反恐和反海盗等国际行动中投入实际兵力，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已经以战勤补给等战地勤务和支援分队的形式实质参与了战役实施。2002年起，中日围绕的争议进入新一轮激烈化时期，也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冷战后最大规模的战略方针修订，其国防安全的重心从冷战时期的本土向西的抗击苏联威胁，转向西南方面的海洋，以所谓西南诸岛防卫为牵引，日本开始按照新的军事战略重新建军。新型运输舰与大型化多功能战舰的建造计划陆续面世，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允准之下，自2002年起，日本陆上自卫队自开始与美海军陆战队在彭德尔顿兵营开展两栖战训练。这是美方开始鼓励与允许日本拥有和发展一定数量进攻性战略力量的开始。

正是在近三年来争议日益对抗化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开始了修宪历程，而在日本体制自身的约束下，修宪的困难使其换用宪法解释的方法，以快速实现集体自卫权解禁的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安倍政府的前任任何政客一旦上台，如欲在对华压力问题上采取较缓和的态度，则都不能稳定执政地位，而从小泉到安倍，对华持较强硬态度的政客则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日本客观国情。

中国与日本国家正常化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变化体现日本朝野对其外部安全环境与日本利益和角色的认知，在这些逐渐形成的新认知对象中，中国无疑是首要的因素。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亚太格局冲击最大的发展乃是中国力量的出现。这一力量的出现除了一般性解构了传统的地缘战略格局，其冲击力又由于两个因素而倍增，其一，中国新获得的庞大经济力量迅速转化军事力量和日益增长的外部投射力量，其二，由于历史心理、现实利益冲突和中国特色的国情因素，外部世界对中国运用自身的新力量的方针、准则和方向并无把握。这些担忧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竞争交织在一起，又经常为热点事务引发的各国公众情绪所推动。与1980年代前后的中日经济互相提携与外交互相忍让不同，中日都需要考虑在新的力量对比下处理对方未来定位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如此邻近的两个大国，双方有复杂的历史情绪纠结和纷繁的现实利益摩擦，又有重大的合作需求。在一个风云急剧变化的时代里，要建立稳定的关系基础，无外乎两种方式：其一，由双方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家倡导与创建稳定的战略对话、沟通和协调平台与框架，如上世纪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双方关系宣言体系；考虑到双方在亚太的分量和影响，这一战略对话和协调框架甚至可以包括利益攸关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成为跨地区的多边对话和协作平台；其二，经过漫长而可控的对抗，一方终于压倒另一方，从而以一方为主导建立起新的协调体系。很显然，就中日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在亚太的格局位置而言，后一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前一种前景的考察就成为衡量两国关系，及这种关系中日本作为的一个坐标。

从两国安全政策互动的视角看，日本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两国关系从密切合作走向战略猜忌与全面竞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公众应该看到，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力量的崛起，但中国方面则对这种力量发展和比例的变化并无充分自觉。

长期以来，中国满足于对日本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之类的肤浅指责，从简单的历史悲情来看待现实的中日关系，这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严重后果是，中国方面没有为自身力量的发展准备好必须的国际软实力基础。中国对和平意图的历史论述不能为外界所信用，而外界对中国力量性质与方向的担忧则为中国内部武断的蔑视所忽略。更严重的是，随着中国力量的成长和纠纷议题的增多，外部的反应都被简单地视为遏制中国的冷战意图，而甚嚣尘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式对外政策理念反而普及起来，这些都给外加恶意和善意的猜疑添加了无穷的燃料。日本也因此把对华安全方面的猜忌和担忧在国际上与内部合理化。

近来，中方已经在中日关系极为冷淡的背景下提出“亚洲人的亚洲”这一中国的门罗主义政策理念，而日方安倍政权则以与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回应。这标志着中日关系正朝全面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方向急速发展。缺乏安全博弈和对话框架，猜忌和敌意在互动中增升，历史遗留的争议问题日益失去管控，并朝危机化方面发展，而且这种双边关系的负面发展已经开始蔓延到两国经贸关系的领域，这形成了中日关系现实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