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导师”

马丁・特罗（Martin Trow， 1926―2007），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70年代，马丁・特罗创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论和模式论的主要观点，他的教育思想为西方多数学者与政府在探讨、制定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上，提供了重要思想框架。

马丁・特罗，1926年出生于纽约市，并在那里接受了系统教育。1947年，他在新泽西的史蒂文斯技术学院获得机械工程学位，从事工程师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继续深造，并于1957年获得博士学位。1953―1957年，任教于伯林顿学院，1957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系任教，后又于1969年调入该校公共政策研究院，并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1976―1988年，他担任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席，这是美国第一个致力于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教育思想引起了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得到广泛传播。

与时俱进的“发展阶段论”

“二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迅速，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校大学生数超过了18―21岁青年总人口的一半，直接引发了高等教育在观念、职能、管理、入学和选拔等多个方面的一系列质变。在这种背景下，马丁・特罗以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开创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

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所接纳的学生数只占适龄青年总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15%以下时，属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当占到15%～50%时，属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当占到50%以上时，属于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并且，在各个阶段中，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特性。

在高等教育的本质问题上，特罗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加会使人们（包括学生、教师、家长和大学管理者）对高等教育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入学机会有限，人们会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是出身好、天赋好或者二者兼具的人的特权。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人们开始逐渐将接受高等教育看作有一定资格者的权利。而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由于毛入学率超过了50%，人们会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义务。

在高等教育的功能上，特罗提出，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对学生和社会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精英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统治阶层的人塑造其个性和心智，为学生将来充当政府或学术专业的精英角色做好准备。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虽然培养的仍然是精英，但这是一种在更广范围内的精英，包括所有经济和技术组织的领导阶层，重点在于培养专门的技术精英。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不仅培养广泛的精英，更重要的是培养所有的人，提高人们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

在高等教育课程的设置上，特罗认为，精英高等教育的课程倾向于高度结构化，课程设置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更加模块化，其特征是半结构化的课程序列，使课程更加灵活，并且在高校之间更加容易流动。而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仍存有模块课程，但课程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并且学习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所以很难确定课程的要求。

在教学形式上，特罗认为，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教学特点是个别指导，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关系，这与塑造个性及培养精英的核心功能相协调。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教学主要以演说为主，再加以讨论式教学补充，重点在于传授知识和技巧。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更多地依赖电视、计算机或其他技术的帮助进行教学。

事实表明，“发展阶段论”是马丁・特罗对现代工业社会中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的归纳概括，不仅揭示了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基本发展过程，且能够预测高等教育在转变时期将会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以及高等教育中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其最大贡献在于，创造性地引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概念，使得后来高等教育国际比较有了一个统一的口径和评判指标，增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可比性和鲜明性。

注重改革的“模式”论

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论”主要揭示了高等教育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变化，为人们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新视野。而随后马丁・特罗又在对欧美一些国家高等教育考察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四种典型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论”的提出，为后来许多国家制定和实施高等教育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具体而言：一是传统精英主义派。特罗认为，在民主平等的时代里，那种讲究出身、讲究特权的高等教育观念明显是和时代精神不符的。他断言这种发展模式将很难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速度，大学不能屈服于功利主义和职业训练；二是传统扩张主义派。这种发展模式认为，在不改变精英高等教育的根本方向，或不增加其他类型大学的情况下，大力扩大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是可行的。简单说，特罗认为这种单一的增长会导致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和形式受到严峻的挑战，从而会带来许多传统高等教育解决不了的问题，其扩张结果要么是改革，要么是停滞不前；三是精英主义改革派。这种模式反对在不改变精英高等教育原有系统结构下的任意扩张，认为那样会拖垮高水平的精英教育系统。特罗对这一发展模式也不赞同，他认为高等教育规模稳步增长已是大势所趋，并且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质量就必然会下降；四是扩张主义改革派。这一发展模式提出要实现普及高等教育，既要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又要改革传统高等教育的形式和功能――垂直方向上，高等教育要招收不同阶层的学生，采取民主化的入学形式；水平方向上，高等教育要与社会经济政治需求紧密结合，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显然，特罗正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支持者。

可以说，通过研究高等教育学术人员的价值观，来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这是特罗的首创。他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论”的研究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代表了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四种不同选择。这不仅为后人提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方法，还为发展中国家选择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多样化参照。

排除困扰的“就业”论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张，传统的就业观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针对传统的大学毕业生“适应”社会工作的观念，特罗提出了新的就业观――大学生“改造工作论”，为彼时乃至今天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提供了新的借鉴。

“在改造工作论”中，特罗创造性地提出，大学毕业生所要做的是打破教育与职业结构之间原有的刻板联系。大学生失业并非是找不到与非大学毕业生进行竞争的工作，而是找不到能与他们“大学毕业生”身份和尊严相符的工作。而现今大众高等教育的实现打破了这种联系，大学毕业生可以在不考虑身份、不失去尊严的情况下，从事一些过去被认为是那些只有非大学毕业生从事的职业，与非大学毕业生形成竞争。

大学毕业生从事这样的职业能够提升这个工作的地位，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锻炼能力和发挥创造性的机会。而且，与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竞争，可以给后者施加压力，从而促进他们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使那些非大学毕业生也能够成功地参与广泛的白领职业。

无疑，这一“改造工作论”是极富创造性的，为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随着现代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大学毕业生日益增多，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担心会“过度教育”。而特罗的新就业观打破了高等教育和职业间的传统链条，使人才培养方式更加灵活。

事实证明，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意义深远的，其思想在西方教育论坛乃至国际教育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相信对当前正向大众高等教育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亦有重要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