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政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0 04:25:50
重大政策论文篇1
[关键词]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法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32-04
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国家法律、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而作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重要、重大选择和决定。[1]重大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就宏观的、基础的和全局的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目的在于，依法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减少违法决策、随意决策和滥用决策权的现象，避免对国家经济社会利益和公众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
一、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研究背景
法律的价值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的主体，其主要的职能是制定决策并实施决策。“合法是决策的第一要件”，是现代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关于合法决策，国家顶层设计是基于“法治政府”展开的。
（一）政府政策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依法决策，国务院最近十几年来先后出台4个专门文件，在建立健全依法决策对策方面，思路日渐清晰，最终将合法性审查确立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1999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最早提出依法决策；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提出“法治政府”和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论证；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提出，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细化合法性审查的要求；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在依法决策的基础上，提出“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第一次提出重大行政决策五大程序，即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从国务院以上四个规范性文件可见，在建立健全依法决策对策方面，思路日渐清晰，最终将合法性审查确立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为国家立法打下了基础，为实现法治政府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党的政策
党的十以来，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的重视高度，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上升到党的层面。2012年，党的十提出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强调以法治引领发展、保障发展，使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回归到法治的方式上，采取法治的途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提出新时期法治政府的标准，将“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作为实现法治政府的六大具体措施之一。在依法决策的措施方面：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存在的问题，重大决策权力不规范、错误违法决策无人负责、决策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重申五大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二是提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三是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审查的保障措施。
通过以上国务院的四个重要文件和党的重要决议，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审查制度不断完善，关于重大决策的程序性规定，正在由政策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
（三）国家立法
国务院着手进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专门立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作为行政法规，正在征求意见阶段。之前，相关法律也对决策合法化进行了规定，如《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法》第57条也对“合法性审查”有规定。
二、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查的现状
《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出台，这是目前辽宁省内位阶最高的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范性文件。
根据调研和登录城市门户网站，自2006至今，辽宁省内14个地级市中，9个城市出台了以“重大行政决策”命名的规范性文件，如2015年1月1日生效的沈阳《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则》、2006年6月《鞍山市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合法性论证程序规定》等；有5个城市在《政府工作规则》《加强市县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等规范性文件中，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加以规定，如2008年12月《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县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实施意见》、2008年1月《辽阳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有的县级市也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如《北镇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暂行办法》等。
这表明，辽宁省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并且初步建立起重大行政决策的五大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决策，进而形成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度、公开制度及信息反馈制度等。这些程序和制度，有效地保障了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性、正当性和科学性，也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
（二）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中存在的问题
1.认识问题。个别政府部门对于合法性审查认识不够，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法律素养不高，不愿意受到法律约束，个别地方的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需要看领导脸色行事，实效不足，即使得出“违法”结论，出于地方实际情况考虑，也可能不予采纳，甚至个别规范性文件没有经过合法性审查程序就直接上会讨论。
对合法性审视程度不足。在地方政府的权力生态圈中，政府法制仅仅是一个办事机构，普遍缺乏独立意识，有人认为，合法性审查不过是走过场、走形式，不考虑工作的专业性、严谨性。
2.如何界定“重大”？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本质上是如何界定重大行政决策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重大”？如何界定“重大”，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提出来的问题。无论是国务院的四个文件，还是党的决议，使用“重大行政决策”，但都没有对“重大”加以界定；地方的规范性文件也对此表述不一，有的采取单独列举式，有的采取概括式加列举式，也没有对“重大”有统一的界定。理论上对“重大”界定的不明确，必然造成主观上的随意性和实践中的操作困难，迫切需要理论上予以回应。
3.规范性文件问题。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专门立法，在辽宁省内，也缺乏省一级的专门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立法；有的城市，没有重大行政Q策的程序性规定和相关制度；有的城市即使出台了相关规定，但过多地照抄照搬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没有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导致地方规定或立法质量不高，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4.保障机制问题。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其审查由政府及部门的法制机构承担。但是，面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法制机构的设置与人员配备难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尤其是区县政府和政府部门的法制机构，力量相对薄弱，有的部门法制机构不独立、不健全、人员少，知识结构不合理，法律职业能力低，难能完成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要求。
三、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法律和政策建议
（一）提高认识
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程序之一，只有提高认识，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各级政府应当更新行政管理理念，重视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发挥法治的引领作用和规范作用；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提升依法决策的能力。凡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在完成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并经本单位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初审和部门会签后，将重大行政决策方案及相关材料送到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在合法性审查之后，再进行政府会议或部门会议中的集体讨论。[2]
（二）界定“重大”
行政决策分为重大决策和一般决策。“重大”相对“一般”而言，不同层级的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不同，政府自身与政府部门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也不同。[3]“合法性审查”只针对“重大行政决策”，既保障行政决策的准确性，也提高行政效率，节省行政成本。基于此，我们建议“重大”的界定不宜过于宽泛，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发展，合法性审查将逐步由重大决策发展到一般决策，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工作规则》，重大行政决策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重大规划，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国家和社会管理重要事务、法律议案和行政法规等”，将“重大”列举为“重大规划”、“重大政策措施”和“重要事务”。重大行政决策，是县级以上政府及职能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作出的，对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及社会涉及面广，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具体标准：一是事域范围宽阔，涉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覆盖面广，影响面大；二是对象范围广泛，关系到辖区内所有或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时间范围长久，行政决策的实施产生长期或永久的影响，具有不可逆性；四是成本投入巨大，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巨大影响。
辽宁省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采取列举式：（1）编制或调整规划，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2）财政行为，包括编制政府财政预算、大额度财政资金和政府融资举债等；（3）制定重大政策措施和改革方案，在经济、社会和行政等领域，实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城市建设、城镇化建设等；（5）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重大投资建设项目，包括可能影响环境的自然资源项目、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省市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选址等；（6）制定或调整涉及相对人权益的行政性和事业性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公用事业和公益价格；（7）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措施，包括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物价、住房、公共交通、旧区改造、房屋搬迁和土地征收等；（8）制定重要国有资产处置方案；（9）其他。
（三）通过立法，明确合法性审查的程序
一是审查主体：审查主体是决策承办单位的法制机构，即政府法制部门或职能部门的法制机构。决策承办单位在重大行政决策启动时，邀请决策机关的法制机构参与，以保障合法性审查的质量。二是审查内容：包括决策权限、决策内容和决策依据是否合法三方面。三是审查时限：依据平等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比例原则，政府法制机构在收到决策草案及其相关材料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合法性审查。四是审查结果：法制机构完成合法性审查，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书”，有三种情形：如果决策合法，可以提请决策机关集体讨论决定；如果决策有部分修改意见，建议决策机关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改；如果决策不合法，建议将决策方案退回承办单位，修改后再次提请合法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意见书”是重大行政决策的依据，不得搁置。决策机关开会决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时，法制机构应当对合法性审查情况作出说明；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合法性审查意见的处理作出说明。
（四）完善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评估体系，跟踪重大行政决策的执行和实施效果，将合法、民主、科学、公开和决策追踪作为观测点；将重大决策的执行和完成情况纳入政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依据。二是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依法应及时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三是强化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法制机构建设，保障其专业性和独立性。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员，充实到政府法制机构当中。四是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应当在行政决策法制化的进程中发挥带头和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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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重大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政策环评；决策理论；决策模型；决策辅助制度；决策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18-03
所谓决策，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在广泛收集有关信息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从若干备选方案中选定最优方案的过程。[1，2]一切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主体，大到国家、政党，小到家庭、个人，只要面临选择，就需要做出决策。对不同制度、不同情境、不同主体决策行为的研究，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决策理论和模型，其中决策目标、决策主体和决策过程是决策理论的研究核心。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往往是社会文化、政治传统、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3，4]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政策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种在西方国家早已广泛使用的决策辅助制度，[5，6，7]应该尽快引入到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发挥从决策源头防范环境风险、减小资源环境代价、缓和社会矛盾、保障决策科学化的功能。为此，梳理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决策理论和决策模型，并分析其与我国决策实践的关联性，对于我国开展政策环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决策模式及其对政策环评的影响
决策模式是对决策过程的抽象表达，一般涉及决策目标、决策主体和决策原则三个方面内容。研究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不同情境出发所概括出来的决策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也适用于不同的决策体系。政策环评作为一项决策辅助制度，其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所采用的决策模式。
1. 决策目标属性决定政策环评的难度。政策一般为问题导向，即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设计。但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政策行动，监测政策过程，以及评估政策效果，往往需要预先确定政策目标。政策目标是设计政策方案的依据，也是预测政策影响的基础。如果政策目标明确、单一，则政策方案往往也比较具体，如此则政策实施的环境影响也容易预测。反之，如果政策目标模糊、多元，且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则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较大，其环境影响也难以预测。
2.决策主体属性决定政策环评的深度。如果政策主体坚持理性决策，必然会对各个备选方案进行深入论证，政策环评也须深入开展。反之，如果政策主体受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影响较大，对多方案比选不感兴趣，则政策环评也难以深入进行。如果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不统一，则最终方案往往是利益集团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决策过程中政策环评同样难以深入开展。在威权社会中，精英决策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如此则对政策实施的环境后果更加没有兴趣，政策环评也经常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
3. 决策过程属性决定政策环评的方法。理性决策需要从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维度对政策实施的可能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综合判断各个备选方案的净收益，因此成本—收益分析是最核心的分析方法。相反，如果用于决策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或者决策主要是出于社会道德层面的考量，或者最终决策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则难以对决策方案比选投入太多精力。相应地，政策环评使用的方法也应以定性分析为主，其主要功能一是防范决策可能隐藏的重大环境风险，二是制定减缓环境影响的具体措施。
二、国际上主要决策理论及其对我国政策环评的启示
1.主要决策理论及其对比分析。1929—1933年席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宣告了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思潮的结束，主张对经济系统进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随之兴起，这是政策科学得以起步发展的社会基础。[8]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旨在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的政策科学迅猛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决策理论和模型相继成型。从目前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决策理论有完全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渐进模型、系统模型等。[1，2，3，4，9]在决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运筹学等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表1所示。
2.适用于我国决策过程的决策理论。在所有的决策理论中，完全理性模型建立的时间较早，对其他理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限理性模型和渐进模型都是在批判传统理性模型的基础上形成的，混合扫描理论则是传统理性模型和渐进主义模型的综合。由于不同决策模型适用的政治情景和理论基础不同，因而在我国的适用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系统模型、混合扫描理论和制度理论主要建立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之上，其实用性难以证实；博弈理论、团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主要适用于存在多个利益团体，特别是存在多个政党的西方政治体制，在我国尚缺乏基本的制度基础。从目前来看，尽管完全理性模型的理论前提在实践中很难满足，但却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事实上已成为决策者的共同追求目标。除此之外，根据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有限理性模式、渐进模式和精英理论应该也是三种比较符合我国决策实践的理论模型。
3.主要决策理论与政策环评的关系分析。鉴于完全理性模型在决策理论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对科学决策的重要指导作用，应将之作为我国开展政策环评的基本参照。有限理性模型是在修正完全理性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秉持的决策原则与完全理性模型并无本质区别；渐进模型主要适用于政策持续干预的领域，适用于延续性政策；精英理论强调政治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但在精英主导的社会中，其决策通常也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性的。因此，上述决策理论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只是适用的政治情景和理论前提不同。为此，政策环评在程序上应坚持完全理性模型的决策思路，在方法上则可根据具体决策采用的模式选择更具可操作性的评价方法。四种决策理论与政策环评的关系见表2。
三、政策环评的基本程序探讨
尽管完全理性模式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但其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推导出来的决策过程却揭示了人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普遍规律。该理论适用性不强的原因并不是决策程序有问题，而是决策者并不能完全满足实现理性决策的所有条件。事实上，在决策实践中，我们大多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理性主义的模式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无论是建设项目环评，还是战略环评，目前基本上都采用了完全理性的决策程序。之所以如此，与人类追求决策科学化的初衷有直接关系。因此，政策环评也应根据这一模式来制定自己的评价程序。
一般而言，决策过程大致包括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方案比选和确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调整等几个阶段。为充分发挥政策环评的决策辅助作用，应紧密围绕政策周期的各个阶段来开展工作，力求将政策环评融入决策过程，如此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基于以上考虑，在政策问题界定阶段，应同步研究有关资源环境问题与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在政策目标确立后，政策环评工作应正式介入，分析政策目标中是否隐含重大环境风险，并据此调整政策目标和指标。待备选方案确定并完成细部设计后，可将每个政策方案看作一个给定情景，预测各政策方案实施可能导致的影响。在评价内容上，应以资源和环境影响为主，兼顾社会、经济影响。最终决策应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做出，这也是政策环评有别于建设项目环评的一个重要特征。选定最优政策方案后，就需要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使资源环境影响从预测变为现实。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伴随着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测活动的开展，应适时开展政策环境影响中期评价，将评估结论作为改进政策行动的重要依据。一个政策周期结束后，通常会开展正式的政策评估（事后评估），西方国家一般称之为公共政策评估。在这个阶段，也应把政策环评作为重要内容，其结论可用于指导下一轮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与政策过程相融合，政策环评应分为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
四、结语
我国已有近40年的建设项目环评历史，规划环评正式纳入法律要求也已将近10年，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无疑是政策环评。然而，国内迄今对政策环评的研究严重不足，仅限于对个别行业和领域的框架性探索。[10，11，12]从理论上讲，作为决策辅助制度的政策环评，在评价内容和重点上必须与相应的决策模式相协调，在评价程序上应与人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相一致，本文就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若干探索。总体来看，我国政策环评从理论探索到普遍开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应重点加强政策环评的评价对象、管理程序、评价方法、评价重点等方面的研究，并尽快形成技术规范。在推进路径上，应首先从事前评价开始，逐步扩展到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循序渐进地扩展政策环评参与国家综合决策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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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危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究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中国的外交政策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还都处于起步阶段。在内容上大多重在介绍大国外交政策，将描述和解释方法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工作还需进一步推进。有学者尝试用国外理论为工具来分析外交政策，但在构建中国外交政策理论方面还存在很大空间。外交政策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要在理论开发上有所突破，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就非常必要。首先，为了更好地分析外交政策的国内结构因素，需要比较政治学者和地区国家研究学者的共同研究。冷战后，经济、环境、人权等问题在外交政策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主要受国内结构因素影响的此类外交政策研究更需要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及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次，为了更好地分析外交政策的国际体系因素，需要国际政治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分析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最后，为了能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因素更好地结合起来研究外交政策，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则是重中之重。
重大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 公众舆论；外交决策；影响；启示
外交决策是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目标而针对外交方面的事务制定有关战略、政策及策略等的过程。美国外交决策主要由总统、国务院、国会、国家安全机构等核心圈提出、制定和实施，但核心圈的一些因素如利益集团、思想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舆论等也会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公众舆论虽然不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但在世界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大潮下，公众舆论越来越成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探讨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外交决策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提高我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美国公众舆论的特点
公众舆论，又称“民意”。美国著名学者小V・O・基认为，公众舆论指的是“政府认为必须审慎对待的个人意见”；伯纳德・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还有学者认为，公众舆论是“公众对国家政治、政府政策、公共问题和对负责处理这些政策或问题的人所公开表示的意见”。[1]以上关于公共舆论概念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舆论首先是个人的意见，二是对外交政策发挥作用是群体的意见。因此，公众舆论应该是一个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就某一问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仰的综合。[2]
在美国，公众舆论具有以下特点：
1、公众舆论是公民参与政治、监督制约和影响政府行为的一种形式
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公民享有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权利，公众舆论是公民行使民利和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通过对现行方针政策和政府行为发表意见和看法，实现对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的监督，使之服从服务于既定的社会共同意志，符合公众共同利益。公众舆论反映着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公众的同意是政府运行的基础，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正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舆论，世界的皇后。谁主宰了一个民族的舆论，谁就主宰了这个民族的行动。”
2、公众舆论具有多样性和一定的非理性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种族背景、以及年龄、性别等各不相同，不同的人对国家的内外政策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因而舆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又由于普通大众受教育水平、认知水平以及获取信息量太少等的限制，对国际关系问题常常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甚至不能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对政府采取某种外交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缺乏深入的专业思考。因此，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当本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利害冲突时，公众的民族情感因素往往会大于理智因素，常常会冲动地、随意地、情绪化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呈现出一种非理性。
3、公众舆论常受到精英舆论的影响，具有可控制性和可引导性
在美国，公众舆论分为大众舆论和精英舆论。“大众舆论”是发自于普通百姓的舆论，反映的是下层人民的呼声，往往不是理性的反应和有目的的思考。“精英舆论”是那些知识功底深厚、思考超前、思维深刻、更有大局观的精英分子发出的舆论。决策理论中的精英论认为，精英们在外交政策领域，拥有信息优势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意识，对国际事务的反应比普通大众迅速而理智，他们是无可取代的传媒和公众的“信息源”，能够操控和引导公众舆论。此外，由于政府控制了主流媒体，因而可以利用传媒通过议题设置，对有利于推行自己意志的事情进行大肆渲染，而对另外一类事情则会采取淡化处理，从而达到引导控制公众舆论的目的。
4、网络舆论成为公众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Web2.0时代。美国是世界上网络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博客、微博、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为民众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也为民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网民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还可以参与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创造，发表自己对某些政策或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既为政府了解公众观点提供了重要途径，同时也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
5、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样价值观的国家，但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受到美国政府和公众的一致推崇，使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常常享有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或意识形态；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惟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这使美国人一般只信任和依赖美国的媒体，即他们获取国际信息的渠道基本上来自美国媒体。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美国公众和政府在是非价值判断上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公众会比较稳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3]例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在美国政府的渲染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恐怖国家”，萨达姆政权是一个“邪恶政权”，80%以上的民众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
二、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有多大的作用，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并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的理论与实践。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公众对国际事务缺乏知识和信息，其态度和看法必然是肤浅的、不连贯的、缺乏知识和价值结构支撑的；公众对外交的参与妨碍了外交的效率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因此公众舆论不足以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3]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公众舆论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价值，并非都是非理性的；公众对国际事务缺乏知识和了解并不排除直觉和公识的存在；美国民众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他们经常参与政治事务，因此，公众舆论是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干预性变量，对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4]
纵观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笔者认为，外交决策的高度专业性与秘密性时效性、民主制度对公众舆论的尊重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既不可低估也不可高估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众舆论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依据之一
影响和决定一国外交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分为国外和国内两大方面。国外因素包括世界战略格局、国际形势、外交关系和本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国内因素包括国家的自然属性、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公众舆论虽然不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常常是一种非理性的思考，但在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下，如果执政当局的外交决策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不仅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而且会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甚至失去执政权。所以总统和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仅要征求智囊专家的意见，还要关注民众的声音，了解公众舆论的倾向，把公众舆论作为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5]如果舆论支持，政府推行外交政策时就顺利的多。比如，9.11事件后，美国民众中弥漫着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受此影响，公众舆论普遍要求和支持政府使用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和他们认为可能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从而为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内舆论支持。
2、公众舆论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框架和行动范围
公众舆论代表民意，反映公众关注的热点，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和参照系数。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对外意识一定程度上会限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合法范围和作用区域。特别是当公众舆论非常强烈时，会严重制约外交政策的目标框架和行动范围。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精英们）一直对美国公众进行“共产主义威胁”、“中国是赤色的、巨大的、敌对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台湾是美国的盟友”等舆论引导，受此影响，中国大陆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面目狰狞的。70年代后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试图改变对华政策，放弃台湾而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和舆论的制约，从而延缓了美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
3、公众舆论有助于美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美国前副国务卿钮瑟慕指出：“虽然政府的某些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成功的决策最终有赖于公众的接受和支持。”[6]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提高政府决策准确性、有效性，降低决策失误概率的前提。大量事实表明，没有民意的采纳，没有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就谈不上科学决策。[7]外交不同于内政，它的专业性、机密性、时效性与灵活性特点，决定了外交政策一般只能由外交决策核心圈的人参与制订，以达到高度集中统一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和“民主”国家，公众有权利参与公共决策，有权利对现行方针政策进行评价和批判，以实现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执行结果的监督制约，促使外交决策部门在合法范围内，在维护公众共同利益前提下制定和执行决策。如果外交决策出现了危害公众利益的现象，公众舆论就会发出警告或呼吁，引起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重视，促使其及时修订完善相应政策，或者中止政策措施执行，弥补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等。因此，美国著名学者伯纳德・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
三、对我国外交决策的启示
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同国家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就中国目前而言，外交政策不受舆论干扰的程度比美国要高。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舆论的逐渐开放、公众对外交关注度的提升，中国外交决策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亟需加强对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中影响力的研究，关注、尊重和有效引导。
1、既要重视民意，又不能唯民意
外交决策关乎国家重大利益，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秘密性与时效性，而普通民众由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认识常常是肤浅、非理性的，有时甚至是偏激的，因此外交决策应当由那些富有经验、具有大局观和战略眼光、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外交家们做出，而不能唯民意是从，被公众舆论牵着鼻子走。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国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和获取国际信息渠道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人参与到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中国的外交决策如果一味强调专家决策，而不顾公众舆论，就会引发民众对政府外交乃至政府形象与行为的不信任和不满，从而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负能量。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要考虑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还要认真对待国内的舆论与民意，对公众舆论做客观、细致的分析和评估，把它作为体察社会情绪的“晴雨表”，在对外关系和国内民意之间进行适度的平衡。
2、加强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作用
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其活动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是社会公众的“耳目”和“喉舌”，是当然的社会“舆论领袖”。[8]在我国，主流媒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神圣使命。如前文所述，普通大众由于受教育水平、认知水平、观察问题的视角、信息量太少等的限制，其舆论常常具有非理性。尤其是当发生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时候，一些民众凭个人对具体事件的感受和一时的情感容易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例如，在最近的等周边问题上，就出现了部分民众要求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要更强硬、更有作为，甚至开战的言论。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作用，通过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对外交事件进行及时、准确的报道，包括及时地向公众提供外交决策中非保密的各种信息，从而掌握话语权，引导民众理性看待国际问题，化解公众中的非理性舆论压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减少破坏社会稳定的舆论震荡，防止公众思想发生混乱。
3、重视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提高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舆论交锋的主阵地。在Web2.0时代，广大网民可以通过BBS发表言论、QQ签名请愿、微博观点等方式参与外交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通过将个人意见转化为多数人的集合意见形成合力的方式影响外交决策。[9]因此，外交决策部门一方面要重视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积极对待网络舆论，从网络舆论中感受公众舆论的走向，感受人心的向背和民众的好恶，从而作出更加合乎民心，更为合情合理的决策；另一方面，要借助网络舆论调查，问计于民，提高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外交决策最大限度地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年来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许多官方网站建立了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网络论坛，如《人民日报》网站上的“强国论坛”，新华社网站上的“发展论坛”，外交部网站上的“中国外交论坛”等等；外交部也不断地邀请外交官和专家在其网站上与网友们就关注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在线交流，显示出中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在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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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锐.外交决策中的公众舆论与媒体因素[J].当代世界， 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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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日涵，丛培影.Web2.0时代网络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6）.
【作者简介】
金 坤（1989.9-），山东菏泽人，中共党员，外国语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政治.
重大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 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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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政策；《课标》；教育实践；衔接性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考英语将实行社会化考试，这一决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现阶段高中英语教育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等原因，外语教学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刻不容缓［1］。实际上，外语教育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外语课程政策上，高中英语课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教材政策及高考英语政策组成，其中《课标》是核心［2］202［6］。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实践的衔接还关注不够。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衔接性研究是以问题驱动的，基于语言教育实践并以政策为指向的研究，中国当前以语言教育规划为核心的衔接性研究正当其时。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定、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终结，其中实施过程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最关键环节［4］8，而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在于其对于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否实现，这又依赖于政策的上传下达及政策目标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衔接效果［3］125。鉴于此，文章主要以《课标》为政策对象，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3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反思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研究
（一）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认识与评价
中国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由中国教育部基础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颁布《课标》，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它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李娅玲指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内输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传［3］176－183。教师是《课标》客体的重要组成，是将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关键群体［6］，同时，教师也会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教学实践，对此进行考察对政策的落实尤为关键。从既有文献来看，此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罗桂秀通过问卷考察了40位教师对高中英语课程政策的态度与认识［6］，研究发现：在《课标》方面，大多数教师认为《课标》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过高，最难实现的课程子目标是语言技能目标与文化意识目标，《课标》的制定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60％的教师认为《课标》中最难操作的实施建议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在教材方面，多数教师认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内容和课后练习并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在高考英语方面，多数教师认为选择题题型并不能有效考察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高考试题与教材的课后练习并未有效衔接，也没有很好地体现《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徐冠兴调查发现，天津市部分参与课改的高中英语教师对《课标》理念的贯彻存在偏差［7］，对其规定的课程目标认识不足。张曦元也发现，教师对《课标》认识不足［8］。不过陈芳发现，教师理解和实施《课标》的能力自评在多个方面与所在学校学生的英语能力无显著关系［9］。这些研究显示，尽管《课标》政策引导着课程教学，但大多数高中英语教师对此教育政策的认识相对不足，评价褒贬不一，进而可能影响政策在教学中的实践。
（二）教师的教育实践
政策的实施是政策过程的最关键环节，事关政策成效的达成。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就体现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衔接好坏体现在教师是否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在外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是政策的主体，但教师才是真正把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主体，没有教师的实践，政策就只是文本而已，如果忽视教师作为教育实践者的角色，忽略外语教育实践本身，无疑会为外语教育践行制造障碍［2］126。对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进行实证调查至关重要。从既有文献来看，涉及教育实践的研究较少，主要从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教师的教学实践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目前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障碍，如政策脱离实际、经费投入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应试教育制度影响严重等［3］193－196。整体上，实施《课标》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对学生评价难、评价方式单一、老师负担过重［10］；某些课程目标前后矛盾，要求过高，不易实施；对《课标》的理论基础的可靠性的疑问造成的困难；现存的高中英语测试体系对其实施带来的阻力；其他因素如师资缺乏、课程资源不足、教师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少等［11］；《课标》未兼顾阶段性、地域性差别和城乡差异，缺乏相关部门的支持，应当贯彻多模态教学，解决教学的费时低效问题［12］；教材使用期限问题；还有一些学校擅自更改课程时数，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13］。因此相关部门应针对以上问题制定相应方案，为教师的教学实践与《课标》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第二，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否遵从《课标》规定的5个方面的目标，是检验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好坏的依据。语言技能方面。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语言技能的训练厚此薄彼，对于学生听力、阅读技能的训练远超对口语、写作技能的训练［7］。申丽调查发现长沙3所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听说读写4项技能均存在一定问题，如阅读理解水平不高、阅读速度慢等，原因在于教师仍侧重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科学阅读与学习习惯的引导，学习动机不强［14］。张曦元发现，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教师过多注重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阅读能力低下等［8］。邓兆红发现英语教师对跨文化交际知识的了解程度不高，未遵循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基本原则，未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普遍较低［15］。语言知识方面。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存在一定弊端，很多教师仍采用填鸭式教学，未能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探究等方式自己发现语法和词汇规则，因此学生并不能做到学以致用［7］。情感态度方面。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忽视了人文素养教学，学生也缺乏情感态度学习的积极性，情感态度目标与教学实践脱节［16］。学习策略方面。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策略缺乏深入、系统地引导［7］。文化意识方面。学生和教师文化意识目标缺失，实施难度大。教师自身文化知识欠缺，对文化教学不重视且教法单一，学生对文化学习动力不足，教师应加强自身文化素养，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其文化意识及批判思维能力［6］［17］。既有研究显示，《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较低，教师教学实践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教育规划与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教师课堂对《课标》政策的实践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三）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
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客体，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实践的评价与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学实践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目标与需求。如果教师并未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反而却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说明学生的学习目标与教育政策的目标相背离［2］127，间接表明政策目标的不合理。而涉及该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不足。罗桂秀调查发现，约50％的学生认为学习英语最主要的目的是掌握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约30％的学生是为了应付高考，而60％的教师秉持“一切以高考为中心”的思想；多数学生认为，未来学习和工作所需的英语能力与高中阶段学习和考核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不相符［6］，这说明语言教育规划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郎雪调查了高中英语课堂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情况，发现多数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很少能设置符合学生需求的教学活动，很少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条件，平时不会记录学生的课堂发言等课堂活动情况，期末成绩仅由考试分数构成［18］，可见，学生在形成性评价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实现，评价方式仍以传统的终结性评价为主。孙勇发现，高中生对目前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兴趣不高，认为写作训练的有效性低，希望教师采用符合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创造思维的教学方式［19］。研究表明，学生对教师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的反馈状况不容乐观。学生作为政策的接受者，其态度对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尤为重要，在学习需求、方式和手段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亟待得到充分重视，这方面成果也需加强，以进一步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二．主要不足与反思
既有研究对促进高中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也丰富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但成果仍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从理论支撑来看，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单薄，理论建构不足。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以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的不完整性，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3］27。因此，如何从理论高度构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系，还需更多的关注。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诸多研究对外语教育政策（如《课标》）的内容介绍和描述居多，但缺乏深入的探讨；而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态度和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以及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是探究教育政策与实践衔接状况从而进一步检验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这三方面的整合研究却鲜有见及。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传达者传达效度如何、接收者学习需求的达成度如何，每个环节都紧密相关，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此领域实证研究成果较少。邹为诚指出，研究外语教育政策，应采取定性调查、补充式定量调查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手段［20］。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好坏与政策的有效性直接相关，建议各学者加强此领域的实证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既要有理论的分析，又要有实践的探讨，关注课堂教学，通过记录教师的教学实践以及测试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来反观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由于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可借助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第四，探索新的研究视角。总体来看，中国的外语教育，缺乏战略层面的整体思考和规划［21］。长期以来，中国高中英语教育实践深受“费时低效”的困扰。从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角度来看，“费时低效”是对外语教育政策最为核心的价值问题的判断，主要是对外语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22］208。而政策的有效性又与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因此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不应仅仅归结于外语教师的教学问题，而应当审视中国整个外语教育政策制度。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不足并不能简单归于教学方法或课程设置问题，更关涉到语言政策问题，涉及政策制定、实施、评价和调整环节，更牵涉到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大局。需关注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实施和评估环节，从公共政策分析视角探究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状况，在研究政策本体的同时，更要关注政策主体及客体，并探析影响其衔接性的各种因素，以期进一步提高中国高中英语教学的质量，促进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科学化。
三、结语
文章聚焦国内近年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现状，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三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反思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学界目前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研究关注还比较不足，需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角与方法。
作者:杨荣华 董云云 单位: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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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 行政决策；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程序合理性；内容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048-06
现代政府决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使当今的时代成为一个“决策时代”。正确的决策是各项事业成功的前提与关键。科学化与民主化则成为现代政府决策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关于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是政府决策研究中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研究者主要从决策者能力、决策机制和程序、决策思维与方法等方面人手，研究解决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这些研究结论对于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起到了明显的理论引导作用；但是，由于现实问题繁多琐碎，且学界对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目标研究又缺乏理论统领，故提出的对策比较凌乱，不成系统。鉴于此，文章基于西蒙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理论指导，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归类，并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对策，构建出了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
一、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价值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赵志耘在科技日报2009年1月4日第2版指出：“推动我国科学决策的四大关键问题，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科学决策制度的规范化、运用信息技术支持决策信息管理和决策分析、加强软科学研究等四个关键方面。”可见，制度创新研究在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瓶颈。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政府决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突破。
（一）理论价值
1 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制度创新研究以西蒙的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为理论统领。西蒙的决策技术和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行政决策领域，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就是其中较为经典的理论之一。在一定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合理行动就是内容合理性。与内容合理性相反，在人们的选择作为通过适当的审查之结果而产生的时候，把这种合理性称为程序合理性。根据西蒙提出的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相关概念，我们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手段和目标的关系函数来决定选择两个合理性以确保决策质量的情景。这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一是手段到目标关系很明确；二是手段到目标关系不明确。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确保决策质量的要素就是内容合理性；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确保决策质量的要素就是程序合理性。
2 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制度创新研究设计出了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该体系涉及两个角度，即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四大块内容，即决策的重新分类、科学决策程序的法定化、创新民主决策的保障机制、创新政府决策体制；八项具体措施，即提倡主动决策、重新划分决策类型、相关政府决策程序立法、建立合法性审查制度、创新社会听证制度、创新政府决策的中枢系统、创新政府决策的信息系统、创新政府决策的咨询系统。该体系有两大理论优势：一是拉网式地补救中国政府现实决策过程中在制度建设上出现以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涉及面广泛，而且相对系统集中；二是最终提出的八项具体措施极富于针对性，其内容微观可操作。
（二）实践价值
1 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研究是对党和政府在确保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上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修改的中将“民主集中制”界定为党的“指导性原则。学者普遍认为，自1983年孟繁森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要建立一门研究党和国家生命的科学——政策学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研究正式开始起步。接着，1984年李铁映发表题为《决策研究》的论文，文章呼吁加快决策科学化的步伐。随后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1986年万里同志代表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十四大提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此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历程研究主要以党的几届代表大会为主线。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五报告中指出，“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十六大报告提出：“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同时指出要完善“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十七大报告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可见，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
2 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研究是系统解决政府决策风险和失误的一次全面性攻坚。在党的核心领导下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决策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改变了长期政府决策中“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习惯思维定式，逐步形成了“不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系统的咨询论证不决策，不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不决策”的“三不决策”原则；改变了过去大量行政事务长期由党委包揽、实行“一元化”领导的状况，现在基本实现了政府决策，还政于政；以决策子系统为核心，以信息、咨询、执行、监督等子系统为支撑的现代化的政策决策体系初步形成等。但当前中国政府决策过程中还存在诸如重大项目决策程序欠法制化的规定、中国政府专业信息机构建设不足、政策方案设计专业化程度低、政策咨询机构的发育不足以及独立性弱等致命问题，系统性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研究。
二、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推动过程中的问题
建国60多年以来，我国政府在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相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决策思路、方法和制度体系，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情民意的监测机制和协商民主制度等；但现实政府决策的失误率依旧很高，地方政府不断出现类似“三拍决策”的失误。给公公利益造成极大损害。现将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一）决策分类对于指导现实政府决策意义不大。当前学术界对于政府决策的分类依旧停留在一般管理决策分类的层次上。例如按照依据的手段分为科学决策和经验决策，按照问题出现的重复程度可以分为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等。其它观点都和上述观点相似。这种分类对于指导决策意义有限，因为现实决策需要从行为角度去弄清楚怎样进行科学和民主决策，比如在不同决策下程序和制度的设计应该有什么不同。
（二）科学政府决策程序的法制化问题。近几年学界和各国政府也非常关注该问题。例如廖小军主张将不可行性研究纳入政府重大决策程序，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美国政府已将咨询作为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投资、运作、完成等各个阶段，都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行政机关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目前在上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江西省以及一些重要城市如西安等地方政府已经出台。政府决策随意性与没有一部公开的、统一的立法规定有着直接关系，但前提是立法中必须设定科学的决策程序。
（三）政府决策民主化的保障机制问题。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即合法性审查缺位和社会听证程序混乱。
1 国务院于2010年11月8日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要求政府规范行政决策程序，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这标志着中国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已经初步成型并具有了法律效力。合法性审查的部门，应当是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但除了体制内审查外，还应该有体制外的合法性审查，比如同级人大和政协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建立全面的第三方性质的合法性审查更有实际价值，不然还会沦为形式主义的陷阱。
2 社会听证制度一直都是学界公认的确保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保障机制。最近几年，听证会的召开频率很高，它已经成为政府搜集民意的主要手段。但其中的问题依然突出，如听证过泛劳民伤财、听证代表素质低、结构不合理、缺少记录备案制度等。这些问题使得很多听证会的召开流于形式，没有发挥预期效果。
（四）决策体制的问题。决策体制就是决策过程中各种机构和人员的构成的组织体系；健全的决策体制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障。关于当前决策体制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是决策权限划分模糊，决策体系不健全、决策辅助机构功能的缺失等。文章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决策体制的问题主要是：
1 中枢系统科学决策的素养较低、意识淡薄。中枢系统是政府决策系体制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当前我国决策者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科学决策的意识淡漠、决策的非公共利益取向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在市县乡三级政府中。例如，最近被央视曝光的安徽全椒为减排强制拉闸限电、保海螺水泥项目的案例就是典型，政府决策为完成上级任务，取悦上级，应付评估而影响百姓的日常供电。
2 信息系统建设相对滞后。一方面专业信息机构建设不足。我国政府的专业性信息机构主要包括政府内设的统计局、信息中心和政策研究机构，但这些机构的人员往往偏少。如我国信息中心只有300人，整体国家信息系统从业人员不过13000多人。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一个信息机构就27800多人，其中总部达9800多人。不仅如此，信息机构还承担着诸如替领导写讲话稿等严重错位的职能。另一方面，情报信息系统对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运用程度较低，影响了我国情报信息系统的现代化程度。
3 政府咨询系统不完整、独立性较差。中国政府决策咨询系统的不完整首先表现为对民间思想库的不均衡利用，西方国家的思想库民间的居多，而且被高度重视，如兰德。其次就是市县乡三级政府的咨询系统相对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而言发育严重滞后。还有政府智囊团的人员素质构成不完整。如兰德公司现有雇员近千人，其中500多名研究人员是各方面的专家，全部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而我国思想库的人员结构文科偏多、学历偏低的问题突出，以及官方和半官方思想库的独立性较差。这些和政府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府智囊机构往往由于利益关系无法进行独立客观的研究。
三、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设计
中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问题非常繁杂、琐碎。文章基于西蒙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角度将问题分成两大类，并提出较为系统、具体的解决对策，形成了当代中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如图一。下面将分角度、分方面、分举措地对该体系进行阐述。
（一）基于程序合理性的创新
1 决策的重新分类
（1）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未来很长时间内关于建设什么政府是最好政府的有效观点，即重塑政府的十个经典原则；其中一个观点是“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提高政府的预见力成为当代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传统上政府决策很多都是被动做出的，因为面临问题，所以很仓促地做出决策，这样使得决策的质量很低。为此，笔者主张政府增加主动决策减少被动决策。
（2）不同的决策类型为确保其科学性需要的程序应该不尽相同。为此，笔者根据决策所需程序的不同，将决策分为四种类型，见图二。考察很多地方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一般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大体可归为如下八类：一是政府立法和文件制定类事项；二是规划和计划类事项；三是财政资金安排、使用以及国有资产处置类事项；四是市场监管、资源利用与保护类事项；五是城乡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事项；六是应急类事项；七是行政机构改革和人员管理类事项；八是改革类事项。一般程序化决策和一般非程序化决策在这里不容易列出，但对于决策主体而言应该非常清楚。重大程序化决策应该包括八项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其余均归到重大非程序化决策的范畴。
2 科学决策程序的法定化
政府决策客观上都要经过西蒙的所谈的四个程序，即情报、设计、抉择、审查，但由于决策类型的不同，决策者在四个程序上做出的努力不同，主要表现为程序不同和单一程序上的内容不同。据此文章设计出了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程序，见图三。几点说明：一、为提高行政决策效率，对于一般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一般采用首长负责制的方式。二、在抉择阶段，例外和重大决策只要占其一，则采用集体决策制度，以防止长官意志给决策造成的损失。三、合法性审查的问题。体制外的审查主体为同级人大和政协机关，审查深入，但可能延误决策效率，所以对重大程序化决策，不设置体制外合法性审查的环节。四、后评估制度的设置。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后评估，这是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决策质量的手段。后评估既可以由决策机关自行完成，也可以授权负责内部监督的机关或者机构及决策的执行部门进行，还可以委托社会上的专业机构进行。
（二）基于内容合理性的创新
1 创新民主决策的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合法性审查制度。
根据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分类，笔者主张设置两类合法性审查，即体制内和体制外合法性审查。体制内的合法性审查主体就是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体制外的合法性审查主体为同级人大和政协。对于重大程序化决策仅仅要求设置体制内的合法性审查程序，原因是为了提高对常规重大问题的决策效率；但是对于重大的非程序化决策则要求经过双重的合法性审查，行政决策除经过同级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外，还要在决策过程中主动听取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协意见，并向其报告决策的有关事项，这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创新社会听证制度。
根据我国政府决策实施社会听证的问题，文章对听证程序实施了再造。具体阐述如下：第一、行政决策听证的程序总共分为听证启动、全方位讨论、形成主导方案和吸纳民意的公示四步。第二、行政决策启动社会听证的前提是问题具有关联性和分歧性，这样有助于解决泛听证化的问题。第三、通过360度的方法全方位地设置听证代表，包括政策出台方、利益相关者人群的优秀代表、人大政协代表和以第三方身份参与的相关政策专家，这样有助于确保听证过程取得实效。第四、形成主导方案的过程中，要注意公平合理地主持四方代表参与讨论。确保利益相关者人群代表有和政府决策方充分博弈、辩论的机会。另外，为了确保利益相关者人群的合理意愿有效被吸纳在政策中，程序还要创设完备严格的记录备案制度和吸纳民意结果的公示制度。以解决长期以来“听而不证”的问题。
2 创新政府决策体制
（1）创新政府决策的中枢系统
首先，提高党政一把手的决策素养。中国目前实施的是首长负责制，行政导向明显偏向效率，这跟中国国情十分相洽。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中枢系统中。核心和关键是各级政府机关的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各级党委书记。曾经说过，方针路线确定之后，一切依靠干部。鉴于地方政府决策失误频现的现状，文章认为应该加强对党政一把手决策素养的培养力度。如增强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决策意识、掌握科学的决策方法等，使得我国各级政府党政一把手具备较高的决策素养，成为专业的决策阶层。
其次，重大决策引入集体决策制度。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经政府及其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杜绝擅权专断、滥用权力。从国务院这一系列报告和文件要求不难看出，集体决定已经成为行政首长负责制背景下保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制度选择。
（2）创新政府决策的信息系统
陈云同志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可见信息对于决策的重要性。当前中国信息机构建设面对着诸如专业机构和专业从业人员偏少、信息机构发展资金不足。普及率不高，现代信息资源建设开发人才知识结构不合理，信息机构反馈意识不强，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灵活的机制信息搜集和沟通体制落后等问题。创新现有的政府决策的信息系统，主要可以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按照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对现有各类信息机构、人员进行有效整合，增设信息机构的同时，重点是充实现有信息机构，增加信息机构的人员编制，调整其信息搜集范围，建立类似美国FBI的专业化情报部门。同时，加强信息机构的能力建设，特别是要改进信息搜集的方法，更多地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并将这种方法与填写汇总统计报表、典型调查等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信息的准确性、降低信息搜集的成本、提高信息搜集的效率。
第二、加紧建立相应的信息传达制度，对于哪些信息应传达、应通过什么渠道传达、传达到什么机关、信息传达的时限等做出明确的规定。融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联机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网络，建立高度自动化的高级情报信息系统；使得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能够高效共享各类信息，并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3）创新政府决策的咨询系统。针对前面所谈中国政府决策咨询系统不完整、经费紧张和独立性较差的问题，特做出如下创新：
一是大力发展民间思想库，完善政府决策咨询系统的构成。中国政府决策咨询系统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以政府内设政策研究机构为主的官方思想库，如国务院研究室；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半官方思想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民办非企业法人、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为主的“民间思想库”，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各级政府对官方和半官方的思想库咨询较多，但因其中的利益关系，这些咨询机构容易迎合长官意志，所以各级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民间思想库，加强对民间思想库的开发利用和合作。
二是增强思想库运作的独立性，提升政府决策咨询系统的效率。咨询系统是不是独立，通常的判断标准是看该机构是不是独立运作，如CCER，虽然在北京大学下属，但以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作为种子资金独立运作。目前中国的官方思想库一般依靠政府财政供养，很难独立运作。为此，笔者建议：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咨询工作的常规程序制度，在各级行政机关建立决策研究专项预算制度，实行咨询机构有偿服务制度从而增强思想库的财政实力和高效运作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推广异地交叉咨询的方法来增强官方思想库的独立性：半官方和民间的咨询机构应该向美国兰德公司一样的综合多学科专家、多种优秀人才聚集的大型智囊机构方向发展。
四、研究结论
重大政策论文篇8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2@ZH015）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70-02
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此类课程的研究。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地位决定高校要加强对它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从这一门课的特殊性来看它的重要性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高校本、专科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高校开设这门课，既要承担着向大学生及时介绍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任务，又要使这门课教学实施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因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这门课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这门课程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同于政治学的纯理论课；既不同于思想品德课，也不同于专业课。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治性。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疏导，解疑释惑，情感交流，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其次是思想性。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是十分明显的，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有对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清晰阐述，要有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要有对相应政策的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既要让学生钻研知识与学问，又要让学生掌握德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再次是动态性。由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教学内容也要相应调整，每个学期、不同专题，教学内容都是变化的。由于这门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动态性的特点，决定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研究。
2.高校要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从课程性质说，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2]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从课程内容说，“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改革措施等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前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提高认识，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世情，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融入社会，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对形势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教研的支撑就不能全面完成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任务，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的。
3.高校要从社会需要和学生运用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大学生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学生踏入社会就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难题。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合作共事？首先是学会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认真研读有关文件精神，吃透政策精神，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懂得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既不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又能灵活变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是顺应形势与政策，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定准方位，发展自我，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再次是利用学校学过的有关知识，自觉运用，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力，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机遇与挑战，坚定理想与信念，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报效祖国，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二、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以教学带动教研
在教学方式上，将这门课列入学生培养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开课。在时间安排上，做到四年不断线，前两年釆取理论讲授为主，辅之与实践相结合；在大三期间，以大学生专业的社会需求形势、大学专业学科发展前程和基本走向的形势为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形势与政策教育，如培养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等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四期间，以学生实习、就业、创业、考研为主，开展相关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样做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常学常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通过教学带动教学研究。
2.高校要以教研促进教学
教学与教研，相互贯通。通过教学发现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通过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论文，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教研促进教学。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教学—教研—再教学的过程。这几年，来南华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参观考察的学校不断增多，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外校来我校参观考察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和责任。
3.高校要以专题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湖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形势与政策”课十分重视，制订政策，下发文件。如省高校工委、省哲学规划办联合发文，提高研究级别和档次。近几年我校又获得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专项课题项目支持，教育部还把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列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共建团队，作为该课程观察点学校之一。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12@ZH015）又把我校列为该课题的子课题之一。这门课有校级、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通过专题研究既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又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时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高校要加强这门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是分析各类国内外时事和热点问题的主要依据。要开展对不同时期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得深一点，讲起来就有力度，就有针对性，就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如的《论持久战》、《目前的形势与我们任务》，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高度，从而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又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谈话》，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不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不符合实际或偏离实际，就会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2.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政策问题研究
基本政策主要是国内和国际规定、规则等，国内方面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方面包括联合国、多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有关规定和规则。形势问题，从宏观上讲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从内容上讲，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农业形势、农村形势、工业形势等。每一项大的内容中都有基本政策问题，如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产政策、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这些基本政策要好好研究，研究清楚了，讲起课来就有说服力，就有理论深度，有分析高度，有说服力度，就能打动学生，启发学生，就会有人“愿意听、喜欢听、还想听”。
3.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研究
这门课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实事求是原则，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首要原则和方法；矛盾分析法，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三贴近”，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还有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等等。
4.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回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就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课表，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机构，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有一定形式的教材。因为这门课教材编写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所以编写教材难度大，也就是说，教材编好了，部分专题内容又变了，特别是具体数字又变化了，跟不上形势变化。我校每年每学期都安排5个专题，坚持“短、平、快”，集体备课，教授牵头，专题组长负责，统一讲稿和课件。经过努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这门课程又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往省里推荐评奖。同时，学校又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责任教授岗位课程。应加倍努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认真总结，好好研究，弄清优势与不足。既往优势和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
总之，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教育教学研究。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深化教学，才能把它办成校园“焦点访谈”课、特色鲜明的课，深受学生喜欢的课。在十精神鼓舞下，以实现教育梦想托起“中国梦”，因为教育是托起“中国梦”的基石，“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辛勤耕耘。高校教师只有都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梦想，才能使青年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托起真正的“中国梦”，只有通过实现更多“个人梦”，才能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十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