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要我写”

1949年7月6日，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理万机之中，出现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会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一幅与郭沫若、茅盾、周扬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多少显示出当年的情景。会后，郭沫若出任中国文联主席，茅盾任副主席并主持相当于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这年9月，茅盾以主编的身份函请，为即将创刊的《人民文学》题写刊名。复函如下：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九月二十三日

在开国大典后不久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封面上，人们看到的是由郭沫若题写的行书刊头。的题词则以插页形式刊登：“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不识何故，在经历了1957年疾风暴雨的涤荡之后，1958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封面不再是郭沫若题写的刊头，代之以大号的宋体。不无巧合的是，自这年元旦起，《光明日报》的刊头也将原先由章伯钧夫人书写的正楷，改换为由时任民盟主席沈钧儒书写的行楷。此中缘由自然是章伯钧沦为头号“”所致。但郭沫若不但毫发无损，而且还以坚定的左派立场获得青睐，与宋庆龄一起，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陪同、邓小平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郭沫若在1958年3月间召开的向中共交心的首都誓师大会上，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首席代表发表长篇讲话，发誓“拿出吃奶的力量，紧追紧赶，赶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去”。因此，《人民文学》的改换报头绝非出于书写者政治际遇的缘故。郭沫若对于这种无端的改换似乎也并不在意。《人民文学》自这年7月号起，连载郭沫若当年发表在香港《华商报》上十几万字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行将出版单行本之前，交付《人民文学》先行刊登经由作者修订过的文本，应当视为对该刊的一种支持。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于1959年第1期发表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也许是出于一种平衡的考虑，郭沫若将创作于1960年2月的另一部历史剧《武则天》交付《人民文学》发表，而这家以发表小说为主体的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月刊，自创刊以来的十余年间，绝少发表剧本。只是刊登这个剧本的5月号封面，依然是大号宋体字的刊头。

在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期间，郭沫若还应邀约写过万言长文《喜读的〈词六首〉》。为着《词六首》的诠释，陈白尘与郭沫若互通书信。大概是感觉宋体字作刊头庄重有余而灵动不足，陈白尘于1964年函请郭沫若题写新的刊头。何以不启用创刊时题写的刊头，唯一的解释是要求字体的简化。于是，人们在1965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封面上，看到的是简化了的“学”，而非原先的“學”。这种理由其实也颇为勉强——《大众电影》取郭沫若的手迹作为封面刊头，依然是潇洒的行书“大眾電影”。

1966年6月，在“”风暴的席卷之下，《人民文学》一无例外地停刊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称文艺要“调整”， 邓小平则明确表示“调整”即为“整顿”。如此，《人民文学》等文艺期刊的复刊提上了议事日程。1976年1月，复刊的第1期《人民文学》封面的刊头，既不是郭沫若当年的题字，也不是大号宋体字，而是的手迹——取自1962年4月为《词六首》所写的引言。而这则引言的写作，出自陈白尘的请求。在这年4月24日复陈白尘的信中表示“要我写字，似乎可以”，遂于27日写了一则小引：“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小引手迹以插页的方式，连同《词六首》一并发表在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谁也没有想到，这当中的“人民文学”四个字的墨迹成为了14年之后复刊时的封面刊头。

1976年初的已然沉疴在身，且又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殚精竭虑，想来无暇且无力更复无趣去翻读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自然也不大可能知晓自己14年前随意写下的这几个字，居然被用作当年明确表示“不宜要我写”的全国第一号文学期刊封面的刊头。

开国时期的，处事审慎而精细。他之所以推辞而推荐文坛大佬郭沫若书写《人民文学》刊头，非仅谦虚，更有作为政治领袖的考虑。其实，也并非一律认为“不宜”为文学刊物题字。1957年初，他即应主编臧克家之请，为行将创刊的《诗刊》题写了刊头。这年元月出版的创刊号上还同时发表了《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何以一改八年前“不宜要我写”的姿态而欣然题字，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作为诗人的自信。深层原因似乎不能不追溯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与波匈事件的发生。从1958年春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到1965年初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表示“需要更多一些个人崇拜”，以为发动“”，打倒刘少奇预作准备。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1967年元旦，《光明日报》报头由原先已故民盟主席沈钧儒的题字改换为的字迹。1964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曾呈请题写报头，未为允准。1967年的改换，看来是认可了的。不妨说，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人民文学》复刊筹备人员才会以多年前无心写下的“人民文学”四字作为复刊号的封面刊头，以取代时任人大副委员长、仍时常见报的郭沫若的题字。须知，郭沫若仍在为稍前复刊或创刊的《河南文艺》《北京文艺》等文学期刊题字。毫无疑问，用的字迹是最大的时尚。

无论是否了解当年所表示的“不宜要我写”的内情，既然《光明日报》报头的改换得到了认可，那末，在业已营造起来的大气候下，用不经意写下的字迹取代他人的题字自然是合乎逻辑的选择——纵然这样做似乎有违的初衷。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形成的这种大气候，何至于发生改换刊头的事情呢。只是《人民文学》以毛的字迹作封面刊头沿用到今，多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惯性思维所致。其实，目下要改换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毕竟毛当年有过“不宜要我写”的表示，复刊移用时毛已沉疴在体，不会过问此事，故不会有默认《光明日报》改换报头之虞；再一个理由是，为顾念之书法造诣，用这样四个随意写下而不甚讲究的字迹作中国第一文学期刊的封面刊头，倒真是有违的心意了。试看1958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创刊时，于5月下旬题写刊头，竟一口气写了二十多幅，并在一些字幅旁分别写有“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比较从容”等颇为自得的评语。在致主编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红旗》创刊号的刊头即选自这二十多幅题字，从书法审美的眼光看，应当是最佳的组合了。无独有偶，笔者还看到过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另一幅墨迹，与公开发表的一幅比较，远为逊色。以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看，确有难以自我复制的所谓“神来之笔”。

自然，笔者的这番希望改换《人民文学》刊头的议论，颇有不谙中国特色的书生气。以“政治正确”的规则行事，《人民文学》的封面刊头还会沿用下去。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