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豆产业被外资控制后的若干思考

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除稻谷、小麦供给平衡有余外，大豆等油料对外依存度较高，玉米进口也增长很快，可以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需总体上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的状况。

粮食领域的危机和困境毋庸讳言，中国大豆进口已完全被外资所控制，所造成的产业危害，远远超出了其它农产品。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冷静审视中国大豆产业的发展，拿出富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法，以尽可能改变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现状，避免我国粮食安全出现问题。

一、外商控制中国大豆产业的具体步骤

（一）外商利用中国大豆进口政策变化，为控制大豆产业布局

1996年，我国取消大豆进口配额政策，下调大豆进口关税至3%，加入WTO后，在大豆进口方面执行了不超过3%的低关税措施，且进口量无限制，这与建国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大豆政策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商正是抓住了这种变化的机会，迅速利用这一政策使进口大豆成本下降，以甚至低于其国内生产成本的优势，逐年增加对中国大豆出口量，以不断渗透的方式对我国大豆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而这种不断的冲击就是控制大豆产业的前奏。相比20世纪50年代到1995年我国实行的大豆进口配额政策，配额之内进口征收3%的关税，配额之外征收1.14倍的进口关税，面对配额控制和高关税，外资即使有心渗透当时也无法完成。

同时，豆粕关税也发生了变化。1999年，我国恢复征收进口豆粕增值税，大豆压榨利润丰富，这也促使“关心”中国大豆产业的外资，开始在我国大力投资油脂行业，致使内外企业新建或扩建大豆压榨厂成为热点，也使我国大豆压榨行业迎来高速发展时期。以ADM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我国大豆压榨能力本就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下，仍然不断增加投资，集中反映出了这些跨国粮油公司进入中国油脂市场的战略意图。

（二）外商再把“机遇”变“危机”，利用“危机”实现资本操控

1996年后，中国大豆进口量逐年迅速递增，2000年突破1000万吨，2003年突破2000万吨。大豆产业看似蓬勃发展，如此“机遇”让伺机已久的国外资本看到了控制中国大豆产业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一场危机正悄悄的袭向中国大豆产业，而我国的企业还处于混沌不知的状态，这场危机恰恰由美国农业部充当了“关键先生”的角色。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做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的最低点约540美分/蒲式耳，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1060美分/蒲式耳（大豆：/蒲式耳约为27公斤），创下30年来的新高。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大豆价格从每吨2300元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3年底至2004年初，中国大豆采购团高调赴美“抢购”，这次采购虽不属政府性质，但仍可以看到商务部的影子，正是这次集中采购，使中国的大豆进口陷入到了一个“局”中。当时采购的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相关报告说，中国在这一次采购中多支付了15亿美元。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如此大涨大落，使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

面对如此价差，国内部分加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对此美方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1）大的国际大豆供应商中国进口商毁约，索赔金额估计高达数十亿元左右；（2）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不再报价；（3）国际粮商联合修改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后的合同条款对中国进口商更为不利。

这些措施让我们面对每年大幅增加的大豆进口量，除了无奈别无他法。多数企业被迫出售资产或股份，以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乘机参股或收购，2005-2006年，外商成为我国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兼并重组的主要力量。例如：来宝公司先后收购广西钦州大洋油脂、江苏南通宝港油脂，并重组了重庆新涪和山东新龙油脂；邦基公司先后收购或控股山东日照的三维油脂、南京华农油脂，后又重组天津正大公司；嘉吉公司先后收购东莞华农油脂和阳江丰源公司；路易达孚公司兼并霸州华农油脂，并对张家港江海粮油工业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托福公司重组湛江华农公司，并通过郑州阳光公司入股开封正大和许昌山花公司等等。到2005年底，中国前十家最大的压榨企业中，只有黑龙江九三油脂和北京汇福是真正的中国内资企业，2006年全国开工的97家大豆压榨企业中，64家为外资参股企业，形成了由外资企业掌控我国食油压榨供应的局面。

由于外商从开始大举渗透进入中国的大豆市场，再通过控制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直接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来控制国内大豆产业，导致中国大豆产业链条从加工环节断裂。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显示：2004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共有近20家大豆压榨企业破产倒闭，那些长期处于停工半停工或经济效益不好的大型大豆压榨油厂，也均被外商兼并重组。

（三）国内对进口大豆出现“刚需”，则稳定了外资控制大豆产业的局面

2013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到6338万吨，其中，进口的美国大豆占到了90%以上，形成了美国对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完全垄断。如果再把国产的1200万吨有机大豆排除在外，国内大豆需求量仍会维持在7500万吨左右。按我国目前的大豆亩产水平（120公斤/亩），要完全用国产的大豆至少需要有5亿亩耕地来种植大豆，即使将大豆对外依存度降低到50%，我们至少需要3亿亩耕地来种植大豆。目前，我国大豆种植面积为1亿亩，从我国土地资源现状来看，要实现国产大豆代替进口大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刚需”。

2013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数据成果显示：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全国现有耕地13538.5万公顷（203077万亩），即比原来掌握的基于一次调查逐年变更到2009年的耕地数据多出2亿亩，“多出”的2亿亩耕地，主要由于调查标准、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将原有的、实有的耕地调查出来了，并非实际拥有耕地数量增加。我国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守18亿亩的耕地红线和粮食底线。在满足种植玉米、稻谷、小麦的情况下，靠增加大豆种植面积来解决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已经不现实了。在考虑农业和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下，我们不得不接受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恰恰为外资控制中国大豆产业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二、外资控制中国大豆产业带来的危害

（一）中国大豆采购价掌握在美国粮商的手中

2004年大豆危机的教训极其惨痛，可是我们面对惨痛的教训，仍无经验可寻，甚至还要屡受控制、盘剥。2012年至2013年美国农业部大幅调低美国大豆产量，原因是美国正在遭遇“50年不遇的大旱”，于是，国际粮价开始走高，特别是国际大豆、豆粕价涨幅巨大。而中国企业再次在价格高点采购，然而，就在中国企业高价采购大豆后，美国农业部却又调高了美国大豆产量的估值，美国农业部的“一纸声明”，已经可以轻松操控我国采购大豆的价格，这已经生动的展现了大豆定价权被国外资本控制的现实。比如，2013年下半年以来，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价格上涨了25%；2014年，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总量和价格都有可能继续上升。我国大部分压榨企业，到底采购多少大豆？什么时候采购？价格如何？这些已非中资企业可以掌控。

（二）国产大豆陷入滞销和产量持续下降的怪圈

进口大豆绝大多数为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而且企业不用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收购、仓储中去，也不受制于交通运输。这种“低成本”的转基因大豆一步步的挤压我国国产大豆的生存空间，使本应该畅销的代表绿色健康的国产大豆——非转基因大豆不仅卖不出好的价钱（国内由于管理机制不到位，无法识别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豆，导致应有的价格差无法体现出来），反倒陷入了滞销的怪圈。

由于国产大豆卖不上高价，甚至滞销，在其种子等农资上涨的情况下，豆农的收益只会日渐减少，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成本，赔钱是毋庸置疑的。再加上改种其他高产农作物，亩产收益相对较高，这种情况下农民弃种大豆的现象必然愈演愈烈。由于豆农失去了种豆积极性，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国产大豆也就必然会陷入难于翻身的困境。例如，素有中国“大豆之乡”的黑龙江省的大豆种植面积，已从2005年最高峰的6323万亩下降到2013年的3105万亩，八年间减少了一半，这是中国大豆产业危机的缩影。

（三）国内大豆企业深陷困境难堪重负

2004年初的大豆危机，使国内油脂压榨企业损失惨重，近70%的企业停产，到2007年底，在全国仅剩下的87加大豆压榨企业中，就有64家被外商控股或参股。现在，国际粮商不单控制了国内大豆压榨行业，还控制了中国食品油消费市场。目前，国内大豆企业真的是举步维艰，包括大豆主要产区的加工企业，都到了要破产的境地，黑龙江的豆油企业工厂已不足两成。如果进口国外大豆价格继续涨价，按照国家临储收购政策收购国产大豆，加上储存、运输等杂费，再考虑到出油率等问题，企业利润空间就会极度缩减，甚至会出现生产一吨亏损一吨的情况。这些民族大豆的“孤独守望者”还能坚持多久呢？！

（四） 大豆植物油及相关产品的消费市场让国人有“切肤之痛”

自从国内压榨企业绝大多数为外资控制后，大豆植物油市场使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2007年，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曾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市场上却波澜不起。临近2009年底，食用油再次掀起了一轮涨价潮，鲁花、金龙鱼、福临门等几大品牌几乎同时宣布上调大豆油的价格，涨幅在10%上下，而此次涨价却是在国际大豆丰收情况下的涨价，这正凸显了中国大豆油被外资控制的尴尬。食用油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每一次价格上调，都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况且大豆植物油价格上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绝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食用油相关产品多数为食品类，都将面临成本上调的压力，餐饮业上调菜品价格，这就是最鲜活的例子。小小一粒大豆并不简单，它的产业链有种植、加工、贸易、流通、信息、科研、金融期货等诸多领域，涉及食品、养殖、医药、化工等诸多行业。

三、破解中国大豆产业安全的对策

（一）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国内大豆国家储备机制

2004年大豆危机后，时隔四年，也就是2008年，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士才开始呼吁、酝酿建立大豆国家储备。如果早在2004年之前我国就有大豆国家储备，我们就可以避免如2004年那般恐慌性的抢购。目前，我国的大豆储备量在1000万吨以下，相比于现在每年高达6000多万吨的进口量来说，储备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尤其是中国的大豆产业被外资控制的条件下，扩大国内大豆的储备更不可少，特别是国产大豆的储备。我们在大豆的收购价格、储备量、市场流通等方面，仍有很多环节需要完善。国家有了较充足的大豆储备，才能有效稳定国内大豆市场，平抑国际投资资本操控大豆价格，保护国内豆农及豆企的积极性。

（二）加强政府对大豆产业的宏观调控，增强风险意识

2004年，当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大宗采购高价大豆时，政府方面没有适当地引导，也没有大豆价格预警机制，这不能不说我们的政府部门缺位了。市场经济不能只靠“无形的手”，“有形的手”也要发挥作用。作为国内最后一块国产大豆生产基地，黑龙江等东北三省的大豆产业链已陷入难以持续的发展困局，若不从战略高度对大豆产业加以重视，几年内国产大豆可能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国产大豆产业将全线崩溃。

在国内大豆生产每况愈下、大部分大豆压榨产能被外资控股或参股的当下，所谓“南美种大豆、美国定价、中国买大豆”的格局目前似乎难以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视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一书中首次指出：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计算，届时国内粮食（不含大豆）的供给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这就是说，我们绝不能沉浸在粮食“十连增”的喜庆局面里，要主动识别风险。我们的政府部门、企业，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国内、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于国际资本的炒作，要有相应的处置措施；而且，这种措施要提前，要防止出现恐慌性抢购等行为，彻底掉进别人设计的圈套里。

（三）提高大豆补贴额度，更好的落实产业直补与保护性收购

加入WTO谈判时中国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农业补贴可达到GDP8.5%的条款，但一直未能兑现。我们要根据入世农业协议，把“黄箱政策”的上限用足。2013年我国农业补贴在2000亿元左右，国民生产总值56.9万亿元，农业补贴占GDP的0.35%（与8.5%的数额差距甚大）。对于大豆，我们不能以面积额度来控制补贴范围，2013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在1.05亿亩左右，不仅要对于所有大豆种植面积都进行补贴，而且对于如种子直补，要提高到与玉米一样的补贴标准，以保护豆农的积极性。

进一步推动落实好保护性收购。今年国家对东北的大豆临储收购价格达到了4600元/吨，这对于保护豆农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2008年受国际次贷危机影响，国际大豆价格大幅度下跌，国产大豆价格也从每吨6000元下跌到每吨3000元，主产区大豆企业和豆农的利益受到巨大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临时储备大豆收购政策，这个政策是积极而有成效的，既保护了豆农利益免被低价格冲击，又避免了产区企业重蹈沿海企业被兼并的覆辙。

（四）加强国家粮食物流体系建设

物流环节的费用已成为制约豆企效益的关键一环。2013年，国家在东北临储收购价格达到每斤2.3元，而进口大豆分销价格在每斤2.2元左右，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从价格看，很多豆企会选择进口大豆。即使在进口大豆一度价格高达每斤2.15元左右、东北大豆农户出售价才每斤1.98元左右时，很多豆企仍愿意接受整船的进口大豆，也不愿派人下到中国农村收购，因为花费的物流成本过高，按收购价格加上物流成本，每吨的价格比进口大豆价格还高，这也凸显了一个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的问题。国家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对于大豆等重要农产品的流通给予补贴和支持，把物流环节的费用降下来，一方面让豆农手中的大豆能够更顺利地、以较高价格销售出去；另一方面保护好豆企的利益，把民族豆企的经营风险降至最低。

（五）倡导科学健康消费，加强转基因标识管理

因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在种质资源和品质上的本质区别没有得到广泛宣传和理解，尚未形成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的大豆及制品市场价格体系，国内大豆的优势没有在市场上得到认同。国内大豆的非转基因优势并未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市面上的非转基因大豆产品也卖不出更高的价格。随着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受到关注，以及人们对健康消费和食品鉴别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非转基因大豆未来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将会不断提高，国产大豆或许会走出困境。如今，国人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转基因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也正是非转基因大豆品牌塑造和强化的历史机遇期。

还有，目前国内市场粮食产品标识标注不清、产品标准缺失，致使优质产品卖不出价，给劣质产品有机可乘、以次充好。国家对于转基因标识是有相关标准的，但是国内小包装转基因豆油基本使用下限标准，1.8毫米宽的非转基因标识，由于字体太小，所能起到的提示作用有限；而国内非转基因产品标识不统一，难以达到优质优价的营销诉求。毫无疑问，规范转基因标识，有利于非转基因大豆品牌的塑造，对于保护国内豆农和豆企的积极性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天宝、郝庆生、于洁：中国大豆进出口贸易失衡的影响因素探析，载《对外经贸实务》，2013年第11期.

[2]王国敏、周庆元：增强我国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对策，载《经济纵横》，2013年第3期.

[3]王绍光：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载《开放时代》，2013.03.

[4]倪铭娅：我国大豆产业受控于外资，国内八成压榨企业停工，载《中国证券报》，2012年5月7日.

[5]吴秋娟、詹啸、李延冰：我国油脂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探讨，载《期货日报》，2011年6月8日.

[6]刘海月：《国际粮食垄断资本跨国投资及其影响研究：以大豆产业为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7]瞿商、赵德馨：中国大豆进出口形势的逆转与粮食安全，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8]刘洁：“六座大山”压垮中国大豆定价权，载《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