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吉祥文化论

摘 要:吉祥文化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源起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我国传统吉祥文化大致可分为物体吉祥和行为吉祥两个方面。吉祥文化不仅是一种物承的文化,更有精神或信仰的成分。它的生成建立在原始神话思维的基础上,遵循的是象征类比的推理模式,寄托着人类非理性的依赖心理。考察一个民族的传统吉祥文化,是认知该民族心理、性格、旨趣、风尚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样式;吉祥文化;祈福求吉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吉凶、祸福、灾祥是人类很早便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这也是古往今来长久不衰的人生最关切的话题。吉祥文化正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源起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并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创造手段的丰富及生命意识的增强而越来越曲奇庞杂。但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1]

我国吉祥文化同样也大致可分为物体吉祥和行为吉祥两个方面。所谓物体吉祥,主要体现为我国历史上众多的传统吉祥物。所谓行为吉祥,则表现为各种丰富多彩的祈吉习俗及行为。两者都是以有形的器物或行为表达无形的吉祥观念。吉祥文化不仅是一种物承的文化,更有精神或信仰的成分。它的生成建立在原始神话思维的基础上,遵循的是象征类比的推理模式,寄托着人类非理性的依赖心理。[2]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象征体系及民族吉祥物,至今还有类似的吉祥文化的创生。因此,考察一个民族传统的吉祥文化,是认知该民族心理、性格、旨趣、风尚的有效途径。

一、“吉祥”释

吉祥,《辞源》释为“美好的预兆”,在我国自古就是福善喜庆、事事顺遂的祝吉之词。

“吉”、“祥”二字的字意与联系,在中国典籍中可见到不少解说。

《周易•系辞上》曰:“吉,无不利。”

《周书•武顺》曰:“礼义顺祥曰吉。”

《说文解字》曰:“吉,善也。从士口。”

《山海经•大荒西经》:“江山之南栖为吉。”注曰:“吉者,言无凶夭。”

《释名•释言语》曰:“吉,实也,有善实也。”

《文选•东京赋》:“祚灵主以元吉。”薛注云:“吉,福也。”

可见,“吉”字包含有“福”、“善”、“实”、“顺”、“无凶夭”等寓意。

至于“祥”字,《说文解字》曰:“祥,福也。从示,羊声。”

《尔雅•释诂》曰:“祥,善也”;“祥者,福之先者也。”

《后汉书•窦武传》注云:“祥,吉凶之先见者。”

《文选•东京赋》:“卜征考祥。”薛注云:“祥,吉也。”

从以上材料可知,“吉祥”这两个字最早是分列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吉”字,殷商卜辞中,“吉”代表善、利,举凡好的预兆都称“吉”。如《易•系辞下》:“吉事有祥。”意为吉利之事必有祯祥。“祥”字亦有“福”、“善”、“吉”、“见吉凶”之意。“祥”的本意是指吉凶的征兆。如《左传》僖十六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就是通指吉凶。有时专指吉兆,如《礼•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有时又专指凶兆,如《尚书•洪范•五行传》:“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于上之疴,时则有青眚青祥。”后世多以吉兆为祥,以凶兆为不祥。

“祥”、“吉”本来意义就相近、相通。因此,“吉”、“祥”二字常被相提并论。如:

《周易•系辞下》曰:“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庄子•人间世》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中庸》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吉祥也。”

其后,“吉祥”由占卜专用语逐渐转变成普通语汇,“吉祥”两字开始连用,并成为祝词。《庄子•人间世》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唐成玄英疏曰:“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吉祥止止”意谓好事接连不断。

在古鼎彝款识中,“吉祥”常写作“吉羊”,多用为铭。如汉瓦当文中就有“大吉羊”字样,汉洗中也有《大吉羊洗》,南朝宋《元嘉刀铭》亦为“宜侯王,大吉羊。”

羊、祥两字在古代为通假字。《尔雅•释诂》:“祥,善也”。清郝懿行笺疏:“[祥]又通作羊。《说文》云:‘羊,祥也。’盖美善义祥之字俱从羊。羊、祥俱训善,二字既同义,又同声,故《考工记•车人》云‘羊车’,郑注:‘羊,善也’。”从上可知,羊、祥两字同音又同义,都表示善,大凡美善义祥之字都从羊。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观察,“吉祥”二字表示福与善。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吉:“善也,从士口。”祥:“福也,从示,羊声,云善。”至于“吉”、“祥”二字的细微差别,唐成玄英在《庄子》“吉祥止止”疏中指出:“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人的观念中,“吉”指事象,“祥”为意象;“吉”指善实,“祥”为嘉征。它们虽有事实与征兆的实、虚之别,但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功利观,它们又是一个相关相联、并存互补的整体。

既然吉祥原义为福与善,那么其预示的当然是好的征兆,这是没有疑义的。再从另一角度看,同样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福”、“禄”也是我国传统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示字旁,同样有预示作用。《说文解字》云:福,“佑也,从示。”禄,“福也,从示。”这些都表示出是一种预兆,是一种象征,是人们对未来的企盼,对美好的向往。

因此,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吉祥的含义,是美,是善,是福;是一种美好的预兆,福善的象征。

自然界与人世间的吉凶纷陈,是人类创造吉祥物并以之趋吉辟凶的客观基础。《周易•系辞下》曰: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亲,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地、人及万事万物,虽参差不等,其运化之道,是统归为一体,互感形成。“物”之存在与驳杂决定着吉凶变化,因此,为控制这一变化,获取“福善”与“嘉庆”,吉祥物就得到了普遍应用。

在中国文化中,“吉祥”是最通用的祝福之词。古人把象征吉祥的东西称为“吉物”。汉王充《论衡•初禀》载:

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吉物动飞而圣遇也。

求吉避凶,祈福免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追求。作为一种观念和行为,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以“吉样”为核心,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吉祥文化”,而祈吉风俗、“吉祥物”及“吉祥图案”,正是这种吉祥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成为我国吉祥文化的永恒的主题和美好的画面。

二、儒家祈福观

吉祥观念与吉祥物一开始就是相伴而生的,在中国远古神话中有许多有关吉祥物的传说。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相传黄帝曾作宝鼎,“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炊自熟,不汲自满,不举自藏,不迁自行。”[3]又传说圣王舜葬苍梧,象为耕地;禹葬会稽,鸟为耘田,“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4]这是因“圣人化感鸟兽,故象为民田,春耕衔拔草根,秋啄除其秽。”[5]还传说,文王将兴,赤雀适来,武王相继,鱼跃鸟飞,这是“天使雀至白鱼来也,吉物动飞而圣遇也”。[6]吉祥物在此已成为神学政治的工具,其象征有着强烈的政治化和神秘化倾向。

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为“四灵”,即龙、风、龟、鳞这四种灵异动物。《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之语,郑玄注曰:“象物,有象在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礼记•礼运》载: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念;凤以为畜,故鸟不;麟以为畜,故兽不;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孔颖达疏云:“此四兽有神灵异于他物,故谓之灵。”

据专家考证,这几种动物是中国原始图腾崇拜的遗留。如夏人以蛇(龙)为图腾,商人以燕为图腾,东部民族以凤为图腾,东夷中部民族以龟为图腾等。后来由于部落战争,相互联合或吞并,各部落图腾也经复合成为集各种鸟兽形象于一身的神异动物,图腾也转变了职能,成为鸟兽鱼虫之畜养,甚而成为人保护神,进而成为吉祥物。

这四种灵物,除龟以外,其它均为集多种鸟兽鱼形象于一身的想象之物。四灵作为灵物,超越现实存在,即便是自然界中存在的龟,也被神化为“灵龟”。商代以龟甲占卜吉凶,以此确定帝王行动的抉择。古人认为“麟体信厚,凤知治乱,龟兆凶吉,龙能变化”,都是吉祥的表征。于是演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吉祥物。历代帝王将其神化为皇室威严和权力的标志。在民间,则按照平民百姓的意愿,希冀从它们身上祈求幸福、平安、吉祥。

作为祈福的寄托,四灵在中国吉祥物天地中最先登场。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蚌壳堆塑的“中华第一龙”。浙江河姆波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鸟纹,已窥见“丹凤朝阳”的原始雏形。殷代以灵龟兆吉凶。麟在四灵中出现最晚,但春秋战国时已经成型。汉代形成的“四灵”体系,源远流长,至今不衰。

祈福观也是后来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晋葛洪《抱朴子•明本》曰:“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此语道出儒家学说以天命观确立了封建时代吉祥文化的支柱。

那么统治者所祈所求的“福”到底包含那些内容呢?旧有“五福”之说,《尚书•洪范》载: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其中“康宁”、“考终命”指善终、不横夭,是寿的同义反复。“富”指粮食充足,生活无忧;“攸好德”意为所好者德,能达成人事的和谐,此两者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百福祯祥,以“寿”为先。

中国传统祝吉词还有“三多九如”。“三多”为多福、多寿、多男子,源于《庄子•天地篇》所载: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

华封人祝帝尧长寿、富有和多男,后人因称为“华封三祝”。

“九如”则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君曰卜尔,万寿无疆”,也是以寿为祈福中心。诗中称:

受天百禄,降尔遐福……

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诗为群臣祝福君主之辞,受天之禄,天降遐福,如山川日月之寿,如南山松柏之茂。诗中共用了九个“如”子,道出“天保九如”一语;后世以山、水、日、月、岩、松柏为象征长寿吉祥物,盖源出于此。

当然,吉祥作为美好、福善的征象,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就国家和皇权而言,国盛民强、王道仁政就是封建统治者追求的最高目标。

《六韬•大明》载:

召公对文王曰:天道净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宁,戒之勿忘,忘者不祥。

顺天地、安黎民,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是国运隆盛、王者有道的瑞征。故“能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备文武,正下国”(《宋书•符瑞志》)的凤凰,即被神学政治家所取用,为“天下文明”的表征。龙也成为神学政治最重要的工具,所谓“飞龙在天,犹帝王之在位”,有关帝王的种种物事,容颜骨相、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都以龙比附。旧有“河图洛书”之说,河图又称“龙图”,《宋书•符瑞志》云:“赤龙,河图者,地之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凤见龙至,乃帝王成功之验。传统吉祥图案“太平有象”、“山河鼎立”等都传导了这一层吉祥寓意。

战国时期,信仰神仙、祈求长生不死的方士、神仙家十分活跃。当时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以及后来秦始皇、汉武是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的迷恋者。灵芝仙草、成仙飞升的梦幻神话应运而生,祈盼“延元万年”、“长乐未央”、“长寿无极”等吉语风靡一时,祈求长生不死又成为秦汉统治阶级祈吉纳福的一个突出主题。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神学登场,谶纬之说风行,采用隐秘的语言、图符等手段,假托天人圣人,预示“灾异祯祥”,形成所谓的“符瑞之应”。符瑞是祥瑞的征兆,犹言吉兆。

《史记•封禅书》载:

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汉书•刘辅传》中载《上成帝书》亦云:

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

汉人附会自然界出现的某种罕见现象为吉祥之兆,称之为“瑞”。汉王充《论衡•指瑞》:“王者受富贵之命。故其动出现吉祥异物,见则谓之瑞。”当时“瑞”是帝王独享的,天降祥瑞被看做是应人君之德的征象。

相关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如《史记•孝武纪》载:“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瑞应又称“符应”。《史记•封禅书》载:“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史记•邹衍传》亦载:“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传移,治各有宜,则符应若兹。”

符瑞是儒士为帝王制造出来的专用吉祥物。东汉班固等人所撰的《白虎通》中有一篇《符瑞之应》,集中了当时儒臣所能想象出来的各种符瑞之现: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三者承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q荚起,鬯出,平路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则朱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凰翔,则F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台鹿、白乌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异丹,阜出S莆,山出器车、泽出神鼎;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钟律调,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贡。

文中所描写的包括天、地、文表、马兽、山陵等瑞应之物,后世又大多演变成民俗吉祥物。

“瑞应”构成了封建帝王的吉祥体系,始于汉,盛于三国魏晋南北朝,衰歇于隋唐。梁沈约撰《宋书》有《符瑞志》上、下二卷,集南北朝以前帝王符瑞之大成。梁孙柔之撰《瑞应图记》、《瑞应图赞》各三卷,为记载瑞应说和瑞应图的专门著作。隋朝以前,还有《熊氏瑞府图》、《祥瑞图》、《祥异图》、《符瑞图》、《白泽图》等多种端应著作,现均已失传。唐代刘赓广征载记,博录休祥,辑成《稽瑞》一书,流传下来。瑞应成为中国早期吉祥文化的主流,是官方上层文化和神学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民俗吉祥观

与上层官方的祈福文化相应,在我国历史上,流行于民间的吉祥文化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诗经•豳风•七月》就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祝语,表明当时已出现祝寿形式和祝寿语言,构画了―幅我国早期吉祥文化的图案。

再看《诗经•卫风•木瓜》中的歌咏: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是一首情人赠答的诗。诗中女子赠给男子木瓜桃李,男子则以玉石为报,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为永结同好的象征。同样的情景还出现在《诗经•郑风•溱洧》中,阳春三月,河水上涨,男女青年手执芳兰,相互约请,来到河边嬉戏游乐,以芍药相赠,当两情相悦、情意缠绵之时,就可私定终身了。

这两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我国上古时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场景。当时,特定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男子以狩猎为主、女子以采集为主的社会分工形式。植物的瓜果为女子采集的主要对象,逐渐也成为女性的象征。在与男子的交往中,女子往往以赠送瓜果作为传情达意的形式。诗中所咏的木瓜桃李、芳兰芍药不仅是她们采集的自然界中的植物,也成为男女爱情的信物,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了。

瓜果是人类最早采集以维生的藤蔓植物所结的果实,具有藤蔓绵长、结实累累、瓜籽众多的植物性状。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很早即为子孙繁多、家族兴旺、绵延不绝的象征。

《诗经•大雅•绵》云: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疏曰:“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诗谓周的祖先象瓜瓞一样开花结果,绵远悠长,代代相继,历传到文王才奠定了王室基业。

后世有吉祥图案“瓜瓞绵绵”,绘长满瓜果的藤蔓枝叶上有蝴蝶点点的纹图,既可用以祝贺子孙昌盛,万代绵长,寓意生生不息,兴盛不衰;又可寓意财源滚滚,兴旺发达,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我国,瓜与生育相关的俗语很多,如:“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瓜熟蒂落”,等等,由此也反映了国人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观念。在这里,瓜果实际上已完全不同于自然界中作为植物的那一个,而成为一种符号,为吉祥的象征,即吉祥物了。

到了战国时期,吉祥文化的内涵愈加丰富,民间也出现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物,以表达人们避邪求吉的心理。如在南方许多国家的丧葬习俗中,经常有鹿、虎、鹤等动物形象的随葬品。这表明吉祥文化已从日常生活中外延到阴曹地府里,祈福免祸的内在预示意义却始终未变。

秦汉之际,与上层儒家如火如荼的祈福文化发展相应,民间吉祥文化也十分丰富多彩,吉祥物逐渐形成众多的门类。如汉应劭《风俗通•第八》记载腊月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还记载“门户用鸡”习俗已经出现。这是后世桃符、门神的端倪。桃、虎、鸡后来都成为应用广泛的民俗吉祥物。

再如《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两京杂记》云:

樊将军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曰:“有之。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况人君重位乎!”

古人认为鹊为阳鸟,性恶湿,因此又称为“乾鹊”。《易•卦》中有“鹊者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物”的记载。因此俗信鹊有感应预兆的神性,自古即视为兆喜灵鸟,乾鹊后世就称为“喜鹊”。鹊噪预示着有客人来到,民间以喜鹊兆喜的俗信,汉时已有之。

汉代民歌《焦仲卿妻》给后人描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忠贞的爱情故事,诗开头写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结尾写道:“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孔雀和鸳鸯都寓意成双成对、永不分离,因而成为民间百姓喜爱的吉祥物,象征美好爱情。

南北朝时,民间俗信也成为民俗吉样物的重要来源。

陈王植《贪恶鸟论》云:

放鸟雀者加其禄也,得k者莫不驯而放之,以其利人也。

北齐刘昼《刘子•鄙名》亦载:

今野人昼见k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夜梦见雀者,以为爵位之象。

k子即蜘蛛,俗称喜蛛,以蛛兆喜,因“雀”与“爵”、“k”与“喜”音近或音同而成为人亲近的吉祥物,在南北朝时已成风俗。

隋唐以后,官方上层的“瑞应”逐渐衰落,民俗吉祥文化却蓬勃发展,至明清极盛,成为我国传统吉祥文化的主流。当然,民间吉祥文化毕竟要受到官方价值观的影响,官方祈福文化和民间吉祥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唐代,宫廷和达官贵人宠爱牡丹花,文人墨客以“国色天香”、“富贵花”喻牡丹。唐李肇《国史补》中有详细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但不久,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更盛,到了刘禹锡的诗中已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咏,白居易的诗中更是“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了。牡丹成为一种全民共赏的民俗吉祥物,寓意的重心则集中在“富贵”二字上。

就民间百姓而言,依照旧的世俗观念,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加官晋爵、长命富贵、子孙满堂。因此,吉祥的内容主要是添福、增寿、多子。

中国传统吉样观念以“寿”字最为发达,《尚书•洪范》首倡“五福”之说,其中“康宁”、“考终命”可以说是寿的同义反复,“富”是指粮食充足、生活无忧,“攸好德”意为所好者德,能达成人事的和谐,此两者实际上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后世“五福”之中,寿亦居首位,所谓“五福之中寿为先”。传统吉祥图案有“五福捧寿”,绘五只蝙蝠围绕寿字的纹图,寿占中心。民间也有“人在一切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俗谚。与西方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不同,中国人抱持的是一种现世的人生观,无论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的一切享受都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他们不寻求超脱而执着于现世,不懈地追求生命的长久、恒寿。

多子多福的观念与祈求长寿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尤其是男劳力。同时,这种观念更深植于传统的家族观和人生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将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联系起来。个体的生命既不可能长久、恒寿,个人愿望的实现也不能仅求之于一已之身。在人们的观念中父系血统的延续至关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香火”是最不能原谅的罪孽,“断子绝孙”也为最恶毒的咒语,满门抄斩更是封建社会最严酷的刑罚。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永继香火。

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业的发达从属于家族的兴旺。一个人奋斗一生积聚万贯家财却后继无人,对自己来说,悲莫大焉;对世人而言,怜莫深焉。人生幸福成功更多地表现为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守住一块土地,世代相传,四世同堂也为传统家庭理想的模式,为一般世人最重要的精神归宿。传统吉祥文化中长青之松柏、延年之龟鹤、恒久之奇石、不老之仙人都为表意“益寿延年”的吉祥物。同样,瓜果葫芦藤蔓绵长、子实累累,模拟绳线编结而成的吉祥符“盘长”,盘绕不绝,无头无尾,不断头“d”字纹样绵延不绝,无休无止,多为子孙繁盛、家族兴旺的象征,富贵的观念则源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明财富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是从来不避讳求财逐富的。即使是儒家圣人孔夫子也曾说过,财富如果能凭自己的努力获得,那么即使为人赶马车他也愿意干。在民间,关于摇钱树、聚宝盆的传说满足了国人求财求富的愿望,因此百姓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以致图绘其形,或张贴于门户,或陈列中于堂,以祈好运临门,发家致富。

财神是最受国人欢迎的神祗之一。旧时,敬祀财神为新年要务,家家户户烧香挂像,求取大吉大利。敬祀财神只是国人求取富贵的一厢情愿,获取功名才是求富逐贵的正途。封建统治者以高官厚禄笼络天下读书入。禄位引人如饵钓鱼,世称“禄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读书中举,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是士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幸福的源泉,奋发的动力。因此形成了民间对禄星的崇拜。

禄星亦称“文昌”、“文曲星”,本为文昌宫六星,传说为主文运兴衰的星宿,进而演化为职掌文运禄位的司禄神。明清之时,禄星又演变为魁星,其形象为鬼立于鳌头之上,举足起斗,反顾以笔点之,称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旧时为科举中试的吉兆,各地读书人临考之前都要拜祭。封建社会以功名禄位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如:“马上封侯”、“平升三级”、“加官进爵“、“荣华富贵”等十分风行,广泛见于文具、什器、家具、建筑之上,非常直率地表达了人们求取功名富贵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