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食客

主仆关系维系的“忠诚”食客

食客也称门客、家臣，战国至汉初又称舍人，为王公贵族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的通称。在先秦，士人阶层分为四等，第一等为学士，第二等为策士，第三等为方士或术士，食客在士人阶层中处在最底一等。由于士人本身就是最低等级的贵族，所以食客也就是最接近庶人的社会阶层。

西周末期，经过频繁的兼并战争，一些大国及强宗陆续出现，齐、晋、楚先后称霸。随着王室的卑弱，西周的社会结构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更。世卿世禄制度受到了猛烈冲击，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分化。士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学士以及方士、术士多聚众讲学，探究学说，成一家之言，主要的影响在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而策士、食客则奔走于王公贵族之间，摇唇鼓舌，左右逢源，风云际会，主要的影响在于社会政治的层面。

食客和策士也有明显的区别。策士周旋在列国君主之间，充当着谋臣的角色，多是个体行为；食客则寄居在豪门贵族之家，充当家臣辅佐的角色，多以群体出现。不过，食客和策士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阶级成分的不同。

从早期士人的构成看，那些充当君主谋臣策士的士人，多数都有贵族的血统。这是因为在“私学”没有出现之前，接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庶民很难有机会接触学术文化。由于西周以来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被打破，贵族阶层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走向没落，失去了原有的恒定不变的社会地位，或者即使维持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世袭的俸禄，必须靠自身才能和努力去谋求社会地位。这些没落的贵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又经过艰难遭际的磨练，往往具有过人的才识，这就是他们游说人主的资本。

食客一般出身贫贱。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之初，一些贵族士大夫的地位日益突显，采邑领地不断扩大，需要家臣协助管理。比如鲁国的季康子、晋国的乐怀子、赵简子等都养有不少家臣。按《国语》，大夫的家臣称“老”，为大夫主持礼乐者称“宗”，也称“宗人”。这里的“宗老”也就是后来的食客。相对于策士而言，食客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只要精明练达、善于处事，或者具备一技之长就行。所以早期的食客多由贵族官僚过去手下的武士或部分文职人员充任。但是，在客卿养士制出现之前，食客的人数并不多，构成也没有后来那么复杂。

如果说策士与君主的关系是一种主客关系，那么食客与蓄养自己的贵族之间则近似于主仆关系。春秋之初还是尚礼重义的时代。君臣之间不仅等级森严，而且臣对君主必须忠诚，“事君不二是谓臣”。士人多信奉“君忧我勤，君辱我死”、“从君而二，君焉用之”的信条，这也正是君主对于士人操守的起码要求。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君主的地位常常是朝不保夕，主客之间往往政见不合，策士背弃前主、另择新君的现象已经屡屡出现。但在下层食客之中，尚礼重义的风气似乎还相当浓厚。早期的食客普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有些食客甚至几代人侍奉一个主家。晋国的乐怀子逃亡时，执政范宣子严令其家臣不得跟从，违者戮而曝尸。乐怀子门下的食客辛俞却抗命以从，被官兵擒获后，辛俞坚定地对范宣子表示，宁愿就死也不愿叛离其主。而范宣子也感念其诚，不仅释放了这位以死效忠的食客，还想以优厚的待遇把他拉过来做自己的食客，辛俞却不为所动。

食客与贵族的政治联姻

早期食客的地位在许多人眼里是很卑微的。比如孔子就很瞧不起食客。孔子并不反对自己的学生为谋求俸禄而充当策士。在孔子看来，“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的事。孔子反对的是那种放弃社会思想，只为一己私利而奔走衣食的士人。孔子曾这样告诫子夏：“女为大人儒，无为小人儒。”这里的“儒”可以理解为“士”，食客显然只在“小人儒”之列。所以当学生冉求置老师的教诲于不顾，一心要去投奔鲁国的大夫季氏充当食客时，孔子气得暴跳如雷，当众宣布：“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食客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动荡进一步加剧，列国君主和贵族豪门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纷纷以优厚的待遇招徕天下才识之士，客卿养士之风开始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食客的队伍迅速扩大，其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突出地表明，旧有的政治版图已经打破，新的社会格局正在形成。一些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贵族官僚试图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结构中谋取新的位置，而另一些没落贵族则急于在动荡的政治格局中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这都需要一批见识高明的家臣为自己出谋划策。这样，食客的作用已不仅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管理家政，而是要用自己的才干辅佐主人实现政治图谋，食客的政治地位由此得到了提高。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带来经济待遇的提升，于是食客这一特殊的职业也开始得到一些才识之士的青睐。

客卿养士之盛，苏轼曾作过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食客群体的扩大，使得其流品更趋庞杂。在养士之风最盛的战国时代，食客中既有侠客、赌徒、奸人、罪犯、盗贼之类，也不乏识见高明的人，诸如毛遂、冯谖之辈，这类人的才干其实已不在那些风光无限的策士之下。

有的食客碰上机遇，也可能摇身一变而为策士。魏国范雎在成为策士之前，因“家贫无以自资”，只好先给魏中大夫须贾当食客。也有的主人把门下能干的食客当策士使用。如秦国围攻邯郸时，赵王派平原君合纵于楚，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理当选派一些能言善辩、足智多谋的策士随从，平原君却很自信地表示：“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著名的食客毛遂便是在这次外交活动中“脱颖而出”的。

食客政治作用的凸显，使得食客与豪门贵族之间原有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贵族政治欲望的膨胀和他们对食客的倚重，激发了食客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对于自身地位有了强烈的诉求。食客与贵族的主仆关系已经被主客关系取代。这一时期的食客更多体现出“游士”的特点：食客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忠诚于自己所效力的贵族，只要在待遇方面稍不如意，随时可以像策士一样另择新主，而且食客背离主家，常常表现为一种集体行为。往往是一个食客出于某种不满甩袖而去，其他食客便群起效仿。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食客群体利益的自觉维护。

面对天下大乱的社会格局，食客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分量，在向主家索求待遇时可谓毫不含糊。有时这种索求简直到了锱珠必较的地步。孟尝君门下有一位食客，只是因为吃饭时背着灯光，以为自己吃的饭食不如别的食客，愤愤然投箸而去。孟尝君不敢怠慢，忙把自己的碗端给那位食客看，表明自己与食客吃的是同样的饭食。那位食客也颇有血性，居然当场自刎而亡。

食客的生存空间

战国中后期，客卿养士之风达于极盛。据史籍记载，当时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还有秦国文信侯吕不韦，他们所收养的食客都有三千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食客集团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此消彼长，战事连连，烽烟四起。“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环境为食客们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即便是拥有称霸的实力和野心的大国，常常也要靠那些有声望的贵族出面应对军事和外交争端。那些小国之君，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更有朝不保夕之感，只好依赖国中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强宗出钱出力，以求“保境安民”。

魏国的信陵君素有贤名，门客众多，就因为他的存在，诸侯很是忌惮，十年间不敢对魏国发动战争。可见当时有的贵族政治影响力其实已大大超过了国君。更有甚者，有的贵族还可以像游士一样异国为官。孟尝君就曾先后在秦、齐、魏三国为相，信陵君也曾在赵、魏二国为官。贵族们凭实力说话，左右时局。一些贵族甚至能够数世专权，蓄养食客，势倾朝野。孟尝君曾经一次招徕六万流民迁徙到自己的封地薛，对于这种带有明显政治野心的举动，齐宣王尽管十分不满，却也只能忍气吞声。

战国时期，周王朝久已名存实亡，大一统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各诸侯国的国君也不可能像后世的封建帝王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国君的地位还是世袭的，这就注定了国君的智力通常不过中人。而当时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不仅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抗衡，也是智慧谋略的角逐，现实的政治体制使得国君不可能像贵族那样，蓄养一个凌驾于官僚体制之上的庞大食客集团，只能依赖策士作为智能的补充。这种策士人数很少，而且一般要授以相应的官职。策士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和军事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上，而要付诸实施，有时还得依靠贵族及其食客集团。

从另一方面说，食客并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也没有相应的组织系统。食客可以根据贵族官僚的得志与失势而时聚时散，因而尚未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的威胁。何况在多数情况下，食客为贵族驱遣，贵族为国君出力，在政治利益上还是一致的。所以食客实际上也是对君主间接的智能补充。这正是贵族能够大规模养客，而国君却听之任之的根本原因。

在战国中后期起伏跌宕、变幻莫测的政治博弈中，食客的身份和地位很像是一枚卒子，平时也许并不显山露水，却能在一些关键时刻释放出极大的政治能量，就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威风八面。食客毛遂成功说服楚王出兵，帮助赵国解救了邯郸之围，平原君称赞他说：“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安陵君的食客唐雎出使秦国，在廷上据理力争，发“布衣之怒”，拔剑相向，不可一世的秦王也只得长跪而道歉。即使是食客中等而下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在关键时刻施展其一技之长，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主家化险为夷。

尾大不掉的食客集团

贵族大规模养客，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总人口不过2000万左右，所谓的大国，如楚国，人口也只有500万，齐国人口不过400万，赵、魏两国人口只有300万，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其经济实力可想而知。当时门下食客有千人之众的贵族就有不少。而要供养这些食客，还必须配以管车马、管饭食等的服务人员。所以，维持食客集团的日常生活需要，即便对于“富可敌国”的贵族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食客们聚于贵族门下，并不是出于某种道义的集合，而是出卖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是一种谋生的方法。所以在为贵族效力时，食客通常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求得到贵族的厚待，不管手段和目的。特别是在战国后期，食客的尚礼重义之风几乎荡然无存，表现出的是很强的功利性。据《史记》记载，孟尝君有一次带着自己的食客去赵国，途中有一群赵国人久闻孟尝君之名，聚于道上观看。这些人本以为孟尝君体貌魁伟，可眼前的孟尝君却是身材矮小，貌不惊人，遂讥笑孟尝君为“渺小丈夫”。孟尝君恼羞成怒，他手下的食客当即下车，“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不仅给以“礼贤下士”著称的孟尝君带来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也表明战国后期的许多食客已经沦为贵族豪强的打手和帮凶。

战国后期，有的贵族还与食客相勾结，策划了一系列宫廷阴谋。其实贵族们蓄养食客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是“辅国专权”，他们显然怀有更大的政治野心，那就是窥测时机，取国君而代之。然而身为贵族而谋求王位，是要背上“篡位”的千古骂名的，所以贵族们必须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掩藏得很深。而帮助贵族实现这种政治野心的理想角色还是食客。

春申君在楚国为相多年，楚考烈王久无子嗣，食客李园将自己的妹妹引荐给春申君，想通过春申君转献给楚王。谁知春申君却先把李园的妹妹“享用”了，而且有了身孕。李园与妹妹密商之后，由妹妹向春申君“献计”，让春申君将自己进献给楚王，如果她与春申君的孩子是男孩，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春申君“大然之”，依计而行。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食客李园在妹妹被立为王后后，深得楚王恩宠，离开春申君入朝为官，而且暗中蓄养了不少食客。楚考烈王死后，李园先下手为强，迅速派自己手下的食客刺杀了春申君，并“尽灭春申君之家”，而他妹妹与春申君所生之子果然继承了王位，是为楚幽王。至此，贵族的野心和食客的权谋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秦王朝的建立，使得食客集团的生存空间一下子逼仄起来。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会容忍贵族们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畜养食客。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安全稳定，秦始皇曾听从宗室大臣之言下逐客令，虽然这道诏令主要是针对外来游士，但豪门食客显然也在其列，因为秦始皇明令“一切逐客”。李斯上《谏逐客书》虽使逐客之令得以缓行，但“废黜百家”、“焚书坑儒”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食客集团的终结。李斯的命运和吕不韦颇为相似，他本人终被腰斩，其门下食客也被尽数收捕。

秦朝之后，食客这一职业依然存在，在一些史籍或古典小说中，我们仍能常常看到食客的身影。只是这些食客已经回归到他们职业的最初定义，不是“帮忙”的家臣辅佐，就是“帮闲”的文人清客。他们再也不可能像战国时代的食客那样麇集于贵族官僚门下，形成一个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对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