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中的制度建设及其未来风险

我在这里想论述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转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制度变化;另外,和大家谈论一下未来。

首先,我认为,中国30年改革是十分成功的。为什么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我曾经写过,实际上我们是运用了现代经济学论述和其他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国家制度上的一些优点。这些制度优点包括《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三点: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以及对外开放。它们在中国的改革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体现。

当然,大家对市场化的理解,有非常多的不同,比如让价格机制起作用、私有化等等内容。我们的成功,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搞大爆炸式改革。大爆炸式改革的做法有很多缺陷。《华盛顿共识》的三点制度优势要起作用,需要同时解决一系列制度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不可能同时解决。因为计划经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所有的信息都是自上而下流动的,而市场经济信息是横向流动的,我们会发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和过去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制度不一样,会发现我们的会计制度不一样,会发现我们过去缺乏民法,包括合同法等,这一系列变化都需要建立制度来保证,也都需要时间来完成。而通过大包大揽的方式是不可能建立这些制度的。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为什么快速私有化是个灾难?大家可以看俄罗斯,俄罗斯经常被当作一个反例。当然前苏联拥有会计制度,但是在俄罗斯已经完成私有化10年之后,在那个会计制度之下,却连所有人权益的概念都没有。那么私有化的结果是,所有人权益都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去了。但在中国不一样。古典经济学有一个假设,即假设信息交易是无成本的,但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化以后,我们发现,信息的交易成本却是存在的。无成本假设不存在该怎么办?那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从一个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过程过渡到一个横向的信息交易传递过程,必须建立一堆制度,包括合同法、会计制度等来保证信息传递和交易。中国30年改革,最基本来说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改变了原来的信息交换方式,转向了市场经济横向的信息交换方式,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我觉得这是和东欧一些国家不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接下来是动力问题。古典经济学假定如果没有私有化,就没有动力。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如果改革使得每个人都受益,那么大家就会支持,全体人民都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30年的改革,使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改进,哪怕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底层,但是比起过去来说,生存状况也要强得多。这就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

其次,我们在传统的国有制之外,又迅速发展起其他所有制形式,包括私有制和外资。即便是国有制,也跟过去不一样了,国有企业都变成了上市公司,激励机制也和过去不一样了。还有,我们实现了地方分权,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激励,同时也降低了市场经济的信息交易成本等。这些都解决了动力问题。

现在要说到未来。我们还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吗?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这是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持续的一个条件是,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否则,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够维持30年lO%的经济增速。但是下一步怎么办?中国现在面临非常多的矛盾,我想从几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角度是需求角度。大家都说,今后中国经济要从依赖外需为主转向依靠内需为主。但是我要说,首先,中国经济从来是依靠内需为主的。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单纯依靠外需。接下来,过往中国经济确实依赖外部的需求,特别是贸易上的需求,我们需要转向更多的内部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要更多地增长,这种说法我也同意。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那就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中,投资的比例仍然应该比较高,而消费不会非常高。这是我们的人口结构决定的。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还很年轻,但是很快会老化。在人口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去投资去积累财富,如果现在主张过多地消费的话,再过10年,我们会面临困境,因为我们会发现整体人口结构已经老化,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过去说养儿防老,现在又不让养儿――现在的中国人只能依靠积累财富来防老,依靠投资。

另外,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消费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的发挥在于制度的完善。第一是土地制度要适应更快的城市化;第二是社会保障制度要适应劳动力流动的现实,以更好地刺激消费。我们注意到,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两点都讲到了,而且明确了过去不明确的说法。比如在城市化上,明确说了我们要怎样城市化;在社会保障制度上,明确讲我们已经完成了省级统筹,现在比较快地向全国统筹过渡。这两点是我们动员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制度。

还有一些制度也需要变革。比如我觉得地方分权模式得改。中国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但我认为在目前的分权模式下,不可能很好地实现和谐。现在是什么样的分权呢?全国的公务员中,只有不到6%是中央公务员,而一般国家中,这个比例是30%甚至更多。这个比例说明,大量的事务比如全国性的司法公正、资源的交换,还有环境的保护,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来负责,但目前我们是让地方政府来做的。我不相信中国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能够例外,因此这一点应该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完善的制度是我们的外汇管理,如何开放我们的资本账户是一个大问题。

下一步的改革我们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搞好了,会非常成功。过去的改革虽然很难,但还不是最难的。因为之前的改革问题基本上属于在计划经济之下如何解除政府束缚的问题,也就是说,原来的政府功能是个负数,我们逐渐要把这个负数减少;现在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政府功能要从减少负的方向,变成增加正的方向,政府要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的市场经济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建设。

我觉得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是用短期的权衡代替长期的机制设计。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比如说城市化应该怎么做,再比如资本账户应该如何开放。还有,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财政和地方分权要有一个重新集权的过程。中国应该像个现代国家那样做,但是在重现集权的过程中又必须不影响市场经济。这几个制度的完善和变革都有一些短期利益的考量和长治久安的考虑之间的权衡。

不过,我们要认识到,改革和制度变迁就是要妥协、要过渡,比如双轨制,比如各种实验,但是,重要的是,这些妥协、过渡和实验,最终都应收敛聚焦到一个远景目标。如果不能聚焦到一个长远的目标,那将会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总体来说,如果做得好,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我们的机会。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减少风险上贡献我们的力量。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