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范文
时间：2023-03-22 12:32:13
行政监督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政监督；有效性；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网络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经过大量的行政体制实践和无数理性设计与探索，人们发现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权的机构专门监督行政行为，是迄今比较成功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自然也构成对行政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这种度制安排的关键在于：“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即职责独立，权限独立，人员懂得行政专业知识和技能，机构的开支单列，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2.3监督方式
在上述问题中，一旦监督和监督机构失去独立性，监督者就很难保证做到对行政事实与行政法规的吻合状况做出客观、无干扰的判断，其解释和结论是否指向公众利益和照章办事就很值得怀疑了。现实生活中，案件“查不下去”、“处理不下去”、“不敢碰硬”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对于同处于一个权力金字塔内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机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利益、价值观、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上都有一致性。一件事情，在公共权力金字塔外的人看来是极不应发生的，而塔内人则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使监督者能秉公执法，不为小团体利益所动，但客观存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自己“命运”握在上司手中，监督者不能不“三思而行”。
实践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答案：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外部监督网络，这些统称为外部监督。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源于国家立法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特定的制约关系。政府是主司执行的权力机构，必然与立法机构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立法机关以最小代价原则进行工作，及时纠矫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具有最直接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如撤销政府不合理议案、废除违反法律条文的行政规则，以至罢免政府官员等。在西方国家中，议会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议会通过行使质询权、不信任投票权、弹劾权、任免权和调查权等，对政府和政府成员及其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我国目前“议行合一”的行政体制中，立法机构一部分议事权被“转交”给政府，政府行政权力过大，使得行政行为有可能借垄断专业信息之利脱离立法机构监督的视野，以至立法机构说话不灵，纠错不力，监督权受损，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权大于法）的怪现象。
因此确保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就要完善目前的监督立法和程序，以法治取代人治,奠定行政监督的法制基础,确保监督活动有法可依,加强执法监督,促使行政监督落到实处。在完善立法上,应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对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义务和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已经颁布的有关行政监督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公职人员实施法律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大陆法系则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外部监督的诸形式中，司法监督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国家法律条文作为实施监督的准则，对那些跨越法律违法乱纪的行政行为，检察院通过立案侦察、批捕和提起公诉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追究行政行为事件及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监督主体是国家暴力机关，它以极强的威慑权和强制性促使公职人遵纪守法、忠于职守，防止和分割公共利益，因而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大，监督强度也最大。法律监督的实施力有赖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原则的真正落实，执法权必须独立。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只在法律中规定了笼统的寥寥数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从这里可以知道，我国只承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情况下具体执行审判的法官个人并不能就案件本身作出判决，而由没有具体参与案件调查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判决，这实际上侵犯了诉讼人的权利，也有违法律“全面审理”的规定，代之以书面审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但人事由各级权力机关任免，财物则由同级政府管理，并且此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审判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在外部环境上多方受制，就连法院的独立也成了疑问。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司法独立具有“制度上的特点”，各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得以实现：法官终身制、专任制、退休制和高薪制。我国的《法官法》也吸收了这些原则精神，作出符合国情的规定。当然，对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可能不限于此，应当指出法官的保障制度本身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与社会中出现可能危害法官独立的行为或现象，在保障制度上就应及时加以完善。我国过去法官任职条件较低，《法官法》的修订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举行将实际上严格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望逐渐形成。在法官晋升制度上，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法院奉行的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等级比较松散，法官晋升愿望不很强烈，法官个人独立性比较突出，不同级别法官之间的权力与待遇的差距很小，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直到摆脱司法的行政化。
（3）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
通过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公民和社会团体无疑是行政行为作用的主要的也是最广泛的对象，行政系统中的公务人员直接同公众接触、打交道，其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公正、合理，有无越权、侵权等行为过失，不仅社会公众最为清楚，而且也直接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产生利害影响。故此，公民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自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到切实保障
（4）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其重要意义，不止于新闻价值和较低、较全面的监督成本，关键在于它的公开性强，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众标准形成等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合理地反映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使积极的东西得以弘扬，对不正确的决策、管理措施和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等现象予以曝光，使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受到限制，确实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起到弃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综上所述，在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体制建立，需要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依靠监督制度约束行政行为，要比依靠道德教育引导行政行为更为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政治进步，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许小莲，魏星河.对我国行政监督缺失之思考［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2.
行政监督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监督；监督行政；行政机关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082-01
一、行政监督和监督行政的含义
（一）行政监督的含义
行政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作为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实施检查、督促和纠偏。简言之，行政监督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行政监督也被称为内部监督。行政监督的特点为监督主体与对象都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行政机关白身的监督。
从中不难发现，行政监督的主体包括各级行政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行政监督的客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这里需要注意两点：首先，监督的客体不是所有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其次，监督的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一般行为，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行政监督的任务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实施检查、督促和纠偏。行政监督须依法进行。
（二）监督行政的含义
监督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即对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
具体说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监督。其监督权是我国人民通过宪法确定的，主要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以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进行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指向，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问题，其主要有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监督。政党监督是指各政党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既包括执政党的监督，又包括非执政党的监督。社会监督是指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三）行政监督和监督行政的比较
从上述行政监督和监督行政的含义中看出，总体上来说行政监督的范围比监督行政的范围大，但同时二者有重叠的地方。重叠的地方在于，两者的监督主体都包括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但行政季度主体还有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监督行政的主体又多了国家权力机关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执政党、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两者可以笼统的概括为，行政监督是一种自身的内部监督，监督行政是一种外部监督。
二、我国当前监督不力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当前监督体系现状分析
我国当前的监督行政体系主要从是由行政机关外部和内部两大监督体系组合而成。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政党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监督、社会团体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内部监督又分为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两个方而。而一般监督又主要以自上而下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平行监督，在方式上主要采取工作报告、工作指导、工作检查、会议、批评建议和行政复议等。而专门监督主要是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行的行政监督体系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行政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缺乏监督合力。监督实践中，彼此之间只有协调一致，密切配合，才能增强其整体功能和监督合力，充分发挥多元化监督体系的优势。如当前专门的监督机构有二家，一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是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二是检察院。虽然这三者划分了明确的监察对象，但现实中仍然存在有的问题多方插手，有的事情无人过问，有时还导致在案件受理、查办、移送、处理等工作环节中相互的冲突和矛盾。
其次，行政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力度。行政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监督主体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这是因为任何权力制约机制的有效运行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其他地位的独立和足够的权力，独立性也是行政监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事实上，人大的实际地位只囿于立法权，检查和审判机关都不能很有效的制衡行政权力的扩张。
再次，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最基本构建完成，并没有完全完善到事事可以从法律上找到依据。
还有，行政监督方式较单一，缺乏全过程的监督。事实上，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问题往往发生于行政行为的整个过程，所以最有效的监督应该是问题发生前的预防和控制，建立起对行政权力使用过程的全方位监控机制。
（二）完善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对策措施
通过上述对我国当前行政监督的现状分析，我国现存问题颇多，因而亟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行政监督体系。
1.加强党对领导干部行为和权力运用的监督
2.强化人大监督制约机制
3.增强行政监察部门的权威性
4.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
5.健全行政监督的法律法规体系
6.完善群众监督机制
7.健全舆论监督机制
8.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综合素质
行政监督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对于人的监督，着力点还在于人的素质问题上，毕竟不论哪个机关部门或是社会的群体，都是由人组成，因此，人的素质提高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吴春华.公共行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行政监督范文第3篇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法治发展和行政发展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行政正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丰富执政实践而不断发展和深入。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如何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如何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制，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保障。总结这些年对行政监督的经验，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行政监督的完善是需要一系列外部和内部条件的，这些重要条件的成熟直接影响着行政监督效能的实现。同时，我国行政监督改革的路径也要沿着这些条件的发展来展开。
一、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可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大体系。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政党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内部监督包括审计监督及上下级监督或同级之间的监督。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已形成多元行政监督体系，行政监督制度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我国行政监督机制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还难以完全扼制转型期腐败事件高发的态势。
（一）行政监督内部协调机制不健全
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已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但各种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在多个监督主体均有权对同一起违纪案件进行监督检查过程中,各自如何分工不甚明确。由于在运行机制上缺乏沟通和协调,致使监督主体之间互相推诿或重复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结果造成“漏监”,使有关的违纪、违法案件得不到及时查处,从而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效能。如我国行政监督体系中承担反腐败职能的监督机构主要有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以及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规定,三个机构的监督职能是按监督对象的身份及其违纪违法严重程度来划分的［1］P148:纪检部门监督的是中共党员；监察部门监督的是政府机关公务员；检察院监督的是违反刑法的贪污贿赂分子。但在行政监督实践中,由于监督对象中的公务员大多数是党员,而且相当多的贪污贿赂行为的违纪违法后果在审理之前难以预先界定,所以很难做到按照监督对象的身份和违纪违法严重程度来确定监督机关。这就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有的事情无人过问,有时还导致在案件受理、查办、移送、处理等工作环节中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
（二）行政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权威性
“任何权力制约机制的有效运行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其地位的独立,独立性是行政监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2］P107-112从目前各行政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看,它们大多处于附属地位而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在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体系中,设置在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机关,受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在双重领导体制下,上级监察机关没有人、财、物的实权,无法对下级监察机关进行实质性的领导,而同级政府的领导能够直接或间接干预监察机关的工作。“由于行政监察实行的是同体监察和平级监察”［3］P43-48,监察机关在查处违纪的过程中,还容易受到同级管人、管钱等职能部门的牵制,甚至有时不得不屈从其它外部压力,难以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在行政机关外部监督体系中,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从法理上说,独立性最强,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是最具权威的。但实际上,我国的各级人大目前未能真正独立行使监督权力。司法机关是我国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但司法独立并未真正实现。目前司法机关的人、财、物还受制于同级政府,造成了司法的依附性,这不利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监督职能。
（三）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
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健全的法律监督体系是保证行政监督效能充分发挥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立法仍然不完善。这表现在：一是一些重要的监督法律法规空缺。如各派及人民团体、新闻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行政监督所必须的《政党法》、《新闻法》、《举报法》等还未出台,使它们的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一些现有的与监督有关的法律缺乏程序性规定,尤其是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不具操作性。如尽管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人大监督政府的权力,但规定原则性强,程序不够明确,使人大的监督权难以落到实处。具体说来，如果人大表决未能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将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后续措施有哪些？人大通过何种程序对政府组成人员进行罢免？如果提质询案的代表、代表团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仍不满意怎么办？针对此类的重大问题都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因此监督活动很难开展。总之，立法的滞后使监督机构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这极大地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效果。
二、制约行政监督效能的因素
（一）外部监督主体的监督效能
第一、人大。如前所述，从法理上说，权力机关的独立性最强，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是最具权威的。但实际上，我国的各级人大目前未能真正独立行使监督权力。突出表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效果不理想”［4］P10-16。本文认为，出现这种人大被弱化的原因是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一职务的权力过大，人大机构严重行政化。人大本应是议事机构，所有人大代表都是平等的，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一人一票。但是由于我国人大的议事能力太弱，人大代表基本都是兼职，开会会期非常短，议事时间无法保证，因此众多事务都由人大常委会来承担。而人大常委会本来应该是为人大代表提供服务的机构，现在却行使着太多人大的权力。因此，让这样一个行政化的机构来行使议事机构的权力，必然难以发挥其议事监督职能，也就使得“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理论上应有的权力与现实中实有的权力有差距,监督工作仍然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1］P149。
第二、执政党。执政党的监督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追究违纪党员的责任，还有一种是针对领导人的领导责任，追究其政治责任。对于违纪党员，主要由我党纪委予以监督。但是我党纪委是受双重领导的，既受同级党委领导，又受上级纪委指导。这就造成纪委难以真正对同级党委及其所属党员干部形成监督的情况。所以，由于纪委的独立性不够，也难以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形成强大监督。对于第二种监督，我国自非典后，形成一股高官问责的潮流。这种政治责任的追究本来应该是由人大来进行，但限于人大的现状难以完成，所以必然在党内来进行。但其仍然处于制度化过程中，尚未成形。#p#分页标题#e#
第三、司法监督。目前司法监督包括检察监督和行政诉讼两种。它们均是对公务员的贪污渎职或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从体制上讲，检察院和法院与纪委一样，都是接受双重领导，受同级党委政府制约明显，所以很难对同级政府形成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监督。第四、社会团体、公民个人。虽然从我国的宪法上，公民对政府及公务员有监督的权力，但因为没有相关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所以这种监督目前还只流于字面。
（二）内部监督主体的监督效能
第一、监察机关。监察机关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廉政、执法、效能等的监察，由于其体制上的双重领导，所以它与纪委，法检一样监督效能有限。而且由于监察机关与纪委同署办公，党政不分的情况更为突出，导致其独立性更差。
第二、上级机关。只要下级机关没有明显违反上级的要求，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上级机关是不可能争大眼睛盯着下级的，而且如果下级违法，作为上级机关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监督只可能在上级需要时才会出现。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执政党与人大及政府的关系中，各种具有监督职能的机构都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对被监督对象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所以使得它们的监督效能始终不尽人意。基于此，如何能在这种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提升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成为我们提升行政监督效能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由于对政府的外部监督是比较薄弱的，因此在提升行政系统内部自身监督机构地位效能时，更应注重外部监督的建设。对政府的监督必须有强大的外部监督存在，其内部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行政监督的改革有赖外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三、改革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路径
本文把监督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政府机关及公务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简称违法违纪监督；一种是对政府领导人的政治监督，简称政治监督。如前所述，提升监督效能的方向有二：提高监督者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大的外部监督存在。所以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来尝试展开对改革路径的设计。对于第一种监督，主要通过提高纪委、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来提高监督效能。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是提高监督效能的前提，这是全世界的共识，已是势所必然。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建议，主要是使得这些机构由现在的双重领导机制变为垂直领导机制，在人事任免和财政支持上彻底摆脱地方限制，由中央直接安排。
行政监督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民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效率
20世纪中叶前后，一些国家的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变化，公共行政由“等级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以及第三部门的建立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公民参与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开始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参与是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风建设的有效手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保证，对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公民参与制度化保障还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等。
(一)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
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表现在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冷漠心理和依附顺从态度上。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文化，“官本位”强调官吏只向上级负责，而不受下属和人民的制约。权威型行政文化导致了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管理与决策被看作只是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力内的事，普通行政人员及广大社会公众实际上被排除于管理、决策过程之外。在行政系统内部，为保证政令统一，强调上下级之间严格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行政系统外部，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主体对社会公众发号施令，作为管理对象的公众总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及行政官员们居高临下的姿态，破坏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大部分民众还是选择了消极的服从政府权办，忽视自身的权力，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集权式行政文化片面强调政府的统治性、公民的服从性，使得政府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公民双方地位不平等，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至今为止，一些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的公民参与行为还不多，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参与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宏观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很难真正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公民参与‘的效果不理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公民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权威盲目崇拜，把自己的政治和政治命运要求寄托在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部分“清官”身上，而不能依法对其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投诉；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应有的政策权益不敢或不愿去主动争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人治型和专制型政治文化的顽固不化。再加上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贫乏，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经验相对较少，素质和能力偏低，这些都导致了公民参与不足。
无论是公众还是一般行政人员，甚至是一些行政领导，对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意识淡薄，监督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来看，很少真正撤销或改变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公民参与监督还没有形成风气，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
(二)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全
1．监督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监督的合力
目前，我国监督体系的基本架构是内部行政监督体制和外部行政监督体制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约束体系。但是，现在的行政监督体制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这些不足影响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我国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任命。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的监督，上级监察机关处于“管得着”但“看不见”的状态，本级监察机关是“看得见”但“管不着”。目前对这部分监察对象的监督，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揭发。然而这些人身居庙堂之高，一般群众很难了解其违法违纪的事实详情，由此造成了一个监察黑洞。其原因在于监察机构设置于政府内部，在政府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来看，虽然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却没有实际上的独立性，所以对政府首长的监督显得责大权小，位卑言轻，结果是同级监察机关对行政首长的违法违纪行为无可奈何，有心监督但力不从心，甚至唯首长之命是从，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
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员编制、经费拨付、劳动工资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这就为行政领导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活动进行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局部利益，从本位主义和个人私利出发，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对该立案的不立案，该清查的不清查，该处理的不处理；或者千方百计阻挠监察工作，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严肃的查处。
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由于监察部门和其他部门平起平坐，本身不具有而且上级也未赋予其综合管理的职权，在涉及财务开支、计划立项、物资分配、土地征管、房产管理等方面的不廉洁问题时，也无从干涉。
2．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行政行为监督不够，监督行为缺乏精细的标准，随意性大；监督有名无实、不到位，不到出现大问题就不予以处理。
3．决策层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缺失，公民参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监督行为滞后
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处理，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以后才去追究。这种监督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打击腐败和惩罚失职具有一定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有时难以弥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决策中政府行为缺乏全程监督。
知情才能议政，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的参与度或不能及时参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一方面，一些官员受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忘记自己公仆身份，拒绝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和吸收公民意见，公民参与权和决策权无从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不够，在政务公开的程序、内容真实性方面没有做到规范，有些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全或避重就轻甚至故意隐瞒事实，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不能及时全面地对政策制定进行有效监督。
4．缺乏公民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首先，由于对官员的考核一直是“官考官”，就形成了公务员“唯上”的工作思维方法，一个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方向常常随领导人的变动或兴趣转移而变动。其次，传统的考核标准具有零散性、随机性特点，人为因素很大。再者，传统考核缺乏延续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民考官”没有得到重视，很少吸收公众的意见。
(三)参与渠道不完善
选举制度、听证会制度、制度、民意调查制度、与人大代表接触这些能够引起广泛参与的方式是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只是一种形式，其具体功效还有待提高。而那些相对比较正式的渠道又大多是官方的，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严重不足。
(四)公民社会大环境的缺失
公民社会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公民社会到近代才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公民社会处于缺失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和民主法治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但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公民社会完备的制度设计；组织化程度不高，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不强，还带有官方色彩；社会普遍的平等观念没有确立，对弱势群体及社会底层成员的歧视依然存在；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对权威服从甚于对法律的敬威等等。
三、转型期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下的公民参与的路径选择
针对目前中国行政监督方面存在的以上种种问题，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转换和优化行政监督机制。
(一)培育公民参与意识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首先，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生活，民主建设过程包括公民参与的发展缓慢，从领导阶层到一般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轻视公民参与。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主体地位和意识不断加强，公民越来越注重和保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那些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断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发言的机会。对公民的这种思想意识要积极引导。其次，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自身素质。“一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从小培养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是政治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育人们认知政府的法律、制度，并且学习如何实际操作这些制度。”通过培育，使公民具备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观念。
(二)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1．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公众和舆论监督
第一，注意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针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协调的弱点，应该建立简化的行政监督体制统一的领导机制。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行政监督机制完善也应该以此为目标，要进一步调整监督体系，对监督主体功能重组协调，依法建立立体的社会监督网络。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党的监督这些主要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各种监督主体形成合力。要明确每一种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以及具体规范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要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总理在谈到民主监督时借用了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句话：我们要自觉地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经常地听取派和党外人士的意见，也听取专家学者各方面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听取民间的意见。
只有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为此，应该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提升其地位，赋予其相应的职权，监督同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首长。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是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部门只受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级进行，并只对上级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的约束。要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充分的自，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至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建立相对独立监督机构后，要把该机构作为整合整个行政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由它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各种行政监督力量。这样就可避免监督主体多、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力量分散的缺点，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
第二，加强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公民监督是指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公民监督是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通过举报、控告和检举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侵权等行为，公民还可以通过等渠道实行监督。从我国近年来反腐败工作实践看，监察机关办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举报。这说明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对政府的行政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平常的百姓对政府的工作进行同步监督，就会使行政机关人员心无旁鹜地投入本职工作中，无暇顾及不必要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事件的发生，从而提高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
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以其置身于事外而具有公正性。它以其信息传递上的公开、迅速、广泛，对监督客体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效应。马克思称新闻舆论监督为“第三种权力”，足见其重要作用。
强化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及搞不正之风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将其错误和罪恶公布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让社会各界的群众积极参与行政监督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监督政府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帮助政府纠正工作失误，预防失职、擅权、腐败现象。
2．健全行政监督法规，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
要保证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使公共政策更加合理科学，避免和减少重大的失误，就应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将公共政策过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健全法规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行政监督工作既需要基本法规，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既要制定实体法规，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统一立法，尽快制定一系列互相配套、覆盖范围广、操作性强的法规体系。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行政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使，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3．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加强决策层和社会各阶级的联系，倾听社会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政务信息的公开，就没有社会大众的知情权的落实；而没有知情权的落实，参政议政的权利的行使也就无从谈起。在不危及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近年来，我国在政务公开上开始进行探索，并取得较大的突破，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要采取相应对策加以解决，要实现政务公开法制化；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优势，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化的义务主体范围，提升信息公开的广度。
公民参与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一个过程，它同时也应该表现出一种结果。公民参与只有以能够让他们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让公民行使权利，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情民意被尊重和重视，才能最终保障和调动公众参与政务及一切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我们不仅强调要保证公民的参与权，而且还要保证公民的有效参与，即公民参与后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参与的作用。要确保公民参与有实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参与代表的选择应更具有科学性。二是明确公民参与的权利和义务，让公民理性参与。既明确参与代表调查研究和收集信息的权利、与主管部门沟通协商的权利、调查研究和意见表达受保护的权利，又明确其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三是有序参与，规范公民参与程序。通过制定必要的规定、办法，使公民参与有章可循。四是尽可能多地安排交流对话的时间，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
以往的行政监督体制偏重于权力运行后果的监督，而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相当薄弱。实践证明仅靠事后监督，无法彻底解决政府及职能部门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渎职现象，而且事后监督只能应付既成事实。要防止重大决策的失误，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必须由目前的事后检查；惩戒为主的监督，转向注重行为因果、事件始终的全过程监督，建立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机制。不仅要对行政决策行为的可行性的监督，而且也要注意对实施过程的监督。做好事前的防范性监督、事中控制性监督和事后的查处性监督，真正实现把问题禁于未萌，把恶果止于未果的最佳监督功效。
4．建立和健全公民参与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科学的评估体系，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在对行政官员绩效考核时，要吸纳群众的意见，要把群众意见、“公民满意度”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砝码。一个地方的民众，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水平最有发言权，以多数人的立场对被评定者予以观察评价的话，可获得对被考评人更客观、真实的评价。对官员的评估一旦有了足够的公众参与度，就会使政府公务员变“唯上”为“唯民众”。
当然，让民意成为导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民意表达的程度与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形成压力的要求，显然还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官威不可犯”之类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民意的评价将越来越重要。公众声音的充分表达，不仅有助于纠正行政决策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强化公众的民主和参与意识，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因此，必须重视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干部考察工作要注重运用民主这个武器，坚持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
近年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主要有：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议程，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还有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公示制度、旁听制度等，也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太少，很大程度上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这些活动只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作风、塑造党的形象而开设的。可见，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还需要拓宽，已经形成公民参政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督形式的多样化就是要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结合、主动监察和被动监察并举。特别要拓宽自下而上监察的途径，加强主动监察。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仅可以加强监察官的权威，排除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对监察工作的干扰，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和揭露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防止腐败蔓延。通过派员巡察的方式，主动获取监察情报，及时发现行政偏差和失误，采取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有利于克服坐镇接受检举的被动监察局面。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工作主动性，尤其应该建立常规的主动监察制度。实行常规主动监察可以促进廉政，同时也可以促进勤政。
(四)积极营造公民社会
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躁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培育公民社会向着理性、自主、自治、自律的方向发展。
还要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行政监督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监督；职能完善；法制国家
一、行政监督的基本含义及法制意义
（一）行政监督的基本含义
行政监督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在进行行政管理各项监督体系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行政监督”一词最早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美国的学者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提出，而且当时他还提出了一句著名论断“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句著名论断的提出体现了在人们的理解中，行政与政治真正走向分离，是不同的认识概念，这也就导致对于行政以及行政监督具有了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就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目的来说，我们认识行政监督主要是从狭义方面，即国家监察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对政府也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约束、检查、督促。
（二）行政监督的法制意义
上文中我们已经详细阐述了行政监督的主体及对象，即国家监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察督促。仅仅从主体及对象的身份来说，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行政监督的重要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手中都把握着巨大的权利。如果行政部门不能得到的很好地监督，那么国家的腐败现象将更加严重。总体来说，行政监督的意义一般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通过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督，能够有效地预防行政部门在工作中的偏离，避免大的失误的出现。从而保障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其次，国家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监督和反馈原本就是为了使政府在行政领导、决策以及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实施的，因此，在行政部门工作过程中如果出现不足和偏差，也能得到及时的改正和弥补。
最后，在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中，一旦出现违法乱纪现象，这些监察主体也能及时举报批评，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从而使行政机关的工作更加规范化，效率化。
二、我国行政监督的现状分析
（一）行政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度缺失或较小
在行政监督中，监督的主体一般是国家监督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他们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权利的行使。然而自古以来由于人们对“官大压死人”的畏惧，直接导致监督的效果大都取决于监督主体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及其所属的地位。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权力和足够高的地位，有些监督主体在监督过程中就逐渐沦为行政机关的附庸，独立性和监察性逐渐消失。尽管国家在监督主题的权利上也给予了一定的保障，例如《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审计法》等法律规定的颁布实施，目的都是要保障行政监督活动的有效性。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监察主体的权利和地位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从而强化监察力度。
（二）行政监督的法律保障体系滞后
我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若要保障国家一切事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那么最基本的就要做到有法可依，就必须加大立法力度。行政监督也是如此，只有完善了法律监督体系，才能使一切的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实施，保障监督的公正公平性。然而从实际看来，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在行政监督方面的立法进展较慢，导致在进行行政监督时法律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我国虽然要求加强行政监督，但是却没有形成一整套行政监督的法律体系致使许多监督权力在实施过程中无法可依，难以处理；其次，是有些法律法规虽然在监督中可以参考，但是在具体实施范围和程序上却缺乏详细说明，导致监察主体在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问题无法得到完全解决。
（三）行政监督的实施更偏向于事后监督
从行政监督的主体的监督时间来看，我国的行政监督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从理论上来说，若要保障监督的有效性，最佳的方式就是将三种监督相结合，进行全面全方位的监督。但是在我国实际监督过程中，监督主体的监督却更偏向于事后监督，更注重对违法乱纪工作人员的追惩，追惩虽然能够使那些违法犯罪的工作人员得到教训，但等到事情发生后才去处理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种现象主要就是因为我国的监督主体在监督过程中忽视了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造成的。实际上，只有加强事前监督，才能有效进行预防和控制，从而有效减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损失。
三、完善我国行政监督部门职能的有效策略
（一）加强立法，完善行政监督法律体系
法律是保障行政监督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和依据，当前我国行政监督过程存在的大部分问题是由于监督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导致的。因此，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法律体系，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快法治国家的建立；才能在行政监督中强化行政监督主体的权力，明确监督范围和监督实施程序，使监督行为更具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社会群体的监督，提高舆论监督的力度
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督是我国所有监督中范围最广且最直接的监督方式。然而由于过去的各种原因，我国的群众监督机制尚未得到完善，监督力度的发挥的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今为了促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我们必须强化社会群体的监督权力，提高群众舆论监督的力度。首先，群众的特征及其所处地位，国家必须制定相关法律保障其监督权利的有效实施，确定群众监督的法律地位，使之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国家必须设计有效地群众监督途径，例如近些年实施的政务公开制度，就是政府为了方便接受群众舆论监督而实施的公开透明制度，保障其权利的有效行使。
（三）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素质，促进行政监督职能的完善
在我国，由于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多样性的和复杂性，行政监督人员的设置也是普遍和多样的，不仅包括国家监督监察机关，还包括社会团体以及最普遍的人民群众。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监督主体，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了监督效果的好坏。目前在我国，出现很多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同流合污，导致监督失去效力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监督主体素质不高又容易受诱惑而导致的。因此，在进行行政监督之前，监督主体必须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和强化，不但要在知识和能力上提高监督水平，更要学习抵制诱惑，坚守原则。从而为有效监督奠定基础，建立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监督队伍，完善监督职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我国行政监督力度，完善行政监督职能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国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抵制的需要。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更应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从各方面着手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法律体系，加大社会舆论监督力度，提高行政监督队伍素质，从而构建起适合我国实际的行政监督制度，促进我国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申海蓉.关于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思考[M]. 山西师大学报. 2009.5（36）
行政监督范文第6篇
摘要：中国行政制度形成已有千年，行政监督制度日臻完善，但当代政治界对于行政监督的内涵仍存在分歧，各持己见。完善行政监督势在必行，但其道路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和腐败就是要克服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必须从政府自身，以及人民群众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结合起来，互促进，社会主义法制才会逐步完善，平稳前进。
关键词：行政监督；重点和难点；改革措施
近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政治意识增强，行政机构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职权范围也不断扩大和深入。同时伴随而来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不正常现象，许多党员干部、行政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权钱交易。然而，“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①，因此当前中国的行政监督制度亟待加强。它对于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合理行政，改善行政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将起到巨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一、行政监督的内涵及价值 （一）行政监督的内涵 监督，从字面上看就是监察、督导的意思。那什么是行政监督呢？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其定义主要有下面几种： 从表面意思看，行政监督就是行政机关所实施的监督行为。换言之就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落实贯彻行政任务，对行政管理对象进行督促检查的一种监督行为。 还有的认为行政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理解，就是指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公民、社会舆论等政治和社会力量，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督。从狭义上理解就是专指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 这些观点我认为都是用监督来阐释监督，没有表现出行政监督的本质要求，只论述和表达了行政监督的主体和客体。监督我认为不仅包含行政管理，更包含一种平衡权力的要求。平衡与管理是其“监督”一词的本质涵义。行政监督就是各种社会监督主体（国家机关、社会组织、舆论、个人等）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权力的一种管理与平衡。 （二）行政监督的价值 行政监督，必要为使其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突显人民当家做主地位。因此，行政监督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监督功能。行政监督，直接目的就是防止行政事故的发生，预防行政失职和腐败。通过行政监督，可以有效地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时刻注意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减少因行政管理失误造成的损失，防患于未然。 规范教育功能。进行行政监督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处罚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而是在于通过行政监督，对违法违纪行为和不合法现象监督和督察，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起到教育引导作用，依法行政，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亡羊补牢”的功能。“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也就是平常说的补救。补救是行政监督的主要功能和作用。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扩展，行政管理的范围和职能也随之扩张和蔓延，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就会出现某些违法违纪和不合理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通过行政监督，使行政机关及时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中止违法违纪行为，维护政府形象，提高信誉度。 行政监督还有一辅助功能---惩处功能。进行行政监督，必然会揭露一部分人的违法违纪行为，就要对其追究法律责任，依法查处和惩办，但这不是行政监督的根本目标。 二、我国行政监督的难点与重点：和腐败 当代行政管理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和腐败现象，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损害人民权利，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由此克服和腐败是当前行政监督的重点和难点，答中外记者问时也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此病不除，其他的就无法更好的解决。 是一种思想作风。者往往不了解下情，脱离实际，独断专行。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②。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存在，使的恶风延续至今，影响深远。 的危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制文明建设，有不可评量的损失。如何克服，我想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制度进行调整的同时关键是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督，从党员教育、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健全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加强党和国家检查工作等方面来克服。但在根本上，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③。 与相伴随的是腐败问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腐败现象是各级群众和组织，特别是令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情。但由于中国封建思想残余影响、党员干部素质参差不齐、资产阶级利己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蚀，同时由于管理方面的漏洞、民主与法制不健全，使得腐败才有机会滋生、蔓延。 防止和克服腐败，廉政建设是当前行政监督的目标，反腐败斗争已成为时代潮流。不少国家已有成功的先例，新加坡可谓是佼佼者。杨继亮总结新加坡反腐败经验说：领导带头廉洁；建立健全法规；成立专职机构；执法严格④。因此这也为中国的反腐败和克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三、行政监督的措施探讨 首先要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廉洁更要廉价的政府。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也赞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裁减政府臃肿机构，建设廉价政府。因此我认为许多工作应当尽量由少带或不带权力机构色彩的社会机构去做，这样就居民可以少点承担政府的费用，凸显以人为本。 其次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重视对行政机构的民生监督。政权的一切和平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的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去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指出人大工作凸显民生监督。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并且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人大监督职能的与时俱进是民众期待已久的“利好”。 司法机关的监督也是推行行政监督的力量。检察院和法院作为专职检察机关，对于行政监督的作用举足轻重。建议司法机关不要只是停留在面上监督，要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开展多渠道的督察。畅通诉求渠道，加大对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影响和损害人民切身利益、“吃、拿、卡、要”等严重影响行政效率的现象予以坚决查处，并严格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舆论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总理已经指出腐败是当前最大的危险，而舆论监督正是医治党政机关、腐败病症的良方。充分发挥人大办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收集上访群众和舆论提供的反腐信息，搞好信息反馈，加强重大工程、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和行为的监督，推动依法行政监督体制创新，才能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腐败和滋生的土壤。 教育文化影响。民主自由的土壤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民主自由之风力量也不够强大。一个好的政府在其所有意义上所依赖的是什么原因或什么条件，“最重要的，也即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社会（政府就是在社会中运行的）的那些人的品质”⑥。因此当前中国的教育必须培养国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期待，民主自由彻底实现之时，行政监督也就完善了。相信这一天会到来！参考文献：①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2月第一版，第139页②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第5页③同上，第179页④杨继亮著：《腐败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52—154页⑤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2月第一版，第70页⑥约翰·穆勒著：《代议制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43页
行政监督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行政监督；有效性；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网络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经过大量的行政体制实践和无数理性设计与探索，人们发现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权的机构专门监督行政行为，是迄今比较成功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自然也构成对行政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这种度制安排的关键在于：“监督权必须相对独立”，即职责独立，权限独立，人员懂得行政专业知识和技能，机构的开支单列，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2.3监督方式
在上述问题中，一旦监督和监督机构失去独立性，监督者就很难保证做到对行政事实与行政法规的吻合状况做出客观、无干扰的判断，其解释和结论是否指向公众利益和照章办事就很值得怀疑了。现实生活中，案件“查不下去”、“处理不下去”、“不敢碰硬”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对于同处于一个权力金字塔内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机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利益、价值观、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上都有一致性。一件事情，在公共权力金字塔外的人看来是极不应发生的，而塔内人则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使监督者能秉公执法，不为小团体利益所动，但客观存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自己“命运”握在上司手中，监督者不能不“三思而行”。
实践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答案：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团体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外部监督网络，这些统称为外部监督。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源于国家立法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特定的制约关系。政府是主司执行的权力机构，必然与立法机构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立法机关以最小代价原则进行工作，及时纠矫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具有最直接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如撤销政府不合理议案、废除违反法律条文的行政规则，以至罢免政府官员等。在西方国家中，议会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议会通过行使质询权、不信任投票权、弹劾权、任免权和调查权等，对政府和政府成员及其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我国目前“议行合一”的行政体制中，立法机构一部分议事权被“转交”给政府，政府行政权力过大，使得行政行为有可能借垄断专业信息之利脱离立法机构监督的视野，以至立法机构说话不灵，纠错不力，监督权受损，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权大于法）的怪现象。
因此确保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就要完善目前的监督立法和程序，以法治取代人治,奠定行政监督的法制基础,确保监督活动有法可依,加强执法监督,促使行政监督落到实处。在完善立法上,应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对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监督的方式和手段、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义务和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已经颁布的有关行政监督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公职人员实施法律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大陆法系则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外部监督的诸形式中，司法监督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国家法律条文作为实施监督的准则，对那些跨越法律违法乱纪的行政行为，检察院通过立案侦察、批捕和提起公诉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追究行政行为事件及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监督主体是国家暴力机关，它以极强的威慑权和强制性促使公职人遵纪守法、忠于职守，防止和分割公共利益，因而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大，监督强度也最大。法律监督的实施力有赖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原则的真正落实，执法权必须独立。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只在法律中规定了笼统的寥寥数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从这里可以知道，我国只承认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这就导致了在很多情况下具体执行审判的法官个人并不能就案件本身作出判决，而由没有具体参与案件调查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判决，这实际上侵犯了诉讼人的权利，也有违法律“全面审理”的规定，代之以书面审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但人事由各级权力机关任免，财物则由同级政府管理，并且此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审判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在外部环境上多方受制，就连法院的独立也成了疑问。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司法独立具有“制度上的特点”，各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得以实现：法官终身制、专任制、退休制和高薪制。我国的《法官法》也吸收了这些原则精神，作出符合国情的规定。当然，对于法官的保障制度可能不限于此，应当指出法官的保障制度本身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要国家与社会中出现可能危害法官独立的行为或现象，在保障制度上就应及时加以完善。我国过去法官任职条件较低，《法官法》的修订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举行将实际上严格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有望逐渐形成。在法官晋升制度上，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法院奉行的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等级比较松散，法官晋升愿望不很强烈，法官个人独立性比较突出，不同级别法官之间的权力与待遇的差距很小，从而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直到摆脱司法的行政化。
（3）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
通过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公民和社会团体无疑是行政行为作用的主要的也是最广泛的对象，行政系统中的公务人员直接同公众接触、打交道，其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公正、合理，有无越权、侵权等行为过失，不仅社会公众最为清楚，而且也直接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产生利害影响。故此，公民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主体自然也最具有发言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到切实保障
（4）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其重要意义，不止于新闻价值和较低、较全面的监督成本，关键在于它的公开性强，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众标准形成等社会生活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合理地反映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使积极的东西得以弘扬，对不正确的决策、管理措施和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等现象予以曝光，使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受到限制，确实能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起到弃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综上所述，在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体制建立，需要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依靠监督制度约束行政行为，要比依靠道德教育引导行政行为更为有效。在目前情况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加速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政治进步，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许小莲，魏星河.对我国行政监督缺失之思考［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2.
行政监督范文第8篇
1对招投标进行行政监督必须依法实施
1.1招投标的行政监督执法工作的概念招投标的行政监督是指法律授权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在职责范围内对招投标活动及当事人遵守招投标法律、法规,执行招投标行政命令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对招投标活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的行政行为。
1.2招投标行政监督执法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制定《招标投标法》的目的不仅使招投标工作“有法可依”，同时也为招投标行政监督“有法可依”，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就是依法在招投标活动中进行行政监督。监督执法必须依法实施才能使代表国家最高意志的法律被真正贯彻执行。
1.3招投标行政监督法必须依法实施“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要求。
行政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行为不仅要合乎行政实体法，也要合乎行政程序法。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行政监督执法职权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也就是要求行政主体必须在其法定的权限内行使职权。②行政监督执法职权必须依据法律行使，这是合法性原则为行政主体设定的一项义务或职责，职权和职责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不依法行使职权、放弃应尽的职责都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③行政授权，行政委托必须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程序，不得违反法律要旨。因此，招投标行政监督执法理应属于政府行政范畴，应符合“依法行政”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要求。而这两个基本原则落到实处就是行政机关监督执法必须依法进行，对招投标领域而言就是招投标行政监督执法工作必须依法实施，这是目前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现状的客观必然要求，是符合招投标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
1.4招投标行政监督执法工作依法实施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保证《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真正贯彻执行，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二是有利于保证招投标行政监督执法工作的统一性、连续性、稳定性，有利于保证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性及招投标活动法制化、规范化。三是有利于减少监督执法中的纠纷、矛盾、不公、错误和违法，有利于提高招投标行政监督执法工作的效率。四是有利于廉政建设，现象。
2加强工程招投标监督管理工作
2.1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经过几年的发展，随着《招标投标法》等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及各地方规章制度的健全，各地方的招投标工作的规定已经较详细，但是随着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出现，新的法规漏洞的被利用，我们应“与时俱进”，针对新的问题，制订新的规章制度，以遏制实践中出现的规避监督管理问题。
纵观目前温州及其他省市地方的工程招投标程序及管理部门对工程招投标过程的监督管理规章制度及监管工作实施，不可谓不详细，不可谓不深入，不可谓不健全，但仍然有规避监督管理问题的大量出现。究其原因，很多是因为无论是招标人还是投标人并没有按现行的规章制度来进行，所以，应加强在整个招投标过程的监督管理，在有法可依的同时，更要做到有法必依。当然如果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不力，或与招标人或投标人勾结来完成的，这是比较严峻的问题，如果监督管理机构自己都不能严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那么何谈加强工程招投标监督管理。
2.2建立事后跟踪制度场外监督管理，要从监督程序合法和向监督实质合法的转变。控制论中，将管理过程中的控制工作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可以说目前的工程招投标监督管理工作比较注重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几乎没有事后控制、全过程控制。
前不久，读到一篇有关中标争议案的调查报告，洋洋万言的报告对该工程招投标程序是否合法进行了详尽的表述，但对引发争议的深层次原因却不作任何分析。也经常听到有关负责招投标监管的领导同志说：只要招投标操作不违反法定程序，就不存在违法问题了，监管任务也算完成了。这种说法和做法，反映出当前的招投标监管工作，存在着只注重程序性监管而忽视全过程监管的问题。
据了解，招投标监管工作满足于程序合法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更有把监管工作固定在从开标到定标程序上的。相关部门的监管人员只在召开开标会时才到现场，察看招投标双方当事人和评标专家按照规定程序的“表演”，直至定标结果出来，只要“表演”没有纰漏，监管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招投标当事人、评标专家和中介服务人员在事前事后的场外个别活动，则不屑去管了。
针对当前招投标市场的违法犯罪特点，招投标监管工作应在深化和规范上下功夫。首先，监督机制应提前介入并向后延伸，把监管贯穿于从项目立项到完工的全过程。其次，应扩大监管范围，把监管从场内推进到场外，并实行内外并重、内外互动、内外结合。
对工程招投标合同履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纠纷、问题的监督管理，一可以以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历史状况来处理、解决这些争议、纠纷，二可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经验总结，来指导日后的工程招投标工作。其实很多争议、纠纷都是当时招投标过程中留下的隐患，如果在招投标过程中就去除掉这些隐患，显然可以大大减少争议、纠纷的出现。
2.3完善工程招投标担保制度工程招标投标市场的买方市场，决定了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市场不均衡，这个不均衡，一是很可能造成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二是会造成投标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这些都可能产生招投标过程中的规避监督管理行为的产生。如前文所述的招标人违规操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拖欠工程款、“阴阳合同”；投标人的“钓鱼工程”，陪标、围标、抬标、串标等等违规行为。
作为市场的一个独立经营主体，不管招标人还是投标人都应在追求自身最大经济利益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特别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负责。而目前情况是，当事人一方或政府管理部门对违规行为很难进行适当的追索和惩罚，或者追索和惩罚的成本太高。
引进工程保证担保这种全新的经济手段，将带动索赔机制的作用，有利于强化各方的风险意识，使各方对自己的市场行为造成的后果所负的责任更加清晰化、价值化、数量化。从而改变目前工程管理中存在的责任不清、互相扯皮状况，规范建筑市场的行为，提高行业素质，有助于解决拖欠工程款之类的问题。
3结束语
一个健康的招投标制度应该是，按照“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建立起统
行政监督范文第9篇
一、行政效率与行政权力的内在联系及其行政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行政效率作为行政管理的核心问题，其本质内容是对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向和运行时效的反映。因此，我们要研究行政监督对政效率的制约机制，必须先从考察行政效率与行政权力的内在联系以及行政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入手。
行政效率的内涵，首先是行政效果的问题，其次才是行政时效问题。在负效果的情况下，谈论时效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正效果的情况下讲究时效，才具有实质性意义。而行政管理的正负效果，正是行政权力的运行存在两个相反方向的反映。对此，恩格斯有过透彻的论述。他在考察了国家权力（暴力）的产生和发展史后，对国家权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部分，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国家权力的两重性作用。它通过制定和颁布行政管理法规、规定和采取行政措施，对国家内政、外交、财政、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行政事务进行管理，体现权力的运行方向，或是朝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轨道运行，或是朝着相反方向运行。前一个方向将使行政管理取得正效果，后一个方向会使行政管理出现负效果。不论朝哪一个方向运行，行政权力还具有加快或拖延其发展速度的威力，以加深行政管理效果的程度。可见，行政效率的高低与行政权力的运行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行政权力是行政效率的驱动力，行政效率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外在表现。
既然行政效率取决于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向和运行时效，那么，提高行政效率，其前提是使行政权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运行。但是，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部分，随时都存在逆向运行的可能，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凡国家都是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分离的力量，具有与人民大众相分离的本质特征。由于强制他人服从是国家权力的永恒的特性，这种强制力不仅能够左右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向，控制和维持社会秩序，而且能够使任何活动或行为获得合理性乃至合法性，因而它在被运用的过程中，极易对行使权力的主体产生腐蚀作用，为主体随心所欲、滥用权力、提供实现的可能性。所以，要保证行政权力高效地沿着正向运行，以取得行政管理的正效果，很有必要从行政权力的内外部制约其运行，防止行政权力主体腐化变质，使行政权力逆向运行的可能性无法向现实性转化。
权力的制约原理是客观存在的普遍原理，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存在着并产生作用。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一些政治家，如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等人，就已经认识到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在雅典的政治改革中主张实行分权制度和权力制约；在实践中形成了古代雅典式的权力制约机制。但是，最先自觉主动地运用权力制约原理来解决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的是资产阶级。在17、18世纪，约翰·李尔本、约翰·洛克、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就发现了任何权力都应受制约的普遍原理，并提出在国家制度中实行分权和制衡的理论，即“二权分立”和“三权分立”。这一原理和理论，在西方资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之后，被反复运用和发展，最后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完整的形式——立体分权，即议会两院相互制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中央和地方实行分权相互制约。这个立体分权制度，被列入美国的《联邦宪法》之中。诚然，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这一立体分权制只能处理、调节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以及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制约功能也只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内部，至于广大人民所能起到制约作用是十分有限。但是，分权机制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对于行政权的膨胀和滥用，及时纠正行政决策错误，促使行政高效化，其作用又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制约形式的局限性，并没有否定权力制约原理，相反更加说明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和普遍性。
在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制，政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规定我国行政权力的根源在人民。全体人民通过人民代表机关组织自己的政府，并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各项职权。这样，从权力性质上保证了行政权的人民性。那么，对我国具有人民性的行政权，是否也有必要制约呢？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因为根源于人民的行政权力，同样存在着背离人民利益而运行的可能，并在获得权力后很容易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理论，还是我国的政治实践，都有充分的证明。恩格斯说：“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情况，在任何形态的国家都可能出现。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社会公仆作为“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他们所执行的共同职能是社会所不能缺少的，而一旦“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获得了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当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时，他们就不能不、也具有条件变成脱离人民利益的主人，成为利用社会共同职能谋取私利的腐败分子。我国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情形的存在。如果说，“”是整个国家权力逆向运行的表现，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腐败现象和，则是个别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部分行政权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的表现。前一种情形，效率成为毫无意义的命题，期间一些不正常的行政事务的“时效”是很高的，如“贯彻‘最高指示’不过夜”，但由于整个权力逆向运行，高“时效”只能加速其破坏性。后一种情形，则是对行政权威的直接亵渎和破坏，它从局部拖延了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速度。
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也很有必要对行政权力实行制约。如果没有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提高行政效率就是一句空话。
二、行政监督制约行政效率的发生机制
行政监督是行政权力制约的具体化。那么，行政监督是如何通过制约行政权力来影响行政效率的呢？其制约作用发生在行政管理的哪些环节？下面从两大环节即行政权力的授权环节和行政权力的运行环节进行分析。
（一）通过监督行政授权环节制约行政效率
行政授权环节包括行政首长的产生、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这些涉及到行政效率的投入成本和投入质量。行政效率是指在单位时间消耗了一定成本之后取得的正效果。用数学公式表示，单位时间和成本是分母，正效果是分子。花的时间越少，消耗的成本越低，取得的正效果越大，这个比值表明行政效率越高。反之，行政效率就越低。
在时间、成本、正效果的诸要素中，成本消耗包括了国家为某项行政管理所实际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在行政首长的产生、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方面实施监督，有利于提高行政投入质量，降低行政成本消耗。
行政首长的产生，是行政授权的关键。对于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国家来说，更是关键之关键。如果行政首长政治素质和品德素质不高，或是把握不了政治大局和社会发展趋势，或是视行政权力为己有，只追求个人的特殊利益，那么，在失去监督或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使行政权力逆向运行，以致效率无从谈起。即使行政首长政治素质和品德素质较高，但政研能力和行政能力不高，在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也难有高效率。所以，监督行政首长的产生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制约行政效率的初始机制。这里的行政监督主要有两个内容，即合法性监督和民主性监督。合法性监督，是监督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产生行政首长。民主性监督，是在选举产生行政首长时，监督其选举做到公开化和广泛化。通过这样的监督，有利于使行政权力真正授予具有较高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行政能力素质的入手中，把素质低下的人排除在权力主体之外。
机构设置是使行政权力得以运行的组织保怔，也是综合地影响到行政效率的成本、时间、效果等要素的重要一环。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不仅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增加成本消耗和浪费，而且在以后的行政权力运行中容易引起行政信息沟通缓慢、受阻或失真，还会造成互相扯皮、人浮于事现象，以致拖延办事时间、降低行政效果质量。因此，对机构设置实施监督，既是合理授权的环节，又是节约行政管理成本和时间、提高行政效果质量的首要前提，它从静态方面直接制约行政效率。机构设置监督，包括合法性监督和合理性监督。合法性监督主要保证依法设置机构，具体作用是以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为依据，监督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立、合并或者撤销，防止“计划外生育”，避免额外投入。合理性监督的作用在于消除或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具体体现在监督各级政府，在设置机构时要贯彻充分必要原则和最小耗费原则。充分必要原则是指机构的设置，应该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充分存在的理由。所谓必要，就是如果缺少这种机构，管理系统的总体功能将缺乏完整性。所谓充分，就是说设置了某一机构，不仅不会影响原有管理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还会放大其功能。最小耗费原则是指机构设置要有利于节约政府开支，避免政府开支的浪费。虽然，机构设置环节的监督主要是制约行政效率的投入部分，但在行政管理的动态过程中，投入的合理性必然有利于提高产出，从而提高两者的比率。所以，这个环节可视为是以静制动的制约机制。
行政人员是行政管理的权力主体和运作者，是行政效率的力量源泉，所以，通过监督把好人员编制这一关，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主要是合法性监督和需求性监督。合法性监督是保证依法定编。编制包括人员配置和定员人数。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编制一经审定，就具有法律效力。通过编制监督，杜绝人员配置和定员人数的随意性。人员编制和人员素质是密不可分的。一般地说，编制和行政任务成正比关系，但与人员素质成反比关系：任务重，编制可定多；人员素质高，编制可定少。所以，除了合法性监督外，还要有需求性监督。定编要从实际需要出发，要考虑任务程度，也要考虑人员素质，尽量提高人员素质，以减少编制，节约人力投入和经费投入。这方面的监督对行政效率同样起到以静制动的制约作用。
（二）通过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环节制约行政效率
这个环节的监督是通过两个方面制约行政效率的，一是行政决策，二是行政执行。前一个方面的监督体现权力运行的严肃性，后一个方面的监督体现权力运行的权威性。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保证权力运行的有效性和高效性。
行政决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行政立法、行政领导决策和行政决定。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授予的职权、程序或依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制定和有关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措施。这里包括职能性行政立法和授权性行政立法，前者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限而立法，后者是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而立法。行政领导决策是指行政机关的领导集体，就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外交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重大事务的目标和方案所作出的抉择。行政决定是指行政机关对国家行政管理范围内的具体事项、具体事件、具体问题，单方面作出处理意见的过程。行政决策的三个层次从宏观和微观、抽象和具体，为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定方向、目标、方针和任务，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启动器。它们不仅影响和制约着行政执行的效率，而且本身就存在效率问题，需要监督机制保证它们的高效运行。
行政立法本身就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条途径，但这条途径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需要监督机制来保证。一是要严格行政立法的审查批准制度，保持行政立法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二是要加强对实施行政法律文件的监督，纠正和防止对行政法律文件的不当实施和滥用，及时发现行政法律文件的缺陷以便修正和补充，排除各种干扰和不良影响，保证行政法律文件的顺利施行。行政立法本身如果实施不当，或相互矛盾，或施行不力。那么，以后的行政执行将无所适从，效率无从谈起。
行政领导决策的有效和高效，是以科学性和民主性为前提的。行政监督在这里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通过科学的决策制度，严格决策程序，防止个人专断和盲目决策。二是通过严格的决策责任制，包括决策报告制度、决策检查制度等，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决策中不科学、不合理和失误的决策行为，促使行政领导既慎重又高效地决策。三是通过决策反馈制度，及时修正偏差、补充不足，防止造成偏差和失误。
行政决定具有特定性、具体性、单向性等特点，是连结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的中介。所以，保证这个层次的有效和高效特别重要。这种保证同样要依靠行政监督机制对行政决定的监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合法监督。由于行政决定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它必须符合法定条件才能成立，所以有必要通过监督来保证行政决定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限，防止其以情代法，以权代法，避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被损害。二是责任监督。行政决定是行政领导决策的具体化、特定化。向上级负责，忠实于行政管理目标，认真实施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和指令，是行政决定主体的职责。因此，还必须有责任制度和行政纪律来约束行政决定主体，使其尽职尽责，防止偏离行政管理目标和法规现象的发生。新晨
上述三个层次是行政运行的初始阶段，它们的合法性、科学性、高效性，为行政执行的高效化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三个层次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政执行上，否则，行政效率的实质意义无法体现出来。所谓行政执行，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落实行政立法、行政领导决策和行政决定所制定的法规、目标、计划和措施，使决策目标和行动方案变成现实，转化成社会成果，产生符合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正效应的全部活动的总和。所以，可以说，行政执行的高效化，是行政效率意义的最终实现。
行政执行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种行政实务性活动，时效性和操作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行政监督在这个环节对行政效率的制约作用，也主要发生在时效和操作规程上。一是时效监督，即对每一执行程序和执行阶段作出明确的时间限定和质量规定，不允许任意拖延时间和降低质量。这就要求从制度上把时间标准、质量标准纳入行政执行的控制标准。二是操作规程监督。包括：1．操作程序监督，以保证操作程序科学化，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手续和动作；2．操作过程的反馈，以便及时改变和撤销“违法”和“不适当”的行政执行，避免越权行为的发生，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操作结果的反馈，以便总结经验，提高行政执行能力。
行政监督范文第10篇
2013年7月，“中国海警局”正式挂牌，标志着国家海洋局重组落定，海域多部门执法的时代正式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对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权力的进一步扩大。海监、海警、渔政、缉私队伍的并入，扩大了海洋局综合管理的执法范围。也对海洋执法中的行政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海洋行政监督方面，行政监督机制缺失，既不利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海域恶性竞争、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与海域邻国关系难处等问题，也不利于提升海洋局的依法行政效率和公众形象。
2、海洋行政执法人员管理的特殊性
2.1海洋行政执法人员工作种类特殊。
与陆上行政执法不同，海洋环境和气候的特殊性决定了海上执法的全天候性和不确定性。海上执法工作的种类繁多，且各项工作专业性强，需要极强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才能胜任。在涉及渔政、海监、缉私、海警等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中，更需要执法人员的密切协作和部门间的紧密配合。
2.2海洋行政执法人员奖惩机制不完善。
执法机制不健全，没有法律规定出海上完善的执法范围和执法程序，不仅影响了执法任务的完成的效率，也无法对执法人员的工作结果形成有效的考核奖惩机制。一些地方执法监察队伍人员工资（即基本工资）虽然列入了财政预算，但工资的后两块（生活补助、津贴）以及日常办公经费、办案经费还是与经济任务和罚没收入相挂钩的情况。一些地方执法监察队伍人员工资（即基本工资）列入了财政预算，只要还存在经济任务的导向，就必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导执法人员办案时注重经济处罚而偏离执法宗旨。
3、海洋执法机制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
3.1机构内部层级监督难到位。
海洋执法的层级监督，往往需要上下级多个执法单位的协作配合。而监察机关未能独立于监督对象，或者受制监督对象，再加上一些工作人员把私人关系和感情掺杂到工作中来，直接导致办案时间长、阻力大、难查处、难执结和执法监察权威的影响弱。在一些行政监督中，一些地方海洋机关领导以权代法从中干预、说情，致使执法监察工作难以开展，层级监督弹性因素强、法治程度低。
3.2行政规章制定分散联合监督无据可依。
虽然各行政单位都制定了规范执法人员和活动的规章，但现有行政法律规章的制定主体大都着眼于各自管辖的领域及专业，如《浙江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就是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制定的关于海监渔政执法人员的规范性文件，这种专业性规范适用范围窄，对其他海洋行政人员管理不能起到约束的作用甚至会相互冲突。虽然倡导联合执法，但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权责对等的联合办案监督机制，单靠部门间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关系和感情来搞办案协作，也没有对“不协作、不配合、不处理”的追责制约措施，难以保证联合监督的效果。地方政府、海洋部门、海洋执法监察机构在一些问题也是相互推诿，拒绝承担责任。由于监督主体众多，沟通、协调困难，信息共享性弱、导致分工不明确，更可能会出现虚监、弱监、漏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效能和司法的公正性。
3.3社会监督无规范舆论监督效率低。
人民群众应该是行政监督的主体，只有让民众的监督权力的权利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往往监督无力，行政监察机关在一些问题的受理和处理上，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而舆论监督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微博、微信平台等网络自媒体平台虽然给民众提供了发生的机会，但由于信息真伪难辨，呈现视角不同等种种客观原因，往往不仅不能有效监督海洋行政行为，还会起到事倍功半，激化社会矛盾的负面效果。
4、完善海洋执法机制行政监督的建议
4.1从基层建立起完善海洋执法层级监督网络。
建立和健全基层海洋基层监督层级网络，建立行政监督的单线垂直的监察机制，建立独立于监督对象的监察机关，与同级行政部门地位平等。建立并实行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动态巡查责任制、案件终身负责制、错案责任追究制，全面强化执法监察工作责任，真正把监督落到实处。在考核奖惩中，要加强上级对下级执法工作的检查考核，并严格按照考核情况实行奖惩。对违法案件查处不力的单位取消评先评优资格，暂停该地区用海审核报批。通过明确落实奖惩提高执法监督权威性，不断完善基层海洋执法监督队伍建设，杜绝行政特权人员、随意执法、的情况。
4.2订立统一规则监督联合执法。
国家海洋局重组后，扩大了海洋局综合管理的执法范围，基层执法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这一现状加速了对宏观制度规章的需求。制定一部联合执法管理监督细则，既可以保证执法者的行动合法有效，提高执法效率，也可以让司法机关有法可依。这样对执法者和违法者都有一个交代。也让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深入人心。
4.3设立独立的行政监察机关发挥人大和政协监督。
2010年6月25日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但我国的行政监察的现状还是行政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状况，真正独立的行政监察机关并不存在。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切实处于监督主体的监督之下为前提，并且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和干扰，只有让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分立开来，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挥行政监察机关的作用和初衷。在基层海洋执法监督活动中，可邀请当地乡镇的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召开座谈会，向他们介绍工作，让他们了解情况。聘请他们作为义务监督员，通过权威监督部门把民主监督工作引向深入，以实现强有力的全面监督的局面。
4.4加强司法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统一。
加强司法监督，要求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对于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的海洋执法人员的不法行为坚决打击，取缔执法违法的尴尬现象，维护司法的权威。加大事前、事中监督的力度，做好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消除执法人员自身的执法盲点，对于一些执法违法现象要实行公开曝光，起到处理一个教育一片的效果。同时也要对群众监督重视起来，多向人民群众宣传了解执法情况，鼓励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强化宣传群众监督，强化海洋执法部门政务公开，让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提高全社会海洋资源法律意识和对违法行政行为的震慑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