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

摘 要：受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产业政策、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民工回流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同时，受限于二元分割的城乡制度，中国农民工反向迁移的比率或者说潜在比率要远远高于国外。目前，关于中国农民工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流规模、回流原因、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特征以及回流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工回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过多地侧重于宏观层次的回流原因分析与回流影响的考察，而缺少对回流农民工个人层面的具体分析，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调研分析与经验考察。

关键词：回流农民工；劳动力迁移；推拉理论；主动回流；被动回流；社会资本；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2002807

正如Lee（1966）所说：“任何一个迁移潮流都会伴随一个相反方向的反迁移潮流”。自从1984年中央正式准许农村劳动力自带口粮到城镇寻找工作机会，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民工数量从几百万猛增到2.5亿农民工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虽然“打工潮”在中国仍在继续蔓延，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农民工正在悄然回流。

农民工外出打工曾被学者誉为继土地家庭承包制度、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伟大创造”（黄平，1997）。传统迁移理论认为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这些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下来。在完全市场化的假设下，已经迁移出去的劳动者没有理由再回到工资水平较低的不发达地区，但中国存在着两个独特的政策变量——户籍制度和土地非私有制度，导致这个迁移过程产生了变化。中国农民工所面临的实际是：在完成第一个过程后，他们并不预期能够完成第二个过程。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蔡昉，2001；周霞，2005）。

一、农民工回流的历史与规模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政策变动与经济改革，我国发生过多次民工“回流潮”。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转型以及90年代中后期国有制企业的改革，都促使中央对城镇人口实施严格的压缩政策，不少城市出台了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政策措施，使许多已从农村转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又重新流回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的逆向回流（金莎，2009；于晓媛，2003）。而最近一次的“回流潮”则源于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沿海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而导致农民工出现一个回流高潮。

众多调查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最终都会返回家乡定居，这个比例大概在70%～90%之间（朱宇，2004；李若建，2007；任远，2006）。即使按照最低回乡意愿70%计算，乘以中国现有外出务工农民工15 863万这个基数，那么将有1亿1千多万外出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假定中国外出农民工劳动年龄为18～45岁，则共有28个年龄段的农民外出务工，那么每年大概有560万左右的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外出按照农民工劳动年龄计算回流劳动力规模受到贺雪峰等著的《农民工返乡研究》的启发。 。这个估算的数字仅是指那些因为年龄原因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出去的规模，如果加上那些怀揣打工“积累”希望在家乡发展的主动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这个数字将会更大。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回流农民工的规模并没有定论。蔡昉（2000）在苏北地区的调查认为接近四分之一的农民工返回了家乡；赵耀辉（2002）根据在四川、湖南等6个省824个家庭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返迁率为38%；Murphy（2000）则根据在江西、湖北、安徽、四川四省的调查估计有36%的迁移者最终返回了家乡；Wang和Fan（2006）在安徽与四川的调查显示返乡率为28%；周皓和梁在（2006）利用2000年五普数据分析认为，返迁人口大约占所有省际迁移人口的5.276%，占全国人口的0.144 6%，因此， 全国返迁人口的大致规模为180万人左右。

齐小兵：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综述

在上述调查数据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如何界定回流农民工。农民工回流并不是劳动力迁移过程的终结，回流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过渡性的策略。对于那些由于年龄原因被排除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退休”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回流是永久性的；而对于那些尚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到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在比较回流与外出打工之间的收益差异后重新选择外出打工。他们可能在找不到合适的城市工作或为了完成人生阶段性目标（包括结婚、生育、赡养老人等）临时回家，然后又在合适的时机外出务工（墨菲，2009）；他们在回流与外出之间可以随时切换（白南生 等，2002）白南生等人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回流者表示只要环境条件适合，将可能再次外出。 。为了能够有效地将这些非永久性回流农民工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区分开，目前有学者使用“返乡时间”作为标准来进行测量。那些因为个人或家庭原因短暂回乡的农民工在处理完家乡事务后迫切期待重新外出务工，他们很难在一个整年度里都呆在农村，只有那些还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会希望在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呆上一段时间试试看。基于这个原因，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将调查时上溯一年内没有出去打工的群体定义为“回流者”（金莎，2009；赵耀辉，2002）。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将未外出时间规定为6个月，这主要是与人口普查的定义保持一致，从而可以对回流者进行全国性的研究（段成荣，1999；周皓、梁在，2006）。笔者认为，使用6个月作为时间衡量标准很可能会错误地扩大了回流农民工的范畴，那些半种地、半务工的农民工以及回乡处理家庭事务的农民工可能由于在家滞留时间的延长而被错误地归入回流农民工，而相比之下采用一年内没有外出务工作为测量标准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二、农民工回流的原因

迁移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劳动力回流与外出迁移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是来自于一个母体中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力量的博弈，两者共同作用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目前关于迁移动机的理论基本上都可以用于反推回流动机。

推拉理论曾被广泛用于解释中国农民工的迁移动机。根据推拉模型，Dustmann等（1996）构建了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外出和回流。假设迁移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来选择自己的劳动地点，并做出相应的迁移决定，回流的决策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家乡和目的地的相对收入水平、迁移者在城市积累的只能在家乡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迁移者的主观偏好。在个体劳动生涯中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时点，在这个时点上，劳动者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会做出回流的决定。根据这个模型，张宗益等（2007）认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是“农村拉力”、“农村推力”、“城镇拉力”、“城镇推力”四个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早期研究显示，土地减少、人口增长过快等农村推力因素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放开等城市拉力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两个最重要原因。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农村方向的拉力与城市方面的推力，但它们的影响力较小。而自2005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转向扶持农业与“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工资收入开始上升）的到来，城乡两者之间的推拉力强度产生了相反的变化，农业收入上升、乡土传统、家人团聚、就业机会扩大等农村拉力与制度歧视、社会排斥、相对收入下降等城市推力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

李强（2003）和蔡昉（2008）等人从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推拉理论预设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而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场域中，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形态呈现出与传统推拉模型不同的结果。农民工选择定居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不仅来自于“个体的迁移动力”，也受到“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制约。户籍制度与城市高定居成本导致了大部分农民工的回流预期；同时，农民工也不是基于在城市定居的考虑而外出工作，而是倾向于在城市中尽量多赚钱后回家生活。

基于完全市场化假设的传统推拉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迁移动机中嵌于社会结构中的非经济因素，为解决这个问题，兴起于1980 年代以Stark 为代表的新迁移理论从相对贫困、风险分散、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迁移动机。循着这种思路，有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的影响。通过对全国9省13个县的农民工调查，马忠东（2001）认为相比务工收入，农民工在外务工中所累积的技能、管理经验、关系等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决策更有影响力，在外务工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可能推动农民工在家乡进行创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墨菲（2000）在江西省万载县的调查则侧重于研究务工权利在家庭决策中的不均衡分配，男权文化以及城市工作的性别歧视导致了女性务工者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一旦家庭出现变故，女性更容易被剥夺务工权利而返回家乡。Woon（1993）考察了珠三角开平县的两类农民工，包括从事工作不稳定的低收入的建筑工、工厂女工和在当地创办企业、开展个体经营、承包土地的拥有相对稳定工作与收入的农民工，发现两个群体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回归意愿，她将其原因归之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在宏观方面是户籍制度与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不可交易，放弃土地又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中观方面则与乡土观与社会网络有关，他们基本上还是故土导向的；微观方面则是家庭决策与风险分摊等，比如农民工汇款与春节回家，都导致了其强烈的回归意愿，他们不愿意与家乡划清界限，而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因为无法获得城市户籍而不得不保持与家乡的联系，而与家乡联系的紧密又加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Woon将这种双向的循环称之为“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学界对于农民工回流原因的探讨已经从单一的推拉模型转向了更加多元的综合分析，但也仅限于对农民工作出回流或继续务工决策的一个特定时点的考察。如果从农民工的整体生命阶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与传统迁移理论所认为的迁移者在做出迁移的决定时就已经明确了在迁入地居住的意愿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受乡土传统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制约，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么一个信念：外出务工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他们在收入高的地区打工积攒收入，到一定水平上就返回故乡。而收益波动或者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等因素只能起到一个加速或减速他们回流的作用，这些因素很少能够改变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返乡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