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观察：转折点正在逼近

一、引论：有关中国经济的复杂信号

没有人知道中国经济正在以多快的速度增长。最近，由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国际研究者们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显示，中国在1978－1996年间的实际GDP增长率可能被官方的统计数据高估了1－3 个百分点（注：例如，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 (Paris: OECD, 1998);

Ruoen Ren, China's Economic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1997);Lian Meng and Xiaolu Wang, 2000, "An Estimate of theReliability of Statistical

Data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Jingji yanjiu, No.10.）。从那时起，数据的误差越来越大。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1998年为确保8 ％的经济增长率引发了一场“假报浮夸风”。结果，现在的官方统计数据表现出一些矛盾。虽然国际组织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倾向于忽略此事，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则担心中国的统计数据失真（注：如Xiaolu Wang, 2000, "System Change and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Jingji yanjiu, No.2.）。表1提供了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数据，显示了官方公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率。该表还归纳了作者对1997年以后中国实际GDP增长率的估计（注：见Thomas G. Rawski, China's GDPStatistics-a Case of Caveat Lector?可以从.）。

三、大转变：来自党和国家对市场的控制

以上大范围的国内改革和入世后随之而来的外部动力的组合效应可能会迅速加快中国市场化的步伐。但是这种有关中国经济的诱人观点似乎过于草率。除了改革的主流力量以外，中国的体系中也产生了一种把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集中到中央政府和党政组织的倾向。这种影响市场扩展的力量远远不是缺乏组织的消极力量。主要的重新中央集权化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1.扩大和强化党控制经济事务的努力。企业的“三讲”活动得以成功的推进，江总书记明确提出私人企业必须接受内部党组织以“保证他们的健康发展”（注："China in WTO: Acceptance Doesn't MeanCompliance; Jiang Installs Communist

Cells in PrivateBusinesses," China Reform Monitor No. 309, May 30, 2000( /crm/crm309.htm).）。党的影响在金融领域是最强的。作为中央银行的刊物，《中国金融》非常强调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从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获得任命。任命中级银行的工作人员通常需要等待数月以获得委员会的批准。在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学习中，强调了不能“忽视党的政策而仅考虑商业问题”（注："China in WTO: Acceptance Doesn't MeanCompliance; Jiang Installs Communist

Cells in PrivateBusinesses," China Reform Monitor No. 309, May 30, 2000( /crm/crm309.htm),p.52.），这可能会限制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中国金融政策最基本目标的能力。

2.市场经济不需要计划委员会，但中国的国家计委的作用却非常强大。中国的新闻界充满了关于它的活动的报道。委员会“削减了大部分常用抗菌素69％的价格”，在同一个月里，“计划委员会宣布开展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打击活动，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工业行业的垄断、非法收费和价格欺诈……”（注：Ying Wang, 2001, "Prices Slashed on 69 Antibiotics," China Daily, 14 May; MinZeng,

2001, "New Crackdown Aims for Market Order," ChinaDaily, 14 May.）。国内的企业希望扩展其工业设备时发现他们“正在努力获得国家计委的同意以开始动工”（注：Xiuzhen Tian, 2001, "Shipyard Sees Good Times on Horizon," China Daily, 12-13 May.）。根据国外的报道，由省政府和土地与资源管理局支持的开采项目还需要计划委员会的进一步审批。

3.相比之下，财政部日益重要的地位确实代表了中国政府部门中的一种结构变化。从政府使用财政赤字拉动总需求的观点来看，财政部提高财政收入的努力（事实上产生了降低总需求的负 面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官方的报道显示每年大约15－25％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注：XuXiao, 2001 "State Sees Tax Revenue Increase," China Daily, 9October; for

example, reports revenue growth of 24.5 percentfor the first 8 months of 2001;

Erik Eckholm, 2001, "ChineseRaid Defiant Village, Killing 2, Amid Rural Unrest,"

New YorkTimes, 20 April; reports that in 1998, "despite vastflooding...that wiped

out [farmers'] crops," officials inrural Jiangxi raised" local taxes and fees...by

nearly one-third."）。提高财政收入也许部分反映了与财政部作为国有资产监管人相联系的经济雄心。

2000年，财政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企业司代替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巩固它对国有资产的控制。2000年11月有一篇文章详细谈到了企业司的工作议程（注：Hong Geng, 2000, "ImportantCurrent Developme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Assetsand Finances," Guoyou zichan guanli, No. 11.）。企业司的目的远远超过检查帐目、任命领导和其他与“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有关的功能。

虽然财政部的代表坚持企业司将会采取一个市场友好的态度以保证中国的经理们“享受到比美国的经理们更多的自由”，黑龙江省金融机构主任随后的一篇文章回应了前文中粗暴而明显的干涉主义（注：Limin Wang, 2001, "On thé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FiscalSector's Support of

Enterprise Reform and Development,"Guoyou zichan guanli, No.2;同时可见Ministry of FinanceEnterprise Division, "Important Elements of 2001 Work Planfor

Ministry of Finance Enterprise Division," Guoyou zichanguanli, No.3, 2001.）。上述两篇文章都认为财政体系在中国企业改制和技术进步的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家水平上，财政部官员坚持国有资产控制权的任何变动都需要他们的审批。在黑龙江，金融部门希望将资金特别用于技术发展、风险投资和扩展乡镇企业；以及补助亏损企业而维持社会稳定、推广地方产品的销售。但是只有那些“不盲目的、首先支持‘支柱产业’发展的项目才符合国家的工业政策……”。市场力量在这些规则中的明显缺乏唤起了中国同行们的评论：这样的争论似乎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4.大型化。中国的出版物充满了显示中国大型企业比世界500 强企业小多少的数据（注：例如，Qiwen Zhu, 2000, "Catch up byRaising Efficiency," China Daily, 17 January.）。 这些讨论将规模和成功相提并论，并且经常期望通过企业的规模创造出成功。虽然娇生惯养的中国大型企业绩效不良，日本和韩国的商业巨人也存在引人注目的困难，但是中国还是发动了一场工业大合并的运动。“中国的计划是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之内在重要的经济部门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100家巨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注：Huanxin Zhao, 2000, tateFirms Turned around by Reforms," China Daily, 12

December.）。计划委员会的一个副部长声称“汽车部门的合并必须加速以创造出几个有强大发展能力的集团”（注：Zhengzheng Gong, "Dongfeng Aims toClinch Tie-Ups,"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13 March.）。类似的政府主导下的合并在煤矿、铝业、钢铁、机械制造和其他部门也可以看到。

5.西部大开发。中国已经开始一场大型的运动以开发其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的主题既有针对短期总需求不足的考虑，也有在长期中减少地区不平衡和充分利用中国有限自然资源的目的。在现在的情况下，西部开发是以其规模、依赖政府而非市场力量和低廉的工资而出名。朱总理曾在提醒潜在投资者们时说道：“他们应该预期打一场持久战，而不是从西部开发中挣快钱”。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西部地区交通成本高昂，而生产率很低”（注：YuWang, 2001, "Western: Investors Warned Not to Expect SwiftReturns,"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29 May-4 June.）。

四、未来如何？市场主导还是政府控制？

中国的领导人看来相信本文中提到的两种趋势，市场主导的改革和“命令至上”的中央控制可以共存。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许会同意这一看法。而我则认为这两种趋势在本质上无法相容。这意味着什么？仅仅争论强行管制会增加成本和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是不够的。每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包括美国在内，都深受这类自我强加的约束的痛苦。宣称中央集权论的复苏将威胁到市场导向的改革需要一个证明：不断增强的中央控制将会暗中破坏中国正在出现的有决定性的市场体系的基础。

这种可能性并未逃过中国经济学家的眼睛。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个预测专家强调增长的质量要比一个精确的增长速度更加重要，并且警告“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政府的宏观政策在过去两年中取得了一些成功而放慢改革的步伐，不能倒退到允许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不断干预经济生活的时代。因为不论可测量的经济增长率上升得多么迅速，这种倒退都会产生问题，从而威胁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注：Shaowei Hu,2001,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2001,"

Jiage lilun yu shijian, No. 1, pp.10.）。

投资支出是中国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的“阿契里斯之踵”。支出的季节性特征反映了中央计划体系的明显特征（注：Thomas G. Rawski,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Declining Growth," in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ed. Peter Lloyd and XiaoguangZhang (Aldershot: Edward

Elgar); Thomas G. Rawski, 2000, "China's Move to Market: How Far? What Next?"

in China's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 ed. Ted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Washington DC: CatoInstitute).）。尽管无休无止的讨论已经指出支持“中小（私营）企业”的必要性，但是投资支出依旧大量集中在国有部门，其中政府的影响带来了一种任意而偶然的决策方式。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低盈利率为中国无力改革投资体系的毁灭性结果提供了雄辩的证据（注：Thomas G. Rawski,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DecliningGrowth," in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ed. Peter Lloyd andXiaoguang Zhang (Aldershot:

Edward Elgar); Thomas G. Rawski,2000, "China's Move to Market: How Far?

What Next?" inChina'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ed.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Washington DC:Cato Institute).）。

中国的新中央集权论有可能延长这种失败。考虑投资资金的来源，最初始于银行。尽管在其收支平衡表上去除了大量的不可能归还贷款，中国的银行在1999年的收息率还是下跌了10个百分点降到50％以下（注：Yuemin Qiu, Bing Li, and Youcai Cai, 2000, "Losses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Reasons and Policy Response," Jingjigongzuozhe xuexi

ziliao, No.44, pp.20.）。这儿讨论的任何一项中央集权化的行为都有可能进一步增加非商业性贷款。当被问到他们是否被强迫支持辽宁新的钢铁企业时，中国一家主要银行的官员立刻转换了话题，反复强调他们如何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贷款给一些水泥生产商。银行家们能够拒绝为“开发西部”的项目贷款吗？他们能够对“100 家巨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保留资金吗？他们能够从那些被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认为是支持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支柱产业”项目上转移资金吗？如果他们被迫继续向那些与政治相联系的项目贷款，那么中国的银行家们怎样打破现在这种欠债不还的文化？

资本市场又怎样呢？几乎没有希望，市场机会保留给了政府批准的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和政府自己（发行国债）。从股票发行中募集的资金通常消失在国有部门不上市不审计的母公司的钱柜中或是用于支付维护各种社会关系的费用（注：例如，Mingjuan Hou, 2001, "ChinaMobile Announces Bond Issue," China Daily, 1 June; Ye

Xie,2001, "Sinopec Corp Helped by Parent," China Daily, 10 May.）。由于这些活动既不提高产出又不降低成本，所以发现上市企业利润下滑的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统计显示，那些在1994年以前上市的国有企业，净资产平均回报率已经从1994年的14.6％下降到1999年的2.4％”。尽管享受了免去巨额负债的优先待遇，“大约有10％的上市公司被豁免所有的应付税收，仅有不到10％的企业完全缴足了税”（注：XinXiao, 2001, "Getting Listed Not Panacean," China Daily, 4 June.）。

中央集权的力量使得国有股票投资者“将股市视做一部生钱的机器”，资本市场“强制上市企业适应市场规则的有效功能”被政府控制所剥夺（注：Xin Xiao, 2001, "Getting Listed Not Panacean," ChinaDaily, 4 June.）。那些受规则限制的官员敢于拒绝让“100 家巨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上市的提议吗？那些由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任命的共同基金的经理人员能够顶住把政治上受青睐的股票塞进资产组合的压力吗？即使是有国际参与者的合资企业在面临对大量中方高层管理人员的免职威胁时也可能屈从于上述的要求。

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充，那种腐蚀着中国脆弱而危险的投资体系的“政治命令”还会加强。最近的新闻报道说明了政府控制的后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指出，“上市企业经常经受着上层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典型的干预包括“迫使公司承担对母公司的金融义务”（注：Fuzhan Xie, 2001, "Listed Firms Need Overhaul," China Daily, 9-10 June.），委任“没有能力的经理人员”，从而增加企业“在招股说明书上弄虚作假、提供错误的金融信息以操纵股价和到股市上圈钱”的可能性（注：Fuzhan Xie, 2001, "Listed Firms Need Overhaul,"China Daily, 9-10 June.）。这样的行为使投资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政策而非企业盈利性上，以至于当庄家在香港市场上交易时居然把中国企业中表现最差的股票与“溢价”相联系。因为他们预期“通告亏损最多的子公司”的母公司可能“以低廉的价格将资产出售给上市公司”从而打破连续亏损而被迫退市的局面（注：Gren Manuel, 2001, "With Dot-Coms Passe, Hong Kong Looks to China for Latest HotStocks," Wall Street Journal,

12 June.）。

充满生机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和今天在中国经济中正在显露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复苏不可能继续并存。中国正面临这两种趋势谁占优势的转折点。简单的决定无法判断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控制将赢得这一天。我们必须观察从一种结果到另一种结果的信号。投资支出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变量。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导向的投资支出能否超过现有的水平。如果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官方的偏好依旧主导着投资决策，我们就只能预期在过去五年中折磨着中国经济的低增长、不流动的就业和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还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