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05:14:40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諔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上述特点，对后世的文学教育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对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取向的侧重，既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教育具有浓郁的政教色彩，我们的文学阅读教学存在着政治泛化、道德强渗等弊端；也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对情感、审美因素的漠视，文学教育教学因不能满足学生的精神诉求，丧失了自身的内在功能与价值而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当代文学教育实现自身功能价值必须努力克服的障碍。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先秦文学；上古神话；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97-03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系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其时间跨度大、内容涉及面广、容量多。许多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长期是以分段的形式进行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段式的教学形式：先秦文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其中以先秦文学最为艰深古奥，但地位也尤其重要。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开拓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这时期所确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有后世各种文学体式的胚芽或雏形，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传统及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先接触的古代文学史的先秦文学段，对于学生更好地贯通和理解后面阶段的文学形态和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先秦文学教学的地位是特殊的。先秦文学教学的主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神话、诗歌和散文，诗歌再进行细分为上古歌谣、《诗经》、《楚辞》，散文细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各部分由于作品的分布状况不均以及思想深度不一，因此在教学中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由于先秦诗歌和散文有着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因此教学中对这两部分的教学往往是浓墨重彩，对于“上古神话”部分因后世缺少与之联系紧密的文学样式，因此教学多采取的是课时少、讲解浅、蜻蜓点水式的教学，使得学生对“上古神话”的理解仍停留在中学的认识上，少有突破。
一、先秦“上古神话”教学的现状及误区
1.一带而过的教学思路
以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为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般安排两个学年完成，现由于课程设置的变化，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课时量从原来的每周四课时进行教学删减至现在每周三课时，先秦文学段只有54学时。而且既要宏观勾勒先秦文学发展的大致演进脉络及文学形态、特征，又要讲授先秦文学中的重要篇目，课时相对就比较紧缩。诗歌和散文部分的文学史状况复杂难懂，名篇佳作也比较多，因此在课时设置上能忍痛割爱的就似乎只有上古神话部分，一般上古神话安排的课时量总体来说在6节左右，其实这个课时量对于讲解上古神话的基本知识和重要篇目是充足的，但教学中有的因为把重心完全移位在后面两种文学形态上，从而对上古神话蜻蜓点水似的教学，甚而把属于上古神话的课时摊分在其他的文学形态教学中，上古神话部分或以自学阅读的方式一带而过，这实质上是对上古神话的文学地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导致的。这种教学思路不仅将“上古神话”的内容“省”而且“略”，然而作为人类文学的发端，神话内容的教学不仅不能省和略，而且要讲解清楚神话理论和神话作品才能更好带动先秦文学其他版块的通识。
2.神话定义的单一化
在现通用的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往往采用的都是马克思对神话的定义：“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从唯物主义的文学观来说这个定义无疑是比较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来说，仅仅只用这个神话的定义，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神话是怎样产生的，及神话和其他我们常讲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有什么区别，亦很难理解神话本身的功能及其表现，许多学生受到唯物论的影响多对神话是持有偏见的，往往把神话等同于迷信，或不值一信的文学现象，因此讲解清楚神话与、文学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使学生对神话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在教学中无疑是重要的。
3.神话作品讲解的表浅化
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深化神话作品的讲解应与初中高中有所区别，但往往在讲解作品的过程中缺乏以神话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而是以文学的分析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方式比较普遍，分析神话时又常用现代人对于古代神话的一种延伸性认识为主，现代诠释造成了对神话所反映的社会原型、思维模式的曲解。以《夸父逐日》神话为例，分析夸父的形象时往往常以袁珂的延伸性评价作为讲解的依据，如：“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积极的幻想。”“神话中的巨人‘地之子’的夸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时客观上水不足，他不是懒死的，而是在追求水（知识和真理）的路途上渴死的。夸父英雄的悲剧结局，正是我们伟大的先人对自己的写照。”[2]总体来说这几种说法都有今人思想猜度古人的嫌疑，因此怎样结合上古文化向学生讲解“夸父逐日”这则神话的原始内涵无疑就很重要了，在神话理论的指导下使学生获得对夸父原型的突破性认识，教学中如果以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指导，以神话产生的文化背景为出发点，对于夸父逐日的原因、“逐”字的深层次理解、夸父的结局与原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引导性的深入分析，那势必会让学生在这则神话中获得较多的神话文本以外的对于原始文化认识的升华，从而也对神话本身的文学功能有崭新的认识。
二、“上古神话”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地位
1.“上古神话”教学是源头中的源头
上古神话从产生的时间来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各文学形态中最早的，但它却一直持续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方面。单在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左传》、《庄子》、《楚辞》等先秦古籍中就记载了比较丰富的古代神话，以及神话内容的变形和发展。如《诗经》中周部族史诗的代表《大雅・生民》、商部族史诗《商颂・玄鸟》等篇目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中包含了部族起源神话中的母题类型，如果学生对感生型神话及历史神话化等神话基础问题不理解，就会在这些篇目的阅读中遇到困难。再如《庄子》一书中也有许多上古神内容的演变，像鲲鹏之变、黄帝遗玄珠等都是在上古神话的基础上的变形，《楚辞》更是将神话与文学经典结合的典范之作，可以说对神话的理解是深入理解先秦文学的其他文学样式的前提。
2.“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和主题内容是后世文学的先驱
“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创作方法影响巨大。其中必须要让学生有一定理解的便是神话最初产生的原动力――神话思维，神话思维也叫原始思维，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这种思维的特征是人类原始的非逻辑思维，它是神话产生的主要原因，神话就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对世界和人类自身进行的一种充满想象的描述和阐释，这种思维特征在神话之后的文学创作上仍体现地比较明显。比如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就是这种思维特征的延续。六朝志怪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异化”的题材故事，如人与异类如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之物之间的互化，这些并非六朝小说家的原创，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变形思维模式在六朝特有的社会环境下的继承和演变。明清小说中亦存在这种神话思维的因子，比如石头生人的神话思维方式在《西游记》与《红楼梦》中就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并且其作为整个叙事的开端与线索并不是无端肇始的，而是神话思维在后世文学中的延承。
并且上古神话的主题内容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我国古代优秀的诗歌中有一部分关于神话题材的佳作，像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曹植的《洛神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再如古典小说中的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清小说，及现代小说的神话题材等无一不受上古神话的影响，如鲁迅的神话题材的历史小说《补天》、《奔月》、《理水》等，几乎贯穿了鲁迅《故事新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并从观念和形式上建构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
3.上古神话蕴含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渊源
“神话是原始先民的文化结晶，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都是这个民族在人类早期发展中关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一种想象。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渗透于他们的神话作品之中。作为民族性格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也必然在这一民族创造出来的神话中得到或鲜明或隐晦的表现。”[3]不仅如此，上古神话作为民族精神的源泉，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如女娲补天神话、鲧禹治水神话、后羿射日神话中反映出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刑天舞干戚神话中透露的反抗精神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探索上古神话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对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4]可以说，神话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态是很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的。
综上可见，上古神话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还是异常重要的，因此先秦文学中“上古神话”的教学并非可有可无的。
三、先秦“上古神话”教学的几点改革思考
1.利用好属于上古神话本身的课时
由于许多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神话学课程，神话学的知识只能在先秦文学和民间文学中才有所涉及，因此就更加要利用好有限的课时，不能因为这一段的文学史内容少就一带而过或者省略不讲。一般讲解上古神话应在6至8节课时为宜，涉及的内容应包括神话理论与神话作品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讲解。神话基础理论应涉及神话的起源、神话的特征、神话的类型、神话研究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对像神话定义讲解的重点应放在神话的产生上，对神话特征的描述上，并且再利用神话的基本知识对作品选中的神话作品进行分析讲解，可以重点讲解《山海经》与《淮南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神话作品，才能更好地有助于学生客观地认识神话和评价神话。
2.从神话欣赏过渡到神话研究
在初高中阶段涉及的神话文本阅读，主要是以阅读欣赏为主，先秦文学中“上古神话”的教学应充分联系神话的研究理论来阅读神话，而不能就神话而神话，脱离神话本身的功能及文化意蕴。
神话学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早在30年代，钟敬文先生就指出，神话中包含着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文化科学，因此搜集、研究神话作品，有重大的文化史价值。神话被称为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仅因为它包含多学科的内容，而且还在于神话是文化精神的集合。”[5]因此通过教学对神话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讲解，学生能在联系与神话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基础上，对神话文本阅读并解读，进一步研究神话之于人类生活习俗、思维方式、思想传统等方面的反映及影响。还可以利用纵向中国古代文学中神话脉络发展与演变以及横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神话比较等研究方法对神话所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做一些相关的论文练习，把神话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学当中，使神话的研究更加灵活，从神话欣赏真正过渡到神话研究。
3.以神话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讲解神话作品
在上古神话作品的讲解中应注重神话思维的引入和神话原型分析在作品讲解中的运用。可以说上古神话的传承和记录还不是一种纯文学，它更多的是原始社会及文化经过想象和夸张后的反映，因此利用神话思维方式和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研究方法去研究神话作品，更能接近神话反映的历史社会的真实，是带领学生认识和探究原始文化必要的途径。
“神话思维最能体现神话的生命力，通过神话思维可以探究文化之根。原始――神话思维直接孕育了审美意识的发生。西方文明受神话影响很深，所以西方学者一直重视研究神话。中国神话研究起步很晚。百年来中国学者在神话的发掘、整理和阐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神话思维的深入研究还很欠缺。”[6]因此应该利用好中西方先进的神话理论来讲解中国古代上古神话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在上古神话的教学中，可以多联系中国文学中的神话题材和西方文学的神话题材，引起学生的兴趣点。如可扩展结合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中的《柳毅传》、《李娃传》，古典长篇小说《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以及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圣经故事等进行讲解。但归根结底，先秦文学中的“上古神话”教学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引起学生对上古神话学习的重视与古代诗词、散文、辞赋同样重要。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3.
[2]沈怀灵.从上古文化看“夸父追日”神话的原始内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3）.
[3]张.中西神话对比研究：以中国上古神话和古希腊神话对比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12.
[4]王娜娜.探索上古神话蕴含的民族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J].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
[5]涂元济，涂石.汉族上古神话的特点及对后代文化的影响[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先秦文学 文学功能 宗教功能 政治功能 个人情感功能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5.012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何种功能，或其用途、价值何在？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者、欣赏者和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未有完美、一致的结论。我国汉魏时期著名文学家、文论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将文学定义为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文学功能极致肯定的典型代表。纵观中外历史，文学始终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文学作品是社会历史现状的放大镜，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梳理特定阶段文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功用，对于今天传承中华文脉、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的文论史上，对文学功能的论述并不是在汉魏时期突然出现的，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就已有论及。纵观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诸如铭文、诗经等，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宗教、政治、个人情感三方面。
先秦文学的宗教功能
一种意识的产生往往早于其形诸语言，由此，在对文学功能的文字表述出现之前，相关的意识早已包含在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实践之中。如《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蜡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②
此则材料所记之“蜡辞”可视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文学作品，其功能为配合蜡祭，具有宗教性目的。此外，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诗经》，其中都有体现文学宗教功能的记载。这时的文学作品虽然有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的具体实践，但却尚未形成关于宗教功能的明确言语表述。
目前已发现的文献文本中，很难找到有关文学宗教的例证，但本文可提供一些疑似例证。
2003年家博物馆入藏一件商代晚期的《作册般铜鼋》，是一件极为特殊的青铜艺术品，其形状为一只大龟（鼋）被四支青铜箭矢插入身体，龟背上铸刻了一篇篇幅较长的铭文，其通行释文如下：
丙申，王於洹，@。王射，射三，率亡（o）废失。王令（命）寝馗L於作册般，曰：“奏於庸（O）。”作母。
这篇铭文的释读存在很大的分歧，今以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③为基础，将铭文大意翻译为：丙申这天，商王经过洹水，猎获此鼋；（当时）王射一箭，众侍从射三箭，无一偏离目标；商王命令寝馗将此鼋赏赐给作册般，并嘱咐他作铭纪念此事，并谱入以镛为主的乐曲中以供祭祀时演奏（以炫耀商王的武功）；（作册般将其）作为宝物献给母亲。李文的解释只是一家之说，另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如按李文释读，则此处商王的言论中含有对铜鼋铭文的功能表述，即铭文可用于祭祀和彰显功德。
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例中可以看出文学功能处于宗教为主的阶段时，它与音乐、舞蹈是密不可分的。如《诗经・周颂・有瞽》：“咆噬，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④诗中谓乐歌和谐肃静，以供先祖欣赏（祭祀），又有贵客光临，共观乐终之盛美。诗中诗、乐不分，描述了它们娱乐祖先和宾客的功用。类似的例子还有《诗经・商颂・那》：“奏鼓简简，b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庸鼓有荆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⑤这也是表述了祭祀用诗乐舞的宗教。
又，《尚书》中《盘庚》篇被认为成书年代较早，很可能为商代的遗存。其中记载：“（盘庚曰）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⑥此段大意为，盘庚对众人说：如果我作为君王有失德之处，你们就把我的失德行为陈列在这里，先皇得知我的罪行后一定会降下责罚，责备我说“你怎能虐待我的子民”。文中“陈于兹”的“陈”字，其本意是陈列、陈设，引申为陈述、陈说。与祖先交流不可能是普通的语言，因此“陈于兹”应理解为把各种情况编成祭文，陈列或陈述于祖先之前，让他们得知。因此，我们也认为《盘庚》篇中的这段叙述，是关于原始文学（广义）宗教功能的简单描述。
先秦文学的政治功能
一般来说，西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主要是用于宗教和政治。商人敬鬼神，先鬼而后人。周人以礼治国，所以与人相关的政治被提高到与宗教相同甚至超越宗教的地位。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成熟，文学的政治越来越重要。大量青铜器铭文的主要内容记载了主人的功勋或上级的恩宠，主人也以此确立自身或其家族的政治地位。铭文的这种政治功能一般不需要明确直白的表述，而是在叙述事件中自然展现，阅者心知肚明。比如著名的《史墙盘》（《集成》16，10175）通过对家族历史的叙述来达到显耀功勋、巩固政治地位的目的。这种叙述只是针对一个具体个案的功用描述，还未曾上升到普遍的理论层次，较为初级。直到《礼记・祭统》的出现，才有某种普遍性的归纳，其谓：“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名以称杨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⑦尽管这类归纳也是建立在前述初级论述的基础之上，但这正是古人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完善理论、一步步形成有关文学功能性言语表述的有益探索。
目前已发现的较早体现政治表述的是西周早期的一篇青铜器铭文《史?簋》（《集成》4030）⑧。其正文内容为：
乙亥。王a公。in史?十朋。故于彝。其于之朝夕O。
此铭大意为：乙亥这一天，周王对毕公诰命，赏赐“史?”十朋贝（相当于一百个贝）。（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史?将此事铸刻于彝（祭祀用的酒器）上。他刻在彝上的目的是为了早晚监督自己。《史?簋》记录的是一起典型的政治事件。铭文末两句的“?故于彝。其于之朝夕O”，第一次在文本中明确描述了文本自身的功用。
到了西周晚期及东周初年，政治作为诗歌主要功能已较多地见于诗歌本身的陈述。《诗经》二雅中有较多以政治讽谏为目的的诗篇，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这里“以究王”“以极反侧”“是用大谏”等语，都是表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即该诗的功能。考虑到《周颂》《大雅》《小雅》的创作年代，我们可以认为在西周时期，尤其是中晚期，对文学政治功能的言语表述已经比较常见，且为人们广泛接受。对这类功能的认识和论述在东周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成为当时文学功能观的主导，见于大量文献记载。
先秦文学的个体情感功能
关于文学的个体情感功能，我们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其发展初期的表述。如《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小雅・四月》：“君子作歌，唯以告哀。”《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三例表述了诗歌具有表达思念、表达哀伤和抒发忧思的功能，但它们皆出自《国风》或《小雅》，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文学个体情感功能产生的时代晚于政治功能，而且此三例的情感很难判断是否夹杂了政治失意或讥讽的意蕴。
春秋时期，文献中关于文学情感功能的论述已极为常见了。如《尚书・尧典》有极为经典的理论概括：“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⑨《尧典》的写定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但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若将其视为春秋时期的观念代表应没有疑问。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⑩此处“诗以言志”之说毫无疑问也是对诗所具有的个人情感或思想的论述。又如《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教育太子的方针：“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所谓“导”，就是以诗来引导太子，使之心性归于平正。这里诗（《诗经》）既有政治，也有情感。又如《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两句虽然是评论诗的性质，但实际也含有对其功能的描述，即通过读诗能够起到使人“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功效，是为情感功能。
在先秦文学的实践中，个体情感功能在春秋晚期之后渐趋于消弱，转而更趋向于政治性。但对文学情感功能的思考和论述却持续存在于战国文献中。比如《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有“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由此可看出，尽管当时人们在实践中主要关注文学的政治功能，但在认知层面他们也认同文学具有情感功能。这种矛盾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潮有很大的关联。人们对文学情感功能的思考经过了汉代的缓慢发酵，最终在汉末魏晋时期促成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
总之，先秦时期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和表述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最初是在一部分作品中偶尔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功能表述，随着实践和思考的逐渐累积，后人的表述越来越直接而深入，并最终总结为一套完善的理论。细绎先秦时期文学功能论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宗教、政治、个体情感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它们在时间上虽有一定的先后相承的关系，但自商以后、终两周之世，文学的政治功能成为当时人最为关注的焦点。先秦时代人们对文学功能的思考和表述，对后世文学乃至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思考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更好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作用，仍然需要针φ庖晃侍饪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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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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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礼记训纂》，第732页。
括号内数字为《殷周金文集成》编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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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朱彬：《礼记训纂》，第582页。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一、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期。先秦文学的成就包括神话、诗歌、散文三大部分。
(一)、神话。神话是原始居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中国神话包括创世神话、发明创造神话、战争神话等等。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以及《吕氏春秋》等中国着名的古典神话已得到记载。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都有许多古典神话的记录。这中间,《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为丰富,而且接近古代神话的原貌,它最具有神话学价值。它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神话作为原始居民意识形态的体现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中默默传承着,它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世的创作。它对于后世文学不仅有素材的意义,更具有原型的意义。古代神话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创造,使文学作品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诗歌。《诗经》与《楚辞》是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大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硕鼠》、《伐檀》等诗讽刺了腐败的者,表现了反抗的心声;《采薇》、《君子于役》等诗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氓》等诗表现了妇女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七月》等诗反映了初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天人谐和的意识;《静女》、《蒹葭》等诗颂扬了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诗经》格式以四言为主,是四言诗的高峰。楚辞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名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运用楚辞的诗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九歌》是根据楚国祭神乐歌创作的,其中,《湘君》、《湘夫人》是取材神话传说的爱情诗篇,《国殇》是颂扬为国捐躯的战士们的英雄颂歌;《九章》大多抒写流放后的悲愤,其中,《哀郢》写于郢都沦陷之时,《怀沙》是自投汩罗江之前的绝笔;《天问》就自然、历史、神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散文。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构成先秦散文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大变革的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各诸侯国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总结经验,于是大量历史着作应运而生。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着名作品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现了纺织阶层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揭露了统治者残忍而虚伪的面目,叙事写人生动传神;《秦晋肴之战》生动记述了战争的史实。《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主张,设喻引事,独具匠心。《战国策》中人物形象个性更为突出,描写了技巧更加高超,在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更高,如名篇《燕昭王求士》生动描写了燕昭王招贤复国的历史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的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大多为哲理散文,它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精神特征,并在形式和观念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论语》警策,《孟子》雄辩,《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恣肆。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名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诸子散文无论在文体、语言、结构各方面,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两汉文学。汉朝分为东汉和西汉。两汉的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散文、汉赋、诗歌。
(一)散文。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司马迁的《史记》可以堪称两汉文学中历史散文的顶峰之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是无愧的。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首先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际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同时《史记》中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如《项羽本纪》中着名的“鸿门宴”故事,就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剧中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剧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极富戏剧性。其次,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平民百姓。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给以精心描绘,写出了项羽威武壮烈的悲剧命运。《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上述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再次,《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如叙事语言精练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它开创了 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它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着。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政论散文。 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着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实际。
(二)汉赋。赋,是从骚体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的成就,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汉赋,当时是文学的壮流。《汉书·艺文志》着录文学成就“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三篇”等“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十篇”等“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总共多达78家,占诗赋总合的7358%。篇数合计多至1004篇,占诗赋总合的7618%。其中除个别先秦和“秦时”作品外,均为西汉作品。
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都借物抒怀,意境深沉。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
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着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词藻华美而绮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方铭先生在分析汉赋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时,强调其色彩特色,有“色彩绚烂,气势雄奇,醉人心魄,迷人魂梦”,“绚丽而不失深沉”等评价,称赞其“鲜明而丰富的色彩夺人目精”。在对汉赋的典范进行讨论时,又有“形象生动”的“彩色的骚体句式”诸语。汉赋的华丽风格,是和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气象相一致的。在艺术成就上,汉赋客观上使后人从中了解与认识汉帝国大一统的历史风貌,了解祖国壮丽的山河、高超的建筑和精湛的艺术。同时,在这些铺叙与描写中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汉赋善于铺陈夸张,想象丰富,对客观事物做具体形象的描绘,汉赋用词贴切,讲究语言的音调、节奏,一些篇章颇具音乐美。这些都是汉赋的艺术贡献,而且是作家自觉的艺术创造。可以说,这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对文学自学创作时代的到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文学成就上,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三)、乐府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体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乐府诗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作者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造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大多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当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当时社会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其次,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
再次,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开放性；作业设计
课外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和补充，是课堂内容的提升和综合，作业完成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前古代文学课外作业设计陈旧而落后，传统的古代文学的作业基本上都采取论文的形式，要求学生一学期提交一篇或两篇与本学期授课内容相关的论文。由于题目或者枯燥乏味，内容陈旧，无法引起同学研究的热情，或者太过于简单，难以引起同学深入思考。再加上缺乏相关的学术积累，网络时代各种资料搜索的便利，很少有学生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对待论文的写作，转抄、拼凑的现象突出，这样的作业设计无论是在理念、形式还是在评价体系上，都很难适应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需要了。[1]
一、开放性作业设计举例一：你的姓名来自古典文学吗？
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让同学们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一直都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笔者曾经设计过这样一个开场白：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时代到五四时期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辉煌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遗存是汗牛充栋，虽然它不能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却能如同黄钟大吕一样，在我们心头引起长久的共鸣。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是多么激昂慷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个冗长的排比句，气势磅礴，但内容空洞，辛辛苦苦说了半天，同学并不领情。在为2012届同学讲授先秦文学时，我在点名册上看到了一个复姓端木的孩子，此姓如此罕见，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藉由身边的例子去推广古代文学的好机会。于是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开去，谈到了《元和姓纂》对此姓的记载，并介绍了孔子那位能言善辩的弟子子贡的故事，这样通过一个姓氏就很好地与同学建立了沟通。这启发我设计了这样一个课外作业：看看哪些取名与古代文学作品有关？从同学们提交的作业来看，他们搜集的资料远比我想象的丰富：任贤齐取自“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周星驰取自“雄州雾列，俊采星驰”、闻一多取自“闻一而知十”、戴望舒取自“前望舒使先驱兮”、朱自清取自“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其字“佩弦”取自“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冰心取自“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孟浩然取自“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马致远取自“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钱谦益取名于《尚书》“谦受益”、王朝闻取自“朝闻道，夕死可矣”、楚图南取自“绝云气，负责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今人也有古人，有同学们熟悉的明星，有陌生一点的诗人，也有成就斐然的大师。这样一来，同学们不再觉得这些高文典册面目可憎，很好地激发了同学阅读古典文学经典作品的兴趣。
二、开放性作业设计举例二：性善论还是性恶论
先秦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文史哲不分家，很多时候谈论的是文学经典作品，但哲学的意味却非常浓厚，无法避之不谈，特别是讲到孟子性善论。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活跃课堂气氛，在讲到孟子一章时，关于孟子性善论的分析是教学的重点之一，但是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人性问题，学生们的想法却非常单纯。为此，笔者布置了一个辩论赛形式的作业题目：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课下认真准备查找资料，课堂上进行一次20分钟左右的分组辩论。经过认真地准备，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短短20分钟同学们尽情挥洒才智。从康德“恶折磨我们的人，时而是因为人的本性，时而是因为人的残忍的自私性”到霍布斯“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无所不在的权威监督每个人履行道德规约”，从泰丽莎修女的善行到路易十五的“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从大乘佛教的“众生永远不得渡，则已终身不作佛”的慈悲宏愿到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从马基雅维里到弗洛伊德，贯穿哲学与历史，透视社会与人情，同学们侃侃而谈。一次匠心独具的课外作业设计竟然能够激发出同学们如此耀眼的智慧火花。当然并非每位同学都能舌灿莲花，甚至有一位男同学在辩论的过程中尽管气势充沛，但语言粗俗、干瘪，相比其他同学逊色不少。最后笔者总结：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得出标准答案的论题，性善和性恶立场有异，但却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教人从善，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孟子是站在人性本善的立场上鼓舞人，荀子是站在人性本恶的立场上鞭策人，两者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清代学者钱大昕总结说“：孟子言性善，欲使人尽性而乐于善；荀子言性恶，欲使人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2](P418)整个辩论的过程中，尽管有个别同学的发挥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三、开放性作业设计举例三：仿写和续写
写作时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的古典文学知识，稍稍将语言加以转化，就能为文章增色不少。为此，在设计课外作业时笔者注重仿写和续写方式的运用，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想象力。比如，在学完《诗经》和楚辞后，为了提高大家对诗歌更直观的认识，要求大家进行仿写。在尝试仿写的过程中，学生对《诗经》和楚辞的情感呈现、语言表达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介绍完《论语》后，要求学生结合自己校园生活的实际状况，仿写十则“论语”。学生在作业的完成过程中自然加深了对《论语》语体特征的把握和运用，更了解了语录体简练深刻形象生动的艺术魅力。另外，续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可以培养学生多维的思考习惯和能力。续写是在作品理解的基础上思维的延展，是课堂教学的延展和升华。比如《陌上桑》和《羽林郎》题材相同，立意相近，情节相似，同样是写美丽女子对于权贵欺压的反抗，但采用的方式、情感的表达都有所不同，让同学细细体味，并为这两个故事续写上结局。多数同学都是用散文化的笔法写的，也有同学直接用五言诗的形式续写，这课外作业形式无非两类：封闭题和开放题。封闭题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开放题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但开放题的比例应该加强，我们期待在古代文学课外作业中，开放性的题目会更多出现。
参考文献：
[1]刘砚群.古代文学教学作业设计反思[J]．安徽文学，2014（2）：133.
[2][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下》第一章，可以作为一篇对话体的议论文来学习。文章由叙人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全文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文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故学习本文时，可让学生对孟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先作一些了解。
学习本文，还要对文中的一些文言语法现象，如词类活用、特殊句式以及常见词语、古今异义现象等加以摘录整理，做到能理解其含义、辨析其用法，以加强文言知识和语感的积累。为此，要求学生对文章反复朗读，力求做到熟读成诵，从而进一步理解孟子的政治思想。
二、亮点探究
1．齐王听到孟子谈到“好乐”一事，为什么会“变乎色”?
探究学习：学界出现了这样三种解释：齐王有不悦之色，认为孟子不该问自己“好乐”的事；齐王有羞愧之色，认为自己不应该“好乐”；齐王有愠怒之色，认为庄暴不该把他“好乐”的事告诉给孟子。权衡上述几说，以第三说为最佳。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竿，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禀食以数百人。”供养这样一支乐队，势必劳民伤财，并影响政事。孟子来齐国宣扬其“仁政”，劝说齐宣王“保民而王”，所以齐宣王心中要“怪恚”庄暴，不该把自己的隐情告诉给孟子。儒家历来重视礼乐，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从音乐可以考察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并反对把音乐作为单纯的娱乐活动。“先王之乐”是先王用来教化百姓、安定民心、治理国家、巩固统治的手段，与“世俗之乐”截然不同。齐宣王爱好的不是“先王之乐”，而是“世俗之乐”，这又与儒家的音乐主张不甚吻合了。齐宣王之所以直言不讳地向孟子表白“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是考虑到隐情既已泄露，也就不必再转弯抹角了，免得孟子纠缠下去。而后来谈话之所以还能继续进行，是因为孟子并不反对他爱好“世俗之乐”。也有人认为：“齐王感到作为国君而爱好音乐，当为舆论所不许，怕受到孟子的批评，因而脸上表现得有点惭愧。”(李炳英《孟子文选》)其实，战国时期爱好“世俗之乐”的国君不乏其人，齐宣王也用不着为此而到“惭愧”。所以，齐王的“变乎色”应是“愠怒之色”。
2．“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壁垒分明，可是作为儒学大师的孟子为什么会说“今之乐犹古之乐”呢?
探究学习：“今乐”“古乐”本不可混同，但孟子深知齐宣王不会放弃对“今乐”的爱好，所以存异求同，以便进一步劝导齐王在爱好“今乐”的情况下实现“与民同乐”。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问题不在于爱好“今乐”还是爱好“古乐”，而在于能否与民同赏。若能与民同赏，则古今无异。如果能够施行“仁政”，即使齐王爱好“今乐”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3．本文所记叙的两次对话有何联系?并作了怎样的艺术处理?
探究学习：文中第一次写庄暴和孟子的对话，实际上是全文的引子，起开篇的作用，故略写。庄暴对齐王“好乐”的话题无言以对，一方面表明这个话题有难度，另一个方面反衬了下文孟子谈话技巧的高明。第二次对话是孟子和齐王的对话。这一段对话表明了孟子的政治观点，体现了孟子善于借题发挥，因势利导，牢牢掌握谈话的主动权，一步一步地将齐王引入自己预先设想中的话题，从而达到宣讲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这次对话是全文的重点，故详写。
4．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在当时能否实现?为什么?
探究学习：针对春秋战国时期连年征战、生民涂炭的现实，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孟子的“仁政”学说虽然以维护封建制度为出发点，但是对于稳定经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农民因丧失土地而迁徙流离的痛苦，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孟子的思想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统治阶级的享乐是建立在下层人民的痛苦之上的，又有谁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这种权利呢?而且他的“仁政”学说带有浓厚的复古保守色彩。他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说成是“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因此，在当时不过是空想而已。
三、选题设计
1．《孟子》散文的特色及其对后代散文创作的影响研究。
研究方法：
通过广泛阅读《孟子》作品来归纳出《孟子》散文的写作特色，同时通过阅读历代评论家的有关评价，增进对《孟子》创作成就和影响的认识。
参读书目：
(1)曹础基《先秦文学集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陈柱《中国散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孟子》与《论语》异同之比较研究。
研究方法：
《孟子》与《沦语》同列“四书”，对两者作比较研究，可加深对它们的认识和了解。
参读书目：
(1)杨伯峻《(论语)和<孟子>》，载《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胡念贻《盂子的文学价值》，载《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张志岳《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讽喻文学和叛逆文学两个传统问题的初步探讨》，载《中国文学史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孟子的论辩艺术研究。
研究方法：
孟子在《庄暴见孟子》一文中体现出高超的论辩艺术，即使把它放人当代论辩艺苑之中来欣赏，仍不失为一朵奇葩，可从不同的角度对孟子的论辩方法作探讨。
参读书目：
(1)徐立《(孟子)骋辞逞辩的特色》，《语文月刊》1982年第2期。
(2)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3)高捍东《有效的演讲技能》，中南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课程考核 改革 新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是衡量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质量和该专业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和学习能力的主要手段。它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学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人才中起到教学导向的作用：既能反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收到的成效、评判教学模式的科学与否，又能影响到教学环节能否有成效、顺利地展开。
《中国古代文学》这一课程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下分别简称《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部教材组成。在教学活动的授课环节，怎样权衡这两本教材的轻重主次，由教学的课程安排和教师的备课情况而定；在课程考核模式中，怎样安排考察的形式和考试的内容，则取决于教师对课程考核作用的认识程度。面对注重于走过场的、应试教育体制影响下的一次性闭卷考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教育体制之中，以顾及个性学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新型课程考核模式势在必行。而探索较为科学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形式，必须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和教学考核这两项主要的教学活动中分析存在的不足。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整体上说，高校教学模式比之小学、中学，在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上都有了不少创新，但是这些新的因素只是表面上、局部的创新，并不代表高校教育已经脱离了应试教育的窠臼。课堂教学和教学考核是整体教学活动的两个部分，是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的。因此，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教学考核的成效。《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文学史》和《作品选》又是课堂教学的使用教材。怎样从中选择教学内容，怎样权衡两者的主次轻重则又是一个问题。下面主要从这些方面分析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重《文学史》轻《作品选》
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学史的发展情况，清楚它的脉络走向，认识在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学现象和进行的文学活动，是对文学史理论和规律的感知与记忆，注重个体的继承性。文学史的学习是感知与记忆层面上的知识，它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作品选》的学习却需要感知、记忆与思维、能力以及智慧的参与，它是机动灵活的东西，注重个体的继承和创新性，需要不同人的接受品读与赏析来给它注入生命力。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虽然这门课名为“古代文学”，却并不是说偏重于史学知识的授予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个体赏析。
（二）重学生主体轻学生个体
大班教学就像生产过程中的批量生产，似乎约定俗成地偏重于普遍性的东西。在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往往会形成一种习惯，更注重面向于广大学生的教学。这种授课心理直接影响着授课内容，所教内容往往以那些普遍都能接受的知识为主。在选择作品讲解时，就倾向于已经普遍接触过甚至是熟读的作品。以先秦文学作品为例子，《诗经》不外乎《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而这些篇目在中学乃至小学都已经学过，可以大致由学生赏析，就不必由教师在课堂上多讲。注重学生的个体，就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触类旁通为主，培养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而不是从教师主观出发，进行灌输式的教学。
（三）依赖固定的《作品选》而忽视其他的选本
《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选本只是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篇目。“选”，毫无疑问，它存在着很多限制性的因素在里面，教学中只能以它为基础，而要较为全面地把握所学文学史其中某一段的知识，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以所持有的选本为基础，抛砖引玉，激发学生更多地阅读作品的其他选本甚至是原著。古代文学无论从史学上来看还是从作品文化来看，都具有厚重感的特点。还是以先秦文学的《诗经》为例子，要想全面了解周代的农业生产状况，就要对《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各篇作品综合分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就要在所备的教学内容之外，以鼓励学生的学习个性为主，让每位学生都有自己接受知识、自主学习的特点。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存在的弊病
高校每门独立科目的考核并不能完全排除不受其他科目考试形式的影响，相反，这种影响往往是起着连锁反应的，或者说已经有定死了的考试形式要求该门课就要这么考，只允许独立科目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创新。也正是因为这种规定死了的考试形式的存在，久而久之约束着每门课程按着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去完成教学考核，因此，这种模式必须得冲破。
（一）在形式上，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尚未摆脱“一考”“一纸”“闭卷”的陈旧模式。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形式不能遵规导矩，因为这容易流于俗套。必须认识到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形式其空间是具有伸展性的，一旦人为地定死，相应的课堂教学就会受到它的牵绊，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就进入了应试教育的牢笼中。为什么很多教师有时候会在课堂上拔高嗓音提示：“大家注意了，这个内容很重要，画上星号（勾起来）”？为什么到了期末，最后一次课甚至成了“划考试重点”的课堂？就是因为这种考试模式的限制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的考核成了死记硬背答死题的考试，这种考试是没有意义的。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角度分析，这种考试形式使得学生形成一种过于坦然的心理：平时不需要积累、不需要能力、甚至不需要花课外时间学习，因为课堂上老师会划重点，期末老师还会着重点考点。这不利于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汉语言专业人才。相应地，从检验教师教学质量的角度来看，这种考核形式完全不能客观地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如果每个班的老师都一样地划出了重点，学生考试答题时就像在依样画葫芦，考试的结果自然就相当的尴尬。
（二）在考试内容上（以先秦文学为例），题型一概不变，没有灵活性，不能很好地检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采用单一闭卷的形式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其考试内容毫无疑问地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最严重的弊端在于题目的含金量低，之所以说题目的含金量低并不是说试卷上的题目本身毫无价值，而是说题目的答案学生都已经背熟了，即便是完整地答出来那也已经是没有意义的答案了。并且这种为了考试的暂时记忆也很容易遗忘，不能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因为这种考试已经变异为具有功利性和应付式的工作，枯燥和机械的因素促使学生在考完试后像卸下包袱一样赶紧甩掉。古代文学试卷的题型不外乎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和赏析几大类。其中，填空题与选择题考察的是文学常识，名词解释考察学生对一些常见文学现象的理解，如“建安风骨”“互见法”等。简答题一般考察某部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或是主要内容，如问“《诗经》的艺术风格（主要内容）”“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或者是某部文学作品中一个典型形象的分析，如“《庄子》寓言中的艺术形象”“《离骚》中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等。它考察的还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性认识，这种题目在教材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只要背下来就能比较完整地答出。论述题可以说是在简答题基础上的知识扩展，不同的是，它需要增加一些例子加以论述。如果说这几个题型比较具有主观题答题的成分，也就是说比较能够客观地考察学生的学识与能力的，那就是赏析题，和其他题型相比它含有个性的成分比较多，不同的赏析者具有不同的观点，言之有理即可。
总的来说，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多少应该把基础知识、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还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相结合，不应该只停留在读读记记的层面上，在教学授课的环节应更多地提倡学生在把文学史与作品选结合学习以外，更多地关注原著的学习，在品读原著的过程中，能够结合文学史的知识提出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继承并发展古代文化。
三、改革创新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模式的一些可行性措施
（一）形式上的改革
首先，是形式的多样化。改变单调的一次性闭卷考试的形式，可以把考核的形式划分为几个部分，如增加平时作业、小论文、课堂小组专题讨论和期末闭卷考试，教师可以权衡每种考试形式的轻重确定所占分值的比率；也可以在每次课堂上针对一个专题的某个问题提问，规定以论述的形式口头阐述，覆盖整个班级。如“《左传》的人物言行中怎样体现出民本的思想？”这样的论述题就不必在闭卷考试之前点出再让学生强制性去记，而是在上课之前的预习环节要求学生阅读原著，在课堂上结合自己相关知识的积累加以论述。平时的作业可以把《文学史》和《作品选》结合起来而侧重于考察作品选的赏析，这种考察能够区分学生对某一作品的理解能力，通过每学期的几次课后作业，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各个学生赏析作品的能力和接受知识的水平；小论文部分的考察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教师可以提出小论文考察的要求，既规范了论文的写作要求，经过本科四年的积累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论文写作的水平，而不至于到了写毕业论文时还摸不清本科论文该怎么写；课堂小组专题讨论可以把全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提出一个小专题，由小组随机抽取一个小专题，各个小组集思广益、分工合作把这个专题的知识整合好并以讨论的形式口头表达出来。
（二）形式的生动化
课堂教学忌讳的是灌输、填鸭式的教学，这种教学令教师与学生双方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教师机械地授课，学生被动地接受。因此，课堂教学一贯探索活泼生动、充满趣味性的模式，这是为了不断改善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率。教学考核与课堂教学一样，也应该探索机动灵活的考核形式。并不是说要摒弃一切传统的考试方式，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继承与发展。古代文学课是一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古典与创新同发展的课程，它的考核形式也可以生动化、灵活化。如：设计古代文学的专题讨论，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以计分的形式纳入课程考核的范畴；分小组合作，以学生授课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以课件和小组成员的配合讲解作为评分的主要内容；《作品选》课堂随机抽查，能够督促学生背诵作品，熟悉作品；另外，也可以尝试开卷考试的形式，当然，这就需要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变动了。
（三）内容上的创新
前面在分析古代文学教学考核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课堂教学中的漏洞，其中轻《作品选》重《文学史》是较为严重的一点。同样，在古代文学教学考核中，单凭一张试卷，考核的内容受到严重的限制，正是因为考核形式的固定性，这种限制就把《作品选》弃置于考核之列，即便是闭卷考试的那张卷子中含有默写或是作品赏析这类题型，那也显得《作品选》不够考核的分量，因为这种质量的《作品选》考核远远达不到预期考核的效果，所以很多时候，作品选就成了教材中一本如同“选修”的课本。提倡内容上的创新，就是要在考核题型中增加《作品选》的分量和质量，在对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考察中，也要尽量地向作品原著靠拢，特别是对于作品句读和翻译的考察，因为这涉及到作品最基础的知识，赏析就是在句读和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作品选》和《文学史》考核内容的划分外，它们各自的题型上也应该注重主观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是最好剔除一切的判断选择题，要清楚，每个学期的考核只有一次，注重的应该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里所说的内容创新特指的是试卷的题型来说的，只有突破了考核形式，在内容上才能更为丰富。
总之，古代文学的考核和其他一切课程科目的考核一样，要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科目类型的考核模式，传统的考核形式固然简便快捷，但新型的考核模式更是为了不断适应课程改革和科学教育的需要，因此，创新、灵活的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应该受到所有高校教育者的关注。
（本文为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文科基地班主干（核心）课程研究性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为试点》[2013JGZ115]的阶段性成果。）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荀子；诗教；浅析；礼乐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80611030
关于诗论及诗教，笔者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学术界对孔子、孟子等的诗教已做了大量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而作为儒家的第三代人物现实主义儒家大师――荀子，对他的诗论研究却是一个空白。笔者有鉴于此，才能对荀子的诗教作抒一己见性的剖析。
兹将荀子论诗引文如下：
1）《诗》、《书》、《礼》、《乐》之分乎！……。《荣辱》、《儒效》
2）《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劝学》
3）《诗》言是其志也。《儒效》
4）《诗》、《书》之博也……《诗》、《书》故而不切……。《劝学》
5）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劝学》
6）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俗儒也……隆礼义而杀《诗》、《书》……是雅儒也。《儒效》
7）修宪命，审诗商，禁淫音，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王制》
8）善为《诗》者不说。《乐论》
9）风之所以为不逐也，取是以节之也。《儒效》
10）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乐论》
11）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乐论》
12）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王制》
13）《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儒效》
14）《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大略》
15）《大雅》之所以为大雅都以是而光之也。《儒效》
16）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善为《诗》者不说……。《大略》
一、诗言是或以言志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相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郑玄注云：“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说文》三上言部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杨树达先生在《说文十义・释诗》一文中阐述：“‘志’字从‘心’，‘ㄓ’声，‘寺’字亦从‘ㄓ’声。‘ㄓ’、‘志’、‘寺’古音盖无二。……其以‘ㄓ’为‘志’，或以‘寺’为‘志’，音近假借耳。”同时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更进一步说明：“‘志’字从‘ㄓ’，卜辞‘止’作‘ㄓ’，从‘止’下‘一’，象人足停在地上，所以‘止’本训‘停止’……‘志’从‘ㄓ’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可见，诗、志在古代本是同一字。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可以借他人之论结论出“诗言志”即以诗表达自我心中的思想，使自己的感情等得以释放。
荀子在《儒效篇》中首先旗帜鲜明的提出“诗言是”：
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出鬼没。曷谓固？曰：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强调的“是”指“执神而固”，其意亦同指于《诗》说的执神而固，这也是诗人力图表达出来的思想。王先谦先生在《荀子集解》中提到“是，儒之志也”。两者在其能指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执神而固”，《荀子新注》中注云：坚定地掌握着尽善、完备的治国方法。而“儒之志”，从孔子创儒以来，其思想主流都是与政治保持着血与水的关系。孔子作为教育家，基主要思想体现在“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等五大体系中，都无不是为君王提供治国方略的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他巡游多国就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理想，以期国泰民安。孟子，虽说是儒家理想主义学派的代表，但他奉行的仍是内圣外王之道。而荀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政治哲学：国家社会起源于人伦，为王之道分王道与霸道等。由此“儒之志”即“执神而固”人文价值的翻版。既然“《诗》言是”的“是”与志表达出的同是荀子的“执神而固”的人生追求，又我们上述已说诗、志古代本是同一字、同一意，那么“诗言是”与以诗言志就是如出一辙了。
荀子继承前人“诗言志”的观点，不仅体现在政治理论上的建构，更体现在他行文时的著述引诗中。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古人处在去《诗》未远的时代，他们在政治运作中，以诗见志就不会是偶然现象。私家著述引诗当推孔子，其后，墨子、孟子等亦常以诗证其志。笔者据董治安先生《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中一文《战国文献论诗、引诗综录》考察，荀子论诗、引诗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中最多的。《论语》、《墨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孟子》、《荀子》引诗、论诗分别为19条、15条、7条、5条、8条、21条、8条、40条、116条。荀子引诗一般是先对一观点进行阐述，后引诗证断其观点。“汉儒著述里引诗，也是学荀子的样子，汉人的诗教，他该算是开山祖师。”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云：“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可见荀子在诗教方面的影响是旷古未有的。
二、荀子诗教与礼乐的互动关系
荀子的思想命题中最突出的是“礼”、“乐”。《劝学篇》中“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礼者，法之大分，类之解经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此诸语透视出荀子将课程程序的第一步定位于诵经，但其最后的归路就是礼，受经的熏陶，那才是功德圆满，可见他对礼的良苦用心了。
荀子引诗、论诗（上述）中有第5条云：“不道礼、宪……不可以得之矣。”《荀子集解》引王念孙云：“道者，由也。言作事不由礼法而以《诗》、《书》为之，则不可以诗之也。”荀子在这里强调了个人必须在悟解《诗经》中礼的成份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诗经》作为儒家教科书的精神品质。故他在后来的文中，荀子提出“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俗儒也……隆礼义而杀《诗》、《书》……是雅儒也。”在荀子对儒家本身的反思批判中，除仲尼、子产以外，都不能幸免，在《解薮篇》中对曾子颇有微辞。《非十二子篇》中把子张、子夏、子游都斥之为“饿儒”；《儒效篇》讥斥“俗儒”，亦颇有具体内容，虽没有指名似乎也是他们。这一矛头的指向根本原因就是他所谓的“俗儒”、“贱儒”没有从礼的角度来解读《诗》、以《诗》来为礼的正秩而服务。
王先谦《荀子集释》序中云：“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荀子的礼法不是空隙来语，而是有所附丽的，将礼附着学，附着于治才是他的根本方法论，因为他认为如果个体没有受到礼的陶冶，那么其本性恶就会释放、渲泄出来，而成为“禽兽”。这也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行对公民的素质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定位。
荀子三十三篇，其中涉及礼、乐的篇章为大多数，可见乐亦是他诗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荀子的《乐论》是一篇系统的论述音乐艺术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荀子的音乐观：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而政治就是荀子用诗来匡正的主要命题，学术界对此用“明道”两字来表示。道即“人道”，是治国之道，为君之道，为臣之道。这与“诗言是，其志也”的主旋律又是不谋而合的。可见乐的诞生是伴随着诗教的功用性价值而存在并发展的。“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注云：“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也。”这指出了诗中乐的标准是“不”。同时霍松林先生认为，荀子所说的“中声”显然是就“诗”的乐曲而言的。先秦时代，诗、乐由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具有紧密的结合性。所以荀子言论中的“诗”兼指“乐”，荀子所讲的“乐”亦兼指“诗”，这是一种诗乐合体论。强调“诗”的教化功能，就是强调“乐”的教化。“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就是要使民敦厚而不狭邪，以“诗”的审美情趣来指导民的审美价值取向，趋向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故制雅、颂之声以近之……故听其雅、颂之志，而志意得广焉。”所以在荀子的理念中，音乐是道德教育的工具，与礼形成互补相用的互动关系。这亦一直是儒家奉行的音乐观。
三、荀子诗教对政教的牵引作用
荀子生于战国后期，晚于孟子和庄子，与伟大诗人屈原同时而稍后。这是一个动荡不安、游民纷纭、分裂而趋向统一的时代。各国都欲窃诸侯而王中原。“荀子迫于乱世，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通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尧问》）社会日趋堕落，人民日益贫困，上层统治阶级卖官鬻爵的形势更是令有识之士不堪。荀子抱政教之说，游行诸国，以实现政治的民泰国安。
《乐论篇》：“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声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宪命”即制定法律文告，进行政治上的法律强化；“审诗商”即审查诗歌以作为道德的潜移默化来填补政教冲动带来的人格缺失，由此二者形成二位一体的政治教化手段。其理论体系亦遵循了孔子传统的审美教育观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个人在社会中与政治是紧密相系的，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中强调社会的前进是无数个体作用的合力推动的。故个体的自身成长对政治这一社会主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荀子则借助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陶冶性情、感发意志、疏导人们抑郁或偏向歧路的思想感情的特点，以此来进行政治通达的游说。
《王制篇》：“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其类，明振豪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荀子新注》解云：“能够达到统一天下的人，都是用礼义来约束自己的行动，处理决断事情能按法令规定，政治的清明能使细微的事物都发挥其作用，政令制度的兴废能随时应变而不至束手无策……。”前面已谈到诗教即礼之行为准则及精魂，王者能实现政治的百废俱兴就必须把政治与诗礼乐结合起来。正所谓“节用以礼，裕民以政”《福国篇》、“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议兵篇》、“礼者，政之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大略篇》
荀子不仅从本身行为、个人理论上将诗教与政教合二为一，而且从《诗经》文本的解读上对政治进行讽谏，以达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的批评价值效果。《大略篇》“小雅不以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荀子集释》王先谦注：“言作小雅之人，不为骄君所有用，自引而疏远也。小雅多刺幽、厉而思文、武。言有文，谓不鄙陋；声有哀，谓哀以思也。”荀子把《小雅》定位于有别于周幽王、周厉王所行的暴政，而是以诗的形式讽刺这种暴政而达到政治的后以警人的效果。荀子的此论是试图用《诗经》的部分诗情、诗意来作为统治者匡正天下、富民强国的道德反腐剂。实践上，荀子也是如此。中年的荀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游历后，回到父母之邦的赵国，与孝成王、临武君议论兵事，其首要的命题也就是“仁人之兵”、“兵要在乎善附民”这些儒家的主张，这渗透着“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政治情感，亦是他志在政治上有所得、有所为的理论支点。毫无疑问，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荀子具有了仁者风范、谏者理性、“诗”者深邃的多重品格。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撰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M].济南:齐鲁书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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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职业技术院校 大学语文 教学体会
根据教育部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在普通高校中语文课的教学与中学时的教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时与文学专业的文学课的教学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职业技术院校中“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其主要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向学生传授现代汉语言文字知识；2.培养学生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3.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4.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具体讲授这门课时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达到以上目标的。
一、汉语言文字知识的讲授――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
作为大学生，关于汉语言文字知识（如语音、语调、字词的构成、修辞、句法等）在中学里绝大部分已经接触到了。有人觉得汉语言文字知识在大学里没有讲授的必要了，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有些知识在中学阶段学生们是学过了，但是，学得很肤浅，许多内容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这一阶段不仅要讲授其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让学生们真正懂得这些知识，进一步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
二、文学作品的导读――培养学生分析鉴赏能力
1.文学史的概述
每个单元的讲授都先从文学史的概述讲起，勾勒出时代轮廓，使学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状况有一个总体了解。以史带文，用史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贯穿起来，形成知识系统。我们主要讲授了先秦文学概述、汉魏六朝文学概述、隋唐五代文学概述、宋元文学概述、明清代文学及近代文学概述、现代文学概述、当代文学概述、外国文学概述。通过这些介绍，勾勒出时代的轮廓，学生们对中外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印象，从而丰富他们的文化知识，拓宽学生的社会视野。文学史的概述讲完之后，再进入作品的选讲。
2.文学作品的选讲
由于大学语文这门课存在着课时少和内容多这一对矛盾，我们不可能把教材中所列举的每一课作为重点来详细讲解，而只能选一些典范作品来讲读，演示分析，让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技巧，最终达到让学生掌握不同体裁的作品的赏析技巧，学会自己分析。如：我们主要选讲了《先秦诸子语录》、《陈情表》、《将进酒》、《前赤壁赋》、《醉花阴》、《红楼梦・宝玉挨打》、《孤独者》、《再别康桥》、《哈姆莱特》等名篇。通过这些名篇的讲授，学生们懂得了不同体裁的文章的写作技巧以及赏析技巧。诗歌：分析其独特的意象和优美的意境以及作者抒发的感情；散文：分析其取材的特色和感情的抒写以及形神关系，体味形散而神不散的文体特点；小说：分析作者的写作目的和背景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戏剧：分析其在体式、台词等方面的技巧，体会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戏剧的各自特色。掌握了这些赏析技巧之后，学生可以自己运用这些技巧对不同国别、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加以赏析，从而使自己的分析鉴赏能力不断提高。作品选讲完之后，再以总结的方式简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历史概况，以明确所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对作品意义的理解。
三、应用写作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关于写作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主题、选材、结构、语言等）在中学阶段已经涉及到了。还有，一些常用的基本文体（如：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在中学时也训练得很多，对于这些文体的基本写作技巧学生们也基本掌握了。因此，我觉得考虑到学生的毕业以及毕业后的工作需要，应用写作的训练应侧重在常用应用文和科技论文的写作。
1.常用应用文的写作
常用应用文包括计划、总结、合同、简报、广告、求职信、申请书、消息、通讯等。对于这些文体，先要把它们的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讲清楚，让学生们对其写作理论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当然，应用文最关键的是要学生自己操作，要求学生们能够写出比较规范的文章。因此，学生们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要花大量的时间让学生练习，然后教师要反复修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直至能写出符合规范为止。
2.科技论文的写作
科技论文是向读者介绍自己在某方面的科研成果而写成的文章。这类文章在写作上与一般文章有一定的共性，但又有其自身的特色。而且对绝大部分同学来说，科技论文是陌生的，不懂科技论文应如何写作、如何表现，这些都应作为大学语文教学的主要部分。如：科技论文一般由标题、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正文、结论、参考文献、致谢等部分组成。这些最基本的都应该让学生掌握。
以上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沟通的。由于一学期的大学语文的课时较少，在具体讲授时，我们侧重在文学作品的选讲，经过一学期的讲授学生们普遍感觉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有所提高，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至于应用文的写作，我们开设了科技应用文写作的选修课，这将对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合职业技术院校的特点，注重语文教学的实践性
职业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应用教学，注重素质培养。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就直接步入社会从事社会实践工作，学生动手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就业。所以，职业学校尤其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大学语文课的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语文教学的实践性：1.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发挥学生的主体性。2.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3.鼓励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总之，职业技术院校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大学语文课的教学中，注重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注重语文教学的实践性，充分发挥语文这门课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张安威.经典专书研习――大学语文建设的另一条出路［J］.当代教育论坛，2008.2.
［2］杨明霞.试论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能力培养［J］.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张志红苛求自己“真想、真听、真看”。眼前没有花，要凭想象去看到；没有鸟叫，要凭想象去听见，做演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比如【皂罗袍】中，不仅演员要看到“姹紫嫣红开遍”，而且还要通过表演，让观众欣赏到“良辰美景”。
完美的演出，仅仅靠演员沉浸在舞台中是不够的，还需要整个乐队的配合。“1994年浙昆去北京办专场演《寻梦》，整个乐团都融入到这个情境中，真很舒服。如果大家配合得不好，演员就需要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去调动整个乐队，非常的累。 ”她明白，一个默契的团队要靠长期磨合，一场戏的成功是整个团队的精诚合作。红花与绿叶，缺一不可。
当年的同学都是十几岁入团，彼此间的亲切情感很难形容。张志红被大家形容为“一唱戏事情就很多”。1994年在北京办专场，她是发着高烧去的，一连七天白天挂点滴晚上演戏。幸好有这些老同学的帮忙，每次她“出情况”了，就贴心照顾她。
现在的张志红，把部分精力放在昆曲教学上。有些人说：
按语：曾经的杭州大学中文学科聚集了一批硕儒大师，依年龄为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孙席珍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批学者正当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是时，杭大得以与北大并峙，形成一北一南两大中心，乃有“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之语流传。本刊邀请同校后来学人、现代文学专家王姝，搜集旧文旧影、访问亲友学生，欲为前辈先哲留一传神写照。
王驾吾(焕镳)先生长得高大，颇可称魁伟。他一头白发，有时戴顶便帽，总是着一身中装或中山装，走路腰板永远笔直，不紧不慢，踩着布鞋缓步而行。这位被大家尊称为驾公的老人，为人谦和，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其实是名重一时的学者，先后担任过杭大图书馆馆长、中文系主任，还是浙江省政协常委、文史馆馆长。驾吾先生从不在意这些名誉、头衔、职务，只在乎两件事：读书与教书。去世之后，老友苏步青赋诗“一生事业教鞭在，盖世文章故史封”，真把他的一生都说足说透了。
驾吾先生是南通兴仁镇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幼习经史典籍，受过相当完整的传统教育。因为对文史的兴趣与天赋，投考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即后来的东南大学。毕业后，先任教于扬州中学，后到中山大学(后改中央大学)当助教。助教例不授课，他却讲授
9291等课程“国学概论”“历代文选”
年，为柳翼谋(诒徵)提携，王驾吾调入南京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柳师的指点之下，王驾吾积七年之力，完成了国内最早一部馆藏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创造性地融会古今，设七分法，增立方志、舆图、丛书，并将新文化书籍纳入子部，一时开风气之先。他还独力完成了《明孝陵志》《首都志》《明遗民万履庵先生年谱》《万季野先生年谱》和《曾南丰先生年谱》等重要著述。其中，《明孝陵志》由章太炎题写书名，被誉为“事实赅著，文约义丰”的前所未有之作；《首都志》至今仍是地方志中的经典名著。1936年，受竺可桢校长之聘，王驾吾赴杭任浙大国文讲师。抗战
时，他随浙大西迁，经历颠沛游离，并受丧妻之苦，学问仍日进，短短六年间由讲师升任教授。回杭后，他先后任教之江大学和浙师院、杭大。
1961年，由于杭大中文系学者云集，特别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招收研究生。在驾吾先生先秦文学研究生水渭松的印象里，先生学识广博，平时论学谈道，绝不限于先秦。他给本科生开课，则更广泛，哲学、历史、宋明理学、文艺理论都不在话下。早在南京时，驾吾先生就有《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出版。那时，在正式授课之余，水渭松常到驾吾先生的办公室坐坐，师生二人无所不谈。当时，驾吾先生刚完成《先秦寓言研究》，因为先秦寓言多见于《韩非子》，又进一步研究《韩非子》。驾吾先生感慨： “《韩非子》看得让人毛骨悚然，法家太残酷了，人伦感情全部抹杀，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残酷到让人不敢犯法。 ”又说自己虽崇拜孔子，但也很佩服墨子的“大公”思想。并说墨家很值得研究，为什么当时地位那么高，儒墨并称显学，作用那么大，后来怎么一下子衰落了？直至晚清才有人重视墨子，但研究还远远不够。“”结束后，已过七十高龄的驾公又研究起墨子，此后《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墨子校释商兑》等重要成果先后出版。一方面，这是完成其早年的研究宿愿；另一方面也是巧合，因为“”中被抄去全部藏书，仅留下了一本《墨子》，于是只有研读它。据说，驾公读书，一有心得，便即记下，书的边边角角都用小字写满批注，那本《墨子》也是密密麻麻的。
驾公对《周易》也有着极深的研究。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徐益修，是有名的虞氏易学专家。驾公精于爻卦，每遇事，都会用蓍草排上一卦。他多次给自己算过寿命，都是七十。他早早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墓地也选好，就在鸡笼山上。“”前，他做过一个梦，梦境里有个神仙给他十三根棒子。一觉醒来，驾公戏言：“看来七十岁后我还可以再活十三年。 ”“”中，受冲击，关牛棚，他都看得很开，笑说：“我本来是活七十岁的，因为这牛棚一关，命运便转，就给我加了十三年的寿命。”其后，驾公正是八十三岁而殁。
虽精通《周易》，驾公却未有相关论著。他常常说，《周易》的学问太深了。一次，从前的学生来看望他，说自己花了整整五年工夫研究《周易》，准备写一本书。驾公当时没说什么，待学生走后，却道： “《周易》是一辈子的学问，五年工夫哪里能够!”1981年，受教育部委托，八十二岁的驾公在杭大主持先秦文学师训班。有学员提出要学《周易》，驾公便开讲。虽然正式学员只有十余名全国高校教师，每次上课，却总有四五十人，把教室坐满当。学《易》、谈《易》，却不著述，大概是驾公始终视之如高山大海，而不愿轻易论之。可《易》穷通天理，倒是深深契合驾公的为人处世，豁达开朗，平易近人。
驾公一生以儒自许，道德与学问，都无可挑剔。他不趋时，不附势，一生正直刚强。1942年，他曾作《〈春秋〉攘夷说》，痛斥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抗战胜利前夕，秘密逮捕浙大进步教授费巩，他以个人名义担保营救，更发动全体教员。“”后期，有出版社为配合“评法批儒”的需要，重印《韩非子选》，要求他重写《前言》，当即遭拒，宁可不要再版。最后，重印的《韩非子选》竟无《前言》。
驾公待人谦和有礼，平时见到熟人，总是手扬一扬，抬手致意，或脱帽致礼。他不会做家务，只知读书做学问，每天只是坐在书房。那是一间不足六七平方米朝北的小房间，两边是书柜，中间放一桌一椅，别无他物。有时他也会带上茶水吃食，到黄龙洞看一天书。继室张尔敏是前清张之洞庶出的孙女，为人贤淑，事事将驾公照顾得很好。外出时，夫人总是陪伴在身边。驾公不抽烟不喝酒，但家中子女多，负担重，经济条件并不好。替他领工资的水渭松说，当时先生每月二百三十元，拿到后二百交与师母家用，自己剩下三十元。如遇到同事亲朋去世生病，他就从中拿出部分接济别人。
驾公为人非常热心，不论谁请他帮忙，只要是在情理之中，他一定尽全力而为。读研究生时，水渭松有一阵得了眼病，需要吃中药调理。驾吾先生听闻，立刻说：“你不要煎了，把药给师母就行。 ”水渭松毕业后，分配到浙师院，学校后来迁往金华。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只要给驾吾先生去信，几乎每信必复，一一为之解决难题。驾公晚年，想把水渭松调回杭大作助手。当时的体制之下，调动比登天还难。驾公多次出面相提，又多次写信请托，终得浙师院放人。省社科院有一位陈铭，妻子一直在天台没法调动，也是驾公给领导写信解决此事。有一回，他的小女儿有事需要向人事处打个招呼，了解驾公脾气的夫人立刻说：“他是死都不会去讲的！ ”为人帮忙热忱，为己无私耿介，竟至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