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象范文

文学现象范文第1篇

1、文学热到来之前的昭通文学。如果要追溯今天被文坛广为提及的昭通文学现象的出现以及昭通作家群的萌芽，时间恐怕要推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反应敏捷的艺术门类，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精神需求。可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至上的时代，人们的文学激情与文学理想弥漫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随便一本省级文学刊物，动辄发行数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一位诗人，很可能因为一首诗，名满天下，迅速走红……

作为中原文化通向云南的重要通道，昭通这块沉寂已久的土地也加入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合唱中。在此之前，昭通文学一直处于相对冷凉的状态。从1949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昭通作家仅有淡墨、蒋仲文、邹长铭、李兴禄、龙志毅、麦芒、贾书伟等十多人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佳作不多，影响也比较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大批西方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从而代动了整整一代人对西方现代文学的阅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学迅速复苏，尤其是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预示着一个文学的春天正在来到，而昭通文学也踩着时间的节点，开始了缓慢复苏的历程。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学新时期的到来，已有了一批中青年作家活跃在了昭通这块土地上。那时候，蒋仲文、曾令云、邹长铭、夏天敏等人的作品，给云南多姿多彩的文学风景带来了稍稍不同的元素，它有着一种大地回春的清寒，又有着温润的泥土气息，还透露着昭通这块古老土地上特有的文化气质。1979年春天，昭通地区群艺馆创办了一份文艺刊物《新花》，其办刊宗旨是普及和繁荣文艺创作，培养人才。《新花》不仅是当时昭通创办最早的一份文艺刊物，也是云南地州创办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它后来甚至成为昭通作家群中的蒋仲文、曾令云、夏天敏等人文学人生的第一站。继《新花》之后，昭通盐津县在1979年10月创办了《芳草》，昭通县创办了《烟柳》，《芳草》更是在其稿约中提出：“把《芳草》办成业余文艺创作队伍成长壮大的练兵园地。”虽然说从整个国家层面上来说，文学的春天已经来到，在当时昭通作家创作，无论是总量还是作品的影响力而言，都不是太大。

2、昭通文学的摇篮——昭通师专。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中，高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阵地，当青春遭遇文学，无数年轻人的创造激情被点燃。与其它地区一样，昭通师专在昭通文学的发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82年秋天，昭通出现了一个文学社团——野草文学社。这个由昭通师专文学同仁发起组建的文学社团，也许是当时云南高校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首任社长张广森，在班主任老师宋家宏的支持下，创办了昭通师专“野草”文学社。张广森，这个以在职职工身份考入昭通师专的中文系学生，也许没有想到，他创办的“野草文学社”，会成为云南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社团。将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野草”文学社发端的昭通文学社团，将文学的种籽撒遍了乌蒙高原。在如今的昭通作家群中，几乎重要的作家，都与昭通师专有关。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夏天敏和雷平阳，前者是昭通师专的电大学生，后者是昭通师专中文八三级学生。此外，学生中有影响的还有樊忠慰、孙世祥等一大批人。再加上作为教师的曾令云、宋家宏、付泽刚、李骞、黄玲、胡性能、杨昭、夏吟……以及在昭通师专校园里长大的刘广雄，曾经在昭通师专工作、生活的老师和就读的学生，在此后的昭通作家群的核心成员中所占人数十之八九。可以说，昭通师专在某种程度上，是昭通作家群的摇篮。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活跃在昭通师专的文学社主要有“野草”、“茂林”、“拓荒”、“秋雁”、“洪湖”、“星火”、“家园”、“南星”等十余个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产生，与昭通师专浓厚而良好的文学氛围密不可分。昭通师专的一些老师，具有老师兼作家双重身份，他们除了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外，还创作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并担任学生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这对长久保持昭通师专的文学氛围，巩固学生的创作热情，起到了直接的示范作用。昭通师专的野草文学社，不但延续了近30年，而且其所办的《守望者》，目前是云南高校中最有影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社团报刊，曾获得“全国百佳民间文学报刊”。可以说，昭通师专的这种独特的文学氛围，对昭通文学人才的培养与引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实不仅是对昭通文学。从昭通师专毕业出去的“野草”文学社社员，更是把文学的种子种到了滇东北的山山岭岭，张广森在曲靖创办《乌蒙诗草》、何晓坤在罗平创办《山那边》……昭通师专，成为了滇东北许多青年学子文学人生的第一站。

3、昭通文学的起程。从某种角度来看，1982年也许可以看成是昭通文学的元年。这一年不仅“野草”文学社成立，更重要的是，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分配回了昭通，他们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带来了山外更为明晰的思想解放和文学复苏的信息。在昭通作家群中，从事文学评论的宋家宏曾把昭通本土坚持文学创作的人称为大山的子民，把外出读书又分配回昭通的文学爱好者称为“山外归鸿”。随着文学热的升温，在昭通本地坚持文学创作的队伍逐渐壮大，曾令云、蒋仲文、邹长铭、夏天敏、刘廉昌、雷平阳、陈衍强、黄代本、张仲全……创作门类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评论，而从山外完成学业回到昭通的文学青年也逐年增加，宋家宏、黄玲、傅泽刚、铁云峰、李骞、胡性能、杨昭、潘灵、刘广雄……随着这一回归队伍人数的不断增加，两支队伍在昭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相互激荡，共同促进，从而产生了昭通文学从未有过的新的气象。1984年，昭通召开了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不久，昭通作协召开了转变文学观念座谈会，从那时起，昭通文学界就极为关注全国的文学状况，昭通作家也一直把自己的创作放在全省、全国的文学背景下来考察，从而保持了较为鲜活的创造精神，这成为了昭通文学的一个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不久以后，昭通师专、昭通教育学院的一些年轻教师，以及其它单位的文学爱好者不满足昭通文学的积贫与积弱，发起成立了《荒原》文学社。在他们看来，从秦汉时期就成为中原与祖国西南交通枢纽的昭通，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依旧是一个“文学的荒原”。文学社创刊，就打出了“创新”的旗帜，在社团报纸《荒原》的发刊词中有这样的话：“要让文学的种子在昭通这块土地上‘绿满荒原’”。由于有着共同的文学理想，荒原文学社成立之后，迅速团结了当时昭通地区最有实力的一批作者。今天仍然活跃在云南文坛的作家如宋家宏、夏天敏、雷平阳、黄玲、李骞、付泽刚、胡性能、陈衍强、潘灵，当年都曾经是“荒原”文学社的重要成员。1986年，“荒原”文学社编选一本以《荒原》为书名的“昭通新诗选”，就收到了80多名诗作者的4D0多首诗歌，最后经认真遴选，62名作者的115首诗入选，这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昭通诗歌创作的一次集体检阅，图书出版以后，反响很大。

文学的激情一旦被点燃，曾经的文学荒原立即被理想之光照亮，一时间，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在昭通这块沉寂的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在80年代中期，荒原文学社主办的“荒原”诗报、雷平阳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主办的“大家”诗报，成为了当时云南最有影响的民间诗报，并被当时影响极大的《诗歌报》、《华夏诗报》隆重推出。

4、中国文学热的冷却与昭通文学热的持续升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昭通文学呈星火燎原之势，一个又一个文学社团成立，一份又一份个性十足的文学报刊推出，遍地开花的文学社团及文学报刊，寄托着这个地区人们的精神理想。如果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热的背景下，一个地区出现许多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并不是昭通地区的特殊现象，那么进入90年代，当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文学之外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许多地区的文学热随着中国文坛的风平浪静开始急剧降温的时候，昭通文学却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强劲态势，继续前行。伴随着中国文学一路走过来的人们知道，80年代，人人以文学为荣，而到了90年代，则变成了人人以埋汰文学为荣。但这种现象在昭通却看不到。也许是从过去的交通枢纽变成交通的死角，也许是经济的欠发达，这块土地上的年轻人，对山外风起云涌的经济浪潮不甚关心，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写作、阅读、用手中的笔，延伸自己的梦想。

上个世纪90年代，当一些地区过去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纷纷下海，一头扎进经济浪潮以后，昭通作家却仍就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家园。当时，许多学校、工厂和单位都办有自己的文学小报，作者涵盖了教师、学生、工人、干部和农民，全民创作的时代，文学成为了集体狂欢的理由，近100种自办的报刊杂志成为昭通作家相互交流的平台。《守望者》、《星星河》、《骑手》、《红土地》、《红枫》、《山风》、《星星草》、《方寸天地》……这些由学校、企业和个人所办的文学报刊，几乎都是自筹资金，免费赠阅。它们的存在，在营造昭通良好的文学气氛的同时，也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年轻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当时，时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的黄尧在“云南省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上感慨地说：“昭通市大中专院校连同高中的在校学生，为数并不多，但却有数十个上百个自发的文学社团，学生们捐出他们的饭菜票来办自己的诗刊和小报，此情景在全国十分罕见。”

当文学热在整个中国逐渐冷却时，生活在昭通的作家仍旧坚持创作，并开始获得收获。1994年，中国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第2期隆重推出了“云南昭通诗歌小辑”，集中刊发了陈衍强、李骞、樊忠慰、杨莉、成忠义、傅泽刚的诗歌共14首，并在“编后语”中写道：“在‘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滇东北高原，活跃着一批献身诗艺、乐此不疲的青年人。近年来，他们忠于生活，走遍高原，创作颇丰。现选发他们的部分作品，并祝愿他们继续勤奋耕作，结出硕果”。“尽管此前《诗刊》已经发表过麦芒、雷平阳、成忠义、樊忠慰的诗歌，但是这样集中刊发昭通地区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这在全国都是十分少见的，对昭通作家群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90年代中后期，李骞创作的三百余行的长诗《圣母》在《人民文学》发表，胡性能的中篇小说《有人回故乡》在《当代》上刊出，刘广雄的中篇小说《正步走过雷场》被《十月》头条推出，这在昭通文坛引起轰动（李骞《昭通文学现象探析》）。”至此，昭通作家群的作家，拉开了昭通作家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频繁刊发作品的序幕。

今天，备受文坛关注的昭通作家群，是一个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创作群体，他们植根于昭通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坚持不懈从事文学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这种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昭通文学现象”。分析这一现象有产生，也许有以下的这几种因素：

一是商业化浪潮滞后所赢得的发展空间。当时间的列车驶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一个改变中国社会的商业浪潮席卷而来。仿佛是一夜之间，诗歌落幕，理想主义的大军就地解散，代之的是公司雨后春笋一样生长起来，过去长发飘飘的诗人，不知有多少一夜之间西装革履，夹着人造革的公文包，改头换面成了商人。

但是交通不便的昭通，也许是因为乌蒙山重重叠叠的阻隔，也许是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活跃的商业因子沉睡得太久，也许是原有的商业化程度比较低，使得第一波商业化席卷到昭通时，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动力，虽然已有人开始下海，但还没有形成全民浪潮，与山外发达的地区相比，商业化的浪潮显得比较滞后。然而正是这种“经济”的相对滞后，为昭通作家群的成长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机，许多热爱文学的人还在按部就地班工作或生活，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也让80年代的文学热，在昭通这块土地上得以延续。

二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昭通有较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昭通位于云南的东北部，其地处滇川黔三省的结合部，被人称为“锁钥南滇、咽喉西蜀”，是我国南丝绸之路的要冲。自秦开五尺道以后，昭通就成为了中原文化传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到了西汉时期更是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介于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滇文化交汇点上的朱提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因地理原因有着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区域特色，是早期云南文化三大源流之一。作为云南开发得最早的地区，昭通自秦汉起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原文化连接云南的脐带，中原文化对云南的影响，最早影响的是昭通，因此这方土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较为厚重的文化积淀。今天，行走在昭通城区，会发现这个城市书店的密度非常大，世界文坛一些新近出现的作家作品，总是会很快就摆在书店的书柜上，在其它地区滞销的文学杂志，在昭通却颇为畅销。《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每一期都有很不错的销量。因此，汉碑、晋墓、袁滋摩崖，以及国学大师姜亮夫在此地的出现，可以从中看到这一地区崇尚读书、崇尚文化得以千年延续的传统。

三是文化的自信与经济的落后，形成昭通作家独特的人文气质。中原文化的长期影响，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让这方土地的人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又由于交通枢纽位置的丧失，自然环境的相对恶劣，昭通的经济发展与云南的其它地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昭通作家中从事文学批评的宋家宏分析：昭通人的文化自信与昭通地区的经济的落后，逐渐让昭通作家形成了一种孤傲的气质。他认为，文化自信与孤傲气质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能促使一些人持之以恒地从事自己认定的精神产品的创造，从而坚定昭通作家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四是文学改变命运的示范作用。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们实现自己梦想的路径相对较少，处境的艰难，让一些年轻学子纷纷在文学中寻找自己精神的归途，他们中的许多人，因在文学上小有成绩，就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的帮助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些体制外的人因文学获得了工作，一些在边远山村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因为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被吸纳到乡镇甚至县区成为文秘人员，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这似乎是一个人比较好的归宿，命运改变所带来的示范作用，吸引了更多的人投入到文学的队伍中来，从而让昭通文学生生不息。

二、昭通作家群的崛起与昭通文学现象的提出

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作为一个概念提出，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1998年，《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昭通地区文学现象，称在一个贫困地区有这么多的青年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改革现实和时代变化，是一种绝不同于流行趋势的令人兴奋的新气象。1999年，从昭通调到昆明的雷平阳在《大家》杂志发表了一篇访谈式的“文学调查”：《群峰之上的夏天——云南昭通文学现象调查》。编者按中的一段话，似乎能够揭示这一调查的动因：“我们之所以选择昭通这一云南的‘地区’进行本期的‘文学调查’，主要原因就是昭通和中国的任何一个‘地区’一样，都在80年代涌动过一场罕见的文学热潮；稍有不同的是，许多‘地区’的文学热潮减势了，而昭通仍旧在升温。据不完全统计，在那片乌蒙山酝酿出的大山大水之间，几十个文学社团、几十张文学小报正以其健康的文学态度和不同的生存方式演绎着不朽的文学梦幻。在以经济为生存主旋律的时代，也算是一种‘另类’”。

在这篇文学调查中，首次提出了“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经过一二十年不间断的创作积累，昭通形成了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相对整齐的中青年作家创作群体，从事小说、诗歌、戏剧、评论的都有，文学门类比较齐全，如果按照大致年龄排序的话，这个群体包括了蒋仲文、曾令云、邹长铭、夏天敏、宋家宏、黄玲、傅泽刚、李骞、黄代本、陈衍强、杨昭、胡性能、潘灵、雷平阳、樊忠慰、吕翼、刘广雄……他们的作品，不断出现在《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中国前沿文学期刊上，不少作品还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昭通作家，在云南文学地图中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昭通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云南文坛，有一个重要原因难以回避，这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昭通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上千年交通枢纽的地位，使得这个地方既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又有深厚的汉文化。如果放在全国这一背景上来看，昭通作为云南的一个部分，属于边疆地区，但它又与云南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一地区多民族杂居，但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除了一些高寒山区外，昭通的世居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云南文学由于特殊的多民族共生的省情，一直强调边地与民族特色。而内地对云南文学的关注，也更多地停留在边地与民族特色上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昭通作家的创作由于缺少民族与边地特色，而处于云南文学的边缘地带。如何实现从云南文学的现实景况中突围，成为摆在昭通作家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昭通作家群中从事文学批评的宋家宏等人已经在理论上倡导要写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写自己最有体验的东西，即使是少数民族作者，如果没有真实的民族生活体验与感悟，也不要刻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来获得作品的发表。因此，许多昭通作家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放在全国的平台上来衡量，他们把作品的发表渠道定位在全国的大刊物，认为只有在全国知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才实现自己的文学价值。这样的文学态度，使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昭通作家，在创作上呈现百花齐放的丰富格局。曾令云立足地方历史文化，夏天敏关注农民命运，邹长铭热衷民间掌故和传说，雷平阳倾情脚下的土地，潘灵迷恋故事的曲折与繁复，黄玲追求的知识分子情趣，傅泽刚心仪的浪漫情怀，陈衍强擅长的历史话语叙事，樊忠慰沉浸的奇妙意象，李骞致力的民族宏大主题，胡性能探寻的叙事可能，刘广雄坚持的英雄主义情怀……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以丰富绚丽的面目，出现在云南文坛。

然而，昭通文学现象与昭通作家群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云南文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但随后发生的事情，给“昭通作家群”的存在，给予了有力支持和肯定。在雷平阳《群峰之上的夏天——昭通文学现象调查》发表之后不久，《云南日报》的“文化周刊”还就“昭通文学现象”发表了数千字的通讯。这年的年底，云南省作家协会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省财政拨款设立了“作家聘任制”，这是一项旨在团结、鼓励、扶持青年作家，繁荣云南文学的创新之举，云南省作协“聘任制作家”签约中，给予了昭通作家很大的倾斜。在云南省作家协会一、二批签约的23名作家中，有8名是昭通作家，他们是夏天敏、李骞、黄玲、雷平阳、潘灵、胡性能、樊忠慰、刘广雄，占了一、二批全部签约作家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与昭通师专有关系的就有夏天敏、雷平阳、樊忠慰、李骞、胡性能、黄玲6人。2000年，云南省作协在其《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昭通作家群”这一概念。更为可喜的是，这些签约的昭通作家不负众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显示了他们较为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实力，在一、二批聘任制作家中，潘灵、雷平阳、刘广雄等人超额完成了聘任制规定的不低的任务指标，成绩十分突出，仅在全国重点期刊上发表、并为各类选刊转载的作品就达十余件，是到当年为止云南历年“转载”和上重点期刊频率最高的。

2002年10月13日至21日，由云南省作家协会、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在昭通和昆明两地举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对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视，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晏友琼，省政府副省长梁公卿出席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云南省作家协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作协领导多次与昭通市委宣传部召开筹备会议，对会议的日程、内容都作了细致的安排。会议邀请了《人民日报》、《十月》、《当代》、《民族文学》、新华社云南分社、云南台视台、《云南日报》等多家省内外报刊和新闻媒体参与。

会议召开之后，从2002年10月下旬至12月，《人民日报》、《瞭望》、《民族文学》、《云南日报》分别以《“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文坛崛起昭通作家群》、《“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论会”在昭通、昆明两地举行》、《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举行》、《共铸明天的辉煌——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为题进行系列报道，“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召开之后，昭通作家群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回报社会的关注。两年多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昭通作家群在省级以上刊物共发表中短篇小说50余篇，出版中短篇小说集5部，长篇小说5部，散文、传记文学8部，文学评论集1部，诗歌数百首以及数十篇散文和文学评论。这期间，夏天敏获是第四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他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继获得《当代》杂志拉力赛总冠军之后，获得“鲁迅文学奖”：雷平阳获得《诗刊》第二届华文诗人奖，宋家宏获得第四届云南省文学艺术理论批评一等奖，刘广雄的长篇小说《太阳滴血》获第七届金盾文学奖二等奖；樊忠慰获得和第四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二等奖。昭通作家的作品，更为频繁地发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诗刊》、《中国作家》等一类文学期刊上。2004年夏天，昭通文联编辑出版了一套昭通文学艺术系列丛书：《崛起的昭通作家群》，这套丛书从昭通作家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省级以上文学报刊杂志公开发表的300多万字作品中，精选出175万字编辑而成，收录了100多名昭通作家的作品。正如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丹增同志在《序言》中所言：“近百名作家作者的煌煌300多万字作品，在滇东北的这块土地上呈现出来，让人惊讶，实在蔚为大观。这些作品，是昭通作家的心血凝结，同时也是云南文学的可喜成绩。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进一步繁荣云南文学创作、开创云南文学创作新局面，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联和昭通市委邀请全国著名作家赴云南访问指导工作，对云南省文学创作事业进行一次大检阅。2004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云南省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在昭通隆重召开，丹增、晏友琼等领导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蒋子龙、张平，著名作家张胜友、白桦、贾平凹、白描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讲座，他们与昭通籍在昆部分作家和昭通市本土作家欢聚一堂，共同探讨昭通文学发展大计。与会者认为，昭通作家群的出现，已成为引起中国文坛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文学现象。

2006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被写进了金炳华书记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全国有4个被中国作协认定的创作群体，昭通作家群是全国唯一的市级作家群。

昭通作家群的崛起和昭通文学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党委政府的支持。昭通作家群的出现和昭通文学现象的形成，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党委政府对文学的支持。在2004年11月举行的云南省昭通作家创作会议上，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丹增在会上宣布：今后，省财政每年都拨出1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扶持昭通作家群的发展。时任昭通市市长的邓先培也表示，昭通市每年也拿出10万元专款，作为昭通作家深入生活的补贴。

昭通尽管历史上开发得较早，但由于其自然环境恶劣，加之人口基数过大，一直是云南省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市，属全国18个贫困片区之一的乌蒙山贫困片区。但是昭通市委和市政府历来重视文学创作，历届党政领导都给予了“昭通作家群”极大的支持。

昭通作家创作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二年，昭通市委、市政府在确定地区发展战略时，提出了要打好“红色牌、绿色牌和作家牌”，并迅速将此发展思路化为具体的实践。后来，昭通市委、市政府更是将昭通作家群作为昭通的一个品牌来经营。昭通市委、市政府筹资200万元建立奖励基金，用于颁发两年一度的“昭通文学艺术成果奖”，专门用于奖励坚守本土的作家作品，同时筹资230万元，建立了“昭通文学艺术奖励基金”，用于对昭通本土作家获得省以上奖励的作家作品进行配套奖励，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下，这一基金可望增加到500万元。而且，市长还每年拨给20万元，专门奖给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文学作品，奖励标准参照省作协标准并适当放宽。昭通市委市政府还出面协调，动员四川伊力集团、云南红塔集团捐资，共同筹措了1500余万元建立了占地13亩、建筑面积4530、有别墅式创作室36套的“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为一个地级市的作家、艺术家建立创作中心，在全国尚属首次，其中也可见昭通市委、市政府对文学的支持。这一创作中心建成以后，不仅为昭通作家服务，全省、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可以到这里申请入住，安心创作，中心提供免费吃住，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昭通作家，享有终身居住权。

多年来，昭通市委、政府为扶持昭通作家，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在政策上倾斜，在精神上鼓励，在资金上投入，在生活上关爱，还通过下派挂职体验生活、外派参观学习考察、为昭通作家出版文集等措施，使得昭通作家群不断发展壮大。

昭通作家群已经成为昭通的一个品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扶持壮大昭通作家群纳入《昭通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重点打造。让昭通文学成为了解昭通的重要窗口，成为昭通的一张厚重的名片。”

二是当地文联作协的有为和有位。昭通作家群的形成与昭通文学现象长盛不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地文联的有为和有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尽管经费非常紧张，但昭通作协每年都要做几件大事，举办几次笔会和研讨论会，每次笔会与研讨会都开得极具特色。与其它地区研讨会不太一样的是，当年昭通地区召开的文学研讨会，观点不同的写作者，常常会在研讨会上亮出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表达自己的文学追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写作者彼此的交流、碰撞与激荡，对自己主张的躬身实践，再加上昭通人天性中不愿服输的性格，让昭通作家群这个创作群体，一直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在昭通作家群备受社会关注以后，昭通市文联创新工作方式，注重工作实效，实行分类指导。每一年，昭通市文联会举办上百人参与的大型文学笔会，目的是营造浓厚的文学氛围，增进写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团结更多的文学青年加入文学创作队伍，只要是喜欢写作和阅读的作者，不论成绩的高低、影响的大小，都可邀请参加笔会。对一些有潜力的写作者，昭通市文联还利用《昭通文学》这一平台，将他们的作品发给一些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者阅读，并为他们召开小型的研讨会，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逐一的点评。为拓展昭通本土作家的视野，昭通市文联举还办读书班，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和编辑来昭通，与昭通本地作者进行交流。

文联工作的有声有色，昭通文学的风生水起，进一步巩固了党委政府对文联工作的重视，从而形成了有利于昭通作家顺利成长的文学生态。如今，昭通10县区都成立了文联，这些县区文联都办有自己的文学刊物。昭阳区文联办的《乌蒙山》、彝良县办的《彝良文学》、镇雄县办的《赤水魂》、绥江县办的《金江潮》、水富县办的《金沙江文学》、永善县办的《永善文学》、盐津县办的《豆沙关》……这些由县区办的文学杂志，视野开阔，既着力扶持本地作者，又刊发一些国内名家的稿件，如昭阳区的《乌蒙山》、彝良县的《彝良文学》、镇雄的《赤水魂》，其办刊质量备受好评。因此，昭通各县区，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文学创作群体，每个创作群体都有几个创作水平不低的核心作者，如昭阳区的吕翼、刘平勇、朱镛、周远清、赵耘；彝良县的陈衍强、李发强；水富县的季风、陈卓；盐津县的樊忠慰、蒋显荣；镇雄县的尹马、成忠义、蔡发玉、王单单；永善县的陈永明；巧家县的邹长铭；绥江县的吴运强……这些创作群体的一些领军人物，不但在县区内、市内有名气，甚至在省内、国内都有一定影响。如盐津的樊忠慰、彝良的陈衍强、昭阳区的吕翼等。

三是省作协的全力推动。昭通作家群的形成以及昭通文学现象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省作协的关心与推动。作为联系云南广大作家的桥梁，云南省作家协会始终关心着昭通文学事业的发展，对昭通作家群的成长倾注了心血。长久以来，每当云南大地出现特征明显的创作群体，云南省作协就不遗余力地加以扶持。无论是红河州的哈尼族作家群，小凉山诗人群，景颇族作家群，楚雄彝族作家群，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还是昭通作家群，都能看到云南省作协所做的努力。1997、1998、1999连续三年，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现云南省作协主席黄尧，三次到昭通，对成长中的昭通文学进行调研。2001年，为帮助昭通诗人樊忠慰改变生活处境，他还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道，到昭通盐津，看望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并与昭通市、盐津县四套班子的领导会商改善诗人樊忠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久以后，有了樊忠慰的第一本诗集《绿太阳》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云南省作协组织实施的《作家聘任制》过程中，有较大比例的昭通作家参与其中。为促使昭通文学迅速发展，云南省作协将昭通作家群的发展状况写成专题汇报，得到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丹增，常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晏友琼等领导的高度重视得支持，这才有了2002年10月在昭通召开的“昭通文学现象及昭通作家群研讨会”，两年以后，云南作协又牵头在昆明与昭通两地，召开了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2011年2月，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郑明率队到昭通，对昭通文学的现状进行了调研。这些高规格的会议的召开和调研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昭通文学的发展。

四是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一个偏远的西部贫困地区出现的文学热潮，受到了全国新闻单位、著名作家、文学期刊、出版社的重视和真诚关注。著名诗人李瑛来到昭通，在他后来发表的诗作中这样称昭通：“我的另一个祖国”。《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诗刊》以及我省《边疆文学》等杂志，不拘一格选用作品，让昭通作家的作品，在一个更广泛的人群中，得到传播。由昆明市文联主办的《滇池》文学杂志，以一种包容的心态，面向全省、全国办刊。昭通作家群中的许多作家的文学人生，是从《滇池》起步的。无论是夏天敏、邹长铭、雷平阳、潘灵、胡性能、刘广雄、黄玲、吕翼……昭通作家群中的中坚力量，几乎都与《滇池》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昆明市作协组织作家两次“走金沙江”，选择的地方就是昭通，而且还吸收了昭通作家群中的邹长铭、雷平阳等人参加。省内外的一些媒体，也用一种期待的目光来看待昭通作家群和发生在昭通这一地区的文学现象。除《人民日报》在1998年首次报道昭通文学现象之外，省内的《云南日报》也给了昭通作家群不遗余力的支持。2005年，《羊城晚报》将“昭通作家群”当作一个名词，解释推出，网易、金羊网等网站纷纷转载，同年，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还对昭通的文学报刊《乌蒙山》、《彝良文学》、《扎西文学》的创刊给予了报道。

正如云南省作协主席黄尧在对昭通文学的分析中指出：社会各方对昭通作家群的关心，这一切产生巨大的精神合力，是昭通文学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昭通文学现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昭通文学的现状

1、昭通作家梯队合理，创作的文学门类齐全。作为一个以地区名字命名的作家群，昭通作家群的一创作门类齐全。身兼诗人和评论家双从身份的云南民大教授李骞，对昭通作家群的特征进行过分析。他说：“昭通文学现象的第一个特征，是这个创作团体的人数众多，且年龄结构和从事的职业分布比较合理。”根据昭通市文联不完全统计，昭通市目前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人多达3000多人，全市经常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的人有100多人，分布在全市十一县区，梯队完整。在这些人当中，如今创作比较活跃的有40年代的龙志毅、蒋仲文、曾令云、邹长铭，50年代的夏天敏、宋家宏、黄玲，60年代的雷平阳、潘灵、李骞、陈衍强、樊忠慰、付泽刚、胡性能、杨昭、夏呤、季风、周远清，70年代的刘广雄、吕翼、刘平勇、阮殿文、徐兴正、沈洋、朱镛、尹马、陈永明、唐健、沈沉，80年代的有王单单等，梯队完整的创作队伍，保证了昭通文学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2、创作门类齐全。由于创作的人数众多，在昭通作家群中，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有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在小说创作领域，比较活跃的作家有曾令云、夏天敏、潘灵、黄玲、胡性能、刘广雄、吕翼、付泽刚、杨昭、季风、刘平勇、徐兴正、沈洋、李发强等。长篇小说创作有曾令云的《浮世幻影》、《豆沙关》、《怪胎》等十多部；潘灵的《泥太阳》、《翡暖翠寒》、《市局长》、《半路上的青春》等七部，其中《泥太阳》获第六届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精品工程奖，并入选建国以来500部优秀长篇小说名单；刘广雄的《太阳滴血》、《白领黑枪》、《绿茵枭雄》，《乘夜色飞翔》、《致命情人》等五部，其中《太阳滴血》还拍成同名电视剧；龙志毅的《省城轶事》、《政界》、《王国末日》等三部，此外，还有黄玲的《孽红》、孙世祥的《神史》、吕翼的《土脉》、夏天敏的《极地边城》和《两个女人的古镇》。中短篇小说是昭通作家群中成绩较为突出的门类，夏天敏出版有《好大一对羊》、《乡村雕塑》、《乡场上的皮匠》、《飞来的村庄》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好大一对羊》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数十个中短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杂志，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选载；胡性能的小说集《在温暖中入眠》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之星文学丛书。潘灵的《爱到未来》、《天麻》，刘广雄的《正步走过雷场》、《战士与刀子》，黄玲的《在假期飞翔》，吕翼的《割不断的苦藤》、《方向盘》，傅泽刚的《天堂鸟》，杨昭的《日蚀》，沈洋的《包裹》，徐兴正的《红》，刘平勇的《一脸阳光》、胡性能的《下野石手记》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发表后，纷纷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选刊选载，体现了昭通作家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实力。

在诗歌创作领域，雷平阳、樊忠慰、陈衍强、夏吟、付泽刚、李骞、尹马等人的创作，将昭通诗人的诗歌提升到了一个可以与全国诗歌比肩地位置。雷平阳的诗集《云南记》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他的另一部诗集《雷平阳诗选》出版以后，在中国诗坛也生产广泛影响。他还囊括了国内几乎所有的诗歌大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是中国当代诗坛风头正健的一线诗人：陈衍强的诗歌在民间有着很大影响，其诗集《英雄美人》获得第五届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樊忠慰仅在《诗刊》上就发表了一百多首作品，他的诗集《绿太阳》出版以后，备受好评。此外，还有付泽刚、李骞、夏吟、尹马等十多位诗人，他们的诗作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等一类文学杂志上，其中的一些诗歌还被《新华文摘》、《诗选刊》等选载。

之所以说昭通作家群创作的文学门类齐全，是因为这个创作群体中还有不少人从事文学评论。宋家宏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文学评论》发表作品，他所著的《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获第四届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最近他又出版了两部评论集《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审美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丛谈》：李骞是昭通作家群最早出版评论集的作家，他继1994年出版了《作家的艺术世界》之后，又出版了《诗歌的结构美学》、《百年中国新诗流派史》、《现象与文本》、《立场与方法》等五部论著。其中《现象与文本》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此外他还在《文学评论》、《民族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民族文学》、《当代文坛》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黄玲于1997出版了《李乔评传》，这部论著是当代云南文学的第一部作家评传，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较大，曾获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年黄玲又出版了《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这部38万字的专著对云南当代女作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观点新颖，视角独到，填补了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该书荣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李骞《昭通作家群探析》）

除了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之外，昭通作家在散文、报告文学等，方面也成绩不俗。雷平阳出版了《风中的群山》、《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等散文集，其中《云南黄昏的秩序》被称为“新散文”写作的典范：淡墨的《淡墨散文精品选》精致，唯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美文汇萃。此外，熊清华、黄代本、夏吟、唐健、陈永明等人的散文，也从各自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昭通文学。而曾令云的长篇纪实文学《天堑飞虹》、《扎西会议》、《一路飞架南北，乌蒙天堑变通途》，刘广雄的《中国维和英雄》等，则是昭通作家介入现实生活的收获。

3、创作成果丰硕。进入21世纪以来，昭通作家的创作呈井喷之势，不但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也获得了一系列殊荣。据李骞在《昭通作家群探析》中介绍，目前，部级大奖“鲁迅文学奖”云南省有四人获此殊誉，昭通作群就占了两人。其中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实现了云南省此奖项的零的突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的“理论·评论”奖项，云南省有三人获奖，其中两名为昭通作家。此外，全国有影响的奖项如：中国戏剧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华文青年诗人奖、华文传媒文学大奖、金盾文学奖、梁斌文学奖、路遥青年文学奖、中国西部散文奖、当代汉语贡献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边疆文学奖、昆明市政府“茶花杯”文学奖、滇池文学奖、鲲鹏文学奖、王忠文化奖、滇东文学奖、百家文学奖、高黎贡文学奖……据不完完全统计，昭通作家获得以上奖项的共有41人次，其中雷平阳获奖最多，共有九项。从获奖的档次与获奖的数量上看，昭通作家群在云南省各州市作家中是最多的。

四、昭通作家群存在的问题

1、容易陷入成功者的误区。尽管昭通文学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尤其是那些坚守昭通本土的作家，容易限入成功者带来的误区。昭通作家群中从事文学批评的宋家宏就曾担心：“由于夏天敏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所处的特殊位置，他对昭通本土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有有利的～面，就是昭通有可能出现一个以现实主义、底层生活为描写特征的作家群体；但也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这里的作者创作，由多样化走向单一化”。事实证明，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由于媒体把书写贫穷、苦难归结为昭通作家群的基本特征，受媒体影响，在2004年召开的云南省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上，外来的名家在对昭通文学进行解读时，已经把现实主义、底层、忧患等作为昭通文学的特征。著名作家白桦就曾指出：“昭通的作家生活在水边、生活在火边、生活在困难群体的欢乐与痛苦中，他们的思索、笔触间在困难群体里面的，他们的作品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著名作家贾平凹也认为，昭通作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群的关注特别多，他们的忧患意识很强，富有社会责任感。本来，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弱势群体、探寻底层人的深层心理自是文学的题中之义，但是因为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获得成功，昭通本土作家就群起而模仿之，不顾个人的生活阅历、认识深浅，一味地写农村的贫困、苦难以及不幸，这就会导致昭通本土作家的创作题材越来越窄，难以实现对前辈作家的超越。对此，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作家白描在对昭通作家与陕西作家进行比较后认为：“在如今这样喧嚣浮燥的社会氛围里，农民身上和农家院里保留着许多被我们珍视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都是我们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回眸与向住，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在生产力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也有很多东西是与沿着时代前进的思想有距离甚至是相冲突的东的。身处时代前列的作家，无疑应该与时俱进。对于身上有着深深农家烙印的昭通作家来说，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建筑生活理念，如何把握时代观、历史观，如何审视价值取向，如何拓展生活视野等。”事实上，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作家应该寻找各自的写作方式，关注不同的写作对象，形成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实现不同的文学理想，抵达各自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昭通文学才在一个更高层面、更丰富的领域实现对自己的超越。

2、社会生活的丰富导致迁移到昆明的昭通籍作家容易分心。迁移到昆明或其它地区的昭通籍作家，生活在一个比故乡喧嚣的都市，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很容易导致创作上的分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昭通作家群中的一些作家，就通过各种渠道离开故乡，来到昆明，甚至远走北京。潘灵、雷平阳、胡性能、宋家宏、黄玲、李骞、付泽刚、刘广雄、徐兴正、阮殿文……事实上，现代都市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对文学写作来说，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福音书。生活在昆明或其它地区的昭通籍作家，几乎都是业余写作，尽管他们中有不少人写作勤奋，对文学的热爱不改初衷，但在昆明，他们几乎处于各自封闭的写作，彼此交流很少，甚至不像过去生活在昭通时那样，不时会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并于相互的交流与碰撞中，获得对文学的认识与升华。“身处昆明的昭通籍作家，面临着离开原生地的困惑，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在创作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方面，他们与昭通这片故土的精神联系永远不会割断，与昆明这个城市存在不同的精神上的距离，不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另外一方面，他们离生长的故土时间越久，对这片土地当下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陌生，很有可能处在被“悬置”的状态。也就是说，身处昆明的昭通籍作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可能要面对写作客体与主体精神的分离（宋家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昭通作家群现状的思考》）。

3、昭通作家群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昭通作家群更多的是以地域情感为联系，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学主张。尽管昭通作家群是在昭通这块相对闭塞贫困而历史文化深厚的土地上，以广泛、包容的精神聚合而成的作家群体，但这个写作群体至今还没形成共同的文学主张，尤其是至今生活在昭通本土的作家，与生活在昆明的昭通籍作家，在创作风格、文学价值的认识、审美情趣等方面并不相同，并有分歧加大的可能。不同的生活环境，信息来源，生活感悟，都会导致两地的昭通作家在创作上难以形成共同的特色。而且，昭通作家群也没有创作出在全国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而自现代以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文学流派或者一个作家群文学水平，都是以长篇小说的成熟作为标志的。

4、标杆式的文学人物还没有出现。评论家李骞认为，没有标杆式的文学大家领衔这个团队，是昭通作家群目前和今后难以被学术界认同的重要原由。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团队都有一个重要的、成就突出的领军人物，如“创造社”之于郭沫若，“文学研究会”之于茅盾、周作人，“京派”之于沈从文，“山药蛋派”之于赵树理，“荷花淀派”之于孙犁，“商洛作家群”之于贾平凹。昭通作家群虽然人数众多，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也不少，但是并没有一个核心的一流作家成为这个团队的精神支柱。

参考文章：宋家宏《昭通作家群的成长与未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昭通作家群现状思考》

李骞：《昭通文学现象探析》

艾自由：《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现象范文第2篇

自卢新华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以后，新时期以来这种文学命名现象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渐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知青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乡土小说”、“新历史小说”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文学”、“青春文学”、“新感觉小说”、“新体验小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新世纪文学”、“玄幻文学”、“开放文学”、“新状态文学”、“行走文学”等等，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命名中，文学研究者对命名的热衷可见一斑。这种狂热的“命名情结”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对作家的命名上亦是如此，“美女作家”、“少年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文字女巫”……这些命名一个比一个具有“诱惑性”，这种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满足了某些批评家们的“命名情结”，而且成为了当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成为了我们描述文坛现状所无法避开的词汇。

一般来说，对文学的命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事先的“预设”，一种是事后的“归纳”。“预设”式的命名，是对一种还没有完全显出，而只是初露端倪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带有相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是一种预言性的文学命名。“归纳”式的文学命名，是对过去的，或正在发生而已经相对稳定的文学形态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是对经过历史筛选和实践检验的文学史实的理性思考和总结，是对一个时段的文学比较接近学理的身份确认。回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历程，为文学命名，着实有一种名称蜂起，时不时“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气象。我们不否认适当的文学命名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文学命名是必需的，但正如“万物皆有度”，对文学命名过分的狂热必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盲动性和时政化，不但不利于文学研究，反而会把文坛搞得纷乱芜杂、名目林立，给研究者造成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使得研究者目眩神迷，以至最终造成文坛的混乱不堪。

穿透这种狂热的文学命名现象，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文学命名的狂热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文学与经济的挂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市场化”成为了衡量事物的一个无形的标尺，在这种情境下，文学这种“精神食粮”也在所难免被贴上了“市场化”的标签，与市场经济建立了联系，进入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了增加作品的销量，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从而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一些作品就会被冠之以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名字。

其次是文学圈与娱乐圈的联姻。随着文化市场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们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自己的个人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决高下的效果。“美男作家”也及时跟进，呼应着在娱乐界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男色时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等等，文学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娱乐界了。

再次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如今文学批评界、理论界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即文学话语权的问题。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对话语/权力的阐述细致入微，对不少批评家和理论家有很大的启发。有关话语权力的思想被一些人用之于文学研究实践，甚至声称文学批评及理论研究其实就是一个话语权的斗争和表演，因而导致不少批评家、理论家在文学研究领域跑马分地，占据话语制高点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进行“命名”，以致形成了一股“命名热潮”，给文坛带来了不少偏颇和盲视。

文学现象范文第3篇

地域是相对于整体区域概念而言的，地域的存在，单纯从自然因素考虑，更多侧重的是其地理方面的内涵，然而把地域一词放至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来看，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文化内涵。“从外延来说，它主要指自然地理地貌，再深一层有民俗习惯、礼仪制度、、方言俚语等，处于核心层面的则是人的心理意识、性情秉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1］那么，依托“地域”而发源的文学，也就会因为此地域与彼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或者说多元化的发展，这种依托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发展起来的文学，我们可以粗略的称之为地域文学。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地域文学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地方性、民族性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使得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而且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由同一地域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作品各具特色，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相似点就是对本土精神的坚持和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学现象或者形式上松散的作家群系列。 在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上，如果把对地域文学的作品所作的审美分析，诸如作品的思想意蕴解读、语言特色赏析等看做是内部研究的话，那么从文化的方面，诸如历史、政治、经济、风俗、宗教或者自然环境等方面对地域文学所作的研究应该属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是一个更宽泛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称之为是文化语境，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所作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地域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点，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失，甚至可以说是偏颇，这就是将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对应起来，过于强调“一方水土与一方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事实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关系不仅有相对程度的稳定性，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流变性。文化不仅仅构成了文学的一些背景和特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是文学的深层底蕴与资源，文化的流变与文学的流变还有着深刻的互动性。［2］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给予地域文学研究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把对文化的理解不是放在地域文学研究的背后，或者说是转变文化作为地域文学研究语境资源的固定套路，让文化放在一个与地域文学对话的位置，那么在文化参与地域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视角，从而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并且还能多侧面、多角度地关注地域文学，反思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地域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以云南昭通作家群为例，探讨文化视角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拓展。 一、文化与作家 地域文学中的作家，在文化的传承上是属于地域文化的，可以说地域文化是本质要素，而作家及其作品则是地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地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了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学作品。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3］任何一个有独特风格，尤其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浓厚而深远的文化传承渊源，他的创作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4］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个人少儿时期积淀的认识基础，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对他终生的经验都起着不可摆脱的“同化”或“顺化”作用。那些曾为我们深切体验的东西并未在我们脑海中消失，相反，它们储存和潜藏于个人无意识，而这个个人无意识包括一切在个人经验中曾被意识但又被压抑或遗忘，或在一开始就没有形成意识印象的属于视觉阈下的东西。处于无意识表层的个体无意识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可将一组心理内容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情结。［5］对于地域文学中的作家来讲，自己植身其中的就是文化土壤，这种文化土壤为其创作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基因模式。在这里，文化视角的介入，可以全方位的解读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品的文本气质和思想意蕴，并能对地域文学的兴起和作家群体的出现做宏观的概览和深入内部的透视。 近年来在文坛兴起的昭通作家群，主要指的是现在在昆明和昭通两地的一群昭通籍的中青年文学写作者，这是一个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作者群体。它不是一个很准确很严密的概括，但它又反映出了人们凭印象、直感感觉到的云南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九十年代以来，来自昭通的一群作者，文学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云南显得较为突出；他们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昭通文学现象”。［6］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学创作群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并且到目前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这个中青年创作群体，从事着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方面的创作，著名作家夏天敏和著名诗人雷平阳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代表了这个地域文学群体创作的最高水准。 昭通文学现象的兴起和昭通作家群的出现，从本质上看，不可忽略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昭通文化摇篮”。在这个文化摇篮中，他们作为一个受动体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浸润和气质熏陶，并且积淀成为作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作家对文学价值观的选取，影响着作品的文本气质，以及作品思想意蕴的表达。故乡是伫立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一处永不褪色的风景，是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珍藏的一壶老酒，更是他们心灵深处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因此，昭通作家群的文本中更多透出的是一种对家乡的迷恋、热爱、思考、对弱势生命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著名诗人雷平阳在《雷平阳诗选》封底中写到“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他写云南、昭通，写昭通的土城乡，乡愁、乡思和乡恋是他诗歌有力而坚实的依托；夏天敏《好大一对羊》，以凝重的笔触，描写了地处乌蒙山腹部农村的现状和窘迫的生活境遇，对农村农民的生命处境表现了深重的忧虑；陈衍强的诗《农村现状》、《母亲的远方》，泣血的文字书写的是背后的乌蒙泪；黄玲《四季流云》以自己的家乡“牛场坝”为题材，尽显凄美神韵；刘广雄《星光木棉》和《父亲的疆土》虽为军事题材，却不失昭通式的文化本色……。在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中，他们从自己生活过的那一片土地汲取营养，他们关注着自己的家乡，展示着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描绘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对家乡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给予揭示和理性思考。丰富的童年经验，深沉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生活的熟稔，与家乡文化的血缘关系，使得这些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与文本气质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p#分页标题#e# 相比之下，身处昆明的昭通籍作家面临的却是离开原生地带来的困惑，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在创作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方面，他们与昭通这片故土的精神联系永远也不会割断，他们与昆明这个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上的距离，不能完全地融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一个人真正的家是伴随自己成长的那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家永远在他生长的故土。这一群人进入昆明时都已经成年了，也就失去了在昆明这个城市里拥有精神上的家的感觉。同时，这些年来，城市变化太快，不是他们拒绝了昆明这个城市，而是变化太快的城市拒绝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离生长的故土时间越久，对这片土地当下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陌生，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当他在写作时又不能忘怀这片土地时。这就是所谓的被“悬置”的状态。因为这几位作家都还很年轻，创作以当下生活、现场生活为主，还没到以回忆往事为主的时期，若到那时，写作的客体与主体精神也就统一了。目前，他们必然地要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客体与主体的分离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渐渐与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更大的交融，他们的创作与“昭通籍”这一指称渐行渐远，也就是说从作品中看不出多少关系，与故土渐行渐远，直到回首往事的年龄；另一些人由于“常回家看看”，而保持了与故土更长久的精神联系，在创作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寻求统一。［6］ 从以上昭通作家群的文学创作状况可以看出，地域文学依据地域文化而存在，文化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影响着地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从文化视角入手，通过文化与作家关系的纽带，可以带来对地域文学整体性的关照，以及对作家创作心理、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和文本的深入解读。 二、文化与读者 如果说从文化与作者的关系中，探讨的主要是文化对地域文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关注和解读的话，那么，在文化与读者的关系建构中，强调的是地域文学的接受方面。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如果仅仅探讨其兴起原因及地域特色，或者把其创作者以及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话，就割裂了文学与读者的接受环节，文学如果失去了读者，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失去了成为经典的可能。姚斯在《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指出，文学作品并非是与读者无涉的客观存在，相反，作品渴求读者阅读，希求与接受者的对话。 文学接受具有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两种形式，所谓垂直接受即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考察作品的接受、评价和影响情况，而水平接受，指的是同时代人对作品的接受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情况。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包蕴了接受的全部深度和广度。读者的接受和评价，反过来能影响作家的创作。因此，“文学接受并非是对作品的单一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反作用。”正是由于读者的接受是对作品中蕴含的作家创作意象的检验，正是由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会反馈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中，所以作家就不可能再走司空见惯的旧路，他只能不断的创新以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5］在20世纪兴起的众多文学研究浪潮中，无论是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还是以伊塞尔为代表的读者反应批评论，都强调不要把文学活动中“作家———作品———读者”这一动态持续过程分割成静态封闭、互不关联的领域。同样，地域文学的存在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如果单纯从地理系统上来看，似乎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虽然客观的地理环境因为人为区位的划分，不能得到无限的延伸，但是文化是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无论在共时性还是历时性上，文化都是没有边界限定的，我们称之为某某地域文化，只是就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言，也是为了区分这一地域与另一地域的主导特色，在文化的本质上，并不能做出严格的区分，这也显示出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性及相互交流性。正是由于文化的无边界和相互交流性，也给地域文学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支撑，当然也扩大了地域文学的读者市场。 昭通位于云南东北部，自古历史悠久，是云南的一座文化城市。其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处，成为“锁月南滇、咽喉西蜀”的重要通道，境内乌蒙磅礴，金沙拍浪，山川俊秀，是我国“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过重要作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自秦开五尺道之后，它就成为了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到西汉时更是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介于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点，又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及区域特色，这使其成了早期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后来由于交通闭塞和地理条件限制，昭通成为全国相对贫困的地区，但也使昭通成为云南特色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崇尚读书，崇尚文化的传统在这里一脉相承。此外，杜宇传播先进的农耕文明演绎出“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千古绝唱；滇中瑰宝汉孟孝琚碑素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融儒道释三教为一体的威信观斗山石雕群被称为“天下绝”。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形成了昭通独特的地域文化，昭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形成了其兼容并包的容纳精神。昭通作家的作品通过对大量的民俗、方言等的艺术表现充实着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他们对地缘环境的描写和对地域文化的展现既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也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纵深感和真实感。乌蒙大地对广大读者来说，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无人不知。承载昭通独特文化气质的昭通文学，据不完全统计，昭通作家近年来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钟山》、《诗刊》、《星星》、《大家》、《文艺》、《散文》、《啄木鸟》、《文学评论》等数十种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并有多篇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诗选刊》、《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等全国著名选刊多次转载。［7］昭通文学走出昭通，走向全国，甚至有些文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其中就有一个读者接受的问题，文学传播的实质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里涉及两种接受情况：一是读者与作者属于同一地域文化，二是读者与作者属于两种地域文化。#p#分页标题#e# 地域文化作为一定范围的社会文化，包围着、浸染着、熏陶着生活在这一范畴内的每一个人，它作为一种文化视野和水准，影响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感受和理解，在文学阅读活动中，进入阅读过程的读者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空无一物的单纯容器，他们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和地域文化知识积累，［8］这些参与进读者的“前见”和“期待视野”建构，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阐释。以昭通文学为例，在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中，如果作品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与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接近，或者存在某种重要的相通的东西，就越能唤起读者的情感记忆，读者对作品也会投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由于地域文化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建构，往往会使得读者在接触作品的时候，期待与自己地域文化相近和相通的作品，期待作品中熔注进作家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并希望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8］昭通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又是上千年来云南边地联系中原的咽喉要道，这种唯一重要的位置被改变不到半个世纪，中原文化对云南边地的影响，最早影响的是昭通，它是云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6］ 这种文化积淀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学传承的文化因素，乌蒙大地古老神奇的文化，通过作家的作品表征出来，能让其他地域的文学爱好者，通过阅读作品加以了解和推广。读者对拓展文化视野的渴望，能带动作为文化主要表征的文学作品的消费，从而带动文学的发展。在这里，读者与作者之间，所联系的表面现象是作品，是文本，其深度的纽带其实是文化的交流。读者阅读后的反馈，能对作者的创作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能让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对话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必然能拓展作者的创作视界，不是仅仅把眼光限定在一个小的文学圈子内，自娱自乐，忽视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的接受问题。作家在展现自己独有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地域的文化，让文学创作更加适合不同读者阅读的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给自己所属的地域文学增添魅力，也能使自己在创作领域视界更开阔，作品更成熟。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文学多元化状态的形成，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学的关注目光也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仅只关注云南边地与民族生活的作品，一些报刊杂志、出版社开始注意写更丰富的云南生活的作家作品，昭通这一群作品没有多少边地与民族特色的写作者获得了一次机会，他们的作品开始在全国的大刊物上出现。［6］其实这中间体现的就是一个文化视界的开放，读者对多元文化的接受，所带给昭通地域文学的一次发展机会。 三、文学与文化品牌的互动 文化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把精神生产中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凝聚于建筑、工艺品等各种物质形式或音乐、文学等非物质形式对象当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精神创造是文化的本质，没有创造，文化就会缺乏内在生命力而衰竭。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变革，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把关注点更多的投向精神需求，对文化消费的渴望将越来越大。［9］ 文化品牌的推广，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大到世界范围的竞争，小到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竞争力可以说是竞争核心，它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表征多种多样，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同时也包含非物质生产，而地域文学就是地域文化一个极其突出的表征，地域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实践，地域文学的充分发展，并且在全国能崭露头角，就可以成为当地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对本地域起到宣传带动作用，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促进。兴起于滇东北的昭通作家群，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与当地经济的相对落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反观此文学群体走过的发展历程，更能看到其可贵之处。昭通作家群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主流是“精英文化”，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构造着关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与自我的文化想象，当时港台传入内地的流行音乐、电视剧和通俗读物虽然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但并没有对“精英文化”构成严重冲击，也没有引起知识分子强烈的关注。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的生存局面被纳入到市场选择的境地，新兴的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精英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受到了挑战，于是就有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直至今日，大众文化从生产、传播、流通到消费都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文学适应新的时代转型，也被纳入了生产消费机制。生产消费文学，实则是生产消费一种文化，诞生于滇东北偏僻地区的昭通作家群，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个文学群体，并没有受到太多经济浪潮的冲击，仍然保持着对文学本真精神的坚持，并不断涌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创作让此地区之外的人了解到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到他们生活的环境，同时也更关注此地域独特的背景文化。 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域文化有所冲击和消解，但是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融入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并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失声，多种地域文化的并存与良性发展，让整个文化局面“多声调”，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展开对话和交流，有利于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给地域文化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关键看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品牌，并利用此达到经济与文化的良好互动。作为昭通本地具有影响力的昭通作家群，肩负着塑造本地域文化品牌形象的重任，各级领导和同行们这两年多以来对昭通作家群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可以看出，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与过去相比也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绩，这是令人欣慰的事。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成绩放回全国背景上去衡量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实现文学梦想还很遥远，这个群体还没有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群体，云南文学界期待着这个群体出现更多的有厚度有冲击力的作品，这个群体在目前取得的成绩面前，必须更上一层楼。［6］ 因为昭通作家群的努力，使昭通文学创作走出云南，走向全国，这其实代表着一个欠发达地区不断在增强着自己的发言权，文学上的成功，向外输出的是一种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的扩张，能吸引更多的眼光关注这块古老的土地，也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与繁荣，经济的发展也能给文学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在这块贫困土地上诞生的作家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越走越远。#p#分页标题#e# 四、小结 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地域文学的繁荣能促进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在当今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文字式微，图像兴起，人们对于“读图”的渴望胜于对文字的阅读，文学作为发扬传统、表达人文精神、承担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其发展繁荣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加强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从文化角度探讨地域文学发展的规律，多侧面、多角度地整合地域文学研究的资源，可以有效地引导地域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文学现象范文第4篇

一、“80后”作家群的出现原因

1.《萌芽》和“新概念作文”是培育园地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杂志很受“80后”的欢迎。1999年1月,由它发出的别出心裁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由原来的无心插柳变成了柳成荫。在一些著名作家和高校学者的评选下,从最开始简单的作文比赛和被名校录取到现在捧红一批又一批的“80后”,它所带来的效应是出乎意料的。大家发现原来作文可以走出课堂模式,随意发挥和创造,有自己的独特思维和语言风格就可以。于是大批的“80后”涌进了这个“新概念”。“新概念”成为“作家生产线”。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这个队伍中走出的闪耀星星。还有太多的人或许没有他们那么惹眼,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并通过各种出版渠道跻身于“作家”行列。

2.网络文学的发展

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自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一炮走红后,人们开始将视线转移到网络。网络给原创文学提供了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写作。新浪等网站举行的文学大赛都显示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很多畅销书的封面看见“本年度网络人气小说”“年度新浪网点击率最高文学”的字样。据《扬子晚报》2006年4月5日报道,19岁的男孩林千羽凭借处女作《逍遥,圣战传说》一举拿下了2006年新浪原创文学大赛前半段文学状元的桂冠。北京朝华出版社宣布,将用100万元打造林千羽,让他成为“80后”中新一代领军人物。在这个自由的土壤上,“80后”们从中涌现了出来,蓬勃发展,不断壮大了“80后”作家群的队伍。

3.文化消费能力的增强

在11月25日举行的2005北京文艺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指出,年轻一代的文学消费能量不可忽视。他认为,“80后”一代的特点就是文化消费能力特别强,“他们是独生子女,赶上了我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他们要买书,于是郭敬明变成了文化英雄;他们要玩游戏,于是陈天桥变成了网游大亨;他们要看电影,于是《头文字D》卖座……他们的文化消费力量越来越强大。”张颐武说,随着这代年轻人的崛起,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市场也逐渐形成。“青春化写作”崛起并占据了文学市场的重要位置,引发了文学领域的许多变化:首先是作家“换代”,原来走红的王朔等人渐趋沉寂,而韩寒、郭敬明、春树等人开始崛起。2004年2月,《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就曾采用少女作家春树的形象,并将春树、韩寒等人作为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一代文学代表人物。

4.媒体的炒作

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开始用各种方式吸引受众。明星化、偶像化、文学圈的娱乐化,都是“80后”走红市场的另一个外在因素。他们接受采访,举办签售,各种公众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林千羽被媒体冠以“韩寒第二”的头衔(他本人对此不予认可),可见媒体的炒作的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非同小可。韩寒,郭敬明等一而再地出现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他们的名声一方面是自己成就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关注和炒作。

二、“80后”作家群特点

1.自身特点

在他们成为“作家”之前,他们是属于“80后”。他们有“80后”的普遍特征:缺乏斗志,希冀安逸;有“拜金”意识;个性张扬,相对逆反;富有一定的创造力;重视感情,心理素质较差。同时他们相对更加自恋和张狂。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复杂。写作源于生活,他们在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生活,可能他们比一般的同龄人更有生活体悟和经历,他们内心比较敏感,思维比较活跃。郭敬明曾在上海电视台的一档采访节目中说自己和很多“80后”的孩子一样,有美好的童年、亲情、友情,并承认他的作品很多都有自己的生活影子。但当问及他的抄袭案时,他立即表示不愿回答,并要求在播出时掐了这段录像。他的任性和脆弱也体现了“80后”典型的性格特点。

2.作品特点

(1)在创作内容上,除了郭敬明的《幻城》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既有漫画感,又有童话感,让所有的同龄人都勾引起那种久违的感觉外,80年代后大部分都呈现着类似的面貌:校园的快乐和压力、家庭的破“80后”作家群文学现象的初步研究朱咏梅碎、纯真的友情、朦胧复杂的爱情、边缘生活、伤感、低靡的情绪……诸如此类。由于读者都是同年龄层的,因而比较能引起情感的共鸣。

(2)在语言上有自己的风格。郭敬明的语言风格比较明朗,但同时又很华丽。张悦然的则比较阴郁、细腻。以他们俩为代表,导致后来出现了太多的模仿形式文字。现今许多“80后”将校园生活的草样爱情写得犹如韩剧般的泡沫,幼稚而轻佻、浮华,网络文学的粗糙也在其间起了影响作用。

(3)在塑造人物特点上,他们都很局限地将自己,或身边人的喜好特点赋予其中。这是比较缺乏创造力的。在自己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主人公喜欢穿白色帆布鞋,喜欢棉质体恤,等等;同时由于他们的成名带来的富裕生活或本就有的富裕条件,他们在作品中也时常透露出一些小资情节。对各种品牌东西的轻描淡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出来他们的物质欲和金钱欲。人物性格特点比较简单,没有前辈作家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深度。

(4)在文体形式上,大都以小说形式和散文形式出现。在结构安排上也出现比较特别的,如蒋峰的《惟以不永伤》。

(5)在思想上,“80后”很少能表现出主题思想的深度。这和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涉足社会生活有关。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故事情节如何曲折动人,而在于是否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形象所内含的社会意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能以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去吸引人、感染人和感化人,这是作品取得艺术成就的首要之点。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作者)长期生活的积累、历史积累、知识积累和审美积累的结晶。“80后”的作品大都是校园青涩的爱情和对人生的迷茫,没有大的典型意义。

三、“80后”的真正天空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数十年”,这是生命的规律,不可逆转的人生大势。“80后”作家群现象是一个趋势。所谓“存在即为合理”。当然不是说对这个现象无须争议。张颐武说:“在这一代影响下的文学市场中,青春化写作的一朝成名动摇了原有的文学秩序,文学的概念和价值判断的标准面临冲击。很难想象,当今文学市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居然是一些少年人。这些几乎毫无写作经验的少年人的试笔之作,往往会被成年人视为肤浅的自我表达,却受到了和作者同样年轻的读者的追捧。”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辽先生在他的《倾斜的中国文学界》(见《江苏作家》2003年第3期)中指出:“当前我国文学界出现了‘大人文学’和‘小鬼文学’之间的倾斜”。所谓“大人文学”指的是由成年作家创造的文学;所谓“小鬼文学”,指的是由少年作家写出来的文学。当前一些成人作家的作品出版难上难;然而,一些少年作者写的作品却“火”得不得了。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流传一时;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等作品成为各大书店销售量第一,他们的知名度竟远远高出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其他少年写出的作品也全都成了“卖点”。在中国文学史上,个别少年曾在年幼时写出过一两首较好的诗作,但少年写出高质量的小说的却从来不曾有过。因为这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学积累,还得益于创造性的艺术才能,这都不是一个少年所能做到的。陈辽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小鬼文学’当家,这是我国文坛的悲哀,也是我国文坛的讽刺。这一倾斜,更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当前生态环境的不正常。”

我认为,他们有些人的确是“走上了市场,没走上文坛”。文坛的概念不一定是曲高和寡和阳春白雪,但市场不能盲目地没了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准了。“80后”作者的生存状态并不好。出版了那么多书却很少有非常扎实的作品,很少有值得称道的作品,更少有得到传统的作者和评论者比较全面肯定的作品。这些情况并不是文学圈对“80后”的歧视,而是“80后”作者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能量来让别人认可。仅以韩寒而言,一个仅仅钟情于写作的中学生,在出了几本书之后又少有音讯。我认为,真正的作家是视写作为生命的。我们社会更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处于中学阶段的“韩寒们”可能就是社会的一类“偏才”。“韩寒”只能是极少数的,假如每个学生都成了“韩寒”,那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又如郭敬明抄袭案接二连三,但他一直否认抄袭,不肯低头道歉,书依旧是热卖,那么这又将怎样影响文坛,影响“80后”的写作态度呢?一个,两个单独的作者要成功并不难,但一整个年龄层的作者,一个被做了标记的作者群要获得一致认可就没有那么简单。“80后”作家群需要的是更多的更全面的努力。在批评声和赞扬声中,这个族群将走向何方,成为震铄文坛的明星,还是匆匆走过场的“流民”?这个问题谁能回答?我们应该坚持相信历史的沙漏会留下精华。《扬子晚报》2006年4月11日报道: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不赞成中学生的“另类文学”。当前很多中学生的文章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怎么叛逆怎么来。在竞争激烈、压力大的状态下,有的的确反映了部分学生的心声。但这种方向对吗?林非指出,应该说不指望中学生能写出惊天动地的文学作品,这也不大可能。但对中学生文学有两点要求,一是文字要好,这对今后很有好处;二是要能抒发自己的善良情怀。

文学现象范文第5篇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莫言现象，实际上覆盖了太多的非文学的因素，所以大家众口纷纭说莫言，很多时候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莫言，而是从政治化的角度、流行文化的角度、商业化的角度谈论莫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莫言纵然有一流的狂欢化叙述才华，他也百口莫辨！我主张在阅读和研究莫言的时候，更多地应该回到文学现象本身，要把覆盖在莫言现象上的诸多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经济的因素加以剥离，以此还原一个真实的莫言、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莫言。我们要从莫言的作品中去思考、去评估莫言究竟应不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应该认真阅读莫言的作品，而不是把阅读莫言、追逐莫言当作一个时髦的、应付性的差事。接下来，我想通过分析莫言的几部代表作，来看这些作品本身有哪些过人之处，或者说，这些作品在构成“莫言现象”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要分析的第一部作品是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奠定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基石，它把莫言文学创作心理的驱动力完全地展现出来了。可以说，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莫言的文学创作还完全没有形成他个人的艺术风格。莫言自己也说过，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他并没有找到文学的感觉。大家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中国文坛流行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去对中国当代的政治化历史进行反思的一些作品，我们习惯上把这种文学思潮称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莫言在走上文坛之初，他还没有能力超越上述两种文学写作模式，他还无力写出自己的个性来，只有到了写《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他才真正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的感觉，那种超验的感觉的文学王国。通过一个少年儿童的视角，莫言在这篇小说中把他的各种各样的感觉打通起来，这可以称作通感，但这种通感不再是单纯作为一种语言修辞的技巧，而成为了莫言小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叙述手段、叙述策略。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小说中越来越多地充满了大量的通感叙述。比如说他写《透明的红萝卜》的主人公黑孩去拣小铁匠丢在地上的那个刚刚淬火过的钢钻，此时的钢钻如同一块刚刚加温的烙铁一般，莫言写到滚烫的钢钻被黑孩的手抓起来之后发出的那种响声就像夏天里的知了的叫唤，写得非常的形象，真是触目惊心。他已经把主人公手中那种无形的、无法传达的感觉，那种情绪体验的东西深刻地具象化出来了。这是触觉转化为听觉。然后他又写到了黑孩自己闻到了一种炒猪肉的味道，当然是指滚烫的钢钻在黑孩自己的手中烧焦释放的味道，这是触觉的味觉化，同样令读者胆战心惊。莫言就这样把很多的感觉，包括触觉、嗅觉、味觉、视觉等加以通感化和具象化，通过一种博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孩子内心的深层感受。这是莫言第一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是借用的海明威的话，海明威说一个作家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我的理解是，一个作家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语法，即字、词的组合方式，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必定是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句子的人。这是从叙述的层面来看《透明的红萝卜》对莫言创作的意义。

至于从作家创作的内心驱动力来讲，《透明的红萝卜》同样意义非凡。莫言自己经常强调，他的创作的最初动力是出于“饥饿”和“孤独”，而《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恰恰写的就是饥饿和孤独。主人公黑孩经常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为什么黑孩对于菊子姑娘的感情那么特殊，就是因为菊子姑娘关爱他，而他也深切体会到这种难得的关爱。这种关爱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而且也包括物质上的，菊子姑娘经常偷偷地带东西给黑孩吃。饥饿和孤独的区别在哪里？孤独就是精神的饥饿、心理的饥饿。所以归根结底，《透明的红萝卜》是一部描写“双重饥饿”的小说。这个作品中写到的黑孩内心的孤独也好、痛苦也好，内在的肉体饥饿也好，怎么把他这种双重的饥饿感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呢？莫言在创作中提炼出了一个很奇妙的意象，也就是这篇小说的标题――“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反映的是七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时候的事，是“”背景的小说，但莫言没有直接对“”进行批判和控诉，而是深入到主人公的生命体验，包括内心的、深层次的精神心理体验，把主人公那种双重的饥饿感，那种千言万语难以言传的饥饿体验，凝结成一个诗一样的意象――“透明的红萝卜”。那个金光闪闪的红萝卜，那个通体透明的红萝卜，在黑孩这少年的眼中，竟然能够看到这红萝卜内在的纹理。这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文学意象！这个意象笼罩全篇，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对读者的视觉和心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我们读到小铁匠把黑孩眼中闪闪发光的红萝卜扔到河里去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黑孩内心深处的绝望，所以他一直想要寻找到这个红萝卜，甚至在梦中他也在寻找。就是这样一个诗化的意象，把现实的红萝卜虚化、超验化、神秘化、空灵化，成为了一个灵光闪耀的艺术载体，也成为了莫言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创造。据说这篇小说的题目原来叫《金色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恩师徐怀中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这个名字，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改拍案叫绝，甚至可以说：“知莫言者，徐怀中也。”以上我从通感化的叙述、“双重饥饿”的诗意表现这两个方面分析了《透明的红萝卜》。这样一部作品，作为莫言的成名作，确确实实是奠定了莫言的创作基调，这部作品也就构成了“莫言现象”的第一块艺术基石。如果说莫言的文学世界是一座高大巍峨的艺术殿堂的话，那么《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构筑莫言的文学殿堂、文学王国的第一块基石。这就是《透明的红萝卜》的价值之所在。

我要讲到的第二部作品是《红高粱》。《红高粱》这部作品在发表后产生了轰动效应，特别是借助张艺谋拍的电影之后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这部作品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这部作品实际上是莫言文学王国的一根巨大的支柱。如果没有这根巨大的艺术支柱或者说文学廊柱，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殿堂将会轰然坍塌。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红高粱》就没有莫言。《红高粱》甚至成为了莫言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符号，提到莫言，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红高粱”。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部标志性的作品，我也从叙述手法和精神取向这两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点分析。首先，从叙述层面进行分析，《红高粱》之所以在文坛有那么高的地位，与莫言独特的叙述手法有关。他那种新颖的讲述方式――以子孙的口吻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在他之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还没有人是这样写小说、讲故事的。在他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坛，讲述“我爷爷”、“我奶奶”，乃至“我外公”、“我外婆”、“我”的七大姑、姨之类的故事就屡见不鲜了。毫无疑问，这是莫言叙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那么，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到底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种怎样的叙述张力呢？我们知道，比较常见的小说叙事方式是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中最常见的是全知叙事，也称为上帝型叙事，在这种叙述形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家手中掌控的叙述对象，作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叙述者，可以如同上帝一样自由穿行于所有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之中。而第一人称叙事通常是一种限制性叙事，鲁迅的很多小说就采用这种叙事形态，比如《故乡》、《祝福》等，小说中的“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但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我”只能叙述“我”所看到的东西，而不能把笔触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鲁迅的小说更多地使用白描，通过外部的描写塑造人物的内心世界。显然，第三人称非限制性叙事和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各有所长，同样也各有所短。而“我爷爷”、“我奶奶”这样一种叙述，一方面，它有第一人称叙事的亲历的特征，仿佛爷爷奶奶的故事都发生在“我”眼前，他们所经历的故事“我”都是见证者，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莫言制造了一个第一人称叙事的假象，而文学艺术是允许虚构的，这种叙事假象的制造本身正好体现了作者的叙述才华；另一方面，它又拥有超越单纯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的优越性，它可以直接大量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也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强大优势），可以自如地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里进行穿梭。这种“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形态的确立，给莫言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可以说，它把整个“红高粱世界”给点燃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讲述，没有这样一种叙述上的革新的话，那么《红高粱》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的冲击力肯定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自从有了《红高粱》之后，中国文坛大量的作家，包括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作家都开始频繁使用这种叙述方式。当然，据我了解，莫言的这种叙述方式也是有所本的，应该是来自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作者），不过格拉斯是二战的亲历者，作品中的很多内容是他亲身经历的，而莫言的创作有更多的虚构性，所以莫言对格拉斯的叙述方式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其次，从小说的精神取向来看。《红高粱》究竟写了什么？通常我们认为《红高粱》是一部寻根小说，但又跟一般的寻根小说不同。韩少功他们所倡导的“寻根”是一种文化寻根，而莫言的创作由文化寻根深入到了生命寻根，他的小说的生命意识更强烈。韩少功的《爸爸爸》里面的主人公丙崽是一个患上了失语症的老男孩，是一个肉身和精神上的双重侏儒，韩少功更多地是从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的角度切入的，他所致力的是对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民族痼疾、或者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阿城的《棋王》则是对长期以来被遮蔽、被压抑的道禅文化的追寻和认同……而《红高粱》展现出了另一种寻根的力量，我们阅读这部作品，体会到的不是那种压抑的、郁闷的、纠结的情感，相反是一种自由奔放的、没有被社会政治文化规范所束缚的不可驯服的激情，它带有莫言老家山东的那种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敢爱敢恨，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都体现出了这样一种人格的魅力，它体现的是生命的自由意志。所以莫言在《红高粱》的题记里专门说到，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把它献给高密东北乡这块英雄的故乡的土地。“我爷爷”“我奶奶”这种英雄，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英雄、政治英雄，也不是八十年代文学中的文化英雄，而是元气淋漓的无拘无束的生命英雄、江湖英雄、草莽英雄。所以《红高粱》是一部莫言用来向《水浒传》致敬的作品，较早地体现了莫言致力于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的叙述融合诉求。《红高粱》展现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主旋律、那种时代精神，就是要挣脱五十到七十年代那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规约的心理冲动。《红高粱》传达了一个1949年以来长期遭受政治压抑的民族的集体的激情。所以我说莫言的《红高粱》是生命的寻根而不是文化的寻根，他所要寻找的是剥离了文化外衣的生命内核，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质的东西，带有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和生命的激情在里面。但是，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如果大家认真地阅读了《红高粱家族》这部长篇（由《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部中篇小说构成），而不仅仅是着眼于《红高粱》这部中篇小说的话，你会发现，莫言写到后来又对生命意志有所反思，他已经感觉到了仅仅是生命寻根还是不够的，如果每个人都任由生命激情进行非理性的宣泄的话，将会给文明带来很多的灾难，历史将会陷入非理性泥坑之中，人类将会万劫不复。于是我们看到了莫言在《狗道》和《高粱殡》中对“我爷爷”的生命强力的批判性审视，这就使《红高粱家族》在精神取向上比单纯的《红高粱》更为矛盾，也更为复杂与多义。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红高粱》不仅仅是一部寻根小说，它还是一部新历史小说。虽然当年莫言写《红高粱》的时候并没有“新历史小说”这个提法，但当学界在九十年代提出“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时，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红高粱》，发现《红高粱》其实是九十年代以来大兴的新历史小说思潮的先驱。而且，我以为《红高粱》影响到了后来实写《白鹿原》。在《红高粱》乃至《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把“我爷爷”、“我奶奶”的光荣事迹作为一种土匪武装的抗日故事来进行叙述，把它放置在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的二元对立抗日叙事模式之外。在红高粱故事中，的冷支队长的队伍和共产党的江大队长的队伍都活跃在胶东半岛上进行抗日活动，但“我爷爷”、“我奶奶”始终保持一种民间的姿态，不与任何一方政治力量合作，既不与冷麻子合作，也不与江小脚合作，莫言的这种历史叙事，超越了国共两党二元对立的政治历史叙事模式，这是他对当代中国文学所做出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在他之前，绝大多数的革命历史叙事小说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之上进行叙述的，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作品《红日》、《红岩》、《红旗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烈火金刚》等等，都是如此。人在这批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中无一例外地是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对立面而以反面形象出现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真正大胆地突破了这种政治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模式的重要作品，还得首推莫言的《红高粱》。《红高梁》讲述的是生存在国共之间政治夹缝中的民间抗日武装的英雄故事，这是一个介于意识形态上的红与黑之间的民间故事。如果追溯起来，这种超越政治二元对立的民间叙事可能渊源于前苏联文学中的两部经典作品，这就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在战争年代里选择了站在历史夹缝之中的尴尬位置，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红军部队与白匪武装之间，两位主人公都选择了做失败的民间英雄，他们悲壮而苍凉的人生故事给读者留下了经久不灭的震撼。九十年代初面世的《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同样也超越了国共党争的政治立场而坚守着个人化的传统文化立场。作为一个传统宗法家族的族长，白嘉轩既不跟共产党走，也不跟走，他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老路。这是一条历史的中间道路，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是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白嘉轩的道路也许注定了要破产，但他的悲剧结局比起那种胜利姿态的历史正剧更能摧折人心。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文学叙事的政治立场问题。人们时常会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误以为非此即彼，除了朋友就是敌人，除了正确就是错误，除了进步就是反动，除了革命就是反革命，由此在根本上驱逐了“第三种人”、“自由人”或“中间道路”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实际上，以上谈到的这些作品，它们站在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对立观念上来写作，从艺术创作上来讲，这就是一种可贵的突破。就这种艺术突破而言，莫言当年是走在了实的前面的，说《红高梁》是《白鹿原》的前驱并不为过。

第三部值得说的作品是《丰乳肥臀》，这是一部争议非常大的作品，莫言甚至因为这部作品而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他当时在部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大家认为这部作品中涉及了很多的政治问题。《丰乳肥臀》发表在当时刚刚创刊的《大家》杂志上，后来被授予了“大家文学奖”，并获得十万元奖金。《丰乳肥臀》对于莫言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回报，而名誉受到很大冲击的一部作品，是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很大转折的一部作品。莫言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是不是一种商业化的写作？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些问题。从写作的环境来讲，九十年代确实和八十年代不一样了，中国的九十年代是个多元化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文学的消费主义倾向已经很强烈了，以王朔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的崛起、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作家纷纷下海，这时候，对严肃文学作家的写作是一种考验。那么，有没有作家在雅俗共赏的名义之下追求商业的利益呢？我觉得是存在的。莫言的《丰乳肥臀》这个书名有没有商业的考虑？我觉得是有的。贾平凹的《废都》里“此处省略多少字”有没有商业化的考虑？我觉得是有的。实的《白鹿原》中很多的性描写有没有商业化的考虑？我觉得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作品带有商业文化的痕迹就否定他们。事实上，世界上很多的文学作品都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怎么可能完全不受商业化的影响呢？巴尔扎克写作还是为了还债呢。商业化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作家也没有必要去回避这样一些问题。但他们主要的并不是商业化的写作，哪怕《废都》也不是纯商业化的写作，贾平凹是为了表现埋葬了一个时代之后的巨大痛苦，他感觉到了时代的崩溃，告别八十年代的精英主义，走向九十年代的虚无与颓废，所以后来才有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国人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怎么突然一下子道德沦丧了、精神滑坡了，中国的文学出问题了，大家开始寻找人文精神了，《废都》是比较早地涉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作品，它预告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商业化时代的来临。《丰乳肥臀》也是在这样一种商业化的浪潮之中出现的一部大作品。撇开这种商业化的因素，我们再来客观地审视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这是莫言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洋洋五十万言，写得元气淋漓，莫言对它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情感。莫言自己的说法是，他想把这本书献给他的母亲，他在这部书的扉页上也确实是这样写的：“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大家刚读这部书的时候会觉得很荒诞，觉得这样一部商业化的作品怎么能够献给神圣的母亲呢？这不是亵渎母亲吗？其实这是对这部作品的最大误解，《丰乳肥臀》是一部很严肃的文学作品，莫言确实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于母亲的尊重和无尽的爱，并对以自己母亲为代表的中国母亲、中国乡村女性在二十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战乱连绵、动乱频仍的年代的苦难史，做了极好的艺术诠释。如果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的故事，那么《丰乳肥臀》主要讲述的就是“我母亲”的故事。读《红高梁》乃至《红高粱家族》，总感觉作者有意在“我母亲”的身上吝惜笔墨，那是因为莫言早就在心里酝酿着日后要写一部专门献给“我母亲”的大书！

当然，莫言生活在当代中国文学群星璀璨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他影响了同时代的别的作家，另一方面，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也会影响到莫言的写作。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后期，莫言的《红高粱》影响到了实写《白鹿原》，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实的《白鹿原》又反过来影响了莫言的《丰乳肥臀》的写作。《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一个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受难的父亲形象，《丰乳肥臀》的主人公上官鲁氏（鲁璇儿），一个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受难的母亲形象，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当代文学的“双璧”形象。实从莫言那里得到了艺术和精神的启示，反过来他写的《白鹿原》又对莫言的写作有很大的促动。《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不同于鹿子霖，鹿子霖是个功利主义者，他有意识地让两个儿子一个参加，一个参加共产党，以为有了政治双保险，没想到最后大儿子兆鹏不知所终，小儿子兆海在抗战中死去，竹篮打水一场空。鹿子霖有一种政治投机的心理存在，在那个年代里，这是情有可原的，也是非常真实的心态；而白嘉轩呢，他的境界比鹿子霖高，他超越了国共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无论白鹿原上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坚持一种农耕文明的“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立场，他的孩子参加政治活动，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激烈反对女儿白灵进城读书参加政治活动，事实上后来白灵正是被严酷的政治斗争所残杀的。白灵之死，是《白鹿原》中最令人心碎的情节之一。通过白灵之死，我们不得不佩服白嘉轩对世事的洞若观火式的预判力！我们通过比较白嘉轩和鹿子霖，一个是政治投机心理，一个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文化，我们发现，这种超越性的父亲形象，这种中间性的叙述立场，与《丰乳肥臀》如出一辙，只不过主人公由父亲换成了母亲形象。上官鲁氏一共养了八个女儿，有的嫁给共产党人，有的嫁给人，但这绝对不同于鹿子霖的有意布局，对于她来讲，并没有强烈的国共的区别，她只是抱着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同情弱者，不管是哪个女婿失败了，求助于她，她都敞开胸怀来接纳。如果用严格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你会觉得她是一个敌我不分的母亲，没有任何政治觉悟和政治辨别力，但实际上她是一个有巨大包容力的形象。我觉得，莫言塑造这个母亲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要超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叙事二元对立的心理模式或思维误区。甚至，我们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最喜欢的女婿其实是那个人――司马库。司马库是莫言本人比较偏爱的一个人物，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类似土匪气的英雄气。小说中有情节写到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司马库躲在坟墓里，有一个喜欢他的寡妇偷偷给他送饭，人民政府实在捉不到他，就把上官家的人抓起来，当司马库得知自己的亲人都因为他受到政治牵连时，他就自己从坟墓里走出来了。这是一个枭雄的形象。他在屠杀共产党的时候确实很坏，但有时他又表现出一种很义气的东西，一种江湖的情义和豪气，这是非常值得人尊重的东西。所以莫言打破了好人、坏人的界限，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二元对立的叙事局限，这是一种艺术上的突破，也是一种贡献。莫言从来都宣称，他是从人的立场上来写作的，他的文学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狭隘的政治文学。

文学现象范文第6篇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当前，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多媒体在古代文学中的运用，［1］古代文学与学生文学创作［2］等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立足于教学模式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学内容的丰富。同时，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各高校也普遍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但是囿于时间和教材，课堂上只能粗陈梗概，而难以涉及更为细致的内容介绍，这势必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知识更多地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古代文学的课堂更多地注重了文学性的分析、字词的赏析以及写作特点的总结，而忽略了作为基础背景的文化部分的介绍。因此，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中恰当植入古代文化因素如宗教、音乐、绘画、书法、建筑、史学、民俗等，既能够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又可加深对文学作品与作者的理解，调动学生课外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也能够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概论这两门课程有效勾连，弥补各自在讲授和学生理解学习中的不足。 一、讲解文学作品时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古代文学课程讲授大多采用文学史与作品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以作品讲授为主要内容和方式。这是因为作品是构成文学史的最主导因素，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学特色的形成都是以作品为基础的，脱离了作品，无疑是空中楼阁。传统课堂中对作品的分析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先讲作品背景，训诂字词，最后分析作品风格特点艺术成就。那么，在这种模式化的讲授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作品分析变得更为灵动，进而提高教学效果呢?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如果能宕开学生苦求艺术性分析的局限思维，适当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能使学生更深刻的理解作品，也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讲授过程中，既可在讲授单篇作品适时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也可通过讲学方式创新，对多篇文学作品进行对比赏析，并在赏析的过程中适时加入传统文化的要素。 1.讲授单篇作品。许多单篇作品均可植入传统文化因素以提升教学效果。如杜甫《房兵曹胡马诗》中有:“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俊，风入四蹄轻。”诗中以“瘦骨”为名马的标志。这时可以引导学生产生一种疑问:众所周知，唐人以肥为美，为何杜甫笔下的“瘦骨”却与唐人一般的审美观背道而驰? 引导学生产生疑问，激发学生思考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后，讲授者可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笔下的马的形象。如韩干的《照夜白图》、《牧马图》等。很显然，韩干笔下的马是很肥大的。这就与杜甫诗中的审美观形成一种显明冲突。如何解决这种冲突呢?讲授者宜乘机引入杜甫的审美观念，即他所提倡的“瘦硬通神”，因此，杜甫批判韩干说:“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丹青引》)。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自己体会李贺《马诗》的渊源所自，进一步理解杜甫的诗学对李贺的影响。 古代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部分是通过文学作品传递与继承的，不同时代的作品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唐为例，如杜甫《丽人行》中传达出唐代仕女的着衣风尚;而李白的《长干行》又涉及到唐时的商人阶层的生活;通过朱庆余的《近试上张籍水部》则可透视唐代科举制度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的讲解过程中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可以使文学作品的讲解更为灵活，也能使学生对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强化作品在学生脑海中的印象，提升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记忆效果。 2.多篇作品类比式讲授。所谓类比式植入法是相对于单篇文学作品植入法而言的。在这里，讲授者不妨偶尔打破先介绍作家生平、再介绍作品、最后总结艺术特色的传统教学模式，同时对不同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对比赏析，并在赏析的过程中适时融入传统文化要素。当然，多篇文学作品的选择并不是无序列的、任意的或随机的，必须是具有某种类似的性质。通过这种方法，同样能使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李贺《李凭箜篌引》、韩愈《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琵琶行》三篇同样描写音乐，同样在古代文学课程中是必读篇目。且被认为“皆摹写声音至文”。［3］ 在学习中将三篇进行类比学习，除去文学意义上的解读，还应该捎带介绍一些音乐知识。比如对箜篌、古琴、琵琶的形制配以图片做相关介绍。也不妨调动学生的听觉，将这三种乐器的声音通过多媒体各自播放，让学生感受不同的乐器声音之美。将视觉、听觉、形态、色彩融为一体，使学生充分感受与理解美学上的通感，使视觉形象、音乐之美和文字之美更为切实可感。这样就使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更为细腻清晰。 再如对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与李商隐的《蝉》进行类比分析，贯穿入蝉的人文意义，使学生理解为何古人吟诗喜用蝉的意象。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举。总之，对作品的分析与理解是学习文学史的支撑，也可以说是古代文学课程讲授成败的关键，因此，讲授者要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讲授方法。 二、讲授文学史时植入中国传文化因素 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必然会涉及到作家生平及其文学观点的阐发，这一部分就是文学史部分的内容。许多讲授者在介绍作家生平时容易陷入背诵年谱的怪圈，而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又容易将其分成单调的流水账似的条目。因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是古代文学课堂中最为枯燥的部分，也容易导致学生的学习倦怠。如果能在这部分内容里合理植入传统文化的成分，会使讲授效果事半功倍。 如讲解杜甫时，都会提到他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学习经验。 用来说明他在写作时由于广泛阅读而能达到收发自如的境界。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多加介绍，仅仅是为了证明而证明。学生也只是机械性的记住了这句话而已，并没有更深层的体会。若在此处对“卷”字在古代文化上的意义进行解读，则讲授效果可得到较大提高。卷轴装是中国古代书籍装订形式的一种，盛行于隋唐时期(并运用多媒体播放相关图片，做更直观的介绍)，使学生对唐代卷轴装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援引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说明唐代著名私人藏书家李泌藏书也不过万卷，来证明杜甫读书之多，也可说明杜甫在读书万卷之后油然而发的一种自信与自负。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杜甫“转益多师”(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诗学观念的认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与接受视野，实现学习深度与广度之间的有机结合。#p#分页标题#e# 三、延展式植入中国传文化因素 延展式植入法是讲授者拓展教学空间，充分利用学生课堂讨论及课余时间，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学习兴趣及理解程度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脱离教师填鸭式教学的被动植入，使学生在课堂内外主动接受古代文学中所渗透的传统文化因素。这种植入法形式灵活，也比较符合年轻人活跃的学习心理状态。 1.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以活跃课堂氛围，因此是高校教学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因素的植入也可以采取这种手段。比如在学习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时要求生发史学思考。可先布置学生在课下翻阅史书，注意盛唐时期的对外战争情况。在课堂上留出一部分时间请同学通过对此诗的理解来探讨王昌龄对战争的看法，由此及彼，延伸至其他诗人，如李白、李颀、高适等人对战争的看法，并选取这些诗人的作品(如李颀《古从军行》、高适《燕歌行》等，这些诗歌同时又是唐代文学课程中必读篇目)进行对比分析，了解整个盛唐诗人的战时心态，并能做到诗与史的融会贯通。 2.课堂外部。课堂外部的传统文化植入，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走出课堂，根据当地不同情况参观文史展览馆、文物资料、寺庙、古迹、碑刻等，通过与古人留下的实物接触，参照实物理解文学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可拉近学生与古人的时空距离，使学生更理解古人的心理与生活状态。达到对古人的“了解之同情”，［4］且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的欲望。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杜甫《登岳阳楼》、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杜牧《赤壁》等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从而使学生充分理解所谓的“触景生情”、“为情而造文”以及情景交融。 四、传统文化因素植入古代文学教学的注意事项 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并不是简单易行的，因为教师的行为选择及授课方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有效接受度。所以生硬的为植入而植入或者没有选择性的盲目植入，往往会起到负作用。因此，在古代文学讲授过程中植入传统文化因素必须考虑其时机和适宜性。 首先，讲授者必须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 对教师而言，准确把握植入时机、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扩大自身的知识范围，不断的在自身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扩展知识面，完善自身专业知识体系，达到博观而约取。只有如此才能在适当的时机植入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在课堂上收放自如 。其次，注重植入时机的把握。在古代文学课程中植入文化因素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发散性思维，也需要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因此小插曲在课堂中的演绎，既能丰富课堂内容也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切忌牵强附会，在不适当的时间植入会割裂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也会使学生产生反感情绪，影响到课堂教学。 再次，注意主要讲授内容与植入传统文化因素之间的主客关系，合理分配时间。课堂时间是宝贵而有限的，因此要注意讲授时间的合理划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言，毕竟是以文学史及作品为主，若过多植入传统文化因素，容易产生喧宾夺主的倾向，破坏学生对文学史的整体把握。这就要求教师在传统文化植入教学中不能沦为对某一文化因素的冗长枯燥的介绍，要裁减得当，简洁生动，点到即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提供线索，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预留自我学习的空间。 再次，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学生的认知水平决定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及教育思想。在植入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考虑到学生的认知水平与知识基础，这样才会使学生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有效记忆。 总之，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中恰当植入宗教、音乐、绘画、书法、建筑、史学、民俗等传统文化因素，既能够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又可加深对文学作品与作者的理解，调动学生课外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在古代文学课程中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也是转变教师教学行为和教学方式，深化教学改革的一种有效方法。这对于拓展学生的思维与知识空间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文学现象范文第7篇

李东华

2008年的儿童文学是热闹喧天的，无论是对经典的重新包装，还是对原创作品的大力襄举，这一年本土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数量之多，足以让读者在眼花缭乱中感到选择的艰难。这当然和200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而2009年又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不无关系，一些“献礼”和“纪念”性质的大部头丛书隆重出版，如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烘托出一种喜庆氛围。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2008年儿童文学的繁盛应该是中国儿童文学长期积累后的一次“井喷”，更离不开“市场”这根魔术棒在背后强有力的推动，因而有很多的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

“市场”的扩大与“人才”的紧俏

2008年更多原本和儿童文学毫不沾边的出版社开始积极介入这一领域，如2008年上半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成立了青少年图书事业部，计划推出“中国原创冒险文学书系”，并已和李志伟签约，于年底出版了“李志伟冒险小说丛书”。而前些年停刊的一些儿童文学期刊开始“复活”，如少年儿童出版社一度停办的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的《巨人》，今年重新开始试刊；甚至一些民营出版力量开始创办一些新的儿童文学杂志，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2008年创刊的《读友》（少年文学半月刊）。而一些老牌的期刊如《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少年》《中国校园文学》等纷纷采取增加下半月刊、选萃、小学版和中学版分开办等办法，不断扩大刊物的容量。这些都表明，在出版市场相对疲软的今天，儿童文学的市场前景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原因很简单，少年儿童是当今中国的阅读主体，而这个人群高达3.47亿，如此巨大的一块蛋糕，难免会吸引众多的出版社来分割。

出版和发表阵地的迅速扩张，使得儿童文学作家们显得紧俏起来。也许还没有哪一年的日子像2008年这样好过，相信每位作家都已没有多少存粮，甚至长在地里的庄稼也已经作为收成被预订了出去，真是有点“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滋味。这当然是儿童文学作家们的福音，但出手太快的稿子难免有欠缺打磨的遗憾，而缺乏竞争的队伍，常常会在艺术上产生惰性。因而，去除对儿童文学的“小儿科”的偏见，呼吁更多的富有才情和天赋的作家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来，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2008年，显得尤为迫切。

“丛书”的热闹与“单行本”的冷清

2008年的儿童文学出版依旧讲求规模和速度，继续以“集团军”的面目示人。无论是经典还是原创，大都以“丛书”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一批作家集体亮相，或者是一个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同时出版。而且这种“丛书”的规模有越做越大之势，自从前些年湖北少儿社推出“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并一炮打响之后，追求宏大似乎已成为儿童文学出版界的风尚。把不同艺术风格、不同门类的作品或作家纳入一个书系，使得一套套丛书如同阅兵式上的方阵一样壮阔而整齐。

一种丛书形式是很多作家的集体“大合唱”。2008年，在冰心奖创办20周年之际，由海豚传媒集团策划、上海美术出版社推出的“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已经出版了30本，还将继续推出20本。这套丛书囊括了获得过冰心奖的几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各种体裁的原创作品，但尤其以“60后”、“70后”的年轻一代作家为主。安徽少儿社的“小橘灯・校园纯小说”系列和江苏少儿社的“当代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也推出了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此外，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小布老虎丛书正值十周年纪念，推出了“十年纪念珍藏版”丛书，精选过去十年中出版过的优秀作品重新包装推出；中国少儿出版社的“皇冠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陈伯吹桂冠书系”，2008年都在继续出版新书；不可不提的还有湖南少儿出版社推出的“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所收俱为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还有一种丛书形式是作家个人的系列作品集中推出。这是最近几年作家出版作品的一种最主要的出版形式。一个初登文坛的新人，一出手就是三五本甚至七八本作品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相比之下，单行本的出版就显得比较冷清，长篇小说《会跳舞的向日葵》（秦文君）、《腰门》（彭学军）、《真情少年》（李建树）、《家有谢天谢地》（谢倩霓）、短篇小说集《狼獾河》（黑鹤）等是其中的优秀之作。而这些作品都出自名家之手，新出道的作家很难看到他们的作品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

“丛书”这样一种出版策略，当然还是和市场这个指挥棒分不开的，因为丛书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单行本很容易形单影只地淹没在图书的大海之中。当然，丛书比单行本更容易提升发行量，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些丛书的策划出版显示了少儿出版的实力和魄力，好处是让很多经典作品能够全面地展示给读者，让很多年轻作家得以集中亮相。但有些丛书，尤其是作家个人系列作品，也容易造成形式上的宏大和内容上的贫乏之间的矛盾。一个作家，短短的时间内就推出一套甚至几套书，每一套又是好几本，拿在手中，有时会有“鸡肋”的感觉――书中时不时会显现出作者的才情，但是，这些才情稀释了，摊薄了，题材也趋于同质化。艺术贵在创新，但这些丛书的一个致命伤在于单调与重复。认真地雕琢一部作品，使之内容丰厚，在今天变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郑春华从2007年开始推出系列丛书《非常马鸣加》，2008年又有后续作品面市，这套书是本年度的丛书中比较优秀的一套，这当然源于作者多年的扎实的生活和艺术积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丛书”这种写作形式对于自身的艺术才情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挥霍和浪费，从长远来看，艺术才华被过度榨取，是不可能不影响到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力的。

“长篇”的单调与“短篇”的繁复

相比较来说，“长篇”往往比短篇小说在艺术上更考验一个作家的综合功力，因此，“长篇”的优劣常常作为判断一个时期创作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从最近两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长篇”尤其是长篇儿童小说的创作，却有着趋向“单调”的误区，这当然和前面提到的“丛书”热、单行本出版较难不无关系，况且容易受出版社青睐的题材又比较单一地指向校园小说，尤其是以“顽童”为主角的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热闹型校园小说。因此，撇开长篇儿童小说惊人的发行量，我们会发现，对于儿童生存状态反映的深度与广度，对于儿童文学艺术探索的深度与广度来说，“短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是远远地被忽视和低估了。

2008年是“短篇”儿童文学作品大有收获的一年。目前，市场上至少有五家少儿社同时推出儿童文学短篇作品年度选，这也显示了短篇创作的数量之丰。短篇儿童文学作品反映出的社会内容更加全面和广阔，题材更加丰富，艺术探索更加活跃。像短篇小说《姊妹坡》（陆梅）、《秀树的菜窖》（三三）等对于童年心灵图景的深入挖掘，让读者更能体会到一种深度阅读的魅力；汤素兰的童话《天堂》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作者短篇童话创作的精致和诗意；而且，繁茂的儿童文学期刊使得一些新人得以崭露头角，像写童话的汤汤、流火，写小说的李秋沅、舒辉波、庞婕蕾，甚至像写诗歌的年轻的“90”后慈琪和张牧笛，都显示了一种蓬勃的创造力和不羁的想像力。虽然，各大出版社紧盯着的基本是一群相对成熟的作家，但我们也应该把目光盯向短篇写作领域，其中所显现出的新人特有的创作活力，可以让出版社发现更多的人才资源。

“通俗化”写作的成长

与“艺术写作”的坚守

评论家朱自强曾经指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走向就是通俗（大众）儿童文学从整个儿童文学中分化了出来，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通俗儿童文学与艺术儿童文学两种类型刚刚开始了比较清晰的分化。我觉得这个观点有助于把当前儿童文学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厘清。事实上，“通俗”和“艺术”写作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写作，虽然都是文学，但它们还是有各自不同的创作规律和评判标准。如果不把他们放到各自的评判标准下去言说，去要求，那么一派就会把小读者的喜欢与否和图书的发行量作为评判图书优劣的惟一标准；而另一派则会认为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才是给小读者推荐作品的标准；二者都容易抹杀彼此所作出的不同贡献。尤其是其中一种声音压倒性地占了上风之后，都会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创作秩序带来不利影响。

“通俗”的和“艺术”的当然应该并存，但是，在儿童的童年阅读中，“通俗”的读物和“经典”读物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才能使之获得的精神营养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这是出版界和创作界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儿童文学是给人性打底子的文学”，这个“打底子”的给精神补钙的作品和“就是要给小读者带来笑声”的比较轻浅的阅读之间，是需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的，否则，一个完全在大众文学中浸淫长大的民族，他的精神成长必将在未来的一天呈现出偏颇和脆弱。

从2008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多作家一直在坚守着“艺术写作”的原则的。而“通俗”类的作品则继续保持良好的出版势头。2008年，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又有新作面世。而葛冰则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侦探推理类的童话小说“皮皮和神秘动物”系列；曹文轩的幻想小说系列“大王书”的第二部《红纱灯》也已面世；彭懿则在江苏少儿社出版了“彭懿精灵飞舞幻想小说集”；李志伟在北京少儿社推出了“开心学校幽默丛书”、年底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推出了“李志伟冒险小说系列”。

事实上，虽然“通俗化”写作大行其道，但其主要的问题依旧不是数量太多了，而是精品太少了。尽管，侦探、冒险、悬疑、校园、幻想等等类型化的作品都很受读者欢迎，但是，我们依旧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类型化作家。这些名家的介入，一定会不断提升我国“类型化”儿童文学写作的艺术品格，不断开拓新的写作空间。

王宜振的情趣

王式俭

在儿童诗创作上，王宜振曾进行过艰苦的探索。他的诗，想像奇特、语言清新活泼，充满童心童趣。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读到他的《秋风娃娃》时，曾为作者新奇的想像而惊异，诗很简单，仅有八行，但一位淘气天真的秋风娃娃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秋风娃娃可真够淘气/悄悄地钻进小树林里/它跟那绿叶儿亲一亲嘴/那绿叶儿变了，变成一枚枚金币//它把那金币儿摇落一地/然后又轻轻地把它抛起/瞧，满天飞起了金色的蝴蝶/一只一只，多么美丽！”这首诗采用了传统的比兴手法，诗中将秋天的落叶喻为一枚枚金币，既形象新颖，又有很强的暗示性。历来吟咏秋天的诗，多为萧瑟衰颓的景象，那是成年人的秋天，对于不知愁滋味的儿童来说，秋天正是美好的收获季节。

在《有一个节日在六月》中，作者深情地写道：“有一个节日在六月/在孩子眼里，它只是一片小小的香椿树叶/让树叶的叶脉连接起每个孩子的脉管/让每个孩子的脉管里流淌着一条喷香的河……”诗中作者没有选择玫瑰和紫罗兰，而选择香椿叶暗喻孩子们节日的温馨。这一比喻，城市长大的孩子也许会感到陌生，但在北方农村长大的孩子，就会感到格外亲切。春天，正是北方农村采摘香椿叶的季节，可以想见，节日里孩子们可以不做功课，他们攀上高高的香椿树尽兴玩耍，乐何如之！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说：“美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每个人应该默认他自己的感觉，也应该不要求支配旁人的感觉。”如果读者了解作者农村生活的经历，便不难理解作者的选择了。《斗笠》《我从田间采猪草归来》等诗也能看出作者类似的审美追求。《斗笠》是2005年收入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上册的名篇，该诗采用博喻和象征手法，寄托一位农村母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和无限关爱。诗的最后两节这样写道：“孩子，戴上这顶斗笠吧 / 让这朵故乡的花儿伴你在闹市穿行 …… /孩子，戴上这顶斗笠吧 …… 让它在你的头顶，成为一盏不熄的灯。”诗中，母亲一再嘱咐孩子戴上的斗笠究竟象征什么呢？当代著名画家李可染说：“空白、含蓄是中国艺术一门很大的学问。”诗的智慧在于藏匿，一首好诗应将诗意藏匿起来，让读者去想像。这首诗的魅力正在于此。

王宜振在童诗创作上走过一段漫长的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多荣誉，作者从容面对，在《荣誉的忧伤》中，他这样写道：“只有卸下这些沉重的荣誉/赶路才会一身清爽/心头的块垒落地，心里方感到舒坦畅亮……”童诗，是点亮儿童心灵的焰火，我们祝愿作者为孩子们写出更多好作品。

儿童文学的亮点与问题

谭旭东

200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对于儿童文学来说也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无论创作、出版，还是理论批评，都出现了一些热点，甚至可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创作：儿童小说创作

女作家占居上风

2008年儿童文学创作整体还是不错的，比如儿童诗出现了不少精品力作，张怀存、张晓楠、李德民、侯泽俊等青年作家屡有佳作，青年女童话作家中米吉卡、汤汤、阿欣、于潇、陈丽虹、曾维惠等，可以说在各种刊物上都是头条作者。最热闹的当然就是儿童小说。从开卷及其它图书销售排行榜上，也可以看出女作家风头非常强劲，如杨红樱、伍美珍、郁雨君、肖定丽、赵静、童喜喜、王勇英、商晓娜等，可以说占据了最显要的位置，而且她们基本都是以幽默的儿童生活故事写作为主。男作家中占主体的还是曹文轩、张之路、沈石溪、常新港、周锐等已经卓有成就的作家，青年男作家中也差不多只有李志伟、鲁奇、王钢等人的儿童生活故事还有一定的冲击力，但与青年女作家的强大势头相比，差距非常明显。

目前，儿童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的取向就是小说“生活故事化”，大部分畅销的儿童小说其实都是生活故事，而且是具有情景剧性质的、具有时尚气息也带着都市情调的类型化儿童故事。这一来反映了儿童小说作家对读者的准确定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儿童小说创作对影视文化风格的借鉴及儿童图书出版对创作的调控力度越来越大。

期刊：纯儿童文学刊物迅速壮大

2008年的儿童文学期刊的发展状况令人鼓舞，可以说走出了几年前发行的低谷。北京的《儿童文学》杂志在原来半月刊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了旬刊，而且每期总发行量已经突破了50万大关。南京的《少年文艺》也变成了一月三刊，每月不但出版有纯文学版，还出版了少年写作版和少先队活动版，发行量也非常可观。天津的《童话王国》每月也出版两期：一期为小学高年级版，另一期为小学中低年级版。北京的《东方少年》也发展成了旬刊，并出版了作文版和低幼版。创刊才一年多的《读友》（少年文学半月刊）杂志也变成了旬刊，并且短时间内凝聚起了众多的作家资源。这种变化一来反映了儿童文学刊物在应对市场和读者细分局面时的运营智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儿童文学阅读环境正在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纯儿童文学期刊的转好，扩大了儿童文学发表的阵地，也调动了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积极性。现在，青年作家不但在个人网站、博客上大展风采，而且在纸质刊物上也越来越受到追捧，这也是青年作家不依赖扶持而能走近读者的重要原因。

出版：原创重复跟风 缺少品牌建设

各个少儿社在作家创作资源的挖掘方面还显得缺乏眼光，总是围着几个名家转。改革开放30年是2008年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但围绕改革开放30年所出版的儿童文学图书在新意上略有欠缺，出版的几套书都是重复旧作，其实这样浪费了出版资金，对读者来说，也难有好的阅读效果。其实青年作家中有很多优秀的创作成果，无论童话、小说，还是散文、诗歌，都有很优秀的作品，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湖南少儿社和辽宁少儿社分别出版过“小虎娃”系列和“小虎队”系列外，没有哪个出版社出版一套比较大规模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丛书。我个人觉得做儿童文学图书品牌，关键是要善于发现新人，善于挖掘新的创作资源，善于整合最新的创作力量。新品牌、新经典是靠建设起来的，是靠精心经营起来的，没有自己精心经营的品牌，出版社就不可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另外，出版社不愿意在青年作家身上投资，就会因为急功近利而失去作家的信任和读者的信任，当然也会被市场抛弃。

理论批评：绝对化思维与话语缺失

2008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几乎没有建设性的成果。不过，要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没有一点动静也是不准确的，比如说，围绕杨红樱图书的畅销，就展开过几个人的争论，但细心人一定会发现，这些争论的话语不是理性的，多注重新闻性和市场性，缺少学理性。其实，杨红樱作品的畅销不能完全归于商业化的因素，如果完全没有审美的因素，杨红樱也不可能畅销这么长时间。另外，无论是读者认可，还是专家认可，都是需要智慧的，读者也不是媒体随便可以欺骗的。尤其是在儿童阅读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和教师引导和控制的情况下，儿童图书的购买行为更不可能非常随便。所以把杨红樱说得一文不值，显然是缺乏基本常识的。另外，把儿童文学的商业性写作完全否定或把市场化一棍子打死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我们判断杨红樱的作品也不能仅仅依据小读者喜爱，或者说完全依据市场码洋。专家应该有专家的判断和理由，如果专家把杨红樱作品的审美因素或其它导致受众很多的因素理性地分析出来了，那么，也就不会遭到非议，也不会被人指摘为参与商业炒作。

从关于杨红樱的争论来看，儿童文学专家参与儿童文学作家的评价是一件需要拿出专业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工作。从近年的经验来看，儿童文学专家完全成为出版社商业营销的“代言人”也让专家们失去了专业品格和读者信任。这个教训是值得反思的，儿童文学阅读推广也犯了这个毛病，近年来好多人都拉起一支队伍进行阅读推广，有的还打着非常醒目的旗号，甚至给人以非常具有文化责任感的印象，但实际上都陷入了商业化运作的怪圈，结果现在都渐渐地失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为家长和老师认识到了，这些阅读推广的背后都有出版商在支撑，谁给了推广者利益，推广者就会说谁的书怎么好怎么好。这样下来，没有几年，阅读推广活动的可信度就会打折扣。

文学现象范文第8篇

新媒介文学现象与身份定性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电子文化促成了种种“后”理论的产生。我们说，它同样也促成了“后”文学景观的产生。手机文学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学现象，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学的侵犯和僭越，不如说是文学作为文字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延展和拓界，是后纸张时代和后文学时代雅俗共赏的文学景观之一。

手机文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其身份的确认问题，它是否可以称得上文学？其诗性品质何在？从目前现有的对手机文学的观点和看法来看，有持完全排斥的态度，这种观点坚守文学的边界，认为手机文学乃文学的他者，断然不是文学，其天生的娱乐性胎记和潜在的商业性目的，使它难以达到文学的升华和涅。（参见吴红光：《短信文学研究综述》，《襄樊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不可否认，按经典的标准衡量，手机文学的文学特质的确弱，但弱不等于无，我们可以说它是不成熟的文学，但无法说它是绝对的“非文学”。其实，讨论手机文学是否是文学是一时间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妨暂且悬搁。对它进行定性分析也许更明智可行。

从现有的文学格局看，纸媒文学、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各自为政，但不是三分天下，三种不同媒介的文学不能平分秋色，它们的存在有梯次性，各有其层次和空间，各有其功能和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文化与文学的人群所属并不如此分明。社会分层和公众趣味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有不同种类的亚文化群体和不同趣味公众，文化和公众有不同的分层和偏好，但实际上人的趣味偏好并非泾渭分明、整齐划一，往往有重叠之处，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每个趣味公众都有其自身的一套偏好，但是这些偏好之间也存在某些重叠的地方――中上等公众从低俗趣味的文化中拾取精神食粮，反之亦然。”“这种‘骑墙’文化的模式很普遍；中上层公众会背离自己的文化而投入较低俗的文化之中，底层的趣味公众偶尔会参观博物馆或交响乐会。”（[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介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6页。）手机文学显然难以与纯文学的高雅品位与精神追求相比，但正是不同人群存在这种文化趣味和偏好的重叠性和弥散性，才有手机文学的跨界生存，才有短信文学的兴盛和雅俗共赏，作为新媒介文学现象的手机文学，犹如午后茶点，成为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的现代人的精神玩伴和“电子零食”。笔者非常认同作家韩少功的说法，即手机文学是文学的零食，不能混同和替代文学大餐，大餐和零食之于人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只有零食难以高质量生存，若无零食，则少了情趣的调节。

正如手机文学现象处于存在的初级阶段，基本可定性为准文学类型，同样，手机文学作为新媒介文学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后文学特征。新的电子和数字媒介的介入，不断挑战文学的底线，导致文学界限的内爆。随着新媒介文学的技术元素融入，纯文学的形态和性质也被不断置换和刷新，代之以后文学性的登场。这主要表现在技术的介入促使文本范式发生转换，即书页文字被图文并茂、音画并行的流动界面所代替。强化了文学对技术的依赖。此外手机文学的后文学性还体现在它的与传统纯文学超越性、审美性的不同，愉悦的政治学诉求是第一本质，具有日常性、娱乐性、宣泄性、互动性、亲民性等后现代文化的美学特征。

混搭特征与文化政治学分析

西方学者阿诺德总结了手机传播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二元化的矛盾性和悖论性，即移动与固定、解放和束缚、近与远、独立与依赖、公共与私密等等（参见季念：《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2000年以来国外学者关于手机与时空关系研究述论》，《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的确，手机文化有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但在笔者看来，用矛盾或悖论来指认手机传播和手机文学的这些异质性特征，似乎存在遗漏，而且有简单化、绝对化之嫌。实际上手机文化与文学具有异质性、多元化特征，如正面的、负面的、中性的特征，如娱乐的、功利的、游戏的、商业的、现实的、时效性、政治的、庸俗的、世俗的、日常的、严肃的、幽默的、智慧的、民间的、大众的、快捷的、互动的、流行的、匿名的、狂欢的，等等，这些特征常常并不是截然对立，往往是混杂一处，杂糅式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甚至相互转化。所以笔者宁愿借用流行的服饰学词汇“混搭”一词来描述手机文学的多元特质并存的状况。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所说，技术的不断发展的结果往往带来含混性，也促成了理性与文化的含混性。

手机文学的混搭文化特征和愉悦的政治学诉求，使其具有复杂的文化政治学特征，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分析手机文学现象与现实社会和主流媒介复杂的话语互动关系。二是从性别政治视角对手机文学现象进行女性主义批评。

手机文学现象突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特征，即在于它以民间话语方式和路径，挑战、颠覆、解构现实的主流媒介的权力话语传播，对主流的、官方的和大媒体的报道和事件，以自己独有的灵活、巧妙、快捷的特点，进行回应，有批评、对立，有配合、补充和延伸，但无意与主流媒体争话语强势。在中国乃至世界近年发生的较大事件中，手机短信几乎都在第一时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参与和回应。从文学的角度看，无疑起到纯文学中杂文的作用，但它与杂文的精神诉求不同，手机文学无意于充当剑拔弩张的“投枪”和“匕首”，更主要的是奉持娱乐和开心的后现代游戏精神。如“三鹿奶粉”事件的一条手机段子，以反话正说的方式借奶粉事件，历数近年来食品的种种造假事实，“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认识了硫磺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

与主流媒体方式不同，手机文学段子往往并不集中一件事进行具体描述和议论，而是将类似或相关的事件串联一处进行集结式表述，不经意间带出意图和主旨，常常收到鲁迅杂文所擅用的“顺便偶刺之”手法之艺术效果。

很多论者注意到政治与性的结合和拼贴，成为短信的主要文化特征和眼球卖点，也是手机文学生产的商业策略之一，的确如此。与此同时，如果对短信文学进行文化政治学分析，不难发现，短信段子的叙述人的性别取向和立场，大多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所持的两性关系立场大多是陈旧甚至是腐朽的，女性观也是较为落后和缺乏现代性的。手机文学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物化的供男性欣赏的欲望客体，充斥着对女性形象的贬损，低俗的色情的东西更是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几乎有目共睹，人们往往过多享用了短信段子的愉悦性功用，常常忽视性别贬损和两性关系的低俗表述。如《女人称呼大全》《男人女人》《婚前婚后》等。低俗的性的东西的大行其道和哗众取宠，根本上看还是现实的男性中心社会的深层文化结构的一种投射，加之手机的私密性和匿名性传播更使其所具有的狂欢化出现负面性特征，正像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尽管父权制与当前的时机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主流的视觉经济仍然在沿着传统的社会性别生产路线主宰一切.......”（[荷]L.van.Zoonen：《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手机文学现象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甚至低俗色情的两性关系问题，由于其以微观化、随时随处的方式传播蔓延，其产生的潜在的社会性、文化性后果往往于不经意间，消解着现实显性层面的自觉理性行动，将社会文化的建构性努力向下拉动，从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看是“再生产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因为“色情不能只被认为是性幻想的再现，或者是以潜在的自由方式描述和性，它其实是对男性控制妇女的权力进行颂扬。”（[荷]L.van.Zoonen：《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弱文学性与强修辞性

手机文学因其空间和界面篇幅的限制，文学书写所应具有的情境的、心理的等展开性描写叙事只能舍弃，并因此导致其文学性削弱的客观宿命，故在各种媒介文学样式中，被视为文学性最不强的，它最多只能算文学的“卡拉OK”“拇指的狂欢”，它的娱乐性、实用性大大超过文学性诉求。但人们又难以否认手机文学世界却有最强修辞性，各种修辞现象和修辞用法最丰富、最密集。这种强修辞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手机文学文本生产的技术生命线，没有修辞手法的集中运用，手机文学可能无法突显它的独特与精彩。换句话说，正是在修辞性特征的托举提振下，手机文学才彰显出它在生活世界与文学空间中的魅力，成为现代人难以舍弃的甚至有依赖性的存在方式之一。手机文学将被纯文学冷落和边缘化的修辞艺术重新发扬光大。

修辞作为话语与文本的建构方式，是手机文学的最重要的叙述策略，它将语音修辞、语义修辞、语法修辞、语形修辞、语篇修辞等修辞艺术无所不用其极。手机文学对修辞的运用仿佛人之呼吸，二者互为本体，言必有之，堪称生命。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种艺术中修辞学元素，几乎尽被手机文学以自己的愉悦政治学方式运用得淋漓尽致。正统的、为人熟知的修辞技巧如比喻、拟人、排比、夸张、对比、衬托、复沓、顶针、叠字、双关等类型自不必说，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史中的蒙太奇、意识流、巧嵌、歪批、拼贴、戏仿、反串、恶搞等亦悉数登场，还有当下难以命名的反常规语言新用法、修辞创新类型用法，古今中外大融会，极尽修辞之能事，极大地彰显了手机文学修辞智慧。

作为富矿，手机文学的修辞艺术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和突显，远远不到位，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多是浅尝辄止。总之，手机文学的“短”一方面限制了文学性的挥洒，另一方面又凝练出其修辞性的高强，手机文学的强修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表征了它的文学性。

文学现象范文第9篇

关键词：模式数字 文化和文法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很多自然科学及经济的规律和现象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那么文化和文法之中有没有一些数学的规律与现象呢？

美国人类学家查・威尼克就定义了一种模式数字，也称“巫术数目”或“神秘数目”，指“在特定文化中出现于不同场合的数字”，“习惯上或格调上一再重复，用来代表礼仪、歌谣、舞蹈模式的数字”。

在中国古代及现代文法与文化中，模式数字有很多，本文主要就此在文化和文法上的现象做一个粗浅的探索。

一、主要的模式数字

十以内以及百十千等数字在我国都多少有模式数字的功用，我们重点谈一下二和三。

“二”是一个重要的模式数字。二进制是数学上除了十进制以外的一种重要的运算体制，也是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算数基理。这种进制在我国古代文化中也是很有影响的。如体现东方智慧与思想魅力的我国古代著作《易经》就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其他的诸子百家著作中有关阴阳思想及朴素辩证法的探讨也应是二进制的一个渊源。

“三”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有考查报告记载，在一些原始部落中，最大的数字概念是三，超过的只能以“许多”之类的词来形容。因此，三与二一样，在结构、节奏上有着奇妙作用，与其它数字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比较重要的模式数字。

二、源流与发展

模式数字首先出现在口头文学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中，渐次向文人的笔头文学发展，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经历了由隐而显，再由显而隐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它在中国的文法上的表现，或于微观的修辞或语法习惯中，或在宏观层面上作为一种结构因素和手段。它们的恒定与变化造成了中国文学整齐、对称而又错综的形式美，这应含有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取向，也表现了中国人在美学上的一种平衡内涵的求索吧。

首先看口承文学中的表现。细味我国的民间口承文艺，好多情节都和“三”有关，如斗智要三次才分胜负，好人要受坏人三次类似欺压终反击获胜等。以四大民间传说为例，三就是结构情节的重要手段。

孟姜女的传说中，听到丈夫死讯后，她是哭了三天三夜才哭倒了长城的，并且在自杀前为应对秦始皇的逼婚，提出的是三个条件。《天仙配》中董永有三年的卖身期限。黄梅剧中董永也是先拒绝，直到土地公出面老槐树开口后的第三次才相信这飞来良缘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是同窗共读整三年，才心心相印的。白蛇传中，盗仙草一段，白素珍先是偷进昆仑山，被发现后就哀告，再不行后就硬闯。之后是先打败了鹿童，再被鹤童打伤，但又峰回路转被南极仙翁赠予了灵芝仙草。

再看正统文学，“二”在中国文学的重要形式诗歌楹联中就有广泛体现，并产生了我们独有的一种修辞：对偶。在古典诗歌中，楚辞到律诗多是一句三节拍，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伴随节奏形式的三，内容也多体现为三个方面，无锡东林书院有明代著名楹联：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在微观用词上也有体现，如：李白有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望庐山瀑布》），杜甫有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白居易有诗句：“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长恨歌》）。

在散文中，模式数字也同样体现出其结构文脉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分析文章入手。《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一篇大家都熟悉的文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中到处暗合三这一数字。较明确的有：

人有“妻、妾、客”；“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

赏赐分“上、中、下”三格；

时效有“令初下、数月之后、期年之后”；

场面有“门庭若市、时时而间进、虽欲言而无所进”；

方式有“面刺寡人、上书谏寡人、谤讥于市朝”；

范围有“邹忌家中、齐国朝廷、天下各国”。

细细品味，全文三问三思、三类三比、三赏三变，“三三”式的一一对应，回环往复，层层递进，琅琅上口。

模式数字在小说中的作为可看一下四大古典名著：

《水浒传》中有三打祝家庄的战役、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壮举。《三国演义》就是讲魏、蜀、吴三个国家的故事，还有就是刘备的三顾茅庐了。《西游记》中，最著名的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了。《红楼梦》的主要线索就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还有“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等情节。

至于程式化的中国戏剧，就无须赘述了。

三、现代文化中表现

模式数字所体现的作用，总体看应是形式的范畴，它与一切形式制度一样必然在极盛之后暴露出僵化与保守，失去活力之后让位于后继者，因此，它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式微就不奇怪了。但是，这种烙印是无法完全清除的，偶一为之，往往会触到我们的灵魂深处，使我们有蓦然回首的愉悦。

选一段台湾作家李乐薇的美文《我的空中楼阁》：

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型的花园的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适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骋怀。这个无限大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

总的是领土对领空。领土中是房屋衬土地，花园衬小屋，小路衬花园(小路又有大小的辩证的感觉)；领空中是举目对俯仰，左顾对右盼，心灵散步对眼睛旅行，最后归结到有限对无限。几乎处处构成了两两相对。

再细读全文，会发现在文章整体结构上也到处体现了二的韵律，试把全文从头到尾粗疏的梳理一下，我们会发现两两对应的句子缀满整个篇章。如“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等等。

通观全文前一部分重在自然景物的真实描写，后一部分则重在人对自然景物的感受，由实到虚，也是二二式的对应。

模式数字在现代更多的积淀在积聚民族特定文化要素民俗文化中。民间风俗中宾和主、应和对、来和往、嫁和娶，建筑中的对称布局，节令中的被强调的“二月二”龙抬头，这些都体现了“二”。在礼节中则以“三叩首、三鞠躬”等重复三次的礼节最为隆重。敬酒要三杯、祭祀须三牲、上香要三炷，时分早中晚，位分上中下，等等，又体现了“三”。俗语言中也有“三生有幸”、“事不过三”、“三思后行”，在地名上有相传大禹治水，用神斧把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引水东流而得名的三门峡市等。

在大自然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也是如此。

中国社会经几千年的融合，形成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主流思想体系。社会的一些矛盾的顺利解决必须经过第三方的仲裁参与，人民法院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外交谈判中往往有三方参与才能顺利会谈。如中东以巴会谈后面总有美国等大国的影子，现在北京的六方朝核会谈也大致分为三方。主席就运用我们民族文化的智慧提出了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第三世界”的概念。这也是模式数字文化以外的张力吧。

可以说，在文化方面，模式数字微观表现为具体的民俗行为，宏观则表现为社会的结构形式与规律。可以说与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一样既体现了科学的魅力与美，也体现了艺术的魅力与美，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完美融合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美］查.威尼克主编.人类学词典.

[2] ［日］关敬吾编著.民俗学.

文学现象范文第10篇

艺术大师们这种“美极生哀”的感受，用美学思想很难解释。从美学的创作规律来看，艺术家在创造美时，追求的是至美原则。画家要画出“标新立异”之作，文学家要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文，音乐家要发出“天籁之音”……艺术创作就是对美的不断攀登、超越、创新，把作品的美挖掘到极致，达到美的最高境界。艺术家们的这种唯美追求，获得了“美不胜收、炉火纯青、鬼斧神工……”等等最高级形容词的赞誉，然而，当艺术家们被这些美誉的光环笼罩时，他们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从心理学角度看，艺术家们这种“美极生哀”的感受，是他们对事物的“绝对化要求”使然。因为追求完美的心理，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极端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人无法接受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相悖。艺术家在创造美的作品时，他们的审美目标会越来越高，在这高目标的牵引下，他们的心里，只有不断地提升，无法接受衰落。然而这又与客观规律不符，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川端康成和这些艺术大师们，当然也懂得这个自然法则，他们知道美好的事物在达到极致后，就会出现可怕的衰亡过程，在艺术家看来，衰亡是对美的亵渎，他们无力阻止，无法挽救，所以“哀伤”。

这些艺术大师们，对美的“绝对化”的期待所引起的审美逆转，在哲学思想看来，是量变导致质变的结果。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首先从量变开始，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艺术大师们在建树自己的艺术成就时，每达到一个高度都是一次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艺术家们就是这样执着追求，不断超越，把自己一步步推向艺术的顶峰，然而艺术追求是无止境的，可是艺术家的创作生命是有限的。哲学思想认为，事物发展、上升到它的最高状态以后，本质上会出现缓慢的下降、衰落运动。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所以，艺术家们的创作在达到他们自己的极限高度后，他们的创造力就会发生逆转。艺术生命也有春夏秋冬，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的必然。对那些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们来说，当他们年老智衰，力不从心，再也无法超越自己曾经创造的艺术高度时，他们的心境是凄凉的，正如凡高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所说“悲哀永在我心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川端康成在看到盛开的、美丽至极的海棠花时感到哀伤的缘由了。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艺术家，也包括川端康成，他们在无法吞咽这份哀伤时，选择了结束生命的方式与艺术诀别，悲壮地谢幕。

当然，艺术家们的自杀现象，也并非是单一原因，他们的人生就像他们的艺术创作一样，是复杂而多元的。但是他们对事物的极致追求所造成的极端心理是他们不能“悠然下山去”的主要原因。

文学艺术这种“美极生哀”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见，人们的普遍心理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比如：当官的在辉煌一时后，很难忍受“门庭冷落车马稀”，即使普通人在时过境迁，大势已去后，也会感伤自己的暮秋。那么，这种哀伤情绪怎样克服呢？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哲学思想认为：由于量变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事物才能保持其原有的性质，所以，当我们需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时，就必须把量变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就是说，人们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态度，要从容冷静，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收放适度，不偏激、不极端，注重过程，淡泊结果，在取得成就，进入巅峰时，要清醒、理智地看待成功，要知道花开花谢是自然规律，物极生变是对立统一规律。虽然对正在衰落、下降中的事物来说，前途是暗淡的，但是，一种事物的下降往往是另一种事物的上升，从上升的事物中又可以看到光明。

文学艺术能够创造美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缤纷的色彩；哲学思想可以提炼智慧，让人们理智、快活地生活。我们不妨把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珠联璧合，让我们的生活始终都有美丽、理智和阳光。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花未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