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

摘要；乡村社区的研究就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中国；乡村人类学；文献回顾

作者：韦小鹏，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南宁，530006；张艳，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一广西民族大学志愿者菲律宾工作团汉语教师，菲律宾马尼拉。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044-008

乡村社区作为人类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空间单元之一，它的发展蕴藏着某一族群整个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过程。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乡村社区的研究就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一、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的主要研究成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繁荣时期，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西方的各学科门类也传人了中国。随着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华大地的扎根、发展，中国的人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多起始于20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实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如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严格意义上说，美国人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是中国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位。他曾任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于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其调查报告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书名为《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eiology of Familysm，1925)，该书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汉民族社会，详细地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容观复教授认为，葛学溥的研究是社会人类学发展史的第二个里程碑：导致人类学家从研究规模小且简单的部落社会走向更为复杂的乡村社会。这些都是高等学校农村生活社会调查研究的开始。

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张镜予编辑的《沈家行实况》一书，为最早出版的中文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是在沪江大学美籍教授白克令(H.S.Bueklin)指导下进行的，是沪江大学勃朗丛书之第一种。沈家行是当时上海的一个仅有360户人口的小乡村。

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教授指导9所大学的61个学生，分工调查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240村，用县、村及家庭三种问题表调查，内容注重农民生活。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1922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约翰・卜凯(J.L.Buek)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102个农场情况，特别注重田主及佃农的全年收入和支出。1923年又指导学生用详细问题表在直隶盐山县调查105个农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结果用英文发表，书名为《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

1925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附近成府村调查91户家庭居民生活以及本校工人141人的生活状况等。

从此之后，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

1.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它于1926年2月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1929年6月。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包括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是我国解放前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作品较多的组织之一，他们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主要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此书是李景汉教授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实习调查的结果，内容包括北平西北郊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4个农村164户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状况。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本书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系统的农村实地调查。全书由地理、历史、县政府以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风俗与习惯、信仰、财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内容构成，分为17章，共八十三万字。其特点：一是包括全县的“一切社会情况”最全面的调查；二是对中国县志的改造，即在调查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延续了西方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中国地方志所特有的结构和格式，并有所改革；三是突出了资料的客观性，调查报告只是提供客观现象的数据，不加任何粉饰和解释，不加任何价值判断。

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研究活动

(1)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活动

20世纪30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留美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担任。1929～193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则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阶级分析观点，重点调查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揭露阶级矛盾、阶级剥削的情况。陈翰笙等领导下的农村调查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对理解在帝国主义和地主的盘剥下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民贫困的根源，提供了事实根据与科学的论证，也对当时学院派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冲击。”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研究所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是其中的代表作。

(2)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社会调查活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教育家晏阳初的主持下，从1926年以定县的翟村实验区，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革实验。1930年～1940年先后在定县、衡山、新都和华西等地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定县实验是以中国人民生活上的基本缺点“愚、穷、弱、私”为出发点，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为基本内容，以提高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为目的，进行农村建设。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的主要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学术团队形成，其代表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吴文藻于1923年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初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吴文藻教授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主张：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独立的科学人才。他在对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派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最终锁定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理论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的理论。1932年燕京大学聘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Robert Ezra Park)担任客座教授。派克燕大讲学期间，把社区研究的方法和参与观察的手段带到了中国。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 Brown)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活动。布朗在燕大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他在中国的授课，使得功能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

在派克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两教授结束讲学，离开中国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系主任吴文藻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地研习了当时国际社会学与人类学最新主流的理论：派克介绍的社区研究法和布朗以“比较社会学”为名义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与理论。两派理论融于一体，使得燕大社会学形成了集社区研究与功能主义人类学两种理论于一身的特点，这一特点构成了燕大社会学青年群体的主导思想与方向。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燕大社会学系的学子们，为了救国兴国。学以致用，他们纷纷出发去各地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完成了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回福建，进村入寨撰写了《福建的一个民族村》；杨庆垄考察了山东的集市，写出了《山东的集市系统》。此外，徐雍舜和黄石对河北农村、农民进行了调查，分别写出了《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和《河北农民的风俗》；廖泰初写出了《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写出了《山西的土地制度》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部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机构和高校都向西部和西南地区内迁。而在大后方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活动的主要有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厂调查，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等，其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农业与商业》，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又名《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许娘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著作。这个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则首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6年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农村调查。是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1986年出版中译本。费孝通先生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重点探讨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导致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和存在的问题。

《江村经济》在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贡献有：

(1)成功的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学中来，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先河。对此，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2)深入社区，完全参与。调查者变成了被调查的社会中的一员，完全“卷入”他们的生活气氛中与他们交往，心心相通，打成一片，分享他们的快乐与悲哀，做到无话不说，无所顾虑。

(3)社会学调查方法初展风采。按照社会学调查的基本理论，作者在《江村经济》里，尝试着首先确定一项研究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循着这个路子。以文化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彻全书。

(4)从实证主义走向理解社会学。《江村经济》中对农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分析便说明作者已经逐步摆脱早期社会调查的那种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的思想束缚，走向理解社会学。

(5)模拟比较法的起跑点。《江村经济》在方法论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学调查方法的代表作，还在于它是方法论上“类型比较法”的起跑点、头一站，是一个里程起始的界石。

此外，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林耀华的《金翼》(The Golden Wing)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首次面世，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典范之作。其作品曾被人类学家费斯赞誉为“如竹叶一般，它简朴的形式下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在人类学的功能主义传人中国以后，率先用来研究本土宗族的是林耀华。他的《义序宗族的研究》(1935，研究生论文手写本)和《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是重要的先期作品，也是本土人类学家运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乡村的印证性作品。

三、1979年到21世纪初的主要成果

1952年社会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被灭以后，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此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这期间的重要代表作是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这是费孝通先生从1981年东山再起以后一直到1991年约10年间研究小城镇问题的文集。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首先它是社区研究方法新开拓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记录；其次它是追踪江村数十年的变迁，作了概括的叙述；再次，它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解答了几个方法论上的疑点，即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太重视调查研究。太重视应用，是不是就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以及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反历史倾向运用到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而复杂的社会是否有局限性等问题。

此外，还有从不同角度进行农村社区研究的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如：

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该书以“变迁”为主线，揭示了华北农村社会分化的特征，其以自然村为重点，研讨村庄与国家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是独创的。

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一本民族志。为此，作者先后在1989年和1991年两次回到他以前曾经生活过7年的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光是礼物之流本身便是十分复杂的社会

实践过程，于是他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农村礼物馈赠文化方面，最后成书。

庄英章的《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作者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一个台湾汉人社区―林圯埔，探讨了林圯埔村落社区的发展与宗教组织、祭祀公业、神民会、庙宇等之间的关系，对超村际的宗教活动、村内的宗教活动、祭祀圈与地域组织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展示汉人社会经济发展与宗教仪式变迁的规律，并与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形成理论对话。

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的林村和林村的人的民族志著作，也是一本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重要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铺陈出一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呈现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对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村民个体的影响以及在国家权力左右下中国农村生活的根本性转变；同时凸显了政府控制弱化、经济繁荣后村民内部出现的社会分化倾向，反映了与外来移民直接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

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一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潘维是20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郊区的一个边缘学者，其自称“长期在海内外游学。闲云鹤野之性，述而少作，好为人师。故日村教书，居山侧、河畔、湖也”。所著之书“皆不入(潮)‘流”’。但他《农民与市场》一书以翔实的记实材料为基础，以市场化为框架，以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衰史为主线索来研究当代农村，指出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基础政权承担了国家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为中国农民走向市场架起了一座桥梁，扮演了市场中介的角色。书别是强调基层政权为中国农村社会的脊梁，农民、农村社区、农村基层政权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必须信任，加强和改善基层政权。

徐勇、徐增阳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该书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从现阶段农民大规模地持续不断地流动的背景出发，对农民流动与村治资源，村治秩序、村治权利、村治参与、村治文化作了论述，并提出了政策选择的对策建议。是目前众多有关农村政治研究中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该书包括《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现代场景中灵验“遗产”――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溪村祠堂议事活动的考察》三部分，核心是《社区的历程》。王铭铭通过对溪村的考察，在《社区的历程》中提出了在结构的研究中包容历史过程的观点。因此。《社区的历程》既是一部社会构造和转型的历史，也是一部分类和再生产的历史。具体的说。它是一部社会制度再创造社区、家族与婚姻制度、节庆的年度周期、工作和交易的节奏、互助和亲属的关系的过程之历史。而《溪村家族》全书从社区史、仪式于地方政治三个侧面透视了一个远离中国“核心区”遥远的村庄的社区史，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血缘群体”，如何走出“古代”，如何进入“近代”。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这是一本人类学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写的是“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作者通过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如何走向现代化，以及地方政府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进而对现有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在报告中，作者让在历史长河中一直生存在底层的农民充分的表述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告诉了我们二十世纪末中原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

李强的《农民工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该书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运用大量的调查资料，对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的推力和拉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述，并对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做了分析，提出了“乡村生活城市化”的新思路。

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它是《礼物的流动―――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一的姊妹本。《私人生活的变革》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王明珂运用大量的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以“边缘研究”方法，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的角度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对“华夏边缘”作了新的解读。作者旨在揭示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徐杰舜等著《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从人类学的理论切入，通过田野考察，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统计学，以及“三农”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浙江省武义县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认为构成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两个基本元素是由人与自然的协调平衡，人与人的沟通和谐，而其内涵十分丰富，人与自然方面包含了生态家园、特色农业、工业园区、温泉旅游、城乡统筹5个“最小元素”；人与人和谐的基本元素包含了政府服务、教育优先、下山脱贫、村务监督、文化活力5个“最小元素”。

四、中国乡村人类学的新发展

中国人类学对乡村社区的研究：一是借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体现在从社会组织、生计方式、风俗礼仪等文化形态来对某一村落做民族志式的描述，或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如人际关系、家庭家族关系、宗族、族群等来描述。一是抓住特定时期某一社会焦点问题来展开调查与研究，如乡村工业化、农民工流动、乡村都市化、乡村反贫困等角度对乡村社区的研究。一是探讨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在乡村社区中的文化意义，其形成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结论和积累的研究经验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乡村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以下从当前乡村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取向进行归类：

(一)20世纪80年代后追踪性的特定回访与再研究

1936、1937年《金翼》诞生前的最后两次田野调查，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其间经历了社会沧桑与人事迁移，黄村及其所在县镇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人类学如何提供新的乡土民族志并发现进一步的解释性理论和方法论呢?多年后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重访“金翼”黄村，写下了《银翅》(三

联书店，2000)。《银翅》一书中汇聚了中国福建某地方社会数十年的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并由作者酿出新意。全书融人类学随笔、民族志、访谈、史料与田野分析、实证与直觉观察于一炉，提供的写作系统与方法论旨在阐明中西文化撰述的同一性与差异。2004年，他发表了论文《金翼家族的沉浮与诠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从学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此后，庄孔韶先生的2篇论文《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最早登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第2期后收在《时空穿行(Travels in Space and Time―Looking Back Century of Chinese Rural Anthropology)》(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一书中。《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对国内外关于农民社会和乡村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做了综述，为乡村人类学的专题研究届定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农人或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y)的研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者farmer)；一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的特定的回访与再研究(revisting study)的学术检视，并强调指出，多元化视角研究的发展，对中国农民社会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还在《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农民社会的认识之二)做了接续的专题讨论。《时空穿行――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书总结的对上个世纪8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涉及至少8位人类学先行者和9位新人，他们是林耀华―庄孔韶、阮云星；杨懋春(Martin C.Yang)一戴瑙玛(Norma Diamond)、潘守永；葛学溥(DanidHarrison Kulp)一周大鸣；许娘光(Francis L.K.Hsu)一张华志、段伟菊；杨庆(C.K.Yang)――孙庆忠；波特夫妇(S.H.Potter＆and J.M.Potter)――覃德清；“满铁”调查者、杜赞奇(Praseniit Duara)一兰林友。回访与再研究的学术作品如：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段伟菊对云南西镇的研究：《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潘守永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一“抬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阮云星对福建义序的研究：《义序调查的学术心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美国学者黄宗智等人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1940―1942年在河北、山东6个村庄的调查资料(6卷本《中国农村贯行调查》，分别对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做了研究报告。兰林友试图将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传统相结合，对照满铁资料并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做历时与共时的对照研究。他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做过研究的华北六个村落，并以后夏寨为主要田野调查点。

在对费孝通的禄村，许娘光的喜洲，田汝康的那目寨进行再研究中，几位新一代学者特别关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现于中国人类学的仪式研究。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们作品。

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的再研究》。本书将通过对人类学著名田野调查地点――禄村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揭示土地的社会象征意义。《土地象征》秉承费孝通先生《禄村农田》中的两条主线――土地制度以及消遣经济背后的公共仪式，将二者置于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加以考察。作者在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正是在土地具有“不可让渡”的性质之上，国家与地方社会才得以同时建立。禄村历史上，土地从屯田向军田、民田的转变，公共仪式中洞经活动与花灯活动的变迁，都透露出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变化。

梁永佳的《地域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该书是对人类学家许娘光先生写作《祖荫之下》的研究地点――云南大理喜洲镇的再研究成果，是一部详细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报告。梁永佳在深入田野工作的基础上，采用结构主义的视角，展现了该地地域崇拜现象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对于从民族志的角度理解和发挥“汉语人类学”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非”喜洲看喜洲，深化了前人对喜洲的理解，并有助于从民族志的角度认识“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

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o作者对云南德宏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田野考察，分析了傣族社会文化的经济伦理和等级秩序。作者指出，在一个存在分化与分层的社会中，有一种根据交往双方所处等级地位及其相应的需要、权利、责任与义务而界定的不同的施报内容与施报规范。这种内容与规范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道德与基本伦理，作者将其称为道义互惠。

回访铺设了新老人类学者间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路径，这种路径的铺设使得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延伸。通过这种追踪研究，学者们试图探究社区的文化变迁过程，研究社区在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中的文化变异和转型，同时对以前的中、外研究者提出的地方材料和理论模式、方法论及方法进行反思。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都市社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都市化浪潮导致乡村社区迅速变革，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涌现了一批都市化程度较高的村落，为此，农村现代化成为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村落城市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以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变迁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蓬勃发展的非农化、城市化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周大鸣等著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线，概括了乡村都市化进程的几种形式，即：村落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周大鸣的《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此文作为南景村追踪研究的一部分，探讨南景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都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即从乡村社区向结合部社区发展的过程。作者在文中指出，社区研究中，一般分为城市与乡村两类社区；而此文的“城乡结合部社区”是指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类型。这种亦城亦农社区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作者指出，城乡结合部出现的问题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不能搞一刀切，一棍棒打死。周大鸣的《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该文通

过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与本地人的研究，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新概念。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显示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不同的两个系统，作者称之为“二元社区”。二元社区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寄生性”经济，一是“地方本位”政策。最后提出二元社区可能引发的问题。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乡村调查研究

1992年，乡村社区参与式发展项目及参与性乡村快速评估方法引入中国，并在云南成立了大陆第一个PRA工作网。随后，国内学者们在从事项目社会评估工作的同时，对项目所在地的乡村社区做出了民族志式的调查研究，如周大鸣、秦红增著《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此文通过作者近年来所从事的一些国内社区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估，介绍了参与发展在中国的应用情况，并阐述了作者的经验和体会。第一，运用PRA方法时，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这只是调查方法上的变通问题。第二，调查应善于发现问题，细致入微，建议应切实可行。第三，学会与当地政府官员打交道。第四，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另外，在调动老百姓的参与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寻找村子的信息点、搜集资料等方面，也要多加注意，做到随机应变。这就启发我们做学术调查时，能不能运用PRA，先对面上的情况有个掌握，然后再选取持续观察点，这样可有效避免选点时的盲目性。作者特别指出的是，被研究对象和外面的世界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因而学者们的研究也要“变”。秦红增考察桂村20年科技下乡的发展历程，在肯定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服务上所做出的诸种努力和贡献的基础上，指出桂村这20年来的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服务还有不少尚待改进的地方，如“指令多、投入少”，注重农民的意愿等等。对此，作者也提出了看法。如，在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服务过程中，有意识的运用当地人的思维和用语习惯来进行科技服务，这样农民才能听得懂，看得明，才会用。科技人员应该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的传授技术，而不是光讲理论等等。(《乡村科技的推广与服务―科技下乡的人类学视野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第3期)

人类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百年的人类学，留下了百年的人类学文献，百年的人类学文献彰显了中国人类学曲折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几代中国人类学学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赋予了当代中国人类学者所承担的历史重任，昭示着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容观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祝讨论会论文[z]，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通讯。1996

[2]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J]，北京大学学报，1997(04)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吕世辰，农村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王建明，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