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居民收入:被忽略的低消费之解析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促进消费、平衡经济增长。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消费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很低、且不断下降，对此普遍的解释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养老、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中国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本文发现，储蓄率的增加只是消费占比下降的次要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工资、投资收益和政府转移支付在内全面减少。金融业的不发达又限制了企业从银行获得营运资金贷款，这是造成工资和投资收益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中国居民　消费占比　金融约束　平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9-04-03

一、 介绍

中国政府一直在呼吁更多依靠消费，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以平衡地发展经济1。其背后的情况是尽管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居民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却呈持续大幅下降的趋势，2005年该比率跌至40%以下。

在对消费占比下降的解释中，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居民的储蓄行为，认为中国居民储蓄率较高且持续上升是主要原因（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5), Kujis(2005), Modigliani and Cao(2004), Prasad and Rajan(2005)），很多因素导致了高储蓄率，比如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劳动人口比例的上 升和预防性储蓄的增加，而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则是由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政府对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支出不足所引起。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解释居民储蓄率的提高非常重要，但是对消费占比下降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强了。事实上，数据显示储蓄增加只是消费占比下降的次要原因。1990年代初期以来居民储蓄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只能解释此间消费占比下降9个百分点中的一个百分点。此间，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居民收入的所有分类项目都呈现下降态势，尤其是在收入中的最大组成部分――工资方面。投资收益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占比也在下降。由于工资收入的下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人也许会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寻求答案。考虑到失业或者潜在失业人口达到1至1.5亿，也许就可以很容易地下结论，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剩余使工资水平不可能保持和生产力一样的迅速增长，导致工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如果再考虑雇主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权利和对员工保护的不力，那么就更不难理解为何工人没有分享到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了。这种观点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工资水平可能由于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而维持低水平，但很难解释就业率的增加为何不能快于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阻止整个工资收入占比的下降。而且，产品市场激烈的竞争应该有利于削弱雇主的垄断权利。此外，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但是也很难证明是这些不足的愈加恶化造成工资水平的持续下降。

相反，本文审视了中国不成熟的金融业所起的作用，并认为普通企业所面临的持续恶化的融资障碍是解释过去20年间，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等全面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企业依靠银行的营运资金贷款支付工资和其他当前支出，这些方面受到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的后果类似于对劳动力投入征税、抑制了劳动力的使用并导致市场工资和劳动力边际产出之间的差额（wedge）。由于这种差额，国民收入中的劳动力收入占比小于技术上决定的比率，而且企业借贷越是困难，这种差距就越大、劳动力收入占比就越低。本文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银行的改革压力迫使中国银行业为避免新增不良贷款，在贷款操作上更为保守，这加剧了企业的信贷约束，导致工资占比的下降。

为证实信贷约束的影响，本文使用了企业数据、并将信贷限制放入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以评估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根据对企业经理的行业调查，以企业在业务经营中所感受的融资障碍来衡量企业融资的难易，以各个企业的员工增长率来衡量信贷约束对劳动力投入的影响。企业数据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信贷约束是抑制企业员工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结论既对一般样本有效，也对只包含私有企业的样本有效。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融资障碍对企业员工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在统计上也显著有效。事实上，该样本反映出信贷约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与认为企业在调整成本给定的情况下倾向于保持投资水平的稳定、而改变营运资金（后者影响其雇佣的能力）以应对风险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们将信贷约束纳入Aziz(200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但调整了该模型以使就业情况内生决定。这使该模型可以评估信贷约束对劳动力需求和居民收入的影响。此外，该模型可以模拟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开放对企业使用劳动力的影响。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劳动力收入在GDP中占比的下降只是反映了城市化过程――随着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来到城市，劳动力供应会增加、工资水平会下降。该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对工资占比的影响非常有限。相反，营运资金的信贷约束对降低工资和居民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正如数据所显示的，面对居民收入的下降，理性的消费者选择与此一致的消费模式。

但是，工资的下降并不一定会造成居民收入如此大幅的下降，如果将所增加的利润分配给居民的话。这并未在中国发生，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尽管国内股票市场存在一些上市企业，但是在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并不由居民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方式）持有。第二，即使对那些上市企业，糟糕的企业治理和微弱的小股东权利得使企业囤积利润而不是分红。过去几年中与证券公司监管不力有关的一系列丑闻导致长时期的股价低估和交易量萎缩，以至于持有股票资产的居民并未从资本收入中获益。第三，政府依然保留对企业相当程度的所有权。在大多数国家，这是将企业利润转移到居民的间接渠道。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政府用这笔资金提供教育和医疗产品以及福利支出。在中国，国有企业并不向政府支付股利，因此这种利润的转移渠道就被关闭了。最后，银行存款是中国居民储蓄的主要渠道。但是，政府规定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因此，这些年来利息收入一直在下降。中国的银行当然也享受了宽幅的息差。但是，直到去年大多数银行还面临巨额的不良贷款、不达标的资本充足率和不充足的拨备，出于各种现实考虑，宽幅的息差最终成为居民对企业的“转移支付”。由于以上原因，和其他很多国家不同，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未传导至中国居民收入。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总量数据的大趋势以便提出问题，第三部分关注微观层面数据所反映的中国企业的信贷约束，第四部分将信贷约束嵌入标准新古典模型以评估其对总体行为的影响2。

二、 总量数据的启示

过去20年来，中国的增长率平均保持在大约8-10%的水平。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增速是由高储蓄、高投资和巨量外部需求推动的。虽然这一战略有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是关于它的可持续性却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消费占总产出比率的持续减少。2005年，中国居民消费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比1980年代初期减少十几个百分点。同时，国内投资和净出口占比不断增加。虽然在中国发展的初期阶段，消费占比下降不足为奇，因为投资在发展初期作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其下降的程度。

最近的一些研究（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5), Kujis(2005),Modigliani and Cao(2004),Prasad and Rajan(2005)）指出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是使消费水平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增加了养老、医疗和教育、这些原先由企业主提供的产品的不确定性，储蓄率开始持续上升。虽然这可能是解释消费下降的一个因素，但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不可知。当然，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是很高的。从1992年开始，它的平均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001年从22%跌至15.8%，然后上升至2005年的19.3%。至于居民可分配收入，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百分比）首先从1992年的33%跌至2000-2001年的25%，2005年回升至33%。但是，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1990年代的水平不变、储蓄率如现实数据，那么消费占比将从1992年占GNP的48.2%下跌至46.9%，仅仅下跌一个百分点。但事实是，消费占比下降了9个百分点，至GNP的39.6%，有8个百分点是仅靠储蓄率所无法解释的。因此，居民收入下降的作用要比储蓄率上升所起的作用大。

从国民账户中，我们无法得到1992年之前关于居民收入所有组成要素的数据，但是不同的估计显示了1980年代以来，收入对GDP占比的下降。工资水平的下降是所有要素中最显著的，据估计它从1980年代中期占GNP的67%下降到当前的56%。

工资占比的下降非常显著，尤其是在大多数国家收入占比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事实上，当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变化时，真实的下降水平可能比总量数据所显示的更为显著。Gollin(2002)认为经济结构中至少有两个方面会导致总量数据中的真实收入占比不够准确。首先，第一产业（农业、林业和采矿业等）的大量劳动力会减少收入占比总额，因为通常该行业的工资只占这些行业附加值中很小的一部分。第二，由于标准的会计计算方法会将自雇个人的所有收入看作资本，所以如果经济中有很大一部分自雇员工，收入占比就会被低估。虽然Gollin(2002)是在对收入占比做国际比较的情况下作出该结论的，但是这些要素也可以放在一个正在经历显著变化的独立经济体的背景下。在中国，过去25年来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本身会增加总收入占比，如果其他情况保持不变。此外，与很多国家不同，在中国所有自雇员工的收入是算入劳动薪酬项目的。因此，由于自雇员工也使用资本，所以收入占比可能被高估。因此，中国收入占比的下降就会比总量数据所显示的更为显著。

将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OECD国家作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处于较低端。虽然一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北欧国家和韩国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与GDP占比较低，但是这通常反映了国民总帐户数据中未能反映的制度差异。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居民上交给政府的收入税占GDP的比例较高。作为回报，个人得以消费大量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这部分消费不再计入国民账户中的个人消费。相反，在中国，与收入相关的税收很低；同时，政府所提供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在下降、是样本中最低的国家之一。一旦将这些制度性差异考虑进去，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会更大。

工资占比下降发生的同时是就业的缓慢增长，1990年代以来，城市就业率平均每年只略微高于3%。虽然这种低增长是受国有企业下岗的影响（大约占城市就业的10%），非政府行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薄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３。以私人部门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第三产业为例。19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就业增长率少于5%，落后于其间10%的GDP增速。工资增长率较强，年均15%。因此，阻碍就业、尤其是私人部门就业增速的因素，对于理解不断下降的收入和消费对GDP的占比是很重要的。

值得强调的是，就业、收入和消费的增速都是较高的，但是与更为强劲的GDP增速相比就逊色了。1990年代初期以来，城市就业增加了1亿以上――无论以何种方式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即使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大量下岗。真实消费的年均增速为8%，居民收入的增速与此相近。这样的增速要比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同期水平高得多。但是，就业创造、收入和消费均落后于此间10%的GDP增速。

三、 信贷约束、就业和工资：从企业角度的分析

考虑到这些年来系统内如此充足的流动性和低利率，也许很难想象中国企业会面临融资约束。但是，和很多经历金融改革的国家一样，市场是存在分割的，大型现金充足的企业很容易获得贷款，但是小企业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企业占据了银行信贷的大部分，也是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主要发行人，而那些小企业，尤其是私人部门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约束。这些约束有很多原因，包括银行的贷款规则和当局监管框架都偏好国有企业（Huang(2003)），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漫长的银行重组过程，一直到最近才停止了对贷款的收缩，而不发达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也几乎关闭了间接融资的大门。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对商业环境的调查，中国企业抱怨融资难成为商业活动重要障碍的比例要大大高于东亚其他经济体。企业的规模越小，所受到的融资限制就越多４。

就业增长率和融资约束由营运资金所发挥的作用连接在一起。营运资金是企业流动性资产的净额，以流动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存货以及现金和等价物）减去流动负债（包括应付帐款和短期债务）的净值形式体现。营运资金使企业提供给工人报酬以及促进销售和生产。融资约束将妨碍企业获得日常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虽然营运资金和固定投资都可能受到可得资金的约束，但是研究显示营运资金受到的影响更大。Fazzari和Petersen(1993)的研究认为，企业更愿意保持一个稳定的固定投资水平有多种原因，而受到财务约束的企业会用营运资金来平滑固定投资的波动。当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很高时，企业在长期内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固定投资水平，而且企业推迟合适的投资通常是不经济的。相反，营运资金是流动和有弹性的，其调整成本较低。因此受到资金约束的企业往往会减少营运资金而不是减少投资。而且，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以增加投资为基础的资本增加可以成为抵押而减少一些资金约束。结果，受到资金约束的企业就更不愿意雇用工人，而想方设法保持强劲的投资。

有一些实证研究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融资障碍对就业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以考虑关键的制度性和市场因素在发展私有经济和创造就业方面的作用。Johnson, McMillan和Woodruff(2000)使用调查数据来检视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新企业，并发现没有保障的私人产权对抑制就业增长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Brown, Earle和Lup(2005)发现，对外部资金可获得的难易程度是刺激罗马尼亚小型企业就业率增长的重要因素。就我们所知，以中国为背景的相似研究尚未出现。

有一些研究关注于储蓄和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力，但止步于对潜在原因提供解释。Kujis(2005)，Hoffman和Kujis(2006)使用宏观数据强调了中国的高储蓄。这些研究认为高储蓄有很多原因，包括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占比例较大和企业很少分配股利。虽然行业结构和股利政策有助于各国之间的比较研究，但是对于这些背后的推动因素几乎没有深入，尤其是当私人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因素的推动、而不是由政策所决定的时候。下面，我们将使用企业调查数据来解释企业行为背后的经济动力。

世界银行关于生产率和投资环境调查（2002）覆盖了来自中国5座城市的1500家企业，包括这些企业对不同的经济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是如何影响其经营和业务发展等很多问题的看法５。与本文有关的是两个关于融资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业务发展融资所需的途径（如抵押），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融资成本的难度（如利率）。

企业经理被要求对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行从0到4的打分，0分代表没有障碍，而4分代表障碍重重。调查中的其他问题包括企业的业务领域、所在地、员工人数、资金来源和投资规模等。企业也要列出所有权中政府的股份比例，以区分完全私有的企业和那些有政府参与的企业。大约四分之三的受调查企业是完全私有的，其余为部分或者完全国有。

对融资的可获得性问题，超过40%的企业认为有中度到非常严重的障碍，其中四分之一的企业认为障碍是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当问及融资成本的问题时，回答也类似。事实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是高度相关的（大于0.75）――即抱怨有融资障碍的企业，其融资成本也较高。

有一些研究利用这些数据解释了很多问题。尤其是Huang(2006)，检视了中国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并将其与印度企业作比较。他发现中国企业通常比印度企业受到的约束更多，在排除了企业本身，诸如成立时间、所在行业和所在地等影响后，同样发现，在中国，小企业往往声称面临更大的融资障碍。

本文将企业所感受到的融资难度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标准，并将此与就业增长率作比较（工资水平没有在该调查中显示）。由于调查结果是主观测量而不是客观数据（很难获得），该结果需要很谨慎地解释。

从1998至2000年，融资障碍越大的企业，其就业增长率（定义为两年间平均雇员数量的百分比变化）显著低于其他企业6。与此相对照，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融资约束越大，投资增速越慢。事实上，融资约束程度中等的企业，其投资增速要大大高于那些融资约束程度很小或者几乎没有的企业。

样本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对其投资增速的影响程度也在调查之列。有趣的是，几乎不能证明融资障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增速。融资约束，以及企业治理和小股东权利的薄弱导致中国企业的储蓄逐步增加。对于不需要向政府支付任何股利的国有企业的情况亦是如此，这些企业和政府在1990年代改革中和政府达成了某种隐性的约定。此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他们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为所在地和工人提供公共福利7。

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企业的融资来源是自有资金，国内贷款少于20%。私有企业的这个比例尤其高，它们60%的资本来自于自有资金，包括留存收益和内部资金，或者是亲友的资金。私有企业在融资上所面临的困难被看作是中国企业一直需要外部直接投资（FDI）的原因，FDI帮助解决了这些不能从国内得到资金的企业的融资需求（Huang(2003)）。

与此同时，企业借贷的很大一部分往往用于营运资金。虽然营运资金在总贷款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短期借贷（低于1年）仍然占2005年银行贷款的一半以上。即使“长期”贷款的期限也相对较短，而且一部分也是用于流动性融资（2003年世行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长期贷款的平均期限是2年）。考虑到短期融资在企业借贷中的显著作用，过去这几年总信贷额的减缓并未导致投资的大幅调整，这是由于企业使用内部资金平滑了其投资。事实上，Anderson(2006)认为信贷政策对依靠银行短期借贷的行业的影响要大于那些向银行借贷用于长期投资的行业（如重工业）。后者主要依赖外部投资和留存收益。

四、投资收益和政府转移

工资占比的下降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事实上，工资占比往往是反周期的，而且它的波动也屡见不鲜。例如在美国，劳动收入的GDP占比从2000年的59%下降到2005年的56%。但是，在美国，劳动收入下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在此期间，个人可支配收入稳定维持在GDP的74%。事实上，在这些国家，通过金融系统以更高的投资收益形式，或者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增长的利润得以很好的分配。因此这些渠道为居民提供了与企业分担风险的更好的方式。可是，这些渠道在中国的运行并不理想。

首先，中国的投资收益只占居民总收入很小的一部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其差距令人吃惊。过去10年，投资收益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例小于8%（包括利润、利息等），这是世界最低值之一。即使经过统计调整，比如将自雇个人的营业收入纳入投资收益（目前是作为劳动力报酬），结论也未有多大改观。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居民投资收益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例近年来一直在下降，2005年低于3%。

金融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尤其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的，主要是集中于金融中介在使用和分配储蓄中的作用。中国在使用储蓄方面，先前的研究发现，银行并未对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发挥很大的作用（见Aziz和Duenwald(2002)）。相反，银行贷款大部分集中于发展相对滞缓的国有企业，这可能会通过维持社会稳定而间接地支持经济增长。这些关注1980和1990年代初期的先期研究可能因为当时条件的限制而使结果有所偏差。除了使用和分配储蓄以外，金融市场也发挥着通过储蓄分配收益的作用。中国极低的投资收益也反映了金融业将企业利润分配给居民的糟糕表现，分配形式包括股利和利息。

尽管由于私人企业的成长、股票发行上市和对外资的出售，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仍然较小。2005年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占GDP的18%（2007年这一情况有了根本性改观），落后于美国的136%和印度的75%。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是造成股票市场不发达的原因。首先，直到最近，中国上市企业股票中有三分之二是不能交易的。对这种情况解决方式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近年来股价的低落和股市的低迷。第二，机构投资者（例如共同基金、保险和养老金）的发展非常缓慢。在中国，这样的投资基金建于1998年。到2002年底之前，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仅有61家，所持有的投资资产总额不到市场可交易总量的10%，而在美国为50%。第三，股票市场的低迷和对小股东保护的不利也打击了个人投资者的热情。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个人投资账户８仅是总人口的5%，即使这个数字也可能被明显高估，因为有很多投资者在两个交易所都有交易或者以假名开户（Green(2004)）。结果，证券市场并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表现。而且，即使有一些上市企业的业绩很好，他们也没有将可观的利润作为股利分配给投资者。相反，他们将这些巨额和不断增加的资金作为投资的廉价资金来源。居民所持有的股票仍然很少，大约只占金融资产总额的15%（这一比例在2006年上升至大约30%，因为2005年股票市场改革之后股价涨幅达到140%）。

尽管近年来国有企业对经济活动全局的影响逐步下降，它们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也是一些行业的主要成员，尤其是在一些资源依赖型企业，如石油、钢铁和煤矿等。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国有企业经历了重要的改革，以帮助他们按照商业原则来经营。而且，虽然过去国有企业承担大量的社会责任（例如为员工提供住房、学校和医院等），但是这些已经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从他们的职责中剥离、转移给地方政府。结果是，原来背负着这些社会成本的国有企业，“清洗”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财务表现强劲得多。这使其产生了可观的利润，近年来亏损的国有企业数量也在逐渐减少。但是，隐含在改革过程中的“默许”是，盈利的国有企业不需要向其主要股东（即政府）支付股利。虽然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有）自从2003年以来净利润达到GDP的6.5-7%、也至少对一些股东支付了股利（如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国移动和中石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股票托存收据），政府――这些国有企业的大股东――至少从1994年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以来，并未得到任何利润转移。在很多拥有大量国企的国家，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或者政府提供医疗和教育的形式，企业对政府的利润转移是将利润分配给居民的一种渠道。中国政府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支出大约为GDP的3%，这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企业债市场也很不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复杂的监管机制和一些限制，如依靠政府“选优”的债券发行机制和对企业债利率的上限规定。企业债市场大约占债券市场总额的3%。国债和金融债（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央行为回收流动性而发行的票据）占据债券市场的大片江山。但是，考虑到银行系统充足的流动性，国债和金融债的收益很低。

由于缺少其他投资渠道，银行一直主导着金融系统，银行存款也成为主要的居民投资形式。由于高储蓄、国内市场缺少其他的可投资渠道以及严格的资本控制，政府未放开中国居民投资于海外等因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很充足，结果，贷款利率远低于经济的实际增长，这表明资本成本过低。同时，银行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之间的息差很可观（大约4个百分点），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这样的息差被认为是必需的、以保证银行充足的盈利能力，阻止那些缺乏金融约束的银行为了赢取客户而进行破坏性的竞争。结果是，存款利率一直很低，实际利率大约只有2%。观察银行存款利率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之间的差距，可以发现，近年来，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同时投资收益比例下降。

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政府对居民的政府转移支付也在下降，2005年仅为GDP的二分之一。这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政府转移支付的平均水平，也是中国在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方面下降程度较高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样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尤其是缺乏有效的机制以弥补企业重组期间居民在就业和收入上的损失。1990年代的企业重组将原先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支出，如住房、养老金、教育和医疗都转移给了地方政府９。规模巨大的失业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在支付失业或提前退休赔偿方面的责任。与此同时，1994年收入的重新集中化减少了地方政府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也加剧了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中央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也随之增加，但还远未实现各地区之间的公平转移支付机制。结果是，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较为贫困的地区，入不敷出。各省在养老金、医疗和失业率等问题的堆积更恶化了那些需要应付地区性危机的地区的入不敷出。

五、 政策建议和结论

虽然1990年代以来，储蓄率的增加是消费下降背后的因素、反映了预防性储蓄的增加，研究表明下降的居民收入水平和孱弱的金融市场在这方面成为更重要的原因。因此，如果中国想要通过加大消费来平衡增长，改善国家收入在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有一些领域急需改革。最紧要的是进一步改善中国的银行经营。中国一些大型国有银行已经开始了重组和改革。作为改革进程的第一步，改善银行整体财务状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以剥离累积的不良贷款、然后重新注资的形式展开。同时，这些银行被要求在内部进行重组、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既定的资产组合质量目标和资产回报率等。虽然这些措施在改革中是必需的，其未曾预料的后果是在缺乏恰当的内部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经验时，使银行过于保守。保守主义的上升意味着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约束变得更严重。信贷的收缩最多反映在企业的营运资金以及整体工资水平上，这是因为企业更愿意将留存收益用于投资。因此，对这些银行最重要的改革是使其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风险定价系统、以使这些银行能够对不同的客户更好地区别定价、并减轻信贷约束。

存款利率的上限也阻止了小银行更激进地与大型国有银行展开竞争。虽然中国的银行系统目前普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但是各银行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大型国有银行通常是流动性的净提供者，而小银行则是银行间市场的净买入者。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将使小银行能够更好地与大银行竞争，也能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存款利率、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

深化股票市场的改革同样重要。虽然有大量不可流通股票已经可以流通，但这些股票还极少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因此，居民直接和非直接持有股票的数量仍然很有限。同时，在过去的3-4年间，由于国内股票市场深受券商丑闻的侵扰，投资者的市场信心也一直低迷。随着过去几年的改革，考虑到过去一年股价的显著上扬，信心似乎有所恢复。但是，大型国有企业和著名企业尚未完全进入市场。通常，大型国企和知名企业会鼓励居民参与股票市场。公共股份的稀释、在二级市场出售可流通股票以及大型和知名企业的公开上市，都将有利于增加居民的股票持有量。在这个背景下，扩大公共和养老基金也将有助于增加居民对股票的非直接持有。

过去几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重新引入国有企业的股利支付机制。2007年有望实现某种形式的股利支付。这将增加政府的收入、并将其用于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的开支以及转移支付。将公共支出转向社会领域和对居民转移支付有助于提高私人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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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见周小川为Jahangir Aziz等人的《中国和印度：相互学习》（IMF, 2006）一文所撰写的前言。

2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了原文的第四和第五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原文。

3 中国对劳动力的统计存在很多计量问题。尤其是，在总就业人口和按照所有制划分的就业人口总和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对评价私人部门就业情况造成困难。

4 世界银行1999年所作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私人企业面临融资约束，而中国企业对留存受益的依赖程度要大于其他国家。尽管存在地下的借贷市场，但是通常要求高得多的法律和信用风险贴水。如此高利率让大多数企业却步。

5 投资环境调查是2001年由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合作完成。这5座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和广州。该调查在事先选择的行业中随机抽取企业，力图反映中国企业的大体构成情况。涵盖了主要制造业和服务业，包括制衣和皮革产品（14.1%），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12.5%），电子配件（14.7%），家用电器（11%），汽车和汽车配件（14.3%），信息技术服务（8.9%），通讯服务（4.6%），会计、审计和非银行的金融服务（7.1%），广告和营销服务（5.8%），商业后勤服务（7%）。更多细节见Shi(2006)和Huang(2006)。

6 由于缺少最初数据，1998年之后成立的企业被排除在外。也排除了那些在3年中就业增长率超过100%的企业。这使样本大小大约减少了7%。

7由于一些巨额投资增幅的影响，实证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些投资可能有其他变量推动。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该样本未包括那些投资增速极高（3年中超过100%）的企业。样本的选择排除了大多数、但不是所有具备高投资增速的企业。

8 这包括非正式的资产管理企业，以个人投资者的名义登记、并且无法与其区分开来。见Green(2004)。虽然这些非正式的机构投资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估计2000-2001年期间，他们持有大约45%的可交易市值，由于熊市的惨淡表现使其客户将资金抽离，其规模已经下降。

9 以支出法衡量，中国是世界上最不中央化的国家之一，地方政府占总支出的70%以上。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该比例低于50%。中国的养老金、医疗和社会保险也是由地方、而不是国家层面来管理，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详见Dabla-Norris(2005)和Wong(2005)。

说明:

本文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报告“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出版日期2007年7月。IMF对本文的中文翻译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