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陶行知（1891.10～1946.7）曾学医试图行医济世，广济医学堂对不信教学生的歧视让他改变了想法；他曾参与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也任过徽州府议会秘书，当看到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便得出结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并由此作出了为实现民主共和而从事教育的人生选择。

陶行知到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硕士，当他认识到学习政治将来只能做官，而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于是一年后便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

1917年8月，陶行知在离美回国轮船上和同学们畅谈志愿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毕生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

实在的教育工作比学位证书重要

1917年7月26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长保罗·孟禄博士致函哥大哲学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说明陶行知已完成了学术性研究工作，正在撰写一篇题目获得认可的论文，鉴于他不可能再返回美国，建议待他完成博士论文后再授予博士学位。

陶行知回国后确实收集资料写了博士论文，但房子失火被毁，3万册书籍连同陶行知的博士论文及相关资料化为灰烬。有人劝他通过回忆再写，他认为做点实在的教育工作比一纸学位证书更有价值，因而他也就没有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先生不能只管教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这不是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陶行知认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阐明道理后，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

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以示不妥协。

后，学校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南高师的教授们无暇坚持，5月中旬，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为改革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校长自扫门前雪

1927年冬，从贵州颠沛到上海的两个热血青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偶然看到《试验乡村师范答客问》和晓庄的招生简章，感到新奇，便写信给陶校长，大约5天后即收到陶热情欢迎的信，并说学校还没有贵州的同志。

于是，他们就从上海到南京，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步行到晓庄，走不远便遇到一位身着棉袍、腰系布带、头戴罗宋帽的中年人，手执一把大竹扫帚扫雪，两人便上前问道：“请问先生，陶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对方反问：“你们找他可有什么事？”于是两位拿出陶写给他们的回信，不料对方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整个脸道：“我就是陶行知——好，我扫完这一段，到办公室去谈。”

两位青年人要帮着扫，陶不放手接着扫。这样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样一下子将两位青年人吸引住了。

学校经费不宜动一文

1940年9月24日，陶行知陪一行到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在全校师生欢迎会上，周报告当时的形势，并与教师研究应变计划，还在孩子的笔记本上题词：“一代胜似一代。”

25日，陶行知写信叮嘱马吕贤：“昨天请客一切费用，连酒菜、饭茶、滑竿、船钱都开在我的暂记账上，并请立即清算，以便照付。学校经费中不宜动用一文。”

10月11日，、邓颖超觉得小孩子们健康有欠，特捐助四百元为小孩们买运动器具之用，陶行知嘱咐“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可29岁的政治学博士于丹常常要使劲撇清“学历与相声的关系”，他皱着眉头强调：“两者不正相关，也不反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被人说成“拿博士的名头去要饭”。

2011年6月，天津哈哈笑艺术团的演员于丹从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搭档裘英俊，上过少儿曲校，因“学习太好”而去读了南开金融系，一直没离开相声圈。

老艺人对他们感到新鲜。为了“垫高”他们，有人提醒观众：@俩新人了不得，高材生！也有人在后台冷嘲热讽：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俩大学生说相声，就跟卖白菜的说相声、蹬三轮的说相声一样，有什么区别？

于丹逐渐发现，虽然对方是贬自己，但话糙理不糙。@个圈子不认学历。

在后台，有演员好奇地问于丹：“你学什么呢？政治？你上@么多年学，你不烦吗？――我就腻味上学！”

在购票捧场的茶馆里，观众不会因为演员学历高就好伺候，稍有不慎就惹来嘘声。而在学校，于丹甚至见过一个同学表演快板，忘了七八次词，观众还宽容地鼓掌。

于丹不喜欢给相声赋予很大使命。在他看来，说相声首先是谋生手段，@样想不卑鄙。

于丹并不否认，自己当初去茶馆表演，一场几十块钱收入颇具诱惑，可以贴补家用、支付学费。

有听众在网上讽刺他：“一个大博士，天天上茶馆赚外快，好说不好听啊！”

于丹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一些人眼里，学历连着身份，博士就是“祖国栋梁”、“高级人才”，就得“阳春白雪”。

事实上，在于丹身边，还有厅局级干部也在说相声。但受制于“身份”，很少张扬。

在政治学博导朱光磊教授面前，@位相声演员格外拘谨。朱老师只听过一次于丹说相声，还是招待几个客人时去茶馆听的。师生从未就表演有过任何交流。

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相声只有“一点点关系”――通过说相声，他搜集了文化市场方面的部分材料。

虽然一再声称学历与相声无关，@位政治学博士很注意在创作中“结合时事”，旧瓶装新酒。因为“你不加新东西你就没饭了。听滋味的少，听内容的多”。

眼下，他计划在新段子里编入“利比亚和卡扎菲”。在一个传统段子里，他们曾把“二饼碰八万，死不对眼”，改成了“360跟QQ，有你没我”。

萨达姆被执行死刑时，于丹表演“赤壁之战”。剧中，诸葛亮游说孙权，劝他抵抗曹操，“你投降的话，你再找律师上诉的话没用，萨达姆现今什么样你什么样”。

“开政治玩笑，恰当就好，不要过分。我们行当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离政治，不提政治’。”于丹说。

日本大地震时，他们在茶馆里说：日本@个邻居挺讨厌，按理说他地震了，咱们应该同情他，可他有时候还抢占楼道……

于丹说，他们并不觉得骂日本人就对，毕竟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但在“事件”等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相声让大家一乐，宣泄一下情绪，也没什么不妥。

“你要分清你的功能。讲政治课我就不能胡说八道，传道授业解惑。说相声的功能就是娱乐，你不能让观众买票去受教育。”他说。

@位政治学博士真的要去讲政治课了。他已确定留校任教，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给学生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面试时，学院领导委婉提醒，鼓励个人爱好，但别影响工作――“你不打算做学术界的相声演员吧？”

于丹说，自己跟搭档早就达成过共识，不拿相声做职业。当然，他不会戒掉相声@个爱好。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美加高官至少本科学历

美国政界对学历的要求并不算高，但所有二战以后当选的美国总统，均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趣的是，自里根总统起，美国历任共和党总统都拥有经济学学位，如里根本人为伊利诺伊州尤里卡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学士，老布什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小布什的本科专业虽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却在1975年获得MBA文凭，成为美国第一个“MBA总统”。

而自同一时期起，历任总统大都拥有清一色法律学学位。如克林顿是耶鲁法学院的法学博士，他还在阿肯色大学当过法律学教师；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最高学历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宪法学教师12年。

美国议员、州长中出身法律和经济学专业的人数比例也很大，世家子弟也最为集中。有分析称，美国政要人物大多出身法律、经济专业，主要是因为美国注重法律条文，政要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动辄涉法。此外，美国社会极其重视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成就，了解经济规律，懂得经济学常识，成为美国人涉足政坛的必备条件。

相比之下，美国最基层的官员，如市镇长、市议员的学历要求就马虎得多。美国市镇区划很小，许多市长、市议员都是选民抬头不见低头见、再熟悉不过的“街坊邻居”，学历反而不是证明个人能力的重要条件。

和美国一样，加拿大总理也都拥有学士以上学位。但在议员、省市长中，低学历者并不少。如2011年国会选举中，异军突起的联邦新在魁北克省有多名20岁左右的“菜鸟级候选人”当选，其中还有在读的本科生，如当选时年仅19岁的皮埃尔吕克·迪索，20岁的刘舒云（华裔移民）。由于加拿大各级当选官员、议员都是职业政治家，没有时间“进修培训”，因此这些年轻“政治家”当选后恐怕不得不申请休学，只能等到落选后再恢复学业。

德国16名内阁成员中10位是博士

在德国，社会各界对博士学位的认可度都很高。因此尽管德国博士学位非常难拿，但德国政要家中拥有博士头衔的人却着实不少。据了解，德国国会600多名议员中约有1/5是博士。在16位联邦政府内阁成员中，有10位拥有博士学位。不过，虽然德国学界工科最为出名，但10位“博士部长”却大多出自文科，而且基本上是“本土培养”的人才。被称为“铁娘子”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握有一长串学术头衔，除了正式攻读的物理学博士外，还有世界各地大学授予的9个荣誉博士头衔，后者主要表彰的是其政界成就。

“法学博士”是所有学历中最受德国部长们青睐的。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国防部长德迈齐埃及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都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经济部长罗斯勒和劳工部长冯德莱恩，则拥有医学博士学位。交通部长拉姆绍尔是经济学博士，家庭部长施罗德是社会学博士。德国新上任的教育部长万卡还拥有数学博士学位。此外，德国还有5位部长拥有硕士学位。

不过，高学历并不是进入内阁的必要条件。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长艾格纳就只有一张职业高中文凭。中学时代，她参加了无线电与电视技工培训，后又进修了电气技术专业，成为一名电气技工，之后她积极从政，并于2008年成为部长。

《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对政要人物来说，“博士”是一个诱人的前缀，也是其职业生涯的催化剂。拥有博士学位，不仅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还能让一般人联想到勤奋、坚韧、纪律等优秀内在品质。研究显示，青年政治家的晋升往往与学历高低成正比。

正是由于博士学位备受追捧，近两年来德国政客中的“抄袭门”屡见不鲜。德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德国籍欧洲议会副议长科赫·梅林，及德前教育部长沙万等多位高官，先后因博士论文抄袭而黯然下台。德国还出现多个博士论文打假网站。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者默德哈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德国政界来说，最重要的背景还是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这些博士部长、博士议员大都有很长时间的基层工作经验，在青少年时期就出类拔萃，一步一步前进，学历只是其锦上添花的“敲门砖”。即便正式步入政坛，德国政要人物也还需要不断学习，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补充知识。

英国和日本，名校学历和世家背景最重要

英国和日本虽分处欧洲与亚洲，但两国政界却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和学历相比，政要人物的名校出身及家世渊源更为重要。

英国人大多认为，一个成功、令人信服的政治家应该从幼年起就接受良好的精英教育。因此尽管大多数英国部长级官员没有硕士或博士头衔，但他们从小就在伊顿、哈罗等私立小学和中学就读，从牛津或是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尤其青睐政治、哲学及经济学专业。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教育大臣高夫、伦敦市长约翰逊不仅都是这样的教育背景，甚至还是大学同学或师兄弟。

对于英国政要人物来说，从政的最重要因素除了教育之外，就是家族影响。不少英国政要人物，如前首相丘吉尔，都有家族世代从政的历史。如果自己家族缺乏政治背景，英国精英家庭就会将有意往政界发展的子女送到政界故交好友那里去历练一番。英国首相卡梅伦、副首相克莱格，年轻时都曾在家族倾向的党部从事秘书、文稿撰写等工作。这样的“基层锻炼”经验在英国人看来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同一时期在基层工作的政界新人往往惺惺相惜，未来组建内阁时，他们的政治理念也大体一致。

在日本，政要人物大多也是大学本科学历。日本的首相往往毕业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名牌大学，大部分是政治、经济、法律等文科出身。其中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日本首相有15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有6位。而在出身政治世家的政要人物中，包括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有海外留学经验。

现任安倍内阁里，学历最不过硬的恐怕就是首相安倍晋三了。他毕业于成蹊大学，是一所日本中等二流大学。1977年安倍到美国留学，先是在当地学习语言，1978年考入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政治学专业，次年中途退学回日本。从学习经历来看，安倍晋三绝对算不上一位优等生，但由于有着“好出身”，安倍仍顺利走上政治家道路。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公民意识调查报告 初中生公民意识调查分析 初中生活假想调查报告 初中生公民意识的现状调查与培养策略 初中生英语学习兴趣及其对英语学习的影响调查报告 武夷山市初中生作文反思能力培养调查报告 初中生化学课堂笔记调查报告 初中生佩戴红领巾情况调查报告 农村初中生记叙文写作现状的问卷调查报告 初中生数学兴趣激发和培养研究的调查报告 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现状调查报告 关于初中生补课情况的调查报告 初中生学生学习兴趣的调查报告及良好方法的总结 初中生社会责任感养成问卷调查报告结果分析 初中生军事基础和军训意向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 关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蒙授初中生汉语文近义词学习现状的调查报告 对大学生网络公民责任意识状况的调查报告 大学生创业意识调查报告 高中生择业倾向调查报告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2-04-13.

[3] 王文岚.社会科课程中的公民教育研究.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4] 韩慧.济南市公民意识实证调查：现状、成因与对策.山东青年政治学报，2011（1）.

[作者：张露露（1987-），女，山东曲阜人，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研究生；沈贵鹏（1963-），男，江苏盐城人，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政治；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 [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 [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 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 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 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B28具体内容参见汤世铸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知书房1996年版。

B29具体内容参见金荣勇的《东南亚国家的军方转型：印度尼西亚、泰国及缅甸军事政府的个案研究》，志一出版社2000年。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我一直保有战斗的决心，但已经到达自己能力的极限。”当地时间3月1日中午，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在柏林的新闻会上说。在这一新闻会上，古滕贝格宣布辞职，并补充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迈出的最痛苦一步。”

此前两周，有关古滕贝格博士论文抄袭的议论席卷全德国。尽管获得党内同僚和总理默克尔的鼎力支持，希望其留任的民意呼声也很高，但在在野党和学术界的声讨声中，古滕贝格最终还是低下了头。德国政界最耀眼的一颗明日之星陨落。

风波乍起

现年39岁的古滕贝格一直是德国政界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不仅外形俊朗，而且出身显赫的巴伐利亚贵族家庭。2009年，37岁的古滕贝格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最年轻的经济部长，后来又出任国防部长至今。仪表堂堂、年轻有为的古滕贝格深得默克尔器重，更被视为未来总理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古滕贝格是一位极具政治才华的年轻人，他的辞职让我感到心疼，不过我能理解古滕贝格对自己的高要求，所以尊重他辞职的决定。”总理默克尔表示。

古滕贝格的妻子史蒂芬妮同样出身名门，她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直系后人。贵族出身又年轻有为，这对政界明星夫妇一直深受德国民众喜爱，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追捧。

率先披露“抄袭门”事件的是德国《南德意志报》。该报用整版报道指出，国防部长古滕贝格200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盟的立宪发展阶段》多处抄袭报刊文章和专家报告，而且没有通过注脚给出相应的出处。

这篇论文是古滕贝格2006年递交的，随后他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论文也被评为优秀。

最初发现古滕贝格剽窃他人文章的是德国不来梅的法学教授安德列亚斯?菲舍尔―莱斯卡诺。菲舍尔―莱斯卡诺本人也是研究欧洲宪法问题的，他原本想为古滕贝格这篇得到最高分的博士论文写一篇评论文章，却无意中发现论文内的一段话与瑞士《新苏黎世报》上的一篇文章一字不差。而古滕贝格并未在文中注明这是引用内容。随后，菲舍尔―莱斯卡诺又找到多处存在类似情况的段落，最终他确定古滕贝格的论文存在剽窃。

事件曝光后，被抄袭作者和在野党对古滕贝格展开了声讨。面对指责，古滕贝格最初坚决予以驳斥，称对他的攻击纯属无稽之谈。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博士论文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没有依靠他人。但他同时表示愿意检查这份长达475页的论文，看看其中是否有个别脚注被遗漏或没有正确标注，以便“再版时加以注意”。古滕贝格博士论文的导师、知名法学家彼得?海伯勒也站在爱徒一边，表示抄袭指责十分荒谬，论文绝不是抄袭品。

随后，拜罗伊特大学开始对此事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拜罗伊特检察院也对古滕贝格提起涉嫌违反著作权等两项指控。

21日，古滕贝格再次发表声明说，由于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确实犯了不符合“学术惯例”的“严重错误”，因此他将永久性地放弃博士头衔，但依旧拒绝引咎辞职。

两天后，拜罗伊特大学宣布取消古滕贝格的博士学位头衔。

3月1日，古滕贝格最终宣布辞职。

意外落马

在此次“抄袭门”事件中，大多数普通民众站在了支持古滕贝格的一边。德国埃姆尼德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7%的德国人不认为古滕贝格是说谎者，只有28%的人谴责他造假。此外，尽管对古滕贝格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感到不满，仍有68%的人认为古滕贝格应留任国防部长。

此外，古滕贝格的支持者还在“脸谱”网站上掀起了团结一致、声援国防部长的浪潮。一个名为“反对追捕博士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的小组短时间内就召集了16.4万名支持者。而相比之下，总理默克尔的支持者小组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只有7万名网友加入。

德国学术界认为，古滕贝格撰写博士论文的态度说明他是学风不严谨的人，而德国总理对他的支持，会损害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学术严谨的形象。

德国教育和研究部长沙万公开表示：“作为一个31年前获得博士头衔的人，以及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与博士生有频繁接触的人，我公开为古滕贝格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想他自己也该有同样的感受。”

但在这场胜负关系已经很明显的博弈中，古滕贝格也深知，单凭民众好感是无法扭转局势的。犯下学术界大忌的他必须为此承担后果。

就在古滕贝格宣布辞职前一天，近3万名德国学者联名向总理默克尔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对政府袒护这名“拷贝-粘贴”部长表示不满。外界认为，正是这封信促使之前一直拒绝辞职的古滕贝格在一夜之间做出了态度转变。

在“抄袭门”事件中，总理默克尔一直是古滕贝格的坚定支持者。她曾多次表示，不管古滕贝格在学术上存在哪些问题，留用他是要他担任国防部长，而非学术助手，古滕贝格一直以来也很好地履行了国防部长的职责。但事后看来，学术界施加的巨大压力仍是最终导致古滕贝格下台的直接原因。

在历来重视学术严肃性、尊重个人知识产权的德国，抄袭和剽窃绝对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事件发生后，很多被抄袭作者第一时间表达了反感和愤怒之情。德国政治学家芭芭拉?岑普芬尼希1997年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一篇文章的段落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古滕贝格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对此，她表示非常气愤，并当即要求撤销古滕贝格的博士头衔。而年届七旬的瑞士文学研究者克拉拉?奥伯穆勒在得知自己差不多8年前发表在《新苏黎世报》的文章被德国国防部长抄袭后说：“前后加上引号和作注脚不用花什么力气。如果古滕贝格按规矩引用我的文章，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在野党议员们也纷纷指责古滕贝格是“说谎者”和“伪君子”，要求其引咎辞职。此外，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在野党还怀疑古滕贝格，动用联邦议院的“”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搜集资料。据《明镜》周刊报道，古滕贝格曾于2004年委托议院学术服务部门撰写一篇与其论文题目相关的报告，并且将10页报告内容原封不动地用到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而根据规定，议员允许申请的学术报告服务必须与自身工作内容相关。

余波未息

古滕贝格引咎辞职，“抄袭门”事件看似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可能还会在德国持续相当长时间。

古滕贝格为何论文造假，这是很多人心存的疑问。从古滕贝格的简历中可以看出，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在政界也是个大忙人。2002年，也就是古滕贝格递交博士论文前4年，他成为联邦议员，并迅速成长为一名外交专家。与此同时，他还在基社盟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内身兼数职。2005年联邦议会选举后，古滕贝格一跃成为联盟党议会党团军备政策发言人，同时还负责领导基社盟的外交政策专业委员会，可以说在政治仕途上开始扬帆前行，而这段时间也正应该是他完成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在公务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完成数百页的博士论文，并获得最高分数，确实令人惊讶，也多少令人怀疑。

从另一方面说，德国是个十分看重博士头衔的国家，获得这一学位的人，别人称呼他时必须在姓名前加上“博士”二字，以示尊敬。而如果有谁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拿下博士学位几乎是个“必要条件”。在德国目前的16名政府内阁成员中，有10位拥有博士头衔。更有媒体评论认为，没有博士头衔的人，不管是在德国政界还是商界，都“混不开”。

正是基于这种风气，大批求学者，不论今后是否准备从事学术研究，都盲目追求博士学位。发表博士论文数量的多少也逐渐成为衡量大学好坏的标准。相关统计显示，德国目前每年有2.4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比30年前多出一倍。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今年，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的新书《全球化与地域性》却让人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但这本书同时又让圈里人感到尴尬，因为作者的学术专长并不在此。2002年北大出版的那本长达50多万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才是他的代表作。那本书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对西方政治研究最为透彻的专著，打破按思想家人头来写思想史的窠臼，用连贯一致的理论主题来串起整个观念史。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反复翻印，很多学校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是人手一本。一时间洛阳纸贵，让负责该书出版的北大出版社喜出望外。

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搞政治哲学的学者能做这个更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还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国内其他同类研究都给比下去。看着这本新书脚注里丰富的参考文献，我心里一边为作者资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边为其他那些没有阅读文献也能发表观点、擅长“无米之炊”的记者型学者感到羞愧。

其实，唐士其的这一手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的博士论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来在东京大学博士后期间做的研究。这样看来，今天这本新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延续了他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这个漂亮的回马枪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国家角色系统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心观点是：作为人类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体系，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应该像新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过时而后退，反而应该承担起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保护社会传统关系免遭自由市场侵害方面发挥创造性作用。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国外政治学界早就有成形的讨论。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会像一些国内学者那样甘心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忽悠。而唐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学者的讨论，并站在“中国视角”上做出独立的评判，并形成逻辑一致的系统论证。与记者相比，学者永远没法追求时效性，学者的长处在于逻辑严密、论证深入。唐的新书在历史与理论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长处。

拿历史来说，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挂在嘴边的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总以为美国霸权体系之下的全球化是个新事物，所以应该全身心地拥抱这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事实上，在19世纪英国霸权下早就发生了自由市场全面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化过程，其深度甚至要超过20世纪末的全球化。在英国霸权的全球化之下，各国社会为此而做出的反弹直接打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对此，唐士其的新书花了两章来专门检讨这段历史，逻辑清楚，行文缜密。

就理论而言，他紧扣政治学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展开分析。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动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倾向于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另一方面社会在市场侵袭之下又要求国家对社会提供地域性的保护与服务；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强化国家能力和管理水平来解决地域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否能平衡这对矛盾的要求，就成为各国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地域国家各方面的职能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探讨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当然，与那些热衷于提出政策建议的学者们不同，唐士其严格地克制了自己给出更多具体政策建议的冲动，只在全书末尾强调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义限定的发展局限。作为学者，他只能对已有现象做解释与推理，建立起严密的理论解释，而把历史的检验留给时间。贯穿全书，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决不渲染情绪、噱头。

据北大学生盛传，唐士其会英、俄、日、德四门外语，这显然是他能读懂一手文献的能力基础。学生爱搞个人崇拜，这个八卦消息还有待验证。不过，从唐士其这两本扎实的专著来看，他的确是个能力够强的多面手。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两手都玩，两手都硬。对唐士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个人能力的表现。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界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悲哀――人们按山头来分配学术资源，却不按研究主题来形成稳定成熟的研究团体。往深了想，对唐士其来说这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其一，他把自己研究“规范性”问题的专长落在一边，花了两三年时间做了一个“半实证、半规范”的研究，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牺牲了发挥自己学术专长的机会。其二，他一只脚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地盘里，在国内却得不到够格的行家批评与反馈，这极大地降低了他的研究可能到达的高度。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求学国内：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归国服务是我在海外治学求索的驱动力，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求索之路，艰辛而充实。我在国外重视对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学习与认识，目的就是想在归国时能为祖国多作贡献。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3]程道才.论新闻传播教育的基本特点[J].广州大学学报,2003(3).

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3]程道才.论新闻传播教育的基本特点[J].广州大学学报,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