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0:09:12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2]、李传柱，《"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意义》.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2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问题，则采取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自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中共对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人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中共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和中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政治文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点(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主导政治文化突出强调中共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并主张中共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对新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
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多。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等阶级、阶层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使其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规律是向更合理与合法的方向演进。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84页。)。其中，政党是政治斗争最严整的表现。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即阐明自己政治目标和根本任务等重大内容的规范性文献，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并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在现代意义的政党现象中，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内容，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也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96页。)存在于完整的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过于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神学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切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传承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汇入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一般而言，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在该社会的命运，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政治文化的需要程度，亦即该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主导政治文化所主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基本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利益群体能够从总体上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引导和约束。例如，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够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于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种似乎是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民运分子制造的、机构改革、裁减军队、企业职工下岗、冒着冲击民族工业和农民利益的风险争取入世、反对等等，中共和政府却能够充分动员社会政治资源，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大，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共产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非主导政治文化则在各个方面离析和化解着主导政治文化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约束，使一些社会利益关系群体的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指引。这表现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层面。有的是自由化思潮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如少数民运分子、分子公然否定主导政治文化主张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有的是打着主导政治文化旗号的左倾思想观念，如指责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统统归之于改革开放政策，主张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等；有的是精英和大众政治行为中的清官意识、臣属意识残余，如个别领导干部“社会需要包公，我就是要做包公”的豪言壮语，个别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的市民对政府修街道举动的感激涕零，电视剧连篇累牍地对古典与现代版的圣主清官剧的宣传等；有的表现为裸的封建宗族意识支配；有的表现为执政群体中少部分人对主导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游移、动摇和模糊；有的表现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
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李传柱，《"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意义》.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2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提要：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中，我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官本位”文化的逐渐消解，新的以市场意识、法治精神、开放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从政治文化的变化上来看，入世本身是一场以自发性、多样性、间接性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它给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启示。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入世；从1986年我国开始恢复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一直到2001年底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整整有十五年的历史。这十五年正是改革开放政策一步一步深入的十五年。正像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社论所说的那样，“中国谈判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1]]15年中，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世界第七个经济主体，中国是以巨人姿态入世的。这种巨人姿态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发展，政治上的稳定，更是观念上的变化。对中国来说，15年的等待的确长了一些。但这15年中，中国人逐渐培养了市场意识，增强了开放的理念，萌发了法治精神。可以说，这15年的等待并不是白等，它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考虑了更多的事情，转变了更多的观念。我国的政治文化也因此而经历一次嬗变的过程。一、政治文化的嬗变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革命性意义甚至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意义等量齐观。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他指出，虽然“入世”首先只是经济上的开放，但是，外国先进管理观念、体制、文化将慢慢在中国扩散，从而改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2]]政治文化的变化首先体现为旧的“官本位”文化的消解。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市场本位、社会本位、企业本位将逐渐取代国家本位、政府本位、官本位，从而摧毁“官本位”文化，引发我国政治文化的一次创新。WTO的“透明性”原则作为一种规范开始植入我国政治文化。在现实政治中，人们更加要求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向所有需要了解的人公开。在我国沿海先进地区，如上海、广东等地方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务公开”运动；在我国农村，作为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部分，“村务公开”已经引来了越来越高的呼声。“官本位”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官本位”文化消解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它将在我们刚刚进入的这个世纪中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加入WTO的过程已经培养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我们称之为“WTO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我国新政治文化的外来因子，成为我国公民文化上的嬗变的一个重要内容。WTO的规则成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宣传员，WTO的基本原则正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点。仅从“入世”的影响来看，我国新型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市场意识的树立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我们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市场意识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WTO就是世界市场经济的缩影，也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3]]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加入WTO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进一步重申市场意识，树立市场意识的过程。世界贸易组织的三个原则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市场准入”。按市场准入的要求，我国政府在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打破政府垄断，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政府有计划地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等。WTO的市场准入原则进一步重申了市场意识，对我国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形成了重要的影响。（二）开放理念的形成综观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想加入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大家庭。加入WTO的过程不但是这种心情的一个体现，同时它还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对开放社会的认同。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后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然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始终受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加入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成为我国开放理念形成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三）法治精神的培养不管人们从哪一个角度出发来理解WTO，它的本质就是这样“一揽子”协议，它的本质是一系列法律文件，一个有着复杂体系的规则。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五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进入快车道的15年。我国不仅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而且在法治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认识WTO的过程就是中国人不断接受法治观念，形成法治精神过程。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那样从容、理性地看待将要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希望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某种规则的轨道。这对于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观念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契而不舍的追求不但考验了人们的法治精神，而且形成一次深入的普法运动，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过程。[4]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但有着国家制度方面的民主化，同样重要的是民主文化的形成。尽管我们还不能说以市场意识、法治精神、开放理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样式已经形成，但是从我国政治文化的现状来看，至少有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其雏形已经孕育其中了。入世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它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公民文化培养方面的作用。二、“入世型”政治社会化模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任何一个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传统社会来说，都会形成强烈的冲击，这一冲击不但是对经济的冲击，而且还是对政治、文化的冲击。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长谈判过程不断地为我国的政治文化注入新的因子，更新其样式。对于公民个体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绝好的政治教育，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主要动力。反观漫长的谈判过程，我们看到，旷日持久的“入世”谈判不但为我们最终“入世”做好了心理准备，而且，从政治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我们称之为“入世型”政治社会化模式。它专指在我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一行为所造成的政治社会化形式。它成为新型政治社会化模式的代表。与旧的政治社会化模式相比，它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主体特征在“入世型”政治社会化模式中，主体的自发性体现得较为明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倍受国世人瞩目。据《北京晚报》报道，一项针对北京等十城市市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2001年最受市民关注的事件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83%的关注率成为市民最关注的热点。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月，“申奥成功、足球出线、WTO加入”，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喜庆场合的标准开场白。在主体性上，这次政治社会化还表现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特点，那就是商业化的色彩使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市场的考验。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间，一些媒体从商业角度考虑成为社会化的推动者。如深圳新闻网为了提高点击率，，自主开通了两条热线来回答市民在WTO方面的疑问。随着“”的结束，那种“革命教育”式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已经寿终正寝了，取而代之的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修养”式的政治社会化模式。相对于前，政治社会化主体的主动性增强，途径也变得更加丰富。（二）传播特征在传播方式上，入世型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更显出了多样特征。从电视、广播到书籍、报纸、杂志，甚至是计算机网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媒体渠道；从家庭、学校，到各级各类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时空网络。据初步估算，在入世期间，仅是出版的各类有关“入世”的书籍就有3000多部。许多电台、电视台纷纷播出“入世”的节目；报纸、杂志设立“入世”栏目。围绕着“入世”的各种各样的学会活动、学术报告等等更是不计其数。网络在“入世”型政治社会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01年的最后一周，我国政府将加入WTO的文件翻译成中文，公布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网站上。外经贸部网站（）大受欢迎。当官方公布相关法律文件的英文版时，由于上网人数过多而引起网络塞车，连外经贸部的工作人员也难以登录。（三）方式特征从“入世”型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上来看，它涵盖了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并以间接方式为主。在入世期间，各种各样的政治培训、政治教育并非罕见，但不处主流地位。与之相反，间接性的政治社会化则成为这次政治社会化的一个主要特征。首先，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概念被人们移植到我国政治实践中，用于描述、解释政治现象。入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给我国公民带来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诸如“国民待遇”和“透明性”这样的话语，不但政坛人物，甚至是普通公民对此都是耳熟能详。这些新概念昭示着国政治文化的样式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其次，价值转移的现象更值得人们关注。WTO所倡导的“WTO精神”通过这次政治社会化逐渐渗入中国政治文化中，慢慢地为其所包容。WTO文件所内涵的法治精神、开放理念、市场意识通过这次政治社会化过程已经开始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再次，规范转移是入世型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另一个特征。WTO一引起基本规范，如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等原则通过概念转移已经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成为新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三、几点启示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对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变迁来说，显得过于短暂，它对于我国政治文化的塑造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它对我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甚至我们还很难说，我们对“入世”做好了思想准备。据《中国日报》报道，在接受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调查的5000名企业高层人员中，有20%的人承认，他们对世贸组织所知甚少，或者不了解世贸组织。只有3.2%的企业领导人表示，他们完全了解世贸规则。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WTO首席代表龙永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对中国入世，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观念的变化。通观入世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开拓创新，打破陈旧模式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革命年代和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简单重复过去的老办法、老方式、老腔调，不仅不能起到好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的丧失，削弱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入世型”政治社会化模式不但为我们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思考，那就是如何才能开拓创新，打破陈旧的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而代之以科学的、新型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以此来补充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某些不足。（二）提高警惕，防止文化殖民“入世”后，我国在文化上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会更加频繁。在各种各样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流中，西方文化可能会对我国文化形成一种“文化殖民”，从而消解我国本民族文化的特色。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入世”主要是国家经济上的行为，我们的国家会因入世而更加开放。然而，我们还必须对这种“入世”型政治社会化抱有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可能会借入世之机，进行文化殖民，将我国纳入西方自由化的轨道。（三）加强引导，推行“以德治国”在提出“依法治国”后，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号召。就在入世的同时，我国又公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地加强道德建设，转变人们的观念，形成一个更高信任度的社会，不但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础，而且还是“观念入世”的一个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转变观念，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紧迫的。一方面，我们还未“入世”，就已经尝到了“入世”的甜头，由“入世”而引发的政治社会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由传统政治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一转变的进程是长期的，“入世”并不是这一过程的结束，中国面临的是进一步转变观念。新一轮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才刚刚开始，它在中国的影响将更加地变幻莫测，更加地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了我国政治文化在本世纪中的基本样式。注释：
[1]《联合早报》2001年11月10日。
[2]《联合早报》2001年12月12日。
[3]《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0日。
[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将政治现代化分为建立民族国家并实现国家权力制度化、国家政权世俗化、政治民主化三个层面。参见《南方周末》2001年11月30日。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威权主义
【正文】
阀，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即阀阅，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在左曰阀，在右曰阅。也指自己的功绩仕履。义与攻伐的伐相通，当通作伐。（注：李恩江、贾玉民主编：《说文解字》，喀什维吾尔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109页。）可见军阀者，是以军之武力攻伐他人，而获得自身利益的主体。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军阀”一词最早载于《新唐书·郭虔瓘传》所记：“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注：《新唐书》卷一三三。）遍观中国历史，社会总是在乱与治的交替中螺旋式上升发展，统一与割据互为因果。军阀政治既是统一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面，又是它的派生物。（注：赵学聪著：《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其影响》，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在政权更迭的过渡阶段，总会产生不同于传统政治力量的政权形式，即军阀政治。它一般是指，一个武装力量或武装力量集团掌握政权，用武力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政治形式。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论述了军阀政治的特征，他认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23卷，民国印本。）陈志让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军阀的定义及其特征：“他们之成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非儒家之士，也非民族主义者。他们那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心理往往是胜过他们对国家或王室的忠心。这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在历史上的特质。从逐渐衰退的儒家文化观点来看，军阀是无节操、之徒，从不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是落伍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是毫无操守可言，而且每每不合时宜，因而易被认为是军阀。”（注：陈志让著：《中国近代史论集》第五辑，载《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24页。）
综观这些论述，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角度来说，军阀的确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因为一个政权、一个王朝的覆灭，不是毁于下层人民的起义就是遭到军阀们的夺权而被逼让位。在这种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下，军阀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拥兵、割据和武治。但是仅仅从割据状态下的表面特征去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够深刻的。
军阀产生——军阀混战——催生新政权，成为军阀政治登上历史舞台的一般顺序表，在这样一种顺序下所隐藏的因素并不只是军阀们自私自利和“不忠不孝”那么简单。应该说，军阀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本身就是伴随着中央专制集权而产生的，军阀政治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派生物，二者属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否则，在集权衰微之际，军阀们燃起遍地狼烟的现象就无法解释了。传统中央集权主义是一种权力分配模式，在模式下的分权规则就是单一的效忠体系，当中央权威不再时，军阀们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下将从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角度，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并揭示其迅速被统一所取代的发展必然性。
一、大一统专制的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于中原文化，其密集型耕种农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尤其是黄河的泛滥客观上需要整个流域的合作治理，而诞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在一开始就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演进。
在远古时代，为了保证本氏族在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各氏族不得不扩展自己的地域、增加人口数量以保证在一处或一时生计困难时，不至于全部遭受灭顶之灾。当遭遇外来利益集团的威胁时，分散的部落就被组织起来，形成部落联盟以对抗外敌。自周以降，松散的诸侯国之间的联合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威胁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统一。这些是形成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客观因素。此外，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其西部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北部则是不适合农耕劳作的荒漠和草原。这些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农耕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发展，兼并与反兼并，统一与反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线。中央集权成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权力分配模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式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要求政权与意识都归于一元，《墨子》中《尚同》篇这样论述归于一元的必要性：
子墨子言曰：“古言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其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权统一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设立一个以一人为首脑的官僚体系，通过上下有序的大一统政权结构来治理国家。而上本身是代表绝对真理的，下层百姓除了服从中央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否则将会有灾难。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凑凑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这里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却难以实现。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过官僚集团去实施，受管理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服从这些具体实施者们。大一统并没有带来管理的全面与直接，而是滋长了地方威权主义。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模式下，各中央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缺乏合法性证明，其表现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是不能实证的，而且更多地来源于祥瑞等事件来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合法性评价。政权更迭被“阴阳五行说”解释成为相生相克，（注：周朝被认为是火德治天下，而秦则是以水德而克之。）但是这种解释一般经不起推敲。当新旧政权交替时，新政权总是以“天命所归”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夏商之世，统治者正是用“天用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注：《尚书·甘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等“天意”来作为活动的依据。西周建立以后，运用“天道”观念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利用神权观念来增强统治的效能。（注：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6页。）
在这样一种缺乏合法性证明的不稳定的政权体系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上下层之间必然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也基于此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从个体角度来说，中央的力量并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当中央政权失去权威时，各种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系自己的地位。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构建政权体系必须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拥护之上，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例如，东汉末年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本为朝廷重臣的李世民、唐末藩镇镇守的安禄山；以及清末民初的大小军阀，他们无一不是靠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军阀内部的角度来说，效忠只是在军阀集团内部进行，而军人并不对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效忠。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大一统的文化在造就统一的同时，也孕育着分裂割据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造就了有序的家庭协作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一开始就走在了其他东亚文明的前列，社会结构在一种良好有序的状态下简单地循环发展，它将社会矛盾巧妙地在社会底层加以消融。
因此这种先进文明给这一区域中的居住者带来了优越的生活，也带来了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情绪，不大愿意去用新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也没有契机让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在这些极具韧性的文化根源的作用下，加上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中华文化圈向外辐射文明的特点，使它逐渐成为整个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导致每个政治力量都把统一和强权专制作为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在大一统的状态下，才能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权力，那些“大盗窃国”者不过是由单个的权力追求者转化而来。
鲁迅先生对这种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阐述：“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自大’，都是‘合群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技改进的原因。”（注：《青年杂志》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儒家理论在吸收了其他学派观点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论观念，让社会的各个因素都能良好有序地运作，不愿意轻易去打破它，因循守旧的传统让自己无法容忍其他文化的冲击。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历来被视之为非正统，这就意味着非中原华夏正统的文化在国人看来都是外来的蛮夷文化，自然更没有理由去加以正确对待，并与之交流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十分坚韧的特性，那就是不论统治阶层自己起源于何处，最终不得不被中国固有的传统所同化，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国家。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圈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的复杂综合体，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它的形成与发展就不难看出其在实质上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北方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始终难以融合，几千年的资源争夺导致文明冲突不断，但冲突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因为不论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传统治国方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表明了在这个国家只能由某一个权力代表来统治，如同前面论述的道理一样，一旦这个权力代表无法行使其权威来有效地管理国家，那么军阀们就要粉墨登场了。他们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实力巩固地盘，提高自己在军阀政治游戏中的竞争筹码，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发展到相互兼并，最终由一个新的强势群体来完成统一。这样一个割据到统一的循环就形成了，而在完成这个过程的同时又在酝酿下一个新的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将出现统一走向割据的状态。
二、传统伦理道德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儒家所提倡的纲常学说，其核心在于不同地位之间要保持绝对的不对等关系。子对父，妻对夫，臣对君，均要树立牢固的服从理念，中国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纽带的，从而使家长制管理模式从单个家庭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注：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3、34页。）国家有一个受之于“天命”的家长，其他人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森严的等级制度保证家长的意志能够向下传达并加以实行，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有个颇为好听的名字——父母官，但是“父母”之意的真正内涵是下对上负责，百姓要像服从自己的家长一样绝对服从地方官员，而各级官员又绝对效忠于君主的统治，这就是“君父”一词的由来。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在拥有极大的主宰权的同时，对下不过是体恤下情，施舍一点“恩典”罢了。
严格的等级制度犹如家庭中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不可擅自变更与破坏，更加谈不上背叛了，这样整个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着良好有序的管理和运行。对上级命令的遵从表面上是依靠制度的约束，但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个人的敬畏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统治者还能拥有权威。
在等级制度下，传统道德中忠君关系的具体体现在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上。一般认为，战国时代为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时期。由军功逐渐取代世袭身份，政治体制也由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总是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注：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页。）因此，官僚集团内部以及官僚和受管理的百姓之间是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服从关系，而官僚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个信念，一个传统的忠诚理念在维系，这种效忠关系是间接的和非具体的。向上尽忠的传统伦理规则远不如直接的上下级服从关系来得有效，在皇权强大时，中央的威慑足以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同时应当注意到，这种伦理规则在政权建立和巩固阶段，主要依赖于对军事实力的巩固，依赖于军队对国家的效忠。问题在于，军队首先是效忠和服从长官，然后才是向国家效忠。军权成为掌握政权的柱石，成为各个政权力量依靠的对象，军事集团的首领也就会因为地位的重要性而逐渐转变成为军阀了。
“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效忠上级”。（注：来新夏著：《关于军阀史研究》，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三)，第4页。）在古代军队中讲求“爱兵如子”的上下级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士用命”发挥战斗力。近代军阀政治的鼻祖曾国藩就是深晓个中道理的人物。曾国藩在对士兵训练方面特别注重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与家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同乡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也在所不惜。（注：刘江船著：《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由此可见，在传统文化模式下要获得军队的效忠，就必须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去影响和束缚军队。同样的道理，一旦军阀成为了政权的掌握者，它也必然用这种传统的模式去构建政权体系。由军而成阀，进而主宰政局形成军阀政治就顺势而成了。
三、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存在
中国所处东亚大陆的气候条件适合农业文明的产生，以家庭协作为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成为在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国家组成。
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各组织，对那些与土地相联系的村落组织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传统农业在组织经济活动时，一般以村或族为单位组成经济活动团体，这些团体逐渐发展成行会、行帮，这些组织主要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组成，如父子、夫妻、兄弟、师徒、乡邻等，其他组织在组成结构和管理模式上也大致以此为基础。奉系军阀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起于草莽、啸聚狂徒，或称之为“东北王”，或称之为“枭雄”。想当年少年无赖，食不果腹，后来却统治整个东北，并曾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权。成功之道何在？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在张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所以在创业时是同生死共患难。及至后来办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是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还用结秦晋之好、受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注：《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刘江船文。）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建立起来了。
反过来，军事集团以宗法组织体系为核心，传统的宗法组织为了生存也必须依附于这些军事集团。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导致皇权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主体，中央政权稳固时尚且如此，到了中央政权衰微之时就更加脆弱了。这些村落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军阀们财力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军阀也利用了小农经济下的传统组织体系。
对于国家来说，好比是由许多小村庄组成的庞大村落，在一般状况下这些村庄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到了单个村庄无法完成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必须有国家来组织，例如：战争、洪水、干旱等。国家不需要这些老百姓平时自己组织成一个个的团体，相反是严格禁止这样做的，因为民间团体的存在必然会威胁到政权的巩固。“连伍制度”自商君相秦以来就成为巩固基层政权的有效政策，统治者们希望能最大化地使用农民的力量，同时又能有效防范农民的反抗。千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正因为农民依附于这种脆弱的小农经济，这种局面一旦被破坏，同时国家又没有救济的功能，国家便无法有效控制基层农民，广大农民在失去生存基础之后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铤而走险”了。他们加入军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生存。齐锡生先生在考察了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状况之后分析，“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命，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注：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另一方面，在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闭式模式下，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单位保持了它的稳定性，同时也不需要与社会其他阶层发生更多的关系。作为单个的农民来说，他只会服从家长的管理，上升到整个村落，则服从宗法制的管理。族长的权力是由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赋予的，因此当社会动荡，安逸的田园生活被打破的时候，农民所畏惧和服从的只有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强权了。军阀在形成割据政权的同时，往往又成为封建大地主，或者依赖封建大地主。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兵源，而农民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依靠这些地方强权，这就是产生威权主义的根源。
那么位于统治地位顶层的君主呢？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各代的政权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那么这样一种理由同样可以为取而代之者使用。握有军事实力的军阀，设计设法证明自己也获“天命”，那么这种不可证实的“天命”就随着实力的扩充而变迁了。
事实上真正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那些中下层土地所有者的效忠之上，他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根据自己向国家申报土地的多少来缴纳赋税，而国家最高统治者根本就无从具体知晓自己究竟掌握多少经济资源，因为在历史上全面丈量国家土地的活动从未真正彻底地进行过，那么中央对于地方的管辖能力就是十分有限的了。
再来看看这些中间阶层。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而这种企图又被“门第”、“出身”等等因素限制了，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成为权力金字塔的顶层人士。隋唐以后一条新通道便逐渐成为社会上下沟通的主流途径，这便是惹得天下俊杰尽折腰的“科举取士”。这是一条中下层人士通向权力顶峰的艰辛之路，国家太平时期少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只有通过层层选的，受到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熏陶的人才，才能胜任管理百姓的工作。他们来自于基层，和底层的各种社会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仅是代表君主的管理者，更是国家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此外，出于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士大夫乡绅阶层在国家的允许下建立私人武装。在中央权力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和威慑之时，这些地方武装在名义上是保卫中央政权，而实质上只是保障自身的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二分法在他们的脑海中既然是不存在的，而后者的明朗化又在军事化的局面下出现，于是造就了两种可能性：退守则为武装割据，进取则逐鹿中原，问鼎天下。
因此，对造成“天下大治”的局面的瓦解来说，地方乡绅势力的军事化与农民的军事化所扮演的角色是平行的。（注：[美]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7页。）军权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下移，地方势力因掌握军权而不断去中央化。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作为经制武装的八旗、绿营却一击而溃，清廷只得听任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各募勇营，湘军、淮军等地方性武装乘势而起。……就地筹饷，使兵权和饷权都掌握在带兵统帅手中，饷源的转变引起军权的转移，（注：久玉林著：《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探源》，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军队开始由地方供给和掌握。光绪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徐寿衡说：“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之。”康有为感叹道：“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知全国兵数，况于调遣训练乎？”（注：康有为：《康南海文集》，第4册。）
到了中央政权无法用财政税收和军事控制来保持国家稳定的时候，这些良好的秩序就被彻底打乱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导致各地方为维护自己区域的利益而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的分离倾向显现，通过科举考试达到权力顶层的努力变得没有任何意义。1905年清廷废除实行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它彻底中断了这些中间阶层的传统仕途之路。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拜所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正是依靠这一纽带才取得高官厚禄的，科举考试废除了，但是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做官发迹的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注：《他曾经是的亲信——郭汝瑰回忆录摘录》，载《人物》1987年第1期，第35页。）既然无法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中央权力的代表，那么这些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就不得不靠自己来维护。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导致东汉末年豪强纷起、军阀林立的主要原因。“百姓流亡，盗贼并起”，（注：《后汉书·陈宠传子忠附传》。）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使得中央政权无法继续对国家进行有效控制，不得不“诏令天下”由各地豪强地主自己组建军队镇压黄巾起义。曹操便是利用镇压起义的契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如被其收至麾下的“收宗族宾客，家兵数百人”的任峻；“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口”的李典等。中小地主阶级采用割据自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军阀政治的形成。
社会中下层组织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联系，还与治国方略有密切联系。“德主刑辅”是历代的主要国策，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主张用“教化”来消除，认为用刑罚的手段来解决纠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显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深刻的性格。在这种背景下，中间阶层将上层的意志传达给下层，在监督老百姓的同时他们也会让上层知道政策的执行情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这些儒家名言，也就是“民为国本”的思想其实就是中间阶层为巩固社会秩序而提醒上层统治者的。但是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自身的约束只能是空想，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只会扩充中间阶层的势力。国家可以掌握的税收在不断减少，而投靠地方豪强以求自保的农民在不断增加。反过来，国家的赋税收入在逐年减少，土地兼并现象不能遏止。针对各种弊端进行的改革往往会遭到来自这些中间阶层的抵制，而如果不改革国家就无法维持运转。“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注：《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书，第85页。）最终新的秩序在中央与地方的尖锐对立下，在旧有的秩序上重新构建。
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稳定时期和更迭时期，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闭式生产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造成个体的分散，下层农民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左右。适应这种模式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相对孤立和分化，这在客观上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滋生土壤。地方分离主义来源于宗法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威权主义思想使得法律成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工具，广大农民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在社会动荡之际只能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他们提供的资源自然成为军阀们的战略资源。军阀政治成为不时出现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就不足为奇了。
四、总结
以割据分裂为特征的军阀政治是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对立面和派生物。军阀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混战、扩充实力、吞并其他军阀势力，有了这样一个动力在推动，军阀们会陷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最终会由一个实力最为强大的军阀来完成国家统一。这成为了近现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在一个权力格局尚未形成的阶段，军阀政治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研究东亚历史的费正清教授认为：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注：《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书，第502页。）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ZHAOZhi-gang/SUNShao-yan
SchoolofMarxism,RenminUniversityofChina,100872,Beijing,China
【作者】赵志刚/孙绍燕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赵志刚(1978—)，男，山东烟台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绍燕(1978—)，女，山东烟台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深层障碍。本文从政治文化的涵义和作用的界定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探讨了创建新型政治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并对如何创建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做了尝试性探索。
【摘要题】理论探讨
【英文摘要】BasedontheideathattheineradicabletraditionalpoliticsandculturehinderthemodernizationofChina,theauthor,consideringtheirdenotationsanddefinitionsoftheirfunction,analyzesthepresentsituationofChina''''spoliticsandculture,discussesthesignificanceofestablishingnewtypesofpoliticsandculture,anddoesanattemptresearchintotheirestablishmentfollowingthesocialistguidelines.
【关键词】政治文化/建设/新型政治文化/politicsandculture/construction/newtypesofpoliticsandculture
【正文】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2X(2002)03-0102-05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同时，政治文化又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演进，影响和制约政治体系、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准确把握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文化的涵义及作用
从历史的渊源看，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描述了有关政治文化的问题：“当人们的分布变化时，政府构成就会变化，一种变化时这样，那么另一种变化也是这样……，国家不会超出生活于其中的人性范围。”[1](p245)但政治文化明确地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专门概念和专门的研究课题，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1956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一书中，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并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在书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2](p29)1961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派尔在撰写《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时，给“政治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感情，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它包括政治理想和一个政体的运行规范(operatingnorms)。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纬度集合形式的展示。”[3](p218)此后，各国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各执一端、纷繁复杂。我们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对政治文化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释政治文化，在具体的界定中也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行为在个体心理导向领域中的系统表现，是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历史性产物，也是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成员活动的历史性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以其无形的力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指导政治行为是政治文化最基本的功能。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利的行为力度，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执着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长久地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当然由于政治文化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它既可以指导革命的、进取的、正义的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导反动的、保守的、非正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其次，影响政治体系。历史表明，在一场政治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往往在政治文化领域首先出现革故鼎新的征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并且为新的统治秩序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政治文化总是指导着人们去保护或一种政治制度，去维持或改革一种政治体制。再次，制约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更是其中的一股无形的重要力量。政治文化内含着对政治发展前景的向往，如果这种向往是符合政治发展规律的，人们将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能量，通过政治实践推动政治发展；反之则会严重阻碍政治发展。另外，政治文化通过其时旷日久、潜移默化、传播灌输的作用塑造政治社会的成员，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对政治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
根据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体现了传统和现代两个层面。
第一，从传统的层面来看，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专制以及封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古代以君主的“治国之道”为核心，以处理君臣、君民关系为内容的较为完备的封建政治文化体系，民众中普遍存在着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人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并已根深蒂固。权力崇拜与惧怕的二元政治情感、上下等级意识以及狭隘的顺从心理等均构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第二，从现代的层面来看，世俗化和理性化成为现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使政治文化打破了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呈现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适应性和容纳不同性质的文化的开放性。
首先，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由“政治挂帅”向“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历史性转变，确立并发展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的主流政治文化。国家职能的价值标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管理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民主建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科教兴国”等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其次，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普通公民政治上的民主、平等、自觉意识逐渐增强，社会主人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扩大。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利益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
第三，虽然现阶段我国政治文化的格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政治文化还有相当的影响，相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说，政治文化的发展仍然是滞后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依然矛盾重重。
首先，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明显加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意识虽然在根本上统一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但在具体的政治倾向如政治态度、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却出现分化，呈现阶层性特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加剧，亚文化广泛存在。
其次，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在并存中冲突加剧。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地区差异以及改革的渐进性形成了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广泛并存、兼容并蓄的局面。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其内核本质不同，存在着广泛的摩擦。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冲突，广泛存在的亚文化更是摩擦不断。
再次，从宏观政治心理上看，现阶段我国国民政治心理以对现行政策的认同为主，同时兼有多元性、怀旧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义轻利的儒家伦理观念已经不被人们所接受，代之而起的是“利益”一词堂堂正正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三、政治文化建设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包含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政治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其本身也必然处在一个现代化过程中，落后的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会起到阻碍作用，而现代化了的政治文化对现代化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政治主体成熟和完善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成功与否，事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影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第一，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是我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首先，从宏观上看，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化能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此外，政治文化建设还可以加强主导政治文化对其它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制约和整合，同时面对社会新形势进行自身的调整和改革，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其次，从中观上看，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各项政策的顺利出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文化指向和浓厚文化蕴含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的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着政治改革的深度和质量。理智审慎的政治文化能够催发政治角色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增强对政府的信任，以利于政府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政策目的的顺利达到。再次，从微观上看，政治文化建设有助于政治人格的健全和完善，使个体成为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具有创新意识、效益意识、责任意识、组织意识、公共人格的新型政治人。
第二，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4](p284)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告诉我们，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p284)要保持稳定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政治文化作为保证，使人们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都能达到较大程度的认同，这样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情绪、态度、要求、愿望、行为等才能更大程度地与国家的政治要求相吻合，使社会的政治形势、政治氛围得到维护和发展。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就是政治文化的发展，这就需要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对原有的政治体系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政治改革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能够消除利益矛盾，推动社会政治的发展，维护政治的权威，同时能够提高政治管理的效率和效益。而影响政治变革的重要制约因素是人们的政治心理。顺应社会政治心理的潮流，顺应民心，则政治改革就会顺利，对社会政治发展就有推动作用；反之，就会有阻碍作用，甚至发生社会危机或社会动乱。
第三，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是对国外政治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击。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就曾提出文化的领导权问题，“社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作用中”即“在统治的形式中”与“神和道德的领导”的形式中。[5](p116)在当代，和平演变、价值输出和文化殖民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文化战略中常用的伎俩。米歇耳•诺瓦克曾深刻地指出，“观念意志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今天它已获得了比现实更大的力量。”[6](p13)理查德•罗斯克兰在《外交》杂志的评论中写道：在可预见的未来，唯一名副其实的国家文明来自世界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亨廷顿抛出的《文明的冲突》更是这种论调的有力佐证。西方社会妄图以一种普适性的、绝对性的盎格鲁萨科逊式的政治文化来达到全球大同、消除异己的目的。他们抛出人权问题，进行西方价值观念输出，大批量生产和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政治文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文化震荡和思想混乱。因此，中国对所处的舆论环境应该有忧患意识，进行深入的政治文化研究，探索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维护我国的政治主导文化的合法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课题。
第四，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是对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文化震荡的有力回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社会带来极大物质财富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在所难免的“社会病”。这些“社会病”具有伴生性、潜伏性、阶段性和病态性，在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实践进行引导和整合的情况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迫切需要先进的、科学的政治文化对之进行引导和匡正，而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自身也处于转型待定阶段。传统政治文化的合法效力正在逐步降低，现代政治文化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而这期间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逐渐悄然兴起。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形形的社会思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政治阅历，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在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中陷入进退维谷、迷惑徘徊的境域。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政治角色尽早走出思想误区，有利于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利于深化改革，使社会民主生活畅通，政治角色重新定位，政治价值重新确立。
四、加快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建设
我们党历来重视政治文化的建设。在当代中国，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致力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出和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我们要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加强对公民的启蒙和教育，使公民真正做到知政、晓政、督政、。不仅要在认识政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更要在实践中去积极推进政治文化的建设。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政治文化建设，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我们要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全面变化，使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朝着有利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准备充分的总和性基础。政治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决定。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构成一切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早在1980年2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7](p128)经济上的落后制约了政治文化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所得到的实惠中坚定政治信仰，产生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爱戴。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还要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治文化建设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阿尔蒙德认为，在政治文化转型时期，不同政治文化理念相互碰撞，不同政治文化相互摩擦，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8](p10)
第二，加强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
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内容，提高政治教育的水平和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既在实践中又在思想上认识到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意义。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发展、大转型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新矛盾不断涌现，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理论界也众说纷纭。这些思潮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甚至有些错误思潮甚嚣尘上，呈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否则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就会出现社会政治动乱。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中国人民求富求强的科学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更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政治共识。党的十五大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问题，就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要用邓小平理论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全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第三，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扩大政治认同。
全民族的总体素质的提高是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的和必要条件。“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9](p5)而公民参与的扩大依赖于政治社会化渠道的完善和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提高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要加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引导和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牢固地确立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维护和保护主流政治文化，争取亚政治文化，抑制反主流政治文化的产生和传播，特别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其次，要疏通和健全民主参与渠道。主流政治文化要占据主导地位，必须依靠畅通无阻的传递通道方能被公民认同和吸收，没有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就会受损，参政热情就会泯灭，主流政治文化就难以巩固地位，也就经受不住反主流文化的冲击。再次，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大文化背景。它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以及教育科学文化等都给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以极大的影响。精神文明建设有助于政治文化中的主文化的确立和丰富政治文化中亚文化，也有助于分散、限制政治文化中的反文化。最后，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扩大政治认同。同志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党，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执政党要继承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关心群众利益和疾苦，满腔热情地解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努力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和光辉形象。
第四，批判地继承中外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料，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综合创新。
首先，要处理好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对其进行合理扬弃。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出发，积极吸收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坚决摒弃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封建糟粕，努力创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其次要处理好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借鉴其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和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政治文化，使之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政治文化的交流势必愈加密切，这种交流是交互的、双向的，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特点，又要适应这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应防止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第五，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相协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要协调和引导国民的政治心理，使其符合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物质的现代化，也包含国民心理观念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国民心理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就会步履维艰；要引导国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自由观、平等观、公平观和人权观；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使人们从对道德政治态度的眷恋中解脱出来，通过科学的认知实现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同，从而促进政治体系的持续高效运转。
总之，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几代人长期不懈地努力。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切忌一蹴而就。在全球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态势下，只要我们保持冷静，站稳脚跟，抓住机遇，沉着迎战，把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就一定能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崭新的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收稿日期：2002-05-08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1987.
[3]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NewYork,MacmillanCo.andtheFreePress,1961,vlo.12.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美)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97-09-22(1).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逊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问题，则采取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自由。”(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
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娶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中共对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人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中共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和中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政治文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点(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主导政治文化突出强调中共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并主张中共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对新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娶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娶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多。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干部和指战员等阶级、阶层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使其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规律是向更合理与合法的方向演进。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84页。)。其中，政党是政治斗争最严整的表现。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即阐明自己政治目标和根本任务等重大内容的规范性文献，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并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在现代意义的政党现象中，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内容，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也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96页。)存在于完整的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过于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神学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切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传承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汇入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一般而言，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在该社会的命运，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政治文化的需要程度，亦即该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社
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主导政治文化所主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基本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利益群体能够从总体上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引导和约束。例如，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够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娶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于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种似乎是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民运分子制造的、机构改革、裁减军队、企业职工下岗、冒着冲击民族工业和农民利益的风险争取入世、反对等等，中共和政府却能够充分动员社会政治资源，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大，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共产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非主导政治文化则在各个方面离析和化解着主导政治文化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约束，使一些社会利益关系群体的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指引。这表现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层面。有的是自由化思潮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如少数民运分子、分子公然否定主导政治文化主张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有的是打着主导政治文化旗号的左倾思想观念，如指责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统统归之于改革开放政策，主张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等；有的是精英和大众政治行为中的清官意识、臣属意识残余，如个别领导干部“社会需要包公，我就是要做包公”的豪言壮语，个别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的市民对政府修街道举动的感激涕零，电视剧连篇累牍地对古典与现代版的圣主清官剧的宣传等；有的表现为裸的封建宗族意识支配；有的表现为执政群体中少部分人对主导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游移、动摇和模糊；有的表现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我们知道,尼采写作的时间距康德的批判已有将近1个世纪。这1百年正是德国从1个分裂的、落后的民族上升为1个即将统1的，和文化日见发达的欧洲主要民族的决定性过程。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著名的第1章“关于德国的1些特征”中指出，在法国大革命，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的先锋人物，如康德、赫尔德、荷尔德林和黑格尔都发自内心地欢迎法国革命。虽然拿破仑的入侵激发了德国民族解放和民族统1的热情，但这种热情1直同“启蒙”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的高涨紧密地结合在1起。当时德国进步知识界的共识似乎是：德国现代史是随着法国人的进入而开始的。歌德和黑格尔等进步思想家甚至半公开地同情拿破仑统1德国的行动，认为这是在替德国清除封建残余。在经济发达的莱茵地区，还出现了同法国的政治上的结盟。但在政治理念的认同之外，卢卡奇还点出了1个更关键问题，即“与这种观点的内在性相适应的是民族这个概念在这些思想家们心目中已经淡化为单纯的文化概念”。
这个让我们想到，与109世纪德国相比，英国资本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和普世主义，但是，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面，实际上推行的却是文化上的地域性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殖民帝国主义。法国资产阶级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但是实践的却往往是文化上的沙文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并且在海外扩张方面力图和英国竞争。不能否认，英法资本主义相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物质文明客观上造就了这样1种资产阶级“个人”或“个体性”，这种个体性的相对充分的发展和有时过度的伸张会造成1种特殊的文化世界主义的外观。（可以说，为了商业利益走遍全球的英国人在“趣味”上往往比1个德国小镇上的屠夫更“世界主义”。）反观德国，虽然争取民族统1和民族解放“是吸引德意志民族的广大和重要阶层的群众运动要求的对象”并“在事实上统治了109世纪德国的政治和思想的发展”（卢卡奇），但民族国家的概念始终被其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成是1个“单纯的文化概念”而非仅仅1个“民族”的概念。
换句话说，近代德国的“民族文化”在其自身的理想状态中恰好是建立在1系列普遍观念的基础上，其核心是启蒙的观念，而其特殊性的展开则有赖于“理解每个文化的内在的关系与必要”（尼采）。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日后共产主义普世理想那种“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者自己”的远大抱负的略带喜剧色彩的德国哲学版。这就是：只有理解全人类，才能最终理解德国人自己；只有拥有人类的最高文化，才能拥有1种德国文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过是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幺从浪漫主义阐释学到晚期海德格尔，德国人把心智如此倾注在“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应看到，1方面，意义的追寻是对某种终极之物的追寻，因而是普遍的。可另1方面，“意义”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交流和理解的困难和暧昧性，表明“意义”和“理解”的主观局限性和特殊性。这1切也表明，近代德国文化思想的普遍主义倾向，无非是德国近代历史发展特殊性的1个征候。卢卡奇曾1针见血地指出：“1般来说，近代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悲剧都来自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迟到而]缓慢的进程”。（《理性的毁灭》中文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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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回过头去看康德的启蒙概念，我们就能对他所说的东西心领神会。康德再好不过地表明，最有普遍性的哲学思辨总是最深地植根于特殊的条件和形势。思想家谈头顶上的星空和心里的道德律时，眼前面对的却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的人”的。在回答“什幺是启蒙？”时，康德回答如下：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文版，第22页）
这个看似1般的结论当然有非常具体的针对性。当康德感叹1般人的“懒惰和怯懦”时，我们禁不住要猜测，他是对那种“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安逸”感到不可思议，还是对“别人何以那幺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表示憎恶。但当我们读到“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生不要竟敢冒险从保护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1步”时，康德的启蒙观念指向君主专制的批判含义就昭然若揭了。康德有时会说得再明白不过：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特别是有“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这种启蒙理性主义里特殊的德国预示了，尽管德国将在短短的几10年里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和英法并驾齐驱”（马克思），但它在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思想等方面，仍然会处于深刻的矛盾和紧张状态。在尼采的写作，这种矛盾和紧张随着德国不可遏制的崛起而变得空前白热化。随着德国统1和化的顺利实现，德国社会内部矛盾和与英法美代表的“西方”的冲突也日益激烈，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两次世界大战。与此平行发展的，则是1部思想文化矛盾和冲突的历史。对这种思想文化矛盾冲突的长期的，深入的，持续不断的思考正是德国思想黄金时代的中心内容。在1873至76年间,尼采陆续发表了4篇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长文，即“大卫·施特劳斯：忏悔者与作者”，“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家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些文章的合集就是著名的《不合时宜的观察》。此书与《悲剧的诞生》同属尼采写作的第1阶段。其中“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已有中译。但总的来说，《不合时宜的观察》在中文世界里的远远不如《悲剧的诞生》。自后者在810年代中后期作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丛书第1种推出以来，尼采在国内1般读者心目中大概就以1个“美学家”或“诗人哲学家”的形象确立下来。1个美学和诗意的尼采形象本身并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人文知识界对尼采的理解长期局限于这个角度，就容易让人有意无意地忽视尼采作品整体所包含的其它重要信息。本文强调的就是尼采的思考的另1个重要方面，即文化政治和文化批评。之所以要突出这个方面，与其说是为了全面把握尼采的著述，不如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
事实上，自王国维和鲁迅以来的中国读书人对尼采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批判早有设切的体察。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的单行本《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1书早在1947年就由姚可昆先生于译出。译者的旧序曾于1947年6月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周刊发表。译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尼采在这1阶段“1切的思想都在围绕着1个中心，即是文化的本质与德国文化的将来”。译者序不仅告诉我们尼采当时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理解每个文化的内在的关系与必要”，更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当事特定的时代背景。这里摘录如下：
“那时正是普法战后德国忽然兴起的,许多德国人以为不只是军事战胜了法国,就是在文化上也占了上风。尼采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觉得德国的文化在俾斯麦的政府下隐伏着许多危机，他看见德国的有许多病态的，畸形的现象，他于是对这些现象痛下砭针，毫不融情地予以攻击。他的《不合时宜的观察》可以说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对于人生的利弊》中文版，第2页）
的确，《不合时宜的观察》通篇桀骜不驯，蔑视流俗的挑战口吻表明，尼采是有意识地把这些文章作为自己文化和文化批评的宣言书的。“大卫·施特劳斯：忏悔者与作者”开篇就提出这样1个：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军事胜利是否意味着德国文化对法国文化的胜利？要知道，青年尼采是个充满激情的爱国者，在普法战争期间从瑞士回国参军未果，只能作为志愿者效力。更有意思的是，尼采的生日与当时在位的德国威廉皇帝是竟是同1天。尼采的父亲是德皇的崇拜者，就干脆用皇帝的名字给儿子取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但是，这样的爱国背景并没有尼采的观察和判断。他首先看到的是，巨大的胜利里面往往包含着巨大的危险，而人类天性承受胜利要比承受失败还难。对于打赢普法战争后自我陶醉的德国“公众意见”，尼采的警告是:军事上的胜利绝不等于文化价值上的优势,而德国人若为了德意志帝国而丢掉了德意志精神，到头来只能把来之不易的胜利转化为1场彻底的失败。
尼采进而指出，那种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必然有文化上的深层理由的德国公众舆论10分荒唐，因为无论战前还是战后，“法国文化仍作为法国文化存在着”，而且“德国文化仍旧1样地依赖法兰西文化”。在最表面的层面上，尼采所说的不过是这样1个事实，即德国人“不能不承认自己在文化所有的形式方面仍然离不开巴黎”。在更深的1个层面上，他是在提醒德国人，相对于法国文化而言，德国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1个原创性的德国文化”。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曾指出，法国文明的优点和它相对于德国的“巨大优势”在于其“民族与文化融为1体”。事实上，这不过是以尼采自己的语言承认，法国人通过启蒙运动和大革命而使自己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上升为1种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形态。在文化与民族合而为1的过程中，法国人变成了1个文化民族。也就是说，法国人的民族性和“生活形式”是通过文化风格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神话而得到表达的。这种文化表达因其精神的丰富性和风格魅力而属于所有人，而不仅仅属于法国人自己。相比之下，此时德国人由于政治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种种束缚，他们的“民族性格的高贵核心”仍与他们的“很成问题的文化”相互隔离，甚至两者间“毫无共同之处”。在尼采看来，德国人虽然对自己的内在精神生活自视甚高，但只要无法停止不由自主地摹仿法国人，就谈不上把自己从法国人的文化主导下解放出来。更进1步说，“只要我们还不能把1种独创性的德国文化强加于法国人，我们就根本不配谈什么德国文化的胜利”。（《不合时宜的观察》，《尼采全集》第2卷，1995年版，第9页）。这里尼采当然不是在鼓吹德国沙文主义或煽动对法国文化的敌意，但我们清楚地看到，历史的不均衡是能够如此激烈地转化为文化政治上的自觉。尼采在直率地指出德国文化的不成熟时，又对德国文化抱着1种“希望的形而上学”式的理想。他写道：
“我们的1切希望都满怀热忱地寄托于这1认识：在这忐忑不安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下面，隐藏着1种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力量，尽管他只在非常时刻有力地萌动1下，然后重又沉入酣梦，等待着未来的觉醒”。（《悲剧的诞生》中文版，第101页）
尼采说他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看到了这种力量仿佛“从深渊里生长出来”。在路德的赞美诗里他听到了“德国的未来曲调”的“第1次奏响”。它“如此深沉、勇敢、充满灵性地奏鸣，洋溢着如此美好温柔的感情，犹如春天临近之际，从茂密的丛林里迸发出来的第1声酒神的召唤”。（同上）
我们知道，尼采的文化理想是古希腊，在那里，人的有限性和自我毁灭冲动通过，特别是通过悲剧得到陶冶，在宁静的肃穆中，生活世界和神话世界结为1体。值得1提的是，尼采认为罗马帝国是“极端世俗化”和“冲动绝对横行”的代表，因而是“最可怕的”。尼采的后裔（如海德格尔）也正是这样看美国，把它作为“全球技术”的代名词。但在世界，这种希腊式的文化理想似乎部份地变得由法国文化来承担了。这当然不是说，在尼采眼里，法国就是希腊的转世，而是说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法国体现了“民族”和“文化”之间的1种相对成熟的，较为理想的关系。在这1点上，尼采既充分肯定法国的领先地位，又毫不掩饰地强调法德间的竞争关系和德国民族文化之潜力和创造性的伟大。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尼采与其说是预示了种种政治学上的德国的“落后优势论”，不如说是以1种诗的方式为近代德国社会思想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奠定了基调。10几年后，韦伯用清晰的社会语言又1次发出了相同的警告:德国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就若没有政治和文化的根基,就不但是没有指望的,更是危险的。韦伯说的不仅仅是康德意义上的德国政治的不成熟，也是尼采意义上的德国文化的不成熟。可以说，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审视德国的未来是尼采和韦伯迥然不同的思想路径的1个重要交叉点。
文化政治的思考不仅要审视本民族文化同其它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更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部关系进行批判性并做出价值上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政治和文化批评又总是相辅相成的。“大卫·施特劳斯”1文以法德文化的竞争关系开篇，但随即转入对在当时德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风气的猛烈攻击。如果说尼采在他对德国文化的乌托邦憧憬中感受到1种隐藏着的“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力量”，那幺他在现实中则始终高度警惕那种“忐忑不安地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因为后1种东西可以窒息前1种东西，使它变形、萎缩、枯竭。
自歌德以来的德国艺术家和学者都在德国人这个“善于的民族”身上看到1种令人担忧的异己化倾向，这就是对“教养”的过分看重。这种对“文化”、“学问”、“趣味”的尊重在开始时是小心翼翼的、虔敬的，有种1丝不苟的折衷主义味道。但随着有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上升，随着德国跻身大国之列，这种通过、学习、训练而使自己“有文化、有教养”的布尔乔亚习气在德国国内迅速蔓延开来。到109世纪晚期，这种习气借助学院化的职业主义分工和报刊杂志的泛滥而渐成气候，进而使1种思想和趣味上的自满、伪善、肤浅和武断成为德国文化生活的社会性气质。针对这种现实，尼采毫不留情地把那些自鸣得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学问家、诗人、新闻记者、和文化票友统统称为“有教养的市侩”（cultivatedphilistine）。
大卫·施特劳斯（1位当时在学界和报界都颇出风头的黑格尔派神学家）何许人也，又是否足以被尼采当作“有教养的市侩”的代表拉出来示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尼采对这个漫画化人物的无情嘲弄和肆意攻击让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品位同任何伟大文化的理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尼采指出，这些分头占据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各部门的“有教养的市侩”们构成了1个气味相投的群体，他们共同的阴谋是要“控制现代人的闲暇和思绪，操纵其生活中‘有文化’的片刻，用文字印刷品蛊惑、麻醉和毒化他”。普法战争的军事胜利给“有教养的市侩”们带来快乐、让他们1夜间有了体面和自信，使他们以为终于等来了“德国文化的胜利”。这种头脑混乱的假定使他们产生1种幻觉，以为自己1时飘飘然的感觉必然有更大的根据和理由，以为自己文化和思想上的价值和地位已被所肯定。尼采用辛辣的嘲讽口气写道：“于是他们更加得意洋洋地向德国人民发话，并照着经典作家的样子出版起自己的作品集来。可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利用把持在手上的杂志的发行量，把几个半斤8两的同伙吹捧成德国的新经典和榜样作家。人们或许指望德国文化阶层还应该有1点自我克制和较好的教育，还应该能看到滥用胜利的内在危险，最起码也还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样子有多丢人现眼。可这些发育畸形的家伙却只会象小公鸡1样在镜子前走来走去，同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交换爱慕的眼神。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吗？”（《不合时宜的观察》，《尼采全集》第2卷，1995年版，第7-8页）
尼采这里捕捉到的不仅是109世纪末德国文化界的乱象，也是1切“过渡时期”都有的价值混乱和批评标准的缺乏。针对这1现象，尼采直截了当地指出，此时的德国公众生活在1种对于“真正的文化”的幻觉之中，很少有人能看到“在自以为是的文化信仰与被它遮掩起来的苍白的文化次品之间的惊人的不协调”（第9页）。在他看来，以新的经典作家自居的“有教养的市侩”表现出来的虚假的文化自信心和乐观情绪只能说明他们内心的无知和狭隘。而支撑这种虚幻的自恋心理的德国式的“教养”，在尼采看来不过是“把来自各个时代和环境里的形式、风格、色调、出产和奇闻佚事煮成1锅粥”，好象这就是“派的本质”。在这样的纷杂、混乱的环境里，1般公众往往由于无所适从和缺乏真正的兴趣而“听任半吊子们粉墨登场”。（第32页）
在学院气的写作风格下面，尼采看到的是当代“语言的钟点工们迫不及待地腐蚀着语言”，“用他们难以置信的乏味和无聊对语言进行报复”（第6105页）。在尼采看来，“有教养的市侩”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反过来又说明1般德国公众趣味上的贫乏和不安全感，只能被文化市侩们误导。于是，“1切了无生气、疲惫不堪、软弱无力、司空见惯的东西都被当作标准接受下来，任何不良的、腐烂的东西都被视为激动人心的杰作，而有力的、不同凡响的、美的事物却名誉扫地”（同上）。“我们的榜样作家只会用那种整个扭曲的、夸大其词的、衰竭的句式和滑稽可笑的生造之词写作，可德国公众不仅对此有意视而不见，还干脆把它视为自己的家当，以为它的矫饰也能带给人精神上的享受和兴奋”。借用叔本华的语言，尼采把这种“有教养的市侩”的学院体赝品称为“用今天的草草之笔通宵赶出来的怪物”（themonstershatchedovernightfromthepensofthescribblersoftoday）。而正是这个叔本华（黑格尔的同代人和失败的竞争者）曾经预言，到1900年，德国人将不再能看懂德国古典作家的书了，因为“那时我们将1无所有，剩下的只是属于我们高贵的‘今天’的破烂儿语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性无能”。（第6103页）。面对“有教养的市侩”惊人的“文化”产量和那些榜样作家彼此间的雷同，尼采用他惯用的第2人称复数挖苦道：“别再生产那些垃圾啦，少了你们，别人也1样会把它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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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痛骂“当代的语言钟点工”同时，尼采的批判着眼点是1个更广泛的，即新的职业化学院知识界同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大众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文化生产的。这个问题在210世纪末、2101世纪初才真正变成了1个全球性问题。只是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有当年尼采把它提出来时的特定的文化和阶级背景，因为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消亡，“自律自足的个人”的覆灭，现代主义乌托邦的不可能性都已不再是当代文化批评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和文化心理范畴了。但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观察”仍然证明自己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它超出了1般的文化学论述，而达到了1种文化意识上的尖锐性。
尼采敏锐地看出“学院匠人”和市侩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联系。首先，两者都有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认为德国有教养阶级的趣味、文化和体制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改进。其次，有教养的公众把在文化、趣味、思想等方面的判断完全交给专家学者去处理，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经混合、稀释和“系统化”后加以吸收。于是，1方面，“任何在这个内部循环之外的声音，他们要幺半信半疑、心不在焉地听着，要幺干脆充耳不闻”。（第9页）另1方面，“任何人只要具备学问家的资历，就能以权威的声音发言，好象他在趣味上就代表传统的、不会出差错的意见”。（第49页）尼采针对这种文化市侩主义对“学者”的权威崇拜写道：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假定，除了个别人能证明自己是例外，学者们大多既没有趣味，也没有思想，在审美上更是粗俗不堪。1旦加入到当代学术气喘吁吁、神经兮兮的赛跑中去，他们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保持1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呢？他们需要这样的凝视，因为它能居高临下地把那场竞赛视作为1种野蛮化的力量。这些少数人必将生活在矛盾之中并体验这个矛盾。真正的就在于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去战胜芸芸众生的1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信仰。这些芸芸众生都把公众意见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再依靠彼此的相互支持而维持下来”。（第49-50页）
尼采在文化上的贵族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新近出版的尼采传记中更首次披露了他反对把工人劳动日从每天102小时减至101小时，支持使用童工，在听到巴黎公社社员洗劫卢浮宫品的谣言后将那1天称为“我1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等等细节。尼采从来不是民主或大众社会的朋友，但他的文化立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意义当然是由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特殊语境决定。首先，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无法避免同其它文化，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包括近代欧洲经典文化和当代美国大众文化）形成1种（文化）政治性的紧张关系。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商业化在国内环境里造成了精化内部和精英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激烈冲突。再次，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生产的专业化或“专家化”把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国家的关系作为1个新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重读尼采，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和深入地和把握自己当前的文化处境。210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决定了，大众和大众民主必然是中国性正面价值的核心。但尼采站在贵族和“帝国主义颓废知识分子”（卢卡奇）立场上对中产阶级市侩文化发动的挑衅和攻击，却应该有助于提醒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保持“1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更积极地抵抗文化领域里种种打着“文明”和“进步”旗号的“野蛮化力量”。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运用传统文化中的漫画来丰富教学内容
漫画浅显易懂，也是学生感兴趣和喜欢的素材。漫画以社会各种事态为素材，与时事联系密切，通过夸张的寓意，讽刺、批判某些人和事。政治课堂中巧用漫画，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突破难点。
（二）引入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共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经久传扬的当属文学作品，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统一。其中不乏与思想政治课知识点相结合的作品。在政治课堂上，要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引入文学作品，营造课堂氛围，弘扬民族精神。例如，在学习“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时，教师适时地引入学生十分熟悉的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在学生朗朗的吟诵中，整个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实现心灵的撞击，同时激发起学生对国家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
（三）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名言名句
在政治课教学中，引用名言名句，发挥它的释疑解惑功能，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如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讲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用“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说明规律是客观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分析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的关系；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明发展的实质和普遍性；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来分析正确价值观和价值观的实现等道理。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适当地运用一些传统文化,使某些深奥的理论简单化，使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生不仅记住了这些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真正掌握了所揭示的政治观点,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政治课在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引用的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精选
所谓精选，是指注意选择适合初中学生年龄段、思维发展的素材。初中阶段的学生是处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他们更习惯于那些形象、具体的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参照，所以我们在选材时，引用的资源能恰如其分地说明和揭示教材中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并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不仅要准确把握教材基本原理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必须使所引用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与教材保持一致，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引用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适时
我们都清楚，现在教学要求我们要在教材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合理的扩展和延伸，来深化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知识面的扩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融入传统文化，盲目地添加，一方面会增加课堂的内容，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也可能引起学生的误解，导致在知识理解上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引用时注意时机。适时引用，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适时引用，可帮助学生突破重点难点，促成学生思维发展，培养学生独特的创造性思维；适时引用，抓住教育的最佳时机，可收到教育的最佳效果。
（三）引用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适度，防止喧宾夺主
在政治课教学中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始终注意它仅仅是教学的素材，哲理剖析的一种载体。教学中引用传统文化，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教材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如果处理不当，占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讲所引用的内容，尽管教师讲得头头是道，学生表面上听得津津有味，但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势必会干扰和冲淡正常的教学活动。伴随着我们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对于学校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一社会需求下，如何把弘扬传统文化和我们的学科教学紧密地联系起来，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总之，在新课改的要求下，作为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一线中学教师，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结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社会的需求，加强学习，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努力实践，勇于探索，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思想品德课中的渗入，使思想政治新课程散发出它应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