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与中国模式的第二种讲法

中国故事的现有讲法：意义与问题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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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故事的现有讲法：意义与问题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之一。因此，对于中国各界来说，如何解释这种崛起的内在逻辑，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自然是一个严肃的挑战。近年来出现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大量研究就是对于这一挑战的回应，构成了中国故事的现有讲法。

由于揭示了超越作为主流思考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这类研究值得重视。但是，在迅速地成为显学之后，这类研究正处于停滞的状态，中国故事的现有讲法显然没有获得全面的认同。那么，为什么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们在拥有大量鲜活素材的情况下没有真正地讲好中国故事？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故事的内在结构以及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们讲述中国经济故事的方式。首先，按照通行的说法，关于中国故事的研究由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的研究组成。尽管关于政治和文化模式的研究不乏争议，但是即使持批评意见的评论家也难以否认这些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然而，与这些研究相比较，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由于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中国故事受到关注的根本原因，所以，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研究的滞后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故事的整体讲述水平。其次，在论及中国经济的时候，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们主要通过列举政府的介入和国企的存在等中国经济之中的现象、并试图在这些现象和经济成长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方式来完成论述。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特征确实存在，但是这样的讲述方式缺乏说服力：一方面，由于任何市场经济中都存在宏观调控或政府介入、国企也不是中国经济的专利，所以这种讲述方式并没有真正触及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如果罗列事实成为主要的讲述方法，那么我们只能认为现阶段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研究尚未完成从经济意识形态向社会科学理论的转变。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经济故事的讲述者们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他们所理解的国家利益，但是缺乏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经济故事的流行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在此仅举一例。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开始增加。在这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对应的范畴，中国、俄罗斯等经济体被视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在西方国家尚未全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背景下，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政策含义不言自明。但是，或许让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述者们感到被动的是，上述西方学者指责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所运用的主要论据正是被中国经济故事的讲述者们视为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的政府的介入和国企的存在。很显然，回击这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论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述者们从来没有在社会科学理论的意义上说清楚中国实践中的政府介入和国企的存在并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们很难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论做出有效的回击。 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要点与难点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经济故事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要点是什么？笔者认为，理解这种要点的思路有二。第一种思路是从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法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确认第二种讲法的要点;第二种思路则是借鉴其他大国崛起时期讲述本国经济故事的方法。

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法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这种讲法涉及了政府介入、国企的存在等中国经济的重要现象，但是没有将其抽象到典型现象（stylized facts）的程度;第二，这些研究完全没有涉及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缺乏管理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如果不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关于中国经济故事的讲述只能是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逻辑上，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要点应该是将生产活动或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组织方式置于分析的中心，在关于政经互动的分析之中确认中国经济成长的政治根源以及这种政治根源的经济合理性。

如果将分析的视野扩展到中国之外的后进大国在经济崛起期如何讲述本国的经济故事这一领域，我们将会发现，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关注。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之中，德日均发展出了不同于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组织形态。因此，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战后的德日各界也面临着如何讲述本国经济故事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日两国的经济制度和组织形态都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但是两国经济故事的讲述方法的起承转合各有不同，而这种讲法上的差异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经济故事的讲述效果。

尽管基民盟和社会两大政党的政策倾向存在差异，但是社会市场经济基本是战后德国经济故事的主调。一般而言，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指以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以及社会领域的安全、公正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主要特点是国家对于竞争的适度规制以及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劳资协商制度以及技能培训制度等。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来自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这种自由主义既排斥纳粹式的统治经济，也反对彻底的自由放任，寄望于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基本上是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德国经济故事的讲述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往往从关于理念的讲解开始，然后是关于这种理念如何塑造了经济、社会秩序的介绍，即使在讲述劳资协商制度和技能培训制度等德国经济的关键特征的时候，讲述的重点也不是这些特征的经济学或管理学依据。在这种讲述方法之下，德国经济故事没有真正的普及。实际上，在1990年代之后，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战后德国经济故事的主轴被所谓莱茵资本主义或调整型资本主义（coordinated capitalism）所取代。由于德国经济往往被视为构成莱茵资本主义或调整型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类型，于是德国经济的特殊性或理论上的重要性也就被相对化了。

不同于德国经济故事的讲述方法，日本经济故事的讲述方法经历过转变。在1950年代初期，关于日本经济故事的分析聚焦于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活动。但是，在高度成长初步完成的1970年代初期，在没有完成关于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活动的理论化分析之前，一批官员和学者急于向外界讲述日本经济故事。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故事的讲述方法和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法类似，政府的作用被置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美国各界看来，这样的讲述方式显然意味着日本政府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于是，抨击日本政府的过度介入就成为当时美国各界在日美经济交涉中的主要着力点。在意识到将直接将政府的作用置于日本经济故事的核心不但无法反映日本经济的本质特征而且违背国家利益之后，日本学术界调整了故事的讲述方法，将企业的生产活动、特别是与企业的生产活动相关的组织形态重新作为分析的焦点，并在关于政府如何影响企业组织形态演进的意义上对于政府的作用进行评价。在完成讲述方式的上述转变之后，日本学术界不但形成了为国际学术界所充分肯定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学派，对于日本型市场经济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了符合社会科学理论的阐释，而且有效地规避了诸如“日本股份公司论”（Japan Inc.）之类的指责。在今天，尽管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下降，但是日本企业的部分组织形态及其经济学和管理学依据已经成为相关领域教科书的标准内容。

如果说德国经济故事的讲述方式主要是理念先行、自上而下的话，那么日本经济故事的讲述方式在整体上则是事实先行、自下而上的。从传播效果和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两方面来说，后一种讲述方式显然更有效率。

至此，我们发现，微观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显然应该是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出发点。由于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述者们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家，而生产组织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从政经互动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体系对于经济体系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所以为什么这些讲述者没有开发出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着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些讲述者们既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法的问题，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要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这些讲述者讲好中国经济故事？实际上，这一问题涉及了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难点。这里所说的难点有三。

第一个难点是对于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理论上的把握要求研究者必须熟悉企业理论、对于企业有深入的观察。尽管生产组织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长期而复杂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的影响之一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抽象的理论争论之中，无暇关注企业理论的发展、没有真正重视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究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位元老直白地指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研究几近空白。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缺乏研究积累，即使政治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重要性，也难以在这一层面展开分析。第二个难点是在政企互动的过程中理解政府的作用意味着研究者必须熟悉国家理论。众所周知，尽管国家理论在经典作家的写作计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经典作家没有充分的时间构筑这一理论。因此，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难以有效地从经典作家那里获得理论支撑而且普遍不熟悉现代国家理论的背景下，他们关于政府介入的分析只能是描述性的。第三个难点是中国经济故事既包括1978年至今的改革时期也包括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将两个似乎具有不同主导逻辑的历史时期有效地连接起来需要研究者具备透视具体现象的历史直觉。遗憾的是，中国经济故事的主流讲述者们并没有展现这种历史直觉。 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一个范例

上文提及的难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没有大规模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局部突破。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路风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一组研究潜在地展示了第二种讲法的可能性，而他的新著《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的出版则意味着第二种讲法正式登场。

2009年，正当具有宏大视角的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一种讲法广泛流行的时候，路风转入企业史研究。在接下来的六年半中，写作这本长达61万字的大书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今天的京东方已经是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的主流企业，而2009年的京东方则处于争议之中：中国第一条高世代液晶生产线刚刚上马，前途未卜。在这样的背景下，路风为什么投入一个当时并不热门的企业的企业史研究？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本书的三重结构之间的递进关系。

本书的第一重结构是京东方的发展历程。京东方的前身是1956年开工建设的北京电子管厂（774厂）。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北京电子管厂一直是中国电子工业的第一重镇。改革开放初期，该厂的部分资产并入北京・ 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主体部分则转变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2001年，随着在A股上市，企业名称变更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尽管重点在于京东方时期，但是路风对于北京电子管厂时期、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时期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我们将看到，这种安排是富于深意的。本书的第二重结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电子工业史和21世纪以来的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史。在艰难时期出现的北京电子管厂不但在自行建立供应链的过程中为中国电子工业创造了大量通用配件，而且成为了这一工业的人员和技术输出基地。类似地，京东方在液晶领域的扩张不但改变了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市场结构，而且带动了本土上游工业的发展。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京东方及其前身的企业史在相当程度上和21世纪以来的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史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电子工业史重合。本书的副标题被确定为“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的原因即在于此。本书的第三重结构是新中国工业史。京东方及其前身的企业史之所以具有新中国工业史的意义，是因为它的历史几乎和新中国的历史一样长，反映了新中国工业史的所有重大主题。

将上述三重结构连接起来的是中国工业精神，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之下，北京电子管厂推动了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京东方在2008年之后完成了中国工业史上最大资金规模的扩张并开创了中国的半导体显示工业;同样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之下，中国工业才在经历曲折之后持续发展。

作为企业史专著，本书具有可读性。但是， 这绝不意味着本书没有学术含量。实际上，本书建立在作者关于国企改革问题的长期研究之上。

关于路风在国企改革领域的学术贡献，需要专文另述。在这里，可以通过和学界主流的比较来总结他的研究特点。关于国企改革，尽管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正反双方的研究让人意外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双方都采取简单的制度决定论。否定国企的研究将私有化作为改革的不二法门，似乎私有化之后困扰国企的所有问题都将烟消云散;肯定国企的研究则坚定地相信国企的制度优越性，似乎对于这种优越性的口头确认就可以让国企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两种过于简单的制度决定论实际上源自同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将国企的竞争力理解为水流，那么两类研究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闸门上。这些研究实际上认为，只要打开闸门，竞争力就将滚滚而来，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国企的批评者将私有化视为闸门，而在国企的拥护者那里，闸门则是高度抽象的优越性。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神化所有制的同时，屏蔽了所有制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正如路风指出的那样，企业的竞争力是所有制、管理者的抱负水平、战略选择、组织形态、现场管理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所有制不是唯一的决定变量。

路风的国企改革理论的实质是从广义的生产过程来把握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制并从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制入手讨论国企的改革方向。这一视角使得他的研究与不关注生产过程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区别开来。从生产过程这一极其本质的视角出发，熟稔企业理论和现代国家理论、自1990年代初期即开始进行国企调研的路风自如地构筑了具有原创性的国企改革理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研究几近空白

尽管路风的国企改革理论在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但是这一理论似乎没有被充分地转化为政策实践。然而，往往被忽视的是，这一理论在2005年前后围绕自主创新所展开的论战中成为了自主创新派的理论基础。在解决为什么中国企业必须进行自主创新等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组织形态等结构性要素和企业自主地进行创新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被清晰地展示出来。

对于路风的国企改革理论而言，本书具有两层意义。首先，长时段的企业史研究为检验作者的国企改革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素材。其次，如果说作者在本书出版之前提出的国企改革理论主要强调结构性因素的话，那么本书则为这种理论增添了关键的理念变量，即上文提及的中国工业精神。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记述了中国工业精神如何激发并塑造了京东方的战略选择和组织形态等结构性因素以及这样的结构性因素所提升的企业绩效如何强化了中国工业精神。在这样的过程中，路风的国企改革理论发展为由结构性因素和理念变量共同组成的新体系，在这样的理论体系的支撑之下，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开始出现。 结语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利斯・ 阿姆斯登曾经这样描述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真正的全景开始于企业如何形成，产业如何扩张，即生产活动……

当分析的焦点是交易或价格决定，那么工业化是一个走向完美市场的过程;当分析的焦点是关于生产能力的投资，那么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企业构筑特殊能力，获得以技术为基础的垄断地位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和企业一起社会化地构筑技术能力。

在京东方的企业史之中，我们看到了阿姆斯登描述的后进国家工业史的全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已经完全确立。

首先，在一些国企长期亏损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确认具有国企传统的京东方在半导体显示工业取得的成功是否是孤例？如果这种成功不是孤例，那么具有国企传统的企业在不同产业取得的成就是否并不相同？如果这些成就并不相同，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这种产业间的差异？换言之，不同产业的技术特征的差异是否应该在国企改革理论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路风新著《光变 ： 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其次，如果说在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形成了“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则大大弱化。换言之，在整体上，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的提高明显慢于生产规模的扩张。那么，如何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的这种弱点？

第三，在讨论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路风为如何评价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故事的主流讲述者们没有解决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关于“地方政府的产业创造功能”以及政府在半导体显示工业中如何推动“产业逻辑”压倒“财务逻辑”的讨论即体现了这种思路。但是，这种讨论是间接而简洁的。因此，如何从企业的生产过程出发来理解中国政府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全面的解决。

第四，通过中国工业精神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连接起来是一个具有创意的思路。但是，中国本土企业既包括国企，也包括民营企业。中国工业精神可以解释民营企业的崛起么？如果不能，那么民营企业崛起的精神或文化背景是什么？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部分学者有将民营企业的崛起归因于儒教传统的倾向。但是，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清晰地论述了儒教精神和民营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日本经济故事的出现到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形成，日本学术界耗费了大约30年的时间。在这样的过程中，青木昌彦等关键学者的突破性贡献不容忽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突破建立在劳资关系、劳动过程、现场管理、企业治理机制、企业战略、企业史、管理哲学、企业间关系、银企关系、政企关系、比较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基础性领域的大量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上文提及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经济故事的前提是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做好相关基础性领域的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