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评估范文
时间：2023-11-07 17:14:08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插值法 渔业资源评估
一、引言
鱼类等个体的生长可用其长度或体重增长数据资料描述其生长规律 ，因为渔业生物学资料收集中这两项数据最容易获得。在海上工作时，测量体长比称体重要方便得多，而且体重会因加工而变化，但长度一般却不会。同时，与体重相比，体长更不易受季节条件波动的影响。因此，在渔业评估中 常常要对体长与体重进行换算，故拟合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十分必要，下面我们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牛顿插值法和分段线性插值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二、插值法在渔业资源评估中的实例应用及分析
由詹秉义所著《渔业资源评估渔》中得1982年北部20条湾蓝圆体长（mm）和体重(g)的实测结果。结合各种插值法分析，在相应的MATLAB插值程序中输入体长与对应的体重的实测原始数据，确认后，只要输入相应的体长值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体重值。现假设求体长为200mm的一尾鱼的体重。
1.拉格朗日插值法
(1)节点内插时
我们以200mm为中心选取对称的实测体长区间进行插值计算（n为所取的对称区间内实测数据组数）:
用MATLAB作图比较可得:
由运行结果来看，并不是选择的节点越多，误差越小，从它的插值余项来看，余项的大小既与节点个数的多少有关，也与函数f(x)的高阶导数有关。即高次曲线的近似效果并不见得好，这就是所谓的龙格振荡现象。
(2)节点外插时
在实测范围中选取几组体长和体重值，预测这几组值之外的体长对应的体重值并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
选取6组值作为插值节点（从上图可知，n＝6时逼近效果比较好）
另外选取4个体长值，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预测相应体重值，并与真实值做比较。
用MATLAB作图比较得:
线表示根据实测数据画的曲线，星星是利用朗格朗日外插法算出来的相应体重。
可以看出与真实值的偏差原来越大，所以拉格朗日插值不适合做外插。即在选取要估测的鱼的体长时要慎重，只能在所测量值[min xj,max xj]（1≤j≤n）中选取，超过这个范围进行取值，所得结果一般是不可靠的。所以测量体长时应选择个体差异较大的，各种体长的鱼尽可能都进行测量统计。
2.牛顿插值法
插值节点选取同拉格朗日一致，节点内插。
由结果来看用拉格朗日插值法和用牛顿插值法结果是一样的。但从两者插值多项式表达式上来看，拉格朗日插值要比牛顿插值复杂，且速度较慢（用于技术水平有限，还不能用程序运行速度来比较两者的快慢）。
3.分段线性函数插值(结点一定要内插）
由运行结果可知的体重值只与体长值所在的区间 有关，无论选取多少个实测体长值作为插值结点，不影响体重值的大小，它可以有效地避免龙格振荡现象。
三、结论
通过上结面各种插值法运行求解比较可知，在渔业资源评估中，根据实测数据，已知鱼的体长估测其体重时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和牛顿插值法结果是相同的，但从其多项式表达式上讲，牛顿插值要比拉格朗日插值简单。在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时，要注意插值节点个数的选择，避免龙格现象，而且节点尽量内插，所以测量体长时应选择个体差异较大的，各种体长的鱼尽可能都进行测量统计，而运用分段线性插值法则能避免龙格现象。
参考文献:
[1]石瑞民 许志刚 孙 靖:数值计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中图分类号：S9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5006902
1引言
渔业资源是指水域中蕴含的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 能够通过渔业得以利用的生物资源。它不仅包含水域中蕴含的鱼类和水生经济动植物， 还包括与渔业生产和环境有关的水生野生动物、水生饵料生物等的品种和数量。渔业资源的储藏量和生物多样性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渔业资源衰退的主要人为原因
2.1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过度捕捞
伴随社会发展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就业压力加大，而对于从事渔业生产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经济收入却不少，于是一部分人员纷纷转产转业投身渔业生产。渔业生产者往往过度看中渔业经济利益而忽视渔业资源自身特点，一味追求高产量，于是不断改良渔船渔具等器械，以求最大限度提高捕捞能力，造成捕捞强度极大超过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导致可供捕捞的鱼类种群数量日益减少，严重影响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
2.2因资源产权的虚置，管理无力
虽然近些年渔政主管部门采取了一定措施，如规定禁渔区、禁渔期、增殖放流、发展远洋渔业等，力求恢复渔业资源再生能力，但因为管理力量薄弱，社会影响力低，一些渔民仍无视国家的渔业法律法规，无视休渔禁渔的条例，滥捕幼鱼和产卵亲体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不合格渔网渔具屡禁不止，使得本已脆弱的渔业资源雪上加霜，再生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3无持续发展的意识，污染严重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洋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工业和城市污水的乱排放、水利设施的盲目兴建等不顾及生态环境的行为，严重影响了鱼类洄游、种群繁衍，造成大批鱼类死亡，部分甚至到了濒危的地步，影响鱼类种群繁衍和存亡，危及食物链上的各个动植物。
3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意义
3.1可以对渔业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价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一个渔业大国，有长达18000 km的海岸线，而且连续 10多年来水产品的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海洋渔业在我国―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能提高城市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为此，人们总是更加倾向于向海洋索取，而忽略了对海洋的保护，结果就是造成了捕捞能力严重过剩、海洋水体污染、兼捕物的浪费、栖息地退化、部分鱼类种群面临灭绝。此时，就迫切地需要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真实的反应渔业资源的现状。
3.2能够从优化管理的角度为渔业资源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可持续利用体系能够对其包含的子系统进行更加微观层面的分析，包括子系统的现状、子系统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等，这些分析和论断将为各级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监管渔业资源，及时发现影响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4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探讨
影响我国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因素有：渔业劳动力素质不高、渔业补贴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执行力度不强等，为了确保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采取以下措施。
4.1有计划地通过渔民转产转业以减少渔业劳动力
在21世纪初，我国就进行了大规模地鼓励渔民转产转业的行动，希望通过他们的转产转业提高其收入，同时也保护渔业资源，令渔业资源可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实际的结果却和预计大相径庭，在初期的转产转业成功后，出现了大量的转产后的渔民再度返流捕捞，极大的削弱了“双转”的成果。时至今日，从实证的角度同样可以得出，渔业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仍旧严峻，具体原因包括：对于“渔业”的传统观念束缚了转产转业的实施；巨大的渔业沉淀成本，如渔船、基础设施建设等；因为渔民中的文盲、半文盲和小学的文化程度比例高，使得他们很难再找到其他维生的行业。鼓励转产不是简单的动员渔民脱离渔业这个大产业，可以是鼓励渔民从捕捞渔业转向养殖渔业，同时政府需要安排一定的专家进行渔业养殖的合理培训指导。
4.2将海洋渔业资源作为一种资产进行管理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是要建立渔业资源有偿开发有偿使用的制度。海洋是我国蓝色的国土，海洋渔业资源也就是一种蓝色国土的资源，那么就应当将海域与土地同等看待，纳入资产管理的范畴。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源的无偿使用，渔民懂得“靠海吃海”，却不明白海也是要去“护养”的，自由入渔和恣意浪费，制约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利用。对此，渔业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管理渔业资源资产的功能，对渔业资源的开发或经营者收取一定的使用费、资源再生补偿费等，实现资源的市场价值。
4.3实行渔业资源的社会再生产，大力发展养殖渔业
随着人类对于渔业资源需求的剧增，仅仅依靠鱼类自身的繁殖能力很难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就需要人类介入鱼类的新陈代谢和再生循环中，通过增加社会投入扩大鱼类的再生。这种社会的投入需要运用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知识，即包括发展人工鱼礁、营造渔场环境等，为鱼类的社会再生产提供优质的环境。
通过鱼类养殖品种的优化升级、苗种繁育技术的提升、养殖饲料的调整，坚持存量调整与规模膨胀并重，建设一批生产规模大、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好的海洋牧场，提高渔业养殖业的规模、质量和比重。通过支持建设高效节能的水产养殖业引导传统的渔民弃捕从养、转产转业。
4.4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渔业产业多元化
在海洋产业中，海洋捕捞业是最传统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随着近海资源结构的改变和国际渔业管理的加强，我国渔业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呼之欲出。合理的渔业产业结构应当是以海洋捕捞和水产养殖为中心，以海洋科技、休闲渔业为重要支撑的立体化的结构。
休闲渔业是将渔业和休闲、旅游活动的有机结合，实现产业之间的相互交融和转移，在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保护渔业资源、改善渔业生态环境、促进农渔民增产增收等方面意义深远，有利于实现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践证明，休闲渔业已经成为现代渔业和现代休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渔业和现代休闲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曹朝清.渔业资源衰退原因和可持续发展对策[J].河北渔业，2007（2）：4～5.
[2]海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渔业资源管理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3]郑斯思.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博弈与实证研究[D].上海：上海海洋大学，2011.
[4]白洋，朱伯玉.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国际法律制度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6）：171～176.
[5]姜亚洲，林楠，杨林林，等.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生态风险及其防控措施[J].中国水产科学，2014（2）：413～422.
[6]官文江，田思泉，朱江峰，等.渔业资源评估模型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水产科学，2013（5）：1112～1120.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3篇
在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支持下，结合湖北省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实现湖北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如下对策及建议。
一、湖北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三项系统工程
（一）建立稳定的渔业生态系统，实现渔业资源增殖和渔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目前，湖北省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粗放式的高速发展，渔业生态系统脆弱，水域环境恶化，鱼病流行；不少湖泊、水库因过度开发与捕捞，造成生长快、经济价值高、易捕捞品种消失，鱼类种群结构出现小型化和低龄化问题。如洪湖在20世纪50年代渔获物中大型鱼类占50%以上，现在渔获物中90%以上是小型鱼类，仅鲫鱼和黄颡鱼2种小型鱼类就占70%，并且它们的性成熟初龄个体的体长比上世纪60年代的个体小20mm。许多捕捞型水库如王英水库，基本上全为小型鱼类；即使是养殖型水库如浮桥河水库，小型鱼类的种类数也占一半左右。
因此，要根据养殖水域的具体情况，维持亲鱼群体的适当大小，保持雌雄比例恒定；定期更换亲鱼群种，保护产卵亲体利幼体；正确应用人工繁殖和育种技术，加强合理的人工放流增殖和引种驯化，以调节生态平衡，实现渔业资源增殖，建立稳定的人工养殖生态系统。要努力将水利工程建设对渔业生态平衡的影响降到最低。建造人工鱼道，以沟通鱼类的洄游路线。根据水利工程兴建后，新水域内的食料基础，合理调整鱼类的区系组成，大规模引进并放养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定居性经济鱼类，在提高渔业产量的同时，建立新的渔业生态平衡。
（二）大力发展渔业产业系统，实现水产品增值、渔民增收，渔业增效
渔业产业系统是由渔业生产、加工、运销企业，以及与其产前、产中、产后密切相关的各生产企业组成的完整体系。从总体上来看，湖北省渔业产业规模较大，但从各类渔业企业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来看，仍属于中小规模，处于现代化初始阶段。渔业企业生产设备、技术装备的总体水平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加明显。近年，湖北省水产品加工和饲料加工企业加工能力均未被充分利用，2000年，实际加工水产品和饲料分别不到年加工能力的30%和20%。这主要是因为加工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和销售渠道不畅所致。
发展渔业产业还要突出充分开发与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建立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的企业模式，切实转变渔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使生态更趋平衡，促进全省渔业产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逐步建立湖北省健全发达的渔业产业体系。
（三）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渔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综合优质的配套服务
渔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除了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对渔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物资供应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科技推广服务
2.融资筹资服务
3.信息咨询服务
4.市场流通服务
二、湖北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三个有力措施
（一）加大渔业投资力度，改造传统渔业
渔业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并存的开放型产业，近年呈现了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依靠科技进步和资金投入运作的特点。近年，湖北省投入渔业生产的资金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且主要是用于渔业生产中间的物质消耗和渔业固定资产投资。1990～2000年间，全省渔业资金投入年均增长率达27.5%；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达67.9%，平均每年新增固定资产7373.8万元。这种较大的投资增长幅度，直接带来渔业总产值年均17.9%、渔业增加值年均14.9%的增长速度。经计算，10年间，湖北省渔业万元资金投入，平均可创造约4万元的渔业总产值、3.1万元的渔业增加值；万元资金投入的平均渔业边际总产值为2.7万元、平均渔业边际增加值为1.7万元。
全省各年万元资金投入的渔业边际总产值和边际增加值总体上呈递减趋势，甚至到2000年分别降至0.9万元和-0.1万元；这使得每万元资金投入创造的渔业总产值和增加值也呈逐年递减趋势，二者每年均递减约0.3%。这并不是说明渔业资金投入已近饱和，而是投入中除了维持渔业生产中的正常中间物质消耗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不足以更新改造传统渔业生产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各类配套设备、设施，使得渔业生产处于低水平的运作状态（主要表现在：水产品品种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名优特产品比重低，部分地区水产品出现季节性、结构性过剩，造成水产品价格低迷；渔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渔业二、三产业无论从生产能力到技术工艺均处初级水平，使得水产品的附加值偏低等），最终导致投资效益的逐年递减。
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渔业生产各环节，特别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建立技术推广和病害防治体系，注重渔业的科研教育投入，改善渔政监督及渔业环保部门的执法条件，加快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最终实现对传统渔业的全面改造，使湖北省渔业生产有充足的后劲在更高水平上快速发展。
（二）实施科教兴渔，建立现代化的淡水渔业
科学技术不仅是渔业现代化的强大支柱，也是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靠保证。湖北省科教兴渔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渔业生产的优质、高产、高效，从深度和广度上推动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今后全省应在相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和技术推广机构等的共同努力下，主攻以下几个方面：
1.推广实用技术
在全省范围内，应逐步推广、普及池塘养殖技术、淡水鱼类综合养殖技术、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保存技术、杂交选育技术、淡水养殖病害的防治技术、稻田养鱼技术、鱼类生物技术以及对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生产技术。
此外，21世纪的养殖业将是高密度集约化养殖。实施水产动植物健康养殖模式，加强病原、病理及传播途径等方面研究，提供有经济意义并可迅速推广应用的新种质资源，推广疫苗和免疫诊断等应用技术，是控制水产动植物病害大规模暴发、提高水产品质量、减少水域污染、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保证水产养殖业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
2.发展生物技术
目前，国内鱼类生物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培育和选育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能强、品质优良的水生生物品种（物种），分离、克隆以快速诊断鱼病、制备高效疫苗为目的的有用目的基因，通过外源基因转移技术改良养殖鱼类的性状、提高养殖鱼类对环境的适应性等研究方面。对水生生物的基础研究以及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等方面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但从总体来看，基础研究薄弱，缺少研究经费，发展水平还不尽人意，一些科研成果距生产应用还有较大差距，仍需不断努力。
3.提高渔业从业劳动者的生产素质
渔业从业劳动者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渔业生产技术、设备、设施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全省应继续以举办技术人员培训班、水产养殖技术学习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来普及水产科技知识、掌握实用技术；对渔业二、三产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应定期更新、提高其生产和管理技能，不断提升全省渔业从业劳动者的生产素质。
（三）努力提高渔业资源评估、监测和管理水平，实现渔业资源的科学管理
全省当前急需建立一支渔业资源管理的专业化队伍，定期对本省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实施监测、评估、提出建议、加强科学管理，以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依据国家制订的有关标准，对污染物质排放和行业排放进行监测、监督，评估渔业水域水质；水域中蕴藏和保存的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水产养殖的品种、亲本和苗种质量、数量；水产养殖各环节的技术规范程度；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和强度，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影响等等，力求实现渔业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
2.依据国内和国际标准对饲料、渔药和病害防治技术进行监测、评估，确保最终产品符合食用要求，并关注饲料、渔药及其添加剂对环境和水质带来的影响。
3.对水产品的包装、运输、储存环节及进出口水产品、苗种检疫方面予以监督管理；要求生产厂家对厂房、设备、仓储、原料、质量管理体系、人员素质、工艺流程、规章制度、卫生、产品标准、使用说明及售后服务等全过程实行质量控制等。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4篇
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需要更多的应用创新型人才，这要求以高等教育为首的人才培养机构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学效果，在课程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是否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将成为他们未来能否成功就业的必备条件，因此如何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更好的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1. 面临的主要问题
渔业资源监测与调查实习是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核心环节，是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相结合的重要桥梁，对深化专业思想教育，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大学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通过对以往实践教学结果的分析，认为主要面临以下主要问题：渔场环境分析受限，渔获样本少，实践教学目的未充分实现，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甚至制约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受到明显限制。
2. 影响实践教学的主要因素
2.1气候因素
以往渔业资源监测与调查实践教学是在每年的4月份进行，而天津地处华北，气候具有明显的北方特点，冬季冷空气占优势，北大风多；夏天暖空气占优势，南大风多；4月初是冬季气候向夏季气候转变的盛期，日间气候变化明显，风向多变，海上风浪较大，近岸海水浑浊，透明度低，海况相对恶劣。
2.2资源因素
渤海是我国的重要的传统渔场，是多数经济 鱼、虾、蟹类的主要产卵场，是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实践教学的理想场所，而以往，每年4月初开展实践教学的时间，渤海大部分渔业资源尚未开始在近岸海域聚集产卵，资源量较少，进行海上渔业捕捞，空网率较高。
3. 实践教学改革的主要做法
3.1优化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境条件是教学实施的基础，选择良好的实践教学环境不仅可以有效完成实践教学内容，还可提升教学效果。综合考虑海况条件、渔业资源状况、教学内容更为顺利执行、教学效果更为明显、育人目的的实现等因素，将原本4月初开展的“资源监测与调查”实践教学改为8月底或9月初。
8月底9月初处于夏季气候向冬季气候转变初期，此时偏南季风已明显减弱，偏北（西北-北）季风尚未明显加强，此时海面平静，海水中悬浮颗粒少，透明度高，水质清澈，海况良好，是进行水质及浮游生物采样的最佳时期。
另外，我国1979年 2月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中提出了禁渔期的规定，之后随着资源及环境状况的不断变化而细化，现今渤海休渔期为每年的6月1日零点起至9月1日零点结束，因此8月底至9月初海上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网次产量高。
同时，“资源监测与调查”实践教学以天津市滨海新区红星海上娱乐有限公司（国企）为实践教学基地，租用其游船进行海上采样作业，所用船只隶属于海事局管辖，所用作业网具为示范型作业渔具，不受渔政管理部门监管，亦不受禁渔期限制，因此为实践教学时间的变动提供了可行条件。
3.2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实践教学过程中，坚持“生为主，师为辅”的原则。从备航到出海采样，及至室内分析，全程学生自主完成，教师主要负责指导和验收。
同时针对以往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主动性不足的特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实践环节，人人动手”行动，以兴趣为导向，引导学生主动动手操作，以考核为推动，通过减少实习报告成绩比重（从60%减少至40%），增加实践教学过程中表现的考评（从40%增至60%），双向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提升。
3.3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渔业资源与监测实践教学主要分6部分内容，分别是基本信息，渔场概况，水质，游泳生物，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我们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将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贯彻在学生实践教学的全过程中。确立明确的实践教学要求和考核办法。形成循序渐进、层次分明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实践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素养，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4. 取得的主要效果
4.1完善学生知识体系
根据资源监测与调查的特点，通过优化和整合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内容模块化，从而建立清晰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便于学生从面上掌握。
以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课程为基础，实践教学内容涵盖理论课程门类有渔业资源与渔场学，鱼类学，渔业资源评估，渔具渔法学，海水化学，海洋学，环境质量评价，鱼类行为学，渔业环境监测与保护，航海技术，渔业遥感技术，海洋浮游生物学等，是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最为综合的实践教学环节，在原本关系不大或互不相关的理论课程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4.2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实践教学过程中，指导教师通过启发和提点的方式，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锻炼和提高，增加学生的专业兴趣和主动性，此外还有效拉近师生间距离。备航、采样和样品分析过程中，充分给予学生发挥空间，学生全程自主，动手能力提升的同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明显改善。
4.3增强学生团队意识
目前，在校学生多为“80的尾巴90的头”，个人观念较重，人际交流和团队协作能力明显不足。本实践教学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并且鼓励组长进行小组细分的原则，考核时内容的完成度仅作为考核参考，更主要的是考核任务完成过程中的个人表现和团队协作能力，从而有效地增加了学生间的相互交流，团队意识得以加强。
作者简介：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5篇
日本殖民时期曾在岛内设立“台湾总督府水产试验所”，开展渔捞、海洋、水产加工、养殖等研究；台湾光复后，更名为台湾省水产试验所，上世纪50年代，主要进行与渔业有关的海洋生物研究与近岸调查，先后到东海、南海、越南近海、泰国暹罗湾、马来西亚等海区开发新渔场。
1952年，台湾渔业主管部门在基隆设立海洋研究室，1954年与台湾大学合办渔业生物试验所。1959年，台湾大学成立海洋研究会。同年，为准备参加黑潮调查，由台湾中研院化学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台湾大学地质系和动物系及渔业生物试验所、台湾海军总部情报机关和海洋测量机构、台湾水产试验所及台湾省立海洋学院等组成联合海洋研究团队。
1961年，台湾海军测量船首次开展海洋探测工作，实施近海调查。1965年到1969年之间，台当局又派出“阳明号”军舰，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黑潮合作调查的8个航次。
时岛内海洋研究人员与设备都极度缺乏，无法开展完整而有系统的研究工作。1966年，台美科学合作机构邀请美国专家来台，经过考察，建议台当局应设立专门的海洋研究机构。台当局随后责成台湾大学筹建海洋研究所。经两年筹备后，1968年8月该所正式成立，成为岛内首个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机构，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重点资助其从事海洋研究与教学工作。此外，成功大学也在1967年成立了海洋工程与水利研究所。
1969年5月，由美国租借给台当局的一艘海军拖船抵达台湾，被改装为海洋研究船，命名为“九连号”，交由台大海洋所管理，开始台湾近海的调查工作。包括1972年，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合作研究台湾东南部上升流现象；1975年，“九连号”到菲律宾海域捞取锰结核，并同美国一些大石油公司及美国联合地球物理探测公司在台湾海峡合作勘探油气资源。
1976年，台湾水产试验所利用改装的“海功号”调查船前往南大洋，从事远海拖网作业及渔场开发工作，试捕南极磷虾，同时调查分析邻近南极海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
重视海洋科研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岛内其他许多大专院校也先后设立了与海洋相关的系/所，从事海洋科学教学及基础与应用研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台湾省立海洋学院（原名基隆海事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海洋大学）海洋学系及研究所、海洋工程系及研究所、渔业学系及渔业研究所，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及海洋地质所、海洋资源学系及海洋生物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原名文化学院）海洋学系及研究所等；此外，淡江大学、中正理工学院、屏东技术学院、高雄海事专科学校、海事专科学校、嘉义农专等也设有与海洋科学有关的科系。
由于“九连号”过于老旧，设备过时，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海洋研究需要，台湾科技主管部门1980年开始筹建新船，1982年5月与挪威一家造船厂签订协议，委托其建造一艘新型海洋研究船，1985年交船，命名为“海研1号”。该船性能优越，设备先进，能够克服海上较大风浪，顺利执行了多项海洋科学研究探测计划，取得往年难以搜集到的冬季资料。也因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将其列为岛内唯一浮动的“贵重仪器使用中心”。
到80年代中期，台湾科学家已对周围海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因缺乏规划主导，人力分散，研究手段落后，经费不足，难以开展系统海洋调查任务，大多有为与海洋渔业和海水养殖有关的自由研究。鉴于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1985年4月组成海洋研究项目访问小组，与岛内各海洋科学相关学术机构广泛交换意见，最终于同年12月完成海洋科学学科规划，分为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及地球物理、海洋生物及生态、海洋渔业、海洋工程等6个学科。
为提升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及近岸环境应用研究的水平，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制定了多项重点计划，包括：推动台湾黑潮及其邻近海域整合计划，针对海洋研究人力有限与研究海域分散的现况，以大型合作计划整合岛内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及海洋生物的研究力量，首先对台湾东北海域做一完整的规划探测，了解水文变化与生物资源的相关性；参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支持的世界洋流观测实验（WOCE）计划，藉此机会，可提高台湾海洋科技的研究水平；针对历年来各研究机构所刊行的海况资料，编制海洋图志，以完整编纂台湾海域数据，提供给政府部门及民间作为未来海洋开发的参考；增建研究船队，由于海洋研究工作日益增加，仅靠“海研1号”到处奔波远远不够，特别是一些中尺度的海象变化调查，必须由多船联合开展，而且该船吃水深达5米，无法进行近岸调查作业，“国科会”因此计划建造数艘以区域性简易调查为主的小型研究船（包括“海研2号”和“海研3号”），分散布置于全岛各处，以满足基本研究需求；成立技术研究人力小组，专门负责研发海洋物理、化学及地质探测的技术及仪器设备，使研究人员能全心致力于资料分析与学术研究。
系统开展现代海洋调查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6篇
（一）政治合格
主要指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在渔政员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中，政治条件居首要位置。因为只有政治合格，才能在国家、渔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在法律受到践踏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捍卫。具体一点讲，政治合格主要包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及奉献精神，热爱渔政管理事业，忠于职守，严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秉公执法、不谋私利、不怕困难、不计个人得失；要有全心全意为渔民服务的思想；要有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挫折的勇气等。渔政员是执行渔业法律的直接责任者，地位重要，责任重大，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合格。
（二）业务合格
渔政管理是一门综合的应用管理科学，它涉及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资源评估、信息论、系统工程、价值工程等多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就要求一个合格的渔政员，必须熟练掌握与渔政管理密切相关的广博的科学知识，同时要熟谙渔业行政执法程序，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才能适应渔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客观需要。具体讲，每个渔政员要深刻体会、熟练运用我国现行的渔业法律、法规和其他一些地方法规及有关行政法学知识，树立鲜明的法制观念；要熟悉所辖区域的地理、渔业资源和渔业环境概况；掌握渔业生产、渔业环保、渔业资源增殖和保护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要了解国内外渔政管理动态和现代管理知识等。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还要正确操作和使用各种通信、录像、信息处理等现代管理和办公设备。另外，一个合格的渔政员不仅实践上要完成渔政管理任务，而且应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提出对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和方法的独特见解，拿出高质量的论文或调查报告，以促进我国渔政管理事业的发展。
（三）心理素质合格
心理是人的认识、情感、意志、性格、能力等的总称。渔政员的言谈举止、作风纪律是其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心理素质合格要求渔政员具有沉着冷静的心理特征和较强的抑制力；要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和较高的工作艺术。此外，态度要持重，情绪要稳定。如：对有争议的问题，不要轻率表态和下结论。对于当事人不承认违法事实，发牢骚，说怪话，无理纠缠或不让渔政船帮靠，拒交证件，隐藏违法捕捞工具，甚至以暴力威胁、控吓渔政员等情况发生时，就更需要渔政员有较高的心理素质、一定的涵养和自制能力，切忌急躁、骂人、发脾气、撕证件，更不得盲目蛮干。否则，容易使矛盾激化，给违规者钻空子。应该沉着冷静，听其申辩，观察其行动，不失时机、义正词严地指出其违法事项，进行说服教育，使违规者接受处罚。如仍不接受处罚，在水上可先取证，到陆地后再进行处理。总之，只有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才能文明执法，不卑不亢、有节有力地开展渔政管理工作。
（四）身体合格
渔政管理工作量大，涉及面广，渔政员作为基层执法人员，经常需要深入渔业生产第一线，调查了解情况，宣传和执行渔业法规，审核发放渔业许可证，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查处违法行为，处理渔业纠纷。渔政员工作在海上、湖上、船上，经常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日，迎风浪，冒风雨，顶日晒，任务艰巨，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走进千家万户，历尽千辛万苦。如果没有健壮的体魄，就无法适应如此复杂、艰辛的工作。因此，渔政员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渔政管理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7篇
1.1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国际公约执行及效果南海是世界海洋大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主要的渔业生产场所之一。按照现行的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关于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有关公约和规定，南海是这些公约和规定所管制主要部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国家行为准则，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二十一世纪议程》，《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渔民公约》，《国际渔船安全公约的1993议定书》、《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下文简称《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国际行动计划》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流网问题的决议》等，其中《公约》是最主要的准则，它全面建立新的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内的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框架性一揽子协议。从涉南海国家履行或者遵守上述国际行为准备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公约》是国际海洋法中最主要和最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也是能够促进南海渔业资源有效与合理利用的行为准则体系，但是因为《公约》的实施所带来的南海周边国家的声索日益高涨，造成了《公约》中对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条款无法在南海获得有效和根本的落实。而有的准则虽然被某些国家认同，但从未获得实施，例如《协定》，菲律宾、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已签字，但还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批准这一协定。其他有关行为准则基本也是形同虚设，没有获得实质实施或者实施效果不明显。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缺乏具有国际约束力和国家间协调性的国际公约管制下的南海渔业资源，其开发和利用的结果就是在涉南海各国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打破渔业资源供需的平衡状态，走向需求超过供给的长期逆发展状态。
1.2各国采取的渔业管制措施及效果面对日益严峻的渔业资源利用形势、不断提高的渔业需求以及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要求，南海周边国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积极开展了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如越南于1987年颁布了《保护水产资源法令》，强调周边海域的渔业资源养护；菲律宾于1998年颁布了《渔业法》，并设置了渔业资源保护机构，重点保护渔业资源；马来西亚于1984年颁布实施《渔业法》以加强对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此外，印尼、泰国、文莱、新加坡都不同程度上制定了一系列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政策，以加强渔业资源的养护。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养护了各国近海渔业资源，缓解了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然而，到目前为止，南海周边国家的渔业养护和管理技术还主要以投入控制法为主，属于国际渔业管理技术较低的水平和层次，相应渔具渔法较为陈旧和落后，管理水平也较低，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都直接影响到各国养护和管理南海渔业资源的能力和水平。此外，当前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一味盲目开发利用南海渔业资源，对科学养护所需的渔业资源的数据收集工作却缺乏兴趣，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工作进展缓慢，渔业资源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国是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最主要国家。面对南海丰富的渔业资源，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倡导保护性开发，并采取了多种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制度和措施，例如1999年颁布实施了南海区年度伏季休渔令，以及与越南划定共同渔区、增殖放流、设置渔业自然保护区、减少捕捞渔船、规定禁渔区和禁渔期、规定禁用渔具和渔法、限制网目尺寸、控制渔获物最小体长、限制捕捞力量、限制渔获量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渔业捕捞活动、保养了渔业资源、减少了渔业矛盾和纠纷、缓解了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但是面对广阔的南海渔区，加之鱼类资源的高度洄游性和渔业生产的季节性差异、各国对渔业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岛屿争议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污染等的影响，中国单方面实行的渔业修复技术与管理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南海的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
1.3涉南海国家采取的合作养护措施及其效果在南海海域，合作开发渔业资源的实践十分有限，南海周边国家在渔业资源合作开发领域仍以双边形式为主。北部湾海域是目前整个南海区域中渔业资源合作养护较为理想的区域。在该区域以中国和越南签订北部湾划界协定为标志，双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00年12月25日中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简称《渔业协定》），并于2004年正式生效，同时成立由双方的渔业、外交、公安边防、总参等部门代表组成的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负责落实。2004年4月又签订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补充议定书》（简称《补充议定书》）。《渔业协定》和《补充议定书》规定了北部湾共同渔区、过渡性安排水域及小型渔船缓冲区的范围和管理措施。共同渔区是双方在互相尊重和管辖权的基础上，划定了面积较大的两国渔船都可进入的跨界渔区，几乎涵盖了北部湾大部分中高产渔区，时限15年。为贯彻落实共同渔区，2004年由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制定了《北部湾共同渔区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以养护与管理北部湾共同渔区的渔业资源，维护共同渔区的捕捞作业秩序和安全。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北部湾渔场的渔业资源逐步得到回复。据统计，北部湾全湾底层渔业密度从1997～1999年的0.9t/km2上升到2006～2007年的1.42t/km2，其中中南部则达到1.71t/km，基本恢复到渔业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状态。而在其他海域，虽然中菲、中马以及东盟国家间也签订旨在促进双边渔业发展和渔业贸易的协定，但相互之间在共同保护南海渔业资源所做出的努力则相对有限。此外，南海周边国家在共同治理油气勘探开发所产生的污染给渔业资源养护带来的影响方面的努力明显不足。南海存在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大的油气利益，已成为各涉南海国家和国际石油巨头竞相角度的对象。截至2009年末，南沙海域的钻井超过1800多口，生产井1000多口，遍布于南海周边国家近海甚至非法入侵中国海域。数量众多的油气井勘探和开发给南海渔业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的影响，海上油气在勘探生产时向海洋排放了大量的生产污水、钻井泥浆、钻屑，勘探生产中发生的船泄漏、油罐破裂、海上油井井喷或泄漏，炼油厂排放油污，拆船排放油污等，都对渔业生态系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油气开采过程中的溢油污染也是严重威胁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滞留于海洋中的溢油，除少量分子量较低的油分通过蒸发进入大气，然后通过光化学氧化作用被分解外，绝大多数将继续存留于海洋及其周边海岸带，从而对受污海域的浮游生物，贝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海鸟，红树林和大型哺乳动物等产生毒害，影响渔业资源的健康发展。然而，南海周边国家在应对这些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方面缺乏共同的认识和有效的合作，特别是在油气污染的共同应对机制上，至今未能建立起比较协调、有力的合作机制。
1.4南海周边国家采取的制止非法捕鱼措施及效果非法捕捞是影响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存在给渔业资源的利用带来极大的困扰。南中国海作为世界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和生态系统较为完整的海域之一，同样面临非法捕捞的严重困扰。特别是近些年来，非法捕捞持续增多。近年来，南海渔业的“非法”捕捞愈加突出，统计表明，仅2003年10月份一个月，“非法”入侵中国南海海域捕鱼与炸鱼的越籍渔船即多达11艘，取出的炸药更是多达101公斤；2003年2月到10月，中国台湾“海巡”人员在当地水域驱逐22艘越籍渔船。在南海发现的外国侵渔渔船艘次由2004年的245艘上升到了2008年的341艘。2004年，中国渔政执法部门查获了隶属于越南水产经营服务公司的4艘无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渔船。2010年6月30日～7月1日，中国渔政、边防海警共查获越南侵权侵渔渔船5艘，驱赶2艘。近年来，这些活动逐渐表现为政府幕后主导，方式日益集团化、规模化，侵鱼活动气焰嚣张，同时还与破坏盗窃行为并存等，给南海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活动日益猖獗的非法捕捞给南海的正常渔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仅破坏了正常的渔业生产活动，而且加剧了南海周边国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引起众多矛盾和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虽然南海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些渔业合作协定，但其内容更多的是调整共同开发渔业资源关系，而少有条款直接协调共同管制非法捕捞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法捕鱼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导致非法捕鱼的猖獗和渔业正常生产秩序的破坏。
2提高南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2.1组建渔业资源养护管理组织，加强共同渔业管理多年以来，诸多学者都在探讨如何将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南中国海变为合作之海，友谊之海，包括王（Wang）、波默罗伊（Pomeroy）等、傅鲲成、褚晓琳等，都提出了如何实现南海渔业资源养护与合作的一些构想。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南海还基本不存在覆盖全南海区域的渔业养护与管理组织，而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通过各种形式建立的渔业资源区域性合作养护机制已有40个。区域性合作组织的缺失已经成为南海渔业资源不断衰退以及养护与管理不能有效实现的最大障碍。近年来，渔业共同管理逐渐成为各国在处理公共渔业资源方面的有效做法。渔业共同管理强调的是政府、渔业资源使用者、非政府组织（NGOs）、科研机构及其他相关渔业参与者以不同的身份，按照占有份额的多少参与区域渔业管理，共同实现该区域渔业的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渔业共同管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更加强调渔业管理的过程和程序，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参与者参与渔业管理的积极性，实现渔业资源的最大限度保护。另外，1992年5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部长级国际责任制渔业会议上，与会国家提出“负责任渔业”的概念，并建议联合国把未来的10年定为“责任制渔业的十年”。此后，又连续召开了多次国际性渔业会议，均以“责任制渔业”及渔业的共同管理为出发点，探讨高度洄游鱼类及跨界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对策。由此可以看出，渔业共同管理不仅在理论上切实可行，而且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和实践的应用，已经成为当前渔业管理中最为有效和最为主要的管理方式。据此，可以在渔业共同管理的理念之下，建立南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委员会，由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参与进行管理和运行。在委员会的指导下，落实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国际公约，协调各个国家在南海的渔业行为，计算和分配捕捞配额，推进和实施共同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政策，约束和控制各方的“过度”激励行为，共同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2建立和完善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运行机制建立南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委员会需要相应的完备的运行机制，为此，应该协调各方在南海渔业资源中的利益，以已有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机制为基础，建立和完善基于共同渔业管理的渔业资源利用的运行机制，包括：（1）建立一整套组织体系，包括渔业资源合作开发的决策机制（国家领导人会议），日常决策机制（农业/渔业部长级会议），完整的议事机制（渔业高官会议），日常工作机制（渔业委员会和工作组），功能性常设机构，对话机制（与合作区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对话会、论坛和峰会等）等在内的机制，形成完善的管理机构；（2）建立一整套组织运行规范，包括渔业资源调查与统计、捕捞限制、渔船与渔具、渔业贸易、渔业增养殖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完善的法律机制体系，建立渔获量、作业海域、作业渔船等资料的互报制度；加强渔业科技合作和渔业数据统计数据的交流。（3）建立一整套的包括渔业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渔业资源联合调查、渔业增养殖的协作，重点在渔业资源的种群状况和洄游分布规律的调查、资源评估、渔业生物学、海洋生态学、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对鱼类的影响等的研究，以及捕捞努力量的标准化方面开展合作。同时，提高渔业捕捞的后勤协作能力。
2.3建立相应的应急处理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应对日益增多的油气污染，探讨建设涉南海国家间的应急处理机制和油污损害赔偿制度框架，明确各自的责任与分工，共同应对油气勘探开发对渔业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在应对非法捕捞行为方面，应以南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委员会的框架为基础，探讨协调设立渔业联合执法机制，组建渔业联合执法队伍，加强对捕捞及养护情况的监督和管理；同时积极贯彻执行《POA-IUU》中的有关规定，对越界渔业和非法渔业等行为，采取磋商、调解和仲裁等程序化解，以应对南海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各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8篇
关键词：渔业资源；WTO渔业补贴规则；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5—0065—04
一、问题的提出
渔业资源关系到一国的粮食安全，如何保持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渔业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往，渔业国家大多通过提供高额的补贴来促进本国渔业产业的发展。但现在各国纷纷意识到，不当的渔业补贴不仅扭曲国际贸易，更催生了对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WTO《SCM协定》项下的一般补贴规则不能有效地对渔业补贴进行全面规范，对渔业补贴应该通过专门的规则予以约束逐步成为WTO成员方的共识，于是渔业补贴这个议题在2002年被正式列入W'I'O多哈回合的谈判之中。
然而，由于各成员的利益不同，对渔业补贴问题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也各不相同，尽管谈判已经进行了10年，共40多轮，迄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渔业补贴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2007年11月渔业补贴谈判规则小组主席提交的文本草案（以下简称主席文本草案）的评介和谈判结果的预测，从法学理论角度对渔业补贴规则的建构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本文将从渔业补贴规则构建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人手，深入分析渔业补贴规则在WTO整个补贴体系中的地位、构建模式及其主要内容，希望对我国在渔业补贴的国际谈判和相关国内立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
二、渔业补贴规则构建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整个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对客体的具体分析所达到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逻辑起点的意义在于它决定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决定着理论体系的终点。正如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有自己的逻辑起点一样，任何一个经由法哲学思辨构筑起来的成熟的规则体系也有自己合理的逻辑起点，WTO多哈回合谈判正在构建的渔业补贴规则体系也不例外。逻辑起点的选择与确定将直接决定规则谈判者达成一致协议的难易程度。从法理上说，渔业补贴规则的逻辑起点包含着渔业补贴这一规范对象及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法律关系的胚芽。
渔业补贴是一把双刃剑，有些渔业补贴不仅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渔业资源养护也大有裨益。有些渔业补贴不仅会扭曲国际贸易，而且也是导致捕捞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开展了长达数年的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可能有害于环境”。科学家们也认为，威胁全球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过度捕捞，而过度捕捞与渔业补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全球75%的鱼类种群的捕获量已达到或超过其生态极限。缓解渔业资源衰竭，迫切需要对有害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补贴予以禁止和规制。基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宗旨：“成员方在处理其间贸易和经济关系时，需要同时考虑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利用世界资源，寻求对环境的保护和维护。”WTO各成员方同意将渔业补贴纳入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期盼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内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渔业补贴制度来促进全球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可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WTO体制内渔业补贴规则构建的逻辑起点，并且该点与《SCM协定》的逻辑起点——公平贸易形成鲜明对比。
三、渔业补贴构建的价值取向
鉴于WTO成员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在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战略利益也不同，WTO渔业补贴规则的构建首先要考虑为谁的利益服务、为谁的利益辩护。也就是说，渔业补贴规则的顺利达成、有效执行和终极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确立规则制定的价值取向。
（一）全人类共同利益
从保护的对象和目的来看，渔业补贴规则建构的价值取向与《SCM协定》不同，《SCM协定》的价值取向是保护成员方个体的贸易利益，而渔业补贴规则构建的价值取向是保护成员方整体的利益，保护全人类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利益。
过度捕捞使得鱼类生物资源越来越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灭绝，这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将人类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整体。这个整体强调的是人类的整体性和在渔业资源危机时代人类利益的共同性。以全人类对渔业资源的共同利益为根据规定成员方个体利益，以整体利益的需要思考渔业补贴规则的形态和服务能力等。
（二）实质公平
渔业补贴问题本身很复杂，涉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例如，渔业补贴限制，必然会导致一些捕捞效率较低的成员的渔业产业逐渐衰退甚至退出市场竞争，而那些自然条件优越，渔业资源丰富，且拥有强大的远洋船队的捕鱼大国将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所以，采取一刀切的规则，虽然形式上显示出公平和执行的高效，但在实践中却因其实质上的不公平而有可能引发各方的矛盾，不仅无助于渔业资源问题的解决，而且使此问题更加复杂。因此，2001年11月多哈部长级会议宣言指出，将渔业补贴作为谈判议题之一，旨在澄清和改进WTO渔业补贴规则，并且要考虑到渔业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制定新的渔业补贴规则时应充分考虑最不发达沿海国的现实，在给与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前提下对其补贴行为进行合理的规制，而且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条件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否则，如果条件太严格，就很可能会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
（三）国际合作
在发展国际贸易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坚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理念，而要实现这一理念，需要国际社会各领域相关制度间的互动与合作，全球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例外。目前全球渔业资源管理的现行制度主要有联合国国际海洋法、粮农组织渔业管理制度、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渔业管理制度，在制定WTO渔业补贴规则中不仅需要协调WTO体制内不同制度间的关系，而且需要考虑全球渔业补贴管理现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要关注和加强WTO补贴规则与WTO体制外制度间的互动与合作。
WTO与体制外的制度合作有其性法律依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总理事会应就与WTO职责有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有效合作作出适当安排”，“总理事会可就WTO与非政府间国家组织进行有关事项的磋商和合作作出适当安排。”从立法实践上来说，WTO的《SBS协定》与《TBT协定》已包涵了关于WTO成员方与WTO体制外制度合作的条款，也就是说，在渔业补贴领域，WTO成员方与WTO体制外制度互动合作已不是WTO的首次实践。
考虑到渔业补贴谈判中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WTO制定渔业补贴规则的担忧，规则谈判小组专家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制定相关规则之前主动向WTO体制外的相关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会议和网站了解信息。总之，合作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各国家应该合作，而且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各社会主体之间也应该合作，这一原则同样指导着WTO渔业补贴制度的构建与运行。事实上，渔业补贴制度构建中就WTO与体制外制度的合作，谈判方已逐步达成了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合作。这也是今后谈判的焦点。
四、渔业补贴规则构建的模式
渔业补贴是否需要规制？是否有必要进行单独规制？该问题的焦点是怎样界定《SCM协定》与渔业补贴规则之间的关系，即渔业补贴是在《SCM协定》框架内进行规制还是脱离《SCM协定》另行制定新的补贴协议。
对此问题，各成员方基于自己的利益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主要分为两个阵营，即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派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为代表，认为渔业补贴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和贸易均有不利影响，支持对此问题进行单独谈判。大多数国家支持此种观点。反对派以日本、韩国、欧盟为代表，他们反对就本问题进行谈判，即便谈判也反对进行单独的谈判。从公平贸易角度来说，渔业补贴受《SCM协定》一般性补贴规则的约束，但渔业作为一种资源类产品，有其特殊性，需要有专门的规则予以约束。首先，由于渔业的生物属性，其价格的变化不同于其它产品，对援引可诉性补贴条款的条件“不利影响”的确定相当困难，所以，确定其危害程度和对其的调查程序也应区别于其他的补贴。其次，由于一般补贴的通报制度的不完善，九成以上的渔业补贴是不透明的，公开的数据极少，而诉讼成本又非常高，这些原因都导致国际贸易实践中现行的《SCM协定》不被WTO成员援引作为应对破坏性渔业补贴的手段。
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有些渔业补贴并不违反《SCM协定》的规定，不会造成贸易限制或贸易扭曲，但是它却可能会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损害，需要加以规制，而现行WTO补贴规则体制无法有效地规范有害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渔业补贴，如《农业协定》适用范围条款明确排除了渔业或渔产品，《SCM协定》旨在规制扭曲贸易的补贴，而非对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其例外条款也仅是对环境保护的例外，不包括资源保护的例外，除非扩大解释，但是具体的限制性条件不适用，需要制定资源保护例外的具体适用条件。
从保护的对象来看，SCM保护成员方个体的贸易利益，而渔业补贴协定保护成员方整体的利益，全人类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利益。所以，渔业补贴需要进行单独规制。
那么，渔业补贴规则以何形式存在呢？对此，我们可以采纳2007年11月首次公开的主席案文的安排，将渔业补贴规则作为《SCM协定》的附件8而与之形成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统一体。这种规则建构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它表明渔业补贴除受《SCM协定》一般规则的约束外，还受附件8的专门规范的约束。换言之，《SCM协定》与其附件渔业补贴规则的关系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可以重叠适用。
五、渔业补贴规则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渔业补贴的定义
从字面上看，补贴即“贴补”，因补助而有所增益。从经济管理学的角度讲，补贴是一种经济杠杆，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从经济法角度讲，补贴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是一国经济的体现。当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渔业补贴的定义。各国际组织，由于其组成成员多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渔业补贴的定义往往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例如，2004年粮农组织（以下简称FAO）出版的《渔业补贴识别、评估和报告指南》一书对渔业补贴进行了概括式定义：从根本上而言，渔业补贴是政府对渔业部门实施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干预或者不干预行为。也就是说，渔业补贴是政府在特定经济政策环境下，对渔业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这种作为或不作为并非是一种常规行为，且这种作为或不作为行为对渔业产业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尽管要构成补贴，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参数或条件，但是，这样的定义非常宽泛，所有与政府有关的补贴行为基本都被包含在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或OECD）就渔业补贴给出列举式定义，认为渔业补贴是政府给予渔业部门的经济支持，该经济支持包括所有关于船舶建造和改进补贴、价格支持、改善渔业生产环境补贴、渔民和鱼产品加工者生活补贴、显著影响鱼类国内价值的政策，如对进口价格、关税的控制。
根据《SCM协定》，构成一项补贴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主体条件，即补贴是由WTO成员领土内的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第二是性质条件，即该项补贴构成了一项财政资助或GATF第16条意义下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第三是利益条件，即补贴受体由此获得了利益。据此，我们可以将渔业补贴定义为WTO成员政府或公共机构向渔业部门所提供的财政资助，或授予GATT第16条意义上的收入或价格支持，使渔业行业或特定渔业企业因此而获取某种经济利益。
无论是FAO的概括式的定义，还是OECD的列举式定义，它们对渔业补贴的概念的界定都较为笼统，缺乏明确性，而基于《SCM协定》对渔业补贴所下的定义则克服了这一缺点，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二）渔业补贴的主要类别
OECD主张根据渔业补贴的实施方式进行分类，可分为：（1）政府财政预算中直接支付方式的补贴，指以捕捞量、销售量或单位船只为基本计量单位的直接补贴；（2）降低成本补贴，指那些能降低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补贴；（3）一般，指政府预算中用于渔业管理的补贴，包括运行费用、科研费用以及资源增殖、发展渔港和港口自由停泊的费用等。
哥伦比亚大学渔业中心主要根据补贴性质的不同，将广泛存在于全球的补贴分为三大类：好的补贴、坏的补贴和危险的补贴。好的补贴主要指有关渔业管理与服务、渔业研究与开发这两种补贴。坏的补贴则主要包括税收减免、“入渔权”转让补贴、渔船新建或改进项目补贴、渔港新建或改造项目补贴、渔业开发规划和支持服务以及市场支持、加工、贮藏等基础设施项目补贴。危险的补贴则主要包括三类：对渔民的援助补贴、渔船回购项目和农村渔民社区开发项目。这种分类方法受到许多环保组织和利益集团的认可和支持，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鱼之友”集团代表方主张参考《SCM协定》的相关规定，将渔业补贴细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补贴三种具体类型，从而适用不同的规则。但是，如何划分这三者的范围？将哪些渔业补贴归入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或者不可诉性补贴？应该说，界限的划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渔业补贴规则谈判悬而未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渔业补贴的通报与监督机制
鉴于《SCM协定》关于补贴项目的通知要求的执行程度非常低，监督力度不够，主席草案文本在要求成员方向WTO通报补贴情况，并由WTO补贴与反补贴委员会对这些已通知的补贴予以审查的同时，提出要加强制度互动，尤其是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成员方鱼群种类评估和渔业管理体系等方面的信息收集工作予以合作。例如，该主席草案文本第V条“渔业管理”规定，无论是允许性补贴，还是S&D补贴，各成员必须将其渔业管理系统的性质和运作信息包括资源评估结果通报给FAO相关机构审查后才能允许实施。
鉴于《SCM协定》注重某项补贴措施对经贸的影响，而忽略渔业补贴对环境资源的影响这一缺陷，笔者认为主席草案文本要求成员方在渔业补贴通报中增加渔业补贴措施对环境资源的影响这一内容是合理的，这顺应了WTO规则由仅关注贸易自由化向平衡贸易和环境资源二者的关系转变的发展趋势。
《SCM协定》第26条规定了就补贴的监督机制：“委员会应在每次例会上审议根据第25条第11款提交的报告。”然而，该规定是粗线条和概括性的，没有规定违反通知义务的惩罚性措施，给实施渔业补贴的成员不履行通知义务留下了空间。这是WTO缺少成员方渔业补贴信息和数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渔业补贴规则构建中，有必要对这一部分加以改进。
（四）渔业管理标准
主席草案文本第V条“渔业管理”规定，无论实施允许性补贴还是S&D补贴，在实施前，各成员的渔业管理水平都要达到条款中规定的要求。即所有WTO成员方寻求补贴豁免的首要条件是这些成员必须实施一套特定的渔业管理系统，这些系统应该符合国际公认的渔业管理最佳惯例，这些最佳惯例集中反映在《鱼类种群协定》、《负责任的渔业行为规范》、《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技术准则和行动计划这五个国际文件中。基于这五个国际文件，对于可以补贴的渔业活动，应该采纳国际社会公认的最好的捕鱼作业方式，且要进行定期的科学的鱼类种群评估，实施能力管理和效果管理措施。
（五）渔业补贴的救济机制
关于渔业补贴争端解决机制，主席草案文本规定了两种程序：一种是针对禁止性补贴争端的解决程序，一种是由其他条款引起的争端的解决程序。对于禁止性补贴争端，根据《SCM协定》规定的程序设立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小组。对于那些基于绿灯条款及特殊和差别待遇等其他渔业补贴条款引起的争端，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设立DSB专家小组。在这两种案件中，如果争端引起了“与渔业相关的科学或技术性问题”，DSB专家小组可以从WTO体制外制度中搜集相关信息，包括法庭之友意见书和争端当事人自身的意见。
不过，就具体个案，WTO争端解决机构是否与其他制度的互动合作，如何互动合作，这都将由WTO争端解决机构自行决定，而且WTO与体制外制度的协调与互动需要先易后难，避免制度协调互动中存在的利益明显失衡的问题。
六、结语
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9篇
关键词：鱼；生长特征；资源生物量；评估；沈阳浑河鱼
中图分类号 X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2-0143-04
Abstract：In order to formulate Rhodeus catchable size and total allowable catch in Hun River of Shenyang，on basis of investigative data，by analyzing the length - weight formula，body length and weight growth equation，and instantaneous mortality rate，to calculate weight growth inflexion age，the critical age and the biomass of Rhodeus in Hun River of Shenyang.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growth equation of length and weight are respectively Lt=110.25×（1-e（-0.49（t+0.38831）））and Wt=27.63173×（1-e（t+0.38831））2.7117，and the weight growth inflection age and critical age of Rhodeus are1.65 and 2.14. The biomass in Hun River of Shenyang is about 73.56t.To Rhodeus stock in Hun River of Shenyang，the catchable length is about 69.6～78.3mm，and catchable weight is about 7.9～10.9g.
Key words：Rhodeus；Growth characteristics；Biomass；Assessment；Hun River of Shenyang
（Rhodeinae）俗Q四方皮、镜鱼、彩圆儿，是一种小型的杂食性野生淡水鱼类[3]，隶属于鲤形目（Cypriniformes）鲤科（Cyprinidae）N亚科（Acheilognathinae）属（Rhodeus），鱼自身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3]和药用价值[4]。然而近年来，由于无序捕捞以及环境的破坏，我国各地鱼的资源数量均急剧下降[5-6]。浑河古称沈水，流经辽宁省中东部，最后向南流至营口市入辽东湾，全长415km，渔业资源比较丰富[7]，鱼是其中主要的野生渔业种类之一，也是浑河生态系统食物网中关键鱼种。目前，关于鱼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其遗传育种[8]、分子生物学[9-10]以及对环境因子的耐受性[11-12]等方面，而关于针对沈阳浑河流域鱼生长特征分析与资源数量评估的相关研究报道还未被发现。本研究基于沈阳浑河流域鱼的生物学调查资料，通过探讨鱼的生长特征，以此来评估其在浑河流域的资源数量，以期为鱼资源保护和浑河生态系统健康维护等相关管理有所帮助。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文所用鱼数据来自2016年7月沈阳浑河流域现场生物学调查数据和社会调研资料。生物学调查所用网具为拖网（网囊网目尺寸2cm），调查渔获当场测定体长、体质量数据资料。
1.2 方法
上述公式中Nt为鱼最大体长时的群体数量，Ct为鱼最大体长时的渔获数量，M为鱼的自然瞬时死亡率（由Pauly[16]经验公式：[lnM=-0.0066-][0.279lnL∞+0.6543lnK+0.463lnK+0.4634lnT，]T为栖息海域年均水温，本文取18℃），Ft为鱼最大体长的捕捞瞬时死亡率，Ni、Ni+t为鱼i龄和i+t龄时的资源数量，Ci为鱼i龄时的渔获数量，Fi为鱼i龄的捕捞瞬时死亡率[17]。
2 结果与分析
2.1 鱼的体长组成和体质量组成分析 根据沈阳浑河鱼现场调查数据资料，求得鱼的平均体长为67.82mm，平均体质量为7.941g。鱼体长组成主要集中于55～65mm，约占总数量的46.67%；体质量组成（图2）主要集中于4～8g，约占总数量的45.19%（图1）。
2.2 体长体质量关系式 在所取样的135尾鱼中，运用协方差分析法（ANCOVA），分析结果表明雌雄间的体长与体质量对应关系无明显差异（P=0.11>0.05），因此体长与体质量的关系按雌、雄合并拟合（见图3），其表达式如下：
2.3 鱼的体长与体质量生长
2.3.1 鱼的体长生长方程与体质量生长方程 根据鱼现场调查的生物学数据，其中体长数据按照10mm间隔统计可得体长频率数据，应用ELEFAN方法计算的von Bertalanffy生长参数为：生长曲率最大渐进体长L∞为110.25mm，K值为0.49，理论初始年龄t0为-0.38831。
2.3.2 体长与体质量瞬时生长速度 根据鱼的生长方程分别可求得体长与体质量的生长速度方程，即：体长生长速度方程dLt/dt=54.0225×e（-0.49（t+0.38831））；体质量生长速度方程dWt/dt=40.6186×e（-0.49（t+0.38831））[1-e（-0.49（t+0.38831））]2。根据体长生长速度和体质量生长速度关于年龄的曲线图（图4）可知，体长生长速度随年龄的增大逐渐减小然而体质量生长速度随年龄的增长先增大后减小，体质量速度由快变慢的年龄为体质量生长的拐点年龄。即：d2Wt/dt2=0时的t值为1.65，由t值可求得体质量生长拐点年龄时的体长和体质量分别为69.6mm和7.9g[17]。
2.4 总瞬时死亡率、自然瞬时死亡率和捕捞瞬时死亡率 由鱼的体长频率数据可得其变换渔获曲线（图5，图中所描绘的黑点），经线性回归（已经删除不能用于分析的数据）可得直线方程：In（N/t）=-1.377t+7.449，相关系数r=-0.9806，斜率为-1.377，故总瞬时死亡率Z的估计量为1.377；再由最大渐近体长L∞和生长曲率K值，根据Pauly[18]经验公式：lnM=-0.0066-0.279lnL∞+0.6543lnK+0.4634lnT，T为栖息海域年均水温，本文取18℃，求得M≈0.634；则捕捞瞬时死亡率F=Z-M=0.743。
2.5 临界年龄 临界年龄是在没有捕捞的情况下一个世代的渔业生物群体生物量达到最大时的年龄，或生物个体质量的相对生长速度与瞬时自然死亡率时相等的年龄[19]。根据von Bertalanffy体质量生长方程和自然瞬时死亡率M值，由公式可得鱼的临界年龄为2.14龄，进而可得临界年龄是的体长为78.3mm，体质量为10.9g。
2.6 鱼的资源数量 基于鱼的体长频率数据，设鱼最大体长的捕捞瞬时死亡率Ft为0.743，根据体长股分析法，运用FISATⅡ软件可估算沈阳浑河流域鱼的资源数量为412.02万尾（图6），资源生物量为73.56t。
3 讨论
3.1 鱼生长特征 体长和体质量的指标是表征鱼类生物生长特征的主要指标。沈阳浑河鱼群体的平均体长为67.82mm，体质量为7.941g。鱼体长组为55～65mm，约占46.67%；体质量组为4～8g，约占45.19%。据赵朝阳（2010）报道称[1]，鱼达到初次性腺成熟的时间约为1龄，而此时的体长约为54.4mm；体质量约为4.07g，开始出现个体小型化现象。因此应该加大鱼的资源保护，控制以及管理小网目网具的捕捞，防止因过度捕捞导致的资源衰退现象。
3.2 鱼资源利用策略 沈阳市浑河监管单位可以根据鱼的开捕年龄来制定鱼资源的相关开发策略：开捕年龄的确定，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一方面考虑其世代生物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考虑鱼类生物个体的生长潜力。从个体生长潜能的角度出发，渔业利用开捕年龄应该限制在其生长拐点年龄之后[20]；如果以鱼类世代生物量变化的角度来看，其临界年龄才应该是最佳的开捕年龄，此时世代的瞬间生物量达到最大，沈阳浑河鱼可由相关的监管单位根据其实际情况安排合理的捕捞时间，因此为减少因自然死亡而造成的渔业损失，实际开捕年龄应定在临界年龄之前[17]。根据本文所计算的鱼世代生物量变化的临界年龄和其体质量生长拐点年龄可知鱼的开捕年龄应该确定为1.65～2.14龄比较合适，为了便于实际操作，可按鱼相应的体质量（或体长）来控制即开捕体质量（或体长）控制在7.9～10.9g（或69.6～78.3m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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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评估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海洋渔业保护 管理制度 评析
1 绪论
我国是海洋大国，党的十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而近海捕捞、远洋渔业等海洋传统产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海洋捕捞能力不断提高，近海的很多重要鱼类资源开始不断衰退有些甚至即将枯竭。为能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渔业行政管理部门陆续颁布并制定了大量的管理制度、措施，然而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对于上述问题如何进行有效解决，进而使渔业得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向海洋强国发展路上的当务之急。
2 中国海洋渔业保护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海洋渔业保护管理制度建设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颁布一些渔业法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1955年颁布的《关于渤海、黄海和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等。
1966年以后，因为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海洋渔业保护管理几乎处于停留甚至后退的状态。直至1979年《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的颁布，中国的渔业管理体系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后随着1986年《渔业法》的制定，80年代末《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办法》、《渔业法实施细则》和《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等法规的颁布，明确了中国渔业保护管理的基本原则，并建立、实施了捕捞许可制度、禁渔期和禁渔区制度、渔业增殖保护费制度等一系列的渔业保护管理制度和措施，中国的渔业保护管理体系得以初步建立，此阶段捕捞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高，1985年全国的捕捞总产量从1951年的130.3万吨上升至439.1万吨。然而一些重要的传统渔业资源衰退严重的状况仍未得到控制，像东海区的大黄鱼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平均年产量都超过10万吨，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捕捞能力过大使资源的衰退更加严重，1987年的产量居然下降到0.2万吨。[1]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期中国的渔业保护发展形势，促进对渔业资源的养护及管理，中国在1995年开始陆续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负增长”政策、海洋渔船“双控”制度等管理措施，这些制度、措施也成为目前中国海洋渔业保护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另在2000年修订的《渔业法》中对内水和近海渔业保护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修改，需要在可捕捞量的控制下去安排内水和近海捕捞力量，并提出新的管理措施：对我国的海洋渔业保护实施捕捞限额制度。
3 现有保护制度及存在问题
目前中国实施的渔业保护管理制度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规模的渔船经营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捕捞能力迅速增强，因此，对渔业保护管理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中国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渔业保护管理制度，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3.1 渔业捕捞许可制度
渔业捕捞许可制度是为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养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控制总的捕捞努力量，使渔业生产结构合理化，渔业生产秩序保持高效，同时对渔民和生产组织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由满足条件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行申请，渔业行政主管机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者赋予从事捕捞的权利和资格的许可制度。
在中国正式建立捕捞许可制度之前，渔业保护管理一直属于自由入渔状态。1986年颁布实施的《渔业法》中规定：“任何打算从事内陆或近海渔业的单位或个人都必须先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捕捞许可证。”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式制定了渔业捕捞许可制度。1989年农业部下发了《捕捞许可证条例》，并在1997年进行修订，制定了捕捞许可制度的实施措施。2002年，为了加强对渔业捕捞许可制度的管理，农业部了《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对取得捕捞许可证的资格、捕捞区域、允许的渔具数量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违反条例行为的处罚办法。
存在问题：中国的捕捞许可制度规定在捕捞许可证上只标明渔船的渔具数量、渔船主机功率大小、作业区域、作业类型、捕捞品种等内容，并没有明确规定允许捕捞的总量。这种状况下，虽然没有捕捞许可证的人被有效排除在外了，但是，由于存在大量的持证人，渔业资源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事实上的自由准入，很多渔民和生产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钻政策的漏洞，通过延长生产时间、改进捕捞生产的技术等，进行长时间的捕捞来实现产量的增加，甚至有些渔船可能一年都在海上捕捞作业，增加了中国的捕捞努力量，进一步导致资源枯竭。
3.2 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
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即对海洋捕捞渔船的数量和主机功率实施总量控制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双控”制度，是为有效缓解持续衰退的海洋渔业资源和日益增强的海洋捕捞强度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中国在1987年颁布的《关于近海捕捞机动渔船控制指标的意见》，标志着正式开始实施渔船“双控”制度。
存在问题：从“双控”制度实施以来，中国虽然不断颁布措施进行管理，但总体来说，“双控”制度还没有达到它的目标。有些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保障渔民的收入，对于渔船和主机功率的检查都不严格，尤其是主机功率。有时小功率发动机已被替换成大功率发动机，然而为了船厂和发动机制造商的共同利益，铭牌却显示出较小的功率，这种现象已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从1986年到2002年海洋捕捞渔船的数量增长超过6万艘，他们的主机功率增加了一倍多。
另外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非法渔船，增加了执法部门实施“双控”制度的难度。在2000-200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海洋渔船的普查，2001年时对“三无”渔船和“三证不齐”渔船进行整顿，全部都登记上报，并纳入正常管理。这项非法渔船合法化措施过后，“三无”渔船和“三证不齐”渔船基本没有了。但之后，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并没有对新增的“三无”渔船进行违法捕捞作业的行为加以严格管控，一些渔民或者渔业组织，自行非法造小船，而有些造船厂为了经济利益，擅自帮助这些人承造未经批准的船舶，还帮助他们逃避执法部门的检查，导致“三无”渔船的数量快速增长，加大了海洋捕捞强度。
3.3 禁渔区和禁渔期制度
禁渔区和禁渔期制度是根据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现状、鱼类繁殖、生长发育的规律等，设定一定范围的海域、规定某个时间段，全面或者部分禁止某些渔具进行生产作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措施。
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早在1955年中国就颁布了《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这意味着我国正式开始实施禁渔区制度。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禁渔期和禁渔区。
存在问题：制度在实施的二十年来，无论是休渔范围、时间安排还是作业类型上都是逐步进行完善的，在休渔期间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效果是很好的，但这样的效果却是短暂的。每年休渔成效总是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一般在2-3个月就会消失，导致休渔的养护效果不能持久。另外，由于海洋物种在中国的高度多样性，不同品种的产卵时间和产卵期不同，一年四季都有鱼类进行产卵，而且产卵场的分布也是错综复杂。但现行的伏季休渔制度缺乏特异性，未能充分覆盖不同种类的产卵季节。
3.4 最小网目尺寸制度
在中国，最小网目尺寸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概念的初次提出是在1986年制定的《渔业法》，然而，对最小网目尺寸的管理到很久以后才实施。2000年修订的《渔业法》制定规定，同时明确了违反该项规定的法律责任。2003年，农业部《关于实施海洋捕捞网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开始贯彻落实最小网目尺寸的管理，其中网目尺寸的最小值取决于渔具类型和捕捞海域。
存在问题：最小网目尺寸的管理对于中国渔业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在中国海域至少有40种主要的经济鱼种和超过10种的渔具，现有的最小网目尺寸标准使很多渔具和鱼种都在监管之外。另外目前最小网目尺寸的管理基本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的渔业调查基础之上，但是，中国渔业资源的状况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现行的标准需要进行更新。
3.5 捕捞限额制度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为了减轻捕捞努力量给渔业保护带来的压力，开始考虑使用渔获量限制制度来控制海洋渔业的总渔获量，不再将高渔获量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1999年农业部提出了“零增长”的政策，也就是1999年海洋捕捞总量应不高于1998年的海洋捕捞总量。在2000年，农业部提出了“负增长”的政策。“零增长”和“负增长”的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我国海洋捕捞总产量从1999年开始结束了长期持续且快速的增长，出现下降并趋于稳定，基本维持在1400万吨的水平[2]。
存在问题：未形成可靠的捕捞统计制度。目前我国尚缺乏专门针对捕捞数据统计的立法，主要依靠传统的报表统计法，统计指标主要是宏观数据，侧重于产量。而像一些基本数据如具体的作业天数、船位、捕捞努力量、实时渔获量等统计缺乏，导致统计数据为分析捕捞生产和渔业资源状况提供不了特别有效的依据。而且我国没有数据监督与核实制度，导致无法确保我国渔业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3]，也让我国的捕捞统计数据不能够成为渔业资源评估和管理决策的依据，从而无法支撑渔业监督执法。因此，鉴于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性、约束性，我国渔业保护管理实际上还是缺乏捕捞产出控制。
4 对中国海洋渔业保护管理制度的建议
4.1 改进现有的捕捞许可制度
首先应在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明晰的捕捞权制度，切实保护渔民的权力，保护渔业资源。否则渔业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其资源共享性的特点容易导致恶性竞争，最终产生“公地的悲剧”式结局。其次，还需要更加科学细致地对捕捞许可证进行分类，并在许可证上规定总的渔获量，预防因此产生额外的捕捞努力量。最后我们可以结合实际，通过试点实施可流转的捕捞许可证制度，在试点实施期间针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总结、改进，希望能让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来帮助我国实现渔业的现代化及捕捞权人进人或者退出渔业。但因为垄断、经济的负外部性等原因也许会造成市场失灵，所以应提前针对捕捞权的流转设置前置性的审批制度，以防因交易而造成捕捞权过分集中，而损害渔民利益[4]。
4.2 完善我国渔业保护主要管理制度的配套立法
我国渔业保护主要管理制度的配套立法一直都做的不好，其中有些配套立法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管理状况，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设置相应的配套立法。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渔业保护管理部门应与时俱进的改进那些落后的配套立法，比如更新《渔业法》的配套实施细则。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发达渔业国家的经验，尽快完善中国目前渔业保护主要管理制度的配套立法，使各项制度措施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切实对我国的渔业保护管理起到应有的作用。
4.3 针对“三无”渔船的综合治理
首先用正确的舆论作为引导，合理制定网络舆论的应对预案，用正确的舆论使广大民众都了解到“三无”渔船对海洋资源、环境及社会的稳定所带来的危害。
其次要发挥海防监控系统的作用，加强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海防基础设施，海事、海关等部门对监管水域进行监控，掌握“三无”渔船的流动情况，各部门之间应进行信息交流，做好实行资源的共享，联合执法加以取缔，更好地发挥监控系统的作用。[5]
4.4 建立可靠的捕捞统计制度，严格渔获量的统计
成立一支高效、专业的统计队伍，改革现有的依靠传统的报表统计法，通过捕捞日志、渔船信息传输系统、上岸的渔获量登记等方式，将渔业生产者船位、捕捞努力量、具体的作业天数、实时渔获量等基本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同时建立起数据监督和核实制度，相关的一些数据，尤其是渔获量数据要细分到各渔村和渔业公司，对于大型渔船的渔获量数据进行单独的统计。这一过程至少要持续三至五年，通过每年的实际实施效果对数据加以调整，终会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渔获量数据，统计出来的渔获量数据与将来实施捕捞限额制度时各自配额持有量息息相关，也可以为我国实施的捕捞限额制度提供科学的依据[6]。
4.5 贯彻落实捕捞限额制度
结合目前我国渔业生产的现状及各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我国的海洋渔业保护实施的捕捞限额管理制度可以采用如下模式[7]。该模式的基本思路为：在国家确定总可捕量后，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分为黄渤海区、东海区和黄海区的可捕量，再让各自海区结合自己当地渔业的实际情况，将海区的总可捕量配额向下分成个别市县的配额及商业捕捞配额。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让有条件的一些市县将自身所得的配额再细分成为个别渔村可捕量和总休闲渔业可捕量；而针对总商业可捕量和总休闲渔业可捕量，政府可以通过竞拍的方式确定归属权，并且规定这些配额是可以进行流转的。最终可形成三种可转让配额制度，分别是个别渔村可转让配额、个别商业可转让配额和个别休闲渔业公司配额。
5 结语
我国的渔业保护管理制度建设起步较晚，政策实施效果也不明显，这对我国在目前该如何科学、合理的维持和保护渔业资源更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我国现在在建设海洋强国，就必须让海洋渔业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进而逐步走上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但是任何的渔业保护管理制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需要在不断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调整或者改变当前的一些渔业保护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程家骅，张秋华，李圣法等.东黄海渔业资源利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唐议，邹伟红，胡振明.基于统计数据的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及管理分析[J].资源科学，2009（6）：1061-1068.
[3]高宏泉.从近二十年数据谈渔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J].中国渔业经济，2005（2）：30-31.
[4]刘新山，杨子江，刘聪.论捕捞业法律制度和政策问题[J].中国渔业经济，2011，（6）：22-29.
[5]何立居.“三无”船舶综合治理对策研究[J].广州航海学院学报，2014（1）：1-4.
[6]慕永通.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