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2-27 21:53:04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1篇
申请人：___，女，193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新乡市孟营新村。
被申请人：新乡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庆贵，市长。
申请人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豫法行终字第0018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判决，特向你院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要求被申请人对强行违法拆除申请人位于新乡市康
乐巷21号234.75平方米的住房恢复原状。
2、依法判令被申请人返还其强行拉走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
3、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误工费、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精神损失等费用共计1420156元。
事实与理由：
要求被申请人对强行违法拆除申请人位于新乡市康乐巷21号234.75平方米的住房恢复原状或原地安置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
首先，原审判决认定了：“___被拆除的房屋面积为234.75平方米。申请人现在居住的房屋属他人名下的房产，新乡市人民政府十几年来对此问题没有澄清和解决，不能认定新乡市人民政府已对___进行了安置，新乡市人民政府应当对违法拆迁___2 34.7 5平方米房产全部予以赔偿。”
其次，就目前为止，申请人房屋被违法拆迁后的土地仍未开发，具备恢复原状和原地安置的条件。原审判决在认定了被申请人违法拆迁应对申请人进行全部赔偿的情况下，没有支持该项请求，明显错误。
二、被申请人非法拆迁申请人房屋时，曾将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强行拉走，至今未还。原审不支持该项请求，明显违背客观和法律。
三、因被申请人的错误申请执行造成了申请人___被
错误的拘留十五天，给申请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伤害。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给予精神赔偿。
四、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十几年来申请人几十次诉讼，上百次的上访，被申请人总是制造假的证据，千方百计的阻挠。其违法的行为给申请人的身心都造成的损害。致使申请人无法安居乐业。期间共花去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等3 0万元。依法也应当由被申请人赔偿。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被申请人仅支付申请人166750.65元，违背客观和法律。因为，166750.65元在今天的新乡市连100平方米的住房都买不到，如何能作为234.75平方米的赔偿？故此，特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法院支持申请人的各项请求，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此 致
申请人：___
二0 O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2篇
委托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
法定代表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
再审申请人杨XX因诉再审被申请人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行政裁定书，现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二条，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1.依法撤销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行政裁定。
2.依法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2011年11月17日颁发的房地权证蚌私字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
3.判决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承担一、二及再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1年11月17日颁发给再审被申请人王XX位于蚌埠市燕山路109号1栋1单元3号的“房地权证蚌私字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将属于再审申请人杨XX的合法财产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该行为严重侵犯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故行政诉讼至人民法院要求依法撤销其错误的行政登记行为，后蚌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2012）蚌山行初字第00018号]支持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再审被申请人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王XX皆不服该行政判决，上述至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以因单位内部分配的房屋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为由，驳回再审申请人杨XX的诉讼请求，并撤销蚌山区人民法院（2012）蚌山行初字第00018号行政判决。
（一）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
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且足以影响裁判公正。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行政裁定驳回的理由，在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三项规定：“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
首先，本案的诉争并非行政裁定书中所称“因单位内部分配的房屋而引发的纠纷”，而在于颁发房产证的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纠纷。诉讼标的具体为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1年11月17日颁发给再审被申请人王XX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在本案的一审中，作为原告方的再审申请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也是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蚌私字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一审蚌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合法的判决，而二审的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断章取义，剥夺再审申请人杨XX的合法诉权。若不作出颁证行为，纯粹单位内部的分配房屋纠纷，方属于该解释第三项的适用范围。其次，第三项的适用有其前置条件：“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条件的……”，本案中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经对王XX作出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对再审申请人杨XX的财产利益产生实质影响，其当然有权利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裁决。再者，同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二项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就有关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不服，或对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就房地产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给王XX所颁发的是房地产权证，依据该司法解释也应享有相应的诉权，并非全部被驳回。最后，从法的效力位阶和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从发，《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法发〔2009〕54号）的法律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不应机械适用后者，理应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诉权。
综上，本案的诉争不是表面的分房、腾房或建房纠纷，乃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的颁发房产证的行政登记错误纠纷，再审申请人一审中正是针对该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理应拥有的权利，二审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二）颁发房地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欠缺合法性与合理性
1.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对再审申请人杨XX的财产权利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已经丧失该房产的法律处分权。
该房产是蚌埠市铸锻厂分配给再审申请人的职工宿舍，自1988年居住达二十多年，长期且持续、不间断地为其占有、使用和支配，根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该占有状态本身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1998年，再审申请人
与蚌埠市铸锻厂之间履行了该房产的过户手续，所在单位蚌埠市铸锻厂亦已承认再审申请人对该房屋的合法财产权利。蚌埠市铸锻厂破产之后，其留守处的原始房产登记，亦能证明20多年来再审申请人对其一直拥有合法的财产权利，户口登记簿和身份证等也表明为其法定居住地。2011年11月17日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将该房产登记在王XX名下，并颁发了房地权证。颁发房产证的行政登记行为已经对杨XX的财产权利产生实质影响，其房产权利基于该行政登记行为已经丧失，在法律上王XX拥有该房产的处分权。作为利益受损的行政相对人，再审申请人当然有权利对其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裁决，该行政登记有瑕疵的理应撤销。
2. 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给王XX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重大瑕疵。
民事案件普通程序庭审笔录（蚌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证明王XX已经自认2011年其与留守处赵南京篡改争议房产原始登记底根。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自认（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上诉状”）在作出给王XX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出卖给王XX诉争房屋的“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并未得到“蚌埠市工业商贸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办公室”的房产处分的授权，而依据蚌埠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后者享有处分权。王XX也自认2012年3月2日“蚌埠市工业商贸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办公室”方授权留守处办理产权手续。而王XX所持有的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1年11月17日颁发的房产证，留守处并未得到房产处分权人的授权。出卖人无权处分，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仍以颁证，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重大瑕疵。事后的授权并不能弥补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缺陷，在法律上事后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当时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使用。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撤销给王XX所颁发的房地权证。
（三）原审行政裁定实质上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权。
再审申请人杨XX原系蚌埠市铸锻厂工人，1980年进入该厂工作，1988年该单位将位于蚌埠市燕山路109号1栋1-1-3号房屋分配给杨XX，并于1998年6月9日向蚌埠市铸锻厂行政科交纳该房屋的过户费。25年以来再审申请人一直居住至今，并由其一直交纳房租费和水电费，再审申请人杨XX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等身份信息也以该房屋为居住地。2003年蚌埠市铸锻厂破产注销，其后移交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的原始房产登记信息中仍以再审申请人杨XX为该房屋权利人（2011年7月12日杨XX于留守处查询，并由留守处出示盖章的原始登记信息），原蚌埠市铸锻厂负责单位房产管理的行政科长李振远也出具了证人证言。但2011年7月15日，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的该房产的登记信息由再审申请人杨XX被篡改为再审被申请人王XX（上述事实可查证民事庭审判的笔录，王XX的自认），并由王XX作为购房人向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申请购买该房屋。后由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和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将房屋卖给王XX。2011年11月17日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向王XX颁发该房产的“房地权证蚌私字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该房产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杨XX的合法财产权益。
2012年3月7日王XX再审申请人杨XX至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房屋腾退，蚌山区人民法院判决（2012）蚌山民一初字第00134号，驳回王XX房屋腾退的诉讼请求。
再审申请人杨XX于2012年5月30日向蚌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给颁发的王XX房地权证蚌私字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蚌山区人民法院认定蚌埠市铸锻厂留守处和蚌埠市工业商贸系统改制企业留守处出售该房产没有合法依据，依据蚌埠市相关政府文件能够出售该房产的为上述二者的上一级机构“蚌埠市工业商贸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办公室”。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转让方无权处分该房屋资产情况下，为王XX办理过户手续并颁发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8月23日蚌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给的王XX房地权证蚌私字第353637号房地产权证。
再审被申请人皆不服该行政判决上诉后，2012年11月1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裁定撤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2012）蚌山行初字第00018号行政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驳回。虽然杨XX与王XX的腾房纠纷，蚌埠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已经查清事实并作出民事判决；虽然针对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存在瑕疵的行政登记行为，蚌埠区人民法院已经就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予以裁决。但是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使一切回归原点，该终局裁定产生堪忧的后果包括：对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该案件中的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司法机关无权审查与裁决，而行政相对人的财产利益更无法得以司法救济。王XX持有房产证，房子却由杨XX实际占有，单位已破产清算，二人之间的房产纠纷不可能以司法渠道妥为处理，法律权利与事实权利将永远分割。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行政裁定实质上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权。
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再审，依照事实和法律撤销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蚌行终字第00041号行政裁定，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申请日期：年
月
日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3篇
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在我国法律规定中，正式确立于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将原来的“申诉”改为“申请再审”。但在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仍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对此处的“申诉”，1991年《民事诉讼法》没有作详细规定，直到20__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才将此款的“申诉”改为“申请再审”。至此，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不服，提出的是再审申请，而不是申诉。20__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当事人也可以向原审申请再审。因此原审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面临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将会增多。对于立案部门来说，做好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案件、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立案工作非常重要。本文试图从立案审查的角度，分析民事申请再审与刑事申诉、行政申诉的区别，以期更好地开展立案审查工作。
一、提交诉状不同
1、刑事申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诉，应当提交申诉状，写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及申诉的事实与理由。因此，对于刑事申诉，申诉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刑事申诉状”。
2、行政申诉
对于行政申诉应提交的诉状，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规定，按理应提交的是“行政申诉状”。但是《行政诉讼法》解释却没有申诉的规定，而是在第七十三条用“申请再审”来表述。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不服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提交“行政申诉状”或“行政再审申请书”均可。
3、民事申请再审
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因此，对于民事申请再审，应当提交“民事再审申请书”。若当事人提交的是“民事申诉状”，应向其释明让其更改为“民事再审申请书”。
二、申请主体不同
1、刑事申诉
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有权提起申诉的人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按《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案外人认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申诉。因此，有权提起刑事申诉的主体有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以及案外人。
2、行政申诉
按《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的规定，有权提起行政申诉的只有当事人，案外人不可提起行政申诉。
3、民事申请再审
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有权提起民事再审申请的是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因此，有权提起民事再审申请的有当事人及案外人。
三、申请客体不同
1、刑事申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刑事申诉的客体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2、行政申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及《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七十 三条，行政申诉的客体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效行政赔偿调解书。
3、民事申请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及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民事申诉再审的客体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生效调解。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8条的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而根据《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7条、20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人民法院再审立案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以下民事案件的再审申请不予受理：（1）人民法院依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破产还债程序审理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2）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和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3）人民法院判决、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但当事人就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除外。
四、申请期限不同
1、刑事申诉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对刑事申诉的期限没有作出规定，但在《人民法院再审立案意见》第十条规定了刑事申诉一般在刑罚执行完毕两年内提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超过两年提出申诉：（1）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2）原审被告人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3)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
2、行政申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生效判决、裁定申请再审，应当在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但对生效的行政赔偿调解书，“可以在二年内”申请再审，没有规定起算时间。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有关规定。对生效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的起算时间，根据《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亦为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因此，对生效行政赔偿调解书提出申诉，亦应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3、民事申请再审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该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以下情形，应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提出：（1）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3）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4）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六个月期限，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
对于案外人申请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申请再审。因《民事诉讼法》已修改，笔者认为，对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期限，除了上述条款规定外，还不应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期限即六个月，因此，案外人申请再审，应为“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五、管辖法院不同
1、刑事申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刑事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但二审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的案件，申诉人对一审判决提出申诉的，可由一审法院审查处理。未经终审法院审查处理的疑难、复杂、重大案件也可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申诉，可以由原核准的人民法院直接审查处理，也可以交由原审人民法院审查。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写出审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层报原核准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2、行政申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申诉。
3、民事申请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4篇
申请人：___，女，193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新乡市孟营新村。
被申请人：新乡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庆贵，市长。
申请人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豫法行终字第0018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判决，特向你院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要求被申请人对强行违法拆除申请人位于新乡市康
乐巷21号234.75平方米的住房恢复原状。
2、依法判令被申请人返还其强行拉走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
3、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误工费、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精神损失等费用共计1420156元。
事实与理由：
要求被申请人对强行违法拆除申请人位于新乡市康乐巷21号234.75平方米的住房恢复原状或原地安置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
首先，原审判决认定了：“___被拆除的房屋面积为234.75平方米。申请人现在居住的房屋属他人名下的房产，新乡市人民政府十几年来对此问题没有澄清和解决，不能认定新乡市人民政府已对___进行了安置，新乡市人民政府应当对违法拆迁___2 34.7 5平方米房产全部予以赔偿。”
其次，就目前为止，申请人房屋被违法拆迁后的土地仍未开发，具备恢复原状和原地安置的条件。原审判决在认定了被申请人违法拆迁应对申请人进行全部赔偿的情况下，没有支持该项请求，明显错误。
二、被申请人非法拆迁申请人房屋时，曾将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强行拉走，至今未还。原审不支持该项请求，明显违背客观和法律。
三、因被申请人的错误申请执行造成了申请人___被
错误的拘留十五天，给申请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伤害。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给予精神赔偿。
四、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十几年来申请人几十次诉讼，上百次的上访，被申请人总是制造假的证据，千方百计的阻挠。其违法的行为给申请人的身心都造成的损害。致使申请人无法安居乐业。期间共花去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等3 0万元。依法也应当由被申请人赔偿。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被申请人仅支付申请人166750.65元，违背客观和法律。因为，166750.65元在今天的新乡市连100平方米的住房都买不到，如何能作为234.75平方米的赔偿？故此，特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法院支持申请人的各项请求，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此 致
申请人：___
二0 O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事;申诉;审查;方式
中图分类号:D9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0026702
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方式是指检察机关收到申诉人的申诉书等材料后,对申诉人要求检察机关对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提起抗诉的事由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抗诉的方式。笔者认为,对民事申诉事由的审查,应当根据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在受理阶段采取初审的方式,立案后,采取调卷审查和调查的方式进行审查。
1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后,检察机关应当对申诉书等材料进行初审
检察机关对申诉材料进行初步审查,主要是对申诉人的主体、申诉期间和申诉事由进行审查。初步审查看申诉主体是否适格,原审判决、裁定是否生效,是否超过申诉期限及申诉事由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所列明的再审事由范围和案外人与生效裁判确定的执行标的有不可分利益。检察机关对当事人或案外人的抗诉申请进行审查后,通常情况下存在两种结果,即决定受理立案或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决定受理立案是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决定调卷审查,对于申诉理由成立的,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建议再审;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是检察机关认为申诉人的主体不合格或裁决尚未生效或已超过申诉期限,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情形或案外人与生效裁判确定的执行标的无不可分利益。两种处理结果要么是对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动摇,要么是对申诉人申请抗诉权的否定。因此,无论从维护生效判决既判力,还是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抗诉权角度出发,对申请抗诉相关制度的设立均应充分体现对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尊重和对当事人申请抗诉权的充分保障。这一原则体现在审查方式上则要对申请抗诉的审查方式应尽可能地确保审查的全面、客观、审慎及作出决定的及时、正确。通过初审对申请抗诉进行审查,审查的基础完全依赖于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全面则受申请人自身法律知识和诉讼能力的限制。单纯以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作出申请抗诉事由是否成立的判断,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也存在有失偏颇可能。因此,初审是为了解决一些相对简单的、无须通过其他方式审查即可查明事由是否成立的申请抗诉案件,也就是对申请抗诉事由是否成立仅通过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就可以清楚地作出判断的案件径行作出决定的审查方式,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审查效率。
通过初审,只有通过审查申诉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能够清楚无异议地认定再审事由成立的情形,才能决定立案审查。否则,应继续通过其他方式对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进一步审查。对于不予受理的决定,只能适用于申诉人主体不适格,申请抗诉的裁判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抗诉的裁判已经超过法定的期间或申请人申请抗诉的理由超出《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所列明的再审事由范围。否则,不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2采用调卷方式进行审查
采用调卷方式进行审查,是指检察机关对申诉人申请抗诉材料进行初审决定立案审查后,应当调取法院原审卷宗,通过对原审卷宗材料进行查阅的方式,审查认定申请抗诉事由是否成立,生效裁判是否存在法定应当再审的情形。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原审裁判存在法定应当再审情形的,则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抗诉或建议法院再审。认为当事人申请事由不成立的,应当作出不予抗诉决定。申请抗诉是对原审的攻击,是认为原审审理程序或裁判中存在错误。对申请抗诉事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必须立足于原审。原审卷宗材料是原审裁判的基础档案材料,是原审审判过程及审判程序的直接的重现。通过对原审卷宗的查阅,可以了解当事人在原审中的诉请、各自提交的证据及开庭质证等情形,以及人民法院审理程序及认证情况等。对生效裁判是否存在法定应当再审的错误情形,通过对原审卷宗材料的查阅,基本可以对原审是否存在法定事实和程序性错误情形作出判断。即使对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审查认定,也离不开原审认定的事实基础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办案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立案后调借阅人民法院审判卷宗。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该规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申诉案件立案后,必须借调阅人民法院原审审判卷宗。也是基于原审卷宗能够比较全面反映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情况,能够确认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是否存在《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以及是否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因此,检察机关决定立案的民事申诉案件,必须调阅原审审判卷宗进行审查。
3采取询问当事人和调查的方式进行审查
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诉案件中,根据案情需要,可以决定询问当事人。所谓案件需要,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根据案情具体情况,认为需要询问申请人或对方当事人,能够更有利于查清申请抗诉事由是否成立的,则可以决定采取询问方式进行审查。案情需要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不同的案件作出,掌握的标准由承办人自己决定是询问申诉人,或是对方当事人,还是询问双方当事人,也由承办人自由决定。但是对于申诉人以新证据申诉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必须采取询问的方式进行审查。因为,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是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提交过的,无法通过审查卷宗的方式对新证据的来源、证明力和关联性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常常是新证据的复印件或者复制品或目录,需要对原件进行核查。因此,通过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诉材料,或原审卷宗材料,无法查证所提交的新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是否属于新证据及证明力作出判断。且以新证据申请抗诉的事由的成立必须是新证据足以原审裁判认定的事实,足以原审裁判结果为抗诉标准的,因此必须对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进行充分审查和核实,才可以作出申请抗诉事由是否成立的判断。如果不经过询问当事人,仅仅以书面审查的方式作出认定,很难作出确切的判断。另外,检察机关审查阶段,无法通过开庭审理程序对提交新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只有利用询问的方式,使负责审查的承办人得以有机会充分听取申诉人的主张,分辨新证据是否成立及其证明力,也使对方当事人有机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出充分抗辩,使检察机关能够对申诉人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范畴、是否能够原审裁判得以在当事人进行了充分诉辩的基础上作出认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办案规则》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当事人在原审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人民法院应当调查取证的而未调查取证的,当事人在申请检察机关抗诉时再次提出申请,检察机关可以就相关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该调查的范围是: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对于下列事实检察机关必须调查:(1)人民法院的裁判可能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2)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有贪污受贿、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3)有线索表明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以上说明,检察机关调查的范围必须严格控制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18条规定的范围内。这些证据必须是主要证据,并不是间接证据或者辅证据。由于缺乏主要证据,法院就轻率地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损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甚至有些是审判人员故意造成的。因此,检察机关只有依照自己的权力进行调查,才能查明事实真相,证明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申诉人的申诉事由是否成立,决定是否抗诉。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6篇
在我国，申诉与申请再审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审判实践中几乎拥有相同的内涵，被同等对待。③申诉是我国公民宪法性权利，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关于其本人或亲属的处理决定不服，向相关机关陈述理由并要求纠正的权利，但并不是民事诉讼权利。①而申请再审则是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欠缺正当性，在法定的时限内向法院申请救济的“特殊权利”，申诉没有时间的限制，既可直接向法院提出，也可向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还能向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提出。由于实践中没有严格界定申诉与申请再审，加上法院工作本身行政化色彩较浓，致使大量不属法院处理的申诉案件进入了申诉案件审查渠道，这样，既影响了法院申诉案件的及时解决和处理，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法院审查申诉案件的过程，大体上是书面审查申诉状，调卷审查，必要时听取申诉人陈述的方式，发现原判有错误，则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提起再审，否则以口头、书面方式告知当事人再审申请不能成立。从整个审查过程不难发现，申诉人享有的只是形式上的申诉权利，但这一权利的实现完全依赖于人民法院的作为，而法院的这种作为在现实中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可依，加上诉讼职权主义使申诉审查过程演变成了“暗箱操作”，给审查过程带来了较为严重的随意性。其实，很多申诉案件当事人对结果的改判开始并不抱太大期望，但是一旦缺少了过程的参与，直接面对申诉审查的不利结果时，往往感觉自己申诉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逆反心理的促使下，反而变得更加不屈不挠。现实社会，当事人要求公开审查申诉案件的呼声日益强烈。申诉审查由于没有具体的程序法律，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未对申诉审查程序作出具体规定，给申诉案件审查审判实务带来重重障碍。最早是书面审查，一般不与当事人接触，当事人对此意见很大，认为有话不让说，有理不给诉，法院就作出驳回申诉或提起再审的决定，弊病十分明显。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不少法院审查时往往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力求“兼听则明”，与以往不接触当事人的做法有了明显进步，但当事人仍认为法院整个审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是法院“独导独演”，可能存在先入为主或故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程序公正能够促进争端从心理上得到真正解决，并且还能确保各方当事人对整个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信任，这种信任构成了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②我国民事诉讼法至今尚未把当事人申诉作为引发再审程序的再审之诉，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申诉审查程序制度对于保护当事人的申诉权不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概念及其特点
听政制度是行政机关借鉴法院庭审模式，为避免行政决定给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带来不利或不公正的影响，采取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由全部利害关系人参加并听取他们就重要事实发表意见，以权衡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项法律制度。③我国传统的申诉审查方式由于不能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的申诉权利，不能保证申诉审查的诉讼公正。作为当事人，尤其是审查结果对其不利的败诉方，由于没有参与审查过程，认为输得不明不白，强烈要求法院能采取开庭方式审查申诉案件。但是，申诉审查毕竟尚未进入再审程序，审查过程直接采取开庭审理显然于法无据，而听证制度作为一项比较成熟的准司法程序制度，既给法院构建申诉案件审查制度带来启发，也颇具借鉴价值。申诉审查听证制度是指法院审查申诉案件时，通知案件各方当事人到场，利用公开形式，采取最简便的方式，通过听取当事人各自针对法院生效的裁判应当再审的申诉与抗辩，以此来决定是否需要启动再审程序的审查方式。该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传统的“书面审查”或“调卷审查”方式，是一个“暗箱操作”的过程，既剥夺了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也容易使申诉审查陷入放任无序状态。申诉审查听证制度让当事人把“理”讲在对方人面前，把“理”讲在合议庭全体法官的面前。从而打开了当事人合法参与申诉审查之门，堵塞了当事人通过私下“沟通”，甚至用非法手段干扰审判活动的渠道，使审查程序走出“暗箱”，成为阳光下的诉讼。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是超职权主义的申诉审查模式，法院和法官包揽一切，偏离了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已不再适应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申诉审查听证制度采取了公开方式，直接听取申诉人提出的再审理由，审查对原裁判认定事实、证据和裁判结果提出异议的依据，审核其提供的新证据，并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辩驳、反证或承认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从而使法官在审查过程中能做到对双方当事人均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中立。申诉审查听证制度通过严格的程序规范，规定了合议庭集体听证、双方当事人均到场诉辩，并赋予了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回避权、申辩权和抗辩权等。该制度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申诉权利的保护，又强化了听证法官之间、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因而能合理、规范、有效地避免法官的恣意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合法的申诉权。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程序法律制度首先要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比实体更为重要，实体公正的实现，必须从程序着手，首先实现程序公正。①因为程序除了具有保障实体公正和诉讼秩序等外在价值，还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申诉审查听证制度对传统的申诉审查制度进行了司法理念更新，具备了程序的中立性、公开性和合理性，该制度既反映了现代司法理念，又能较好地体现追求程序公正的价值理念。公正的程序具有促进正义、吸收不满、限制法官恣意、树立司法权威、弥补实体法缺陷等独立价值功能。②我国已构建了保护公民申诉权利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宪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分别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公民的申诉权利和有关公开审判制度；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2012年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13条再审条件，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符合这13条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对不符合这13条的申请再审予以驳回，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终结与再审程序开始的界限。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申诉法律制度框架，对审查过程设置具体和必要的程序规范，是对现行申诉法律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构建
民事权利（包括民事诉讼权利）是不折不扣的私权，当事人是自己权利的最好守护者，其主张和放弃权利应推定为最合理的选择，完全属于意思自治和自由处分的范畴，只要该项处分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公权没有干预的必要和理由。③以往法院可以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即可主动依职权审查，有违私法自治的原则。申诉复查听证制度应充分尊重申诉人的处分权，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应以保护当事人申诉权利为宗旨，而不以追求绝对的实体公正为目的。所以，审查听证的案件来源除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之外，只应是当事人的申诉，且只限于审查申诉焦点。人民法院审查申诉案件过去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制约和遵循，对待当事人的申诉，上、下级法院之间经常会推来转去，管也可以，不管也可以，并且采取“书面审查”或“调卷审查”方式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容易产生少数社会弱势群体即使申诉理由充分，但申诉仍得不到重视的现象。申诉审查听证制度应将申诉案件都一律平等安排进入听证程序，给申诉案件当事人提供平等的审查机会，体现当事人在申诉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有利于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审查过程，有利于保障双方当事人享受平等的申诉和抗辩权利，真正体现不歧视弱者的权利平等原则。申诉审查听证程序不同于一、二审程序，它是基于经历了一审、二审的庭审与举证、质证所产生的裁判，故听证审查只需审查申诉理由和原判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标准为限，申诉人未主张的，原判即使存在问题，也无审查的必要。听证过程不需法官归纳争议焦点，不必分为调查阶段、辩论阶段，也无需当事人作最后陈述，对听证时所提交的证据只审查其来源和形式的合法性，不进行质证、认证，避免成为变相开庭。这样，既能体现尊重当事人的申诉处分权，也有利于稳定原裁判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民事流转法律关系，有利于及时实现申诉权、终结诉权，避免过程冗长和诉讼成本的不断增加。申诉听证不同于开庭审理，对申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作合理的限制，这样，既可以避免因当事人无限制举证而影响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也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在一、二审时认真履行举证义务。民事案件审查听证时申诉人如以新证据为理由申请再审的，该新证据必须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4条规定的再审程序新证据的限制条件，且必须是在申请再审时提出。如果申诉人在申请再审时未提供，而在听证过程中才提出，该证据原则上不予采纳。申诉审查案件应先确定合议庭成员，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并在听证前五日将《申请再审审查听证通知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告知听证案件的案由、听证的地点、时间、合议庭成员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合议庭成员听证前针对申诉理由阅卷了解案情，以便提高听证效率，把握争议焦点。听证地点一般放在法庭，也可在专设的听证室或会议室进行，听证法官应穿着法官标志的服装，以体现听证会的严肃性。听证会除合议庭全体法官均应参加外，还包括申诉人、听证案件的其他当事人及其人。此外，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经法院审查后，也可以通知与听证案件有关的原承办法官、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到场。不过，当事人到会听证应注意尊循自愿原则，因为听证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不具有强制性。听证只限于申诉审查案件并针对申诉理由，不搞全案审查。申诉听证审查的目的是确认案件是否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听证法官无需思考案件实体应如何处理，把是否支持申诉请求及实体改判处理，留给再审开庭去履行，不能将听证与开庭、申诉审查程序与再审程序混为一体。审查听证过程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只要法律没有限制的民事诉讼权利都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具体可包括：（1）申请回避权；（2）委托权；（3）陈述权；（4）抗辩权；（5）申请鉴定权；（6）申请证人出庭权；（7）审查听证笔录权；（8）申请与拒绝和解与调解权；（9）改变申诉请求权；（10）选择听证权；（11）撤回申诉权。对于听证时提供的证据，如裁判生效后，因发生新的事实、证据，则不能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可告知另行提讼；对于原审时已提交但因案件未开庭或庭审时未予质证，若该证据影响实体处理的，应予以采纳；对于原审应当提供而故意不提供的证据，则可视为当事人放弃权利而不予采信；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如系原审裁判后，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经听证，合议庭认为原鉴定结论程序明显违法或实体明显有误，应当认定为新证据为妥。申诉听证审查时适用法律有关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规定。听证前应在申请再审审查听证通知书中明确告知当事人对听证合议庭成员有权申请回避；听证案件审查，原合议庭组成人员应自行回避。听证作为审查案件的主要方式的同时，还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规定一些可免予听证的案件。笔者认为符合以下几种情形之一的案件可免予听证：（1）当事人均明确表示放弃听证的；（2）当事人一方在境外、省外或路途不便，参加听证确有实际困难，且又无法解决的；（3）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的案件；（4）案情简要到无须听证即可驳回或决定再审的案件。免予听证规定是对听证制度的补充，应当严格掌握标准。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7篇
一、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修改之前〗第一百零三条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
（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
（二）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冻结或者划拨存款的；
（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
（四）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其他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9月4日会签下发的法发(2000)21号即《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法院对行政机关依法申请强制执行需要银行协助执行的案件应如何办理问题的联合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协助执行对专利申请权进行财产保全裁定的规定》（公告第79号）
铁道部《协助执行执法机关扣留铁路运输货物的通知》（铁运函〔1995〕327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邮电部《关于人民法院要求邮电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批复》的通知1992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办公厅
【修改之处】《民诉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了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拒绝协助执行的情形，为了解决“执行难”，增加对“不履行协助义务单位”履行协助义务关键人的威慑力度，新增加对不履行协助义务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可以予以拘留，修改之前仅仅为罚款或提出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实践中，蔑视法庭的行为增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秩序的行为愈演愈烈，然而法院出于顾虑而谨慎待之，容易引发上访、上告，不敢轻易使用拘留甚至不用。目前强制措施的实施只局限于在法庭上的妨害行为，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的陈显江主任和袁巍庭长认为，应将强制措施实施的空间与时间延伸至整个法院的审判工作场所与工作时间，甚至在任何时间对法院、法规以及其他审判人员的侮辱等都应适用强制措施，以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审判工作的秩序。为此扩大了拘留的情形，拘留的对象限定为“协助执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拘留的前提是“出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拒绝协助执行先前，被予以罚款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二、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修改之前〗第一百零四条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被拘留的人，由人民法院交公安机关看管。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
【修改之处】为了解决“执行难”，增加被罚款人的痛楚度，比修改之前对个人、单位的罚款力度都提升10倍。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有以下5种：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罚款和拘留是比较严厉的强制措施，直接涉及行为人的经济利益和人身自由，因而法律规定了较为严格的适用程序。司法实践中拘留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公安机关的配合。公、法之间的协调配合还存在苛刻证据尤其是高昂费用的障碍。目前存在法院设立拘留所的争议。
三、第一百七十八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修改之前〗第一百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修改之处】关于再审申请向何法院提出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不但可向上一级申请再审，也可申请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指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产生的问题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多头申诉，反复申诉，人民法院重复审查。此外，让原审法院对自己作出的判决、裁定进行自我纠错，较为困难。基于上述原因，删除了当事人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规定。
是否应当抛弃再审程序而由三审制取代存在争议。再审程序是追求实质正义与保持裁判安定性这一对矛盾博弈的产物。
新法未明确是否限制申请再审的次数。
四、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一百七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修改之前〗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
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修改之处】从原先的五种情形修改为十五种情形。主要证据不足衍生为以下几种情形：1）缺乏基本证据；2）主要证据是伪造；3）主要证据未经质证；4）人民法院未依法应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当事人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案件审理需要的证据；
新明确以下几种情形：1）管辖错误；2）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3）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4）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4）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5）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6）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未修改之处：1）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2）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3）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修改前再审理由过于宽泛，并不存在一个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标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不具有可操作性。“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含糊不清。程序违法只有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时，才可以提起抗诉，明显存在轻程序，重实体。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同样显得非常笼统和概括，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也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可以说，正是这种过于笼统、宽泛（几乎包括了裁判的所有方面）的再审理由，造成了目前无限再审的局面。采用列举式的规定，容易理解，便于操作。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
【修改之处】新增关于申请再审启动后的程序，明确申请再审的申请书的提交、申请再审申请书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提交书面意见的程序，与后决定受理的之后的程序类似。之前旧法对此无规定。
六、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改为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修改之前〗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修改之处】新增“裁定再审或驳回请求的期限（三个月+特殊情况本院长审批延长）和申请再审的审理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最高院和高院裁定再审的，本院再审或交其他人民法院或原审法院再审）。”
旧法对人民法院如何受理、审查当事人的再审请求以及审查后如何将审查的结果告知当事人等未作具体规定。实践中，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一些原审法院要么长时间不作答复，要么简单通知驳回，很少能得到再审；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上级法院往往将案件批转到原审法院，转到原审法院后，便石沉大海。因此，当事人进入该程序以后，得不到确切的法律保障。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变得与申诉一样，没有程序上的切实保障，仅成了为法院发现错案提供线索，而并非发动再审程序的方式。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申请再审很少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大多数再审案件均是因为法院内部监督和检察院抗诉而引起的，而且这两条途径，仅凭当事人申诉也难以走得通，而是人大、政协等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的只是“申请”而不是“诉”，不能像“诉”那样适用类似于与受理的程序。因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就不能像权那样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导致可以申请再审却又难以启动再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一百七十九条，增加后的第一百八十条使再审程序的受理、审理前的准备以及审查更向“诉”了。
不过修改后的法律也未明确审查的主体是合议庭还是其他形式，也未规定是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对于申请再审核查，审查，复查的内容，方式，机构上均不统一，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形：（1）由立案庭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交由审判监督庭；（2）由立案庭进行形式审查再交由审判监督庭进行实质审查；（3）一部分由立案庭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另一部分交由审判监督庭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七、第一百八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修改之前〗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修改之处】对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未修改，新增加“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常出现当事人明知裁判公正、合法，却不断申请再审，甚至利用再审故意拖延时间、延缓执行等，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应该缩短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了限制当事人滥用再审诉权，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新法规定：在1）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2）二年后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八、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七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修改之前〗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修改之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提出抗诉的情形予以了修改，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情形保持一致。
新法删除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程序要求。
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抗诉的方式进行了修改，由“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明确修改为：“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新法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并无期限限制。
新法仍然维持了提起再审主体多元化的体系：1）法院系统；2）当事人；3）检察院。
九、第一百八十六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
〖修改之前〗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修改之处】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的程序规定具体化了，包括再审的期限和再审的管辖。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
新法明确了可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事由，主要为证据类的再审事由，具体为有下列规定情形之一的：1）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注意：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检察院抗诉再审案件审理法院的不同。
十、第二百零七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修改之前〗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修改之处】为了解决“执行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外，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这种选择权在移送执行中由法院选择，在申请执行中由申请执行选择。
《民诉法》规定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由第一审法院执行，依审判管辖定执行管辖，一审管辖制度源于审执不分的司法体制。原规定，未能反映民事强制执行自身的特点，日益显得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人财物的大流动大，加上审判管辖标准的多样性（如侵权行为地、合同履行地等等），使得被执行人住所地及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不处在一审法院管辖区域范围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在实践中造成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不在执行管辖法院辖区内的情况发生，继而产生大量的异地执行案件和委托执行案件，加重了法院执行工作的负担，己经成为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障碍。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异地执行更易遭致地方保护，抵触，围攻、暴力抗拒外地法院执行人员的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即是明证，而陌生的环境又会降低执行人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相对而言，赴外地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更缺乏保障。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二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修改之前】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在执行过程中，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也可能对法院执行标的有不同意见，该意见不能认为是执行异议，而是当事人之间就案件实体发生的争议。如果他们认为执行确有错误，执行人员应告知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但不影响执行。案外人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方法、执行措施以及执行人员在执行构成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有不同意见，向人民法院提出或反映的，也不构成执行异议；案外人对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有异议的，也不构成执行异议。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有异议，在执行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如果案件还未进入执行程序或执行工作已经完成，案件终结，案外人有异议，只能通过新的诉讼处理解决。
【修改之处】新增“执行异议”的规定，包括审查期限和申请上一级法院复议的期限。当前执行难有一部分是因为法院执行人员违法行为造成的，为此增加规定了执行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如果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异议形式为“书面形式”，受理执行异议的管辖法院应当为“负责执行的法院”，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的期限为“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异议的处理为：“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对异议处理的救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三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修改之前】民事诉讼法修改前没有类似“执行监督”的内容。
【修改之处】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明确规定执行的期限，如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未执行超过6个月的，申请执行人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执行，上级法院可责令原执行法院执行、也可决定原执行法院或指令其他法院执行。
十三、第二百零八条改为第二百零四条，修改为：“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修改之前〗第二百零八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0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案外人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允许以口头形式提出。”
【修改之处】明确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法院审查的期限，并明确可在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况下十五日内。
根据原规定，提起执行异议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提出异议的主体只能是案外人。（二）异议内容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凡是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的异议，都可以成为执行异议。（三）案外人提出异议时间必须在执行过程中。（四）案外人提出异议的形式一般用书面的形式并提供相应的证据。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保留了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明确了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审查时限为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审查主体从“执行员”修改为“人民法院”，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执行的删除了经院长批准的环节。
案外人、当事人对法院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裁定不服的，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十四、第二百零九条改为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修改之前〗第二百零九条第三款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职责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明传[2000]437号2000年9月30日）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法(执)明传(1999)24号
【修改之处】不再限定仅仅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设立执行机构，为改革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奠定基础。
十五、第二百一十九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五条，修改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修改之前〗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修改之处】从过去半年（执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均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或一年（执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或有一方为公民）的情形一律改为两年。注意期间的起算：1）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2）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3）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半年或1年的申请执行期限无疑就是缩短了当事人依实体法所享有的权利保护期限。申请执行期限长一些有利于被执行人在相对长的时期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模式，使其经济状况好转以利于债务的履行。
明确界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为诉讼时效。此前没有对该期限的性质作一明确界定，导致在实务中对申请执行期限到底是属诉讼时效的内容，还是属除斥期间，存在不少争议。述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予以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尤为重要，决定了当事人尤其是申请人行使权利的时间界定及当事人何时丧失请求人民法院执行的权利；对形式上逾期申请执行的案件，人民法院是否立案也有着决定性作用。首先，认定申请执行期限适用诉讼时效，是基于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次，将申请执行期间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有利于减少诉讼成本。第三，基于公平原则的角度，视其为诉讼时效更能有效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四、避免造成诉讼成本的无畏增加。第五，借鉴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在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都是把经过法院确定的债权仍视同一般意义上的权利，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1987）民他字第20号关于《对生效多年的判决逾期申请执行的依法不予支持的批复》中说：自民事诉讼法颁布后，逾期提出的申请执行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则对其申请执行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十六、第二百二十条改为第二百一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修改之前〗第二百二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修改之处】增加：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提是“可能存在隐匿、转移财产”。
根据修改前的民诉法规定，执行人员只有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并指定期限仍不履行的方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否则违法。有的被执行人接到执行通知以后，就转移隐匿财产，执行通知书反而成为“转移隐匿财产通知书”。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七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修改之前〗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财产报告制度。
【修改之处】增加“财产报告制度”，拒绝报告或报告虚假将受罚款拘留的处罚。
执行难的原因之一是有的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以逃避债务。主动报告有关财产状况，而不应等人民法院发现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后才报告有关财产状况。
财产报告的时间跨度为“当前”和“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当前”的说法比较模糊，应包括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后至履行完毕之前。执行期间，在被执行人首次申报财产后可能有新增财产的，除首次申报的财产能够满足清偿债务外，可以要求被执行人再次申报。这种报告取决于被执行人的主动，很容易预料，想赖帐的被执行人往往会不报或假报，所以法院规定了相应的司法强制措施，包括罚款和拘留两种，罚款和拘留的对象范围为“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一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修改之前〗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中，无执行威慑机制的规定。
【修改之处】增加对“老赖”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实践证明，仅仅着眼于运用强制执行的手段来解决‘执行难’问题，很难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许多国家不存在“执行难”问题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有一个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威慑机制，当事人如果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付出的代价就很大，不能够信贷，不能够置产，不能够出境等等，甚至直接影响其市场经营活动和日常的生活消费，从而在客观上促使其自动履行法律义务。”
十九、删去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修改之前〗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企业也存在破产还债问题,为此《民事诉讼法》第19章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该规定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修改之处】删去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统一适用《破产法》。统一破产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民事诉讼法》中再规定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已无必要了，将其删除是必然的。
参考文章：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中国民事诉讼法典建议稿（二稿）》修改与完善论证会综述作者：郭士辉王铁玲时间：2004-10-2608:58:05《人民法院报》
邹声文、田雨：《申请再审应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来源：新华网2007年06月24日19:51:28
张卫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我见，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
高一飞：困境与进路：再审制度改革之“老调重弹”
冯华江：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来源
陈尧：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民事再审程序为视角，来源
现行民诉法执行地域管辖规定的弊端及修改作者：孙阳王志坚艾丽娜时间：2006-03-03
现行民诉法执行地域管辖规定的弊端及修改作者：孙阳王志坚艾丽娜时间：2006-03-03
谈法院对案外人执行异议的审查和处理作者：朱伟光郑忠利时间：2005-06-1516:20:01
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执行现状及改革建议作者：邵颖党霞时间：2005-02-2815:48:07中国法院网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执行新制度2007-11-1519:00:41作者：宛华斌华阳升
以财产申报制度突破财产难找瓶颈作者：王飞鸿时间：2007-11-0913:46:41人民法院报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8篇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尽管与垃圾焚烧厂的诉讼拉锯战早在2011年底就已落下帷幕，但谢勇依旧不愿放弃。2012年8月，几经周折才从国家环保部拿到垃圾焚烧厂排污监测报告的谢勇，向江苏省高级法院送达了民事再审申请书。在他看来，来自国家环保部的这份监测报告将之前的所有判决，还儿子一个公道。
然而，再审之路却是无比漫长。
2013年2月，江苏省高级法院终于决定对谢勇康案启动“再审”，这对于已经等待了半年之久的谢勇而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但事实上，所谓的“再审”不过就是让原被告分别就再审申请书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陈述，然后再决定是否启动这一程序。
谢勇再一次陷入“等待”。
事实上，谢河村的受害者并不止有谢勇一个，但作为唯一一个向法院提讼的受害者，他肩上还担负着为其他村民“探路”的重任。
谢勇告诉记者，村民们其实都想要向垃圾焚烧厂“讨回公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抱观望态度，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有些邻居曾告诉我，说让我先试试看，如果可以胜诉，他们也会去维权。”
然而，这几年的艰辛维权路不仅在这个年轻的父亲的脸上留下了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沧桑，也让许多的谢河村村民对法律不再憧憬。
为什么谢勇始终讨不来说法？
缺乏对污染行为的有力指控
谢勇告诉记者，两审都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没能在法庭上完成被告有排污行为的举证。
“受害者只能看到垃圾焚烧厂排放的黑烟，闻到垃圾燃烧时迎面扑来的刺鼻气体，但他们不知道排放的到底是什么，浓度多少。这些指标必须依靠监测数据来证明，拥有这些数据的权威部门只有环保部门，但他们往往不会轻易提供。”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金梅告诉记者，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前，由公民个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环保部门往往不予理睬；即使是在这一条例实施后，监测报告依旧很难获得。“他们往往会以监测报告涉及商业秘密为理由拒绝公开相关信息。”
据刘金梅介绍，为了查清垃圾焚烧厂排放污染物的成分，早在2010年6月，谢勇就向海安县环保局申请公开“垃圾焚烧厂2006年6月至10月运行过程中气体排放、飞灰、炉渣、垃圾渗沥液的监测报告”等环境信息，但始终没有获得相应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向一家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求助。“达尔问自然求知社”随后向江苏省环保厅及南通市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江苏省环保厅、南通市环保局答复称，可向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海安县环保局或企业索取。再次申请后，海安县环保局又以“监测数据和处理办法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不予公开”为由拒绝公开。
于是，“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只好提出行政复议，2011年7月，海安县环保局答复称，是否公开监测报告需向上级环保部门请示。之后，环保部门依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垃圾焚烧厂的监测数据不予公开。
由于无法取得垃圾焚烧厂排污行为的相关数据，谢勇在庭审中始终处于劣势。2011年底，中院终审判决谢勇败诉。
尽管如此，谢勇依旧没有放弃对证据的寻找。在他看来，只要找到垃圾焚烧厂的排污证据，就能改变法院之前的所有判决，为儿子讨一个公道。
为了能够搜集到垃圾焚烧厂的排污证据，谢勇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资料，终于在国家环保部的官网上公示的文件中，发现国家环保部曾先后两次给被告企业颁发了生活垃圾甲级临时资质证书和生活垃圾甲级资质证书。而根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申请这两个资质证书时，企业需要向江苏省环保厅和国家环保部上报监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找到了这些材料后，谢勇于2012年2月分别向江苏省环保厅和国家环保部申请信息公开。同年3月，江苏省环保厅以申请的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为由拒绝公开，环保部以申请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为由表示需征求企业意见后予以答复。
“我们所申请的监测报告是环保部门的审批依据，应该属于公开的范围，但是几级环保部门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公开。类似的情况很多，这有时让我们很无奈，也很失望。”刘金梅告诉记者，这是环境诉讼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得很笼统，所以污染受害者的申请多数情况下都得不到回应。
万般无奈之下，谢勇只好先后将江苏省环保厅、国家环保部告上法庭。最终，环保部将垃圾焚烧厂的排污监测报告给了谢勇。
但“公开”似乎来得晚了一些。由于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已然生效。如今，谢勇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监测报告递交江苏省高级法院，等待再审决定的作出。
难以证明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监测数据的“缺席”并不足以令整个案件举步维艰，在因果关系证明方面的举证无力是谢勇败诉的最主要原因。
谢勇告诉记者，尽管发现儿子患有脑瘫和小儿癫痫是在2008年，但直到一年后他看到镇政府下发的一份拆迁公开信时，他才意识到儿子的疾病可能与垃圾焚烧厂排放的废气有关。令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疏忽”日后竟会成为他败诉的重要原因。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由于谢勇在时间上的迟延导致垃圾焚烧厂丧失了相应的鉴定条件，因此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不能由垃圾焚烧厂承担。
“当事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拿着环境检测装置去检测是否有污染物排放，这不现实。”这一判决理由让谢勇和刘金梅都无法接受。
但为了证明儿子患病与垃圾焚烧厂的排污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谢勇还是找了许许多多的鉴定机构。“法院只接受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我国目前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只有两家，一家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家是中国检验检疫中心，但这两家都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委托。”
谢勇告诉记者，他原本想委托鉴定机构对妻子和儿子身体中的二英含量进行检测，以此来证明二英与儿子所患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接受个人的送样。
反复接洽后，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谢勇，即使其接受个人送样，他们也只对母乳进行检测。那时，妻子早已过了哺乳期。
“中国检验检疫中心倒是接受个人送样，但他们只做环境样本的鉴定。那个时候，垃圾焚烧厂已经改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较之前好了很多，这样检测就失去了意义。”这样谢勇非常苦恼，他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没有资质的鉴定中心。
“他们接受个人的送样，也可以对人体样本进行鉴定，但是鉴定费用却非常昂贵，每个样本的鉴定费用是2万，即使是这样，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应结论。”谢勇告诉记者，由于二英的检测过程花费巨大，鉴定机构往往会等样本足够多时再进行检测，时间成本非常大。
最终，两级法院都以二英与脑瘫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驳回了谢勇的。
欲加之“责”，何患无辞
二英与脑瘫之间真的没有因果关系吗？其实，谢勇和垃圾焚烧厂都没有办法作出肯定性证明。
“我国法律规定，环境污染损害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如果污染企业无法对因果关系加以证明，它就要承担因举证不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法律这样规定其实就体现了它保护弱者的价值取向，因为与污染企业相比，受害者处于弱势地位。”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看来，当受害者与企业陷入可能性争论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法律的价值。
然而，由于环境诉讼较为少见，许多法官都不了解相关的诉讼规则。他们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考虑不足，仍然倾向于要求受害者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谢勇案一审的判决就如此写道：“根据相关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该规定并未免除受害人一方的举证责任。”
这样的判决理由让刘金梅非常郁闷，办案法官的思维让她难以理解。“法律既然对举证责任进行了分配，那么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法律的确没有写明受害者不用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但这是法条暗含的意义啊。”
尽管如此，谢勇及其律师刘金梅在庭审中还是提供了47份证据用来证明“因果关系”，这些证据有照片、视频、病历以及关于二英污染的科学文献及学术论文等，以证明“谢永康的患病事实及状况”、“垃圾焚烧厂存在污染行为”、“两者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然而，两审法院均认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所受损害与被告排污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法院认为导致婴儿患脑瘫及小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很多，我们并没有排除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承担败诉后果。但是我们通过串联质谱分析已经排除了遗传因素，通过专家证人排除了脐带绕颈对小孩患此病的影响，我们不可能穷尽每一种情况。”刘金梅认为，退一万步讲，即因果关系由受害者承担，但他们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排除了可能造成小孩疾病的现实原因，他们就应该算是完成了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人体是很复杂的，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法院要求因果关系具有普遍性、公认性，未免过于苛刻。”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9篇
“申诉难”、“执行难”，是当前民事案件中的两大难题。多年来，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学界或司法实践部门，对此都反应强烈。
于6月24日至29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规范民事案件司法程序的基本法律，于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此次为16年来首次修订。修正案草案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申诉难”和“执行难”，对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作出修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统计，仅十届全国人大的五年，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议案多达90件，其中针对当事人“申诉难”、“执行难”，要求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议案57件，占总数近三分之二。
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江必新等30名人大代表，又提出《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以解决“执行难”、“申诉难”的议案》。以此议案为基础，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拟了此次递交常委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
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启动，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反映出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申诉和执行是法院工作的难点，在中国成为考验法院司法公正的风向标。
博弈“申诉难”
中国目前实行两审终审制，即案件经过上诉后，二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但为了纠正错案、维护当事人利益，确保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也称申诉程序或再审程序；即法院对确有错误的、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进行审理。
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启动再审程序异常困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指出，“申诉难”造成“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法工委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各级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为227002件，这其中民事申诉案件占90％以上。但法院最终决定再审的为48214件，仅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因此，此次修正案草案，将再审事由进一步具体化，由原来的五项变为16项，增强了可操作性，减少了法院在裁量是否受理问题上的随意性。草案还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需向上一级法院提起，改变了原来既可以向原审法院提起、也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的规定，以避免多头申诉、反复申诉。
另外，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此次修正案草案提出，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审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审查方式也确定为适用二审程序审理。
修正案草案的这些规定，无疑方便了当事人行使申诉的权利，但也由此引发法学界的担忧。因为目前中国司法实践中，与“申诉难”相对应的，一方面是该再审的不再审，另一方面却是再审可以一再提起，使得二审终审制度流于形式。比如哈尔滨市汽车公司某退休工人一起普通住房安置纠纷案，从基层法院到高级法院多次再审，六年内当事人从法院拿到了17份判决书，案件至今尚未了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祝铭山指出，一个案件作出七八个判决的现象，不适当地耗费了国家和当事人的巨大诉讼成本；这种终审不终的情形，严重冲击了司法既判力，颠覆了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削减了司法公信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健认为，目前的再审制度几乎已经演变成三审、四审制度，审而不终。“要保护当事人的权利，首先要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他指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认为，此次民诉法的修改让再审事由具体化，便于当事人提起再审。但是再审作为特殊的法律程序，启动不应当过于轻易，这是再审程序的本质要求。他对记者说：“司法的公正和权威首先要体现在对生效判决的尊重上。”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在参与此次修正案草案审议时指出，申诉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目前的修改治标不治本。他提出，“要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使老百姓对法院的终审判决能心服口服。”
治困“执行难”
相比于“申诉难”，“执行难”更为人们耳熟能详。一个极端的表述，是把很多时候、很多法院的判决、裁定，说成是无法兑现的“法律白条”。
据最高法院统计，2006年，中国各级法院受理申请执行的民事案件213万件，但法院发出执行通知后当事人自行履行义务的仅为71万件，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执行46万件。这意味着，近一半民事案件得不到执行。
判而不执等于白判。一些当事人因多年判决得不到执行，甚至在公开拍卖判决书，严重影响了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另一方面，“执行难”也为一些司法人员提供了腐败的寻租空间。比如天津海事法院的程伟贪污、挪用执行款项，以及深圳市中院五法官利用执行拍卖中饱私囊（参见《财经》2006年第8期“程伟案中案”、2006年第24期“深圳中院‘窝案’在即”）。
因此，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诉法修改草案加大了执行力度，强化了执行措施。比如，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者法定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法院可以对不履行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限制出境，个人信用记录记载不履行义务的信息。
此外，草案对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个人罚款，从1000元以下提高到1万元以下，单位罚款从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提高到1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草案还将申请执行的期限从一年延长为三年。
针对现有执行案件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干扰、长期得不到执行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由其他法院执行。
不过，这样的修改，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看来，仍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最高法院一位高级法官认为，造成“执行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没有真正落实拒不执行罪；没有强制执行法；执行措施不够强硬有力、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以及执行环境尚待改善、法院执行人员自身素质和作风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都是个中原因。
该法官提出，执行程序应该从诉讼法中独立出来。因为执行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行政行为，带有更多的行政色彩，而非法官的居中裁判。因此，从长远来看，在科学诉讼法律体系上，诉讼和执行应该分开，并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汤维健也认为，由法院来主导执行，这对执行体制改革是不利的。
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窦树华指出，目前执行程序没有提到如何加强监督管理，保证执行公正。现在是法院自己审判、自己执行，法院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多元复杂的情况下，不利于实现执行的公正。
期待全面修改
《民事诉讼法》作为三大诉讼法之一，是基本的程序法。
2003年十届人大组成之后，即确定了修改《民事诉讼法》的目标。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江伟教授及其博士生孙邦清受立法部门委托，起草了《中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他们建议制定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典。该建议稿提议将目前的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并且将海事诉讼程序、民事证据、破产程序和执行程序与民事诉讼法分离。
针对此次修正案，孙邦清博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民事审判领域最根本的问题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的问题，“申诉难”与“执行难”仅仅是民事诉讼问题的部分外在表象。此次立法机关对《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属于局部的删改与补贴。修正案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将导致其与现行民事诉讼其他制度之间难以协调。
汤维健教授也指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是全面的，贯穿整部法律。从原则上应该使当事人的处分权得到充分的保障，严格不告不理的程序；不仅诉讼的开始要依赖于当事人的提起，在诉讼过程中追加诉讼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变化也要体现当事人的意愿。法院要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进行审判活动。还要加强对当事人权的保障，放低的门槛和条件。
张卫平教授指出，中国现行民诉法的落后主要体现在职权主义体制上。比如在再审制度上，他认为法院不能有启动再审的权力，这应该是属于当事人的权利。此次修改并未取消法院的这项权力。还有法院依职权搜集证据，却往往缺乏必要的质证程序保障。张特别强调，“立案难”和“申诉难”、“执行难”一样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林兆枢在参加修改草案审议时也认为，应该修改目前民事诉讼的立案审查制度，改成立案登记制度，即当事人提出，法院就应该受理。目前中国的法院往往用审查的名义就可以把一些当事人的拒于法庭门外。这样就把应该由法院来解决的纠纷推向了社会。
行政再审申请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事再审制度理论反思价值重构
民事再审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有着真正“终局裁判”民事再审制度法律地位。客观地讲，我国民事再审制度对保障民事审判的公正性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制观念的转变，现行民事再审制度，无论从现代法理学的角度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并不十分完善，特别是不加限制的反复再审破坏了一系列的成文法律原则，致使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无法保障，同时也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不能达到立法设置再审制度所预期的目的。
一、现行民事再审制度之弊端分析
分析《民诉法》第177条至188条对再审程序的规定以及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下简称《意见》），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多元化，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提起再审，检察院可以抗诉提起再审，甚至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也可以自行提起再审。二是再审程序职权化，再审的启动，以法院自身监督和检察院抗诉监督为主要发动方式，当事人申诉引起再审重视不够。三是依职权发动的再审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四是再审法院是做出原裁判的法院，自诉自审，逻辑上难于自圆其说，形式上也不为当事人所接受。五是再审事由和范围没有必要限制，导致申诉不绝，上访不断，法院“剪不断、理还乱”。六是再审缺乏必要的败诉风险责任，导致申诉权被滥用，甚至有一些当事人为逃避交纳上诉费故意不上诉而直接申请再审。也正是因为这些弊端的存在，一方面导致了明显的瑕疵裁判不能通过再审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人民群众称之为“申诉难”；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再审案件却屡屡再审，法院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得不到应有尊重，学术界称之为“再审滥”[1]。如湖北穗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与武汉达富公司公司资金返还一案，历时6年半，经过二次审理、二次抗诉、三次再审，最后达富公司败诉，但该公司仍未放弃继续寻求司法解决途径[2]。由此可见“再审滥”引发的重大危害，“法律设置广泛的再审制度，导致判决无稳定性所言。胜诉的当事人心中无谱，尚存杞人之忧；败诉的当事人于心不甘，仍作不懈努力。诉讼由此演变为一场持久战。其后果不仅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而当事人也被绑上诉讼的战车，欲罢不能”[3]。由此可见一斑。
探求这种再审弊端的形成根源，与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发现案件客观真实”、“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查明案件事实情况，正确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实事求是，有错必究”[4]的传统诉讼观念有直接影响，其价值追求是定位于案件审理结果的“客观公正”，程序立法目的在于国家本位主义的“审判监督”，不仅设置了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的发动再审，而且还设置了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抗诉引起的再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坠入了追求所谓“实体公正”而忽视裁判稳定性的泥沼。特别是这两种以权力监督为基点而发动的再审不受时间、次数、诉权对抗、诉讼风险等的限制，从而使现行的民事再审制度不仅背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而且使其应具有的功能也未能得到相应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坏了二审终审的法律地位
现行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正确理顺与民事上诉制度在实现终局裁判正当性过程中的内在关系，从根本上破坏了上诉审应有的终审地位。法院裁判的终局性首先应当在法院内部得到尊重和维护，“如果允许法院可以随时撤销或变更自己所作的裁判，则公权性、强制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将首先从内部开始崩溃”[5]。按照二审终审的法律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做出的裁判文书，是具备拘束力和既判力的法律文件，不仅对当事人，而且对法院和整个社会都具有不可随意撤销、更改的约束力。但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在以下几种情形中，却可以被无止境地再审，且再审程序的安全性也缺乏必要保障。
1、《民诉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一规定原则性太强，实践中也不便操作。首先是容易造成再审程序的启动以本院院长意志为转移，虽然规定了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实际上院长的决定对审判委员会有决定性影响。其次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取下级法院的错误裁判，没有相应的制度，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当事人不断申诉上访，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影响，进而引起上级法院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而引起再审，这与1991年《民诉法》增设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初衷相悖。第三是法院决定再审无时间次数限制，增加了再审程序启动的不确定性，直接威胁到裁判的稳定性。
2、《民诉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的范围和理由，其中对抗诉范围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仅规定了对法院生效判决可以进行抗诉，而未具体说明哪些判决和裁定可以抗诉，虽然最高法院在《意见》中规定了三类不予受理的案件[6]，但囿于列举式立法的技术缺陷，具有很大局限性。如对非诉程序的判决以及关于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裁定能否抗诉等，这势必造成实践中的困难，也导致检、法两权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常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限制检察机关抗诉权的行使，如1996年关于检察机关对法院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的案件不予受理的解释、1999年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不予受理的解释等。这种限制的合法性值得怀疑[7]。
3、《民诉法》第178条至182条规定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范围、事由、途径作了明确规定，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行为对法院不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即当事人的申请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由于法律对法院如何处理当事人的申请、在何时限内做出决定并无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立法上完善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另一方面实践中却造成了再审申请权难以实现而不得不求助于法院自身监督、检察监督甚至党委、人大、新闻媒体监督来发动再审的尴尬境地。二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过于原则，也缺乏必要的限制，比如法律规定当事人能够提出新的证据足以原裁判的，法院应当再审，实践中存在当事人故意隐瞒重要证据，在一审、二审中都不提出而在再审中提出的情形，这不但使法院已经进行的程序归于无效，也使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程序极为不公，也极不安全，风险太大；同时在审查新证据决定再审时，还存在再审“先入为主”、“未审先判”之嫌。
由此可见，现行民事再审制度从本质上看，不是在生效裁判做出后，出于对瑕疵生效裁判损害当事人私权利益予以特殊救济之目的而设置的程序制度，而是在生效裁判做出后，以国家本位主义为指导出于行使监督权的目的，由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或者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法院已做出的瑕疵生效裁判予以纠正的特殊程序制度，这样就使得再审无形之中扮演了二审终审后的三审，甚至四审、五审的角色，严重损害了上诉程序应有的终审法律地位，破坏了审级制度的完整。
（二）破坏了审判独立的法律原则
在现代法治社会，审判独立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诉讼制度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要件。审判不独立，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就无从谈起，因为法院裁判的公正性是以法院审判权的独立性为逻辑前提和现实条件的。公正的裁判是法官主观意志认识客观案件的产物，不独立的人是不可能有独立的主观意志的。因此，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就作为一条基本的宪法原则确定下来，但现行民事再审制度至少从以下几方面破坏了这一宪法原则。
1、从法院自身监督提起再审来看，若再审程序是由做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发动的，那么就是本院院长已经认为该生效确有错误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才开始再审程序的，由于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在本院审判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必将对再审合议庭的独立判断带来负面影响，难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若再审程序是由上级法院发动的，则存在以下困惑：一是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进行再审，由于要考虑上级法院的意见，必将影响下级法院对案件的独立审理；二是上级法院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取下级法院裁判错误的信息难以规范；三是上级法院并未参加过案件的直接审理，其认为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主观判断是否妥当存在疑问。“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如观察问题的角度、评价事物的标准等差别，因此不同主体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常会产生意见分歧或观点争议”[8]，同样的案件交由不同的主体加以判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上级法院并不是经过严密的审理程序，仅凭所能获得的案件的极少一部分资料（多是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上访材料）便得出“错案”的结论，缺乏严肃性。更有学者对该条提出强烈抨击：“条文自身存在逻辑矛盾，未经审理如何确定‘确有错误’，未经庭审如何‘查证属实’？”[9]
2、从检察院抗诉监督引起再审来看，一是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抗诉提起再审，因其身份的特殊性，法院在审判中不得不更加重视检察机关的意见，影响人民法院对再审案件的独立理性判断。二是只要抗诉，不论对错，法院必须再审，且对抗诉次数没有合理限制，只要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判没有合乎其认为的“合法”标准，抗诉就可能会一次次被提起，由此引起的“再审”就永无宁日了。审判实践中，再审法官也无所适从，往往通过内部协调沟通来缓解矛盾分歧，其中多是审判权“屈从于”法律监督权（因监督权是上位权），但也有例外，出现“你抗你的，我审我的”的局面，这样无疑会使民事再审程序步入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因此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对检察院的抗诉，人民法院指导令下级法院再审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原抗诉检察院无权再抗诉，只有原抗诉的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有权提出抗诉”[10]。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运用审判权限制检察抗诉权的行使，姑不论这种限制的合法性，单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要求来看，不从再审体系上来解决问题，仅靠一个又一个的司法解释来限制，终究不能保证人民法院审判独立的法律地位。
（三）破坏了诉审分离的法律原则
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必须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上，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再审制度具有同上诉制度一样的权力，都可以原来的生效裁判，且再审比上诉审具有更“终审”的地位，二者有差别仅在于提起的主体和受理法院不同，上诉是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向二审法院提起，再审多是原法院或检察院依职权向做出原裁判的法院提起（当事人申请再审能进入再审程序的不多）。而再审案件是由具体的法官来承办的，审判实践中，同一法院中再审法官与其他法官是相互流通的，且再审法官的审判自又极为有限，再审案件的决定权多是原审法院的同一院长或同一审判委员会，其实质是自诉自审、诉审合一的行为，这与诉审分离的诉讼原理是相悖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自审自”的再审模式，极易受到各种关系网和部门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由于受目前现阶段法院管理模式的影响（人、财、物不完全独立），法院基于自身发展等因素的考虑，很多时候要屈从于地方或当地党委政府的压力，不得不“配合”做出符合某种要求的再审裁判，这种裁判的“公正性”可想而知，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依职权提起的再审权力给关系网和部门及地方保护主义留下了制度上的漏洞，更为司法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破坏了私权自治的法律理念
私权自治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当事人享有的诉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阶段表现为权，在上诉阶段表现为上诉权，而在再审阶段表现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由于现行的再审制度受超职权主义的影响，法院自身监督提起再审和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实质上均处分了当事人的诉权。纵观现代民事诉讼基本原理，在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时，只要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力不应过多介入私权领域。一方面，如果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私权利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自有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面干预，司法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代替不了行政权，过多的干预有“越权行政”的嫌疑；另一方面，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也自会申请再审，但如果当事人出于对诸如诉讼成本、胜诉可能性等因素的考虑，放弃再审请求权，那么法院或检察院依据自己的职权强行提起再审，岂不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严重侵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撤诉，双方按原裁判执行，但检察院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不由提起抗诉，则明显干预了当事人的诉权。而且有时再审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这种后果再由当事人来负担就很不合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应以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为由强行对当事人自主处分裁判结果的权利横加干涉。况且现行再审制度直接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这一重要途径，那么法院自身监督和检察监督就应当通过当事人以外的其他途径来发现错误。从审判实践上看，凡是由人民法院自身或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的，基本上都是因为当事人提出申请或反映强烈而引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当事人向其反映，法院和检察院就失去了提起再审程序的前提条件，故既然法律已经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法院自身监督和检察院抗诉监督就没有必要。
（五）破坏了当事人地位平等的法律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平等地享有、答辩、质证、认证、辩论、上诉、请求再审等诉讼权利，这些权利源于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也是平等原则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这项原则在二审终审的法律原则中有很好的体现，但在再审制度中，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法院依职权提出再审，本诉的主体是法院，还是原裁判当事人？这个问题在法理学上不好回答。不管当事人对原裁判是何意见，法院提起再审，当事人都得依原法律关系参诉，并且在再审过程中，都是法院依职权在确认原裁判的审判“谬误”，也不管当事人对这种“谬误”是否认同，而当事人在应诉过程中也主要是针对法院的再审理由进行答辩、抗辩，且法院的再审理由必定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权利，这种再审模式必然导致“裁判员代替运动员上场踢球”的国家本位主义模式，严重破坏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法律原则。二是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提起抗诉引起的再审，同样的问题，本诉的主体难以界定，虽然最高法院《关于印发马原副院长在部分高级人民法院讨论如何办理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中对检察院抗诉在庭审中的位置和权利作了相关说明[11]，但总显得不伦不类。司法实践中，一些抗诉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代表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除了当庭宣读抗诉书外，还要参与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抗诉前期，还主动行使公权力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并在再审之中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其理由好象就是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法院裁判过程当中的错误，充分的挥其法律实施监督的职能作用。这就是说，检察院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成了一方当事人的“人”，使得在再审过程中原裁判当事人的地位极不平等。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现行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已经不适合司法审判实践的需要，其立法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亟需重构，建立符合现代民事诉讼基本原理和符合司法审判实践需要的民事再审制度，以维护社会公正，确保法院权威。
二、重构民事再审制度之价值基础
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要求，民事再审制度作为受到二审终审瑕疵裁判的特殊救济程序，其目的不是否定二审终审已经确定的生效裁判，而是在保障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既判力的前提下，对受到瑕疵裁判的当事人予以特殊救济的非常“上诉”制度[12]。对此，日本法学家在阐述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制度时颇具代表性，“再审是当事人对已经确定的判决以诉讼程序上有重大瑕疵或作为其判断的基础资料里有严重缺陷为理由，请求撤销该判决并且恢复已终了的诉讼，进行重新审判的、非常的不服声明的方法。判决被确定后，如仅仅因为判断不当或发现新的证据就承认当事人的不服声明，则诉讼是无止境的；但另一方面，从作出正确、公正的裁判的理想来说，不管有什么样的瑕疵一律不准撤销已确定的判决，也是不合理的。于是，法律规定在判决里有特别重大并且对当事人也有严重瑕疵时，应准许再审。”同时，他们认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13]故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基础，应摒弃以国家本位主义为基础出于行使审判监督权的目的而设置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而应重新定位于受到二审终审瑕疵生效判决的当事人基于其自身受到的特别重大的损害而向作出终审裁判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非常上诉的权利救济程序制度。为此，对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基础作如下分析：
（一）明确再审之价值定位
再审作为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特别救济，其实质是对法院执法不服而提起的特别申诉。既然是诉，就必然包括主体、客体、内容以及相应的法律关系。为此，笔者建议，在法律明确规定再审法律关系之前，首先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重新更名，这个称谓容易产生误解，理论界现有三种观念，即称之为民事再审程序或民事非常上诉程序或民事第三审程序。笔者赞同非常上诉程序这一称谓，理由如下：一是与现行法律相配套，既然是二审终审，又何来终审之后的再审或第三审呢？同时，非常上诉毕竟只是对受到瑕疵生效裁判当事人给予特别救济的补充程序，不能破坏二审终审的法律地位，称之为再审或第三审有“喧宾夺主”之嫌。二是同世界通行法律体系相融合，中华法系属大陆法系之分支，日、德均附之以“非常上诉”名称[14]，这也是考虑到“入世”后，避免与国外法学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分歧。其次按照非常上诉的诉权模式，重新设计当事人提请非常上诉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规范受理法院管辖范围，受理并审查非常上诉是否成立以及审理规则，同时要明确提请非常上诉的当事人必须交纳诉讼费并承担败诉风险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法院再审工作目前面临的被动局面，从而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应有申诉权。
（二）明确再审之裁判终局地位
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能长期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反映在司法审判上就是诉讼不能无止境。对这个问题，不仅我国司法界普遍关注，而且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许多国外法学人士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司法是否公正，而是中国法院到底有没有终审裁判权。“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权威性”[15]，裁判的终局性是裁判权威性的前提，即赋予法院通过正当程序形成的裁判结果产生实质性法律效力，非有明显错误，不予例外再审。很多国家对再审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将其作为补救错误的非常救济渠道，对再审加以了严格限制，正因为如此，再审的终局性才得以维护，法院权威才得以保障。正如一位美国大法官所言：“我们能够作出最终判决，并不是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16]。而我国再审的现状是，原本具有终局裁判的审理被过多过滥的再审无休止的，当事人对于已不利的裁判不予尊重，而是寄希望于通过不断地再审达到目的，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的审判上，法院由此也形成了“越想通过再审的方式追求个案公正，司法权威就越受到挑战”[17]的两难悖反境地，这个悖论的形成根源就在于对裁判终局性的认识不够。在保证法院裁判终局性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有时法院裁判终局性的权威更值得保护。为此，笔者建议，重构再审之裁判终局地位时，应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提高再审门槛，以二审终审为基本诉讼原则，一般案件不许再审，且再审必须向作出终审裁判的上一级法院提出。二是限制再审次数，民谚有云“事不过三”，解决民事纠纷，经过一审、二审，到再审就应当终局了，不得对经过再审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以确立再审之终局性法律地位。
（三）严格再审之启动程序
重构民事再审程序不得不重视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理论界现有三种观点：一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运用的法院在再审中占主导地位，检察院处于一种附属地位，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补充的模式，这种观念和做法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强烈的国家本位主义对法律正确实施的干预，忽视当事人的诉权及处分权。二是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以法院和检察提出再审为辅，在彼此之间做出分工，这种观点以私权自治为指导，认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即使裁判有错，当事人不申请再审，法院、检察院也不应主动干预[18]。三是鉴于保留法院发动再审权的弊端很大，且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容易导致再审权被滥用，建议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完善检察院抗诉监督，建立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19]。笔者以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深化，人们诉讼观念的转变以及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的不断提高，重构民事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取消法院、检察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的方式。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不符合诉讼机制的内在要求，且法院本身完全可以依其系统自有的审级制度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对法院来说，其主要精力应当在其审级体系内控制好案件的审理质量，而不是寻求、依靠审级以外的其他补救程序来实现法律的正义。如果继续保持法院发动再审的权利，会逐步削弱审级制度的程序保障价值，甚至使审级制度流于形式。故笔者建议，取消法院发动再审的职权，断其内部纠错的后路，使之将更大的精力放在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保证案件质量上。
检察院以监督法律正确实施为目的抗诉提起的民事再审，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弊端颇多，前已论述。有的同志要问：在民事审判中，当私权利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如何纠正？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依照权力的不同性质，当然有不同的责任。一方面，在民法等实体法中均有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处理措施，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尽可以运用司法审判权予以阐明；另一方面，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可充分体现在监督管理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职能部门依法行政上，同时这些行政职能部门还可以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作为民事利害关系人参诉或申诉。有这么多的途径对公权力给予了充分保障，还要检察院对法院是否正确执法进行监督，不显得“画蛇添足”吗？
2、建立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一元启动机制。1991年的《民诉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规定，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完善和补充。但立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规定尚有欠缺，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院，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向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提出。这一规定有以下三点值得探讨，一是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原审法院经过怎样的审查程序决定再审并无规定；二是如果同过时立案的决定权仍由本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行使，必然会出现本文前面已论述过的“自审自”现象；三是本院进行再审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当本院发生错误的生效裁判原本就是由本院院长审批过的或是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过的案件时，再审裁判的公正性就成为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向做出原裁判的上一级法院提出较为适宜。
其次是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审查，应给予必要限制，一是再审应当首先维护二审终审的法律地位，维护审级制度的完整。民事案件当事人经过一审不上诉至二审，则表明承认一审裁判之法律效力，也体现了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如果允许对一审生效裁判进行再审，那么将极大破坏上诉审应具有的法律地位，故笔者认为，应当把不经过二审不得再审作为一项再审原则确定下来。二是现行《民诉法》未对再审申请的立案审查作出时间规定，往往导致当事人的申请提出后便无下文，严重危及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实现。笔者以为在这方面，可参照一审程序的规定，“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裁定”，从而为当事人行使再审申请权提供程序保障。三是现行《民诉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以后二年内提出。这一时限规定太长，不够合理。申请再审的时间过长，不但对经法院判决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构成极大威胁，同时也使法院对案件的再审产生困难。从其他国家有关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规定来看，大都比较短[20]。故笔者建议，可以把申请再审的期限定在30日内比较妥当。
（四）严格再审之事由范围
对于再审的事由，现行《民诉法》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规定了五项，最高法院《意见》对再审事由修改细化为九项，但基本都是原则规定，加之对新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表面看来再审程序极易被发动。纵观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立法，大都非常重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对生效裁判的再审规定了具体而明确的事由，并在适用上作了严格的限制。基于再审程序的发动会直接影响生效裁判的效力，故笔者以为在考虑再审程序事由的时候必须是针对能够导致裁判错误的重大事项并做到具体的规范，如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是仿造的，或证人、鉴定人作虚假证明或虚假鉴定的，或法官违反回避制度的等。同时在适用时也要作必要限制，如《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已依上诉程序主张了其中的事由或明知其中事由而不为主张者不得适用”等。
关于可以进行再审的范围，现行《民诉法》规定不够具体，从其基本法条和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有以下几种：一是一、二审生效判决；二是不予受理及驳回的裁定；三是生效的调解书。就民事再审的审理范围，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有的认为再审的范围可以涉及到确有错误的所有生效裁判；有的认为再审的范围只能涉及到法院的终局性裁判，而中间性裁判（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则不能进行再审。笔者以为，确立再审范围应当考虑二个因素，一是法院生效裁判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程度，诉讼活动既然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也包括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可列入再审的范围应当是涉及当事人实体利益及重大程序利益的裁判，而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及案件审理影响较小的裁判，可以排除在再审范围之外。二是再审的范围原则上应是法院做出的终局性裁判，且当事人已利用并穷尽了包括上诉审在内的所有可能的救济机制，因为再审毕竟是二审终审的例外或特别补充，只有在终局性裁判确有重大错误时，当事人才有必要利用再审程序予以特别救济。
三、民事再审程序之重新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设计，提出如下构想：
（一）关于再审程序的总体框架
笔者坚持认为，再审之诉的提请主体只能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包括终审裁判中的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以及管理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职能部门，且不能随意扩张。受理主体只能是作出终审裁判的上一级人民法院，且不能越级。
当事人提请再审之诉，应当提交书面再审申请书，再审申请书应当载明再审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申请再审的事实及理由，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附不服终审裁判法律文书复印件及相关证据材料、证人名册等；需要法院调查取证的，附证据线索；需要证据保全的，按证据保全的相关规定办理。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上述形式要件的，人民法院可不予审查。
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应当在接到终审判决之后的30日内向作出终审裁判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此为不变期间，逾期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通过调卷令对申请再审事由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认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在7日内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符合再审条件，在7日内裁定立案受理，同时裁定中止原终审裁判的执行。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作出后，应当在5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再审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再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如再审申诉、再审答辩、举证、质证、认证、辩论、请求和解、委托人、请求回避、撤诉按原裁判执行等。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不适用独任审理。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公开开庭（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的除外）。审理过程中，如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裁定自动撤诉按原裁判执行；被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的，可以缺席裁判。同时，再审案件也适用二审终审中关于延期开庭以及诉讼中止和终结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审理，应当有审限控制，对判决案件的再审，应当在再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对裁定案件的再审，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审结。
人民法院再审裁判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是为终局性裁判，即再审一审终审。即使以后发现诸如新证据之类影响再审裁判之正确性的，也不得再审更正。在这一点上，法院裁判的终局性比个案当事人的利益更值得社会保护与尊重。即使由于再审法官贪赃枉法、造成错案的，亦不可更改，但作为例外，可赋予受损当事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力，以妨害司法公正追究行贿人责任，并追缴其非法所得之利益。
（二）关于再审事由
民事案件再审形式审查立案的决定因素就是再审事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这也是提高再审门槛，维护二审终审之法律地位，决定再审质量，体现“非常上诉”之终决性，树立法院权威的关键因素。分析最高法院《意见》第8条关于民事再审事由的规定，总的感觉仍是点多面广，原则性太强，司法实践难于把握。笔者在基层法院工作多年，结合自身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提出如下操作规程：一是从程序上明确规定再审的法定前置事由，即再审必须是当事人用尽了其他普通救济途径。对一审而言，就是生效的调解书，在违反自愿原则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时，应准其再审，但只是作程序审查，即上级法院采用裁定的方式撤销原调解书，发还重审，使之回归到正常的诉讼渠道上来；对二审而言，则应明确规定非经二审不得再审。二是从实体上规定生效瑕疵裁判给当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首先是生效裁判有瑕疵，这种瑕疵应当包括与原裁判相矛盾的新证据、主要法律事实被改变或撤销、适用法律不当、违反回避制度及法律溯及力等问题；其次是瑕疵裁判给当事人造成了重大损害，一般损害不影响裁判公正性的不予再审，这就涉及到重大损害的标准问题，因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不一样，制订全国统一的标准不可能，能否考虑由最高院授权各省高院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制订各自认定为重大损害的标准。再审事由必须充分上述二个要件，才可被审查通过，否则不予再审。
（三）关于再审范围
重构再审程序必须明确再审的范围，笔者以为，再审作为二审终审的补充救济程序，其审理范围只能局限于二审终审的生效瑕疵裁判范围内，而对于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及执行程序中的裁定不可再审。对二审终审的具体案件类别来说，则应当明确规定对生效的离婚、变更抚养关系、解除收养、赡养、扶养等身份关系的裁判不可再审；对一审生效判决不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也不可再审；对一审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债务、损害赔偿等小额简易诉讼类型案件，准其上诉，但也不可再审。也就是说，能够进入到实体性再审的案件只能是经过二审终审的瑕疵生效裁判给当事人造成了重大损害的案件。
（四）关于再审审级
按照笔者分析，再审须向作出原终审裁判的上一级法院提出，那么在各基层法院设立民事再审审判庭就没有必要。再审的性质决定了再审的裁判权要大于二审终审的裁判权，也就是说，能够对再审案件进行实质性审理的最低审级应当是省高院。中级法院设立民事再审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基层法院瑕疵调解书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的案件中所遇到的非正当性的程序问题，其再审出发点应定位于程序纠正。按照这个再审审级的要求，省高院办理的一审案件，就不能进行再审，同时笔者建议最高法院不要办理一审案件。
（五）关于再审风险责任
再审风险责任，即当事人申请再审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诉讼费用，至少不能低于上诉审的诉讼费。再审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以促使当事人慎重行使再审申请权。再审之诉特点是针对法院生效裁判，故其风险责任也有一定特殊性，若再审维持原裁判，则诉讼费用由再审申请人负担；若再审被改判，则说明终审裁判有错，应当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一是因当事人发现新证据或出现新的法律事实而导致原判有误的，则由被申请人负担。二是因二审法院在不遵守回避制度、适用法律等司法原则而导致再审改判的，则应当由作出终审裁判的法院负担。
民事再审制度的重新构造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内容很多，甚至包括整个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框架以及相关的宪法原则。笔者理论水平有限，不自量力，尽已之力列出上述文字，意在抛砖引玉，为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略尽绵薄之力。
注释：
[1]“申诉难”、“再审滥”概念源于高洪宾，《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载于《人民司法》2001年第一期。
[2]该案例：武汉达富公司与该市江夏区金口镇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经贸市场协议，约定经贸市场规划占地22亩，资金全部由达富公司投入，镇政府承办一切施工手续。之后湖北穗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因以前与达富公司有过多次合作，又与之口头协商，约定经贸市场的资金全部由穗丰公司投入，工程盈亏全部由穗丰公司承担，经贸市场建成后，达富公司收取利润的10%。后工程因故停工、亏损，穗丰公司将达富公司告上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要求其“返还借贷本息900余万元”，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达富公司败诉，理由是“合同无效”，达富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维持原判。1999年5月，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次提起抗诉，认为“合同有效”，武汉市中院经再审认定原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达富公司胜诉。但达富公司拿到判决书的第3天，武汉中院即打来电话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2001年3月，武汉市中院“再再审”，达富再次败诉。2001年8月，湖北省检察院提起第二次抗诉，抗诉内容与第一次抗诉内容基本相同，2004年6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再再审”，达富败诉。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中院原副院长柯昌信与庭长高光发，共同收受穗丰公司总经理娄俊贿赂人民币1.5万元，并为该公司在与达富公司资金返还纠纷再审案上谋取利益，2004年3月，柯被判有期徒刑。
[3]何兵、潘剑峰，《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再审视》，《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四期423页。
[4]参见金友成主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5]【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4条：人民法院对下列民事案件的再审申请不予受理。1、人民法院依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2、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和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3、人民法院判决、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但当事人就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除外。
[7]常怡、唐力，《民事再审制度的理性分析》，《河北法学》2002年第五期。
[8]转引自，解兴权，《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三期。
[9]高洪宾，《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人民司法》2001年第一期27页。
[10]唐德华，《审判长适用法律手册（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
[11]唐德华，《审判长适用法律手册（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
[12]参见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转引自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13]【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日本学者棚獭孝雄，转引至章武生，《简易、小额诉讼程序与替代性程序之重塑》，《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14]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著《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443页。
[15]谢佑平、万毅错位与缺位：警检法《中国律师》2002年第二期。
[16]高洪宾，《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人民司法》2001年第一期。
[17]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18]周世虹，《民事案件再审制度的改革与构想》，《中国律师》2001年第十二期。
[19]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革论》，《法学研究》200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