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论文范文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构建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相并列的高度，这充分表明我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这既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生态文明体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

生态文明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它是对应于工业文明并以其为基础的时代性扬弃,是人类最终走出“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进程。

在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附状态。这种文明方式虽然也有对自然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基本上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即使是区域性的生态灾难也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自身生存问题的恐慌甚至反思。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由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曾经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在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状态”，而且这种“征服状态”是野蛮的、掠夺式的。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以它极大地伤害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有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类型实质上是一种相互对抗、相互报复的历史形式出现的，人类建造的庞大的技术帝国成了一种反自然的、威胁自然及人类本身存在和发展的异化物,相应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是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

面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普遍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存危机”，生态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益深入人心。面对人类文明演进中出现的种种生态灾难，人们力图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工业文明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同时，随着生态问题从自然领域向人类社会的转移，从纯技术领域向制度性领域转移，它相应地也成为了政党、政府和公众都极为关注的政治问题，文明生态化也成为当代全球政治运动的一大亮点。

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在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老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人类文明观的历史演进。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必然产物，是一种超越了以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它也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全新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尽管没有形成明确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但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中很多观点超越时代局限,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对于当代人类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对自然有高度的依存性,因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1]。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实践。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即“人化的自然”，它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从而也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但“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3]马恩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作为历史的现实基础问题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将人和自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哲学基础。

关于社会制度与生态文明，把自然生态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上来进行考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4]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大肆破坏生态已经使人类社会面临重大生存危机，因此扬弃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是人类命运的必然选择。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只有这样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才能遏制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所必然导致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性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思想，从政治学意义上展示了人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壮丽前景。

当然，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一种更高境界的文明，其形成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科技教育整体水平还不高等诸多困难，不可能很快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转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仍然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脆弱、不可再生资源短缺等问题的困扰。因此，如何正确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事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三、和谐社会视野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和谐”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宏伟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切实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充分认识生态价值的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以生态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1.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确立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减少能耗大的各类产业,扶持发展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资源的新型产业,推进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技术创新,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解决环境和资源的矛盾问题。同时还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的宏观指导,选择好发展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样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构建完善的政府生态责任机制

首先,应引导政府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创建科学的“绿色GDP”评价体系。通过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生态环保政绩考核的力度,引导政府行为不断向可持续性发展方向转变；其次,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刚性约束。在相关环境法中,明确规定环境责任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追究的具体内容。对一些经实践证明在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方面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和措施,通过完善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予以确立[6]。

3.推动公众生态参与的深度发展

生态保护作为一项社会性事务,其最终成效直接取决于公众参与的程度。普通民众作为生态环境的最直接的接触者,对生态环境状况有着深切的体认,因此,政府在制定有关生态环境的政策或作出某项重大的环境决策时,如能充分尊重民意、倾听民声,鼓励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不仅将进一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而且有利于形成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7]。可以说，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丁卫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生态政治文明建设[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5).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发展/制度过密化经营/政治性内部化

自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之后，对各式各样问题的制度分析和考察日渐增多，其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中国政治的问题。但正如杨光斌教授所说：“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新制度主义范式的运用少之又少；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新制度主义虽然是一个流行的范式，却忽略了中国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与经济变迁的关系，这正是这种研究的致命缺陷”。“不仅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区分使我们关注制度环境问题，而且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我们不能忽视制度变迁中的制度环境。”[1]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是外生变量的制度环境，其实正是中国政治研究者所要关注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两种制度变量

在《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一文中，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两个主导性内容，“两个政治变量是：(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吸取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税收、劳力、物资等；政府能力还包括规定人民社会生活的能力，例如要求人们工作、规定工作时间、确定工资、控制罪犯、管理交通等”。“人民参政指的是社会普通成员参加政府决策的程度”。这两个标准，即政府的权力与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2](P65)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则更加注重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既有结构方面的内容，又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从结构方面说，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就是国家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有一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从伦理方面说，政治制度化的伦理性内容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公民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共识越大，该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界定为权威的合理化、新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亨廷顿的整个政治理论，事实上始终围绕着‘政治国家建设’和‘民族国家建设’这两个轴心而旋转。‘政治国家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而‘民族国家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则是确立人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3](P148)我认为，这些观点对我们思考政治发展的制度变量是非常有益的。

政治发展可以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的层面来解读。假定国家发展政治的总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统治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要实现这个总目标，国家有两个任务：提高政府能力和巩固统治合法性。对公民来说，他们期盼享受安定幸福的生活并体现出在民的原则，有两个要求：享受到充分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公共物品以合理适当的方式供给，通过政治参与实现公民权利。不难发现，政府能力的提高联系着公共物品的提供，其制度中介是政府；统治合法性则联系着公民权利，其制度中介是民主，因为只有在民主体制下统治者才能从公民那里获得根本的统治合法性，而民主又是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最根本制度保证。基于这个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两个根本的政治制度建设变量：政府制度和民主。

关于这两个制度变量，有如下判断：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两者往往不可同时兼得。政府制度建设能够提高政府掌控公民并从公民那里提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向公民提供更多和更好的秩序、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教育、福利等公共物品，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如果同时也进行民主建设，会使得社会对于国家的各种压力集中而且很大，各种矛盾一起显现出来，又会造成不稳定，使得民主不但达不到其应有的效果，而且还可能伤害到政府机构建设。所以两者不可同时兼得。这就涉及到两者在政治发展中孰先孰后的问题，即政治发展的次序（注：亨廷顿等在论述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中提到了顺序，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顺序对政治发展可能产生激烈影响（参见塞缪尔·亨廷顿，乔治·多明各斯：《政治发展》，载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二，中国政治发展采取的是行政体制建设优先于民主的策略。我们可以从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中找到充分的论据，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地就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观察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我们发现最具政治实质性意义的改革都是有关于政府制度建设的效能方面的，如公务员制度、分税制等。而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则进展较慢，虽然其间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渐进式改革，不仅意味着将问题化整为零逐个解决，而且包含着对要解决问题的次序的安排。

二、制度供给次序安排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发展会采取这种次序？阿尔蒙德在区分了政治发展的两个变量之后，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要人民参政首先必须政府具备能力。如果没有办事的方法，参与办事也就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实施决定的方法和能力，参与做出决定就没有必要。就是说，行政体制建设是民主建设的充分条件。亨廷顿之所以强调稳定优先于政治参与，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个学术研究的结论非常有说服力，但这仅仅是个学术结论而不是解释。我想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戴维·菲尼强调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制度变化的供给是重要的；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化路线的充分条件，政治经济分析的要素是决定性的；对于统治精英的政治经济成本和利益，是对变化的性质和范围做出解释的关键。”“制度变化的供给有这样的显著特点：它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变化的能力和意愿，这种能力和意愿好比影响传统产品市场上货物供应的种种因素。”又说：“有很多重要因素影响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这些因素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现有的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规范准则，公众的一般看法和居于支配地位的上层强有力决策集团的预期净利益。”[4](P148)我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个次序安排，与制度供给者的能力和意愿有很大关系，或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力虽然很重要，但它的解释力不如意愿，所以这里假设制度供给者的能力是足够的，仅就意愿方面展开分析。

从制度供给者的角度看，按照这个次序提供制度的理由是相当简单的，即相对于民主建设来说，政府机构建设的收益较大而成本较低。收益较大是因为，它关涉到的两种重要能力，即控制能力和提取能力的提高，意味着供给者的收益值为正。因为前者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而后者又为供给者提供了更多的供养，而民主至少在短期内所造成的压力对供给者来说并非一件好事；成本较低是因为政府机构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能力拓展，可用制度资源较多且稳便，而民主建设则需要制度创新，代价大且风险高。

新制度主义所能提供的解释至此足矣，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我认为尚需要深化的是：第一，压力的指向不同。民主建设的过程是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的过程。这意味着，对依然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国家而言，它是来自公民的一种压力，至少是和国家的当下意愿相左的，容易被视作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干扰因素，国家自然少有意愿来进行此种制度建设。而提高能力，既是国家的一个自然的倾向，又同时是国家地位提高的过程，所以，国家内在的逻辑决定了国家能力建设背后具有强有力的动力。第二，两种制度间彼此的效果替代不一样。国家的两大目标：国家能力和合法性分别由政府机构和民主所提供，这是从性质上来说的。实际中，政府机构的建设在直接提高国家能力的同时，也间接地可以提供给国家一定的合法性。即有效性的提高可以提升当下制度的合法性，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反过来却不一定，即提升合法性的制度建设未必就能提供有效性，至少在制度供给者看来是如此（注：在新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实际上民主制度是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见PhilipKeefer,whatdoespoliticaleconomytellusabouteconomicdevelopment-andviceversa,AnnualReviewPoliticalScience,2004.）。

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政府机构优先于民主的次序安排之原因，也是我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践证明，到目前为止，这个次序安排基本上是有效的。学术界对它的赞许远远大过批评，赞许中所举出的大部分理由也是非常坚实的。所以这样说也是站得住脚的：它目前需要建设性讨论更胜过无谓的赞许。

三、制度供给次序安排的局限

虽然我已经指出，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安排了这个次序，并且学者们特别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但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并非就是国家上演的一出独角戏。在给出的分析框架中，政治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模式结构变化的过程，所以公民一方也是重要的，他们是另外一个主角，他们的评价是衡量制度绩效的关键。下面就从公民的角度来探讨这种次序安排现实的和可能的局限。

局限一，国家难以禁绝机会主义行为。在国家能力的提高中，资源提取能力是很重要一方面，因为它表示着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从公民那里抽取足够的资源。假设国家是追求租金最大化的，也就是说，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国家的倾向是提取的越多越好，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在无有力约束的条件下，怎样才能保证国家的提取是必要的而不是一种对公民财产贪婪的掠夺呢？对于官员而言，可以制定出种种的法规来约束他们的掠夺行为，但是这里谈的是整个制度，即假如国家制度变为掠夺性的，有什么可以制止的有效途径吗？至少现在还没有。所以，在无有力约束的条件下，国家难以禁绝其机会主义行为。

局限二，腐败和寻租大量存在。腐败指的是公共权力的私人运用，寻租指的是非生产性浪费社会资源的活动。政府能力提高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增加和掌控社会力度增大的过程，而这都为腐败和寻租的大量存在提供了可能性。腐败和寻租都是官员或部分公民以其他大部分的公民的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小范围利益的一种行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

局限三，分配不平等。国家能力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国家向公民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增多，分配方式和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其分配往往是加剧而不是遏制了公民间的不平等。按照利益集团理论的重要原则，即组织起来的集团往往比没有组织的集团能向官员们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小集团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又比大集团大的多。在公民权利未被充分实现的情况下，部分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使政策更多地向他们倾斜，这样便发生政策扭曲，加剧本来已经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平等。所以，目前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有经济的原因，还有政治的原因。

政府机构建设优先于民主建设的次序安排所产生出的绩效，即能力提高和合法性增强，有可能被这三种及其他的局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削减。就是说，政府机构建设也遵循收益递减规律。为了弥补日益递减的收益，制度供给者的一个主要倾向就是认为建设还不够到位，所以就会设立更多的相关制度，使收益稳定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政府制度的过密化经营（注：过密化是美籍学者黄宗智研究中国清代以来的经济时所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它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生产。我认为两者情形非常相似，所以以这个名词来借喻。）。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像进入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5](P153)而出现路径依赖的内在机理是因为，制度有“自我强化机制”，即初始选择的制度安排，由于收益较大，随之而来很多配套的措施，而制度安排之间的协调更强化了初始制度变迁的方向。

不管有没有被认识到，可以肯定地说，有很多的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的问题，如法规丛生、社会不稳、侵夺甚多等都与这种制度的过密化经营有关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避制度的过密化经营？

四、制度创新：政治性内部化与民主建设

行政体制的过密化经营实际上是制度不均衡的表现。照新制度主义的看法，当一个社会中的制度供给大于或小于制度需求的时候，就出现了制度不均衡，当行为者的利益在现有的制度下得不到满足时，也会产生对新的制度需求，他们会要求重新安排现有的制度结构，或进行制度创新。林毅夫认为，制度不均衡的原因在于：“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6](P384)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行政体制的过密化经营意味着，这方面的供给成本高且供给得不好。这种制度不均衡要靠民主建设来克服（虽然可能不完全克服），下面就说明理由。

首先，就公民对国家的公共品需求而言，行政体制的过密化经营显示了国家没能充分反映公民们的偏好。按照公民们的偏好，他们作为整体而言需要的是一个透明、高效、负责任、讲诚信且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和公共品的政府，所以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腐败和寻租的大量存在肯定是和公民整体的偏好相违背的。而民主，就其基本功能而言，就是公民偏好对于国家的表达机制以及偏好被执行的保障机制，这是民主能够克服行政体制过密化经营局限的第一个理由。

其次，腐败和寻租等活动的出现和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有关，就其性质而言算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畸形的或变种。这种政治参与的成本是相当高的，或者说，在过密化经营的情况下，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成本是相当高的。对政府而言，它会失掉很多合法性和绩效，对大部分的公民而言，则意味着权利和利益被无端地剥夺。与之相关的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很多被作为国家人的官员和部分强势公民团体所窃取了，而成本却是由国家和广大公民来承担的。我认为，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说，民主是一种界定“政治产权”的制度，它能明确非市场决策中成本与收益，使相对的成本收益的主体一致化。

经济学上有“外部性”这一概念，指的是由经济主体活动所引发的外在于其成本或收益的由其他主体（社会）所担负的成本或获得的收益。诺斯认为，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社会成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无法进入市场来定价，而无法进入市场的原因又是因为它的产权不明晰。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划分产权，使个人为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承担成本，即通过建立产权制度将外部问题“内部化”。仿照这个思路，我认为当前公民与国家互动成本过高就是因为官员和部分公民政治行为的外部性所引起的，同样地，解决的方法应当是使外部政治成本内部化，即“政治性内部化”。

政治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界定政治产权，这对中国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在政府机构这一制度领域，政治产权即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是一目了然的。按照国家的本质即暴力的垄断性使用，政治产权自然是属于政府的，公民须得接受和配合。权力的垄断决定了政治产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结论。所以，要界定产权，不能在行政体制这方面来谈，必须将目光转向政治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即民主制度方面。目前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大量集中在政府机构方面，即公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说过，这必然会造成外部不经济问题，即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将绝大部分的公民政治参与从行政体制导向民主制度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性内部化”。民主制度吸收公民参与政治的过程，也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的偏好表达与利益和力量博弈公开化、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才能解决政治产权的界定问题，使其政治参与的收益与成本相当（虽然不可能完全相当）。所以，政治性内部化这一概念说明的是民主发生的动力学。

五、增量民主与政治发展路径的分岔

在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研究中，俞可平教授所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一定的说服力。俞教授认为它们有四层基本的意义：首先，正在或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其次，存量基础上还要有量的和质的突破，即形成新的增量；其三，改革和发展是渐进和缓慢的，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其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7](P376)这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质变的各方政治收益都增进的演化过程，本文可算作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注脚。因为这里分析了政府机构建设优先于民主建设的原因，以及点出了政治性内部化实际上是国家和公民利益共进的过程。

但本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种次序安排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绩效便会被它的局限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强调提高国家能力的首要性，便会陷入一种制度的过密化经营状态，便会耗散既定的收益。这是民主发生的契机，因为民主此时成为了降低它的社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的单项选择；这也是政治发展的一个分岔口，因为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上，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引入作为救赎者的法治化政治，政治发展便脱离了当时做这种次序安排的初衷，滑向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两层意思叠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中国这种渐进式改革策略实际上是对我们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怎样摆脱诺思悖论而不堕入拉美式陷阱，是我们的政治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要在政府利益与公民利益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必须采取双赢而不是单赢的政治改革战略。

【参考文献】

[1]杨光斌.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变迁的途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

[2]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A].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3]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戴维·菲尼.制度安排的需求与供给[A].V.奥斯特罗姆，D.非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杨龙.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道格拉斯·C·诺思.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3篇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行动;当一些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

国家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之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组织和制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者素质和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涉及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诸多领域，也包括政党治理、社会组织治理、区域治理和群体治理等诸多方面。国家治理的判定标准包括规范化、高效化、制度化、程序化和民主化等内容。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而本文对国家安全治理逻辑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问题的讨论，只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诸多内容中一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可以归结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至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完善等内容在本文中并未体现，这可以被看作是本文研究的缺陷与不足，是后文继续努力的方向。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4篇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行动;当一些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而本文对国家安全治理逻辑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问题的讨论，只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诸多内容中一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可以归结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至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完善等内容在本文中并未体现，这可以被看作是本文研究的缺陷与不足，是后文继续努力的方向。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关键词“经济人”政治理性人双重需求三元利益权力媒介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行为主体人性内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当前政治学学科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政治人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从逻辑上导致非兼容的理论构建；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设前提下，理论之间才有可能互相交流与沟通。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既存在公共需要，又存在各自利益需求，当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理性需求相冲突，或者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需求形成冲突，作为仲裁者的政府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满足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以上两种功能加以分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本身也具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也未必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当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僚个体的自身利益？这一系列政府行为问题的解析，最基本的前提在于确立权力主体的人性假设。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主要不是以研究领域，而是该学科特有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特定的人性假设作为存在前提。若将政治人性假设设定为道德人，所有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道德人假定政治活动中的人和经济活动中的人彼此独立，在经济市场上，“经济人”受自利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动机表现为超越个人利益之利他主义，政治人唯一目标在于谋求、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道德人假设显然无法充分解释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复杂的、相冲突着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道德人”假设因而在本文中不作为论述重点。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对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但若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简单移植到政治学领域，以作为政治研究的基本人性假设前提，那么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最基本人性假设方法论的依据何在？基于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行为实践，本文在经济理性人与政治理性人的比较中，来挖掘与建构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一、理性与经济人理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Rationality)一词源自希腊文，具有规律、思想、言语等含义。《后汉书·党锢传序》指出：“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认为“理性”是人们应有的一种修养和品性。“理性”或是“理智”皆表现为一种人类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动物的动物性完全受本能支配，而人类的动物性则受特有的理性或理智支配。人类如果企图有效地控制自身行为，首先必须明确自身行为的价值目的，并围绕着行为的价值目的，寻找实现价值目的的工具，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运用正确的工具实现价值目标。人类的活动目的必须与人类自身价值相符合，人类的活动手段必须与人类的活动目的相符合。为使人类活动目的和活动手段符合客观规律，就须运用人的理性来认识客观规律，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根据客观规律选择行为与实践工具，才能实现行为的价值目的。“理性”具有两种最基本的涵义，即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认知理性”反映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能力，指引人们透过事物表象观察事物本质与内在规律。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为正确感知事物的能力，而且反映在对感知到的事物进行抽象、判断、推理的认识能力。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将理性称为“理念”、“理式”，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的日常世界背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FriedrichHegel，1770-1831)在对理性的绝对至上性进行辩证思考之后，认为理性揭示真理的能力不可怀疑，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从而将人类社会的理性提到空前高度。理性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才找到自身存在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了确保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人类自身的动物性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调节与制约下得以满足，这种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存在的、人类所独有的、人类据以调节和控制自身欲望与行为的精神力量就形成了人的“实践理性”。马克思有一段人们十分熟悉并且经常引用的话：“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在劳动者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是由实践理性建构起来的。这种由实践理性所建构、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在头脑中预先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既是人的存在本性与活动方式所使然的特殊的观念形态，也是人的劳动过程区别于动物活动过程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理性既是“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又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实践中理性融贯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涉实践活动的成败，价值理性决定实践行为的品位。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并不会改变，“政治人理性”是与“经济人理性”相比较而分析得出，那么首先需要在“理性”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经济人理性的内涵。人一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就成为经济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了以自利为行为动机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历史性贡献不仅在于首次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还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深入考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与经济人假设的必然联系，为人类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开拓了新的视野。进入19世纪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时代背景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S.Mill，1806-1873)肯定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进一步把“经济人”描绘成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明确指出“经济人理性”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的动机，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算计，对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理性优化选择，“经济人”假设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来，进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公理”。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和改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经济人“有限理性”命题，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而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有限理性论进一步丰富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使经济人假设更接近真实世界经验。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等于只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权力、声誉、安全、健康、舒适等非物质财富效用都要纳入个人效用函数，而且为了实现个人整体效用最大化，人们会以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换取其他利益，这样“经济人”活动范围就超出了经济活动本身而扩展到家庭、社区、公共政治等其他领域，使经济学的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科研究领域之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用经济学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他认为“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主张以“经济人”假设取代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说明”。发端于5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进一步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对非市场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认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领域的“经济人”。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在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说因与人性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契合”，从而“避免了一些学科避讳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虚妄无奈的期许之中，并导致说教与现实的无法对接之苦”，进而认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对于学界以“经济人假设”取代人类社会一切人性基本假设的观点，乔治·索罗斯(GeoreSoros)斥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人假设对政治学领域理论研究具有很大启示与意义，但如果经济人假设完全套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人，那样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不仅在研究领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该学科存在特有基本方法论，而人性假设则是基本方法论的核心。二、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使当代政治学获取了新的方法论资源，这亦是为什么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在当代政治学领域中取得出色的理论成就，正是因为研究基本前提设定为理性人，将政治行为理解为政治人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从而能相对准确地与政治场域中政治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但愈是如此，一系列问题就越是凸现：政治学领域的人性假设是否等同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理主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政治理性人的需求是否完全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满足？既然人皆是自利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行为又何以可能？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将政治理性人的需求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认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一样是一种交易过程，政府及官僚亦是“经济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政府决策和政府行动是由这些人作出的，因此政府行为和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政治家也是理性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布坎南认为，“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或在''''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并未划出任何界线。经济学家不必只限于研究市场中各个人的行为(例如买卖活动)。通过交易经济学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经济学可以根据交易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分析，将政治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都是同一个人，一个人在菜市场上的行为动机和他在投票箱前的行为动机没有任何两样，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科学领域人性假设是构建各个学科的基石，如果政治人完全等同于经济人假设，那样政治学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相反，有学者给出另一种分析进路，认为不是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需求构成政治人实施政治行为的理性基石，“政治人理的实现过程则是一个主要以人的精神性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以国家为最高形式的各种社会公共性组织这一社会政治结构为客观载体、以政治人权力价值理性的自律和权力工具理性的他律二者的相互结合为根本约束条件的过程。”这种分析进路将精神需求视为政治人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基石，具有一定启发与创新意义，但若将政治理性人的权力行为完全归因于人的精神需要方面的满足，何以解释现实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自利性现象：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自利行为、官僚行为？这一理论假设亦难以获得充分经验检验。关于政治人的人性假设建构，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比较系统地提出“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当人的活动一旦从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进入以公共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就由社会人或经济人转化为政治人。政治人亦是理性人，政治人之所以称之为理性人是因为，政治理性人的活动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在此意义上，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存在着共性逻辑，即需求衍生利益，需求是利益的基础；利益衍生行为，利益是行为的基石；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理性人在需求--利益--行为之结构、内涵、权力媒介方面存在本质差异，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基本分歧，政治理性人内涵不是简单的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所能包涵，它的内涵远比“经济人”假设更为丰富与复杂，公共性、集团性、阶级性、自利性等客观存在政治特性元素在同一政治场域内的交织、冲突与协调，形成了一致与冲突共存的“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

政治理性人行为基于利益，而利益本质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激励。物质需要是以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直接依赖关系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化的自然物来得到满足，而不再局限于对单纯自然物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通过物质所派生出来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等方面的直接依赖而产生的需要，是通过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的各种活动而形成的情感或某种心理状态来满足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利益多样性，政治理性人的利益结构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向激励。当人从社会领域进入以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成为政治理性人，政治理性人需求的多样性逐渐衍生出公共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体利益。首先，公共利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重激励。公共利益首先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需求，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公共需求，通过契约形式或其他形式建立和委托公共组织(国家与政府)来实现公共利益，通过权力运作满足社会公共物质生活需求。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由此可见，公共权力机构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公共职能的内在需要，人类社会的公共职能的实现需要必然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构，通过一系列委托机制与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实现社会所预期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求亦形成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动力，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需求、荣誉感会促使政治理性人为实现公共利益实施公共行为，从而获取与实现人生价值。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需要五层次论解释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间关系，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引发人的行为，这些需要和动机又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按照各种需要的重要性程度和由低到高的发展顺序，分成由低级到高级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核心需要，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自我实现本质上是人的能动的社会化的成长过程，是人的自身潜能和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有助于从精神层面认识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动机。政治理性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了政治理性人追求权力，运用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动机。集团利益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的物质需求。在阶级社会中，集团利益主要体现阶级利益，国家与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首先要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需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尽管公共性是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国家与政府所应具有的属性，但阶级社会结构中作为“特殊公共权力”的政府属性却主要体现为阶级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国家及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作为国家合法代表，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保护他们的私有和公有财产，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各社会阶层分化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集团性不再主要表现为阶级间冲突而表现为阶层间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的内容，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不能涵盖新产生的、更细化、更丰富的社会阶层。“如果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在社会结构上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和''''阶层''''并存的社会，社会结构复杂化了，分化和组合出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阶层或集团参与、影响、驱动公共权力机构实现有利于特定集团利益的公共决策，作为仲裁者的政府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观对社会各利益集团进行权威性分配，对阶层或集团间利益冲突进行调谐，使冲突控制在统治秩序的范围之内。再者，政府存在自身利益，政府一旦形成，公共利益应成为政府权力运作的应然价值理性，但实然层面上，政府条块部门与个体官僚仍客观存在自身利益需求，以及实现这种特殊利益需求的冲动。政府自身利益源于政府条块组织(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组织中的官僚为主体的物质利益需求。国家整体利益的优先并不能否定局部利益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往往形成以区域为边界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在条块分割的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中，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事实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的部门利益需求；公共利益的追求亦不能绝对排除政治理性人个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官僚亦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在与法治制度不健全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官僚个体可能运用公权力实现和满足个体物质利益需求。由此可见，政治人理和经济人理均以利益为基础，但两者需求--利益--行为的内涵却存在本质差别。经济理性人的行为基于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而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基于多元利益结构：以社会整体为主体的公共利益、以社会特定集团为主体的集团利益(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为阶级利益)、以政府组织或官僚个体为主体的政府自身利益，这三重利益共存于政治场域之中，彼此间在形式上共存，在实质上存在利益冲突，形成一致与冲突的综合矛盾体。在利益矛盾体结构中，利益激励又驱动政治理性人通过政治途径追求权力、获取权力、并运用权力实施政治行为，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理性人运用权力实施利益权威性分配则外在体现为政府公共、集团行为、自利行为。当公共权力体现为公利属性，公共权力可以与公共利益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能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当权力体现为集团性，阶级社会中的政府机构主要维护与保障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随着当代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现代政府主要能对各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平衡和调谐。当公共权力体现为自利性属性，公共权力机构及行为往往为政府机构或官僚自身服务，引起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运作往往界于三元利益属性混合状态，特定政府的行为与决策究竟侧重于实现公共利益，还是侧重于特定集团利益，或是侧重于政府自身利益？取决于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特定政治主体，以特定利益为圆心，根据三元属性的对比与动态变化实施政府行为，所实现特定的利益分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成本不断提升，政府自利性将逐步得以限制，而社会公共需求的上升必将导致公共性的凸现，政府理将倾向于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发展。在政治理性人需求--利益--行为互动逻辑关系之间，权力构成政治理性人需求实现与利益满足的媒介与纽带。政治权力形成于人们的需求，政治理性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旦萌发其利益需求，为实现利益需求，就必然倾向于通过政治渠道争取与获取政治权力，并运用和行使权力来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经济理性人的活动舞台是市场，市场构成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交换商品的空间场所。政治理性人围绕着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与公共权力相关的组织，以谋取权力、运用权力为活动特征。“政治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人？？''''政治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的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还把别人也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工具。”社会公共权力是实现利益分配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决定性力量，亦外在地成为“政治人”之所以为政治人的客观标志，政治人的活动一旦脱离了社会公共权力，就不能称之为政治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以“权力”作为其政治学学说的核心。马克思·韦伯把权力定义为“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无论是古典政治学主流观点，还是当代政治学主流观点，政治理性人与权力存在必然联系，“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关系总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正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中，“权力”成为主导社会政治进程一切方面的核心要素，一切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舞台的政治主体--阶级、利益集团，还是官僚、政客、政治精英，总是围绕着权力的获取、实施而展开，“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体现出双重理性，既体现工具理性，亦体现出价值理性。在从需求到利益的第一阶段，政治权力具有价值理性，由于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实现不是自发和自动的过程，在社会资源稀缺的前提条件下，权力所特有的需求满足与资源分配的功能，诱使社会主体进入政治场域成为政治人，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政治途径来追求、夺取、掌握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赋予了权力价值理性。在从利益到行为的第二阶段，权力由价值理性转化为工具理性，因为一旦政治主体获取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不再成为终极目标，政治理性人终极目标是在政治场域中通过权力的运用和行使，来实现特定行动者所偏好的利益分配，权力因而构成链接需求--利益--政治行为的核心纽带。综上所述，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6篇

这种批判方式的本质是用大学中文系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小学语文的学科教学问题，是从平面的、静态的角度来分析议论文三要素，而没有把议论文三要素置于纵向的、动态的背景中去研究。如果我们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重新看待和研究议论文三要素，我们就会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

一、议论文三要素在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中的相关表述

议论文三要素从属于议论文教学，议论文教学又从属于中小学语文课程范畴。中小学课程的核心是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要求，主要反映在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之中。20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的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共颁布了五十多个中小学章程、中小学校令、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其中有代表性的涉及议论文教学的主要有以下一些：《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1923年)、《高级中学普通科国文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3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1963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1986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1992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1996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2000年)。(由于篇幅有限，它们的具体表述不一一列出。)

我们从以上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相关表述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是议论文三要素的术语，并没有系统地出现在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表述之中。论点、论据、论证等术语，基本上是不规则地出现在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表述之中的，在文体知识中有过集中表述，但在写作中基本没有集中表述。除论点、论据、论证等术语外，还出现过思想、观点、材料、立论、驳论、分析、概念、判断、推理等议论文其他术语。

第二是议论文写作范式变化较大，辩论、专题研究等出现轮回现象。上世纪20、30年代把文体分为普通文和实用文，把议论文归为普通文系列，主要训练的实用文体为辩论、专题研究的论文；60年代主要训练文体为政治论文；70、80年代主要训练文体为一般议论文和复杂议论文；90年代主要训练文体为简单议论文，恢复了实用文概念，出现了实验报告、科学小论文等形式；21世纪初主要训练文体为简单议论文，出现了读书报告、辩论、专题研究、社会调查等形式。

第三是议论文写作教学的整体发展呈现了一个波浪形曲线，有波峰、有波谷。议论文写作教学随着强调辩论和逻辑方法而兴起于20年代，随着强调政治论文和系统化的逻辑知识而在60年代达到高潮，随着逻辑知识被删除而退潮于80年代，随着文体知识被删除而淡化于21世纪初。

因此，所谓议论文三要素对语文教育的弊害之说，其实并没有从平面的、静态的角度去看时那么巨大。语文教育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系统，而是一个随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系统，有自身的独特的调节机制。议论文写作教学在上世纪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现阶段也仍然处于不断变革之中，课程改革的十年就是淡化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十年。现在确实到了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议论文写作教学，尤其是重新评价议论文三要素的时候了，这样我们就能从一个宏观的视野去把握语文教育的发展。

二、议论文三要素的源头和性质

议论文三要素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重要，理清源头，才能正本清源。一般在探讨议论文三要素的来源时，都会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几部论著：陈望道《作文法讲义》(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夏丐尊、刘薰宇《文章作法》(1922年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作文论》(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夏丐尊、叶圣陶编的初中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后世的研究者多把这些论著中所提到的论题、命题、证据、证明、证明法式、判断、推论、推理等术语与议论文三要素挂起钩来，视为议论文三要素的雏形。

其中《国文百八课》应当加以重视，这是夏丐尊、叶圣陶依据“往日教学的经验和个人的信念”编写的教材，目的是“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半个世纪后，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排印，吕叔湘作序说：“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国文百八课》中议论文写作分为六讲：议论文的主旨、立论和驳论、议论文的变装、推理方式(一)――演绎、推理方式(二)_．归纳、推理方式(三)――辩证。其中所使用的术语：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大前提、小前提、断案的三段论，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等，除个别术语的翻译和现在略有差异外，几乎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形式逻辑完全相同。

可以说议论文三要素的直接源头是西方的形式逻辑理论。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形式逻辑对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哲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逻辑性成为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我国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议论文写作体系，就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理论基础上的，其特征是注重形式训练，注重逻辑推理。形式逻辑所揭示的思维形式和规律对议论文写作体系影响很大，尤其议论文的结构，基本上直接移用了形式逻辑中的推理。从初期的术语移植看，这种建构带有很强的机械的、教条的理解和借鉴的痕迹。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议论文三要素并不完全等同于形式逻辑，而只是抽取其中的要素与议论文写作相结合。一般来说，要素是指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要素的提法不是下定义，而是概括性的提炼。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比较喜好简单化，比较喜好概括总结，常常习惯用简单、概括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说明纷繁复杂的事物，而且在表述时特别酷爱”三”这个数字，因此“三要素”的提法是比较常见的。除议论文”三要素”外，还有小说“三要素”(人物、故事、环境)，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书法“三要素”(笔法、结构、章法)，音乐“三要素”(旋律、节奏、和声)，色彩“三要素”(明度、色相、饱和度)，甚至爱情也有“三要素”。“三要素”的提法遍

及各个领域，似乎概括“三要素”成了一种现代人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和喜好。因此，所谓“三要素”的提法只是一种简单、概括的提法，是习惯性说法，并不是严谨的概念和定义。

三、议论文三要素与中国古代论说文写作传统的差异

议论文三要素的源头虽然可以上溯到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是这并不是中国议论文的源头，中国议论文有自己的源流。中国很早就有以“论”名篇的文章，梁萧统《文选)中就专列“论”为一门，所收作品始于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等。以后又兴起以“说”命篇的文章，著名的有唐柳宗元的《天说》、韩愈的《师说》等。刘勰

中国古代论说文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写作传统：

第一是“文以载道”的传统。宋周敦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题注：“此言文以载道，人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犹虚车而不济于用者。”这段话说得很形象：有文而无道，就像是空车一样无济于事。古人甚至把”道”视为评判文章好坏的重要标准。黄宗羲在《李杲堂墓志铭》中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以载道，犹为二之。”中国传统写作观念强调“文以载道”，什么是道?古代多指儒家思想，其核心是正确的思想和道德。因此，中国古代作文多为道德文章。

第二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新乐府序》中提出的创作理论，“为时”“为事”即反映时代和社会的现实，这是一种现实主义传统和批判精神，写作只有根植于现实生活才会有生命力。因此，中国古代作文不乏具有批判精神的力作。

可以说，中国古代论说文首先注重的是内容，而非形式，比较关注思想和道德的正确性和文章的实用性。与西方思维方式注重逻辑推理不同，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更注重思想和道德的正确性，其论证方式要比简单的逻辑推理更灵活、更复杂，比较注重分析，比较注重思想的深度。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与西方传统的逻辑理性从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套用西方形式逻辑来比对中国古代论说文的时候，总会发现很多不符合形式逻辑的地方。

例如贾谊《过秦论》就是一篇比较典范的中国古代论说文，现在很多教材都把它作为讲论证方法中的归纳推理的例证。虽然从整体来说，《过秦论》可以被归为归纳推理的论证结构，但是它不是简单地通过列举各个朝代灭亡的史实来进行归纳，而是只对秦一个典型史实进行分析：先用四段话来述说秦从发展强盛到统一天下而最后暴亡的史实，然后仅用一段话来把陈涉与山东九国作对比，把秦兴亡作对比，从而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它的论证方式不仅在于前四段的叙事，更在于最后一段的分析，结论是建立在史实和分析的基础上的，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说服力是很强的。其实秦兴亡的历史因素是很复杂的，但是贾谊将其归结到“仁义”，可以说是载了“道”的，在汉初那个时代是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四、构建中国化的议论文写作体系

如果理清了议论文三要素的源头和性质以及与中国古代论说文写作传统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目前中小学议论文写作教学仍然不成熟、不完善，现在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化的议论文写作体系。

潘新和老师在论证“具体分析欠缺：说理的贫乏”时，总结了一句话：“简单化的‘论点、论据、论证’思维是一种自残，了议论文本生机勃发的雄辩力，使之沦为散发着腐败气息的‘论据’陈尸场。”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简单化的“论点、论据、论证”思维是一种自残，那么复杂化的“论点、论据、论证”思维是不是就好点呢?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的“表达交流”中议论文写作的单元题目有；学习选取立论的角度、学习选择和使用论据、学习论证、学习议论中的记叙、学习横向展开议论、学习纵向展开议论、学习反驳、学习辩证分析。从中可以发现现在中小学语文教育并不缺少潘新和老师认为缺乏的思想方法、具体分析、驳论等因素，方法、技能上的东西我们似乎都不缺乏，而缺乏的是写作的灵魂，缺乏的是思想的深度，缺乏的是自由、有创意的表达。

2011年全国新课标卷高考作文试题是根据所给的“中国崛起的特点”的材料，谈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一正面的、时事性较强的作文试题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调查中发现多数教师和考生对作文试题持否定意见，主要是对时事政治类材料出现在语文高考作文试题中感到意外，超过半数的教师和考生认为这类试题应当出现在政治学科。相当多的考生作文思想平面化、形式化，论证肤浅，分析深入不进去，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考生在作文中批评中国的崛起，明显体现出正向价值观的缺失。这反映了现在的议论文写作教学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缺乏正确的思想和道德的熏陶教育。

最应当引起我们深思的是，现在的议论文写作教学虽然偏重于方法、技能训练，但是学生的实际语言表达却仍然不过关。《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对作文的要求是：“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一百多年后，我们再看现在学生作文出现的弊病，几乎与一百多年前的“五忌”差不太多：有用甲骨文、繁体字写作文的，有用半通不通的网络语言甚至文言文写作文的，有乱发议论的，有抄袭套用的，有空话连篇、不知所云的……似乎引进议论文三要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作文情况，也就是说这些作文弊害似乎并非完全是由议论文三要素造成。这说明汉语写作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和方法，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论文；特点；异化；归化

中图分类号：H1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124-02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外宣传和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进一步突显。作为对外宣传的官方形式和重要渠道，政论文的英译质量，直接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决定着我国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效果。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载体，政论文翻译对译者的水平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政论文中不断涌现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词，为英译工作增添了新的难度和障碍。因此，丰富完善政论文的翻译手段势在必行。[1]研究政论文的翻译，我们首先需要详细了解政论文的相关内容。

一、政论文

政论文，或政治性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形式多样，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为了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还常常运用各种积极的修辞手段，以增强感染力。凡是对时政问题进行议论说理的文章，都可以属于政论文的范畴，主要涉及：革命领袖有关政治的文章、报告、演说；党政机关、政治团体的宣言、声明；报刊杂志的政治性社论、思想评论、国际时事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等。

二、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的特点包括：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严谨，鲜明，富有鼓动性；句式结构变化多样，重整体布局，重修辞。在运用语言材料上要求准确性、严密性同生动性、形象性密切结合起来。科学作品有的表达方式，如图表、符号、公式等，在政论文中可以适当地加以运用。文艺作品中常用的比喻、对偶、排比、婉言、反语、设问等修辞方式，政论文中也可以自由运用。中国政治文献的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重复的词语多、句子偏长、句型结构单一、祈使谓语结构和并列短句多、主语缺乏、连接成分使用不多、句与句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等。而英语在句式衔接上多“形合”，体现在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注重显性衔接，把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尽量避免重复。政治文献的政治性、严肃性、准确性，使译作必须精益求精，确保文化价值的成功有效输出。[2]

三、政论文的翻译要求

政论文翻译的总体要求：忠实确切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保持原作的修辞色彩，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宣传鼓动作用。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1.忠实原作政治思想内容。译者必须忠实地表达出原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对原作的立场，所论述的方针、政策不允许有丝毫歪曲篡改。

2.义切词严，爱憎分明。政论文用词的语义深度、句意或轻或重，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译者在谴词造句时，必须认真揣摩，仔细推敲。

3.概念同一。术语的准确与统一，直接影响到逻辑关系的严密。同一篇文章里或不同的文章里表示同一个概念，论述同一个事物的名词或词组的译名要始终保持同一。

4.逻辑严谨。通读原文，抓住中心，分析文章的脉落，理清作者逻辑推论，领会作者的章法，避免断章取义和逻辑错误。

四、政论文翻译注意事项

1.了解文章的写作意图及写作背景。

2.透彻理解原文，准确把握词意，慎重选词择句。

3.通读原文全文，抓住中心论点，分析文章的总体结构和谋篇布局的脉落，理清作者逻辑推论的层次，领会作者的章法。

4.弄清作者的立场、观点。搞清文章的出发点，力避歪曲事实。

五、具体翻译策略

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但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中国政论文的英译本总体词汇特征应接近于本族语中同体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语者接受。[3]

1.笼统词汇具体化。政论文有不少词意模糊的“宏观性”词汇和词组高频出现，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状态等，但英语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翻译时，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和文体风格选择用词，说到实处。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We wi11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strategy.巩固扩大传统消费，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We will strengthen and expand traditional consumption，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by actively cultivating areas of high consumption，such as information，tourism，culture，fitness，and training，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household services.

2.词义抽象化。词义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义比较具体和形象的词在译文中引申为一般的词。译者应把所有意象有机地揉进译文当中，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如：保障“米袋子”、“菜篮子”安全。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ice bag”（grain supply）and “vegetable basket”（non-staple food supply）.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To make sure that power is exercised in a transparent manner.

3.替换。在用词上，汉语多用动词，喜欢原词重复或同义词、近义词重复，而英语常用名词、代词，偏爱文学简洁，忌讳重复。翻译时，要注意转化词类，运用替代或省略，或直译出其中一组词义。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Hear the people's voices，reflect their will and pool their wisdom.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make headway with our efforts to encourage socialist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social，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4.删减汉语中迁移性冗余。为了起到激励和鼓动的作用，政论文章往往会重复强调重要内容，这是政论文章的一大特点，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是如此。这类重复有词汇重复和结构重复，这就是“有用冗余”。忠实标准高于简洁标准，不能以辞害意。[4]如：抚今追昔，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e made in that time have great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and pride of the people，strengthened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5.增译。增加主语、背景信息。如：认真治理政府工作人员和读职侵权问题。We will conscientiously clear up problems related to government employees who abuse power for personal gain，neglect their duties，or infringe upon others’ rights.“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Main objectives and tasks for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5]

6.缩略词汇。汉语中许多政策或社会现象新问题，常用几个字概括出来，言简意赅。翻译时需要增补原文中没有的词语，将其隐含成分表达出来，从而使译文确切清楚，做到使读者准确、清楚、顺利地了解原文，达到等效翻译的目的。因此，英译中通过括号注释的方法具体指出。

7.变换表达方式。用词重复是政论文体的特点，也是翻译的一大难点。如：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We will better satisfy the diverse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people；have culture play its role in guiding society，educating the people，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and enhance national cohesiveness and creativity.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First-class educa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cultivating high-caliber personnel and building a great country.区域发展呈现布局改善、结构优化、协调性提高的良好态势。A favorable situation emerged in which regional development was better distributed，structured and coordinated.[6]

8.零翻译。“零翻译”打破了常规的翻译方法，具有特有的自身优势。为适应翻译实务迅速增长的需要，有必要引进“零翻译”这一概念。在政论文中引进“零翻译”将会对我国外宣工作产生积极意义。[7]2008年12月18日，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国务院新闻办会现场将“不折腾”以“bu zhe teng”形式直接引入了英文。政论文译文质量好坏的评价标准在于国外读者是否能正确理解我国的外交言论和政策，需要译者在准确翻译富有中国文化特色词句的同时，又保留汉语的韵味和魅力，如：这些措施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ogether，these measure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alleviating serious problems affecting economic performance，enhancing confidence，stabilizing expectations and maintaining steady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政论文肩负着传扬中国的国策、国际立场和伟大成就的重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帮助宣扬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将大量中国特色的词汇和表达推向国际，丰富世界的语言，吸引英文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当然，这些词汇和表达必须经常性、固定地出现才能逐渐为英文读者所熟悉和接受。同时，归化译法也出现在政论文翻译中，对中国特色用语进行变通或者借用较地道的英语词汇表达中国特色的词汇的做法就是从目的语读者角度出发采用归化译法的结果。异化和归化策略相结合既传播了中国文化又使中国文化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得以优化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

政论文要求译者有敏锐的政治意识，还要有扎实的翻译基本功和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8]掌握国外有关我国时政词语地道的表达，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基逢，安静.试析政论文中的“零翻译”[J].大学英语（学术版），2011，（3）.

[2]胡峰笙，李欣，荆博.衔接理论在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的应用探析[J].社科纵横，2011，（1）.

[3]沈微.浅谈《政府工作报告》中词汇英译的几点注意事项[J].外语研究，2012，（11）.

[4]王平兴.关于汉英翻译“迁移性冗余”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2011，（5）.

[5]金美玉.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政论文英译中的增词现象[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6]谢绿叶.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2）.

[7]王基逢，安静.试析政论文中的“零翻译”[J].大学英语（学术版），2011，（3）.

[8]王维平.时文汉译英中的词汇杂合现象[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1）.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8篇

一、有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课与其他课程一样，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又要培养学生的能力，但是它的根本性质在于是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根本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用一段话概括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教育的内容：“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这就是说，思想政治课的出发点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那么，通过思想政治常识的学习，如何才能看到一个学生的思想素质，除了学生的言行外，我想对于一个政治常识，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谈自己的认识、感想、体会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需要老师根据所讲的课程内容结合当前的社会生活实际设定一些题目，让学生写一些政治小论文。这无疑是考查一个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好办法。如：我在讲授《政治常识》第六课“我国的政党制度”时，为了使学生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具有先锋模范作用？懂得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达到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目的”，给学生命了《我心中的中国共产党》论文题目，让学生通过这一课的学习谈谈认识。许多学生结合抗洪、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的救灾生动、感人的事例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和热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通过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这样使政治课的知识在学生的头脑中得到内化，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只是表明一个人做事或从事社会实践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少走一些弯路，减少对社会的副作用，这固然重要，但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运用学到的经济常识、政治常识、文化常识、哲学常识去认识并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政治常识的知识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从而适应社会，最终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从议论文的特点看，议论文是说理的，它必须遵循严密的事理逻辑，必须运用抽象思维的形式，以概念、判断、推理、分析、概括、综合等手段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而议论文十分强调论说的完整性和条理性。从议论文的作用看，写议论文本身能使人观察思考，多思敏感。它要求写作人员深入社会，挖掘事情真相，接触人和事，勤于观察和思考，对社会反映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热心关注，对现行政策了如指掌，只有这样，才能让见解和议论与时代合拍，而经常从事写作的人，就训练和养成了观察思考、多思敏感习惯。写作还能使人明辨是非，领悟人生。学生在写文章时要进行适当的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生产实践以了解实际，有目的地进行广泛的阅读，亲自动手搜集材料，从而掌握大量的可靠的感性材料，在写论文时有针对性地列举典型论证事例，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综合，透过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从实际中引出理论，达到理论运用于实际、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懂得理论的来龙去脉，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演绎推理能力、概括归纳能力，达到理论问题的实际应用的根本要求。所以重视政治小论文的写作是高中思想政治课有效教学的一个途径。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政治语言的表达能力及知识点的识记

政治小论文属政论文，它具有一般议论文的特点，语言要求：表达必须准确。因为议论文是讲道理的，要讲清道理，就必须有明确的概念、准确的判断和严密的推理。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除了一般议论文的特点外，还要求有强烈的理论性，以议论和说理为主，融议论与说理于一体，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政论文要求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文章的理论性越强，则语言的概括性要求越高。对于政治小论文一般是运用课本上所学的，以及党的重要文献、时事政治中的理论知识对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如果教师长期指导学生写政治小论文，能促使学生运用政治课本及时事政治上大量的理论知识点对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进行评论。政治高考的综合分析题所要求的答案，实际上是微型的小政论文，长期练习政治小论文不仅能强化知识的记忆，而且能锤炼学生的政治术语的表达能力，更能提高学生高考综合分析题的表述能力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如：江亚文同学写的《多难砺党》一文中，在对一些生动事例进行评述时用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归纳时用了“党坚持以人为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语言。这些语言准确，概括性强，且大都是课本上的原句。同学们写一篇政治小论文，需要反复地翻阅课本，因此必须认真学习书本的理论，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教材的基本理论知识。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政论文翻译目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2-0149-03

一、政论文

政论文，即政治性论文的简称，是一种议论、说理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作者针对现实中各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一定的立场出发，阐明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非常鲜明的。为了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还常常运用各种积极的修辞手段， 以增强感染力。包括：革命领袖有关政治的文章、报告、演说; 党政机关, 政治团体的宣言, 声明; 报纸杂志的政治性社论、思想评论、国际时事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等。

政论文中的用语往往体现着国家的时事政策方针，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民主、外交、经济、军事利益，这种严肃性就要求政论文的译者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并站稳政治立场。对于重要的有政治含义的词句，必须要把握好分寸。

政论文英译文本是国家向世界解释本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刘宓庆教授给中国翻译定位: 将翻译事业置于文化战略手段定位之上，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国特色”。

二、政论文特点

政论文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严谨、鲜明, 富有鼓动性；句式结构变化多样，重整体布局，重修辞。兼有科技语体和文艺语体的某些特点, 把科学的论证和形象的描绘交织在一起,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运用语言材料上要求准确性、严密性同生动性、形象性密切结合起来。科学作品有的表达方式, 如图表、 符号、公式等, 在政论文中可以适当地加以运用。文艺作品中常用的比喻、对偶、排比、婉言、反语、设问等修辞方式, 政论文中也可以自由运用。

政论文涉及中国社会生活、时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很多用语都是中国特有的，如：“三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菜篮子工程”、“安居工程”、“豆腐渣工程”等等。

三、翻译总体要求

（一）忠实原作政治思想内容

译者必须忠实地表达出原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 对原作的立场, 所论述的方针、 政策不能有丝毫歪曲篡改, 一词一句都必须仔细推敲, 认真选择。

（二）义切词严，爱憎分明

政论文用词的语义深度, 句意或轻或重, 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译者在遣词造句时, 应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认真揣摩, 仔细推敲, 该重则重, 该轻则轻。

（三）概念同一

术语的准确与统一, 直接影响到逻辑关系的严密。一个名词和词组在同一篇文章里或不同的文章里多次使用, 如果表示同一个概念, 论述同一个事物, 那么这个名词或词组的译名要始终保持同一性。

（四）逻辑严谨

通读原文，抓住中心，分析文章的谋篇布局的脉络，理清作者逻辑推论的层次，领会作者的章法，可以避免翻译时断章取义，造成逻辑错误。

四、翻译注意事项

政论文翻译应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1.了解文章的写作意图及写作背景；2.透彻理解原文，准确把握词意，慎重选词择句；3.通读原文全文，抓住中心论点，分析文章的总体结构和谋篇布局的脉络，理清作者逻辑推论的层次，领会作者的章法；4.弄清作者的立场、观点，弄清文章的出发点，力避歪曲事实。

政论文汉译英的一大困难是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将这些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译成“China English（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而尽量避免“Chinglish”（中式英语）。译者必须多方面努力，尽量避免和减少“Chinglish”：

1.吃透原文精神，摆脱中文句型束缚，注重原文内涵，注意英汉句子结构的不同特点，按照英语规律和习惯，利用加字、减字、转换词类等技巧，甚至调整全句结构使译文通顺流畅。

2.在工作中，有意识地记录一些疑难译例，注意英语国家人们的表达方式及词句的运用特点。做有心人，培养对语言的浓厚兴趣，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五、相关翻译理论

功能派代表人物汉斯・威密尔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他认为翻译时，译者需根据具体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文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功能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结果决定翻译方法，强调了目的法则必须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始终。从译文的可接受性出发，为了让译语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达到中国对外宣传的最佳目的，政论文的英译必须在尽可能忠实原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之上，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包括增词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到双重权利话语，确立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各种权利话语的影响，译者受到源语与译语权利话语的双重操控与制约: 源语权利话语操控的主要是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译者在译本中保留有较多的中国元素，从而能在翻译交流活动中维护本国文化的特色与独立，掌控自身权利，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同时，译者也必须考虑到译语权利话语的抵抗，在语言等方面做适度的调整，让译本更顺利地进入译语语境，从而更利于维护和获得本国话语权力。

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主要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重写需要注意句子不同成分之间的语义衔接。纽马克曾说，衔接是语篇分析运用于翻译的最有用的手段，同时也是语义连贯性的形式标志。

Gutt于1995年将关联理论用于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翻译应该做到两点:一是译文要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即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二是译文的表达方式不要让译文读者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而能产生预期的理解。他还提出了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交际者的信息意图和受众期待相吻合。

六、具体翻译实践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翻译服务中心周晓峰对政论文翻译有深入的研究，认为要做好政论文翻译，译者需要切实做到三点：深入解读、准确表达、灵活变通。具体操作如下：

1.深入解读：指译者要小心语言表达的陷阱，积极参考上下文，并且做到听话要听音，另外，勤奋学习，多做相关背景调研，使自己对所译文章有更深入的理解。如：

（1）保持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初译： align speed with structur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保持A与B、C、D相统一）

改译：maintain momentum while pursuing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保持速度A与B、C、D相统一）

（2）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初译：Striking a good balance between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strategies …

改译：Maintaining a two-way flow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business activity, and opening Shanghai wider 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3）……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形成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

初译：… to implement the branding strategy with an aim to ...

问题：我们有品牌了吗？什么是“品牌战略”？

改译：Meanwhile, we must make strenuous efforts in marketing and branding with an eye to developing more proprietary core technologies and strong brands. （或者：to develop/formulate marketing and branding strategies; to acquire/build up marketing and branding capabilities）

（4）信息产品制造业要强化研发设计，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发展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重点产业。

初译：In the area of ICT products manufacturing, we stress the stronger capacitie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sign as well as improved industrial chain…

改译：… and build up competencies across the whole value chain ...

（5）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坚持“市抓实力、区县抓活力、企业抓动力”，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初译：…We induce and encourage business to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

改译：... We will encourage and incentivize increased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

（6）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了政府扶持创业和就业援助的力度，新增了大量就业岗位，一大批就业困难群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初译：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ctive employment policies, intensifying efforts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hip and assist people in seeking jobs. Many new jobs were created to help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having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jobs get reemployed.

改译：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

2.准确表达：指译者应注意咬文嚼字，正确理解实词、虚词、词语搭配，正确把握相关词语的意义包含，分寸适当， 正确运用相关政治术语，充分考虑译文的受众，以使译文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使译文得以接受，从而实现翻译的目的。如：

（1）……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 reducing the excessive workloa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ace…

（2）倡导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尊敬和精神关爱。

To promote love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3）……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 ……

… complete our reforms targeting town and township-level financial and taxation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4）鼓励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To encourage Chinese/local companies to seek more service business outsourced by international clients.

（5）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要求。

More channels will be opened for public to voice their interests and demands in a rational and lawful manner.

（6）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确保基础通信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

… ensure the security of basic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mission-crit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7）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和激励机制,……

To improve personnel service system and complete an institution that facilitates job mobility…

（8）充分发挥三级医院在疑难杂症诊疗和教学、科研方面的优势，加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

Capitalizing on the strengths of top-level hospitals in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difficult and complex cases as well as teaching and research, …

3.灵活变通：指译者应透彻理解原文，准确把握词意，摆脱中文句型束缚，注重原文内涵，注意英汉句子结构的不同特点，按照英语规律和习惯，慎重选词择句，利用加字、减字、转换词类等技巧，甚至调整全句结构使译文通顺流畅。尤其是汉语中的同一个词，在文章中重复出现，译者不能简单地一翻到底，而应该根据具体的语境和搭配，灵活选词，变通翻译。如“信息化”这个词的翻译：

（1）城市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加强。

The city’s informatization drive has been stepped up.

（2）继续实施信息化领先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

Continuing our IT-l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fostering an ever more IT-enabled environment.

（3）推动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提高企业设计、生产、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ll be upgraded in a way that results in IT-based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4）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金融信息化、物流信息化。

IT will be fully utilized to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cluding e-finance and e-logistics.

结 语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频繁，时文翻译愈发重要，尤其是政论文肩负着传扬中国的国策、国际立场和伟大成就的重任，其英文翻译是重中之重。为了让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须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同时对中国文化特色予以最大保留，以期达到文化传递的目的。当然更需要译者有更广阔的视野，从宏观的方面体会翻译不仅仅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更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发扬。

［参考文献］

［1］李春红. 一字之差，谬以千里［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1,（6）.

［2］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中国翻译,2003,（3）.

［3］王弄笙.十六大报告汉英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4,（1）.

［4］金美玉.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政论文英译中的增词现象［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5］张霞，李青.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权力话语对译者的影响［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6］胡峰笙，李欣，荆博.衔接理论在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的应用探析［J］.社科纵横，2011,（1）.

政治逻辑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应对思路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05-077-1

从2011年开始，江苏历史高考第二卷在题目构成上出现了一道分值不超过10分的历史观点论证题，俗称“小论文题”。这种“小论文题”的形式和内容都借鉴了全国历史新课程卷及其他一些先期课改省份高考试卷，添加了一些“江苏特色制造”。这类“小论文题”每年的要求都有所变化，难度在逐渐提高。

“小论文题”对于学生来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吞不下也嚼不烂，不知如何下嘴。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关注此类试题的变化趋势，授之以解题方法和思路，提高学生应考的自信和能力。下面以南京市2014届高三一模第21题的第三问为例，与各位同仁探讨一下应对“小论文题”的思路。

有学者认为：“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班固《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材料二：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材料三：“光荣革命”以后的这套政治制度在英国叫做“旧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少数贵族掌管政权，他们通过议会分享权力，议会复杂的程序是他们相互制约的工具。这种制度能够保证工业革命顺利发生，但是当工业革命发生后，它又成为陈旧的制度，必然被工业化社会所淘汰。――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材料四：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请回答：（1）（2）（略）。（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以中英两国为例论述材料四中的“政治制度的本原精神和发展创新”这一观点。（8分）（要求：层次分明；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行文流畅。250字左右。）

做“小论文题”，首先，要正确区分“史”与“识”。意即面对一段材料，我们要能够识别出什么是历史史实，什么是历史认识或观点。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指过去发生过的完全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它不掺杂主观内容。什么是历史认识？历史认识是指历史学家或者某人对历史现象的一些看法和解释，带有明显的主观性。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的有句名言：“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如上述例题中，“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等属于历史事实。“……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等属于历史观点。

其次，要正确匹配“史”与“识”。历史观点明确之后，就要选择恰当的史实与之佐证。如何正确地匹配“史”与“识”呢？一般情况下，要根据题目所给材料的时间段来确定史实的范围。如上述例题中，题目要求“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以“中英”两国为例，“上述材料”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材料及英国光荣革命以后的材料，所以分论点论述时主要用以上时间内的史实，而不能用中国近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史实。

第三，要准确地提炼观点。在认真阅读材料的基础上，从原文中寻找相关语句，抓住主旨获取有效信息，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述成文。如上述例题中，要求对“政治制度的本原精神和发展创新”这一观点进行论述。分析这一观点，有两层含义。第一层要明白政治制度的本原精神指的是什么？第二层要明白政治制度的发展创新又指的是什么？题目要求“论述材料四”的观点，因此，第一层含义就根据材料四中“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的语句概括观点为：政治制度的本原精神指的是政治制度创立的核心观念。第二层含义根据材料四中“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的语句概括观点为：政治制度的发展创新指的是政治制度要因时而变。

第四，要逻辑严密地论证观点。论证观点时不能只有观点，而无史实支撑，那样只会产生思维的废品。或者只有史实堆砌和罗列，没有观点论述，那么小论文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要做到逻辑严谨地论证观点，就应遵循“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如上述例题中，总论点是：政治制度的本原精神指的是政治制度创立的核心观念，政治制度的发展创新指的是政治制度要因时而变。怎样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呢？根据材料中涉及的中英两国政治制度的史实，可以确定两个分论点。第一个分论点：中国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是围绕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权力”这一核心观念来变化的，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动更新。如：汉朝的中外朝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元朝的行省制度；明朝废丞相，设内阁；清朝设立军机处等。第二个分论点：英国创立的君主立宪制一直围绕着“加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核心观念来变化的，且不断加以完善创新。如：颁布《权利法案》；确立责任内阁制；1832年议会改革等。论文的结尾处再升华自己的观点，如：政治制度的设计要符合国情，政治制度的建设要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以此画龙点睛、首尾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