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论文范文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首先要在现行制度架构内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在社会主义政治架构体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通过制度设计和创新，发展党内、人大、政府、政协的协商民主非常重要。有国外学者认为，法院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场所。但美国法院的协商是有它独特背景和制度文化的。在中国，法院首要任务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协商是个次要问题，否则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相对来说，政府的协商民主更多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的协商，政府内部的协商不如说是协调，因为它的内部虽有区分，但本质是个共同体。而党内、人大和政协的制度框架内，本来就允许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各方利益。通过党内、人大和政协内部的协调，是可以影响政策走向的。而且，党内和人大的协商民主，背后都有“投票权”作支撑，这使得依据偏好强度进行协调实现偏好组合更有可能。党内民主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在和党的重要文件中，都强调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都强调要有民主的政治氛围。发展党内民主，从实际操作看，可以有先有后，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当前，党内的协商民主，从党委会、常委会的运作现状来看，其在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常，党委会、常委会成员提出的意见，都会采纳到决策中去。因此当党内民主决策相对易行时，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协商民主的深化。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中，党代表是协商主体，党代表可以在酝酿重大政策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运用自己的投票权赞成或反对。那么制度设计的重点就是，如何通过探索完善党代会常任制，或者寻找发挥党代表在闭会期间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让党的代表大会更好行使作出重大决策职责。但毕竟党的代表大会召开间隔较长，且党代表人数相对较多，达成协商有许多现实的困难。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团队越小，越容易达成协商。因此党内协商民主，主要还是党委会和常委会内的协商民主。推进党委会和常委会内的协商民主，首先是要真正发挥党委会和常委会的决策作用，制度性地高频率召开党委会和常委会（主要是党委会），不再局限于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重要干部票决。其次要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什么问题拿到党委会和常委会上来讨论，如何充分发扬民主地讨论，如何形成共识作出决策，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减少党内“一把手”说了算的制度空间。在民主决策特别是在表决中，党内“一把手”和其他成员的权力应该是对等的。人大的协商民主是由它的属性所决定的。人大是法定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在各个选区产生，人大代表代表着两个方面的利益：一个是地方的利益，人大代表是在选区内产生的，他要维护所在选区的利益；另一个是选他当代表的那部分群体的利益，理论上如果他不为这部分群体说话，他就可能会在下次选举中落选。正因为人大代表代表着两个利益，为维护这两个利益，他必须与其他代表进行协商，今天你做出一些妥协，明天我做出一些妥协，实现各自之间的利益最大化。但现在一般所说的人大协商民主，主要指的是与外部的协商，包括立法项目协商、部门职权协商等，采取的形式多为座谈会、听证会和个别沟通。实际上，作为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的法定权力机关，其内部的民主协商是非常重要的，立法、监督、决定、任免都离不开代表间的相互协商。人大协商民主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人代会通常是一年才召开一次，每次会期只有几天，日常工作主要是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的。然而受制于人大常委会的规模、知识和年龄结构，特别是兼职成员较多等因素，与人大这么重要的职权相比，难以承受人大应有职权之重。因此要更加充分地突出和发挥人大常委会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在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层次、结构的同时，能否考虑充实人大常委会的人员。再者，就是要发挥各个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涉及专门委员会对口领域的事项，主要由各专门委员会审议、协调。人大代表规模过于庞大就会削弱决策能力，只有进入专门委员会中才能更好地协商决策。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进，也有利于提高人大代表专职化的比例。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能让人大代表更好代表两个利益，更好地去协商对话。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基本实现形式。政协的“协”，主要指的就是民主协商，它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9个政党、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别，本身就是一个各党派、各界别的议事机关、协商机关。协商就是政协的活力源泉，协商民主在政协是运用得最为成熟丰富的。政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协商的主要平台。中国共产党与各派的协商，包括与派的直接协商和基于政协平台的协商等。从广义上讲，与派的直接协商也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对这种协商方式极为重视，现在重大决策出台前，都会与派进行沟通协商，听取派的意见建议。但在具体实践中，毫无疑问，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所以2006年以来，中央对加强政治协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各地方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政协的协商民主，从未来看，可以重点突破的领域，就是做强政协的民主审议权力。现行制度框架内，政协履行的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被监督的对象并没有很好地听取政协的意见，该怎么办？现在似乎并没有一个反制的制度设计。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加强顶层设计，上升为国家制度，比如通过立法手段，规范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具体制度，纳入到党委政府的议事规则、工作规则中，制度性地规范政协民主审议的权力，赋予其切实可行的效力。

二、体制与外部的协商民主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社会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也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作日益重要。尽管今天国家体制的力量依然很强大，但它已经不可能包办一切。对于体制内的力量来说，它也必须与外部进行协商对话才能有效治理。突出表现为政府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协商，当然也包括人大、政协等机构与社会的协商，如立法听证等。政府机构与社会的对话协商现在日益普遍，且形式多元。比如邀请社会代表参加政府会议，某些重要事项通过公共渠道向公众征求意见，召开各种类型的听证会等等。但在实践中存在代表来源单一、信息不对称、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哪些问题要公开协商、哪些问题不用公开随意性较大。因此公众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对协商结果的信任度也不够。应当从制度上规范政府与社会协商对话的规则，明确协商的事项、程序、范围、频率、渠道等等；并且要扩大参与协商的对象范围，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从自愿报名者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数据库中抽取社会协商代表，使该事项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代表都有话可说、参与讨论。政府与社会的协商对话中，需要关注一种特殊的类型，即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德雷泽克在回顾和分析美国公民权利运动、环保主义、女性主义等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协商民主后指出，“关注社会发展轨迹的社会批判总是源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而不是源于国家制度”，“这些运动及其领导阶层最终都受到国家的重视，结果国家的自身特性也得以改变”。随着社会的分化壮大，民众对自身利益的觉醒和重视，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在中国也已经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环保方面的“邻避运动”、抵制拆迁的维权运动等，有些地方的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甚至引起很大风波，比如厦门抵制PX项目建设、什邡抵制钼铜项目建设、启东抵制日企排海工程建设等。厦门、什邡、启东的“邻避运动”引发风波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重大项目决策信息不够透明，更主要的是政府缺乏与社会行动协商对话的平台和渠道。当这些社会行动的诉求无法通过制度渠道表达外，它就极容易走向街头表达。公共领域社会行动可以视作为一种预警系统，它发出了社会对某种问题格外关注的信号。同时，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诉求是社会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不能把它混淆为政治运动。作为决策者要有辨别能力，要有包容之心。如果认为这些社会行动无足轻重，要闹就让它闹，或者索性严厉压制它，那它就可能真的转化为政治取向的运动。对待这种公共领域社会行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决策部门通过政策设置、机制创新，将其纳入到与社会的协商对话架构中来。社会各界对此类社会行动关注问题进行讨论，这并不会使问题激化或影响稳定。相反各个方面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以后，有利于民众更加清醒地看待议题。对协商各方来说，在讨论中他们的意见可以得到修正，比如说某些温和派会修改它的诉求以形成妥协的结果。相当多的时候，理性协商讨论的结果是有利于决策者的，民众对决策者的决策会更加支持，而不是“老不信”。总之，在公共领域社会行动上的民主协商，怎么都比藏着掖着要强。掌握公权力的体制精英，应该有充分自信开展这些议题的民主协商。

三、基于基层自治的协商民主社区作为特定地域内人们生活的共同体

它本身具有很强的自治性。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皇权不下县”，县级以下的地方主要依靠乡绅自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重构，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民间力量兴起、行政力量式微。然而在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下，行政力量依然有着包办一切事物的冲动。这导致不少本来可以通过基层自治由民间内部解决的问题，由于行政力量的插手，把矛盾引向了行政力量，造成或加剧了政府与民间的对立。引入协商民主的机制，倡导公民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参与公共决策，对于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培养基层的自治能力，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并且在社区和村镇这个相对较小范围内，协商民主有着更加可以操作的空间和更易见效的结果。谭青山对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表明，协商民主与强化村民自治、扩大村民决策参与有着确切的联系。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地方性协商民主亮点，往往是基于基层自治的协商民主试验。这里，就三种可能的基层协商民主作分析。在很多基层事务中，政府并没有其特殊的利益。在这些事务中，政府基于它的职责不得不协调各种关系，而它并不能得到任何好处；或者是众人之间的内部事务因为渠道、意愿等种种因素，他们自己内部难以解决，需要寻找仲裁者帮助协调。在类似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中立的，它可以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发动利益相关者充分讨论、相互交易，最终达成妥协谅解。杭州曾经做过类似的一个实验，在危旧房改善后的厕所分配方案上，由于当事三户人家因历史过节、缺乏沟通等原因难以达成一致时，由政府搭建民主协商平台发动讨论，提出多方案供选择，最终使当事者相互作出让步，解决了问题。这个实验中涉及的是三户人家，如果把它放大到十倍甚至更大些，同样具有可操作性。在这个民主协商机制中，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条件为当事方提供讨论的空间，让他们就特定问题进行充分讨论。除了当事各方论述以外，也可以邀请非当事双方从局外人的角度阐述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以及邀请专家陈述观点等，为当事方提供外部意见参考并可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外部压力。通过坦率的讨论和仔细的思考，再加上存在的某种外部压力以及对外来的期望，当事双方很可能在协商过程中修正自己的偏见，根据相互所需达成妥协。对政府来说，在这种机制下它避免了直接卷入矛盾，也通过中立协调提高了公信力，是一种双赢。当然更多的基层事务，是既有政府的利益，也有社会的利益。在处理这些事务时，更需要搭建协商对话的平台。因为社会越分化、基层越自治，社区内部的利益就会更加显现。当某种力量把持基层事务时，就会引起其他利益方的不满。当大家各说各话，就无法达成决策共识，会导致基层瘫痪。所以在处理类似事务时，政府要主动搭建协商平台，用包容的心态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这个民主协商平台下，政府与公众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是平等的。政府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提交决策讨论；公众包括各种社会团体也都可以提出修改意见或各种不同的方案。甚至政府如果没有好的方案，可以根据需要附和某方提出的方案。这种讨论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反而有利于实现基层的平衡。因为对基层政府、公众和社会团体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又是稳定的———对公众来说尤其如此，这是他们的家园，需要今天我让一步换取明天你让一步。而且公开理性的讨论有利于消除激进的主张，这就有了更好的交换基础。所以政府也要懂得通过协商作出让步，争取在未来的事项中换取公众的支持。公众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帮助政府推动工作。在农村村级选举中，村民已经有了直选村委会成员的权利。村民手中有了选票，参加村级事务的意愿自然增强。法律规定，村民大会是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让所有村民都通过村民大会作出决策，既是无效率的，也是不可能高频率召开的。取代村民大会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机构是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由村民选出，代表村民在代表大会中作出重要决策，它的决策具有合法性。在实践中，村民代表大会已经成为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之外重要的村级机构。村民代表往往是那些熟悉和热心村级事务且有一定能力的村民，比如村里的企业家、经商人员或者有威望的长者等等。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委员会的机构，对村民委员会或村党支部进行监督或检查。但在那些村民委员会或村党支部“当家人”较为强势的村里，村民代表大会往往起着点缀的作用。村民代表大会不是履行投票仪式的场所，而是村民自治的“稳压器”、“减震器”。所以村民代表大会的运作要制度化、规范化，应作为一个重要的协商场所用来自由讨论涉及村级发展的有关重要事项。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命令或操纵选择议题推动进程，它作出的决定要能让村民委员会执行。比如，是否可以考虑那些必须由村民大会通过的事项转由村民代表大会行使，增强它对村民委员会的制约并提高效率。

四、协商民主所需的系统配套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已不可能再单兵突进，协商民主只是通向其中的重要路径。其他改革措施只要条件具备就要深入推进，以改革措施支持改革措施。同样，协商民主也需要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否则协商民主就难以落到实处、取得成效。在这些系统性的配套措施中，最为突出的是要解决以下问题。首先，建构良性博弈机制。协商需要解决“凭什么协商”的问题，也就是要有博弈的机制。协商是双方主体基于平等自愿的协商。当今的制度框架下，掌握公权力的部门是强势主体。对社会来说，它没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如果权力部门想协商就协商，不想协商就不协商，小事与你协商，大事就不协商，这样协商民主就会流于形式，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要增加社会博弈的手段，让社会可以更好地与公共部门讨价还价。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有过不少类似的尝试，但总的看来仍可以加强。比如，在政府绩效考评中增加公众的分值，请公众代表或者以随机的方式请公众对政府当年的作为作出评估，或者在重大工作、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让利益相关方来评议、打分，这些社会参与的结果都可能影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奖金，影响到官员的升迁，这样的话公共部门就会考虑要倾听公众的意见、与公众进行沟通协商。其次，培育社会组织。与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面对，个人是渺小的，没有力量单个与它们进行协商。要实现社会与政府有效率、有力量的协商，必须允许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不是洪水猛兽，不能因为社会组织有点不同的意见就视为异己。社会组织与国外组织有些交流合作，也应客观理性看待分析。政府戴上墨镜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就会是黑色的；拿掉墨镜看社会组织，就会还原社会组织的本色。社会组织的宗旨是形形的，可能是慈善的、环保的、或者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等等，它联系着关心这些事务的社会公众。要推动这些社会事务，想赢得公众的配合，就需要与这些社会机构合作协商，让它们当党和政府的帮手。所以要放宽对社会机构的束缚，通过修改法律或制度减免非营利性组织的税费，允许它们进入政府合作项目等等，扶持社会组织的成长。再次，保证司法公正。要有保证协商的法律环境，当各方协商不成的时候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当某部分公众认为协商后的决策出台会影响这部分人的权益，或者是认为决策者在涉及公众利益的事项上没有给予协商的空间，法律应当保证他们提出诉讼或仲裁的权利。在实践中多为公众针对政府决策、政府行为的诉讼。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司法机关并不能保证公众的这种诉讼权利，在有些地方这种诉讼行为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牢狱之灾。当司法成为“权力的家丁”的时候，公众就会选择“不信法”，选择采取极端的方法表达意愿，极端主义者就会站到前台与当政者唱对头戏。法律是稳定最大的保障。只有独立公正的司法裁决，才能在协商之外达成社会和政府“最大的公约数”。最后，政府信息公开。只有公众掌握充足的信息，它才能更好地参与决策。只要是不影响国家和公共安全的信息，政府就应该尽量公开。现在政府信息公开的空间还较大。特别是在某些地方，有些必须公开的信息它不想公开，就找个隐蔽的角落公开。还有很多本可以公开的信息以国家秘密的名义拒绝公开，比如很多地方的财政预算，说财政预算是国家秘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几乎看不到的。今后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还要扩大，包括涉及社会公众的党委决策信息也要尽量公开；不能把应当对公众公开的信息都说成是国家秘密，国家秘密必须是真正的国家秘密，国家秘密太滥就可能导致没有秘密；也要拓宽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让公众方便查询。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一、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为保障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列宁特别强调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实行公开性原则的必要性。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指出：“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公开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本组织的成员。”列宁在这里把“完全的公开性”看作是建设民主政治所必备的首要条件。在列宁看来，是否实行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公开性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只有一切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和决策经过人民讨论，才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并能自觉地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其中。为此，列宁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中采取了一系列公开性的措施。

1，公开选举和任用一切公职人员

列宁把选举制看作是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他认为实行比例制选举，“这的确是最民主的选举”。而真正体现“广泛民主原则”的选举，必须在完全的公开性的条件下进行。也就是说，公开性是保证选举制的民主性质并发挥其优越性的重要条件。列宁认为，在具有公开性的条件下，“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人们可以通过报刊、集会等多种渠道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在他困难的时候表现得怎么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这样可以使每个人在选举的时候“自然都能够心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某种职务”。通过这样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和制约，“可以造成一种生物学上的‘适者生存，的自动机制”。“关于这一点，列宁又以德国社会为例，论述了公开性与选举制相结合的好处。他说：“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够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党执政后，列宁进一步强调把公开性原则用于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和任用方面。他指出：“现在是工农国家做了‘主人’，它就应当广泛地、有计划有步骤并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列宁在这里所强调的“公开地挑选”，是指在选拔公职人员时要克服“共产党员局限在领导者的圈子内”考虑问题的毛病，广泛的征求群众意见，实行公开竞争，择优选拔。他说：“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细节”。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为了真正贯彻实施选举原则，列宁还明确提出“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扰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这实际上是进一步保障了人民享有民主选举的权力，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2.实行公职人员报告制

列宁主张实行公职人员工作报告制。由他起草并经党的“”修改通过的俄共(布)纲领阐明：要“通过实行公职人员负责制和工作报告制的办法，使政权机关进一步接近劳动群众”。这是保证“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在1921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待非党工人态度问题的信稿》中，列宁进一步指出：“所有负责的公职人员一律定期向工农群众做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这种报告每月至少安排一次，使非党工农群众有机会对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进行批评”。“不仅共产党员，而且担任负责工作的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做这类工作报告”。根据列宁提议，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再次强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必须在全体大会上向自己的选举人作工作报告，每月至少一次。”“共产党员领导下的省执行委员会应拟定一个有系统地向居民报道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情况和苏维埃机关的政治活动的计划，并按照这个计划派遣负责工作人员到省内的工厂、村乡等等的大会上作报告。”不仅如此，在由列宁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委员会主席奥波连斯基同志签署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草案中明确规定了全体人民委员必须遵守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建立各经济人民委员部报告制度的指令”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所有的人民委员部(不仅是经济的而且包括非经济的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制度的指令”。列宁认为通过实行公职人员报告制，可以把公职人员的政绩和各方面的表现公开地摆在人民群众面前，以便于群众进行监督、评价和取舍。

3.公开举行党和苏雏机构关的会议

在列宁的时代，完全公开党的领导工作会议是条件不允许的。但列宁认为，党的公开性的大方向是不能改变的，必须尽可能的坚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列宁就严厉批评了国家杜马中的劳动代表指出，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把问题交给各个地方委员会的要求，对于自由派(立宪人)想撇开人民，把一个尖锐的问题交给专门的委员会去讨论而不拿出来公开讨论，不让人自由批评的阴谋没有表示反对”。根据列宁的提议，1921年，党的十大决议明确指出，必须使“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并规定党的支部大会要公开举行，必须尽量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听会和讨论。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活跃苏维埃全体会议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必须做好县的和省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要使当地所有居民都注意这些会议(在代表大会前广泛进行口头上和文字上的宣传)。”列宁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保证了党和政府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二、审判公开，同进行斗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拖拉作风等现象。列宁认为必须用公开的方式来作斗争，对和拖拉作风案件要做公开揭露和公开审判。列宁主张“人民法院要加倍注意对、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导失当进行司法追究”。“从原则上，这类案件不应留在官僚机关内部处理，而有必要交付法庭公开审理。

这不仅仅是为了严厉惩罚，而主要是为了公之于众，打破那种广为流行的认为失职人员可以不受惩处的观念。”值得指出的是，不仅如此，面对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列宁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认为，党不善于对可恶的拖拉作风进行公开审判，“为此完全应该把我们大家以及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人用发臭的绳子吊死，而且，我总在想，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因此而活该被吊死”。只有“把案件公开”，把它们置于“大庭广众之下”，对失职事件和有关人员公开审判，依照法律加以制裁和惩处，这样才可以提高人们的责任心，反对很难消灭的坏事，可以引起工农群众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注意，“才能真正治好这种病”。列宁认为，这种做法的社会意义，比之由党政机关“少数人秘密地了结”的愚蠢做法“要超过一千倍”。

三、舆论公开，充分发挥报对对苏维埃政治和经济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列宁十分重视舆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声明：“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为此，列宁提议，党的一切决议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党的报刊和群众集会上进行讨论。也就是说，通过报刊和群众集会上的讨论，能够使群众更加了解政府的决议，使政府的决策更具公开性和透明性。列宁认为，报刊是公开批评、揭露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的重要工具，他说：“党和苏维埃的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揭发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犯法行为，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

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重视在经济建设中实行舆论监督的公开。他主张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批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列宁认为这样的报刊，一方面可以公开揭露并无情地抨击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另一方面，可以公开报道先进单位的模范事迹，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列宁还提出要重视报刊在经济建设中组织竞赛的作用。他说：“现在还需要我们做的就是组织竞赛，即保证公开报道，是国家所有的村舍都有可能了解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这也就是说，通过公开报道可以使各单位了解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对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运用先进经验发展生产。在列宁看来，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可以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他们切身相关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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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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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按照俞可平的说法,民主是个大概念,民主是个好东西,老百姓能真切感受到。如27年,国务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信息公开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但民主这个好东西却又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似乎民主对东方社会来说,有其独特的地方。一方面,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中,强大的行政机构往往形成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强控制,由于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民主政治往往会诉诸于民粹主义,对底层民众寄托无限希望。另一方面东方社会权力高度整合且法制精神不成熟,民主也可能成为多数人对少数人实施专断的工具,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造成少数人权利的受损。因此对的民主颂扬必须建立在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和警惕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宣扬民主、扩大政治参与也可能给现存政权造成破坏和威胁。西方学者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研究中,针对社会转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民主过剩”“参与危机”“参与爆炸”等一类概念。如亨廷顿、阿尔蒙德等人认为,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加会使社会挫折感增加,这种挫折感会使人们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并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的扩大来满足这些要求;而当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公民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不充分时,再由于公民具有的民主的素质与实际操作技能水平有差距时,现有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参与的急剧增加将引发政治参与的无序,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又一定会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破坏社会和谐。

由上观之,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来说,民主确系意味着诸多进步,但也需谨慎应对民主化之后产生的问题和挑战,一步不慎可能招致社会混乱、政权覆灭。

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民主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增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即为公民。3这也就是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或是出任公职都是其身份的象征。公民身份的产生源自对臣民身份的否定和重构,也正是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形成,在于公民意识的体现和政治体制的完善,而公民意识的觉醒是起首要作用的。从古自今,雅典城邦政治都备受推崇,并不是因为它的社会形态具有现代性,而是因其直接民主的政治模式和公民意识的体现而让后世瞩目。在雅典人的观念中,城邦是一个公民自治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表达意见,商议和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这种公民政治意识的成熟正是政治体制成熟的前提。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根据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含义，“五四时期”，一般是指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时间。以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为高潮，“五四时期”为中国近现代史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成为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及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运动两个方面。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和封建礼教的毒瘤深扎人心，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深入，中国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之中。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为了争取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时的人们正在逐渐认识并寻求摆脱层层困境的途径，这一过程正是思想启蒙，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的时候。这样的生存处境为众多报刊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五四时期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报刊，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新青年》等比较知名的刊物外，还有许多资料已经遗失损毁，现能搜集到的这一时期的刊物约有159种。《新青年》是前出版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有重大影响的刊物；《晨报》副刊是当时著名的宣传新文化运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大型副刊；《湘江评论》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是由马泽东同志主编、在湖南出版的重要刊物；《星期评论》、《觉悟》、《建设》是紧接着以后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共产党》、《先驱》、《新时代》、《少年》、《青年周刊》、《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立时期出版的刊物，其中《新时代》虽然不是正式的党刊，但是同志所创办和领导的自修大学的刊物。《劳动界》、《劳音》、《劳者》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新民意报副刊》、《南洋》、《平民》等20种是前后各地的学生团体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这些珍贵的原始材料记录了当时的种种历史过程，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资料。

二、五四时期的代表性报刊

五四时期的很多报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的爆发，更让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以下选取了几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报刊，从刊物的创刊经历、创刊的主要人物以及报刊中的代表性文章入手来做详细介绍。

1.与《新青年》

《新青年》是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它于1915年首次出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直到1926年停刊，前后维持了十年之久。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见证了中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并变为思想运动的主流的过程。

在1915年至1918年间，《新青年》月刊虽然曾进行了若干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但却止步于民主政治的口号，对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一目标仍然提不出任何具体办法。运用的方法也是多流于形式主义，毫无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直至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新青年》也因此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1918年，以《庶民的胜利》为题发表演说，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月出版的《新青年》月刊五卷五号上发表了这篇演说词和他的更详尽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1]

同志在北京大学时曾努力推动进步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出现更让他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担任轮值编辑期间，曾把六卷五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来引起人们对该学说的注意。文章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方面的基本观点作了简要的介绍，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主要著作的若干主要片段。尽管此次专号也存在着一些批评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同志做出的重要贡献依然不可埋没。随着中国的工人运动开始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劳动运动”的呼声在全国高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得到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新青年》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7月，《新青年》出版八卷一号，文章中的政治态度肯定地表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者的立场，同时建立“俄罗斯研究”专栏，来满足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了解苏俄的实际状况的迫切需求。九卷二号上发表了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苏俄政府及其领袖列宁，为进一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期间也出现了反动理论和阻止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代表，但《新青年》坚持了革命的立场，打退了改良主义，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上的准备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与《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同志在湖南长沙主办的著名周刊。1919年7月14日创刊，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20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2]

他的每篇文章都如钢刀般刺入敌人的胸膛，对一切统治者和反革命派在思想上宣判了死刑。文章中宣传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深刻地论述了人民革命的战略观点，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还同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从而激发起人们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的决心。本报在形式上分四版，内容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等分栏。以文风新颖、笔调尖锐、通俗易懂为特点，其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是其他刊物所远为不及的。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同志发表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论文，他对国内外大事的评述见解明确而锐利，思想杂评更是短小精悍。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对俄国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进行了反复而深入的研究，深信社会主义必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同志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第4号），才使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他在创刊宣言上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3]1919年7月21日第2号出版，刊载《民众大联合》一文，此文连续刊载于第二、三、四号的第一版。文章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文章指出：当今中国种种方面都要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强调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进行改革，“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4]由于本报对各方面起着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多方好评。当《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同志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北京《晨报》也评价其“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3.邵力子、陈望道与《觉悟》

《觉悟》是报刊《民国日报》的最具进步性的副刊。该刊由邵力子、陈望道创办。由于确切的创刊日期不详，仅已最早见到的1919年6月16日那份为准。《觉悟》作为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曾与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并称为最有名的“四大副刊”。1920年，《觉悟》篇幅扩大一倍多，并开始分专栏，常设专栏包括：评论、讲演、选录、译述、诗歌、小说、通信、随感录等。1924年改版后增加了论文比重，文艺作品、通信和随感录随之减少。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从1920年起，《觉悟》的社会主义方向变得更加明确。到1920年底，《觉悟》已经基本上肯定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改造的指导思想，知识分子应当到劳动人民群众中去。它以比较短小的文章，特别是通过一些读者、作者之间的讨论与争论，表达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到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最后终于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的转变过程。《觉悟》曾积极参加了1920、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战，特别是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文章虽然在理论性和系统性上不及《新青年》，但由于每天与读者接触口吻亲切朴实，鼓动性较大，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宣传效果很好。

邵力子曾于1916年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报导“十月革命”和“”，1919年《民国日报》开辟《觉悟》副刊后又积极宣传新思想，支持。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不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两人都曾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时期众多优秀的报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坚固的阵地。那些前赴后继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重新考虑国家命运的重要理论工具，为国家的长久发展建言献策，功不可没。翻阅历史，那些泛黄的文字依旧值得世人永记心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12：12.

[2]中共中演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893―1949）（上卷）[M].第42页.

[3] 《湘江评论》创刊号.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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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一盘散沙的农村和农民没有办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千变万化。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村民自治，经过近30年的发展，现在终于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

不久前，笔者就四川、重庆、江苏和河南四地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调查后发现，人们原来寄予厚望的由民主选举激发出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的动力，实际上在我国农村并未完全形成。相反，许多地方3年一次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反倒越来越形式化了。这不仅表现在村委会直接选举的监督功能大幅弱化，而且控制选举的成本也在降低。村民更多地表现出对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无所谓。希望通过民主选举来强化村民的参与，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在现实中困难重重。

种种事实说明，村民自治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这种挑战做出制度创新，那么，直接影响到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重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效果，影响到我国转轨的进程和质量，不可小觑。 村委会选举越来越形式化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村委会选举越来越形式化呢？

首先，我国村委会事实上是一个议行合一的体制，本身没有分权制约机制。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有关于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但是这种规定在现实中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也颇为困难。现实中，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俗称“两委会”）在选举后，基本扮演着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作用。上级对村干部的补贴也基本是对两委干部的。议行合一使得对村干部的监督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无奈之下才有“村财乡管”等相应的来自上级指导部门的财务监督，而这样做恰恰又是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对村干部监督的弱化，则从反面强化了村民对村级选举没有多大作用的意识，使村级选举在很多时候流于形式。

其次，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农民的权利意识较强，参与监督的要求高，对村干部的制约力度也相对较高。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下，难以产生社区活动积极分子和社区政治家，尤其是这些地方的中青年劳动力大都已经外出务工，农民中参与和监督的主力一年中少在当地，对村级事务的关切度大幅降低。我国行政村集体资源少，基本没有能力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农户的原子化现象十分普遍，这就使得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成本相对较高。社会发展程度低的直接结果，是农民关心自己家庭收入比关心村级事务的程度要高出许多。由于农民感觉不到村级事务与自己的关切度，也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参与。

再次，选举和治理发展不均衡，因为后者所要求的实现条件，远比前者复杂和高级。如果仅仅从成本和能力来看，选举较之治理，不仅成本低，而且对选民自身能力的要求也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国农村可以较为迅速地推广村级直选，而要实现善治和良政却要困难得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实行选举的难度要大幅度小于治理的难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尽管也实行了全国性直接选举，但其治理水平和管理国家的能力仍旧十分落后。要实现善治和良政，不仅要求社会发育水平、民众的组织程度、相应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人们尤其是官员的思想意识等，要与选举达到的水平相适应，而且人们期望的直接选举向上发展，也只有在善治取得较大进展的基础上，才能倒逼选举向更上一级推进。

我们通常所说的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不可能指望其中任何一个能够单独突进，或者说，在决策、管理、监督还处于较低水平的条件下，指望选举可以单独从村级向上进展到乡镇级、县市级是不现实的。相反，果村民自治长期在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落后于选举，就会逐步使选举也流于形式，失去其动员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和培养村民民主意识的意义。这是一种可怕的后果，也与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村民自治的初衷相悖，更与我国将来要实现的政治民主化的愿景渐行渐远。 将农民组织起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也经历了聚集、破解、再次聚集、又再次破解的过程。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矛盾，经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了破解；沉重的农村税费负担支撑起的农村公共服务，在2006年停止征收农业税、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之后也予以了化解；在新一轮城市化的浪潮中，以农村土地为核心的农民财产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农村矛盾的焦点。

这种从劳动收益权到公共服务享有权，又到财产权的发展，矛盾所导致结果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基于财产权基础上的农民自组织水平的提高，和与此相伴的农民参与意识的加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民间社会系统。组织化，或者高度的组织化，是政治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的经济组织，比如企业，也是高度组织化的。非如此，则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千变万化。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终于开始懂得，中国需要一个健全、组织化程度较高、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来与政治国家和经济社会相对接。这是社会实现善治和良政的必由之路。但是，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的传统，也是我国农民的特点。一盘散沙的农村和农民是没有办法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平等对话的，更何谈对干部和政府的监督。要将农民组织起来，这种社会组织则以多种形式存在。笔者近年在我国多地农村进行调查，就看到了这种发展趋势。比如，现在农村有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如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银行、各种专业性质的合作组织，如蘑菇种植合作社、蔬菜大棚种植合作社等，也有自然村的社会管理组织，如农民议会、农民议事会、庄务委员会、组务委员会等。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任重道远。对此，要加以总结和鼓励，使其在成熟阶段不仅可以承接部分政府转移的职能，而且能通过与政府的平等对话，真正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良性互动。

要做到这一点，培养热心公共事务的农村活动积极分子必不可少。这种人才很多情况下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培养出来的。让这些农村活动积极分子成为农村社区内社会组织的带头人和农民利益的代表，由他们代表民间力量与村委会和基层政府合作，来实现善治。同时，通过地方人大和政协组织，将社区积极分子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对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可以提高我国农村的决策效率，更好地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作用，同时也可以降低农民参政的成本。 发掘农村传统的组织资源

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大短板，是组织资源的贫乏。我国在农村一直依靠的是党组织和村委会。但是目前农村通过合并村庄，一个行政村的管理半径已大为扩大。笔者在江苏省南京郊区的农村看到，那里已经大量出现了5000人到8000人的行政村，一个行政村下面就有20～50个不等的自然村。笔者曾经调查过的安徽省霍山县磨子潭镇胡家河村3000人口，分布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30多个自然村里，而两委干部只有5人。大量农民面对的是5～7人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干部，这些干部领着上级发放的“工资”，干着上传下达的事情，他们虽说是农民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时候成了农村中的“官僚”，对于为农民服务，他们既力不从心，又缺乏动力。这样，在行政村与农民之间，就出现了自然村层面上的组织断层。弥补这个断层，现有的组织资源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而且，我国农村组织程度较低的短板，随着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后而变得凸现和迫切起来。因为任何公共服务的实行，都是一个双向交流、双向选择和互相监督的过程，而不单单是政府一方的施予。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公共服务去对接一个一盘散沙的农村，去对接一个个单个农民和农户，不仅成本高昂，而且绩效很差，还会因为缺乏监督产生大量的腐败现象。

事实上，我国农村本来就不缺乏组织资源，比如，传统的家族、宗族、乡贤、能人等，只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里，这些组织资源，都被冠以封建主义的残余而被排斥或消灭了。那时候，普遍的看法是党组织只要建立在基层，就可以会同共青团、民兵、妇联、贫协等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在计划经济年代或许有效。但是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后，这种组织体系就瓦解了。今天要进行农村社会建设，利用好农村传统的组织资源，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在南京六合区金牛山街道红光社区赵坝自然村调查时，就发现该自然村2007年成立的社会组织“农民议会”，就是充分利用当地传统的乡贤、宗族组织资源的一次可贵尝试。 尊重基层创新

最先感觉到我国农村选举之后治理问题的是直接工作在农村第一线的基层干部，最先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的也是他们。所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方面的制度创新一直层出不穷。例如，笔者从2006年起一直关注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在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实现创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曾4次到该乡对他们首创的“八步工作法”制度创新进行跟踪调查研究。

笔者发现“八步工作法”作为选举后治理和实现善治的主要手段，从2003年创立以来，已经极大地改变了麻柳乡当地的政治生态。虽然从那时至今，麻柳乡党委书记已经五易其人，干部队伍变动也不小，但是这项以“决策通过全民公决”和“干部管事不管钱”为特征的制度创新，深得麻柳人民的欢迎，已经不仅成为村级组织决策的必经程序和管理、监督的主要手段，而且麻柳乡干部在处理其他事务时也已经习惯于按照“八步工作法”去做，其精神已经深入到乡党委政府的日常决策、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尽管目前“八步工作法”在推广和复制方面仍步履维艰，但这项制度创新在其发源地的勃勃生机，再次向我们昭示着它代表着我国农村善治的方向，也说明我国政府在总结和推广村务管理和农村善治的先进经验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在选举和治理的关系上，要实现善治和良政，选举可以作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因为相比较治理，其实现的条件和起点较低，也较容易实现突破。但是要想巩固选举的成果，并把选举向上推进，就需要提高农村治理的水平，使治理所体现出来的决策、管理、监督达到与选举相适应的程度，用治理水平的提高来倒逼选举向更高层级发展。否则，治理水平长期徘徊不前，会造成选举很容易被控制，使选举沦为形式，丧失其作为民主政治建设起点的作用。

这样看来，治理是达到善治和良政的关键，它也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转折点。所有关注我国农村发展建设的官员、学者、基层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都要充分认识这一点。

LINK＼链接 重庆市开县麻柳乡

“八步工作法”：

1步

深入调查收集民意，弄清大多数群众希望办什么。

2步

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初步方案。

3步

宣传发动统一思想，征求群众对初步方案的意见，争取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

4步

民主讨论确定方案。多次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根据群众的意见修正完善方案，推选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人选，人选中普通群众必须达到50%以上。所有钱物均由群众代表管理，干部管事不管钱。

5步

户户签字进行公决。赞同率达到85%以上才予以实施。

6步

分解工程落实到户。

7步

村民小组组织实施。

8步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6篇

没有人天生就是幸福的，班主任工作并非必然是幸福的，幸福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去奋斗。能与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使自己拥有了第二次青春，这本身就使班主任工作成为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而像学生一样做功课，使我的班主任工作得心应手，幸福感油然而生。

一、日课

李镇西说，他每天坚持“五个一工程”——上好一堂语文课，找一位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读不少于一万字的书，写一篇教育日记。李老师简单质朴的语言勾画出一名好教师成长的足迹。对于我的班主任生活而言，每天要做好十件事。

1．跑操。晨起与学生一起跑早操，利用工作时间锻炼自己的身体，在“1班1班，非同一般；创造奇迹，奋勇争先！”的嘹亮口号声中用脚步去丈量青春的力量。

2．阅读。与学生一起晨读，啃教育理论书籍与大师对话，在近5年的坚持中我读了100本教育学、心理学、成功学理论著作。晚睡前读历史学、人文学著作，工作期间抽空读杂志，每日读书3小时。去年一年购书就花了6000元。余秋雨说：“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因此“教师应该成为职业读书人”（高万祥）。每届学生也习惯地称呼我为“刻苦的秦同学”。我认为班主任应该是首席学生。我应该感谢的是学生，没有他们陪伴，或许我坚持不下来。

3．日记。饭后到班里批阅前一天值日班长写的班级日记，在这引导集体舆论的主阵地上留下自己的思想。当读到“持续几天，地理老师都很疲惫，无论从声音还是从动作、表情都看得出来。可是有些同学并不体谅老师的辛苦，课上乱起哄，好几次需要老师维持秩序，这是我们班的风格吗？”，我回复道：“地理老师虽然年轻，第一次教高三，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先听老教师的课，备课、批改作业态度之认真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当然我知道大家不是故意的……”当同学们争相传阅时我知道目的达到了。

4．寄语。我一直保持着魏书生老师的“每天点燃一盏思想的明灯”的习惯，结合学生近几天的表现写一句老班寄语。当自习课纪律不好时，写一句“静能生慧”；当月考结束，新的征程即将开始时写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值日班长则打趣地在黑板左侧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师生一唱一和。朱小蔓说：“德育是盐，一点一滴渗入学生心田。”

5．唱歌。把课前一支歌打造成班级品牌，让歌声润泽生活。当有同学过生日时大家为他（她）唱一首生日快乐歌，过母亲节时唱一首《念亲恩》……今年“十一”放假期间收到一帆妈妈发来的短信：“您好！仅一个月，一帆却有了那么大的变化，这全归功于您的魔力。全班同学为她唱生日歌，这是她14年中最最美好的回忆！国庆假日快乐！”

6．宣誓。我主持了一个省级重点课题——《成功教育理论在高中的应用研究》，其中一项实验就是把成功学理念化成文字融入学生誓词。易发久的《决定一生成就的21个信念》、美国的奥格·曼狄诺的《十道羊皮卷》等已融入学生血脉。

7．教学。历史教学班主任化是我教学的一大特点。在每天的历史教学中，我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名人故事及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引领学生思想。《历史》新课程“政治文明史”部分涉及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直到近代西方民主政体形成的过程，结合历史教学我向学生渗透平等、自由、法治、宽容、妥协的民主精神。李镇西说：“民主是教育的灵魂。”我们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就要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会民主，因此我在班内进行了民主启蒙与实践。崔瑶瑶同学怀着惊奇而喜悦的心情写了一篇周记——《民主万岁》，她是这么写的：“如果把我们班看成雅典，那您就是伯利克里，将带我班进入一个全新的、民主的新时代。进入这个班集体已经四个星期了，除学习氛围浓厚外，我感到非常震惊、振奋的是另一种感觉——民主，竞选班委是民主的，班级内的活动是民主的，班级成员的分工是民主的，这太不可思议了！与我们初中班主任管理模式大不相同，原来是老师说了算，来到这个班，像是进入了异样的世界……老师您采用的民主政策，更加激发了学生的潜能，锻炼了我们的表达能力，使我们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调节了班级气氛，让班级一点一点变得活跃，民主万岁！”

8．回家。备课累了，课间到班里转一转，我说：“班级是我的第二个家，我来时你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就当我常回家看看。”他们善意地笑了。我东看看问一问篮球队最近搞了什么活动，西看看问一问眉头紧锁的同学有什么烦恼。见到学生在活动，主动参与其中……而这正是我的第一研究现场。

9．美文。中午十分钟读书课，大家把搜集到的怡情美文大餐共享，《读者》上的文章常常入选，写满真、善、美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班刊，半数以上同学能够及时购买。2008年元旦，我意外收到了“《读者》亲情订阅”寄来的杂志，至今不知该感激哪一位同学。

10．写作。夜幕降临，当键盘敲击清脆的声音与思想碰撞出一天生活的火花时，幸福的画面一页一页展开在我的面前。至今，我已在“教育在线”上开过两个主题帖：《高三是一段美丽的旅程》（35万字）、《经营高一》（写作中）。

在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我们应该像汪中求先生所说的那样拒绝浮躁，把小事做细，每日在具体的、琐碎的、单调的平凡小事中深入发掘教育因素。魏书生说：“我所理解的创新，不是今天发现这个问题，明天构建那个理论，创新就如挖井，你能挖到一个别人没有达到的深度就是创新。”

二、周课

1．仪式。让道别与迎接成为一种仪式。我脑海中经常出现一幅令我感动多年的画面：苏霍姆林斯基站在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门口慈祥地迎接学生。我每个周末依依不舍地和学生挥手道别，并让学生把我写给家长的信带回家。（班主任 ）周日晚学生来校时我提前站在门口微笑着迎接他们的归来，一家人经过短暂的分别之后相聚，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好东西彼此分享，自然也少不了老班的一份，教室里洋溢着温馨的气氛。

2．周记。周记陆续送了过来，有的写一周学习困惑，有的写寝室伙伴，有的写家庭生活，有的写交友的苦恼……分享学生多姿多彩生活画卷的同时，我一一加以点评回复。通过这种方式，我每周都能与所有学生进行一次心灵对话，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别聊天的不足。

3．班会。班会是我对学生进行持续激励的主阵地，是学生渴盼的周一加油站。我的班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我的激情演讲、有学生观赏视频、有主题研讨、有学生自主策划。最近结合北京奥运，仿电视节目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生扮演冠军的《冠军面对面》主题班会，当平时懒散的学生扮演菲尔普斯大讲自己奋斗史，并把“天赋不是你炫耀的资本，努力才是你成功的保障”送给高一学子时，他自己也受到了无痕的教育。学生们感觉新课程科目多，有畏难情绪，我告诉他们“神七”宇航员要学的课程更多，天文学、天体力学、空气动力学、航天医学、心理学、外语以及载人航天七大系统的有关知识都要学，涉及30多个学科、10几个门类，以此来激励他们要勇攀高峰。

三、月课

1．共读一书。自己的学生必读两类书籍：励志书《出色青少年的七个习惯》（引入美国出色青少年培育计划，教会学生设计自己）；学法指导书《等你在北大清华》、《等你在清华》（向第一名讨教学习办法）。修身书籍于丹的《〈论语〉心得》、《〈论语〉感悟》，周国平的哲理散文，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也是自己们共读的内容。

朱永新说：“通过共读拥有共同的语言与密码，并通过共写（写班级日记、周记、读书感悟）的理论，从而具有共同的中心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思想基础。自己们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才干真正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2．校史教育论文。每届重生入学第一个月，自己都会集中停止校史教育论文，济源一中有80年的悠久历史，充沛应用身边的资源，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教育论文效果。在班会课上播放校友名人讲座视频，如二炮导弹专家王汉功、拒绝美国总统奖的王渊，听他们讲述自己鲜为人知的故事；阅读学校编写的学长斗争史《奋飞曲》；参观校史馆；老校区寻踪（游济渎庙）等等。通过了解学校历史文化的渊源，引导学生感悟济源厚重的历史文化。一名同学在参观后写道：“周一的班会老班把自己们拉到了校史馆，一个很神圣的中央，这是一次励志之旅，墙上那一张张黑白照片分发着愈久弥香的味道，讲述着那一段段难以触怀的历史，最后定格在那一刻，笑容绽放到今天。自己有感于学校历史之深沉，有感于校友之风采，有感于教员之肉体，有感于学校荣誉之崇高。容不得自己半点言语，只能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里的文化，感受着心灵的撞击。自己该用什么办法才干无愧于自己在济源一中这三年的历史，自己该用什么办法才干让自己的脸庞也在这里笑靥如花，自己该用什么办法才干让自己铭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眷顾自己呢？”

班主任工作创新应该是有中生新，应基于学校厚重的历史迈步前行，假如自己们丢掉了传统，就会失去一种纽带，就会漂浮起来。北大校史研究生论文专家陈平原教授说：“教育论文不同于科技，不是越新越好，教育论文自身是考究沉淀的。好中学的标志不只是学习成果好，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人格的形成。讲述历史，建构传统对此很有协助。”

3．活动谋划。每月谋划一次活动是自己带班的一大特色。比如中秋晚会，让传统节日发挥教育论文效应，这种与民族记忆和生命体验有着深化关联的传统节日，不只教人与自然调和相处，也能唤起民族沉睡的记忆。通过中秋晚会营造节日氛围，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受到爱集体、盼团聚、向往美好人生的教育论文。去年自己曾把中秋晚会实录发到教育论文在线和班主任论坛上，张万祥教员读后回帖：“这场中秋晚会，是青春飞扬的晚会，是温情温馨的晚会，是充溢诗情画意的晚会，是铭记在学生心灵的晚会。在此情此景中，还需要讲什么思想教育论文吗？一切尽在不言中。”今年中秋节收到学生短信：“想起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咱们班还在没有灯光的草坪上乐翻天呢，好快乐，好思念呀。”比如在一中校庆80周年时给母校种下一棵“希望树”，埋下许愿瓶，牵引百年相聚的期盼。月考后组织班际篮球联赛，在运动中调理慌张的神经，又培育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4．民主评议。有全体任课教员参与的，采取公开班会的方式对自己、他人、集体、班主任停止阶段性的评议并讨论研究生论文，以期改进成为班级操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如班主任和班干部称心度达不到半数以上则遭到弹劾。

四、年课

1．学生自治会的组建。自己深受旅美华人思想家薛涌先生的美国政治论文笔记——《美国是如何培育精英的》、《精英教育论文在美国——美国教育论文调查》两本书中思想的影响，力图在自己班培育中国未来的精英人物。自己今年带的是实验班，自己和他们拟定的班训是：“追求卓越！”自己跟他们说：“进了实验班，并不是你们有了什么特权，而是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欲栽大木柱长天”，说不定未来的总书记、总理就出在自己们班。

刘良华提出，“任何管理论文者，都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专制，要么民主。民主意味着班主任只是一个促进者和评估者。”班主任只是班级里的一员。每学年初，自己让学生自己公开竞选“学生首领”。班里设班委会和学委会两个机构，班委会由生活首领“班长”组阁，下设体育论文、生活、卫生、纪律、文艺各部，学委会由学术首领“会长”组阁，下设各学科小组带动班级协作学习。竞选分自自己陈说、抽签答题、现场争辩、宣誓就职几个环节，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学生手中。把常规管理论文交给班委，班主任就能够专注于班级文化树立。

由于有健全的学生自治体系，自己去山东开会一周，回来学生给自己的报答是月考第一，量化第一。回来时正是中午睡觉时间，自己很想念他们，去班里探望，在走廊里遇到了杜盼，她惊喜地喊着：“老班，自己想死你了！”然后赶紧跑到班级，拍着手：“快起来，快起来，老班回来了！老班回来了！”自己走进教室，热烈的掌声响起。这种令人陶醉的觉得，就是不拿工资白干也值了。

2．外出旅游或开会一次。虽然安全大于天，每学年完毕自己仍会组织一次集体旅游，带学生去小沟背、王屋山、九里沟、寺……到大自然中去陶冶性情、去感悟家乡历史文化的厚重。自己则外出旅游或开会，开阔视野、了解社会，使生命始终处于一种鲜活的状态。

3．建QQ群和班级博客交流平台。每届学生自己都要组织他们建QQ群，给彼此交流树立一个永久基地，也便于自己跟踪研究生论文学论文生的展开。学生是最好的教育论文资源，他们有的留学生论文美、日、欧、韩，有的散布在国内各大高校。至今自己在内蒙古带的2000届毕业生还经常与自己互通消息，交流思想。而他们又是自己鼓舞下届学子鲜活的素材，指导他们升学的信息来源。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7篇

>> 离不开的故土 新闻评论离不开民主意识 儒学复兴离不开生活与民主 教育离不开爱心和民主 语文高效课堂离不开多媒体的辅助作用 Facebook离不开的女人 “毛毛”，离不开的最爱 离不开玩具的丁丁 离不开的依恋物 离不开的“葱蒜男人” 离不开葱蒜的男人 离不开的皮村 离不开的地球妈妈 离不开的守护先行 生态之美，离不开“法治之美” 现代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做“群众离不开的好干部” 健康，离不开美丽的心灵 男性离不开的7种食物 女性离不开的8种食物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法治离不开民主的支撑作用 法治离不开民主的支撑作用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朱世海")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60年前，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年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完善。

民主和法治，已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至关重要。关于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理论界和实务界曾有过这样的共识，即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但近年来对这个共识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始后，有一种声音认为法治必须先行，“法治可以和民主无关”。对于这些民主与法治关系的“新说法”，我们应当给予充分重视。笔者认为，对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仍然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予以细致的廓清，尤其是充分重视民主对于法治的支撑作用，以防止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步入误区，走了弯路。 法治需以民主为基础

在民主与法治关系“新说法”提出者那里，对民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如果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如今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人一票的彻底普选制，从法治的发生学角度看，“法治可以和民主无关”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西方法治国家建设历程表明，法治是政治力量博弈下建构的结果，不存在天生的法治。以较早产生法治元素的英国为例，英王在1215年亲自签署了多数条款是维护贵族、教士的权利和限制王权的《自由大》，但英王签署此法律文件绝不是自愿的，而是受到英国贵族的胁迫，该法律文件是英国王权与贵族权、王权与基督教神权之间对抗、妥协的结果。此后的《权利法案》更是光荣革命的产物，如果没有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长期抗争，就难以想象有《权利法案》这样的法律文件来确定以法律的权力代替国王的权力。 1215年《大》的签署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开始，它承认国王的权威和统治，但也限制王权，并用文字明确下来，形成了事实上的契约。

虽然英国早期的这种抗争政治还不具有现代程序民主（主要是选举）的元素，但饱含实质民主（即在民）的基因，英国民众的选举权等权利和自由就是在这种抗争中得到确立和扩大，而国王的权力因民众的反抗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在民主对法治的基础作用方面，很多人拿殖民时期的香港说事，提出香港长期没有民主，但有法治。香港长期没有民主、有法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殖民时期香港的法治是移植于英国。这种舶来的法治因在香港缺乏本地民主的支撑，运行中也出现过严重的问题，如港英警务系统曾出现集体性的腐败行为。

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关于法治的著名论断：“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如何保证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如何保证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离不开民主的支撑作用。

法治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要求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反对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的要义是规制权力（power），即治“官”而不是治“民”。故此，法治只存在于民主政体中，绝难存活于专制政体之中。

有学者提出，英国法治发展的历史就是“君主之下的法治”，或者是“君主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法治”。这些观点很需要商榷。英国不存在“君王之下的法治”，法治国家也不是“君主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因为法治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之上不存在任何事物，当然也排除君王。英国的法治史就是臣民与国王不断抗争的历史，就是这些抗争，迫使国王也得守法，不具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力量源泉，这不仅体现为只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制定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而且体现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确保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虽然2011年我们宣布我国已经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现实中法治水平仍然不容乐观，一些公权力并没有被放进笼子里，于是我们今天还不得不既打“大老虎”，又要拍“小苍蝇”。事实表明，只有法律还不行，如果缺乏群众的民主参与、媒体的民主监督，就很可能仍然是“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政策）、“红头”（政策）不如“口头”（领导的话），法律就很难得到很好的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我们确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健全、完善，相应的，社会主义法治也必然随之发展、健全、完善。 循序渐进发展民主

我们强调民主对法治的基础作用，并不忽视法治对民主的保障作用，只有让民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才能保障民主安全、稳定和健康地发展。但当下问题的关键是法治受制于民主，民主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法治的水平高低。民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的前提是民主必须先上了轨，如果民主过度匮乏，就无法对权力构成实质性制约，甚至连形式制约都不存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治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十六大还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虽然我们认识到法治对民主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努力建立法治国家，但因民主的不足而造成法治在实践中推行的困难，对执政党来说，现实中仍无法避免出现个别地方党委以文件形式违反法律的违法执政事例。这些年来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已取得很多成就，中共中央于2012年部署开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是第二阶段。但不可讳言，法治中国的突破性进展还待仰仗党内民主，特别是人民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我们的民主建设曾因缺乏法治保障而经历过严重挫折，但不能因此就暂缓发展民主，甚至以为下一步法治建设可以不需要民主的支撑作用了。用邓小平的话说：“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没有哪个国家（地区）法治能一蹴而就，更不存在 “完美的法治”。提出“千万不能法治还没有建立，就搞起民主”观点的学者，很可能是鉴于某些民主转型国家因国民行为失范而出现的动乱。的确，有的国家鉴于民主短缺的现状，试图在短时间内通过实施“全面民主”等手段来促进社会转型。但这种速成的、不成熟的“高度民主”带来巨大的冲击力，不仅快速销蚀原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而且彻底撕裂多种尖锐矛盾并存的社会，于是社会动乱就难以避免。

某些转型国家之所以出现动乱，看起来是民主泛滥而法治缺乏造成的，症结还是民主未得到良性发展。纵观这些年世界上出现动荡的国家，几乎都因民主严重短缺而无法建立起法治（虽然都有法律），统治者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或具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特权，这种不正义的法制容易引起被统治者的不满，即使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也很可能会因分赃不均而产生怨恨。这些不满和怨恨一旦物化为行动，就很容易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边界，从而出现政局动荡，甚至。

解决平稳转型的根本还是靠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逐步建立起体现、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和实施这些法律制度的权威机构，使所有政治主体都依法行事，从而确保社会转型的“软着陆”。

我国也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此转型也尚不具备充分的法治保障，这根源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实难以形成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

在如何发展民主问题上，我们必须处理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笔者参与了该白皮书的起草工作，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从理论上丰富了我国的民主形式，也为人民政协发挥作用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现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这一“参政议政”重要渠道也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但遗憾的是，一些学者把两者的相结合，误为协商民主要将选举民主取而代之。其实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在上世纪提出协商民主理论也仅是想以此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而不是要替而代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应坚持两者的结合，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基础。这是因为，只有以选举民主为基础的协商民主，才能保证参与协商的主体不仅具有广泛的民意授权资质，而且具有真实的群体代表性，也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才能保证协商各方在主体地位上的平等，这种接地气的协商民主才会具有不竭的源头活水。

全国“两会”就要召开了。60年前，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年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完善，新近发生的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就是一个引人警醒的案例。面对我们的选举民主还处于初始阶段的事实，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必须加快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确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成为反映人们利益诉求的机关，而且成为维护人民权益的机关，成为人民监督其他公权力的机关。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8篇

杰斐逊于1743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大种植园主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16岁时就开始攻读法律，24岁取得律师资格。杰斐逊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崇尚天赋人权。当时的美国正处于革命的火山口，随着英国对其剥削的加重，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矛盾一触即发。

杰斐逊主张用革命手段来反抗残暴的统治，他成为了反英殖民统治的著名领导人之一。1773年12月16日，马萨诸塞殖民地波士顿港口的“茶党”把东印度公司停在港口的货船上达18吨的茶叶投入海中，爆发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英国高压性的报复：封锁了波士顿港；取消了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在波士顿驻扎英国军队等等。这些措施引发了民众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导火线。

1774年9月10日，12个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这加强了殖民地之间的联合，为独立战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同年，杰斐逊发表了第一篇政治论文――《英属美洲权利概述》（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在这篇论文中，杰斐逊猛烈抨击了英国对美的政策，提出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这是天赋的人权，英国议会无权为殖民地制定法律，更没有权利在美国进行残暴的统治和剥削。

1775年4月18日，700名英军到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搜查当地民兵的军火库，遭到了民兵的伏击。民兵们在莱克星顿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杰斐逊积极投身于独立战争中，1776年6月，大陆会议再一次在费城召开。会议接受了弗吉尼亚代表关于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断绝一切政治联系、正式宣布独立的提案。

6月10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五人委员会草拟独立宣言，包括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弗吉尼亚的杰斐逊、纽约的罗伯特・R・利文斯通和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宣言的实际起草工作由杰斐逊负责。

起草《独立宣言》需要足够的冷静、远见和睿智，而杰斐逊身上正拥有着这些特质。他在费城一个泥水匠的家里完成了这一项艰苦又伟大的工作。杰斐逊完成初稿后，交给了五人委员会讨论。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陆会议上，由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代表们的坚持，删去了杰斐逊第一稿中对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60―1820在位）允许在殖民地存在奴隶制和奴隶买卖的有力谴责。

那段充满正义的文字我们只能在这里一睹原貌：“他（指英王）向人性本身发动了残酷的战争，侵犯了一个从未冒犯过他的远方民族的最神圣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他诱骗他们，并把他们运往另一半球充当奴隶，或使他们惨死在运送途中。这种海盗式的藐视神灵的行为就是大不列颠基督教国王的行为！决心要保持一个市场，在那里人可以买卖，他滥用否决权以遏止每一项企图禁止或限制这种可恨贸易的立法。为了不使这些罪恶缺乏色彩，他又鼓励这班人在我们之间武装叛变，杀害为他所逼养育奴隶的人民，用以买回被他剥夺了的自由。他就是这样用鼓励他们去残害别人生命时所犯的罪恶，来偿还他以前因剥夺他们的自由而犯的罪。”

经过多次修改和辩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这份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言。宣言向世界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与英国断绝一切政治上的附属关系。独立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在《独立宣言》的鼓舞之下，美国独立战争继续向前发展，1781年10月，约克镇英军向美军投降，1783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独立宣言》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其中正文又分为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表述了争取独立解放的民主政治主张。表达了著名的人权和在民的原则。“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正文的第二部分列举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北美犯下的种种罪行。“……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借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宣言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英国政府是一个损害了人民权利，实施暴政的当局。

于是，最后，《独立宣言》庄严宣告：“我们，在大陆会议下集会的美利坚联盟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非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于烈火中诞生的《独立宣言》不仅是美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人类史上著名的权利法案。马克思称赞它是“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十八世纪的欧洲革命”。

在美国，《独立宣言》作为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为日后诞生的美国宪法以及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奠定了政治基础。

其后的宪法和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和框架在《独立宣言》中就已经形成，它们只是把宣言所确立的民主法制原则做了具体化。

而《独立宣言》所确立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像一面世界性的旗帜，鼓舞了美国以外的人民。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此后，许多国家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杰斐逊曾说，《独立宣言》是“吁请世界的裁判”。即使是现在，《独立宣言》中所体现的原则还一直在全世界为人传颂。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禁止种族隔离还是要提高妇女的权利，改革家们都要向公众提到“人人生而平等”；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势力，当人民为平等而斗争时，杰斐逊的话都成为他们战斗的旗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

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第9篇

>> 法治与改革，谁是笼中之鸟？ 一只受惊的笼中之鸟――波蒂 笼中鸟 病·笼中鸟 法治与德治之辩 笼中鸟的告白 “笼中鸟”的飞翔 “笼中鸟”渴望自由 笼中困鸟的顿悟 放飞“笼中鸟”之后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法治与改革,谁是笼中之鸟? 法治与改革,谁是笼中之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叶竹盛")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当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走入第四个10年之时，改革话语和法治话语同时向“全面”的层次升级，一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遥相呼应。

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提出了“笼中之鸟”的比喻，来界定搞活经济和计划指导的关系。鸟得让它飞，捏在手里会死掉，但也不能没有笼子，否则鸟就飞跑了。最理想的状态是根据小鸟成长的情况，逐步扩大笼子的空间。

这个精妙的比喻也被法学者用来形容过去30年中国的法治发展：法治之鸟囿于体制结构、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无法展翅高飞，法治状况只能随着外部环境起伏。法治的外部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方向和力度，因此“笼中之鸟”实际上也暗合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如今，新一轮改革大潮涌现，改革与法治齐头并进，梳理、反思和展望两者的关系，正当其时。 法治与改革的腾笼换鸟

长期以来，法治建设只是经济改革的“配套”领域，主宰两者关系的主导性思维是“改革先行，待条件成熟，成果显现后，以法律形式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这种思维之下，经济特区、试点、改革试验区等遍地开花。这些区域实际上是“制度特区”，允许试验超前于全国性法律法规的制度。这种方式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时期，对推动法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起到破除陈规的效果，也减轻了思想观念上的阻力。

2011年，中国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如期建成，此时法治建设的主要挑战不再是立法，而是现有宪法法律的实施。然而，曾经推动法治进步的“先行思维”已经在各地的改革施政者脑中形成惯性。区域试验性的改革策略尚属可控，但这种思维的普及却难以控制。直接的表现就是“良性违法”一度流行，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没有法律根据甚至与法律明文规定相悖的情况下，率先出台政策，这甚至被用以衡量主政者是否具有改革精神。

被滥用的“先行思维”是对法治思维的直接冲击。法治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不以结果论成败，而只看行为过程是否合法。“先行思维”则恰好相反，借改革之名，在政策制定层面上，只要是主政者认为可能出效果的政策和措施，则不论是否违法，都可以推行，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则不惜脱离法律轨道；在法律实施层面上，只要施政者认为实施后果可能出现不利结果的，都可以扭曲司法和执法的过程。此时， 法治成了改革的 “笼中之鸟”。

十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能力。这种提法可谓对改革和法治关系的“拨乱反正”，两者之间腾笼换鸟，原本受制于改革的法治，扭转而成框定改革的笼子。

两者位置的转换，实际上根植于宏观的经济背景，也是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力、资源、土地、资金等主要生产要素都出现种种问题，出口导向型的增长也面临挑战。不论是学界还是官方，都将拉动内需作为主要对策之一。显然，与出口相比，内需市场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当然，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诱因，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要维持长期持续的发展，法治化是必然要求。正因为如此，目前在中国呼吁法治最热烈的，除了法学界，就是经济学界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对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

米勒的话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遇到的瓶颈和主要挑战已经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其二，价格规律、自由竞争等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果的内在逻辑，若缺少法律的保障，这些经济学规律在市场上就可能被来自市场外的力量所扭曲，无法推动进一步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将市场提高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市场化不足有两方面不同性质的原因，一是在制度上开放不足，二是市场活动容易受到权力干扰。前者要求在立法上改革现有制度，后者则要求完善执法和司法体制，建立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两者都呼唤“更多的法律”。 限权与赋权

法治的两个主题是限制政府权力和赋予公民个人权利，从政治学角度看，就是划清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边界。从经济学角度看，赋权就是解放市场主体，使自由和平等竞争成为可能；限权则是保护市场不受“看得见的手”随意干扰。在当前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形势下，法治的政治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在中国前所未有地统一在了一起。法治理想因此具备了现实推动力，也因此和改革逻辑相结合，成为深化改革的思维和方式。

要使改革遵循法治轨道，则突破阻碍发展的制度和弥补制度空白的着力点，正应该放在限权和赋权两个方面。

总理说，要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不让政府频频伸手，也就是要限制政府不必要的职能，祛除造成“特权经济”横行的繁复的行政审批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而在赋权方面，经济形势已经发生转变，“低人权优势”难以为继，例如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型城镇化若不是以农民在户籍、福利和财产权利方面的平权为前提，则可能沦为资本和权力对乡镇的新一轮侵蚀。

限权和赋权可以说为改革限定了实体意义上的法治标准。在程序意义上，改革的内在含义自然包括破除既定制度，激发发展的最大潜能。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的改革“变法”―修改或废除不符合限权、赋权要求的法律，完善已有的实践了法治理念的法律―显然不能回到以结果为导向的“良性违法”的思路上去。制度的改变应当遵循立法的规则，以法定程序和法定权限进行。

其中一大问题是，谁将作为改革的主要操作者？部门和地方都有可能借改革之名，在制度变革中谋取部门和地方利益，甚至像“郭京毅案”一样，以立法的形式进行权力寻租，完成利益输送。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意味着，改革操作主体已经上升了最高层，有助于突破原有的以条块主导的改革利益格局。

新一轮的改革无疑趟的是深水区，面对的是深层次而复杂的利益格局，因此规则制定的过程若不能涵盖最广泛的利益群体，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则无法在立法的源头上坚持法治方向。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并且将以往惯用的“管理”替换成了“治理”。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的解读，这意味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

多种力量参与有助于避免只重实效而不顾程序合法性的 “变法”。2012年底，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议案，提请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此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但根据法律规定，要调整法律设定的审批项目，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务院此举说明改革的方向和方式都可以在法治轨道上顺畅运作。 “负面清单”的法治思维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改革试验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已高调设立，为新一轮改革定下了基调。自贸区改革力度之大超过其他诸多改革试验区，其中一个新颖的举措便是为投资者罗列“负面清单”。不在清单上的领域，除特殊情况外，不需政府批准只需备案就可以进行投资。

“负面清单”实际上就是一种法治思维。在“先行思维”之下，一些改革的实施者认为，只要法律没有规定或是禁止的，政府都可以出台政策或是直接行动，这样就产生了许多可供寻租的权力灰色地带。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个人和市场上的行动者却采取另外一种思维，认为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是赋权的，个人和市场主体都不能做。其结果，相当于将个人和市场主体关入了鸟笼，而政府则在鸟笼之外，有无限大的裁量空间。

“负面清单”则恰好相反，将政府关进了鸟笼，却将广阔的天地留给市场主体。清单虽然面向投资者，但实际上限定的是政府的权力，划定了政府可以进行审批和管理的领域，除此之外，都应该由市场主体自由发挥。

可以说，“负面清单”是法治的限权和赋权思维的具体表现。它不仅适用于市场审批的领域，实际上在公民权利、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等诸多法治领域，都可以推广。被废止的劳教制度正是其中一个例子。

自贸区的另一创新举措也回应了另外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法治与改革关系的课题。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法律法规出于客观需要，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出台，冠以试行或暂行的名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制定的试行法规。但是其中相当部分本应“暂行”的法规，却因为没有明确试行的期限，而长期生效，没有修改或者废止，留下了诸多不确定的制度模糊和权限不清的地带。

对于上海自贸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明确了调整期限是3年。3年后将根据实效，亦或修改法律，亦或修改自贸区的有关规定。

以法治凝聚改革的共识，这已是目前各方所能达成的最大共识。改革的急迫性不仅出于面临问题的艰巨性，还意味着改革举措应该更快地落实为法治现实，以此展现改革的诚意和成效，避免潜在的危机。然而，众多暂行规定的长期存在，折射出许多领域的改革处于有始无终的状态。本着法治思维的改革应当减少止步于“试行”的待定状态，以明确、具体、可行的规则凝聚已经达成的共识，并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迈向下一个共识。

分析了法治与改革的上述几个层次的关系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国际上一些研究法治建设的学者在考察了俄罗斯和南美等转型地区的经验后，得出结论，若正式的法治体制不能及时建立，市场和政治都可能被权力和利益主导的潜规则所把持，并形成难以突破的僵局，改革将无从突破。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不仅是改革应奉守的思维和方式，还是改革顺利开展和有所成效的前提。

若要避免市场和政治落入潜规则之手，除上述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外，则有必要在执法上建立监督和制衡体系，排挤潜规则滋生的空间，这取决于审判权独立的程度、纪检体制的高效性、政府信息的透明度等多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