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论文范文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1篇

要注意语言的启发性

很多学生之所以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与教师长期的灌输式教育也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很多教师在上课之前往往会花上很多时间把教材上的知识点一一总结归纳，然后在课堂上就把自己之前的劳动成果一丝不差地“丢”给学生。这种“喂食”式的教学方式虽然对于提高教学效率，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却也剥夺了学生思考的权利。

要知道，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一个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的年龄段，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让他们单纯地扮演知识容器的角色，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政治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一些启发性的语言来告诉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喂进”学生的嘴巴里。例如，我在给学生上到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积极的生活态度》这节课的内容时，在说到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时，我并没有长篇大论地给学生讲授树立目标的重要性，而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某研究机构曾经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的内容是看这些学生是否拥有目标，测试结果显示，在这个班级中，有20%的学生有明确而远大的目标，55%有模糊的近期目标，而25%的学生则表示没有目标。

20年以后，这家机构对当年参与测试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拥有明确目标的20%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为了社会上的杰出人才，而拥有模糊目标的学生则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中层，至于那些没有目标的25%的学生，如今的生活状况基本上都不太如意，大多处于社会的低层。通过这个案例的启发，学生自然体会到了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

要重视身体语言的运用

在教学语言中，身体语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明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懂得运用身体语言，有的教师一堂课上下来，脚步基本上就没有迈出过讲台以外，更谈不上身体语言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口头语言以外，包括眼神、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等都属于身体语言的范畴。

例如，当看到有的学生坐在下面想发言而又不敢举手时，这时候，教师就可以用语言鼓励的同时再向学生投去鼓励信任的眼神，这往往会给学生极大的勇气和信心。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配合着口头语言作出相应的表情、动作等，这样可以有效强化口头语言的效果，并给学生在头脑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很多时候，学生对于某个知识的记忆并不都是源于教师当时采用的语言，更多的是当时教师讲到这个知识点时反馈给学生的表情动作等。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重视身体语言的运用。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论文翻译目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2-0149-03

一、政论文

政论文，即政治性论文的简称，是一种议论、说理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作者针对现实中各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一定的立场出发，阐明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非常鲜明的。为了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还常常运用各种积极的修辞手段， 以增强感染力。包括：革命领袖有关政治的文章、报告、演说; 党政机关, 政治团体的宣言, 声明; 报纸杂志的政治性社论、思想评论、国际时事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等。

政论文中的用语往往体现着国家的时事政策方针，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民主、外交、经济、军事利益，这种严肃性就要求政论文的译者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并站稳政治立场。对于重要的有政治含义的词句，必须要把握好分寸。

政论文英译文本是国家向世界解释本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刘宓庆教授给中国翻译定位: 将翻译事业置于文化战略手段定位之上，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国特色”。

二、政论文特点

政论文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严谨、鲜明, 富有鼓动性；句式结构变化多样，重整体布局，重修辞。兼有科技语体和文艺语体的某些特点, 把科学的论证和形象的描绘交织在一起,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运用语言材料上要求准确性、严密性同生动性、形象性密切结合起来。科学作品有的表达方式, 如图表、 符号、公式等, 在政论文中可以适当地加以运用。文艺作品中常用的比喻、对偶、排比、婉言、反语、设问等修辞方式, 政论文中也可以自由运用。

政论文涉及中国社会生活、时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很多用语都是中国特有的，如：“三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菜篮子工程”、“安居工程”、“豆腐渣工程”等等。

三、翻译总体要求

（一）忠实原作政治思想内容

译者必须忠实地表达出原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 对原作的立场, 所论述的方针、 政策不能有丝毫歪曲篡改, 一词一句都必须仔细推敲, 认真选择。

（二）义切词严，爱憎分明

政论文用词的语义深度, 句意或轻或重, 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译者在遣词造句时, 应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认真揣摩, 仔细推敲, 该重则重, 该轻则轻。

（三）概念同一

术语的准确与统一, 直接影响到逻辑关系的严密。一个名词和词组在同一篇文章里或不同的文章里多次使用, 如果表示同一个概念, 论述同一个事物, 那么这个名词或词组的译名要始终保持同一性。

（四）逻辑严谨

通读原文，抓住中心，分析文章的谋篇布局的脉络，理清作者逻辑推论的层次，领会作者的章法，可以避免翻译时断章取义，造成逻辑错误。

四、翻译注意事项

政论文翻译应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1.了解文章的写作意图及写作背景；2.透彻理解原文，准确把握词意，慎重选词择句；3.通读原文全文，抓住中心论点，分析文章的总体结构和谋篇布局的脉络，理清作者逻辑推论的层次，领会作者的章法；4.弄清作者的立场、观点，弄清文章的出发点，力避歪曲事实。

政论文汉译英的一大困难是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将这些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译成“China English（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而尽量避免“Chinglish”（中式英语）。译者必须多方面努力，尽量避免和减少“Chinglish”：

1.吃透原文精神，摆脱中文句型束缚，注重原文内涵，注意英汉句子结构的不同特点，按照英语规律和习惯，利用加字、减字、转换词类等技巧，甚至调整全句结构使译文通顺流畅。

2.在工作中，有意识地记录一些疑难译例，注意英语国家人们的表达方式及词句的运用特点。做有心人，培养对语言的浓厚兴趣，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五、相关翻译理论

功能派代表人物汉斯・威密尔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他认为翻译时，译者需根据具体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文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功能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结果决定翻译方法，强调了目的法则必须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始终。从译文的可接受性出发，为了让译语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达到中国对外宣传的最佳目的，政论文的英译必须在尽可能忠实原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之上，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包括增词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到双重权利话语，确立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各种权利话语的影响，译者受到源语与译语权利话语的双重操控与制约: 源语权利话语操控的主要是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译者在译本中保留有较多的中国元素，从而能在翻译交流活动中维护本国文化的特色与独立，掌控自身权利，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同时，译者也必须考虑到译语权利话语的抵抗，在语言等方面做适度的调整，让译本更顺利地进入译语语境，从而更利于维护和获得本国话语权力。

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主要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重写需要注意句子不同成分之间的语义衔接。纽马克曾说，衔接是语篇分析运用于翻译的最有用的手段，同时也是语义连贯性的形式标志。

Gutt于1995年将关联理论用于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翻译应该做到两点:一是译文要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即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二是译文的表达方式不要让译文读者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而能产生预期的理解。他还提出了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交际者的信息意图和受众期待相吻合。

六、具体翻译实践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翻译服务中心周晓峰对政论文翻译有深入的研究，认为要做好政论文翻译，译者需要切实做到三点：深入解读、准确表达、灵活变通。具体操作如下：

1.深入解读：指译者要小心语言表达的陷阱，积极参考上下文，并且做到听话要听音，另外，勤奋学习，多做相关背景调研，使自己对所译文章有更深入的理解。如：

（1）保持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初译： align speed with structur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保持A与B、C、D相统一）

改译：maintain momentum while pursuing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保持速度A与B、C、D相统一）

（2）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初译：Striking a good balance between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strategies …

改译：Maintaining a two-way flow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business activity, and opening Shanghai wider 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3）……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形成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

初译：… to implement the branding strategy with an aim to ...

问题：我们有品牌了吗？什么是“品牌战略”？

改译：Meanwhile, we must make strenuous efforts in marketing and branding with an eye to developing more proprietary core technologies and strong brands. （或者：to develop/formulate marketing and branding strategies; to acquire/build up marketing and branding capabilities）

（4）信息产品制造业要强化研发设计，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发展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重点产业。

初译：In the area of ICT products manufacturing, we stress the stronger capacitie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sign as well as improved industrial chain…

改译：… and build up competencies across the whole value chain ...

（5）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坚持“市抓实力、区县抓活力、企业抓动力”，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初译：…We induce and encourage business to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

改译：... We will encourage and incentivize increased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

（6）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了政府扶持创业和就业援助的力度，新增了大量就业岗位，一大批就业困难群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初译：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ctive employment policies, intensifying efforts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hip and assist people in seeking jobs. Many new jobs were created to help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having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jobs get reemployed.

改译：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

2.准确表达：指译者应注意咬文嚼字，正确理解实词、虚词、词语搭配，正确把握相关词语的意义包含，分寸适当， 正确运用相关政治术语，充分考虑译文的受众，以使译文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使译文得以接受，从而实现翻译的目的。如：

（1）……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 reducing the excessive workloa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ace…

（2）倡导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尊敬和精神关爱。

To promote love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3）……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 ……

… complete our reforms targeting town and township-level financial and taxation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4）鼓励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To encourage Chinese/local companies to seek more service business outsourced by international clients.

（5）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要求。

More channels will be opened for public to voice their interests and demands in a rational and lawful manner.

（6）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确保基础通信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

… ensure the security of basic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mission-crit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7）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和激励机制,……

To improve personnel service system and complete an institution that facilitates job mobility…

（8）充分发挥三级医院在疑难杂症诊疗和教学、科研方面的优势，加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

Capitalizing on the strengths of top-level hospitals in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difficult and complex cases as well as teaching and research, …

3.灵活变通：指译者应透彻理解原文，准确把握词意，摆脱中文句型束缚，注重原文内涵，注意英汉句子结构的不同特点，按照英语规律和习惯，慎重选词择句，利用加字、减字、转换词类等技巧，甚至调整全句结构使译文通顺流畅。尤其是汉语中的同一个词，在文章中重复出现，译者不能简单地一翻到底，而应该根据具体的语境和搭配，灵活选词，变通翻译。如“信息化”这个词的翻译：

（1）城市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加强。

The city’s informatization drive has been stepped up.

（2）继续实施信息化领先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

Continuing our IT-l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fostering an ever more IT-enabled environment.

（3）推动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提高企业设计、生产、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ll be upgraded in a way that results in IT-based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4）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金融信息化、物流信息化。

IT will be fully utilized to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cluding e-finance and e-logistics.

结 语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频繁，时文翻译愈发重要，尤其是政论文肩负着传扬中国的国策、国际立场和伟大成就的重任，其英文翻译是重中之重。为了让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须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同时对中国文化特色予以最大保留，以期达到文化传递的目的。当然更需要译者有更广阔的视野，从宏观的方面体会翻译不仅仅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更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发扬。

［参考文献］

［1］李春红. 一字之差，谬以千里［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1,（6）.

［2］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中国翻译,2003,（3）.

［3］王弄笙.十六大报告汉英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4,（1）.

［4］金美玉.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政论文英译中的增词现象［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5］张霞，李青.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权力话语对译者的影响［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6］胡峰笙，李欣，荆博.衔接理论在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的应用探析［J］.社科纵横，2011,（1）.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3篇

一、发展趋势

据统计，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章中，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报道”相关文章共236篇，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创新等方面，其中细分到政治类题材的文章有129篇。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D03年之后，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在2014年达到了发表数量的高峰（29篇）。文章所属研究学科主要分布在新闻与传媒（72篇）、外国语言文字（29篇）和中国语言文字（16篇）这三大领域。文章研究层次绝大部分属于基础社科研究（107篇），其余涉及行业指导（13篇）、政策社科研究（3篇）。文章所属研究机构主要来自各地高校，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最多，共13篇。

二、研究内容

根据知网统计，针对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中国政治类报道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媒、英语语言文字两大方面。在报道文章选择方面，主要以《华盛顿邮}鼢和衄约时}鼢美国两大主流媒体的文章为主。

（一）新闻与传媒

美国主流媒体凭借其经济实力、高科技传播手段、一流的验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研究者从新闻传播角度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题材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搜集材料方式。在材料搜集方面，研究者主要通过互联网文本、图书馆纸质文献和数据库检索三种方式搜集样本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与手段。从新闻媒体角度，研究者主要采取内容分析方法对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进行研究，考察其报道内容，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此外，上海大学邵静的博士论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采用了框架分析法对报道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新颖独特。

3.研究主题。探究美国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研究者们的主要研究主题，从而揭示美国主流新闻报道和其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些研究者就某一具体报道主题进行分析研究，探究中国国家形象，如张楠的硕士论文衄约时报涉华女性报道分析》。一些研究者则选取某一年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再细分为不同事件，探究中国国家形象。如邵静的博士论文衄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选取了2009年整年报道进行整理分析，何霞的硕士论文衄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选取了2D07-2D08年报道进行分析整理。

（二）英语语言文学

1.搜集材料方式。在材料收集方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者同样通过互联网文本搜索、图书馆原文纸质文献和数据库检索三种方式收集样本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与手段。研究者主要从英语语言学角度，根据Falrclough的CDA分析模式和韩礼德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文章从语言层面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Fair clough认为，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话语可以构建社会现实、人际关系、信仰等，其三维分析结构有效地体现了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结合。韩礼德的批评语篇分析理论通过对语篇进行文本、过程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分析，从而揭示语言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阐释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它还能反映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其相互关系。遗憾的是，没有研究者使用英语语料库对文本进行分析，这一部分语料库建设尚属空白。

3.研究主题。英语语言研究者在主题选择上，主要是围绕语言层面对新闻报道文本进行分析，揭示语言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解析美国媒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刘旺余的《华盛顿邮报关于中越南海争端报道之意识形态微探》主要从词汇的及物性、名词化和被动语态等方面对文本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岳种的硕士论文《中美关于中越南海争端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从文本层面、话语实践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进行分析，揭露了新闻报道中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三、结语

近年来，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的论文研究正在逐年递增，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和英语语言文学领域。在研究方法方面，语料库的使用尚属空白，从而说明利用语料库对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系2015年度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英语语料库的美国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选择性分析研究”（SK2015-1）的阶段性成果]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4篇

一、概念界定

“所谓官方话语，是指国家领导人、官方文献或官方发言人发表的正式观点， 是一种包含具体目的的、受制于一定政治文化的语言的具体使用。……官方话语具有政治话语和机构话语的双重性，是政治人物或官方机构的话语。”①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文化和跨语言。而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是通过人际和组织传播及大众媒介向所有外国人传播代表国家喉舌的国家领导人、发言人及政府机构发出的话语。

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结构可用图表归纳表示如下（如图1）。

二、我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的现状

相比国外研究，我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多集中于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领域，语言学研究学者介入很少。综合分析期刊文献、硕博论文以及专著，笔者发现，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相关研究：

第一，结合传播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学理论在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研究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传播学理论对官方话语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条思路：1.传播学领域的官方话语变迁研究，主要是梳理官方话语与传播的关系，以及官方话语的功能衍变。2.官方话语的传播模式研究和新媒体时代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这主要集中在2010年之后。3.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主要是分析热点事件的官方报道，如“非典事件”、“汶川地震”、“3・1”、“甬温高铁事件”等等。或是，将其与外媒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外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不同之处，以及如何应对可能预见的一些报道冲突。这些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战略性、对策性，其中不少文章是部级课题的研究成果，可见国家近年来非常重视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②

第二，结合国际关系及外交学学科等的研究。官方话语对外传播起着表达政治观点，在国际社会创建有利发展环境的作用。这些都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有很大关系，因此，结合上述学科的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也是一大热点。该方面的研究往往涉及国家形象构建、意识形态研究以及政治观点传播等等。

第三，语言学角度的研究。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包含有话语分析研究和官方话语文体特征研究。话语策略研究，如模糊性策略、闪避策略以及隐喻的运用等受到学者重视，其中语用模糊是学者们研究最多的话题。对于官方话语，模糊性既是一种语言特征，又是一种交际策略。语气隐喻是另一研究较多的话语分析话题。语气隐喻研究有助于分析人际关系和会话意义，从而应用于政治实践。针对政治人物话语的文体特征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到美国总统布什、奥巴马，都有一些个案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还有翻译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语言的翻译以及对外报道的翻译策略等。这些都是通过研究官方话语的语言特点以更好地在国际事务中付诸实践。

总之，以官方话语对外传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相关研究大多是跨学科交叉研究时边缘性涉及官方话语。从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论文多是在案例分析法的基础上，跨学科对官方话语进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在研究主体方面，对国家领导人话语的研究较多，以政府发言人为主体的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和对政府机构的公关宣传和组织标志系统的研究较少。研究素材多为演讲资料，而诸如领导人会谈和访谈、政府报告、政府声明、以及政府网站内容的研究较少。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效果研究对于官方话语对外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针对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层次的研究更少。有关官方话语的理论研究也较薄弱，只有极少的研究通过对政治语言的定义、研究历史和方法综述，从而研究媒介社会中政治语言的传播特点，并归纳和总结媒介社会中政治与语言的互动关系，并对媒介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提出前瞻性的思考。

三、重视提高官方话语对外传播能力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5篇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时政话语，本文指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性用语，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增长”等。这些时政话语，往往见诸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权威媒体等，体现了国家和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经济决策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基本理念与基本政策，集中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特定时期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必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包括法学界在内的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与主题。

以相关论文为例，笔者在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检索，在“政治军事法律类”文章中，全文出现“科学发展观”一词的期刊论文共计16万篇，以“科学发展观”为关键词的论文共计42000篇。

在法学界，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出现“科学发展观”与“法”一词的文章有50731篇，博士学位论文有1264篇，硕士学位论文10270篇（当然这些文章并非全部均为法学论文）。在2005-2006年cssci期刊中所发表的法学论文中，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为关键词的论文，就达68篇次，以“和谐社会”为关键词的论文就达139篇次。

“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也基本类似。据对cnki的检索，以“包容性发展”为题的文章有69篇（全文出现该词的为635篇），以“包容性增长”为题的文章有338篇（全文出现该词的为1799篇）。虽然论文题目中直接出现“包容性发展”或“包容性增长”与“法”的论文不多，但全文中同时含有“包容性发展”或“包容性增长”与“法”的文章却有478篇（当然也并非全是论文，更非全是法学论文，例如，其中的“法”也可能是“方法”之“法”）。

上述有关统计数据已经充分说明，尽管“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只是近几年的事，但作为被国家领导人在重要会议上提及的重要概念，已经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涌现了大量的论文。这一现象与以往时政话语研究的情形基本类似。

对于学术研究的此类现象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法学界曾经有过总结与反思。例如，在1999年法理学界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法学不应与政治脱离，法理学也应当研究时政问题，但更多的学者对此类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存在着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过多地对党和国家当时的政策进行法律角度的解说、宣传、发挥，会阻碍法理学的发展。经济法学界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总结：“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缺乏法学本身所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那么，对于此类时政话语，经济法学界应当如何进行研究呢？本文试以“包容性发展”为例，结合“科学发展观”等话语的已有研究成果，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

二、研究的现状与总结

尽管标题中直接涉及“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与法律关系的论文不多，但是从有限的几篇论文中，我们还是可以基本把握当前此类研究的类型与特点。

第一类是标签式研究。此类论文的基本特点是将一篇与时政话语基本没有关系的论文，在标题、摘要或关键词中加上时政话语，以显示论文鲜明的时代性与新颖性，因此纯粹是一种标签作用。例如，在一篇题为《包容性增长语境下360和腾讯恶性竞争事件之竞争法启示》的论文中，作者并未就该事件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任何分析，全文均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和加强监管、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等角度进行论述，仅只在“企业之间多一分包容，谋求合作共赢的和谐发展模式，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围绕着争端所浮现出来的网络不正当竞争，已和包容性增长理念格格不入”等处提及“包容性增长”，而且此种理解还存在着误读与滥用之嫌。此类标签论文，无益于时政话语的真正研究，更为严重的是，将经济法学的研究过度庸俗化、跟风化。

第二类是嫁接式研究。此类论文的基本特点是将时政话语及其内涵嫁接于某一领域、某一问题，以表明该时政话语作为一种新的理念、视角或指导思想、分析工具对法学研究起到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制定新法、修改现法、加强执法等）中处处强调此种时政话语的指导作用，但是，此类研究给人的印象是较为牵强附会。例如，在一篇名为《论包容性增长理念下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的论文中，作者提出的核心观点包括：将利益共享与权利平等的目标追求融入经济法的制度设计，成为“包容性增长”理念下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的核心要义；经济法制要为农民权益维护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融入立法、执法等各环节，建立起更科学、完善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制体系；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主体之立法、农村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农业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以及强化政府责任、建立农民组织等执法层面的建议。该论文虽然也以一定的篇幅解读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并在各个部分均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指导意义，但这些核心内容在“包容性增长”概念提出之前也一直是法学界研究的对象，有关对策建议也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另一方面，有关利益共享、权利平等的理念，从法学角度看早就是宪法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目标与原则，将“包容性增长”的共享理念作为农民权益保护的目标来源，显然是十分牵强的。同样，几篇研究社会保障立法、住房法律制度、农村环境保护的论文也基本上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是创新性研究。如果把时政话语理解为国家与中央政府应对社会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新理念与政策思想，则通过深入研究提出此种话语的缘由与背景，运用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的思维、范畴与问题意识，或许能够准确把握经济法学的时代命题，并进而作出经济法的理论创新。例如，商红明在《包容性增长与分配型经济法》一文中提出增长应由促进型经济法予以保障，而以机会平等为内核的“包容”则应由分配型经济法学来实现，以期通过法定的公权分配手段实现分配正义，并将分配型经济法的发展视为经济法的第二次勃兴。该文很好地诠释了对时政话语进行经济法研究的进路与切入点。虽然对于分配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也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作者从“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社会背景出发，将分配正义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与追求目标，并对分配型经济法进行了初步探讨，无论其观点能否为学界普遍接受，的确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上述几种类型的研究成果虽然并非泾渭分明，但总体而言在各种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研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无论是针对“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还是针对“保障民生”、“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与“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的上述研究现状基本类同，也因此需要予以关注。

三、时政话语的研究立场

笔者并不认为理论界应当拒绝研究时政话语，以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彰显学术的独立性与学术性，相反，时政话语具有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正如笔者在研究cssci法学论文中的时政热点关键词时提出的那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词语，不仅仅是政治话语，更是国家为应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作出的一种政治选择，它反映了当今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为急迫、重大的问题。法学作为一种研究治国策略、权利保障与社会发展的学问，当然不应无视这些社会问题，因此将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既是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学人不可逃避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研究？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坚持学术研究的立场。

（一）坚持学术独立性立场

学术的独立性立场主要是针对学术依附性而言，即强调学术研究者的主体独立性、思想独立性与研究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一切外在权威。就法学研究而言，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法律制度而言，研究者并非作为一个法律制度调整下的公民主体，而是将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因此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依照研究的风格和理论的逻辑进行分析、解读与批判，并不必然地将研究对象作为研究的前提。同样地，在对时政话语的研究中，尽管时政话语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内容而且往往体现在中央文件中，但时政话语作为政策性表述，其效力无法与法律制度相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既然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样可以被独立地解读、分析与评判。正如郭道晖教授所指出的：“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要做法理论证，不正确则要从法理上加以评析，提出异议，不能排斥、扼杀学术界在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观点。”

经济法学界在对经济政策、时政话语的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纯政策注释学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与独立学术立场的缺失相关，以至于缺乏理论的解释力：“在构建经济法理论体系时，没有维持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甚至常以政策建议和政治文件的内容作为理论指导。”在笔者看来，理论界在对“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进行研究时，一定程度上缺乏对这一话语的独立性立场，没有进行理性的考察与评判。在管斌看来，经济法学界在这一点上倒是坚持了学术的独立性：“时下流行的包容性增长是试图平衡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政治/政策表述，其内涵无法概括平衡自然、经济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学界没有取包容性增长而舍可持续发展，使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学术与政治保持了距离。”

从长远来看，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立场，才能真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学者指出，在社会人文领域，学术缺乏独立性，其后果可能是：“整个学术的方向会因此而屈从于意识形态，这种恶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曾经达到极端，以至于使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出现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倒退和空白。”笔者在研究个体户制度时曾指出：“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制度的形成，往往是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压力进行妥协的产物。在这种妥协的结果中，逐渐形成中国特色，而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此种特色必将因为经济、法律、理论的因素而逐渐得到修正，并最终发展为具有普适性、符合人类文明一般规律与特征的制度或现象。”曾几何时，“消灭剥削”、“姓社姓资”何尝不是极具权威的时政话语，倘理论界缺乏学术独立性，将其奉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则如何能起到引领时代风气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二）坚持法学学术性立场

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绝大部分时政话语，往往是从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角度进行总结与提炼的，其本身甚少由法律概念转化而来。因此，在研究时政话语时，必须坚持法学的学术性立场，以法学的视角、思维、范畴、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即进行法学的解读与法学的研究。

以宪法为核心与龙头的我国法律体系，对于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已经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规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职权与责任。从理想层面而言，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官员、公民个人，都在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框架内从事着各自的行为与活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虽然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有着实质上的区别：私权主体在法律规定义务的范围外自由地决策并承担相应的后果；公权主体则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在有限的自由裁量范围内从事着决策与管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公权主体必须根据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在特定的时期确定特殊的政策，将各种权力进行有机组合或整合，以有效地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法律体系之外，政府必然需要形成一种政策体系，并以时政话语作为统领与象征，引领、指挥整个公权系统的权力运用。

因此，时政话语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不仅对整个权力系统和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必然涉及其与法律系统的关系。法学界必须从法学的层面对此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此类代表着政策动向的时政话语的合法性问题，还是其对法律系统运行所产生的影响，均应进行分析、考察、评论和批判，但此种研究应当是从法学的学术角度做出。

时政话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统领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法学界应当也只能从法学的角度加以解读。法学的解读即意味着运用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程序等范畴，对时政话语的内涵进行法理角度的梳理，考察其与法律系统的关系，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三）克制经济法学研究的功利性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对时政话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功利性的追求。

有些论者以成果发表、课题申请等功利目标为出发点，期望时政话语的运用能够吸引编辑、评委的眼球，于是作为标签或包装，形成了标签式的研究风格。正如前文所言，此类功利性研究即使能暂时获得成功，实质上却是有害而无益的。

有些论者则以论证经济法的重要性、正确性为功利目标。由于时政话语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与政策方向，具有政治正确性，因此，有论者通过解读时政话语的法律内涵，说明其完全契合经济法的理念、原则、宗旨等，进而论证了经济法是落实、贯彻该政策的最重要手段、最正确选择。例如，在一篇名为《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经济法良法观之核心》的论文中，作者通过分析“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同经济法应有的价值、理念、功能具有一致性”，得出了“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法立法和实施的基本指导思想以保障其良法品格”的结论，并以其为指导提出了当前经济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一篇题为《和谐社会视域下经济法的公共治理之道》的论文中，作者认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是公共治理，而公共治理与经济法是高度契合的，因此经济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又如在一篇题为《论包容性增长语境下对经济法的宗旨之再认识》的论文中，作者在分析“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后，考察了经济法实质公平、社会整体利益、国家调控的宗旨，得出了两者和谐统一的结论。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通过对此类研究的历史梳理，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何种时政话语，都与经济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而经济法在时代的变迁中永远都是最为重要或至少是相当重要的。虽然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对经济法的学术积累与学术发展又有多少意义与价值呢？相反，这些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法的依附地位，似乎只有在时政话语的衬托下，经济法才具有重要意义。此类研究越是发达，越发说明研究者对于经济法独立性和地位的信心不足。

有些论者则是期望借助于时政话语的包装，使其经济法研究成果能够引起学界特别是政府与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从而使学术成果（特别是其有关对策建议的内容）转化为立法、行政与司法决策的参考。

上述各种功利目标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我国当前学术管理体制、法律运作实务的环境中。只是笔者以为，此类功利目标的追求应当克制，学术研究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与边界，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同样应当更主要地以学术为追求目标。

四、“包容性发展”的法学解读

（一）“包容性发展”的权威表述

任何话语都存在着误读的可能，高度凝练的时政话语更是如此。正如文意解释是法律解释的第一方法，了解其原始的文本表述是避免误读的第一选择。鉴于“包容性发展”作为时政话语源于国家主席同志的三次讲话，因此，笔者不惜篇幅将该讲话的核心部分予以摘录。

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是可持续发展在社会领域的必然要求。实现包容性增长，既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有利于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我们应该结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增强抵御危机和风险能力。我们应该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

这一讲话是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正式论述“包容性增长”，就其主旨而言，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际领域的共享，即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与地区；二是国内领域的共享，即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从而转化为社会建设特别是就业与社会保障。因此，“包容性增长”强调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基本理念。

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我们既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在这次讲话中，主席所强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本身是一致的；第二，“包容性增长”所涉及的社会建设，其核心内容是改善民生。

虽然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为“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但主席在讲话中不再使用“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的概念，而是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的方式加以表述：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我们应该紧跟世界发展新趋势，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内需和外需均衡发展，同时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和公平，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因此，如果考察主席的三次重要讲话，可以发现这样的演变轨迹：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全面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已经被放弃与取代？

例如，学者们曾经预测，“包容性发展”（或“包容性增长”）将作为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考察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理关于该建议的说明和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均不见“包容性增长”的表述。相反，“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等被确定为该规划的指导思想。

或许，“科学发展”概念更具包容性、“包容性发展”概念容易被误读，是其被替换的可能原因。“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而已，以及四个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全面推进的战略思想。”“发展具有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强调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相联系、相协调，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联系、相协调。”“科学发展”这一极具包容性的表述，显然远远超越了“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作为一种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更具有指导意义。“包容性发展”的概念也极易被误读和误用。例如，在2011年的《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一司法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有关商标侵权判断标准时指出：“认定商标近似还应根据两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使用历史、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使用者的主观状态等因素综合判定，注意尊重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防止简单地把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等同于商标近似，实现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这里的“包容性发展”显然只是强调经营者相互之间的共同发展，与作为时政话语的“包容性发展”中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内涵相去甚远，应当属于该词的误读与误用。

（二）“包容性增长”的法学解读

或许“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已经不再是时政话语，但是作为几年来的热点词汇，仍然有继续加以研究特别是从法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必要。

依据前述国家领导人的权威表述，结合有关学者的解读与研究，“包容性发展/增长”的核心内容是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关注民生问题与社会公平（如劳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包容性增长可以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具体表现为获得机会的平等、获得公共品以及服务的平等以及社会安全网保障等方面的平等。”“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因此，尽管“包容性发展/增长”的概念在政府系统、经济领域以及社会领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法学视野来看，实际上并无特别之处，更非革命性、突破性的思想，而只是将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予以整合后使用特殊的概念予以强调而已。

例如，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不仅为我国《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更是一切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公平则是法律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更是整个法律体系的灵魂与价值所在。“民生”一词虽在《宪法》中并无直接提及，但无论是有关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是国家义务的规定，均广泛涉及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民生领域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更有《劳动法》、《就业促进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法律法规作出了全面详尽的规定。又例如，在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法定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宪法》第42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第45条）

因此，无论是否提出“包容性增长/发展”的新概念与新思想，落实民生保障的各项制度，实现公民的平等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是《宪法》的要求、政府的基本义务、相关主体职责范围内的日常工作。对于法学界而言，深入研究各个领域的原理、理论、制度、规则、案例，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领域提出完善对策，是法学人永远的职责与使命。

（三）“包容性发展”与经济法学研究

当然，“包容性发展/增长”概念的提出，确实会对法学研究包括经济法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是这一概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概念一样，触动了政府系统以及全社会对社会建设、民生问题等的高度重视与关注。长期以来，由于片面理解“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社会建设、民生领域的法律制度未得到高度重视与强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使全社会的目光转移到这一领域，从而可以唤醒这些制度。二是对于经济法学界而言，由于信息、关注点等因素，对法律问题的研究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包容性发展”等时政话语的提出，有可能启发学者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济法理论的创新，从而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具现实性与学术性。

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都取决于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本身问题的深入研究，通过学界的分工与合作，对经济法总论和各部门经济法进行系统化、具体化的研究。如此，方能使经济法学界对时政话语的研究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从而避免蒋悟真教授所总结的研究缺陷：“在现有研究成果中，经济法总论研究也显示出了对社会发展中热点问题的高度关注，如三农问题、科学发展观、社会分配、和谐社会等。不过，在回应和解释实践问题上，为了显示总论的解释力而对经济和社会实践中的新问题往往表现出‘跟风性’，而在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时撇开总论，局限于就事论事而忽略实践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经济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的指导与解释。”事实上，即使在这些研究中“就事论事”，也未能论得深入、透彻和具有针对性、具体性。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界对于时政话语的研究固然需要积极投入，以彰显其存在与地位，并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法治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立足于学科本身的发展目标与职能定位。就经济法总论而言，形成经济法的理论范畴体系与分析框架，从而能够对各种时政话语中蕴含的现实与法律问题做出经济法学的分析、解释、回应与创新；就部门经济法学而言，依照学科的自身规律与任务进行深入、具体、精细的研究，本身就是对“包容性发展”等时政话语最好的解释、运用与研究。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西方修辞理论；传播学；研究；新闻；广告

西方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奠基之作，后来经过学科的衰落与复兴，发展至今流派众多。传播学首先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美国，在70年代传入我国，后来蓬勃发展，到2001年成为一级学科。修辞学与传播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传播学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因为亚氏修辞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西方学者很早就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也有将二者结合进行研究的趋势。

无论是西方古典修辞理论还是西方当代修辞理论，和传播学都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即促进人类理解、促进世界和谐、减少矛盾冲突，这也为二者相结合创造了条件。

一、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概观

虽然我国修辞学研究历史很长，但由于传播学进入我国较晚，而且前些年还处于学科形成时期，主要处于介绍和翻译西方传播学理论阶段，因此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传播学的论文和专著很少。自2000年开始，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这时修辞学与传播学结合的论文开始出现，所以本文选取2000年至今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镜像）中有关西方修辞理论在传播学中应用的论文72篇，包括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通过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和归纳，以此对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

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既有应用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的成果，也有应用西方当代修辞理论的成果，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两个学科结合的理论、新闻传播、广告传播、政治传播和广播电视传播，范围比较广泛，但具体数量和比例相差很多。

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主要应用于新闻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广告传播和广播电视方面应用得较少，下面将对每个领域内的研究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二、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主要内容

两门学科结合理论的研究。关于修辞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我国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学者都发表了一致的观点，都认为修辞学与传播学有相同的学科源头，应该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里的修辞学理论主要指源于西方的广义修辞学理论。陈汝东认为：“在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不乏传播的成分，尤其是言语传播。其学理传统不但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传播学基本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修辞学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传播学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成果。两门学科在发展中互相影响、相互渗透，两门学科在走向融合。修辞学研究还应向具体的各种传播领域深入，从修辞角度揭示具体传播领域中的修辞规律，使修辞学为社会传播实践服务。”[2]这就为修辞与传播结合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指出了二者结合的鲜明的方向，为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这在西方是早已进行的科研领域，“在当代西方，修辞不仅不露声色地支撑着交流、传播、公关、广告及一切形式的宣传，为所有这些以象征手段调节大众看法和态度的行业提供了基础观念、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而且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可见西方修辞学介入社会现实的深入性和广泛性。而我国修辞学的研究至今还囿于“修辞格/修辞技巧”的范畴，不太注重修辞理论对社会现实和传播实践的干预，导致修辞学的研究缺少实用性价值。

修辞学界许多学者深切感受到这一问题，主张“修辞研究需要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技巧论，走向更广阔的公共学术空间”[4]；认为修辞学应研究社会真实事件修辞，调节、引导在社会重大事件影响下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引发公众行为，为社会管理和发展服务。[5]在越来越传媒化的当今社会，迫切要求运用修辞理论解析国内和国际新闻事件，引导社会舆论，理解国际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新闻运作，顺利、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对话。这也是修辞与传播结合理论研究的重大价值所在。

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研究者综合运用西方的修辞理论、理念或运用某一位学者的修辞理论来论证和解析国内和国际出现的重大新闻事件，视角新颖，论证有力，有很强的现实干预性，和我国传统的语言鉴赏性的修辞研究完全不同，是修辞学“最能介入现代生活，服务社会的研究形态”。

黄坚运用西方修辞论辩的理论来解读我国的对台传播实践，认为对台宣传应该注重受众，应把受众作为首要问题，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其次是要充分认识到事实在对台宣传上的重要性，因为事实在论辩中的地位很重要，鉴于对台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大陆媒体需要对宣传的内容进行更详细的“事实检查”，表达时贴近台湾民众的表达习惯和心理思维定式。[6]

以上运用西方修辞理论解析类论文深入实际的真实的传播实践，详细论述了采取的修辞策略，使传播有更好的效果，对同类传播问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是应该提倡的研究范畴，也体现了修辞理论的东西方交流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告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西方修辞理论在解析广告传播方面同样具有很大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李思屈在其《传播“修辞学”与广告符号的运用》一文中，运用当代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的“戏剧主义批评”修辞理论分析了上海别克轿车的一则电视广告。博克的“戏剧主义批评”理论，又称为“戏剧五要素分析法”，他认为由于人类生存具有“戏剧表演性”，运用戏剧性舞台语来讨论人的象征行为和传播行为最为合适，可以用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来考察传播行为。人们在传播行为中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这五个因素进行不同的搭配，实际上折射出不同的态度。作者认为别克轿车广告以“漂亮的轿车在美丽的林间路上行驶”这一场景作为传播的重心，人物、行动甚至语言几乎没有，但却收到了使人高度记忆品牌、好感度极高的传播目的，是“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在广告实践中的生动运用。[7]叶丽华运用西方古典修辞思想论证了名人广告效应的修辞原理，认为在名人广告传播过程中信息源的可信度、信息源的吸引力和受众对名人的移情现象扮演着重要角色，名人广告作为修辞的一种手段符合亚里士多德和博克的修辞学理论的运作原理。[8]

以上这类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证明学者们已经突破单纯广告语言修辞欣赏评价性研究的范围，开始在广义修辞学视角下从整体策划角度、从劝服角度或从哲学高度来探讨广告中修辞元素的作用，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具有很大的专业指导意义。

广播电视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广播电视传播方面一般还是从我国传统修辞的角度进行研究，如电视新闻传播中的响度组合和广播电视新闻标题的修辞特点，运用西方修辞理论进行研究的只有一篇，作者探讨在西方修辞理论的视角下视听传播，认为电子视听媒介已经超越传统媒介而成为泛文本，新修辞学应该关注这一领域，对电视文本进行研究，电视媒介的整体传播效果和电视传播的视听规则都需要修辞学的积极介入，但目前缺乏系统研究，应积极开展研究。[9]

政治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研究政治传播修辞的论文很多，因为政治传播带有很大的劝服性，这与西方古典修辞理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一致的，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胡亚云的论文就政治传播修辞理论展开论述，认为政治修辞政治主体利用政治语言所进行的修辞，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在理论上经历了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范式上可分为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与反修辞；政治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它服务于政治传播、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10]属于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蔡骐、常燕荣以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电视公开辩论作为个案，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服修辞理论分析了修辞作为说服手段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集中考察了情绪在进行说服，从而达到政治传播目的方面的作用，[11]属于政治传播实践研究；涂光晋、宫敬以西方当代话语修辞理论为框架，分析了2000年来中美官方以为主题的政治话语，由于话语语境的不同，由于“原型沉淀”和“集体记忆”的文化原理不同，导致新闻写作稿的词语、句式选择的不同，因此表现出中美对“纪念日”主题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美国话语以“自由”、“信仰”、“出走”、“非暴力”和“领袖”为主题，中国话语以“农奴解放”和“经济发展”为主题。[12]这是运用西方修辞理论去分析西方政治话语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西方政治话语的修辞操作手段，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运用我们自己的策略予以回击，这对于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对于构建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修辞理论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无论哪个国家，要运行政治、经济体制，要进行国际对话与辩论，要开展与对立势力的斗争等政治传播，都需要修辞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于服务和指导具体的政治传播实践。

三、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虽然目前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已经有应用的趋势，而且数量在增多，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领域不平衡。从选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多用于新闻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广告传播和广播电视传播方面内容较少，这样就减少了对以上两类传播的指导性。由于广告和广播电视在传播信息方面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今后应该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

研究中存在拼凑现象。由于很多作者对西方修辞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钻研，导致对西方修辞理论的不理解，很多论文有生吞活剥、拼凑甚至抄袭现象，将译著中的理论直接搬入自己的论文中，导致论文晦涩难懂，缺乏利用和借鉴价值。建议有关传播机构和团体加大对西方修辞理论的普及和研究，尤其是当今西方修辞理论的主流及与传播学的结合，应该全面予以介绍，使学者能深入理解西方修辞理论的精髓，在研究中能得心应手。

缺少对我国当前大量的、复杂多变的传播实践的研究。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也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每年都会有很多传播事件发生，而西方媒体也会关注，这恰好可以利用西方修辞理论揭示西方媒体的修辞手段，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很少。我们应该注重这方面的研究，传播研究机构应该成立课题组，进行连续的大型研究，相信通过研究，会大大促进我国传播学的深入发展。

学术水平较低。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导致研究的学术水平较低，缺乏对西方修辞理论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不能对大量出现的国内、国际传播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与指导，因此难以发表在核心以上的期刊上，从我们选取的论文可以看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源于核心期刊，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待于提高。所以今后应注重提高论文的质量，对西方修辞理论进行透彻的研究，写出对现实社会发展有指导性的高水平的论文。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媒介化的社会，每年国内、国际都会发生很多重大事件，舆论热点不断，面对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信息，怎样选择、怎样报道、怎样引导，这都是传播学与修辞学结合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介绍西方传播学与修辞学结合的理论，了解西方新闻传播、政治传播上的修辞操作和策略，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顺利进行国际交流与对话，并有力地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国际形象。学者们应努力开展修辞对当代传播实践的干预与引导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的传播修辞理论，为我国的政治、社会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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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蔡骐、常燕荣.政治传播与修辞说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78-83.

[12]涂光晋、宫贺.中美官方主题新闻的政治修辞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55-58.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论文 翻译 功能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2-0131-03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政治文献英译是中国向世界解释、介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形势和政策主张的桥梁和窗口，尤其重要。同时，英译质量的好坏也决定了我国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效果。[1]

一、关于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以宣传中国为目的的翻译，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翻译成以英文为代表的外文，并通过各种媒介和方式，向世界传播来自中国的声音，让外国读者准确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外宣资料的英译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企业的命运，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国翻译界对外宣翻译的共识是：必须坚持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加强对外宣翻译的管理；[2]根据英汉文化差异及中西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增译、减译、改译、回译等翻译技巧；译者必须端正职业态度，负起责任，并努力提高个人的业务素质。

二、关于政论文

政论文，即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议论，说理的议论文，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形式多样，范围广阔，主要有：革命领袖有关政治的文章、报告、演说； 党政机关、 政治团体的宣言、 声明； 报纸杂志的政治性社论、 思想评论、 国际时事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等。简单地说，就是指包括政治、经济类的时事文章及政府颁布的公告，主要有政治、外交文件、新闻报道等。[3]政论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 严谨、 鲜明、 富有鼓动性；句式结构变化多样，重整体布局，重修辞；在运用语言材料上要求准确性、 严密性同生动性、 形象性密切结合起来。

政论文以传达信息为主，要求文字表述准确，准确性是时文翻译的第一要求。中国政论文含有中国政治文化和语言特色，译者应尽量将这些传递到目的语中。其强烈的政治敏感度和中国特有的词汇、表达及概念，使其翻译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刘宓庆教授认为将中国翻译事业置于文化战略手段定位之上，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国特色”。

三、关于政论文翻译

政治文献对译文准确性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甚至国际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政论文翻译总体要求是：忠实确切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 保持原作的修辞色彩， 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宣传鼓动作用。具体来讲， 有四个方面： 1.忠实原作政治思想内容。译者必须忠实地表达出原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立场和政策方针。2.义切词严，爱憎分明。译者必须认真揣摩推敲， 把握好用词的轻重褒贬。3.概念同一。同一个概念或事物的译名要始终保持同一。4.逻辑严谨。译者必须抓住中心，理清原作层次，领会原作章法，避免断章取义、逻辑错误。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政论文翻译进行相关研究，并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翻译理念引入其中，对中国政论文翻译质量的提高及对外宣传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武光军说：“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中文政治文献英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使译文简洁……” [4]王平兴认为忠实标准高于简洁标准，不能以辞害意。他指出，对外交流或对外宣传，信息的内容可以“以我为主”，语言和形式却必须“以受众为主”，要考虑以什么样的语言和形式传递信息才能为受众所理解，达到交流的目的。

纽马克（Newmark）指出政论文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目的是为译文接受者在获取信息时消除障碍，即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进行对外宣传。[5]

20世纪90年代后，翻译研究的权利转向，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机械转换，还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利操控；同时，翻译也构建着特定文化的权利结构。[6]中国政治文献的英译更是受到各种权利话语的影响： 译者要听命于翻译机构以及构成社会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 同时，要考虑到译语权力话语的影响，需要把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等权力话语因素考虑进去。因此，译者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尽力满足双方的要求。

政论语篇多属于“信息类语篇”， 其功能是强调政策和策略的观点， 具有庄严性和规定性。语篇类型上， 汉英有相同之处， 如语句规范， 用词严谨、简练， 避免歧义等。 预期译文目的是在译语语境中让译文读者了解原文论述的政策观点， 保证原文政治含义的准确性。“达意”是翻译这类语篇的主要目的，要求译者紧扣原文内容， 做到语义精确， 用词分寸得体。

四、功能目的论及具体应用

功能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结果决定翻译方法，强调了目的法则必须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始终。 赖斯提出翻译应该有具体的翻译要求，译者应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汉斯・威密尔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目的语读者，翻译的过程应以译文在译入语中实现预期功能为标准。翻译时，译者需根据具体要求、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文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功能翻译目的论摆脱了对等理论的束缚，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强调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为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理论依据。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确定了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及翻译原则。

中国政论文用词规范严谨，逻辑性强；句子无主语现象较多、中国特色的词汇多。从译文的可接受性/理解性的角度出发，为了让译语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发展、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实现中国对外宣传的最佳目的，政论文的英译必须在尽可能忠实原文文体的基础上，采取包括增词在内的多种翻译策略（如：意译、解释、注释、替换删减法等），在译文中为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效果，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这样才符合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 译者有在译文中增添或删除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际的权利和义务。[7]

1.直译法。翻译政策新词既要运用基本的翻译技巧又要结合新词特点，尽量保留原文特色。对于政治色彩鲜明，中国特色很浓的“口号”式的词汇，翻译时以异化策略为主，保留中文词汇的语言特色。如：邓小平理论Deng Xiaoping Theory， 三个代表 Three Represents， 科学发展观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走出去”战略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港人治港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dminister Hong Kong。

还有，如：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提出“……不折腾，……”，国务院新闻办会现场采用“零翻译”策略将其译成“bu zheteng”。

2.增译法。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连接词、主语等）、分句或完整句，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译文习惯和在文化背景、词语联想上与原文一致。对于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特有文化的新词，译者必须根据“目的法则”及英语语言习惯，合适地创造出新词或词组，当然译者也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词汇，进行解释或说明。[8]如：保障性安居工程low-income housing projects；农村民生工程project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毫不放松地做好“三农”工作，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Striving to do our work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ell， and consolid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3.省译法。将原文中需要而译文中不需要的单词、词组等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省略， 或删减汉语中迁移性冗余。如：

抚今追昔，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e made in that time have great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and pride of the people，strengthened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4.灵活措词法。英语用词倾向灵活多变，故翻译高频词时，应灵活选用不同的词语。如：

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To hear the people's voices， reflect their will and pool their wisdom.

5.信息重组法。英语句子结构严谨，句子成分间的联系有形态标记。翻译一些复杂的句群时，需要对信息进行重组，使译文表达合乎英语语言习惯。如：

区域发展呈现布局改善、结构优化、协调性提高的良好态势。A favorable situation emerged in which regional development was better distributed， structured and coordinated.

6.具体化与抽象化的变通。翻译中要注意抽象词的具体化和具体词的抽象化，使译文表达符合译文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如：

保障“米袋子”、“菜篮子”安全。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ice bag” （grain supply） and “vegetable basket”（non-staple food supply）.

7.中国成语（谚语）释义化。译者需要采用释义的方法来消除中国成语（谚语）的文化障碍。

我们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We guided and stimulated non-government investment by means of well-leveraged government investment.

8.与时俱进创新法。大胆合理的创新是翻译、语言发展的生命力。政治时事术语的翻译不能固守词典里的翻译，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小康社会”由a well-off society改译成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党内”由inner-Party改为intra-party。“十六大”报告中的“依法治国”rule the country by law，“以德治国”rule the country by virtue，现分别改为law-based governance，virtue-based governance。

五、结 语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外宣工作越发受到国际的密切关注。作为我国政治外宣的重要工具，政论文肩负着传扬中国国策、国际立场和伟大成就的重任，其翻译将更加重要。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外宣工作中政论文的翻译手段也必须不断完善。

[ 参 考 文 献 ]

[1] 丁衡祁.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J].中国翻译，2002，（4）.

[2]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

[3] 冯伟年. 最新汉英翻译实例评析[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4] 王平兴. 关于汉英翻译“迁移性冗余”的一些思考[J]. 中国翻译， 2011， （5）.

[5] 谢绿叶. 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11， （2）.

[6] 吕俊. 翻译研究： 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

[7] 张新红，何自然. 语用翻译：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 2001， （3）.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8篇

《话语与文学》是文贵良教授新近付梓的论文选，所录论文集中在其多年潜心钻研的话语研究领域。正是敏感于从晚清到21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文学话语嬗变与现代汉语生长这二者间血肉交融的状态中发展的，所以文贵良择定这一议题，从语言的基本层面入手，清理话语范式的各自面貌与嬗变过程，进而勾画现代汉语、话语范式与20世纪中国文学彼此间的关联与同构特质。这一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不过说实话，这实在不算一门热门的学问。首先，在日渐细分的学科布局中，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向来隔膜。其次，文贵良的苦心经营，也与近年来“外骛”的研究风习背道而驰。在中国古代，以文字训诂为主的小学无疑是人文研习的起点与基础，所以章太炎一再申明求学之“序进”：“凡学先以识字，次以记诵，终以考辨，其步骤然也。今之学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记诵，能记诵者不皆能识字，所谓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在转型期，太炎已感觉到语言文字研究之于人文学科的根本意义和指导价值的式微，而今日，“无源之水”式的研究更是日渐风行。我们很轻易地跳过基础的语言文字与具体的文本，就上升到“大问题”的研究，权利啊、制度啊……所以萨义德要呼吁“回到语文学”：对言词、对修辞的一种耐心的详细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文贵良孤行己意地在目光宏阔的同行们不屑为之的领域内安营扎寨，其实是在默默守护文学乃至人文学科安身立命的根基。

本书中所收入的论文大致反映出文贵良在话语研究领域的学术进路与框架。《何谓话语？》是破题，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推导出“话语”的界定：话语暗示了一个话语主体和一个话语客体，表达了话语主体的意愿；“话语范式”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内某种话语的整体特征，是言说者采用一定的言语方式观照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方式；所以，话语范式既是一种言说方式，又是一种生存方式。《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诸篇则还原了晚清以来几种话语范式不断搏击、解构、成型的演变过程。文贵良的博士论文聚焦战争时期的话语形态，所以讨论、胡风的几篇正是从个案出发来概括特殊语境中的政治话语与知识者话语。还有一组文章延及当代文学，分析阿城、《马桥辞典》《羊的门》与《风雅颂》，是考察话语之于创作实践的影响。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本书中讨论胡风话语的系列文章。由话语分析的方法入手，文贵良立即发现了胡风的特殊之处，“对胡风话语来说，话语必须深入到存在论的分析，也就是说，必须把这种主观战斗精神还原到胡风与自身的生存境域之中”，由此他抓住了“置身”这一关键词。“‘置身’总是召唤着一种境域，召唤着一种‘生活场’”，“意味着‘身’置于被召唤的境域中，这就是‘身’的‘到场’”。这里的“身”首先指的是身体，也就是“肉身”，“肉身的到场，产生了肉身的体验与感觉，这些体验与感觉，正是知识者创作的内在动因之一”。与此同时，肉身的存在与意识的存在是辩证统一的，“仅仅作为肉身存在，或者作为肉身存在而体验不足，或者肉身的存在压过了意识的存在，他们的意识被动，屈服，悬浮”，就会产生胡风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危害。我先前在研读胡风的过程中，曾注意到1965年胡风在狱中给妻子梅志写的一封家书：“从基本性格上说，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没有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思想），人怎么会创造某一个词呢？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了极不老实，极不诚恳的语言？……有的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有的在这样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即所谓陈词滥调。……这种东西，除了以思想内容本身毒害人以外，更可怕的是，它使人的感觉力伪化，因而使人的思想力虚化……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文风，即令它打的是堂皇的大原则的旗子，或者不如说，尤其因为它打的是堂皇大原则的旗子，到时机一转，那些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造成的如花似锦的大戏场，即刻现出全是假象的本质，变成最卑污的东西。”借用文贵良的论述，不脱离“具体事物和运动”，就是追求主体置身生存境遇而产生的具体的“经验”与“感觉”，并且必须在话语中呈现这一“经验”与“感觉”（这可以通向胡风经常提及的“实感”）。按照胡风的推论，“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它亲密地附着于“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而如果“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或者在“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那么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放言高论这种没有“实感”、未曾经过“置身”这一现实主义律令所检验的“陈词滥调”，“热带之人”何以妄言“冰雪”（借鲁迅的话说）？所以反过来，胡风话语以及胡风所渴求的话语必然最真实地反映着置身的具体境遇，在话语、肉身与意识之间，本就没有虚假的“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横亘。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而“行为能对文字负责”，这样真正主体性的语言，即和主体彼此“认定”后的语言，既不自欺，又不欺人，当然不会随“风向”而转变。

我由此也明白，何以在这本论文选中关于胡风的论述（专题论文共计四篇）篇幅甚广且体大虑周。诚如郜元宝教授在为文贵良专著《话语与生存》所作序中提醒的：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名教风行的环境中，“试图由表及里发现文字游戏背后的思想、权力、政治的过于严肃的话语分析，反而容易被无处不在的文字游戏所欺骗”；而胡风话语，恰恰最能体现话语主体与生存境遇、存在体验之间血肉交融的关联性，最能体现话语生存论的关怀。胡风素来追求“文字能对感情负责，自己的行为能对文字负责。否则，宁可掷笔不写”，强调主体与语言之间高度认可、彼此负责、自觉担当。其实不仅是对语言真诚、负责，对主体标举的所有主张、思想、主义……一并都要真诚、负责。所以胡风这样说：“我的理论是我多年积累的，一寸一寸地思考的。我要动摇，除非一寸一寸地磔。”这是他在血污中屡仆屡起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他的话语与他的身体、生命、生存如此亲密无间、合而为一。在今天这样据说“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葛兰西语，转自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读书》2002年第6期）的时代里，有多少当得起胡风那一个“磔”字？我想这样的追问，可能也包含在文贵良的话语研究中。贵良教授的大作约而能博，其精要处我并不完全能领会，作为追踪阅读其研究成果的获益者，也借此表达感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第9篇

一、关于“疯狂英语”教育模式研究的统计

对“疯狂英语”教育模式研究统计的相关材料为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至2011年所有关于“疯狂英语”的学术类论文，新闻报道和个人自传叙述类未列入其中。共选出46篇符合要求的论文，统计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研究角度

自“疯狂英语”出现以来，人们对“疯狂英语”进行研究的角度较广，统计结果见表1。

（二）研究内容

所选论文主要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改革五个方面对“疯狂英语”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甚至同时涉及上述两个或多个方面，统计时这些论文在不同研究内容方面会重复出现，详情见表2。（三）应用阶段所选论文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有应用于大学、中学的研究，也有未明确哪个具体阶段的研究，统计结果见表3。（四）应用领域所选论文在教学领域的具体应用总计有28篇，集中在英语、语文和思想政治3个科目上，各科目的应用详细情况见表4。（五）论文所发表的刊物所选论文主要发表在学报类、教育类、社科类、科技类和外语类的期刊上，统计结果见表5。（六）作者身份分析所选论文作者主要包括两类，即中学教师和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具体统计结果见图1。

二、对统计结果的分析

由表1可知，“疯狂英语”大部分的研究是从教育教学方面进行的，达65．21％，而将其学习理念拓展到其他领域，如文化、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二语习得等方面研究的论文占34．79％。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按论文数量多少依次为：（1）教育角度：这一角度的研究包括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改革等内容，共30篇，占65．21％。（2）二语习得角度：这一角度的论文共8篇，占17．39％。有从情感因素方面研究的，如刘衡英从情感因素着手，分析了“疯狂英语”教学的一些特色及这些特色给英语教学带来的启示［1］；有从学习动机方面研究的，如范俊英对“疯狂英语”教学中学习动机激发对教学的实践意义进行的研究［2］。（3）语言角度：共4篇论文，占8．70％。研究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如郭剑晶、郑竹群围绕心理因素和技巧因素分析了“疯狂英语”学习的认知基础［3］；刘小燕研究了言语模仿在“疯狂英语”中的运用［4］等。（4）社会文化角度：共2篇论文，占总数的4．35％。其中晏开维从“疯狂英语”在中国青少年中受欢迎的文化根源来揭示它的合理内核［5］；童志峰对“疯狂英语”何以成为一种流行现象且持续升温、久热不衰的原因进行了研究［6］。（5）心理角度：共2篇论文，占4．35％。其中张明芳、傅艺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疯狂英语”的教学［7］。从表2统计中可以看出，论文所研究的范围较窄，且重复研究的较多，对教学方法的研究最多，达到36篇。在语言技能方面，对听、说研究的居多，而对其他方面研究甚少。如封文和通过归纳“疯狂英语”学习法的特点，阐述它与其他教学理念的关系，进而分析了该方法的优缺点［8］；易露露、胡晓琼从“疯狂英语”中的情感因素出发，研究其对我国传统英语教学的启示［9］；晏开维将“疯狂英语”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从文化角度探讨其在青少年中受欢迎的原因，进而揭示了一些“疯狂英语”的合理内核［5］。

由表3可知，研究应用的阶段主要在大学和中学阶段，且应用于大学的研究多于中学。如林亚仁从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疯狂英语”科学、合理的原因，并探讨了如何正确利用“疯狂英语”教授已成年的大学生［10］；冯晓冬利用初中生性格狂热且易崇拜明星的特点来分析“疯狂英语”学习法对营造积极热情的初中课堂的帮助，对学生学习，尤其是口语提高的帮助［11］；冯秀红分析了中国学生口语学习效果欠佳的原因，然后指出“疯狂英语”的教学理念从心理情感上满足了中国人英语口语学习的需要，对提高口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12］。由表4可知，所选论文主要应用于3个科目，而应用于英语教学的达92．86％，语文和思想政治各占3．57％，各有1篇。此现象说明“疯狂英语”的教学模式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较少，学科间联系的特点未受到重视。如唐香萍有感于“疯狂英语”带给学生的学习激情，分析如何利用煽情而让学生精神饱满，进而提出教师能否让学生对语文也能如此疯狂、富有热情［13］；张明栋将“疯狂英语”能充分发挥学习者主动性和教师智慧的教学理念运用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以期对政治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14］。

从表5的统计结果可知：第一，发表在学报的论文数量居于第一位，而在外语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少。外语类学术期刊专门为外语科研、教学研究所设置，而“疯狂英语”研究在专门外语类期刊发表的却极少；第二，发表在普通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占43篇，而在核心期刊上的只有3篇，前者数量是后者的14．3倍，差距比较大。其中，戚瑞丰分析“疯狂英语”训练的心理学原理，进而提出了它对当前英语教学的启示的论文被收录在《上海教育研究》核心教育期刊中［15］；梁佐通过对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特殊客观环境、目的以及英语学习本质的分析，对“疯狂英语”的方法能否让中国人说出流利的英语口语提出质疑，该篇论文被核心期刊《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录［16］。仅有1篇发表在外语类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即王静、刘富利从方法论和情意观的平衡方面对“疯狂英语”的教育模式进行了研究［17］。由图1可知，高校教学科研人员数量达43人，而中学教师只有11人，研究人员数量相差较大，这和表3的统计在中学教学方面研究少而在大学教学方面研究多的现象相一致。然而这种结果与“疯狂英语”在中学应用较为广泛、受到中学师生欢迎的现象正好相反。

三、讨论

由以上统计分析可知，“疯狂英语”在学术界并非处于主流位置，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应用范围较窄，且研究不够深入，这与“疯狂英语”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不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1）部分学者认为，“疯狂英语”实际是听说教学法，算不上新的教学法，缺少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故而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2）“疯狂英语”的传播形式被认为是经济利益驱动型，学术界对此种涉嫌商业利益的行为存有偏见，故而不愿接纳和深入研究。“疯狂英语”虽然在中学阶段应用较为广泛，但中学教师对此研究较少，而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对此研究的人数是中学教师的近4倍。这是因为教育界对中学教师的科研要求不高，主要重视教师对学生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教授能力。这一要求使得中学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意识都相对较弱，进而使他们在专业领域中学术话语权较少。高校教师由于职称评定或晋升带来的压力，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的科研积极性，因此，高校科研工作者发表的论文在数量上更多。虽然如此，但就“疯狂英语”进行的研究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升。法国后现代思潮重要代表人物福柯打破了前人对知识和权力的宏观认识，从微观角度解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18］。同时话语确定了某些潜规则，这些规则给予某种特定形式的知识以权威性，从而使这类知识源源不断地产生并且留存下去。福柯又对知识论述道：“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18］在主体所拥有的知识空间里，主体具有绝对的认知权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拥有对“疯狂英语”较大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观点能对这个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核心是权力，他关注的是微观权力，是权力的运作及其在运作中的操作策略。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19］。由于人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深浅不一，在某领域成为专家的人在这方面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容易成为知识的代言人。媒体作为传播的工具，被少数当权者所操控，使知识的传播范围和对象受到很大局限［20］。在学术界中，专家拥有着比普通英语教师更多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话语会使知识的传播范围和速度受到较大影响。从文中一系列的统计结果可知，“疯狂英语”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中学教师和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他们大多数是普通的研究者，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较小。“疯狂英语”的教育价值不容忽视，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其合理元素进行吸收、借鉴和拓展。“疯狂英语”强调对学习者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道德教育，教育学习者作为世界公民应具备的个人素质和修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英语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做到以学生为主体，特别是针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心理特征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兴趣，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些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吸引广大师生的因素，也是在教育理论中倡导的潮流，因此，学术界应给予“疯狂英语”教育模式足够的重视，在专家的引领下更深、更广地研究其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