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兴文尊老”可以休矣

公元1795年的清朝，在京城举行了一场80岁人参加的科举会试，称之曰“兴文尊老”。按要求，报名者116人；三场考试下来，剩下92人，其中年龄最大的100岁。最后，通过考试者，均加封了不同的官爵，落得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在此，我想谈谈现在的一个评奖活动，这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把这项活动称为“当代兴文尊老”，其中的“文”具有广泛含义，也应当包括科学和技术。或者，我们可把这项活动称作“兴科尊老”。本来，“兴文尊老”或“敬老尊贤”都无可厚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我国传统美德的一种表现。但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成了谬误。”

1999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其中规定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宗旨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的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该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人，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人民币，不分等级。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需要层层筛选，大致经过“推荐—打分—评选—审定—核准—批准”六个步骤，最后颁发证书和奖金。应该说，评选的宗旨不可谓不明确，评选过程不可谓不复杂，奖金不可谓不丰厚，但繁琐哲学注定是行不通的，如果指导思想不端正，到头来只能是走过场。谓予不信，请看对12年以来评选结果的分析，以及国内外对这项奖励的评论。

自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间共评选和颁发了11届（2004年空缺）国家最高科技奖，总共有20人获得此荣。从学科分布看，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生物、计算机、材料、建筑、气象、地球、航天技术、医学、农业等13个学科，而且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从获奖者的年龄分布看，60岁以下是空白，60多岁的只有1人，70多岁的4人，80多岁的12人，90岁以上的3人，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82.1岁，80岁以上的获奖者占了75%。而截至2013年初，共评选了13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总共22人，平均年龄81.68岁。（比2011年的平均年龄只下降了0.42岁）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中看出，有两个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一是平均主义；二是论资排辈，唯老是尊。所谓的平均主义，是指各学科风水轮流转。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是从最初的数学分化和演化而来的，数学历来被称为科学的皇后，所以国家最高科技奖第一个颁发给数学家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然后，依次是物理、计算机、地球科学、航天技术等，显然是人为的排列起着重要作用，而非平等竞争的结果。

至于论资排辈，我猜想，在评委会的工作班子中，有那么几个人，就是专门从老年科学家中，依据他们的年龄、知名度和所从事的学科，进行排列组合，制定了获奖者先后的名单。不能不认为，国家最高科技奖不允许自由申请或毛遂自荐，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缺失，从而导致了科学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能显现的现象。

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12年以来，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国科学发明创造又起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国内外学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不少的质疑。例如，有的人诘问：“国家最高科技奖何时不再是白发苍苍”，“最高科技奖不能总是老人奖”，“最高科技奖何时颁发给黑发人”。笔者直接听到美国及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人士评论道：“如果中国仍然沿着这种思路评选最高科技奖，中国科学的原创性将会进一步被窒息，中国的科学将没有希望！”这些评论是中肯的，应当说是旁观者清，并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为什么中国最高科技奖评选造成如此错位？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是违背了最高奖励的评选原则。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中，关于最高科技奖规定“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或“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虽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按照“重大突破”、“卓越建树”和“巨大效益”这三点来衡量，除了少数几项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以外，其他大多数获奖者都是不符合要求的。从国际最高科技奖的标准衡量，更是偏离了“最高奖”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是：最高的创造性，最根本的突破，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学术价值。在国际上，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诺贝尔奖、菲尔兹数学奖、沃尔夫奖、高斯奖、图灵奖、日本奖、法国科学技术大奖、美国科学奖章等，这些奖励都是突出奖励某学科的某研究项目最高的创造性、最大的突破和最大的学术价值，并不注重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和论文的数量。例如，詹姆斯·杜威·沃森和弗兰西斯·克拉克于1953年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仅有960字的在当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在学术界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划时代的发现，是生命科学领域100年中最伟大的发现，并引发了该领域里一系列新的发明创造。因此，沃森、克拉克和威尔金斯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比之下，我国最高科技奖强调的却是研究成果的积累、论文的数量以及获奖者的知名度。

第二是违背了人的创造性的“黄金规律”。人的智力开发是有着内在规律的，总的来说是要早开发，抓住智力开发的关键期。同样，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也有一个“黄金年龄”。美国经济研究局曾对5.5万名创新专利持有者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能够激发一个人创造力的年龄是29岁，这与以前认为30岁是人的创造黄金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科学发明创造年龄的黄金律，几乎得到了世界各种大奖的证明，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例如，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年龄不得超过40岁；德国莱布尼兹奖获奖者平均年龄48.2岁，印度政府颁发的巴特纳加尔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年龄必须是45岁以下；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颁发的科学研究奖章，平均年龄为62.2岁。

自古英雄出少年，基本上少有老年结硕果的，这是自然规律。例如，英国劳伦斯·布拉格25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沃森和英国克拉克发现双螺旋结构时分别是25岁和34岁；美国天才的纳什21岁在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纳什均衡博弈理论”；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分别是31岁和35岁；提出“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时年仅29岁；钱学森36岁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劳伦斯·萨默斯28岁成为哈佛大学教授，39岁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45岁任美国财政部部长，47岁成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等等。

可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绝大多数都是垂暮老人。64岁的王选院士——获最高科技奖中最年轻者——是唯一否认自己是权威的。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一大堆的。我38岁发明了激光照排技术，是真正的权威，却不被承认，说是‘数学游戏’。我们看看世界上一些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选院士的一番话是实事求是、符合科学发明创造规律的，也佐证了我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存在的问题。

美国管理学家米切尔·拉伯夫，积20年的研究与实践，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原则。他说：“这个原则简单、明白到几乎无法描述，但它却是大多数营利和非盈利组织所常忽视的一项关键原则。”简而言之，奖励的最高原则应该是：我们奖励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以此而论，我们奖励数量，就会鼓励研究者追求数量；我们奖励老年科学家，就意味着人们必须等到耄耋之年才能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反正是“多年媳妇熬成婆”。这样必然压抑青年科学研究者的创造性，使得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力日趋式微，这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我国最高科技奖严重老化是明显的。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唯老是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于是，老年社会、老年科学、老年权威等，就成了重要的资源，社会各界见怪不怪，并形成思维定势。

人们的印象是，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评选似乎已经定型了，年复一年地评下去就行了。但笔者认为，该奖的评选必须进行改革，一定要让那些最富有创造性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涌现出来，使他们得到最高荣誉的认可，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于那些确有贡献的老年科学家，可以设立终身科学成就奖，这也是国际规范的做法，使得各年龄段的科学工作者各得其所。总之，国家最高科技奖，一定要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让真正最有创造性和作出最大贡献者得到最高的荣誉，发挥最高奖励应当起到的激励作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