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发展-上海2009慈善论坛纪要

创新与发展一上海2009慈善论坛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上海市民政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汇报社共同举办，干2009年5月5日在上海市陕西北路128号棠柏宾馆6楼会议大厅召开。论坛通过对慈善事业发展与创新的研讨，探索新形势下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技出发展中的瓶颈和对策，以推进慈善事业更快更稳的发展。

文化对于慈善的作用力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

当前，我们的慈善事业取得了历史突破的成就，但是依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概括起来说，慈善文化的传播还处于滞后状态，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慈善事业基础要进一步打牢。可持续发展要进步补足，要动员社会各方参与慈善。

文化的力量是极大的，不同文化就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文化的作用在于教而化人，引导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是生活方式。慈善文化引导人们乐善好施，得到心灵的愉悦。对慈善价值观的认同将会影响社会的行为方式，人们才能认识到慈善是一种责任。由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推进慈善不能急功近利。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尽管中国的慈善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中，但是我们的整个慈善界，对于慈善领域的创新却存在着发现不够、开发不够、升华不够、普及不够的现象。我们的许多同志将创新神秘化、抽象化，忽略了他们自己就是创新者，他们的日常行为就是慈善创新的载体。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7我想问题在于一种文化障碍。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流行着种素质论，出现问题我们往往是以素质高低来分析原因。当我们滔滔不绝的批评普通人素质低的时候，西方的企业家恰恰发现了他们可以服务和改进的商机，我们得到了一种空泛的满足，西方的企业家却得到了丰厚的利润。我们往往注意创新理论的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身边无数创新的案例。

怎样克服这样种传统的文化障碍?其实，朴实无华的创新就在自己身边。本来研究身边的事情更容易，但是也更为困难一些。因为我们的一种文化弊端恰恰是拒绝研究普通人、普通事。身边的变革往往看不到。

慈善资源的多种开发利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

新富当中的一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当中的财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也面临挑战，但没有发生灾难性动荡，这其中慈善文化在营造社会稳定中充当百变的角色。

中国传统财富观使些富裕人群不肯参与慈善活动当中。慈善事业作为沟通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渠道，主导一方。因此，慈善基金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与富人打交道，交朋友，这不是那种有趣的观点，称之为“傍大款”。这个是谁影响谁的问题。慈善基金会完全应该理直气壮的深入富裕人群，争取更多的人员加入慈善事业的建设。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袁采：

15年来我们的兴奋点总是盯着领导，盯着政府，千方百计去动用政府的资源，这是成功的。包括我们的媒体，我们宣传部，我们的宣传委员会把所有媒体的老总都包括在里面；我们去募捐，利用我们的政府关系，大型的国营企业家家的去把他们的大门敲开，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顾问都帮我们去做说客，这一切都对。你怎么不可以动用政府的资源呢?

但是，当我们看到美国所有公益基金70％都是来自于普通老百姓的时候，我们就坐不住了。我们必须思考要寻找新的资源的来源，而这次汶川大地震对我们极大的启示，民间隐藏着如此丰富的资源。

我们这15年的实践中，慈善义工和志愿者都是来自百姓自愿的行为。如果我们停留在通过政府的方式去组织活动，一定持续不了。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如何让普通人满意，如何让我们自己的身边人满意，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需要把我们的项目真正的拓展到基层，拓展到社区，拓展到每一个有捐赠愿望的人和每个迫切希望得到救助的人。

我们特别需要进行有组织的系统的研究。对自身行为，对普通人的愿望和需求进行系统的总结、开发和升华。这种思想的加工，新理念的开发，新产品的设计，前提就是要尊重实践者、研究实践者，这个也需要慈善文化工作者的转型。

在汶川地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的普通人已经向世人展示了平民慈善的伟大力量。这是一个宝贵案例。平民的力量是最为伟大的力量源泉。

政府和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

慈善事业在当代，从分散各地之间，走向一种群体性的组织化的、自觉的慈善行动。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们看到上百万的志愿者，成百上千的组织涌入到地震灾区，表现了什么呢?是表现了公权力，还是表现了公民权利呢?很明显，它表现的是公民意识的上升，是公民权利的体现。公民权利意味着什么?公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是平等的，是自由选择的，但是，这样的公民权利是需要框架的，是需要评价体系的，需要激励机制的，于是才出现了公权力。公权力需要搭建法律体系，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它是用来保护慈善事业的，保护我们公民权利的。

比如说，三权分离说的是什么?三权分离说的是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比如说公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公民组织和公民组织之间，公民个体与公民个体之间。慈善事业它是公民和公民自我团结起来，互相友爱的一个事业，这个事业是公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一个平等对话。

这个公权力是干什么的呢?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平等对话的。比如说，政府发现这个组织不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政府直接来找这个组织说你是不是可以登记注册了，我们来帮助你找一些机构，来做你的主管单位，现在正在注册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

去年抗震救灾组织的过程当中，我有非常大的压力。压力并不在于捐不到钱，而是在捐到大量钱的时候，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夜里两点钟回去。现在反思，我那个时候的压力究竟是什么，是在一个新的格局下，政府定位困境的压力。

在我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贫困人群、边缘人群的救助主体只有政府一家。这十几年来民间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和民间自主发展相结合的格局。在救助主体日益多样化的格局下，政府如何学会在与其他救助主体合作互动当中去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好的回应社会需求，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当前，政府要克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发挥各自的优势，使两方面的资源都能够用的更好，而不是一说支持，就让慈善机构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只要民间有积极性，又能干得好的事情，政府就应该在考虑适度退出的同时调整自己的定位。我觉得我的压力恰恰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的困境，怎么调，调到哪里去，到底怎么样和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已经有自主意识的民间组织合作。

如果说，我们把社会福利看作是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的话，那么慈善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个人或 者群体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向他人提供援助行为。

慈善组织的民间性、灵活性决定了它可以在解决个案问题、特殊问题中有更大的创新空间，进而为政府改进社会福利政策提供先行的经验与依据。

创新是民间慈善组织的特性所定的，它比政府更具有创新性，政府创新的成本是非常大的，政府在和慈善组织互动当中，更多理解它的可行性，才能更好的沟通。我觉得创新是一个别人代替不了的特性。慈善是政府救济和福利制度的无法替代的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

中国的政府行动和动员力是全世界最强的，政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集中最大的资源，我们有一句名言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但是它导致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利于被集中力量的再生。

有人说，这个相当于不断的抽地下水来灌地上的禾苗，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破坏。

慈善事业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生态结构，需要小心的呵护，需要小心的呵护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权力，以及公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呼吸。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友谊，他们的约定，如果你用公权力的方式来取代它，那它就不可能再继续生长了。

也就是说，爱只能用爱来换取，爱如果用权利来换取，可得一时之效，但是不可持续，最后还是会离婚，最后还是会毁灭爱。

有人说，没有秩序是不行的。总要政府的公权力来维持秩序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台湾，我是认真的考察了台湾在震后的工作，震后的三天他们成立了联盟，当然我也看到了震后我们这边也成立了联盟。为什么要成立联盟，因为需要有秩序，我们也样的。而且对于资金筹措的方式，台湾921基金会的124亿资金是大家捐给政府，然后政府把这个基金拿出来成立一个921的基金会，这个完全是按照基金会的民间组织操作的法律去执行的。

如果说，我们把有些东西放给民间，有些可以放在政府。比如说终身成就奖，我就举手欢迎，我认为只有评的少，评的精，这个所谓政府最高奖才真正能够发挥它的效应，而不是把所有的慈善评价权通通拿到自己的手中。

志愿者是公民权利的自动权。他们都是很有秩序的，很有一整套规范的，不是不可以大规模招募。但是，用政府招募或者准政府招募下子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不是说没有效果，奥运还是有很大的效果，但是最后是一时之效，还是长远之效’

最后，我总结下，在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今天，我觉得更加有必要划清公权力与公民权的界限。公权力的作用就是保护慈善事业发展当中的公民权的顺利实现，而不是替代它的实现，否则公权力超越这个界限就会侵害公民权，就会破坏社会慈善生态的成长、发育和可持续。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

慈善捐赠是自动的问题，这个和公民都是密切相关的。这种自发的助人理念是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引导的。据社科院有关调查显示，目前还有45.4％的上海民众认为慈善事业是政府的责任。这件事情不是说政府自己要怎么怎么，政府的定位肯定有、口]题，但是我认为在民众的认同上可能也是有问题的，他就觉得现在政府是最容易相信的。

这次汶川大地震整个的捐赠过程当中我强烈的考虑到点，

个很强大的民间组织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给你整架飞机的东西到外面去，但是整个社会不认同它，所以民众对慈善事业当中公民主体地位的认同还不是那么清楚。我觉得用这点来解释刚才的那些情况，政府是非常的为难。因此，慈善捐赠行为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慈善不是对别人的恩赐，而是自身成长需要的认同也是很不够的。

我们看到不少捐赠者居高临下，忽略了受赠者的人格感受。不仅是政府，每次都要拍个录像，就是捐赠者本身也不认为这是自身成长的需要，这是我恩赐给你的，所以他居高临下，对慈善捐赠当中的包容心也不够，慈善应该是更加包容的文化；对慈善事业需要专业，需要成本的认同也很不够：这个也是我们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对慈善组织需要专业细分的认同也很不够，有些捐赠者就说我这个钱给别人不放心，我得自己干。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与我们对慈善本身的研究，对慈善事业的宣传，慈善理念的传播和对慈善行为的激励和工作的力度不够有关。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建立能够激发社会慈善热情的工作机制，使慈善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趋向，为慈善事业提供适宜的土壤。同时在慈善的数据的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改进。

说到监督，我非常的谨慎，做好事还要监督，好像太有问题了。但是，随着慈善活动广泛的发展，

些打着慈善幌子的行为屡屡被媒体曝光。比如说，对新的些捐赠机构我们还了解的不够透彻，还有公益信托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对于它的合法性，对于这种捐款形式的管理到底怎么弄，例如谁有权设立募捐箱，在一个市场里面放一个捐募箱在那里，到底是谁管那个东西，居委会和超市是否可以自行设立募捐箱，谁赋予了它这样的权利，它的发票、收据都很难开的；所以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民众对于捐赠等合法性的问题提出了众多的质疑，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去梳理和研究。

善款的招募和招标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袁采：

募捐，我们常用的名字劝募。但是从实际来讲，我认为更符合实际，或者从发展的方向来讲应该是招募。劝募对于捐赠者来讲还是被动。而我们和所有的跨国企业打交道，我发现没有任何劝的成份，只有招的成份，我是以我专业化的服务，高质量的服务让他们来做有吸引力的项目，问他一句话“你愿不愿意和我成为合作伙伴”。因为对于任何的跨国企业来讲，履行社会责任做个企业公民是它的必然的部分。他不和你做，就在其他的地方做，我们和汇丰、安利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上，以成为彼此的伙伴为荣。

我现在跟所有的企业打交道的时候从来不说“你给一点钱”，我说的是“你如果想捐钱你就找我”，为什么找我，因为我有资质水平，如果你认为这些对于你来说是合适的你就找我，如果你认为这些不合适你就不要找我，我绝对不会求你，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实现从劝募向招募转变，这就涉及到我们的专业化水平，我们的能力建设，我们的公信度，我们的透明度等等。

从募捐款项的角度，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思考是大户。但是去年的汶川大地震把这些企业剥了三层皮，把它能够捐的款项基本上都掏尽了，而金融危机又使这些企业非常艰难。所以我们明显感觉到今年募款的难度很大。需求在增加，但是募款如果按照原有的方向去思考难度很大。所以我们要实现从大户到散户，从大企业向平民老百姓转变。美国怎么可以做到70％的善款是普通老百姓捐的，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转变，这个需要我们创新，需要有我们许多新的募捐的方式，需要许多新的思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王汝鹏：

公募基金会都有一个主管部门，有一个主管部门就意味着它有一个系统。比如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它有一个红十字基金会的系统，中国基金会它有一个基金会的系统，妇女基金会有一个全国妇女会的系统，这个是它的 优势，同时又是它的一个短处。

传统的资助方式就是我有了钱以后，把这个钱拨到你省里，然后省里再拨到市里，市里再拨到县里。如何把这种自上而下的善款资助变成一种至下而上的善款分配，这是需要我们创新的问题。

5・12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了大量的捐款，有190多个亿，中国红十字会也捐赠了差不多10个亿。去年我们采取了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方式，成立了一个招标项目会。面向专业的公益机构，面向其他的公益组织招标，你来申请，你说做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你怎么做，怎么执行，怎么管理，怎么监督，用DVD，我们的评委坐在下面听，听完了以后大家讨论，这个项目可不可行，有没有可执行的能力，有没有效应，符不符合抗震救灾的总体目标。讨论完之后，决定资助你多少钱，然后签署协议，然后监督你实施。所以，我们去年是一个尝试，从善款当中拿了2000万向社会公开招标，全国有60多家的公益组织向我们提出申请，通过评委的三轮评审，最后有16个企业后来向我们资助了1760万，社会的影响非常好。

而且它创造出了公益基金会新的模式，所以，我们现在打算在这第一批资助项目完成之后，进行评估，评价和检查。如果90％以上做的好，我们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想不仅仅是针对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就是今后的基金会，当你资助的项目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都可以采取这种招标的方式，传统的方式要不要?也要。我们现在通过招标的项目，它的进度比我们传统的进度还要快一点。现在很多的项目还没有开工，有的还在建设当中，但是我们现在招标的项目很多都已经在使用，让灾区的老百姓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实惠，所以，善款的分配如何变的更加的公平，效率更透明，向社会招标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模式。

成立―个5・12灾后重建社会监督委员会的设想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王汝鹏：

筹资是硬道理，资助是核心，宣传是前提，监督是保障。我们现在都在讲公益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社会监督不是一个口头的表达，它必须落在实处上，落在实际行动上。

监督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法律，第二他律，第三是自律。如何在他律这个上面做文章，我们在想512重建，我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资助了176个项目，973个村一级的卫生站，还有7229户农户的资助，这个就靠这些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是不可能的。如何加强社会监督，你仅仅靠跟踪审计也是不现实的，它只能是审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审计省一级的，真正的延伸到每一个项目的末端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我就想，邀请纪委的，监察的、审计的、会计事务所的、工程建设的，媒体的，捐赠代表的，志愿者方方面面的人来组织一个监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仅仅作为监督，它是一个机构。然后委员会下一个办公室，再招聘一批监督人员，比如说有一定资质水平的，有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力的，有爱心的有热情的公益事业的这些老同志，身体健康的，还有一些现在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做志愿者的。招聘一些人做提供监督人，让他们到灾区去了解善款的到位情况，执行情况等等，回来写监察报告，向监察委员会报告，然后把这个监察巡视的情况进行通报，让他们来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这个可能是在他律方面一个创新的举措。

公募基金会的源头就是创新，创新可以说是公募基金会的活力资源。

慈善的提升和发展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袁采：

慈善事业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应该让它留下什么。留下的是一些思考，应该留下的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有的也许将来成为新的法律，有的成为我们国家新的政策，有的应该成为我们整个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新的推动力。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

前面的成就谁都不可能抹杀，但是后面怎么走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考虑的。整个慈善事业面临这样的提升和发展的问题。

经常会遇到一些困惑，简单来说就是这三个：从责任到权利；从事业到职业；从封闭到开放。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慈善的认识是在前三点上面，就把慈善看作是种责任，把慈善看作是个事业，把慈善看作是自己的一个圈子。但是往后发展是不是我们要更多的走向权利，走向职业，走向一个开放的天地呢?

浙江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李刚：

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在任何的社会的大的变革中，不管你遇到的困难有多么大，这个是你的机会。公共服务机构一定要学会危机处理，一定要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找到你的出路，这样才会有发展的潜力。理念很重要，理念跟实际的结合更重要。

如果说这十年的发展，以前是政府强势主导，政府推动为主，社会性比较弱。前十年是制订机构发展的比较快，未来十年考虑的就是规范市场，活跃基层。未来有几个转变，行政向市场化转变，从动员化向主动化转变，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使慈善走向生活化。

慈善的责任与动机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

慈善已经不是一个行善积德的概念了，不是个人美德的概念，而是个人自我的概念。所以到了这个份上，慈善就变成了责任，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慈善要做好宣传，要引导等等，就是让大家认可每个人承担的社会责任。

有篇文章，讲到社会企业的动力到底靠什么?有一个观点是我个人比较认同的，他说社会企业其实就是为价值追求所推动，而这个价值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世界变的更美好。所以我想把这样一个观念拿到慈善上面来看，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慈善在本质上就是个人动用自己的合法财产来实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

就从这点来说，做慈善就不是种被动的、强加的、被引导的责任，而是你在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这就像我们拿着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现在我同样拿着我的钱，去装修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装修的漂漂亮亮。就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慈善就不是一个被动的履行责任，履行义务，而是我如何支配我的财产的问题。

我经常接到媒体一些采访电话，问题到一些问题，说某某人做慈善活动，动机不纯，是不是有炒作的嫌疑。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慈善看结果，不看动机”。你要看动机的话，动机好多时候是看不见的，你把所有的人的动机都追求清楚了，那很有可能尚德不见了。慈善到底是一个公共的平台，还是慈善家个人的天地7如果慈善是一个公共平台的话，我们应该欢迎各种各样的动机的人都来。我们最后作为判断的，欢迎不欢迎，允许不允许，归根结底还在于它的结果如何。

国外有好多例子，就是企业做慈善能不能盈利的问题。简单的说，企业做慈善不能盈利，如果是直接的盈利，你投进去然后捞一部分钱，这个是不允许的，是有违慈善的宗旨的。如果在慈善上面促进了它的消费，尤其是在当代产品剩虚的时代，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个间接得利，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慈善不是单单的慈善家在他自己个人的专业行为里面的一个天地，而是怎么把这个天地提供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活动如果都能到慈善这个舞台上面来做，它所发挥 的效果对慈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当一个企业家需要在慈善舞台上面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一旦树立，可以给他带来社会回报的话，事实上我们已经为慈善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扩大了慈善的认知度。

我们现在讲慈善的时候，怎样把这个视野逐步的放宽，把我们的胸襟逐步的放宽，其他行业，其他的领域可以用的办法、技术、资源都能够用到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来，这个领域也一定能够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慈善的行业化和职业化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处长郑远长：

慈善事业对于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社会道德建设这种补充作用和重要意义，我们大家都认可。但是，慈善作为一个行业来培育和发展并没有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同和重视。我们认为慈善在目前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慈善行业是社会需要，发展空间非常广阔。我国有8300多万的残疾人，2200多万的低保人口，每年应该需要救助的人群达到8千多万人，还有边困地区有大量的人口需要我们的帮助。我想一个能够为全社会受益的这么个事业应该也可以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

第二，慈善行业投入巨大，社会价值非常明显。同时，慈善资源的投入价值远远高于资金的价值，单单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上海慈善基金会15年以来，募集社会款物42亿，我们认为这些资金和物资对于上海，对于全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很大。

第三，慈善是可以吸收成千上百万的专业人士从事的特殊行业。目前我们国家慈善领域的从业人员超过10万，随着慈善组织的发展，慈善服务的深入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动，特别是基层慈善组织的发展必将带动上百万的专业人员从事这一领域。

现在慈善事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慈善已经成为非常大的产业和行业。美国的慈善组织从业人员达到120万人，而我们国家的从业人员资源只有18000多人。我们国家的基金会数量只有美国的2％资产规模仅仅是美国的千分之八。2008年我考察了香港最大福利慈善机构，有几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东华三院2007到2008年度的经常性的收入当中达到48.6亿港币，全年经常性开支是45亿港币，下面还有五家大的医院，15个社区医院，1 5所小学和15所幼儿园等等还有一些特殊学校。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是我们可以看的慈善事业具有广阔的潜力。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

长久以来我们谈到慈善，就是讲一个事业。当我们讲事业的时候，是隐含有一个含义的，就是它是一个资源，你源源不断输入这样的一个领域。而且它的从业人员需要一种付出。尽管我们实际运行中间可能并不完全如此，但是至少我们在观念上觉得这个慈善的领域是靠别人的资源活着的，或者说维系着。这样的局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一种市场分配，一种政府分配，一种就是慈善在进行分配，好像就是一个不同的分配而已。其实经济学上面讲三次分配的时候就是和一个概念联系的，就是效率的概念。为什么把市场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其实就是一个效率。市场的效率最高。我们讲慈善分配的时候，也强调了它的资源，因为它是靠价值观来推动的。慈善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它类似于动车组的感觉，就是所有参与慈善的人不需要别人的监管，也会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他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效率的角度去理解它，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有效的资源分配的更加合理。要让它更加合理，就需要我们有专业，有职业。

慈善工作者应该也是一个需要自我维系的人群。不仅是他们自身有谋生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慈善这个领域要支撑下去，需要一支稳定的队伍，需要一套专业的技术。在国外有很多教育理念，很多大学教育都已经在职业培训层面上分的非常细。

慈善需要配套的行业技术，规范和标准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处长郑远长：

现在社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分工，造成了上百个新的行业和领域。但是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在一套技术规范和标准的上面得到发展。慈善行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争论慈善是不是一个行业，需不需要标准，美国发达中国家已经在上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慈善机构已经制订了一系列的规范和标准。也就是说，国际的慈善行业形成是依托于这一系列的标准规范。

如果航天飞机、汽车、发改机没有标准，那大家肯定无法相信。标准尤其重要。如果没有标准，慈善机构的生存和共有的发展是没有基础的。慈善行业没标准，公众就没有一个评判的办法。慈善标准必须严格服从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标准可以来源于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标准不等同于这些法律法规。它应该高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并且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袁采：

当我们在那里说我自己怎么怎么好的服务水准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点发虚的，底气不是那么足，因为我们还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当人家感觉你还勉强做得不错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很累，因为还没有这样的一套机制，没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来确保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当人家对我们的要求降低的时候，我们自己马上就把标准降下未了，因为容易。如果你真正要做一个专业化的公益机构，你的专业化水平就要上去。你的能力要上去，必须要有保证的队伍，这个队伍从哪里来，那我们就要有相应的一整套的制度保障。这个我们政府要出面了，因为我们很多涉及到这种方面的政策都是政府在制定。

法律法规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

我们现在并不是无法可依，无照可循的来推动慈善事业，而是有大量的已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它都有明确规定的。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组织，很多的机构不具有这种自觉履行法律的自觉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企业要尽企业责任。这个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要以宪法为指导，以民法通则为基础。我们慈善基金会在操作的时候，非常注重捐赠资金到位的时候再举这个牌子，而不是先举了再说。否则最后要接受这个捐款，这家公司找不到了，官司可以打，但是公司的资产已经转移了，所以我们在这种规范化的组织下面，要有行业标准。

我们在讲规范管理的时候，探讨慈善事业怎么发展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运用法律武器，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法律是没有用的，是权大于法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它不仅仅具有一种约束力，还是一种促进力和发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