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回流人口研究对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的启示

摘要：（中）摘要国内回流农民工研究方兴未艾，但是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本文从国外人口回流的经验事实出发，考察了国外学者在回流形成机制上从比较收益分析到多元化分析的转向，同时介绍了人口回流对于社会经济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层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中）关键词回流；农民工； 循环迁移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41-07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20；修订日期：2013-04-10（中）修回日期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正义视阈下农民工机会公平问题”（12CZX014）。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齐小兵（1985-），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正文自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用“农民工”一词来描述那些户籍在农村，但在当地或外地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以来，农民工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近30年的历史[1]。作为一个总量达25亿，辐射人口规模超过7亿的超级群体，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最终都会返回家乡定居，这个比例大概在70%～90%之间[2～4]。按照最低70%来计算，乘以中国现有外出务工农民工15863万这个基数，那么将有11亿多外出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

外出农民工具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假定中国外出农民工劳动寿命为18～45岁，每年大概有560万左右的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外出

按照农民工劳动年龄计算回流劳动力规模受到贺雪峰等著的《农民工返乡研究》的启发。。这个估算的数字仅是指那些因为年龄原因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出去的规模，如果加上那些怀揣打工“积累”希望在家乡发展的主动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这个数字将会更大。迄今为止，学界对于现有回流农民工的规模说法不一，但大部分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现有回流农民工占外出劳动力的比率大概在30%左右[5～8]

关于现有回流农民工的规模，赵耀辉的调查显示其占外出农民工的比率为38%；墨菲的调查其比率在36%；王文飞（Wang Wenfei）和范辛迪（Fan Cindy）的调查显示返乡比率为28%；白南生等的调查则为285%。。然而，尽管农民工回流的规模化趋势已经开始凸显，但关于回流农民工研究则显得太过缺乏，如金（King）所说，回流是一个未被写入迁移历史的伟大章节[9]。

尽管农民工及回流农民工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术语，但是我们也需要防止过分地将这个概念“特例化”[10]。虽然国外劳动力迁移并不存在户籍制度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然而，对于跨国劳动力的迁移研究表明，跨国迁移特别是非法劳工的跨国迁移，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流动方式与中国农民工几乎一致[11]。他们同样要忍受地域之间的制度歧视，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找到脏、险、累的工作，通过多年的英雄般的忍辱负重，然后回家安享晚年[12]。罗伯茨（Roberts）将中国国内的流动人口与从墨西哥迁移到美国的劳动力进行了对比后认为，两者存在着许多相似性：他们的流动都是自发的，存在着相似的迁移网络；他们都很难取得正式的法律承认的居住许可，大部分从事着出卖体力的非技术性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两者都存在着循环迁移的现象，他们尽量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以备最终返回家乡；另外，墨西哥采取与中国一样的土地与农业政策，土地不能被交易[13]。金、斯特拉坎（King and Strachan）通过对于从美国、澳大利亚回流到马耳他戈佐岛的劳动力的循环迁移过程的考察，认为跨国劳动力在其工作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的循环：年轻劳动者离开家乡到国外工作5年左右，然后返回家乡结婚，新婚夫妻继续离开家乡在国外工作10～15年左右，然后带着工作积蓄以及10岁左右的孩子回到家乡种田或者从事独立手工业以及小商品贸易[14]。事实上，只有在孩子的抚养方式上，中国农民工更倾向于委托给留守家中的老年人抚养之外，金与斯特拉坎对于跨国劳动力的生命历程的勾画几乎完全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相重合。

一级标题一、劳动力回流：国外的经验事实与理论

二级标题1国外人口回流的经验事实

根据吉麦尔赫（Gmelch）的定义，“回流”是指那些曾经迁移出去的人口又重新返回家乡定居。那些短暂返回家乡度假、探亲却并没有在家乡定居意愿的迁移人口并不能算作回流人口[15]。对于那些短暂返乡人口而言，返乡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过渡性的策略。他们很可能在比较返乡与外出之间的收益差异后重新选择二次迁移；也可能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为了完成人生阶段性目标包括结婚、生育、赡养老人等临时回家工作，然后又在合适的时机继续迁移[16]。对于这类群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更应该属于“循环迁移”人口而不是“回流”人口。

早在1885年，雷文斯坦（Ravenstein）就认识到迁移人口重新返回家乡生活的事实。19世纪末期，超过1600多万的欧洲人到美国淘金，然而与此同时，将近1/4的迁移者又重新返回欧洲的家乡生活。雷文斯坦由此感叹道：每一个迁移潮流都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反向迁移潮流[17]。然而自此之后，国外学者们关于回流人口的研究却沉寂了下来。罗德斯（Rhoades）认为，导致回流研究被研究者所忽视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世界各地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导致了学界产生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种迁移研究框架，人们习惯性地将地理性迁移认为是一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的迁移行为。第二，人类学家们在特定时间段对于特定地区的田野研究同样也导致人们认为迁移是一种静态的行为。最后，对于回流人口的量化统计是人口学中最难统计的。大部分国家都会统计迁移进来的外来人口，但并不会统计离开迁入地重新返回祖国生活的那些人口[18]。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外研究者逐渐再次发现人口迁移并不是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定居的一次，也不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单向迁移。大体来说，回流人口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暂时迁移型的回流人口，在一开始迁移时就并没有在迁移地永久居住的意愿而仍打算回到家乡生活。第二种是希望在迁移地永久居住但被迫回流型。他们更倾向于在国外居住但由于外部原因而被迫返回家乡。第三种是希望在迁移地永久居住但最终选择返回家乡生活。对于新环境的不适应或者对于家乡的思念导致他们最终作出回流的决定[19]。高希（Ghosh）发现，1870～1940年的70年间，共计有1000万的迁入人口由于各种原因离开美国重新返回他们的祖国定居，这其中以生活水平远低于美国的加勒比海岸地区的人口最多。这些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就只是打算在美国赚钱，然后回家享受生活[20]。相同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来自于阿尔巴尼亚、摩洛哥、埃及等北非地区在西欧地区的客籍工人身上。在这些地区，超过10%的人口到国外务工。这些人的工资收入是他们的家庭在本国地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而这其中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取得在当地的合法的永久居留证明，或者有些人只是短暂地取得了工作证明。除了那些每年因为签证问题而被迫返回家乡的人口之外，在这些地区，有将近5%的人口重新返回了家乡，这个数量已经达到了迁移人口的一半左右[21]。20世纪70 年代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在人口普查中统计到的以常住地变化为标志的人口迁移实际上只涵盖了所研究地区所有人口移动的1/3，大部分人的流动人口工作在一地，消费和投资在另一地，长期在两地保持着双重身份，他们仍将其来源地村庄当作其永久的家园并最终将回到家乡[22]。在泰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导致泰国不仅出现了国内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同样也出现了国内到国外如菲律宾、中国、缅甸、孟加拉等地的临时工人。这些人每年带来超过2亿美元的收入给家庭用来盖房子或者翻修。勾德斯坦（Goldstein）分别于1974年和1985 年对曼谷的人口迁移进行了两次调查都发现，大部分迁入人口都表明将可能迁往他处或返回原迁出地。在曼谷呆一年以上和永久居留者分别仅占2%和21%，仅1/3的迁入人口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登记，其他大部分迁入人口仅将曼谷作为暂时居留地[23～24]。

二级标题2回流的形成机制

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迁移者并没有在迁入地永久居住的意愿，他们的迁移行为并不导致永久迁移所产生的“根本归属的转移和重新定位”[25]。之后，回流作为非永久性迁移的必然结果开始受到关注，继承了博格的“推拉理论”与托达罗模型，国外学者们从劳动力流动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两个方面出发对于回流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6]。

回流之所以产生，在早期的研究看来主要是源于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比较收益的变化。这个收益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货币收入，而是包括制度、环境、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收益。达斯特曼（Dustman）运用这种方法构建了一个基于收益最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外出和回流。他假设迁移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来选择自己的劳动地点，并作出相应的迁移决定。劳动力作出回流的决策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家乡和目的地的收入差距；在城市打工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家乡会带来更多的回报；回流者的主观偏好。在个体劳动生涯中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时点，在这个时点上，劳动者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会作出回流的决定[27]。但作者认为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并不存在着一个明确的“终点”。斯塔克（Stark）则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研究回流的原因，认为劳动力回流不仅仅在于相对收益，同时也受到相对成本的影响。由于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物价指数普遍要低于流入地，劳动力可能会因为期待获得一个更具“回报性”的消费差距，即在积蓄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在家乡能够获得更好更多的消费服务而选择回流[28]。然而，比较收益分析法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并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被劳动力市场排斥出去的迁移者。尽管存在着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明显的工资差别，为什么会有劳动力“被回流”呢？针对这个现象，斯塔克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设计了一个回流劳动力模型，在模型中他指出，由于最初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雇主对于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与工作能力一无所知，所以无论是高水平还是低水平的劳动者都能得到平均工资。这促使了低水平的劳动力的持续进入，而随着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逐渐显示出了能力差异，信息不对称逐渐得到缓解，这种扭曲化的工资水平开始调整，低水平劳动力开始被迫回流[29]。

除了比较收益之外，文化传统、故土意识与归属感、生产方式的二元化扩散过程等社会因素也影响到了劳动力的回流[30～31]。学者们发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迁移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他们在收入高的地区与国家打工积攒收入，到一定水平就退休返回故乡[32]。对于那些劳动者来说，故乡并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社会网络，更是文化认同与身份确认的中心资源。他们在务工过程中不仅仍在履行故乡的集体福利责任，同时也通过定期返回家乡居住一段时间以保持同家乡的联系。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劳动者回访故乡对于回流的影响，认为劳动者对于故乡的回访是一条明确“家”的概念的社会文化纽带。回访对于回流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表达和确认与故乡的社会联系；第二，为回去找工作或认识到家乡的变化提供便利；第三，通过保持被家乡人记住或可见，帮助劳动者在处于一个更广的社会背景中实现社会整合[33]。梅西（Massey）则认为劳动者的迁移网络（类似于中国的“打工链”）对于回流有叠加效应。发展中国家的“道义农民”传统意味着先期迁移者有义务为更多的家乡人跨国务工提供帮助与指导，后期移民又与先期移民在移入地重建社会网络，由此导致越来越多的新移民集中在一起，进而强化了他们的本土文化以及与家乡的联系。随着迁移者规模的扩大与移民汇款的涌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地矛盾与资金短板开始得到缓解并开始进入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车道”，这为那些已经积攒了一定积蓄的先期迁移者回故乡发展提供了机会，而先期迁移者在故乡的成功又可能进一步地强化那些非迁移者外出的欲望，从而使整个迁移过程出现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梅西称之为“累积循环因果”[34]。

二级标题3回流人口的影响

受迁移理论中最风靡的汇款研究的影响，国外早期研究回流的学者们把研究焦点放在回流者如何使用他们从外出打工中所获得的资金积蓄上。对于葡萄牙与意大利的回流研究显示，回流者既不会将他们的资金用于农业的改进也不会去创建农村企业，他们唯一的渴望似乎就是为自己盖一个新的奢侈的房子，然后经营一家小店或酒吧这样类似的小服务业。回流者并没有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构成基础性的推进作用，回流者只是起着一个农村的“化妆品”的作用[35～36]。金对此的解释是回流者投资于生产性经营，往往由于下列三个因素达不到效果：一是回流者所掌握的技术是与经济、工业、市场环境对应的特定的技术，而大部分回流者都是来自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或工业基础薄弱的欠发达国家，他们在发达地区所掌握的这种技术就可能不适用；二是回流者长期离开家乡去外面打工，与家乡的社会联系已经很淡薄，他们缺少建立企业所需要的在当地的行动网络；三是创新得不到当地权势者的支持甚至会受到抵制[37]。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回流不仅是毫无作用，而且还可能有反作用。尽管回流者可能是现代性的代言人，但他们在返回家乡后，大部分回流者的积蓄被大量地被用来炫耀性消费如盖房、购买奢侈品等，从而会引起回流者社区内部的奢侈性消费的增长攀比，带来“嫉妒、愤恨、紧张与身份的重新认知”等负面情绪[38～39]。伍德拉夫（Woodruff）与曾特诺（Zenteno）在对从美国返回墨西哥的回流者的研究中发现，由于受在打工时的城市生活的影响，跨国回流者更喜欢选择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定居，他们的资金也更倾向于投资城市企业而不是农村企业，从而加剧了墨西哥城乡之间的不平等[40]。

同样也有不少研究者发现了回流对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巴基斯坦，回流者的积蓄被发现是促使回流者选择从事个体经营的最显著的因素[41]。在突尼斯，积蓄是大部分企业创建时的启动资金[42]。在土耳其，超过一半的回流者从事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43]。在埃及，虽然投资规模不一样，但回流者在投资地点上并没有特定的偏好，他们既投资于农村，也投资于城市，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44]。在泰国，回流者的积蓄提高了他们在社区中的经济地位，同时给家庭带来了更稳固的社会保障与更好的生活条件[45]。在印度尼西亚，回流者的汇款与积蓄被用来扩大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迈进[46]。金等认为，回流地区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潜力吸引了有资金优势的迁移者的回流，而这些回流者又相互联盟，共同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47]。特里普（Talip）的研究表明，由于管理经验及资本积累的影响，回流者在非农经济部门的经营能力要高于非迁移者，回流优势导致他们的收入要大于非迁移者[48]。在波兰、印度与中国，吸引高技术人才的回流被当地政府作为一个发展策略，这些在国外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大量人脉资源的人才起到了填补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结构洞”的作用，他们将流出国与流入国的资金、技术、社会关系有效地“桥接”起来，通过作为投资者或创新者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与体制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9]。

总体而言，回流者对于回流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不同影响在于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不同。正如洛克伍德（Lockwood）所指出的，不管是国内迁移还是跨国迁移，都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机制。那些被筛选后低于劳动力市场进入门槛的回流者被迫返乡，他们并没有在迁移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要素，所以不管是否有积蓄，这些回流者返乡后基本上都不会与那些非迁移者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这些人只是失败的冒险者与回到家乡的退休者。而对于那些比较了回流收益要大于外出务工收益的主动返乡者而言，他们在返乡前就已经提前规划好了返乡后的工作安排或投资计划，他们的回流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策略，自然对于当地社会经济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0]。

一级标题二、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学界对于回流农民工的研究在思路、内容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研究思路上，国内对于农民工回流的研究存在着将中国特例化的现象。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只有中国才存在着流动人口，也只有在中国特殊的制度场阈下才出现了农民工大规模回流的现象，并没有看到迁移人口的回流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南美、北非、东南亚地区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这限制了国内研究者的分析视野。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学界一再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安排影响到了中国农民工的回流[51]，但是在此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户籍制度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第一，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即使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仍然选择返乡[52～53]；第二，国外回流研究已经证实了跨国劳动力同样存在着制度“藩篱”。事实上，除了流动距离的差别之外，国外跨国劳动力的迁移与回流的机制、特征、影响同中国农民工与回流农民工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对于这些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与国外的回流研究进行对接，将回流农民工问题置于跨国劳动力迁移的国际对比的框架中，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国内对于回流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对于回流事实的考察，在回流的形成机制上、回流群体的影响方面并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正如白南生等所认为的：国内目前对于回流农民工的调研都只是对回流农民工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既没有涉及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总体特征，也没有谈到回流与创业、回流与外出的关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都更接近于情况汇编而不是研究分析。尽管关于回流农民工的调查越来越多，但它们对调查方法、指标解释和研究框架都没有充分的论述[54]。我们已经看到国外回流研究从比较收益法到社会网络、文化传统等理论的转变，然而目前国内对于农民工回流原因的探讨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学者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大部分农民工都将返回农村，他们回流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另一类学者则坚持使用比较收益方法对回流农民工进行分析。迄今为止，国内还处于一个初步的直接原因的归纳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回流机制理论。在回流群体的社会影响方面，国外的研究已经表明，回流人群内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一类是那些主动返回家乡积极利用外出务工所获得的积蓄、经验与技术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成功者”；另一类则是由于各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回家养老的“失败者”。而对于国内的回流农民工研究而言，对于“成功者”的过分关注与对于“失败者”的无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绝大部分的回流农民工而言，在城市一直打工到二代农民工开始顶替他们的工作才开始返乡是一个主流，这些农民工可能在改变环境的能力上要差于那些已经永久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但多年城市的生活体验也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包括价值观念、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城市津贴”，从而优于那些非迁移人员。他们返乡后的社会影响值得更详细的探讨。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极度缺乏对于回流农民工的个人、家庭、社区层面的微观与中观研究。国内回流研究催生于制度、政策需求，学者们倾向于从经济发展阶段、人地矛盾、政府角色、制度设计的宏观方向对回流趋势与影响进行分析，在政府与社区、家庭与个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对于回流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生活世界是在村庄，最多辐射到周边的城镇，他们的关注核心在于家庭、亲属而不是国家政治经济。正如我们看到农民工都希望返回家乡，但返回家乡的原因及其影响并不一致。回流农民工是行动的主体，他们每个人对于回流意义的阐释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回流”到研究对象本身上。回流农民工如何与家乡社区重新建立联系，选择怎样一个生活方式？又如何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获得平衡？回流农民工个体与家庭之间、与社区之间又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过程？这些问题都不是宏观研究所能解答的，所有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进行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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