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细腻

二一六年夏天，因为工作关系在西雅图暂住近一个月。有一天误入附近一座美术馆，规模并不大，结构方正，水门汀墙面简洁得毫无装饰，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但朴素的灰墙连接着一池流水台阶，在洗练中自有通达。墙外一排修竹，掩映长长的轮椅通道，清幽但不清冷―常被批评不近人情的现代主义建筑居然有如此周到、细腻和人性化的设计。

回去细查，才发现它大有来头。这座美术馆名唤弗莱艺术博物馆（Frye Art Museum），是西雅图第一座免费对公众开放的美术馆，而且是由一位肉类加工厂老板用积攒的存款所建。规模虽小，却有非常优秀的特展，常规展品也包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的特别支派德奥分离派（Secession）的作品，美术馆也由美国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保罗・瑟瑞（Paul Thiry）设计。后来再去，发现每天都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在等它开门：艺术系学生、学者、老人、孩子、残疾人、流浪汉、背包客。

此后，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去那里静坐。当时刚好在展丹麦画家哈莫修依（Vilhelm Hammershoi）的作品，策展人将展览取名为“孤独纪事”（Chronicles of Solitude）。在那段时间，弗莱美术馆也全球首映了徐冰的新作品《蜻蜓之眼》，由监控录像片段组成的短片。

那段宁静的自由。

欧洲分离派、新大陆和千金一诺的故事

弗莱得以成为西雅图第一座免费的美术馆，至今吸引诸多观众，多亏其创始人的无私坚持和他的遗嘱执行人的坚守承诺。

与大家一般印象中的私立博物馆创始人不同的是，弗莱创始人查尔斯・弗莱（Charles Frye，1858-1940）和艾玛・弗莱（Emma Frye，1860-1934）的出身并不富贵，他们是一八四六年移民到美国中部爱荷华州的德国农民。查尔斯搬到港口城市西雅图后经商成功，但从事的并不是一般人眼中光鲜亮丽的生意，而是猪肉加工业。最初读到这段历史时忍俊不禁，但更钦佩弗莱一家人的勤勉，以及日后在收藏艺术品上的眼力。

弗莱十分具有商业头脑，将工厂打理得颇有成绩。另一方面努力积累财富，致力于收藏艺术，而且品味独特，购买了当时饱受争议后来常被历史边缘化的欧洲分离派的作品。而许多德国分离派的作品在二战后流失，好比近年的电影《金衣女人》（Woman in Gold）中所说的故事，也因为集中营的阴影使德国艺术蒙羞，更令这批收藏显得弥足珍贵。

诞生于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分离派，顾名思义，是一场致力于脱离所有传统艺术形式尤其是学院式艺术的艺术运动，讲求功能性和简洁性，属于新艺术运动的一部分。在英国也以工艺美术运动（诸如苏格兰艺术家麦金托什）为名，在欧洲则以慕尼黑和维也纳分离派为主要形式。他们不满于循环使用新古典主义的符号，希望更积极地回应现代主义的潮流。最早出现的是慕尼黑分离派，他们的口号是反对统一性，这不仅出于审美目的，也是一个政治理念：他们反对德国当局提出的种族独一。而二战以后慕尼黑分离派几乎从历史中消失，比它稍晚出现的维也纳分离派则更为知名，尤其是包括克里姆特与奥尔布里希（Joseph Maria Olbrich）在内的奥地利艺术家，后者为他们的第一次展览和成员作品设计了分离派展览馆大楼（Secession Hall）。他们的口号是：“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艺术，每种艺术都有它的自由。”（To every age its art，to every art its freedom.）

来到新大陆开辟天地的弗莱，可能也对这样的态度深为赞赏，这或许是他特别收藏这批作品的原因。二九年，弗莱美术馆策划的“慕尼黑分离派与美国”是战后第一场专门献给慕尼黑分离派作品的展览，策展的目的也在于讨论他们为何从历史中消失。这是几乎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对这些反抗历史又被历史吞没的年轻人的正式回顾。

弗莱夫妇二人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艺术品收藏人，曾向西雅图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展览会（Alaska-Yukon-Pacific Exposition）出借过自己的私人收藏。由于藏品众多，他们在自家宅邸附近又专门建了一座空间来存放画作。在那里他们不仅举办过展览，也举办过音乐会和其他形式的种种慈善活动。这些收藏后来成为弗莱美术馆最基本的藏品。

但从藏品到建立博物馆还有一段距离，对弗莱而言那更是长达几十年的艰辛历史。弗莱夫妇一九一五年就率先向西雅图政府建议要有一所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美术馆，但并未被市政府接受。查尔斯在一九四年去世，遗嘱中希望能把自己的收藏捐给西雅图美术馆，可惜也遭到西雅图美术馆拒绝。他们的遗嘱执行人瓦尔泽・格雷豪斯（Walser Sly Greathouse）是位尽忠职守的律师，坚持要为查尔斯寻找合适的空间，以了他生前心愿。十多年过去，在瓦尔泽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在一九五二年找到位于樱桃街的这片地，雇了当时已颇具名望的瑟瑞设计了一座现代派建筑，作为西雅图第一所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美术馆。这个街区还有西雅图大学和西雅图主教座堂等等公共机构，幽静而有韵味。

瓦尔泽对弗莱家族的承诺并未就此停止。一九六六年瓦尔泽去世之后，他的遗孀伊达・凯伊・格雷豪斯（Ida Kay Greathouse）继续担任这座博物馆的管理人，直到九十岁高龄才退休。

现代主义的细腻

弗莱艺术博物馆的建筑师瑟瑞也是土生土长的华盛顿州人，被誉为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现代主义之父。他最著名的设计包括位于波特兰的一座粉饰灰泥宅、智利的美国大使宅邸、路易克拉克学院的图书馆和礼拜堂。《美国现代房屋》曾高度赞扬他在一九三七年设计的波特兰私宅，认为那光滑质朴的外形以及流畅的玻璃门窗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欧洲现代主义。

十九世o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希望从设计和建材上都与时俱进，多采用玻璃、混凝土、钢材等新材质，设计出讲究功能性的建筑，而不是像古典建筑那样繁复―与分离派和整个新艺术运动属于同一时代的主张。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军人物之一欧仁・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曾呼吁同仁用“时代赋予我们的方法和知识”来创立一种新的建筑。但现代主义建筑也饱受诟病，因其提倡去除民族、传统和个性，太过简单而以至于光秃单调；但在弗莱艺术博物馆里，诸多周全的细节似乎诠释了现代主义温暖的一面：门口的轮椅通道可以直接进入宽阔的门厅和接待处，也是美术馆底楼的中转空间，可以毫无障碍地看见左右开放式的展厅。这些体贴细腻的设计，可以说显示出了日后所称的新现代主义的风格，譬如廊香圣母院的灵性和在细节处的温暖。

尽责的遗产执行人瓦尔泽找到这位设计师，可以说是真正应和了弗莱生前对一座具有开放性的艺术空间的执着。不错，这就是一座为公众设计的建筑，考虑到不同人群使用时的需求和便捷；而这是一座有公共责任感的美术馆，它的奠基人在战争中收藏分离派的作品，也是为了留下人类文明的点滴光明，为当年那个宣扬单一民族主义的时代保存了反思时代的声音，也为来自当地不同背景的居民和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民族主义再升的今天，能够感受到那种内省而鼎新的精神。

艺术的公共性

弗莱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自豪地写着：“弗莱艺术博物馆是对富有远见的赞助者和公民责任的见证……这里的展出永远都将是免费的。”美术馆也从历史到现今实践印证着这一理念。

首先是免费。展览是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无论常规藏品还是特别展。常规展的沙龙室布置成客厅的样子，设有红色美人榻和画架，供参观者休息或自由写生；从印象派到分离派，画册上对墙上的所有画作都有细致的说明。在这里浏览也等于免费上了一堂欧洲现代艺术史。

其次是便利。现代主义的建筑本简约，难得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公共建筑的便利通道还未普及的时候，瑟瑞已经率先设计了这样便于所有人进出的美术馆。不仅在美术馆有专供轮椅行进的通道，通道也可以直接进入自动门和宽阔的大厅，再毫无障碍地进入展厅。实在是每个细节都周到。

才华不分门户，多少艺术家都出身寒门且终生贫困，但对色彩、结构、光影和人性有惊人的把握和洞察力，甚至是异于常人、超越时代的创造性。才华当然需要一定的训练与栽培，这也是为何公共资源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能给无法轻易从自身环境获得支持的人以希望和鼓励。这也是艺术的公共性和艺术机构的公共责任。弗莱也应该最能理解这一点：作为移民、这个国家的外来者，也是底层劳动者，但有出色的艺术鉴赏力；虽然生前不被国家机构认可，但赢得了同僚的尊重，以至能为他的遗愿奔波十余年并全家用终生维护；他也赢得了所有参观者的钦佩，无论是受惠于开放艺术的当地老人、孩子、学生，还是像我这样偶然误入而流连忘返的游客。

这座外表质朴的博物馆，静静伫立在樱桃街的角落，守护着一个世纪之前的叛逆和创意；也通过向所有人开放，守护着所有潜在的才华和热忱，或只是对片刻自由和安宁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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