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发展模式探究

摘 要：中国是一个生态大国，生态问题十分严峻。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不断完善，逐渐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生态建设的发展路程，运用历史和实践的观点，总结生态发展的经验，来探索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模式。

关键词：中国；生态；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18-02

一、中国生态发展之路

中国历来重视自然的力量，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天、地、人三才为一”的唯物主义思想，因此，关于生态建设和生态发展的历史悠久。自《周易》正式开启中国生态发展先河之后，更多的先贤们大都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以探索人们自然环境下如何更好地生存发展。如中国先秦儒家“万物齐一”、“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外篇・马蹄》）的生态文明社会构想；老子“道生万物”、韩非子“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所宣扬的宇宙生态论、“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汉代董仲舒“天地人乃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的“天人合一”思想；宋代朱熹“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朱子语类》卷一）、“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包着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专己，亘古至今，生生不息，人物则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朱子语类》卷六）的客观唯心自然观等等，这些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对于后来我国生态建设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近代，受工业文明的影响，我国开始学习西方理念，逐渐偏离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转向“向大自然进军”，开始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使得政府、企业和人民都在不断地追求利益的满足和经济增长，人们逐渐趋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样就忽视了自然的“约束力”，转而不断地拉大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之间的距离，生态问题愈演愈烈。当前，我国已经认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逐渐在改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在完善生态建设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十报告也将生态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内，并鲜明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这些生态发展的历程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历史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生态发展的模式

通过对我国漫长的生态发展之路的探索，不难发现，在不同社会阶段，中国对于生态建设的态度以及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是有区别的。在自然经济基础占主导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自然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之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这时候人们特别重视自然，进而研究自然，希望通过自然的现象来启示人事变化、社会变化以及国家变化。这方面在中国古代众多著作中可以得到验证。因此，人们畏惧自然力量，重视生态建设，如大禹治水、李冰建造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的修筑等等。历史学者大都认为，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这些治理环境问题的措施大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治理生态不只是政治问题，更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因此，在我国封建社会，生态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建立在以尊重自然为主题的人与自然相互发展、相互补充的和谐状态。

到近代，工业革命对我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巨大影响使得国家和人民开始向自然进军，中国的生态发展开始转向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以服务机器大工业为主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的模式。这主要受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迫使人们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最大力度的攫取自然资源以谋求高回报，进而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失衡。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承接近代工业革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同时，已经认识到在人口数量大，资源少，耕地面积不足的现实条件下，继续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导致环境的极端恶化和生态严重失衡的恶果，因此，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和谐生态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

（一）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和谐统一，实现生态化经济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利用经济成果回馈自然，进行生态建设，把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统一在一起，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注重生态经济的发展，不断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紧密型、集约型方向转型，逐渐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可再生、低消耗、无污染、人性化的生态化经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二）注重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的有机结合，实现生态文明

近年来，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受此影响，我国在生态建设的同时，也极力主张文化与生态的有机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和协调发展的意识，普及科学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坚持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培养新时期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与现代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成果解决生态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三）注重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双向和谐发展，建立节约型社会

首先体现在人们的消费观念上，要求人们以生态学为指导，提倡节约消费和适度消费，促进人们消费意识的理性化和科学化。表现在人的需求上，主要提倡合理需求和健康需求，在住房、饮食、出行等的需求上避免过多、过高，引导人们减少对奢侈品的需求，减少人们的乘车需求，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在社会管理上，表现为不断完善交通、环境等硬件设施，继续扩大植树造林面积，退耕（牧）还林还草；“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2]，继续推广“水―林―田”的生态农业，实现秀美山川。

另外，国家还制定了很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了生态发展的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创新机制，以保障我国生态发展的良性运行。这些措施证明，中国的生态建设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

三、探究中国生态发展模式的意义

自然生态问题在一个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走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之路，是每个国家当前和今后必须面对的重要战略问题之一。中国的生态发展模式是经过中国历史和实践检验而形成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特色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模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人的发展受限要解决的问题是物质条件的满足，这样的满足是从自然界获取的，因此，人的发展首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观点。从中国古代生态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人历来重视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地与自然进行互动，改造和修复自然，实现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和谐统一。

（二）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模式深化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同时也深化了人们的生态观念，提高的人们的环保意识。而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又起到深化和发展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统一，坚持文化繁荣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坚持社会转型与自然改造的互动，努力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运用一切积极因素，指导和引导人们处理好与自然，与社会，与人自身的关系，继续深化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三）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模式为我们应对全球性的生态扩张提供了借鉴

自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始，全球性的生态扩张也在悄悄蔓延。发达国家正极力转嫁本国工业污染，转移本国生态恶化和环境问题，忽视发展中国国家可承受程度，最大限度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推行新一轮的“生态殖民主义”，更加剧了全球化的生态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生态发展模式显得极为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借鉴，在更充分的应对资本主义生态扩张方面有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有力驳斥了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10-15.

[2].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2-11-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