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团组织研究的三种视角

内容提要：改革以来，中国社团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对传统国家“中心控制模式”的突破，既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也深刻影响了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大体上讲，学术界对转型中社会这一特殊现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和“合法性”等三种不同的视角。

关键词：社团组织；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136-04

改革以来，随着各类社团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吸引了大量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来研究这一转型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社团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对传统国家“中心控制模式”的突破，并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大体上讲，这些研究主要通过“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和“合法性”等三种不同的视角深入分析了社团组织对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1.“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团组织

公民社会是由英语Civil Society翻译而来，也有人将其译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黑格尔是第一个把“公民社会”与“国家领域”做出学理区分的学者[1]。近 20年来，全球形成了一股“公民社会思潮”，而在这一思潮中所使用的公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公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在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民社会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统治功能，而在柯亨等现代公民社会理论家看来，公民社会则是国家与经济控制之外的那个社会领域[2]。目前,关于理想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模式，国外学者提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3]。

“公民社会”理论被引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而中国内地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4]。公民社会理论一经引入，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最早将“公民社会”概念引入中国社团研究的是英国学者格登・怀特[5]。上世纪90年代初，怀特通过对浙江萧山市的各种社团的实证研究后指出：与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化相契合，在国家和经济行动者之间，一种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民间经济和组织正在出现，他们与国家体制的界限日益明显，他们的活动空间日益扩大，这是基层向“公民社会过渡”的标志。他认为，这些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由社会的经济变迁带来了压力，迫使一些体制内组织发生变化，使它们转变了生存策略，重新界定了其他成员和组织的关系，从而引发了组织权威和社会成员基本关系的变化。虽然，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充分导致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使得当代中国的新兴社团呈现出“半官半民性”，这种半官半民性是公民社会仍处于萌芽状态的软弱表现，随着经济改革的加快，非国家部门的扩张将逐渐削弱国家的主导地位，一个较为强大的公民社会将会出现。

与此同时，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1993）也通过对同一地区（浙江萧山）的社团研究后提出：当代中国社团存在“官民二重性”现象。在他们看来，社团的民间性是来自成员自助、互益和自我管理的需要，而官办性则来自政府间接管理的需要[6]。但与格登・怀特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将“半官半民性”看成是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分离下的公民社会的萌芽，而是社团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下所呈现的一种状态。他们认为，中国社团组织当前出现的这种“官民二重性”是双轨经济体制的直接产物,是现阶段政府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的组织形式，随着双轨制的消失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团的官方性将逐渐式微,而民间性将逐步加强，“官办”特征将会向“官助”特征转变,即出现社团和政府共同管理社会的状况。

怀特、王颖等人对转型期中国社团组织研究开启了转型期中国社团研究的“公民社会”视角的先河，其后有许多学者围绕社团组织的生长发育与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命题展开研究和讨论。总的来看，持“公民社会”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不仅是一种价值构建，更是一种实体存在。也有学者认为，自1998年以来，一种非营利部门意识正在中国社会初步形成，先前分散的、隔离的个人和各个组织的活动，开始有了横向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各个非营利组织使命中的共同性质，它们所采取的共同运作机制以及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得对各自组织的单个意识逐步发展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一般意识，乃至对非营利组织部门的集体意识。非营利部门的这种整体意识虽然还很幼稚，但基本上是健康的，它的发展，成为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强劲动力[7]。而以王绍光、何建宇等持相反意见的研究者认为，由于“公民社会”视角强调社团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而用严格的“公民社会”概念观察中国的社团难以避免削足适履的风险，因为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分法不易于正确解释世界，尤其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活动[8]。在笔者看来，在实际研究中，坚持用“公民社会”理念研究中国社团的学者由于受到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约束，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集中于某些民间性较强的社团上，而排斥了大部分在中国实际存在的其他类型的社团（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的倾向。

2.“法团主义”视角下的中国社团研究

“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又译为社团主义、合作主义)作为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法团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著名政治学家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ltter)对“法团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法团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利益代表制度，由数目有限、功能分化的利益集团构成，这些利益集团在其代表的范围内是独一的、强制性的、非竞争的，并具有等级结构。它们被国家承认或由国家同意(如果不是创立的话)而建立，并在各自的领域内被特意授予代表的垄断权，作为交换，其领导人的选择、要求和支持的表达，要受到国家的某种控制”[9]。法团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经济、社会、政治行为不能仅仅根据个体选择和偏好，或者仅仅根据公共机构的习惯和指令来理解，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自我组织的，半公共性质的团体，个人和公司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这些团体确定彼此行为的预期，并依赖这些团体为彼此间经常的冲突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10]。有学者指出，在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团主义,即“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权威法团主义”和“自由法团主义”[11]。

在实际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运用“公民社会概念”来解释转型期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着的牵强和简单化的倾向，因而转向运用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概念和解释模式展开对转型期中国社团组织的研究和解释。如顾昕通过对近年来中国社团演变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是在法团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并且，中国社团空间的开放，同许多东亚国家一样，呈现出“强国家”对“弱社会”的共同特征，并且提出了推进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在于打破国家与社会的零和博弈，代之以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12]。康晓光认为中国社团的地位是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紧密相关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有国家法团主义、准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体制三个阶段,相应的，社团组织的地位在这三个阶段也会呈现官方控制、官民合作和民间自治三种不同的特征[13]。王俊敏通过个案研究认为，中国社团20年来的复苏与发展主要是国家授权的产物，是国家专制权力逐步缩小的结果，而社团经历了国家放权初期的自由发展之后，又被国家法律纳入其行政体系，与国家处于“共生”状态，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地带，由此在当前的国家与社团之间形成了“国家法团主义结构”[14]。贺立平从组织功能转移的角度，对转型期中国的半官方社团的让度空间与拓展空间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提出了边缘替代的概念来表述半官方社团在政府与社团关系中的状态和生存策略，并通过这一视角对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做出概括和解释，认为，较为平等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独立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太可能出现，而在目前的社会转型阶段，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深深地打上了法团主义的烙印[15]。

2005年，康晓光和韩恒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团组织的实际控制，放弃了其本人早年提出的“国家法团主义、准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的主张，提出，转型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一种“分类控制体系”。他们指出：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主导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总体体制也随之让位于权威主义体制，国家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不再干预公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但仍然控制着“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而分类控制体系就是国家控制公共领域的基本策略和组织系统。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一方面，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允许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但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同时,国家也有意识地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使其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实际上，这是一套国家利用“非政府方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新体制[16]。

3.“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国社团组织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引入“合法性”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转型期的中国社团组织的生成与生存问题，而这些研究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并不是同一个含义。

一部分研究者是从韦伯、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出发，将合法性理解为“由于被判定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接受”[17]；而另一部分研究则是沿着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机制”的研究路径，将合法性看作为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在这里，“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18]。笔者认为，在韦伯、哈贝马斯那里，“合法性”是一种范畴，所表明的是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至于具体的基础是法律条文、社会规则、权威，还是惯习，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而新制度主义所使用的“合法性”，指的是构成某一组织运行的外部制度环境，并推动或制约组织变迁的一种制度性因素，在这里，“合法性”更确切地可以理解为一种组织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

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出发，高丙中对转型期前20年中国社团组织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观察，提出，中国的社团组织除了要从社会和法律获得合法性之外，还必须同时取得归口行政单位和被证明“政治上正确”，方可获得合法的身份，而在转型期中国大部分社团组织是利用局部合法性予以兴起的。高丙中在研究中引申出了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等一组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性概念[19]。持同一概念和研究路径，王绽蕾认为对合法性构建的努力是转型期中国非政府组织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20]。而与此相反，张立荣、金红磊则主张，是政府自身合法性建构促成了转型期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21]。康晓光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团的发展归因于政府的“政绩合法性建设”[22]。谢海定则研究了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认为，中国民间组织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推进社团的制度变革，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型管理[23]。

目前，运用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机制”来解释转型期中国NGO（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还不多见，比较具有影响的研究有：陈剩勇、马斌引入新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合法性”的概念，对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的考察和解释[24]。陈剩勇和马斌在对温州商会研究中，以温州服装商会为典型案例，重点探讨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商会组织的自组织资源汲取能力的增强、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自治规则的完善、行政依赖性的弱化、社会合法性的成长、与政府关系的理性化等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过程，提出了民间商会自主治理机制的生成和演进逻辑，并且提出了体制外生成的民间行会组织产生、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挖掘、发展和巩固社会合法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民间商会自主治理机制的建立，它们与政府间的相互关系逐步从人格化的“关系性合意”过渡到“准制度化”合作。

田凯沿袭迈耶和罗文开创的“组织趋同性”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同时纳入了种群生态学家关于组织形式的研究，对转型期中国慈善组织的生成机制和生存方式的研究[25]。田凯的研究主要是针对1990年代中后期，从中国政府内部分化出来的众多慈善组织建立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基础展开，具体分析了在转型期中国的非协调性制度环境的约束下，慈善组织是如何运作，以取得组织领域参与者的合法性认同，并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的。在研究中，田凯提出，转型期中国的慈善组织存在着明显的组织形式与实际运作不一致的现象，而这种不一致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超越组织类别的程度，而呈现出一种“组织外形化”的现象。田凯提出的“组织外形化”概念，超越了迈耶等人提出的组织的正式结构和日常活动不一致的观点，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慈善组织的普遍生成机制和生存方式，并且对分析转型期中国NGO的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特性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以上两项研究之外，孙立平等在对转型期中国第三部门劝募机制的形成和运作的研究[26]。在他们的研究中，合法性既是构成转型期中国NGO（非政府组织）生存环境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同时，也是这些组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与政府、市场和社会进行互动的一种机制。因而，对于这两项研究，虽然研究者本人并未明确提出与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之间的联系，但笔者认为，他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合法性分析，在研究路径上与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机制”的解释逻辑是一致的。

4.简要评述

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展开的中国社团组织研究，隐含的一个理论预设是把社团组织作为转型期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表征，而把社团和政府的互动视为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微观层面的体现。迄今，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和成果，然而，笔者认为，在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着几个明显的不足：

一是在“公民社会”或者“法团主义”话语体系下展开的中国社团组织研究往往倾向于宏观叙事，而缺乏微观层面的分析基础，过于概念化和空泛化。多数运用这两个理论模式展开的研究，往往是将转型期的中国社团组织当做一个事实性的结果来看待，在研究它们与政府的关系时，往往停留在二者是“合作关系”，还是“对抗关系”的二元判断上，对微观层面上的互动关系和组织变迁的关注较少。近年来，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在这一宏观范式下的研究难以取得大的进展，转而较为微观层面的分析。

二是在已有的对转型期中国社团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的解析中，大多数研究采取一种“静态”的视角，而没有从一个动态的过程角度来进行观察和解释。而事实上，既然社会转型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那么，身处其中的社团组织也必然呈现出不断变迁的特征，同时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一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团同政府之间的互动必然是一种“动态”关系，而非“静态”的平衡，因而，如何在一种“动态”的视角下观察当代中国社团组织的变迁轨迹，从组织变迁的过程角度来把握社会转型过程中NGO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入观察转型期的中国社团组织发展趋向，以及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在目前已有的对社团组织的经验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所选择的对象是行业协会、慈善组织等，一些顺应转型期的政府职能转变，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新办”的社团，或者是一些由民间发轫，自下而上产生的“草根NGO”。事实上，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质上又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在国家权力的“让渡”过程中，一些原本属于国家科层权力体系内的所谓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组织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国家权力体系中逐步分化出来，其生存环境、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也逐步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它们原有的“官方性”血统里越来越多地浸入了“民间性”的因子，使其成为具有现代NGO的组织特征的，转型期中国所特有的一类官方社团组织。这一类官方社团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大多数是从“总体性社会”时期的国家科层组织体系中延续、分化而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们的变迁本身就构成了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中，这一领域却被严重地忽略了。

四是在这一领域中，以往的研究没有与西方已有的理论建立起有机联系，缺乏和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组织理论的对话。虽然，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一些概念、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这样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经验性的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或者说，还只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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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庄晓东，男，辽宁沈阳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区与组织。

［收稿日期］2007-03-11（责任编辑：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