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模式,期待“百花齐放”

高等教育应当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经世致用的人才。为此，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不能一味地肯定或者推行单一模式，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办学的具体模式，提倡教育模式的“百花齐放”。

教育模式多种多样，大体概括为主要几类。

一是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探索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合作发展机制，建设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平台，构建高校产学研联盟长效机制；二是发挥行业优势，完善体制机制，促进行业高等学校特色发展，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三是探索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培养国家紧缺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四是加强内地高校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办学，探索高校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等等。

以前，大学相对“孤立”，与地方以及企业的横向联系不多，大学生毕业后，虽“饱读诗书”，最后却难以为社会所用。后来，针对这一情况，又提倡大学要走出“象牙塔”，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立足科技前沿，更要让大学生在校所学能够经世致用，学有所用，与社会发展和需要进行“无缝对接”。

现在高校在教学上面向社会需求的倾向越来越大。不过，若有少数高等教育机构继续保持较小的规模和崇尚特立独行的风格，专注研究高深学问，培养精英人才，是否要迫使其整合到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中来？

来看美国。美国的大学既有不下十万学生之众的州立“巨无霸”大学，也有像地处沙漠绿洲的深泉学院那样只有26个学生的迷你高校。在众多大学追求大而全、综合化的潮流中，中国如果真有哪所高校能够保持小而美的特色，形成与众不同的办学模式又有何妨？

比如，过去中国曾广泛实行部门办学体制，这既是全面学习原苏联的结果，也有中国古代教育传统因素在起作用。隋代律学即不归国子监而由详刑寺(大理寺)管辖；唐代除国子监所辖六学的直系高校以外，还有许多由中央各业务行政部门开办和主管的旁系高校，如崇文馆由东宫主办，弘文馆由门下省主办，集贤书院由中书省主管，太常礼院由太常寺主管，医药学院由太医署主管。这种学校管理体制当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其办学理念产生的影响贯穿中国以后几个世纪，直至近现代。

1862年中国创办的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京师同文馆，便是由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及海关开办和支持的，此后的洋务学堂多数也属于部门办学。20世纪初，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还一度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从校名便可知是部门所办高校。

过去部门或行业办学，出现了许多以行业或产业命名的高等学校，不仅有煤炭学院、钢铁学院、冶金学院、汽车学院等，甚至曾经还有“拖拉机学院”。这种办学模式确实存在培养路径较为单一、专业适应面过于狭窄等问题，因此后来这些高校多数都改掉了行业的名称。但行业高等学校也有其自身特点和优势，有的高校在改掉行业名称之后，发现办学特色和争取行业支持也受到了影响，经历过一段反思和反复，于是又将行业名称用上了。典型的例子是过去的武汉纺织学院，曾经改为武汉科技学院，2010年初在更名为大学时又改为武汉纺织大学。

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的大学理应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部门办学或行业办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管理体制多少也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些与行业联系紧密的高等学校，往往更能得到行业的支持，更能做到学用一致，也较能发挥行业优势。改革切忌一刀切，齐步走。如果我们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能够促进各类高等学校朝特色办学方向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出现一个多彩多姿的繁荣局面。（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