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里的英国第5装甲车中队

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自1842年英国迫使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在我国各大口岸城市划界租地后，其他帝国主义亦争相仿效，在我国建立租界。到1926年北伐战争时，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均设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租界。他们以保护侨民为由，在租界的驻军多达25000人。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没有忘记这段屈辱史，但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在租界里驻扎的装甲部队和使用装甲车辆的情况却鲜为人知。

20年代租界里的装甲车辆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剧烈动荡的年代。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发展，帝国主义势力极度恐慌，纷纷增兵租界，还运来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装备―――装甲车辆。

法国向租界派遣了装备有“怀特”装甲车和“雷诺”FT轻型坦克的分队。“怀特”装甲车是法国1915年研制的，采用从美国进口的“怀特”载重汽车的底盘，车体是全装甲的，顶部有盖可以保护车内所有乘员。战斗全重6t，乘员4人，在旋转炮塔上装有37mm机关炮和8mm机枪。发动机为35hp的水冷4缸汽油机，公路上最高行驶速度可达45km/h。“怀特”装甲车进行了大批量生产，部分车辆一直服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但到那时它们已经过了改进，装上了充气轮胎和电气设备。

美国陆军进驻天津的兵力为1个小规模团，有1个大队被派遣到菲律宾，留驻中国的是3个大队，共850人。他们认为用这些兵力不足以保护北京与天津之间的铁路线，于是又派来海军陆战队，并带来了3辆6t重的坦克。这种坦克是美国根据“雷诺”FT轻型坦克仿制的，仅将发动机换装为美国产的卡车用发动机。此外，美国还在当地调配了在老式的6t卡车上改装的装甲车。这些装甲车有好几种，有的是相当初级的，仅在驾驶椅和车体上安装铁板，有的是完全的装甲式，可作为移动据点使用。

日本以保护山东境内日本侨民的名义，先后调遣驻中国东北的第10师和日本熊本的第6师以及位于名古屋的第3师进军山东。日本军队在山东使用了“奥斯汀”装甲车。

“奥斯汀”装甲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英国进口的。车重5.3t，长4.9m，动力装置采用功率为50hp的水冷直列式4缸汽油机，最大速度为50km/h。驾驶椅后部设有圆筒状枪塔，其形状独特，自左至右排列，车姿高，左右枪塔上各安装“霍奇基斯”机枪1挺。在济南的一次战斗中，日本使用了1辆“奥斯汀”装甲车，在战斗前巡逻了市区，对当时还没有装甲车辆的中国军队进行示威。

英国从海上运来16辆“罗尔斯―罗伊斯”装甲车

当时，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英国人不仅从印度派遣了步兵部队，而且从英国派遣了机械化炮兵和装甲兵。被派遣到中国的装甲部队就是英国军队的第5装甲车中队。该中队原来在爱尔兰担任治安任务，是一支专门用于开展内战和巷战的部队。其指挥官为卡尔基科特少校，编有16辆“罗尔斯―罗伊斯”装甲车。

“罗尔斯―罗伊斯”装甲车是英国引以为豪的先进装甲车，是英国海军部于1914年为皇家海军空中勤务站装甲车中队生产的，1920年经国防部改进后在陆军和空军服役，并提供给爱尔兰共和国和各殖民地国家。在印度一直服役到1945年，用于执行警备勤务。“罗尔斯―罗伊斯”装甲车乘员3人，车重3.556t（1920年Ⅰ型为3.861t，1924年Ⅰ型为4.217t），该车是利用当时的商用车辆底盘制成的，将薄钢板制成的结构简单的车体装在“银影”汽车底盘上。在乘员室的上方装有一个轻便的圆形机枪塔，塔上的枪架上装有1挺“维克斯”机枪。车体后部装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平台，用于运载物资。装有1台功率为40hp～50hp的6缸直列水冷汽油机，公路行驶速度高达72.5km/h，最大行程228km。“罗尔斯―罗伊斯”装甲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最广泛的车辆，曾在法国、埃及、达达尼尔海峡、东非、俄国以及阿拉伯的游击战中使用过。

第5装甲车中队的16辆装甲车是用2艘各装8辆装甲车的运输船从海上运送到上海的。1927年1月29日，由“卡尔玛拉”号运送的第1和第2小队的8辆装甲车在装船时就考虑了在运输途中的保障和维修问题。途中，补充了蓄电池液体，对发动机也频繁地进行了检查和维修，使车辆一直处于完好的状态，3月9日，一到达上海就能立即开动。2月6日，装有其余8辆装甲车的“贝莱尔夫奥”号起航。装甲车是和许多马匹混装的，车上堆有很高的草饲料。航行中，车被草饲料埋住，维修工作无法进行，3月23日到达上海后，花费了24小时才使装甲车恢复到可以开动的状态。

第5装甲车中队的一次小规模巷战

进驻上海租界的第5装甲车中队的重要任务是负责英国人居住区内的治安，他们经常不断地进行路上侦察和巡逻。执行任务期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仅有一次小规模的巷战。

3月21日傍晚，有2辆装甲车和平常一样在巡逻。牛曼中尉的先头车辆到达十字路口时，发现前面有路障。中尉令装甲车撞击路障，欲强行通过。此时，受到了隐藏在附近建筑物之后的2挺机枪的近距离射击。枪弹穿过装甲车前部的遮阳板，将3名乘员击伤。牛曼中尉与后续的第2号车一起用机枪扫射。然而，由于周围很暗，看不清楚对方机枪的位置，致使英军装甲车在路灯的照耀下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这时，位于附近的一名警官用手枪打灭了路灯，使双方战斗处于对等状态。第2号车的乘员将2挺机枪中的1挺击中，它再没出声。紧接着，第2号车便将因乘员负伤而处于瘫痪状态的第1号车拖出了危险地段。

战斗结束后发现，牛曼中尉所在的1号车的车体上有93发弹痕。由于车辆破损严重，已无法在部队修理，于是委托上海的新工程公司进行修理。

事后，英军总结出这次战斗中的几个教训，并据此对装甲车进行了改装。首先，装甲车的防护差，乘员所受的伤害比预想的要大，3名乘员均为脸部受伤。为此，他们在驾驶员前面设置了防弹罩。其次，排障能力不够，于是在车辆上加装了用于排除障碍的保险杠。另外，还设置了称之为“大礼帽”的车长指挥塔。至少是在1辆车上安装了球形座，此座位于枪塔后方。装甲车安装了供下车战斗用的“霍奇基斯”机枪，它装在球形枪座之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实施车击。第3、第4小队彻夜对车辆进行了改装。但这些改装后的车辆在撤离租界前没有参加过战斗。

1929年1月，英军第5装甲车中队撤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