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毕业赠言范文
时间：2023-03-21 05:04:02
研究生毕业赠言范文第1篇
【2017大学毕业典礼活动方案一】
一、活动主题：
温馨 感动 希望
二、活动时间：
2017年6月27日上午
三、前期准备：
1.2017年毕业典礼方案征集。上交时间：2017-6-20前，上交方式通过QQ直接传给xx老师。
2.每班制作1块班级展牌，内容是本班三年内活动、学生、荣誉展示。将图片和文字用WORD编辑，完成后通过QQ直接传给xx老师，以班级名命名，6.23日前完成，学校统一制作。(各班班主任负责、德育研究中心统筹)
3.学校展板8-10块，内容：学校荣誉、本届学生三年校园生活回眸，师生学生活动剪影6.25日前完成。(党政服务中心)
4.提前通知毕业生7:30到校，学生自行车统一停放在校门外，沿着校园围墙放。(九年级班主任)
5.邀请家长观摩，每班至少15名，要保证到会率(九年级班主任)
6.安排家长的车辆统一停放在校园外或篮球场，车辆进出一律从篮球场的西门进出(后勤保障中心、保安)
7.每班准备一本班级留念册(德育研究中心)
8.提醒学生可带相机、礼物留念等 (九年级班主任)
9.活动方案 (德育研究中心草拟，校长室审核)
10.九年级相关会议组织：徐子健、姚志胜、蒋玲
(1)班主任会议：时间：6月18日，数学考试进场后，地点：图书馆一楼东阶
(2)班长、团支书会议：时间：中考最后一场结束后，地点：图书馆一楼东阶
11.八年级各班邀请10-15名学生观摩，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八年级班主任)
四、具体分工：
1.策划：校长室、德育研究中心、团委
2.活动总负责：蔡君、王笃生、叶纪元
负责教师：A部：姚志胜、姚毅，B部：徐子健、蒋玲
负责学生：A部：李宗泽、姚炆邑、杨润等，B部：杨冬宁等
3.宣传组：党政服务中心
视频制作组：统筹：
学校视屏制作： 、各班班主任(上交材料)
班级电子相册制作：各班主任、各班学生
展板制作组：统筹：xx;材料收集：xx
4.舞台设计：xx
5.舞台搭建、联络，会场桌凳：王笃生、后勤保障中心(奚松和、潘小金)
6.走道布置：10点前，铺设校门口的红地毯(后勤保障中心)，摆放好学校、班级展板、搭建毕业门(王笃生、黄厚昌、全体行政)
7.主持人培训：xx
主持人：xx
8.音响监督：xx
9.演出节目准备、催场：音乐组：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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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音乐汇总：xx(下载汇总全部音乐，包括国歌)
11.会场的座位安排、进退场的组织：张有成、刘贤华、全体体育教师
12.学生代表、家长代表联络：王笃生、徐子健
13.新校旗、班旗、签字笔准备：姚毅、何纪斌
14.毕业证打包：年级管理中心(以班级为单位，每班一捆，注意美观)
15.礼仪培训：xx
16.校园音乐播放：潘小金
17.摄像：周文、郭红杰
18.全程拍照：潘大红、兰云、梁爽
19.校园新闻拟写上传：党政服务中心
20.舞台统筹：徐子健
五、活动安排：(暂定)
模块一：学校整体活动安排(拟8:00-9:00)。地点：大操场
(一)成长见证欢呼，我们毕业啦!
1.宣布毕业典礼开始，升国旗奏国歌(主持人)
2.七、八年级学生送别节目(待定)
3.宣读毕业生名单(叶纪元)
4校长室成员颁发毕业证书(李强、蔡君)
5.学生代表发言,讲述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待定)
6.学生文艺节目：小品(九12)、歌曲(九19)(音乐组)
(二)感恩师长
1.老师代表发言,学生代表师生间的感人故事
2.学生代表向教师代表(班主任)献花
3.学生文娱节目：诗朗诵(九5)、舞蹈(九20)
4.家长代表发言,学生讲述父母的爱
5.主持人带领全场学生演唱歌曲《感恩的心》
(三)殷切希望
1.学生文艺节目：歌曲(九13)、访谈(九14)
2.校长致辞(李强)
3.李强校长为优秀学生颁奖
4.教师代表为学生送上祝福并献歌一首
5.各班毕业生代表在校旗上签名留念
6.结束语，各班回班举行班级毕业典礼
7.回班途中参观学校展牌,浏览校园并留影
模块二：班级欢聚相亲相爱一家人(拟9:30-10:10)。地点：各班教室
1.各班签写青春纪念册,在班旗上签名留念(6月27日早晨到校后到德育研究中心2领取纪念册、毕业照)
2.师生欢聚，临别赠言(学生代表邀请各科任教师进班)
3.发放毕业证书、毕业照
4.卫生打扫，教室整理、关锁门窗
【2017大学毕业典礼活动方案二】
一、毕业典礼的时间、地点、参加对象和证书发放方式
时间： 6月24日(星期三)上午9：3011：40
下午14：0 017：30
地点：
参加对象：中外硕士博士毕业生、本科毕业生;校领导;院系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教师代表;毕业生亲友，使馆来宾;新闻记者和工作人员。毕业典礼活动策划方案
证书发放方式：毕业生的证书由校领导和教授代表一一发放。
二、部门职责分工
各教学单位：填写学位证书、毕业证书。
提供毕业生人数、姓名、优秀毕业生人数、姓名、留学生国别统计情况等相关数据。(6月23日上午9：00点前报电子版和打印稿)
组织学生按时领取和退还学位服。
组织安排相关人员及毕业生照毕业合影。(6月24日上午)
组织学生入场、安排学生就座、领取证书。
安排主席台就座和颁发证书的学院领导或教授。(6月19日上午报)
确定发言的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6月19日上午报)
邀请、组织教师代表参加典礼。
要求学生领取证书后回原位就座。
为电教中心提供典礼开始前的照片、文字等资料。
维持会场秩序。
国交处具体负责泰国分校毕业生的相关工作。
党政办 ： 安排并通知校领导参加毕业合影、毕业典礼活动。
安排主席台就座和分发证书的校领导、嘉宾(6月19日上午报)。
准备校领导讲话稿。
领取和交还校领导的学位服。
宣传部： 邀请并接待记者采访，发新闻稿件2017年大学毕业典礼活动策划方案2017年大学毕业典礼活动策划方案。
毕业典礼前一周负责通知学校广播站每天播放一次校歌。
团 委： 毕业典礼当天负责安排礼仪小姐在主席台服务，上、下午各6人。
教务处： 负责毕业典礼的方案制定及组织工作。
摆放教一楼209主席台前毕业生所在国国旗。
制作悬挂会场内外的横幅。
制作主席台就坐人员、嘉宾等的台签。
准备本届毕业生情况文稿。
领取和交还主席台颁发证书的教授的学位服。
购买、摆放矿泉水。
研究生部：指导相关单位填写学位证书。
具体负责研究生典礼分场的相关工作，包括：确定分会场主席台上颁发证书的教授名单(6月19日上午报); 确定发言的导师代表和毕业生代表;组织学生入场、安排学生就座和接受证书的顺序;邀请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代表参加典礼;组织博士毕业生领取学位服、参加毕业典礼和照毕业合影。
邀请使馆等机构的人员参加典礼。
接待毕业留学生家长。
提供外国毕业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在国国旗。(6月23日交)
学生处： 指导相关单位填写毕业证书。
负责接待中国学生家长。
保卫处： 划定汽车停车位及自行车停放区域。
毕业典礼当天派10名保安人员着便装协助维持会场秩序(上、下午各5名)。
负责会场的消防安全。
派保安协助悬挂横幅。
后勤管理处：负责摆放主持台及会场的鲜花。
协助布置典礼会场(准备台布)。
提前检修会场电路及灯光，当天派电工保证会场供电。
学院领取和交还学位服时提供电瓶车服务。
照相当天准备15把椅子。
资产管理处：负责发放和收回学位服。
准备泰国分校毕业生可能要购买的学位服。
电教中心： 录像、照像，照毕业合影(详见 时间安排)。
提供会场多媒体服务(毕业生所在单位须提供相应的照片、文字等资料)。
准备典礼开始前播放的轻音乐，发证书时播放的进行曲，毕业典礼结束时播放友谊地久天长。
三、毕业典礼程序
(一)中国本科生毕业典礼程序
主持人：学院院长
1、宣布毕业典礼开始
2、介绍校领导、重要来宾和本届毕业生情况(约5分钟)
3、校领导讲话(不超过6分钟)
4、教师代表讲话(不超过5分钟)
5、毕业生代表发言(不超过5分钟)
6、颁发优秀毕业生和服务基层毕业生证书
7、颁发学位证书、毕业证书
8、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中宣布毕业典礼结束2017年大学毕业典礼活动策划方案讲话致辞。
(二)外国本科生毕业典礼程序(约60分钟)
主持人：汉语学院院长
1、宣布毕业典礼开始(14：00)
2、介绍校领导、重要来宾和本届毕业生情况(约5分钟)
3、校领导讲话(不超过6分钟)
4、教师代表讲话(不超过5分钟)
5、毕业生代表发言(不超过5分钟)
6、颁发优秀毕业生证书
7、颁发学位证书、毕业证书
8、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中宣布毕业典礼结束。
(三)中外研究生毕业典礼
主持人：研究生部副主任张华副教授
1、 宣布毕业典礼开始(16：2 0)
2、 介绍校领导、重要来宾和本届毕业生情况(约5分钟)
3、 校领导讲话(不超过6分钟)
4、 导师代表讲话(不超过5分钟)
5、 毕业生代表发言(不超过5分钟)
6、 颁发学位证书、毕业证书
研究生毕业赠言范文第2篇
记者（以下简称“记”）：胡老师您好，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在您求学的过程中，哪些老师对您产生很大的影响？
胡旭晟（以下简称“胡”）：您好，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时有几个教法制史的老师，这些老师对我的学习尤其对学中国法制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制史方向有三个老师，教古代部分是的张晋藩老师，教近代部分的是曾宪义老师，教根据地方向的是范民新老师，这些老师的课我都很喜欢，而且我自己也喜欢历史。其中张老师和曾老师讲课都非常好，曾老师则非常有风度，他们精彩的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学习法制史就是和这几个老师有很大的关系。而人大和北大的风格完全不同，人大的老师基本功很扎实，北大的老师思想活跃。人大给我的训练很严格，它的风格对我也有很大熏陶，要严谨治学，板凳须坐十年冷。我的几个老师就说过做法制史和部门法不一样，法制史没有五年以上是不能出成果的，这是老师们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还有就是要我多练笔，文章的写作能力只有反复磨炼才能提高。其次就是我读研究生时期梁治平老师给我很大的影响，他和我哥哥是同学，也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我还是习惯称他为“梁老师”，后来通过我哥哥认识他了。还记得梁治平1985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是答辩秘书，他的硕士论文当时给我很大的启发，是一种不同的视角和宽广的思维，这对我以后的影响也很大。他当时毕业留校，留校后就发文章，我就开始读，他文笔很老到，流畅、华丽、活泼，很吸引人，我非常喜欢读他的文章，学界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梁治平是一个老先生。但是一些老先生们不是很喜欢，说他写的文章不精炼。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喜欢。其中他的文风对我影响很大，以致后来我开始模仿他的风格，我本科毕业时就模仿他写了一篇文章，与梁治平的文风很像。所以可以说他对我文风的形成影响很大。还有梁治平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研究思路和视野是一种文化研究、文化解释，从多学科角度来研究法制史，我后来就进行解释性的法史学研究。在写硕士论文时是梁老师的思路启发了我，法史注重考据，当时我的功力不够，所以就学习梁治平的思维，进行解释性的分析。
记：大学四年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事情呢？
胡：第一个事情就是人大的期末考试。当时人大的期末考试有一个风格，就是后面的试题侧重考大题目，共有五六十分，而我们当时就喜欢套题目，把要考的大题目提前从老师嘴里套出来，提前进行准备。记得那个时候考试前一个星期老师会来辅导，我们的行动就是套题，对付老师，把大题目套出来，我们那时已经很有经验了，基本上每门课等老师来辅导后都能套出大题目。可是只有两位老师的试题没有套出来，一个是诉讼法的老师江伟，他和我们约好了，来了倒上一杯水，然后他就一直讲，我们不能插话，等他重新讲一遍上过的内容后就走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后来我们就说这些教诉讼法的老师太厉害了，我们对付不了。其他老师的题目基本上都能套出来，套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其实就是写一篇论文。所以当时每次考试就是写一篇论文，很辛苦，考试时就完全凭记忆写出来。这其中对锻炼我们的写作能力有很大的好处，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记得当时国际法的一个考试，我就考到了高分。
记：您研究生毕业去了湘潭大学，当时您是怎么选择的？在湘潭大学时都有些什么经历呢？
胡：当时本科毕业之后要求是有一个学生留校，当时我们三个人，一个师兄去了教育部，赵晓耕也已经找好学校。那时正是渴望自由的年龄，留在人大就不会有太大的自由空间，而我不想在这么严格的环境下进行学术研究。另一个就是人大的分科很严格，不能跨方向去研究，我很喜欢思想史，但是在人大只能教制度史，也只能做中国法制史，这样对我的局限就很大，和我的兴趣不能统一，我就不想留在人大。我和赵晓耕说，你是大师兄，按照规矩是大师兄留守，所以最后赵晓耕留校了。而我去了湘潭大学，当时正好湘潭大学需要老师，人事处的干部又碰巧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就找我去湘潭大学。
不过我也怕湘潭大学像人大那么严格，所以当时问了湘潭大学，要不要审查我的教案，教课自由不自由，能不能教外国法制史和思想史内容，回复是教案不审查，教课和教学内容都很自由。我听后觉得这样很好，就决定去湘潭大学。
在湘潭大学上课很舒服，也很自由，学生们也很喜欢，我去了湘潭大学总搞教学比赛，我基本上都是前两名的，我当时年轻，所以讲得很有激情，讲课的效果都很不错，甚至还有学生去我寝室问我：“您不觉得您讲的课很好吗？”这种学生用反问句来问老师，我觉得很有趣。我还记得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宪义老师给我的临别赠言：“一定要站稳讲台”，所以去了湘潭大学就努力把课讲好。在湘潭大学也是继续练笔，这是当时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着。写完了也不马上发表，放上几个月，然后再看，进行再斟酌。我在读一个伦理学著作时，记得有一个伦理学学者说：“在学术上，一篇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同行的评论就去发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毕业之后在湘潭大学写的论文都是给每个老师看，经过大家提出意见后再去发表的，这是我在论文写作中的一个体会。
“我作为一个学者，用自己特有的专业优势进入政治领域以后才能发挥作用。作为法学学者，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能够有独到的作用，可以代表一种声音。现在重视专家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记：您在1997年当选为湖南省人大常委，这段经历您有什么体会？
胡：1997年，我进入省人大常委，当时比较有激情，经世致用的文化也在，在省人大做了一件事情。比如移民款质询案，移民局挪用移民款1000万元，移民款是专款专用的，有法律规定。开会时政府提得比较模糊，被我们注意到了。我们几个常委决定查查看，回来写了个质询案。端午节那天，按照常委会的规定本应该闭会，大家回去过节，当时正好我们提出这个质询案，是十几个常委联合提出来的，所以经过讨论决定延长会期，这是人大会议历史上第一次延续会期，在端午节当天开会。最后处理的结果比较令人满意，当时分管这件事的常务副省长做了检讨，移民局也有几个人被撤了职，还有几个人被判了刑。这件事后来在《南方周末》整版报道。这件事既提高了人大的地位，也提高了法学家作为常委的地位。总的来说，作为一名学者在常委这几年是比较成功的。后来就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兼致公党组委。
记：那么，在您看来，学者和官员有什么不同呢？
胡：作为学者和官员，两者规则不同。学者要弘扬个性，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学者可以自由发挥，写各种不同的文章。官员要寻找共性，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作为官员，如果你的思想大家不接受，那么具体实行就行不通。总的来说就是要把共性发挥到极致。学者和官员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语言表达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两者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学者看到问题不满就可以直接提出来，但是官员却不能随便说出口，包括以前我们不理解的官方文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不是官员不明白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在官员来看，提升群众的信心更重要，尤其是国家发展困难时期，就像温总理讲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作为领导鼓劲最重要，如果把现状说得一塌糊涂，下属怎么去努力？这样会打击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我们学者出身的官员，比一般官员更较真，比较严谨和认真，个性强些，原则性多些，灵活性稍显不够。
记：您觉得从政对学术有什么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您可以谈谈吗？
胡：做学术和从政是两种不同的规则，从政对我个人研究的影响是：第一，变得比以前保守了，至少在许多学者看来是保守的。做学者时进行研究，可以按照理想状态，理想是怎样就可以怎样去做、去说；从政不一样，是操作，重视现实层面和利益平衡，政治问题要全面兼顾，考虑问题会多些。政治学界认为学者带有书生气，例如学者考虑一个问题，主要是抓住漏洞和缺点；而从政更多考虑现实意义，考虑面对的困难。第二，是更加注重操作性，执行过程中怎么实施、怎么达到目的、有多少反对意见，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我在致公党分管参政议政的时候，有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调研课题，报告要向省里汇报，调研报告都是学者做，但调研报告和学术文章是不一样的，学者们写的调研报告有时被我们批判得很狼狈，主要原因是写得太理想化，脱离现实，理论太多而没有实际做法，可操作性很差。我们的要求是问题是什么，怎么办，就这两个部分，其他的理论不用多讲。我们省委参政议政委员会专家们都是各个大学的教授，开始都很不适应，后来都知道了规则，我们开会时也会客观地进行评价和批评。包括我去讲课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我在讲课时对现实的理解也不一样了，原来只是批评，现在批评还是会有的，该批评的要批评，但是也多了理解。我会和大家讲，为什么官员会这么做，怎样考虑，这是学者没有考虑到的，而官员必须考虑的事情，学者即使考虑到这些也不会重视，但是官员必须要重视。
“中国处于转型时期，法制建设在建设之中，需要更多高水平的法学学者，也需要从理论与实践搭桥的群体，可以说这些人会需要得更多些。”
记：您以您的经历或者站在您的角度，觉得现在的学者应该怎样做？
胡：我希望如今的学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维持比较好的平衡，过去的学者理想更多些，尤其是年轻学者。当然，在把握度这个方面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我也不希望学者丧失这些理想，有些官员也不希望学者这样。
记：您现今所从事的专业，其兴趣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胡：本科时期，那个时候几个教法制史的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自己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以后做学问，研究法制史，以后一定也要考硕士、考博士。
记：您对您所从事的专业，有什么基本的学术观点呢？
胡：对于学术观点，主要有三方面：
一、法律（史）的世界包括现象、根源和意义三个世界；现象的世界需要描述，根源的世界需要追究，意义的世界需要探求。因此，法（史）学不应当仅仅是描述性研究（或法史学的考据式研究），而应当是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并举；法（史）学研究的宏观范式应当是“现象描述根源追究意义探求”。
二、“法律文化”既是一种对象和论域，更是一种立场和方法；客观存在的对象与主观建构的论域相复合构成“法律文化”的实体性概念，新颖独特的学术立场和开放多元的研究方法相统一构成“法律文化”的操作性概念。作为立场的法律文化要求我们将所有法律都视为人类自身的生活经验，并对它们抱持同情的理解、合理的相对主义态度和整体性的考察与开放的心态；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则要求打破狭窄的学科视域，积极吸收和运用其他学科的前沿成果和研究方法。
三、法律天然地具有一种道德属性，法律与道德间的关联绝不仅仅是外在的、偶然的，就其根本而言是内在的、必然的，法律是伦理的造诣。因此，以其功能而言，法是伦理的实体化机制，即法律是道德的操作机制、强化机制和纠错机制；就其历史而言，人类法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社会的伦理道德不断法律化，而这种法律化本身又不断形式化、合理化的过程。
记：在各种法学研究方法中，您最欣赏哪一种呢？
胡：解释性的方法，我有一篇论文就是写描述性法史学和解释性的法史学。
记：您的专业中，还有哪些发展空间，有什么障碍？
胡：我的治学精神是够的，但我的障碍主要在外语学习这块，学中国法制史后就耽误了外语。我的中文已经形成了悟性，但是外语却没有那样的悟性。第二个障碍，是从小学到本科的知识积累不够，当时讲的都是国家与法的理论，对知识积累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记：最后，能否请您给我们年轻学子提几点希望。
研究生毕业赠言范文第3篇
一日，与三五朋友一起看电视直播的一场足球赛，中国队与一个亚洲队交锋。那支亚洲队，水平很一般，吾以为中国队再不济，也不至于不敌它。不料，结果大失所望，中国队惨败。众人叹息不已，议论纷纷。“看中国队踢球真窝火！”“中国队太自满了！”“太缺乏自信了！”
吾不懂足球，看得也不多，对大家的议论不得要领。吾问道：“何为太自满？”一友答曰：“自以为了不起，没把对手放在眼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焉能不败！”“何为缺乏自信？”另一友答道：“见了对手就腿发软，总以为自己不行，该抢的不抢，该拼的不敢拼，不败才怪呢！”吾实在外行，断不了谁的评论更中肯。不过，这番议论在吾头脑中引起了一个疑向：“总以为自己不行”是缺乏自信，那就应该“总以为自己行”咯？如此岂不成了自满？两个吾自觉清楚的概念，变得模糊起来：自满与自信同邪、异邪？
吾以为，自信与自满这两个概念，都含有自我感觉好、以为自己行、我在人先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有相同、起码有交叉之处。但吾同时以为，二者有诸多不同之处。
其一，进与停迥异。自信者，不甘落后，或者欲争先矣。一运动员自信，是相信自己能战胜对手，获得好成绩；一指挥员自信，是坚信自己的军队能克敌制胜；一学生自信，是相信自己的成绩不会落于人后；对人生自信，自信人生三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总之，自信，乃欲有所作为，是“进取”者的心态。自满则不然。自满者，以为现有的学问、功夫、手段已足矣，不必再有他求。一运动员自满，以为拿下对手不费吹灰之力，可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一指挥员自满，以为凭自己的力量，对手不堪一击，无需费力运筹帷幄、秣马厉兵；一学生自满，以为自己已经不错了，不妨潇洒自在一番；人生自满，“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足矣……总之，自满，是停步不前者的心态。进取与停步，自信与自满之异显然。
其二，自觉与盲目不同。自信，大多是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思考而建立的。运动员的自信，是详细了解对手的方方面面，分析自己的长长短短，权衡种种主客观条件，自觉形成的。一个军事指挥员自信的建立，须知彼知己，了解双方的兵力、装备、部署，了解部队的战斗力，指挥员的能力、水平、甚至个性，及时准确地侦知敌方动态，认真权衡天时、地利、人和。自觉性是很高的。自信者并非认为自己十全十美，毫无不足之处。自信者清醒地了解己之短处，只不过将双方的长短作一番认真的比较之后，相信自己在总体上可以胜过对方。自满则不同，多是凭一种主观感觉、或模模糊糊的判断、一时的得失形成的。一个学生自满，常常是自己觉得天资过人，或考了几次好成绩，或受到老师、家长的赞扬，全未经过认真、全面的思考比较。一个人在工作上自满，往往是只看得见自己做的事，全不见他人的功绩、过人之处，或者把众人的成绩算在自己身上；只记得过五关斩六将，全忘了走麦城。自满者一般认为自己哪方面都好。有人戏曰：自满者的毛病是没毛病，缺点是无缺点。此言于自满者颇生动传神。可见，自满多是盲目的。有少数的自信也带有盲目性。不过吾以为，盲目的自信与自满无异了。
其三，结果大不相同。自信，会坚定必胜的信心，激发旺盛的斗志，产生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此，起码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准，甚至超常发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年，中国女排摘取三连冠，曾经从只差一分就会失败的险境中奋起反败为胜，除了高超的球艺，难道没有必胜信念和由此产生的顽强拼搏精神的作用吗？自信直接关系成败，古人早就看到了。记得，战国时秦国那位大力推进变法的商秧就说过“疑行无成”。对自己的行动没有信心、犹豫不决，是不会取得成果的。这一点，也为无数事实所证明。自满，则完全不同了。自满，会固步自封而无所追求，认为已经不错而产生松劲懈怠情绪，以为对手不堪一击而麻痹轻敌，企图侥幸取胜而无艰苦奋战的准备。如此，无论与敌对阵，还是做一件事情，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由是显而易见，自信不可无，自满不可有。这个道理，不知者寡矣。然而，不少人、经常包括吾在内，明知自信不可无而缺乏信心，明知自满不可有而自负。这是为何？吾曾为此几番思过，虽未大彻大悟，倒也少有想法。
缺乏自信原因多多，以吾之经历和感受而言，有几点甚是重要。
首先，对他人与己之长短缺乏具体、中肯的分析，高估了他人，低估了自己。当年，吾上中学之时，流传着一种说法：知识分子的孩子聪明，体力劳动者的孩子是粗麻袋片---绣不出细花来。看看身边，成绩优异的，确多为读书人的后代。吾曾一度因此认为天资不如人，学习上缺乏自信。后来，经过吾与几个小伙伴的了解观察，发现事情并不像想的那样。知识分子的孩子与吾等成绩相差，乃因为：他们不做家务，吾等家务活繁重，他们的学习时间比吾等多；他们经济条件好，可以买书，而吾等常为衣食发愁，除了课本，别无他书可读；他们的父母可以辅导功课，而吾等父母目不识丁。认识了自己并非比人笨，于是有了自信，学习时间少，少玩、少睡补上；书少，到图书馆借，到新华书店里读；父母不识字，就同学间能者为师，互相取长补短。几年下来，吾等几个小伙伴都进入了优等生行列。这使吾明白，自信来自对他人和自己长短的正确分析。
其次，太强调客观条件，而未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客观条件，是行动和做成一件事情的基础，是不可忽缺的。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不能再干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蠢事。但是，缺乏自信者，往往不是忽视了客观条件，而是相反。吾之所见，凡强调一事做不成、缺乏自信者，列客观原因多，而较少分析主观能动性是否充分发挥。一长者曾告诚吾：遇事要尽全力为之。尽力而事未成，不必怨天尤人，非不为矣，力所不及矣；本来尽力可成之事而未尽力而为，那倒是应该悔恨的。此训使吾受益非浅。即使客观条件具备，主观上不努力，缺乏自信，事情仍然办不成。许多人客观条件差不多，而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何也？有无自信、主观努力如何使之然也。
第三，缺乏成功的体验。做事总失败，或者虽无所谓失败，却没有过成功的体验，是缺乏自信的重要原因。而成功、特别是比较重大的成功，可以扫除自卑心理，建立起自信。记得当年吾刚入大学时，见其他同学，大多衣冠楚楚，谈吐不凡，不少来自大城市。而吾呢，身着母亲缝制的粗布衣衫，打着赤脚，来自穷乡僻壤的山间小镇，操着土气十足的方言。相较之下，自觉形秽。于是，话不敢说，举手投足小心翼翼，遇事总觉得自己不行。一年过去，年终考试成绩公布了。全班五个人全优，吾是其中之一，大出所料。高兴之余，吾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低一等，只要努力，同样可以学好。自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然，成功可以使人建立自信，成功也可以使人产生自满，尤其是接二连三的成功，更容易使人自满。这全在人的把握了。
至于自满产生的原因，可能更多了。谈及这方面的书籍，汗牛充栋。不过，有一点吾体会颇深。产生自满的原因之一，是读书太少。吾研究生毕业时，老师有一段临别赠言。赠言中说：当你们感到自满的时侯，就到图书馆去看看，看看若多图书，你读过几本！岁月沧桑，昔日的小伙子今已白发老翁。可老师的这段话，不仅未随岁月淡化，在吾头脑中的印象反而越来越深。几十年来，吾也读过些书，做过一些事。虽然谈不上什么学问，但自觉有点知识。可每当吾静下心来读点书时，总发现这里不明白，那里不清楚，需要再去查阅别的书，或者请教他人。大多时候，问题越问越多。吾常感慨，合上书时似乎都懂，翻开书又似乎什么都不懂了。吾以为，只要总读书，是很难自满的。
研究生毕业赠言范文第4篇
近年来，政府在战略布局上，将核电作为东南沿海重点发展的能源支柱。福建省现有两座核电站共十个反应堆在建，直接投资超过千亿元，另有多个厂址储备，并在筹划建设下一代快堆的商业示范，与海峡对岸的四座核电站共八台机组，正在形成中国乃至世界新一轮核能大发展的重心。但是，不得不承认，核能研发和教学机构与能力在海西几乎是空白。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因此部署组建团队和平台，研发核能技术和培养专业人才，获得福建省和国内外核电企业、研发机构和高校的大力支持。
回报祖国致力寻找核能顶级奥秘
科研理念在学习中成熟
2008年11月，李宁作为优秀人才引进，担任了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在受到厦门大学的邀请之前，李宁一直在美国与顶尖高校和实验室合作进行研究。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在被问及原因时，李宁说，他希望能够在能源发展领域“想大事、做大事、成大事”，厦大将能源研究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正好契合他的要求。厦大对人才引进的重视和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核能人才在福建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用武之地”是促使李宁选择厦大的决定性因素。
在十多年的民用核能研发过程中，李宁以积极学习，不断开拓的精神，涉猎了解决战略性重大问题需要的多个领域。从具体实验研究测试，很快发展到参与美国能源部重大民用核能项目的指南规划，与多所著名高校和国际尖端研发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
回头来看，李宁在核能低迷的时期，看清了它的战略发展价值，从以为主的基础研究转向解决实际应用的工程技术问题。他在这一重要跨学科领域多有建树，并建立了忘好的国际声誉和最高层的广泛人脉。这样一个转型的决策和成效也得到了外界的认可。2006年，李宁荣获美国亚裔工程师年度奖。
李宁这些年的研发集中于解决核能在更大规模应用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特别是核燃料循环与先进核能系统的问题。基于他坚实的物理数学基础，他对很多工程技术问题从科学原理角度出发寻找突破，在解决项目问题同时系统性地发展理论基础。随着经验与见识的积累，他对能源体系发展的规律产生浓厚兴趣，开始以物理研究的方法结合非线性动力系统研究的成果进行探索。
李宁从基础研究阶段基本以独立工作加小范围合作的模式，逐渐演变发展成了规划、开发和管理项目，组织、领导和培养各类人才。设计、建造和运行综合开发平台的运作方式。同时。对多方位重大项目的思考、规划和执行，也培养了他在战略层次上看发展方向与趋势，寻找与解决关键问题的眼光和胆略。在实践中他形成了以解决重大需求问题为目的开展研究，不受学科分类限制，不追求热门课题，不回避冷门风险的风格。
先进核能及相关领域技术成就
李宁的核能技术研发生涯起步于率先全球开展的加速器驱动核嬗变技术。从1996年起，李宁开始介入并过渡到负责高功率中子散射靶在加速器驱动系统中的开发与应用。在总体领导协调中子物理、流体传输等工作外，直接领导参与了其中最关键的液态金属冷却液技术和材料的研发。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李宁参与了第四代核能系统和先进燃料循环等重大技术开发项目，获得许多成果，包括：
(1)系统地从热力学和反应动力学的角度阐明了用控氧浓度来防止铅铋合金对结构材料的腐蚀及受固态氧化物污染的机制，为开发使用铅铋合金作先进核能系统冷却液及高功率中子散射靶应用打下基础。
(2)领导发展了将表面反应、传质(腐蚀)与流体传输扩散以第一性原理直接系统地结合应用的模型，系统性地解释了许多流动循环系统中腐蚀与析出分布及演化现象，动态与静态测试的区别，及整体流场与温度分布对局部现象的影响。
(3)参与设计、分析、制造和测试世界第一个兆瓦级电磁泵驱动的重液态金属高功率中子散射实验靶。
(4)首先以DELTA大型设施实验结果系统表征氧浓度对铅铋合金传热的影响。
(5)指导开发并运行了用离子辐射和腐蚀同期原位测试的实验装置。
(6)指导、组织综合应用先进材料测试技术对腐蚀样品进行归纳、微米尺度结构和传输特性的多种表征分析。
通过以上工作和广泛的国际合作，李宁在液态金属核冷却液技术和材料的理论、实验方面作出很多系统、深入和独创的贡献，成为国际公认的重液态金属核冷却技术和材料专家和领域带头人之一，并且对先进核能技术和系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服务海西 引进新核能技术
担任院长近两年，教学、人事、发展规划……几乎每一样工作都需要李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此前，厦大在能源研究方面局限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在核能方面则是一片空白。李宁的到来，让厦大能源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厦大能源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包括先进核能、化学能源和储能、生物能、太阳能、能效工程和能源经济。
鲜为人知的是，李宁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中国的能源顾问。一年多前，李宁将盖茨投资开发的先进核能技术引进中国，即一种名为“行波式核反应堆”的新核能技术。李宁所带领的厦大团队正在从事这一新一代核能技术的研究。
“行波堆”的物理概念源于上世纪中，陆续有些相关学术性研究。随着研究验证的深入及其重大意义的逐步体现，美国“高智发明”公司的投资合伙人、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开始关注，并决定以此核能项目为基础成立第一个衍生公司“泰拉能源”，取义地球能源。盖茨成为其主要投资人和大股东，并积极深入参与技术评审和商业发展规划及执行。
“行波堆”路线不仅可以提前加速进入核能大规模可持续发展，推迟废物终极处置期限，同时还极大降低了核扩散风险。它可持续燃烧数十年不换料，将现有沉重废物负担转化成巨额经济价值，不需燃料后处理，有很大的经济性提升潜力。在核能发展路线上有可能避免重复已有数十年历史、复杂、昂贵、带有核扩散和环境污染风险的漫长路径，主动进入更为先进、符合时代特征和最大保护国家、人类、环境利益的跨越式创新途径。
作为引进行波堆技术的主要推动单位，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在国家能源局领导下全程参与发展建设中美合作，在技术交流、资源整合、辅助政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能源研究院成员多次组织、协助泰拉能源团队访问中国合作单位和政府部门，并通过学术交流、咨询报告等方式介绍行波堆技术和意义。能源研究院的工作得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研发机构的大力支持。福建省领导多次
对行波堆的合作开发做出重要批示。
行波堆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示范电站建设有望在中国全面展开。一旦商业化成功，将会在世界范围形成数千亿级的产业规模。对于参与技术开发、特别是通过工程示范全面掌握技术和工艺的地区和机构，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极其重大。
加强合作 搭建多方交流合作平台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9月，以国家能源科技重大需求和海峡西岸经济发展为导向，通过整合、引进、提高，建成我国一流的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于一体的新能源基地。能源研究院下设先进核能研究所、化学能源研究所、生物能源研究所、太阳能研究所和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并拟设能效工程中心。厦大能源研究院整合了一批从事能源研究的高水平专家队伍，包括3位院士、1位国家获得者、1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0多位教授。拥有核科学与工程、能源化学、光伏工程和能源经济等4个博士点。
李宁院长十分重视与国内外各研究机构与开发公司的交流合作。他认为，只有多方交流合作，才能促进能源研究院与国际接轨，融入新能源开发的主流，满足社会需求，与时俱进。从以下的选择介绍中，可以看出合作的广泛性和重要性。
2010年1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原子能科学院院长潘钦教授一行访问能源研究院。李宁院长向客人介绍了厦大能源研究院的发展详情，并组织能源研究院相关领域专家教授与其进行座谈。双方在前两次交流的基础上，就教学、科研合作等事宜进一步细化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的方案。初步拟定了《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新竹清华大学原子能科学院核能教育学生交流协议书》。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核能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2010年3月，牢广核核电新项目开发部总工程师陈全建访问能源研究院。4月，能源研究院邀请了Doosan HFContro忪司总裁徐国雄、台湾公元公司总裁黄建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段天英研究员等多位专家，与院领导和项目组成员共同探讨数字化仪控技术及多方合作的可能。6月，李宁院长陪同美国泰拉能源团队再次访问中国。
2010年12月，美国国会助手代表团一行7人到访能源研究院。代表团主要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重要议员的办公室主任组成。李宁向客人介绍了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的发展情况，美国国会助手代表与能源研究院相关领域教授分别就中、美两国在核能等新能源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交流，并与能源研究院教师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一年里，李宁教授应邀参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能源年会、美国核学会年会、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Game Changer”主题论坛、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创新核能系统”第三届大会、韩国“原子能和平与环境荣誉峰会”(SHAPE)、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40周年院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60周年学术讲座系列、上海光源“核材料”专题论坛、核电行业峰会等多项学术活动，并做主旨报告或主持分会。
应院长李宁教授的邀请，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副总马璐、重大项目办主任范霁红等一行于2010年6月18日在第八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现场与厦门大学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先进核能技术研发、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同时通过福建省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基地，共同促进福建省核电产业链的培育和发展。
2011年2月9日，在李宁院长的推动下，厦门大学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正式签署了全方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为福建省与中广核的战略合作提供技术支撑。
2011年新年伊始，能源研究院举办了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一海峡西岸峰会，是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系列的首场大型学术活动。三百余位来自各地和台湾的专家学者在听取大会主旨报告后，分别参加了先进核能、化学能源、生物能源、太阳能及能源金融五个分会，交流探讨新能源各行业的最前沿信息、行业动态和科研进展。
李宁院长计划通过3～5年的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造就一批在化学电源、核能技术、太阳能与风能、生物能源、能源经济、能效工程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和工程专家，建成为国内一流的新能源技术开发基地和产业化示范基地，为国家和地方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研究院提出“发展能源技术，共同改变世界”的理念，明确定位进行新能源技术发展和示范，集团队力量，做有影响力的事。
在2010年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李宁院长怀着对莘莘学子的殷切希望，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科技形势，对即将踏入社会的毕业生，送了一句赠言：终生学习，勇于创新。李宁院长也正是这么做的。祖国正在全面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阶段，正需要李宁院长这样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才。李宁院长回到祖国，研究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对加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培养下一代科技人才贡献了一己之力，为完成中国从赶超型国家到创新型国家的过渡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人物简介
研究生毕业赠言范文第5篇
正如许多人指责的,迄今为止,甘阳仍然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到目前为止,坊间流传的甘阳的作品中,成书的也只有1980年代翻译出版的《人论》、专栏文集《将错就错》、文集《通三统》和以他为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所写的长篇序言为主的《古今中西之争》。有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在世纪之交盖棺定论评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说,鲁迅一生连一个长篇作品都没有,故而算不得文学大师。若按这个标准,甘阳别说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大师,就是算不算得上一个学者,都很成问题。
甘阳却不然,他不仅对中国学术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甚而经常通过媒体访谈和演讲为其他人指点方向,而中国学术思想界对甘阳的这种指指点点却非常买账,即使是有所批评,却不能忽视甘阳的存在――在学术思想界,视若无睹是最大的蔑视,不独中国如此,全球亦然。换句话说,在如今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你可以不同意甘阳的观点,但却不能当甘阳不存在。甘阳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启蒙领袖出走
在甘阳这一代人中,甘阳无疑是一个佼佼者。几乎在1980年代以来的重大文化事件中,我们都能看见甘阳那富于激情与穿透力的文字闪烁其间,而且每每以“意见领袖”的角色出现。
1982年左右,“”后恢复招生的第一代研究生毕业,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在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断层之后,甘阳们无比茁壮地成长起来。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他们经历过被称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两件事之一的“无产阶级”。这一代人身上既有时代留给他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又有在时代培养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天然敏感。他们宣称,经历了二十八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在学术思想上“一穷二白”,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热中,影响力最大的被公认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影响至今未见衰弱的当属围绕“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领袖则毫无疑问的是甘阳。甘阳在2004年年底接受报纸采访时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国要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这个看起来似乎新颖的观点其实并不那么全新,早在二十年前,“文化中国”便已成为相当普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海外新儒家,而发展与实践者却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们。
如果我们今天查阅仍然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履历,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曾经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而这些人被汪晖称为“启蒙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相当多的人都曾与这个群体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更年轻的出生于1960年代的一代则是在这个群体的直接影响下接触与了解西方思想。可以认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共同体。在他们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里,潜在地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与西方接轨”、“打通中西文化”不过只是修辞,他们的真正意图在于让中国回到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来,不要再搞什么“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了。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他们重新扬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民主与科学,即以科学反对愚昧,以民主取代。
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启蒙运动”以文化运动始,却以1989年的政治运动终。在新启蒙运动结束之前的1988年,甘阳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的文章。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为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定下了基调。此后,整个19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努力论证的便是,在自由与民主之间,自由更重要,当自由与民主冲突时,宁可要自由;在变革与秩序之间,秩序更重要,宁可不要变革,也不能不要秩序。1990年代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与哈耶克成为精神偶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甘阳还着力地向大陆思想界绍述了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思想的区分,使之一度成为大陆思想界的基本概念,而伯林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今仍然余音袅袅。
1989年后,甘阳远走美国。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他在临走前给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临别赠言。但甘阳本人却并未加入这一洪流。
在19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私有化便成为势不可挡的普世真理。而作为时代的社队企业衍生品的乡镇企业虽然不符合这一理论,但却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放异彩,随之在海外中国学人中引起轰动。从表面看,乡镇企业并不集中在大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投资,又能吸纳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还能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当然好处多多。甘阳当时也对乡镇企业赞赏有加。不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到1990年代中期,蓬蓬勃勃地发展的乡镇企业便或者是在市场竞争中被大企业压垮,或者是在一夜之间“改制”成为私有企业,这场讨论也就不了了之。而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甘阳的问题来说,甘阳对乡镇企业的热情欢呼表明,他并不认为西方式的现代性是唯一的道路,不一定人口都要集中到大城市,也可以就地城市化,农业人口不必完全脱离农业变成工业人口。
甘阳在美国的学习结束后,并没有回到中国内地,而是转到香港工作。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说,虽然甘阳认为自己始终关注着中国,但在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1990年代,甘阳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并不如1980年代那样大。
1997年,启蒙知识分子的内部分歧终于公开化,分裂成了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双方从学术观点争论一直发展到意识形态辩论,从观点讨论发展到对对方的动机和立场的裸的怀疑。作为曾经的启蒙运动领袖,甘阳丝毫没有顾及到自由主义者阵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他在“文化:中国与世界”时期的老友,而新左派旗帜性人物却基本都未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工作,但甘阳选择了直接站在新左派一边。他不仅在道义上支持新左派,同意新左派对市场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而且对自由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批判立场。他将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日益趋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走向直接斥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和“集体知性低能症”。他的语言甚至都与新左派如出一辙,激烈地质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东南沿海的迅速资本主义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极力为这种改革取向辩护,难道不是资本的马弁吗?他还质问中国以经济学为基本背景敷衍出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到底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是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他提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说,即使是伯林,也并没有对所有的积极自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是说“我站在法国大革命这边”。
不过,至少从姿态上说,可以认为甘阳当时并没有对自由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着力批判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存在着的日益保守化的趋向。虽然如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也并没有念丝毫旧情,果断地将新左派的帽子送给了甘阳。甘阳并没有像其他新左派那样,不予置评,而是完全地剖白称,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是不正确的,更应该将他们视为“自由左派”。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中,甘阳列出了被公认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的四个人,其中除了受到强烈批判与抨击的汪晖、崔之元、王绍光外,也包括了他自己。换言之,在甘阳看来,这场争论更应该被当成一场针对内部意见分歧的讨论,即“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不应该相互将对方当成敌手,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
2000年,《读书》奖事件再次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大讨论,对汪晖的个人攻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前的理论上的相互批评直接上升到了对个人品质的质疑。面对滔滔洪水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讨伐,甘阳再次选择了支持汪晖,为之辩解。他甚至在一篇反击自由主义阵营的文章中劝沈昌文“不要越老越不要脸”。而沈昌文本人与甘阳并非毫无渊源。按照甘阳后来的回忆,即使沈昌文在当时因为稿费等问题与甘阳发生过一些纠纷,沈昌文在1980年代对“文化:中国与世界”群体的支持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沈昌文的支持下,“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才得以大量出版,甘阳为核心的这个群体的学术影响力才奠定下来。
经过这两次争论,甘阳与他曾经的朋友们彻底分道扬镳了,成了一个板上钉钉的新左派,而且经常被视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
一直以来,甘阳都是一个敢开风气之先的人,似乎每一次他都能敏锐地把握到中国思想界的基本趋势并做出相应的批判。他当年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那些批判在今天看来,应该更多的被当作是善意的提醒与批评,而不是完全的否定。但在当时派性攻伐流行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几乎享有一种天然正确的霸权地位,所有批判自由主义的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是背叛知识分子理想的。甘阳的那些批判没有为中国自由主义所及时接受,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当经济学支撑下的整个理论体系逐渐失去其魅力时,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显得极其软弱和敏感,面对其他思想的挑战,除了神经质般的过敏和人身攻击之外,几乎无法做出更好的分析与回应。
如果说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自己的话,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大多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自我批判与反省的过程,从而长期陷于另一种蒙昧状态之中不能自拔,即对自己所信奉的东西笃信不疑,容不得丝毫的怀疑与批评,常常将自己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个人感受放大为真实的“事实与常识”。近年来日渐高涨的爱国情绪的表达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斥为“义和团”与“”的事实再次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意识形态,不仅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缺乏吸纳其他思想潮流的能力,更不具备为历史与现实提供完整的解释的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僵化,而失去了时代感与现实感。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甘阳在一开始对新左派的支持更多地不应该被当成意识形态攻击,而是另一种方式的调停。也就是说,他希望自由主义一方能对自己有所反思,而不要过分敏感地将批评都一律当成攻击。但自由主义者们却几乎是情绪反应似的把甘阳的批评当成意识形态攻击,对甘阳的反击也像对汪晖一样,马上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甘阳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却并未拿到博士学位成了主要的突破口。
甘阳与新左派被开除出自由主义阵营,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虽然在那之后涌现出了众多的以自由主义思想家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毕竟只是知识分子,除了会重复早已由别人编制好的顺口溜之外,几乎没有丝毫的创新能力。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文化……在众多重大问题上,自由主义都缺乏积极的回应与建设能力。在1990年代中后期,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敢于宣称自由主义是不讲道德的,是无所谓文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普遍适用而无须任何论证的。一种无知而无畏的乐观与自信弥漫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甚至连将他们称为“形而上学骑士”都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过奖。
在那之后,中国自由主义似乎再也没有能够在内部调整自己的姿态与思想结构。在2004年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与由郎咸平引起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混乱正是这种后果的初步显露。
保守主义归来
1990年代后期,刘小枫就开始将施特劳斯与施密特引介到中国,政治哲学一时之间成为国内最时髦的学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重新阅读和理解也随之展开。但2002年甘阳为《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所作的长篇序言仍然引起了轰动,说是甘阳“归来”的号角也未尝不可。
与刘小枫介绍的施特劳斯学派完全不同,甘阳的长序《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给人一个很不同的施特劳斯。刘小枫的介绍虽然看起来很全面,但主要的还是在哲学层面,尤其强调的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柏拉图、尼采等哲学家的重新阅读和理解,国内学术思想界对施特劳斯的理解也更多地是在其对古典哲学的阅读和理解的与众不同的方式上,甚至也没有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太多地联系起来。而甘阳介绍的施特劳斯虽然仍然是作为哲学家的施特劳斯,与政治之间并无太多关联,但以他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之间的联系却被国人广泛了解,施特劳斯隐隐然成了美国的文中子,生前寂寞无名,身后却荣耀备至。可以说,刘小枫让中国人知道的施特劳斯还只是施特劳斯学派,而甘阳却让中国人知道了“施特劳斯主义”。
随后,甘阳在国内发表了诸多言论,但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积极推广“通识教育”层面上。包括他在北大改革讨论中的发言,也是如此。所谓通识教育,在甘阳的语言里,更多的实际上是指经典阅读和经典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的文科分科体制之下,古典的经史教育传统被分解成了历史、文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而且都还不是一级学科,各个学科之间门禁森严,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是在各个学科内部,大多也是在各自的专业方向之下继续细分,比如中文系以现当代文学为主,而对传统的经典如四书五经等基本著作缺乏了解,有些人甚至没有通读过。所以,甘阳认为,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要打破专业局限,加强大学文科教育中的经典阅读,让学生对古典传统有起码的认识和了解。
不过,应该特别说明的是,甘阳所谓的经典阅读并不只是1990年代一直存在的“国学复兴”的重复,而是泛指古今中外的各种经典,既包括四书五经、《庄子》和李白杜甫,也应该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而且,这种对经典的阅读与理解还不能仅限于对文本的理解,而是必须结合文本产生时所面对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理解作者的意图。比如他2006年在上海做关于文化研究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的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教学生读文化研究第三四代学者的著作,而是应该强调对最早的文化研究著作的阅读和理解。文化研究不等于对所有精英主义的东西都去做解构和批判,而是应该认识到,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恰恰表明,即使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也并不只是喜欢“下里巴人”的文化艺术,也同样渴望理解和接受“阳春白雪”的经典。
按照施特劳斯学派的“显白教导”与“隐晦教导”的说法,真正的古典哲人都必须注意修辞,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在语言的背后。而施特劳斯学派所作的“注疏经典”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想努力解读出哲人隐藏在言辞背后的真实意图。甘阳在美国读书期间正是在施特劳斯学派门下,当然也学会了这一套。所以,这几年来一直有人试图解读《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甚至说,正如对《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理解可因从不同的章节阅读而不同,对甘阳的文章也不应仅仅只看表面,而应该作如是观。甘阳的原文共六节,应该从第三节开始阅读,才能更完整地把握甘阳的意图。
如此说来,甘阳这几年来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当然也有深意在焉。那么甘阳的意图是什么?
甘阳在上文中提到的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同性恋权利在西方也还存在很大争论,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却都抱着很宽容的心态对待,并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他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居然没有坚持传统道德观念的保守主义,这是不应该的。
众所周知,保守主义对道德观念的强调是其与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区别之一。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糊甚至取消了好坏、善恶、美丑这些基本的道德判断。按照施特劳斯派的研究,启蒙运动的基本斗争方式不是理论辩论,而是血泪控诉――正如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诉苦三查对解放战士的作用。比如在中国,旧道德究竟为何必然是吃人的又如何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讨论和回答,启蒙知识分子们的办法是偷换概念,将旧道德旧传统与小脚、辫子、、小老婆、包办婚姻、人力车夫这些等同起来,却故意不提这些现象即使在旧传统中也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不讲道德的启蒙运动不是从逻辑上驳倒了讲道德的中世纪,而是靠着声音大骂倒了中世纪。启蒙运动成功地将道德与人性对立了起来,只要是讲道德,就一定是违背或压抑人性的,也就是封建的、虚伪的。从一定程度上说,道德相对主义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道德相对主义的极端化发展到1960年代遍及全球的“文化革命”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巨大冲击,保守主义死灰复燃了。
保守主义强调文化、道德、传统和秩序,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所以,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晚近以来的所谓左派与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根本就不重要,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分别,是自由主义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根本上还都是站在启蒙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古今之争,也就是古代与现代之争,是启蒙与反启蒙之争,是讲道德与不讲道德之争,也就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之争。按照自由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逻辑,道德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古代的道德不一定适用于现在,而按照保守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逻辑,道德本身并没有什么时代性,而是超历史的。
要复活古典主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阅读古代经典。施特劳斯指责现代社会科学“毫无心肝”,现代社会科学确实是鼓吹价值中立的,正是通过这种价值中立,才让社会科学取得了几乎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位置。按照现代的观念,自然科学才是真正超越历史的,是没有局限性的永恒真理。而自然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因此,社会科学只有以自己的价值中立来表明自身的科学性。而古代经典恰恰与此不同,任何阅读古代经典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些著作中蕴含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好坏、善恶、美丑、忠奸都是完全对立的,几乎没有什么相互转化的可能。坏人几乎从一生下来就是坏人,什么时候都是坏人,从来不做好事,即使偶尔会有些好的表现,也是为了做更大的坏事,而好人则从一开始就是好人,任何时候都是好人,即使做了坏事,也是好心办坏事。坏人做好事不值得称道,而好人做坏事则是可以原谅的。
甘阳鼓吹的古典阅读,也就是希望人们能够通过阅读这些古代著作,获得这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观念,对好坏、美丑、善恶、忠奸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再模糊。在保守主义的词汇里,这种意识就被称为德性。而这种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放弃价值中立,而有意识地为学生培养这种观念的教育过程则被甘阳称为通识教育。
这与价值中立的现代教育当然是完全对立的。
按照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念,现代教育教给学生的不应该是价值判断,而是知识,至于对知识做出怎样的判断,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由教育负责。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社会阅历不同,即使基于同样的知识,也会产生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都是合理的,价值上是平等的,用一种价值判断压倒另一种,才是错误的。
而古典教育则完全没有这种平等意识。且不说别的,仅仅语言文字一项,便将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表面上看,古典著作并不保密,而且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已经日益普及,需要的人都可以获得。所以,保守主义者完全可以说,经典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有个人意愿,就可以进入。但保守主义者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繁体字虽然看起来显得古雅,写起来却很麻烦,文言文读起来当然铿锵有力,言简意赅,但即使是在相对而言与古代经典接触较多的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研究生,能看懂竖排繁体字文言文的人恐怕也不会超过一半。照这样,如果全部恢复古典教育,大学里不再进行分科,而是按照通识教育的做法,让学生都读竖排繁体的文言文书,结果自然是只有少数人能掌握,而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了,最后当然是形成有文化的精英阶层与没文化的平民阶层重新区隔开来。
当然,对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一点不成其为问题,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按照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今天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在于精英太多,而恰恰是精英太少,没有真正的精英,以至于让许多本来根本就算不上精英的人在冒充精英,正是这些冒充的精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才造成了社会风气世风日下、经济上贫富分化、政治上摇摆不定进一步退两步的现状。保守主义者所谓的精英,不仅要有文化,最重要的是有信念和对信念的坚定毅力,还要有责任感,而且这责任感还不仅仅包括现实的责任感,也包括对历史、对文化和对国家的责任感。用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比喻的话说,就是让金银阶层来统治国家,而不要让废铜烂铁们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
但是,成问题的是,一个人究竟属于金银阶层还是废铜烂铁阶层,该如何鉴定?正如施密特所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谁在决断。历史常常让人觉得悲哀的就是“金钟毁弃,瓦缶雷鸣”,有能力者不能得其位,在位置上的人常常又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大成至圣如孔子,一生奔忙,四处寻找机会,最终也还是郁郁而终,虽然也是王,但毕竟只是素王。如果真有孔子再生,如何让孔子不再仅仅是素王,而成为真王,这是需要保守主义者考虑的。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金银阶层未必知道自己是金银阶层,废铜烂铁也未必知道自己就是废铜烂铁,金银阶层自甘与废铜烂铁为伍自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废铜烂铁心有不甘也自以为是金银阶层,要作精英状,那又当如何?毕竟,两千多年前就有中国人说过,“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从眼下的情况看,似乎金银阶层还是没出来,多的倒是稍微读了些古籍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谦虚了,一开口就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口气,对应该尊重的人缺乏起码的尊重。比如对“”的重新评价,就有许多自称保守主义的年轻人很不以为然,还自以为特别有历史感,但他们恰恰忘了的是他们很重视的历史感。即使存在再多缺陷,哪怕是真有什么“病灶”,“”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所作的贡献是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为过的。“”那代人骂倒了传统,但传统却未必能以同样的方式复活。
从时间上说,甘阳鼓吹的重读经典、通识教育刚好与文化保守主义兴起吻合。2000年以后,通过大众媒体的关注和传播,“新儒家”所倡导的读经就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2004年,经过一场大众媒体广泛参与、诸多学术思想界名人参与的讨论,主张读经的“新儒家”虽然没有在辩论中取胜,但在社会上还是多少引起了一些反应,个别地方甚至开办了少儿读经班。多数读经班不久就被取缔,但作为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对立的中国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也另立了一个山头。相对而言,文化保守主义对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介入较少,因此与左右两方面都能找到部分共同点,同时在左右两边也都存在一些严厉的批评者。但无论如何,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争得了一席之地,左右两边都有人逐步分化出来,站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第三党”。
正因为时间吻合,所以在有些人眼里,甘阳也可以被算作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从甘阳的讲演和文章中看,这种看法准确,也不准确。之所以准确,是因为甘阳2004年多次在讲演和文章中都提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就是强调中国应以自身的文化为主体去重新阅读和阐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和经典,不应该还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而对自身的传统知识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基本吻合。不准确的地方在于,甘阳倡导重读的经典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经典,也包括各种各样形形的经典,而文化保守主义则强调的多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更重要的分别是,甘阳所说的文化自信、重读经典、通识教育实际上都是同样的功能,也就是为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作理论准备,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至今仍然付之阙如。
新时期的通三统
不过,甘阳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他的“通三统”说。
2005年5月12日晚上七点三十分,甘阳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汇与中华文明的复兴”。主持人是崔之元,评论人是朱苏力与汪晖。由于甘阳、崔之元与汪晖都是1997年那场争论中被命名“新左派”的人,朱苏力也因为鼓吹“法治的本土资源”而被视为“新左派”的同情者,这场演讲因此被有些人称为“新左派峰会”。虽然同题的访谈早在2004年年底就已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过,许多人也估计到了演讲不过是重讲一遍这篇文章,但这场演讲还是吸引了众多的人去听。
甘阳在这次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本身存在着三种传统,即中国古代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时代的平等主义传统和1978年以来所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当代中国应该融合这三种传统,形成一种既有内部张力又能共存共荣的新的文化。这一说法并不是在这次演讲中首次提出,早在2004年在上文提到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访谈中,甘阳就已经这样讲过。但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次,甘阳将三种传统的融合称为新时期的“通三统”,而“通三统”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来自古代公羊学。
在文化保守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采用这样的说法,无法不让人想到,虽然甘阳讲了中国的三个传统,而且说三个传统哪个都不能缺席,要相互融合,但作为主体的仍然是儒家。也就是说,在这三种传统的融合过程中,儒家仍然是核心主体,时代的平等主义和1978年以来的市场自由传统应该被吸收进去。
但是,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应该都很清楚,甘阳提到的这三个时期,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继承关系,但大体上说,仍是每一个新时期的兴起都是以否定前一个时期为前提。时代有激进反传统的倾向,1978年以来对时代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进行了激烈的改造,而这一过程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这三者之间又如何调和以至于最后融合成为一体,能够支撑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大厦?
即使是传统,甘阳对这三个传统的概括,也未见得能够得到多少人的赞同。
先来说“老祖宗的传统”。甘阳在演讲中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所谓的“老祖宗的传统”是什么。自从晚清以来,儒学逐步退出意识形态神坛,下降为诸多现代大学学科中的一个科目,曾经的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也变成了皓首穷经的学院八股,而且很多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诸子百家、老庄申韩、诗词曲赋、训诂考据就被统称为所谓的传统文化。总之,传统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几乎只要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都可以堂皇的成为传统的一分子。甚至连“中国历史的后门”、“流民文化”、“潜规则”也往往以“真正的传统”自居,以何为主以何为客、以何为体以何为用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对任何一个有社会、文化、历史责任感的儒者来说,儒学都如陈明所说,“不主流,毋宁死”。因此,不明言传统的具体内涵,而“若存若亡”地说“老祖宗的传统”就是最笼统的。
虽然甘阳在那场演讲中没有明确提出来,但从之后的言论中看,大体上说,他是同意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的,也就是中国传统应以儒家为核心主体。
对时代的传统的概括最让人不能满意。时代的传统中当然包括人人平等这一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基本观念,但时代的传统却不能简单地被概括为平等主义。虽然如果从1949年算起,时代才只有二十七年,加上1976年之后的“凡是派”的两年,也不到三十年,但时代仍然是复杂的、丰富的。对这个时期的传统的最简要的概括,汪晖应该是最简要也最准确的,也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针几乎与现代资本主义完全对立:在政治制度上不采取代议制而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党―国体制”;在经济制度上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在文化政策方针上反对市场主导坚持人民主体。而且,本人贯穿其一生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各级党政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动性,强调党的领导不等于由党包办一切。即使是甘阳曾经在演讲和文章中提到的多次破坏一个由中央领导一切的全国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也并非仅仅出于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考虑,更多的仍然是考虑到要发挥地方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而不应该由中央来统管一切。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中国才成功地研制出了核武器,并在1970年代重返联合国改变世界格局划分,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因此,把时代的传统概括为平等主义是对时代的简化处理,它实际上更应该被称为人民。
时代的平等也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的,而不是抽象的平等主义。在政治上强调群众路线,强调人民群众参与决策与执行,在经济上则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企业里强调工人参与领导,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强调自力更生。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些方面却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正如一本关于改革开放的回忆录中所说,如果都是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市场自由。所谓市场,是从国有企业手中争夺过来的,市场自由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以国有企业的倒退为代价的。而国有企业的每一次后退,代价都由普通工人承担。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1992年之后的十年里,大面积的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和资产重组,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作为最受欢迎的自由市场的主体的民营企业则带来了几亿农民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农民工从事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得到工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既无相应的劳动保障,就业机会也不稳定,离开了农村,又无法顺利进入城市,成了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这还不算民营企业同时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即使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说,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虽然带来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因为对时代的自力更生原则的抛弃,使中国在诸多工业技术领域长期落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长期无法提升。时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出于各种原因态度较为强硬,但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却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较多。而1978年以来的开放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国门,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却更多的只是资源开发,以至于流传着在非洲中国取代了原来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的看法。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传统就是市场自由,那么下岗工人、农民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小姐”是不是也应该同样的算到这种传统之中去?
因此,甘阳说要融合这三种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先说时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首先应该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的反对和批评者中间还是在的同情与支持者中间,都存在着一种概念上的错置,即把与传统的关系当成时代与传统的关系。但是,即使是与传统的关系,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虽然号称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变种,1980年代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指向这一点的;另一种是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无论是从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还是从他在现实政治经济中的观点,都是完全违背传统的。关于时代与传统的关系则比较简单,主流的观点仍然是时代是对传统的巨大破坏,不仅是对作为传统的人身化的“新儒家”诸大师的“迫害”和对作为文化遗产的文化古迹的破坏,即使是具体的社会习俗也未能幸免。比如所有对“”的控诉中都提到,“”破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夫妻、父子关系都在划清阶级界限的名义下被破坏了。
包括魏斐德、史华慈等美国中国研究的专家在内的研究专家都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斐德甚至认为,因为青年时期的老师杨昌济是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所以认定心学传统对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托派作者王凡西在其《思想论稿》中也认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仅仅只是皮毛,对其思想的影响并不大,最主要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王凡西甚至认为,即使是反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军事思想也不过只是对古老的《孙子兵法》的现代运用。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如果说思想仅仅是心学或者古代传统,何以同样对心学非常崇拜的却与有着巨大差异?如果说的军事思想也只是《孙子兵法》的现代盗版,何以以《孙子兵法》为基本教材的黄埔军校学生主导的军却在与指挥下的共产党军队的战争中一败再败?
的旧学修养极其深厚,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就等于中国古代传统,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毫无影响。实际上,无论是用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掩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掩盖中国传统的影响,都失之于片面。思想当然同时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还有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思想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是正如在对斯诺的自述中所说,他终究还是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他的理想抱负并不相符。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经过1840年以来的欧风美雨的冲击,已经不可能继续抱残守缺了,必须要吸收新的元素,加以调整,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而这新的元素,当然来自于他在具体的社会阅历和阅读经历中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既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他在自述中说,他接触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等等当时流行的思潮,但最终他还是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也就是他所需要的。因此,他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虽然仍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但其原则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妨说,思想的基础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自由主义等多种成分,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却仍然应算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根据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部分调整,这也毋庸讳言。
时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应当作如是观。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的现代性转化的需要,他才竭尽全力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对中国进行改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从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整理看,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学者也都承认,时代通过国家计划对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出版,并逐步将之普及。换句话说,时代并不是在颠覆中国古代传统,而是在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能够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也就是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开新命”。如果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积累而来的精华,那么时代对中国的整体性改造也同样会在历史进程中完成这一任务。但与中国古代的多次传统转化不同,时代为中国古代传统“开新命”的时间太短,尚未来得及完成基本任务,这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儒家传统在受到佛教传入的冲击后,经历了从西晋到北宋的调整,才最终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这其间经过了八百年左右时间,而时代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改造即使从1949年算到1978年,也才不到三十年,就要求见到多么明显的成绩,作为一种文化的形成,这个时间要求未免太过仓促了些。
因此,与流行的看法恰恰相反,与传统的关系其实未必有外间流传的那样密切,而时代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也未必就是那样截然对立。本人未必有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开新命”的自觉,但时代在客观上却恰恰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反倒是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与传统的关系值得追问:市场经济的大潮究竟是为中国传统的复兴提供了机会,还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存的基础?
前有儒家资本主义的模范,后有新儒家浮出水面,表面看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实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更密切些,融合起来也更容易。但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却是,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急速改造,让中国古代传统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种文化之形成,端赖乎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运转规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逻辑,用施密特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阴谋”,即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逼迫国家从各个社会领域逐步退出。但是国家在多个领域的退出过快,也带来了许多空白地带。填补这些空白的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者念兹在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而恰恰是那些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非主流传统。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逐步放松,封建迷信复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管制放松,黑社会复兴;国家对社会风气的管制放松,重现。而中国传统中士大夫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担当却并没有与这些一起苏醒。尤其重要的是,以资本为主导力量对中国进行的改造过程,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高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摧毁了儒家所可能赖以生存的空间。虽然文化保守主义近年来大有复兴之势,但实际上仍然是看热闹的人多,愿意身体力行的人少,即使是看起来热闹的儒学,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只是书斋里的。至于如于丹般将《论语》改造成心灵鸡汤,离儒学本身的传统就更远了。司马光说过:“臣学先王之道,所以求有益于当世。”儒学本身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政治,而非文化,更不是当代“新儒家”所说的社会自治领域。当儒学离开政治,当儒者也以“毫无心肝”的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要求儒者与政治保持距离,对国家保持批判的时候,儒学就已经不是儒学了,而不过是现代社会科学之一种。
可以说,沟通、融合儒家、时代的传统与市场自由三者之难,难于上青天。当然,这并不等于这个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方向仍然是正确的。作为中国人,只要还没有自以为成了世界公民,当然都乐意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乐意看到一种崭新的中华文明。只是这三者之间沟通、融合的困难实在太大,需要更切实的研究成果。
文化与政治
在观点之外,甘阳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他的姿态。甘阳对国家不像其他人那样持批判态度,而总是以建设性的姿态发言。无论他倡导的是阅读经典,还是呼吁中国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都与官方宣传的和平崛起相呼应。而在1989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对国家政策保持的批判姿态,与政治保持距离,几乎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在这样的氛围中,甘阳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欢呼,并呼吁知识分子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建设能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增长相匹配的文化,确实显得相当特立独行,当然也就招来了众多的批评。
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对国家的批判态度在左右两派中间都是一致的。即使对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态度,虽然双方的批判理由不同,但结论基本上一致,就是都很不满。自由主义一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成就与国家政策无关,而是市场的功劳,国家退出的越多,市场自由的空间越大,中国能取得的成绩也就越大。也就是说,站在自由主义一方的立场上看,国家对经济增长起的是负作用,以此推论,如果中国经济要继续高速增长,就必须在政治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而站在左翼的立场上看,改革开放所造成的问题远比所取得的成绩更大,而且,由于对时代的遗产的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正在被消耗净尽。甘阳的做法恰恰相反,不仅没有批评,反而不断援引欧美最新出版的对中国的观察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非常巨大了,连欧美都已经感到震惊了,中国不是将要崛起,而是已经崛起了,而且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欧美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了。因此,按照甘阳的看法,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意识到自己是个大国,并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不能再看欧美的眉高眼低,而是要有一套自己的对世界的解释和规划。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1990年代形成的对政治保持中立的姿态逐渐瓦解了,受甘阳影响的年轻一代几乎完全放弃了这种中立,而是对政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不再以批评政府决策为理所当然,而是强调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赞扬的就赞扬。因为他们完全同意赞同甘阳的立场,中国有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经过时代的革命和建设,也已经为现代化奠立了基础,而近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则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完全具备在欧美之外建设一种不同的文明的能力。因此,他们对中国崛起显得格外热情,格外兴奋。甚至可以说,除了中国的崛起,他们不关心任何意识形态问题。包括中国的军事、外交、内政、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政策,他们都非常关注。在他们眼里,中国从来就是大国,中国也不需要变成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而应该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也就是“帝国”,中国不仅不能被别人左右,而且应该学着去影响别的国家。
对于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的政治改革,甘阳没有正面谈过,但是甘阳显然认为,选举制、代议制的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中国的崛起,只要有利于实现中国崛起,就应当支持。近年来,许多人比较中国与印度,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比印度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绩也比印度要大,但是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政治民主,所以并不具备典范意义。甘阳则认为,恰恰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才排除了印度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他认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应该盲目批判,不能因为美国经常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中国人也跟着批评。与新左派的看法接近,他认为美式民主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应该寻求新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和自由。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完全不同,在美国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未必在中国也有效。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大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当然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也因此,甘阳被不少人视为文化民族主义者。
不过,甘阳的讲演与文章中谈的最多的仍然是文化问题,尤其是古典教育、重读经典和通识教育,题目也大多与文明有关。但在甘阳的影响下的多数人都变得政治敏感性异常强烈,非常乐于谈论政治问题,即使是谈论哲学、宗教问题,也常常会与政治挂钩。这一点与施特劳斯学派相似,施特劳斯生前丝毫没有涉足过现实的政治,但在他身后,他的徒子徒孙们也对共和党的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甘阳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与西方不能相互嫁接,这一点也与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符。尤其是,如果套用施特劳斯学派的一个说法,所谓的通识教育其实不仅仅是精英教育,而且应该是“驯服君主”,也就是做“帝王师”。当然,古典教育所要培养的是对自身的文明有充分的自信,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也就是具有优良德性的政治家。
所以,与其说甘阳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政治保守主义。众所周知,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反对毫无差别的平等、自由与民主,而是主张共和主义。而且,这种共和主义并不是人民共和,而是精英共和。具体到当代中国,甘阳归纳的三统其实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精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可以视为文化精英,时代的传统可以视为政治精英,而1978年以来的传统则可以等同于经济精英。通三统也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共和,也就是共同统治。这一点在受他影响的人中间来说,显然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但这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恰恰是最需要注意和防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