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论文范文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边缘化艺术创作常态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边缘化”是文艺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这一词汇背后的内容却不尽相同。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类。一类是“话语权力”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学作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话语”之一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却不再具有这种生存状况,感到自己被“权力”冷落和边缘化。一类是“断奶”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艺创作体制的团体化和组织化,新时期文学却以“自我张扬”,疏离团体和组织为基本创作状态。而这一状态使一些作家失去了对“组织”的依赖感,从而产生一种被“组织”冷落和“边缘化”的感觉。另一类是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多元化,消费主体的大众化,图像文化的主流化,使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市场迅速缩小,部分文学刊物的生存难以为继,因而一种被挤压,乃至被排斥的边缘化感觉油然而生。还有一类是主体失落型。即由于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各领一两年。乃至几个月的权威效应的弱化,以及对物质化、娱乐化趋势的迎合与抵抗等等,造成创作主体的迷茫化,孤独感等等边缘化的感受。尽管上述造“边缘化”感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边缘化”一词在上述感受中呈现的贬义色彩却是相同的论文。换言之,不管上述“边缘化”感受的客观意义如何,对感受主体而言,都是一种不愿接受的存在状态与心理感受。正是在这一点上,“边缘化”被引入了一种认识误区,“边缘化”本身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了。因为“边缘化”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不是一种异态状态,而是常态,是创作本身所具备的属性与品质,因而它是极其正面的,意义重大的。

首先,好的作品是作家被权力边缘化的产物。“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司马迁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人们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中,“流放文学”占很大是在遭到权力中心放逐,被权力中心边缘化,远离京城时,才出现了创作的“井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还有些作家,虽然梦寐以求的想要挤进权力中心,但始终被权力边缘化,而这恰恰成就了他们创作天才的自由挥洒。“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其实,这光焰弥漫着他们不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失意、失落和寂寞。还有一些作家,自甘边缘,以边缘为满足,以边缘为乐,而正是这种心态,成就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作品。陶渊明诗歌的个性和独特性,就受益于此。其次,“边缘化”是文学创作的空间要求。文学创作需要一个远离尘俗纷扰的安静空间,这里既有物质空间的静,又有精神空间的静。也就必须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同其它艺术一样,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文学创作,是个人劳动。只有当作家自甘寂寞孤独,潜心于艺术之中时,才可能产生艺术创作。换言之,艺术创作不可能在集体劳动相互协作的方式中,以轰轰烈烈的运动去进行创造,这就决定了艺术创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在个人孤独寂寞的“边缘化”的心理中才能很好完成,即必须“宁静致远”,排除种种世俗的干扰,才能品出艺术真味。从上述意义上可以说,“边缘化”是艺术创造的本质所在。文学并非治国之学,也非实用之学,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因而它不可能处于社会政治的中心。相反,它必须与轰轰烈烈的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再次,“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特征。这不仅如上述所言,“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创作的空间需求,更重要的,它是作家自身的一种特质。首先它是真正作家不容于世俗的个性特征,勃兰克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论述英国的自然主义时,提到拜伦不容于他的时代,当时的报刊给拜伦起了无数绰号,如说他是古罗马因贪口腹之欲耗尽家产后自杀的“阿皮修斯”;是以残暴著称的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是以残暴、好色、和反自然淫行著称的古罗马皇帝“海利奥加巴努斯”等等。“也就是说他被指责为残酷得不近人情,野蛮到疯狂的地步,兽性地和违反自然地贪色

奸淫”而“正是从这一刻起,拜伦走向真正伟大境界的岁月开始了”。鲁迅对“庸众”的深恶痛绝,既是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也是作家自身超越世俗的个性特征。鲁迅也几乎有着和拜伦相似的遭遇。世俗生活用多疑、阴沉、偏激等等来批评鲁迅。其实这些批评的审美意义,恰恰在于凸现了鲁迅超越世俗而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精神生活的丰富与细腻,同时强烈的孤独感受,是构成这些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基本特征,精神的丰富是他们想象的土壤,而精神的孤独则是激发他们想象激情的力量。山田敬三曾指出“孤独”一词是鲁迅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最喜欢用的词汇之一。最后,创作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创作作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并不是说创作的审美成果不表现功利,即不表现政治和价值倾向,而是说政治和价值倾向并非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并非为了政治利益,物质利益而去创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建国初的17年中,作家们渴望摆脱文学创作作为政治附庸的状态,而在消费时代,作家们又对文学依附于物质利益深感优虑的原因所在。创作是超越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创作就是创作的目的,正如生命就是生命的目的一样,只是生命作为生命的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被各种其它目标所异化,才使人们误认为生命有生命之外的目的。创作不可能在计较成败得失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审美创造,而只能在不计成败得失中才能完成自己的审美创造。总之,艺术创作的边缘状态,是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艺术家审美领悟的独特状态,而决非是外在文化版图的方位坐标。

当艺术创作在人类史前时期,作为宗教、巫术、劳动号子中的一种组成元素而出现时,就暗示了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边缘化的特征,即它作为一种宗教体验的附属产品,巫术仪式的局部形式的鲜明特征,是处于宗教和巫术的边缘地带。在中国,艺术创作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是以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的形式出现的,即艺术创作是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哲学议论的形式而出现的,是处在历史和哲学的核心视野之外的边缘性的工具。即便是在艺术创作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创造时,它的最富成就的作家,也大多是处于社会中心之外,或被这一中心所放逐的自由散漫的边缘地带的个人。边缘化从来不是艺术创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艺术创作之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问题,是社会地位问题,而不是艺术地位问题。事实证明,当艺术处于政治和物质中心时,恰恰是艺术创作丧失自我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因而,当前一些人对文学创作所谓滑入边缘化的忧虑和批判,恰恰体现了他们所关注的是文学创作之外的名和利的问题。真正追求艺术的作家,不会有被边缘化的感觉,甚至会为被边缘化而庆幸感动,而无须不平焦虑和躁动!

参考文献:

[1]白烨.文坛纪事[M].漓江出版社,2001,1.

[2]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M].人民文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现实主义

在中国，现实主义一直受到格外的推祟。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是在五四前后由西方传入我国的。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观念、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我国的传统文学中就已经存在了。只因为历史和民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客观地观察现实中的一切，并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描绘其本质。现实主义的时代性、真实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等特征决定了它将直面人生，把批判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而真实地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

我们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艺术化反映。而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它也要遵循这样一种创作原则。只不过儿童文学所要反映的现实有其特殊性，它要反映的是儿童的生活现实。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建设时期。就内容来看，前期主要是以革命政治教育为主要内涵的政治童话和小说，后期是以教育为己任的童话和故事。下面就简要谈谈现实主义之于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得与失。

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儿童文学创作

2O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浩大声势给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左翼文坛要求儿童文学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战争年代的少年儿童需要的是号角，是鼓点，是救亡图存的真的生活和真的道理。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成了整个儿童文学认同与高扬的主题。注重反映和描写风雨岁月中的少年儿童尤其是工农子弟生存的艰难与抗争，引导小读者多角度地透视社会和人生百态，成了30年代JL童文学的主体内容和创作倾向。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风潮的涌动，一方面使儿童文学作家们增强了使命意识，另一面中国文人潜在的对文学功利性的追求，将儿童文学实践与时代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以作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30年代，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关注，对社会底层儿童生存现实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是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胡风就曾指出，张天翼的作品，“始终是面向着现实的人生，从没有把他的笔用在‘身边琐事’或‘优美的心境’上面”①。

张天翼不属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深受新思潮洗礼的作家，相反，在20年代初，他还相当崇拜作新思潮之对立面的林纾。在1923年，他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后开始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进行反思。2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不仅接受了新文学的熏陶，各种各样的激进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涌入他的视野。经过几年痛苦的思索和写作上的探索，他终于由一个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转变为左翼文坛的新人。在领域，他以独特的文学思考和手法，超越了“革命文学”论者的局限。茅盾认为，张天翼：“意识上是一位前进的作家，形式上，他有他新奇的作风”。在创作中，张天翼与众不同的风格、小说技巧上的试验以及在创作中所进行的种种大胆尝试都显现出一种高度的艺术自觉。日本学者伊藤敬一就注意到他对多种“现代主义”的借鉴，尤其是“新感觉派”：“张天翼的出发点，是要对绝望的现实赋予一种新的表现。人们已经没有希望，也已没有伦理道德，人们已无法保持现代的精神的统一。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自我异化，用以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方法已无法表现，而需要更深刻的感觉上的表现方法。”但在创作中，张天翼一直反对现代主义特有的形式和美学上的高蹈性。1939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和斗争》的文章中写到：“我是说明一一切艺术都是为了斗争，为了一定的人群的利益而斗争。”他认为，作家和作品都应该深深地根植于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然之境。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张夭翼始终认为他的作品和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相联。

二、现实主义的得与失

作为“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即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关注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现实中的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以《一件寻常事》、《团圆》、《奇怪的地方》、《奇遇》、《失题的故事》等为代表，另一类则是童话，以《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为代表。解放后，张天翼完全将自己的身心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他停止了对社会黑暗面的描写，而是改为描写新中国孩子们的生活，以《罗文应的故事》《去看电影》、《他们和我们》、《宝葫芦的秘密》为代表。

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张天翼一直是从现实中抓住政治方面或是教育方面他认为有趣的问题焦点去设计主题和形式，巧妙地运用儿童语言和心理来创作儿童文学。20世纪30年代，在时代的感召中，张天翼以儿童容易接受的形式讽刺了黑暗的社会，帮他们认清残酷的现实，鼓舞他们反抗的斗志，培养他们向往光明的热情；在50年代的创作中，他着重向儿童阐明观点，树立榜样，引导教育他们建立良好的思想观念，将他们塑造成合乎社会规范的新型儿童。

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和明显的主体意识。他的创作善于“通过孩子的眼睛，用朴素的形式，就社会的悲惨事实提出疑问”。从他第一部儿童文学创作开始，他就直接把现实揭示给儿童，实践着自己认定的文学要“表现出真实的人生来”的文艺思想。“真，是张天翼童话的艺术生命。”0他运用童话这种特殊的幻想艺术形式实践着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观。他的长篇童话就勾勒出宏大开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力图从较高层次向小读者展示一个具有现实社会宏观框架与本质矛盾特征的艺术世界。如《大林和小林》就以兄弟俩的两种经历和命运为线索，反映旧中国不同阶层人们的命运和矛盾，以展示整个中国苦难社会的广阔背景。《秃秃大王》则采用人、物穿插交汇，时空无羁组合的手法来折射人生和社会，既写了统治者的荒淫生活和种种暴行，也描绘了人民奋起反抗的壮观场面，构建出一幅“全景式”的社会画面。被诸多评论者一致认为的政治童话《金鸭帝国》更是以一种急促的笔调向小读者讲述着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帝国的诞生、发展以及帝国内部的矛盾纠葛。

从叶圣陶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才跳出了不写王子就写公主的西方模式，把笔触直接对准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上世纪30年左右，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又出现了郭沫若及左翼作家们的直视苦难现实的儿童文学作品，但由于左翼儿童文艺尚处于幼稚期，作品极为粗糙。真正继承现实主义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的是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

与叶圣陶相比，张天翼作品里的抗争精神更为强烈。从30年代起，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就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着“载道”的政治教育目的，以一种昂扬的战斗激情，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显示出自觉追踪时代精神的主体意识。他通过儿童文学创作努力构建着成人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体系，教育、引导和规范着儿童，对他们进行着人性理想的启迪，营造着理想社会的图景，从而把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阶段。如《回家》中的小虎、《蜜蜂》中的黑牛、《奇怪的地方》中的小民子、《大林和小林》中的小林等个个敢于反抗、有较高的觉悟，他们是作为代表社会生活发展趋向的新人而出现。这让读者在他的作品里不仅看到社会的黑暗、人生的血泪，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同时，张天翼还善于在对生活现象的描绘中透视和把握社会并突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作品就鲜明地展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和两个阶级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命运，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广阔、更深邃的社会内容。这样，20年代由叶圣陶、冰心所写身边琐事和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传统由此转向深化。

自至五六十年代，面对儿童的天真与外部世界的硝烟和纷扰，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和西方充满个性色彩的童话创作相比，中国作家较少对主体情感世界做深入的开掘，而是自觉地服从某种理性信念。

但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属于乐观主义的，而渗透着成人情绪的社会生活现实是无法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的。从儿童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里，我们发现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与儿童感受世界的方式、与儿童的思维特点、儿童的审美意识密不可分的。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儿童的研究，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自我中心的思维”⑦，这种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主客体不分，儿童不能把自我与外界分开。“因此，他所感知到的既不是具有意识的自我，也不是独立于自我盼客体，而是一种主客体不分的混沌世界”，在这个混沌世界里，“属于主体的意识、情感与外界的事物紧密结合，表现出泛灵论和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儿童的世界是超现实的世界，儿童文学的审美是超功利的，它抛弃一切实用的目的，它不运载理性的手段，不是凭借某些固定观念，去编故事，去灌输思想。

童话这类文体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是借助于幻想的形式，构筑一个有趣味的、超现实的艺术空间。为了使童话世界更具魅力，幻想形式更加自由，在创作中一般都要尽量拉大幻想的艺术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之间的距离。因此，文学创作上的要求与时代的要求是很难统一的：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作家是要在作品中体现艺术的自由精神；从时代的角度出发，作家则要在作品中体现时代的脉搏、权威的话语以及功利目的。

当儿童文学越来越现实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艺术魅力。是服从于现实，与儿童文学本质精神相背弃?还是张扬童心，追寻儿童文学的自身的品质?张天翼常带着这种矛盾的思维进入创作。由于作家对现实主义观念和手法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后期创作的《金鸭帝国》就最终发展成为一部对现实政治观念图解的一部童话。这部童话诞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之时。民族战争的急风骤雨让童话这种文体的建构迅速逼近现实并由此拓宽了童话艺术的空间。与此同时，它也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童话的从容、轻灵和优美了。作晶的“三书”明显地具有《圣经》的色彩，正文中还出现了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对贵族的权、钱、色种种交易的描绘则已远远脱离了儿童的接受能力与审美趣味。一味地追求现实主义而使得童话中的现实与艺术的均衡在这里失去了。因而，现实主义使作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学领域，但也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影响着他对儿童文学品质的思考。

总之，现实主义之于张天翼，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处在时代大语境中，任何一种新文体处于试验阶段时，政治势力一旦强大，作家就极有可能向强有力的主流话语屈服，使自己的作品仅仅服务于政治而走向单纯的观念图解。对于张天翼这样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作家和中国现代童话这样一种有着独特生动性的新兴文体，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注释：

①胡风．张天翼论[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95．

②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8．

③⑤[日]伊藤敬一．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0，454．

④张天翼．张天翼文集(第九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76．

⑥王泉根．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的历史透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经验

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先进性的基本表现。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创作是我国主旋律文学作品的优秀代表。其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湘西探险记》到90年代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的《部长与国家》、《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三次获“五个一工程”奖、七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取得了很高的社会效益，是新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何建明30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实绩．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主旋律作品创作的经验，对此．从理论上予以总结和概括，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主旋律文学创作．把握其规律性，增强其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地处理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同志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即艺术作品“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这一论断不仅强调了艺术要表现人民．而且也阐明了艺术应该如何表现人民；既表明了人民对于艺术的意义，也表明了艺术对于人民的意义。在这对关系中，艺术是否伟大，取决于艺术对于人民的意义的大小：而艺术对于人民的意义的大小．又取决于人民对于艺术的意义在艺术中的实现程度。这是每一个响应时代召唤、立志“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和规律。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优秀。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产生广泛、深刻而积极的社会影响．就在于其作品对于人民的意义和人民对于文学的意义在其作品中的较高实现程度。在何建明30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民生题材和公仆题材的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份量。而这两类题材正体现了作家以人为本的创作诉求。民生题材的作品中，高校校园里的贫困生、利益和尊严受损的农民、贫困无助的矿工——关怀人民成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公仆题材的作品中，为民纾难的纪检书记、带领村民奔“大康”的村委书记、心系国业的石油部长——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形象形成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着力点。从这些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志，那些公仆们也是人民意志的代表，他们的存在是一种人民性存在。由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概括出民生文学、公仆文学的范畴，这两类文学作品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在何建明的创作中获得了其较为成熟的发展。在这两类作品中，人民是作为文学的价值主体而存在的，由此作品也于其中获得了人民性的较高实现程度。

其实，处理好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并不容易，它需要投入的情感、自觉的意识和深入的思考。因此，把人民写关怀的对象，或者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去塑造和表现。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何建明的眼界显然更为宽广。在其作品中，人民群众不是只需要被拯救、被启蒙、被满足、被关怀的被动而消极的对象群体，他们更是历史和时代进步的主人．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实践力量。在长篇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中，在“独臂将军”石油部长的背后是那群有着钢铁意志和豪迈情怀的石油工人的群像；《台州农民革命风暴》揭示了农村改革大潮涌起的倔强的内在推力。这时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人民的更为本质的表现。同志所要求的“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正体现在这里。只有对人民群众怀有深挚之情、对社会发展怀有深邃之思、对文学创作怀有深重之责的作家。才会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人民性艺术体验，创作出真正的人民文学来。

二、坚持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唯物史观不直接是创作方法．但却是作家、艺术家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真实性，而要写出真实，就不仅要写出作为事件和人物的现象的真，还要求表现出寓于现象之中或隐于现象之后的本质的真。对于同一个现象。不同的观察立场和认识方法，可能会得出迥异甚至相反的理解和解释。所以要写出现实的真实性，就一定离不开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应当是每一个当代优秀作家的创作基础。正如何建明所说：“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客观地、辩证地、科学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感觉．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是何建明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秀出班行的根本原因。

文学表现离不开对作为个体的人物的塑造。成功的人物塑造的前提是要懂得如何去塑造，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何塑造的关键在于怎样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成功的人物塑造在于正确地把握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关系中表现人的个体性。使人的个体性有着深厚的社会生活的依托。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纪实来塑造人物，《部长与国家》中的余秋里、《破天荒》中的秦文彩、《根本利益》中的梁雨润、《精彩吴仁宝》中的吴仁宝，还有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王淦昌、为共和国诞生而背了30余年黑锅的老地主陈月盘……透过这些人物个体，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而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也为这些人物个体铺陈了历史性出场的背景。在余秋里、秦文彩、梁雨润、吴仁宝身上．个体性直接表现为一种社会性，他们的社会性也在其个体性的表现中得以活化。这样处理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形成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的一个鲜明特性。

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个体与国家一致性的强调。何建明的作品中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部长与国家》、《一个人的国家记忆》(收入九篇报告文学)，还是《国家行动》、《国家日记》、《共和国告急》、《中国高考报告》等国字头作品，都显示或揭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个体与国家之间损益与共的一致性。

这种个体与国家共同体和一致性足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个重要体现。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这种共同体和一致性才具有了现实性。何建明以其报告文学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与此相关联的是何建明的自觉的政治审美追求。无论是表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利益》，表现追求共同富裕的《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还是表现科学发展观的《永远的红树林》，政治审美始终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追求，也是其作品表现的特点和优势。正确的政治观点是人的灵魂，人的审美离不开政治观点，所以，何建明的政治审美也就是对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所进行的审美，体现了个体本质与社会本质之间的一种同构关系。

三、坚持核心价值体系。艺术地处理了反映与引领的关系

“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艺术地处理了反映与引领的关系．既做到了报告文学纪实性所要求的严格的真实性，又实现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作品，并以之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自觉追求．这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的当下发挥文学作品的引领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记录。它以其文体特质而在反映时代方面具有独特、便捷的优势。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记录了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中的许多重要事件：石油工业的发展、农村改革的先声、三峡移民工程、北京抗击非典、汶川抗震救灾，记录了矿难、反腐、民生、高考……可以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就是一个时代缩影．反映了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的伟大实践，反映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到时代进步中的伟大实践带给作家的激情和灵感。

“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正是在反映现实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所以才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才征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一直认为．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如果是满怀感情非常认真地去采访，作品就会有很强的艺术性。只是现在一些艺术家、作家没有在生活当中挖掘、采撷鲜活的素材，才导致作品没有感召力。生活本身比艺术作品要精彩得多，有了精彩的生活素材，剩下的就看作家和艺术家的功力了，功夫用到了，反映的生活就是精彩的．艺术作品也是精彩的。”由此足见作家对反映的重视和尊重，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对报告文学而言，尤其如此。

报告文学又是时代的号角。“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大凡优秀作家总是力图形象地表达对那些体现社会进步的价值观的肯定与赞扬，从而引导和鼓舞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著文章、写文章，要传道义、担道义，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何建明显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通过余秋里、康世恩、秦文彩、梁雨润、吴仁宝、王淦昌，以及通过对在抗击“非典”、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英雄等人物形象的塑造，给读者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这与那些拒绝崇高的低俗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扬了浩然正气．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表现和张扬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建明的创作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收获。

在写作《根本利益》和其他一些作品时，何建明触及社会上许多负面的东西．但他不是为写负面而写负面，不是要一味展览丑陋和阴暗，而是为了以之强化正面的力量，增强读者朝向核心价值的信心。“梁雨润碰到那么难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别的地方、别的人碰到的事情同样也能处理好。”同时，作家也注意到，“梁雨润之所以能有那么感人的作为．也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他是一个长期受党的教育的人，他所处的大环境，给他制造一个可以把事情做好的基础”。网这样，作家写的就是好的大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并且是可以消除或化解的负面因素。既做到了真实反映。又做到了积极引领。较好地把握了二者各自尺度和相互关系。

四、坚持推陈出新。成熟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既渗透着历史内涵、又蕴含着时代精神．既延续着优秀文学传统、又推动着文学形态创新。何建明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在艺术上坚持推陈出新．呈现出富有深厚底蕴的时代新貌。

何建明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必须具备政治家素质，对社会、对时代有高起点。二是有社会学家素质。有很多知识的积累。三是必须有思想家的素质，善于思考．有对社会独立的认识．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提炼能力。四是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因为做人特别重要，作家不首先做好人，没有普通人的情怀．就不会为身边的人民群众着想。最后他才应该是一名作家，有文学修养、不断进取，善于研究文体，这样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政治家素质使作品具有高度，社会学家素质使作品具有广度．思想家素质使作品具有深度，普通人情怀使作品具有圆度。这四个向度的诉求就使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格外具有一种综合性或丰富性．这既是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学欣赏水平的需要，也是报告文学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这些方面形成了作家全部作品的一个底蕴．是底蕴的累积．而这种超越性的丰厚累积是艺术创新的一个基本层面。

报告文学是一种跨文体写作，是新闻报道和文学叙事的结合，因此，报告文学在文体特征上体现出来的也是一种综合性。何建明在继承传统报告文学严格的纪实性、深刻的政论性与生动的文学性结合的基础上。着力创新和超越．在报告文学的艺术形式上表现出诸多原创色彩。《部长与国家》、《根本利益》等强化故事性和行动性(或动作性)，突出人物塑造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何建明诸多报告文学作品能够被改编和拍摄成影视作品也表明了这一点；《落}目是金》中作家叙述与作品人物“自述”交叉互现．形成了报告文学形式上多主体叙事的独特板块结构，使“纪实”更为真切、动人、丰富；《永远的红树林》是为理论——低代价增长理论而写的报告文学．不是通过理论塑造人，而是通过人来写理论，是理论的文学；《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的散文化节奏和政论品格贴切融溶于叙事之中……读何建明的作品，我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报告品质、小说色彩、诗意背景、政论风格的有机综合，这形成了其作品的独特表现格致——其中既有传统的深厚底蕴，也有时代的锐意创新。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学创作动机包含自觉的和谐追求和外在的利益导向两个方面。前者是自由人自觉的和谐追求；后者由私有角度出发，使文学依附于利益，导致文学自身应有价值的丧失。推动文学创作的和谐发展，就要抵制外在的利益导向这种异化的动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营造社会和谐。

传统意义上认为，作为能思主体的作家触景、触物生情，在极度的感情汹涌之下或激烈的思想交锋过后，一种强烈的、急于表达的、要求改变外在世界的欲念便喷薄而出。在这股驱动力的驱迫下，作家不断的去劳动、去创造。事实上，文学创作动机包含自觉的和谐追求和外在的利益导向两个方面。前者遵循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本质去创造，体现了文学的最高追求;后者则由私有角度出发，使文学依附于利益，导致文学自身应有价值的丧失。

优秀作家在创作的发生阶段往往伴随着剧烈的挣扎，呈现出处于矛盾旋涡中的心灵苦难，其间也经常伴有观念、思想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对象的整合要求。笔者认为，这种情感的迭宕或者矛盾的苦难不过是对作家思维情感的状态描绘，更深层的原因是作家本身对和谐的自觉追求。毕达格拉斯学派认为和谐是人体小宇宙与外在大宇宙的契合，一旦契合状态被打破，势必引起人的悲伤、痛苦乃至煎熬，使其力图以某种方式来维系这种契合，作家的创作就是如此。

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是有着自由自觉性的人，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属于“自觉”范畴。通常认为外在世界—包含自然、社会生活和人—经由感官进入大脑，再通过艺术加工才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文学样式。这种艺术加工实质是向和谐复归的过程，作家天生具备自觉的和谐追求意识。研究表明，人类产生之初，原始人与其所处的周围世界是一种被动的和谐共生态，“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换的、人的身体”。人的任何行动都在自然界进行，主体思维和客体交融，在某种意义上是物与物的互渗，有着必然的共性联系。人物互渗的直接结果就是主客体的契合，是和谐状态的表现。这种状态历经长期积淀进入到了人的无意识领域，成为一种“和谐潜意识”，到创作者那里，一旦受到触动，这种“和谐潜意识”就会萌生出来，成为一种作家自觉的和谐追求。并且，人不同于动物，尤其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的实践能力大大加强，人同自然界关系的范围越来越大。作为活动的对象，自然界又成为人意识的一部分，进而成为清醒的意识对象。理性时刻在提醒着创作者，无论在物质抑或在精神领域，人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以维持自身的更好生存。如果说早期人是被动的去适应以换取和谐生活，那么当人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当人一步步理性地意识到对自然的破坏势必危及自身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和谐追求就会愈加强烈。此可以成为为什么现代社会类似“生化危机”等关注环境为主题的小说大量涌现的一个原因。

同时，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创作是个体性劳动，个体同时又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体身上必然显示着群体的意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主体，作家的创作必然体现着社会关系。“创作主体的主动状态导源于主体和群体的和谐统一关系”。从本体论上讲，作为一个有机体，和谐根植于人的本质构成，人的和谐存在的实现只能是以群体和谐的实现为前提，这就要求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照，即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文学作为个体作家的作品，显现出的是群体性寓于其中的个体意识，它追求的是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鲁迅，一位以匕首投枪面对所处社会的革命作家，实质更是一位伟大的自觉的和谐维护者。意识到“我从自身作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作出的，并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的作家，其身上所显现的主体力量必然是自觉的和谐追求。

利益导向是和自觉和谐追求伴生的异化的创作动机。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为私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氏族解体，集体主义在个人贪欲面前不再是一统天下。当私有观念成为一种趋势，“自我”凸现出来的时候，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发挥决定上层建筑的作用，并进而扩展到了意识领域的各个层面。攫取的感性冲动强烈冲击着理性意识，和谐的自觉在私有利益面前往往失掉自我，作家创作成为为利益的制作，利益导向在创作动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我们不断看到文人为了生计舍弃尊严，永不满足到手利益的笔墨政客则为权势而疲于奔走。

利益导向会导致文学独立性的消亡。物质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的生活，市场经济带来了“竞争”这种“贪欲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极大的影响着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同时，稿酬制度的产生，也为文学创作附上了生产的色彩。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作家同时具备了劳动工人的角色，当“需要”—尤其是对基本物质的需要变的足够迫切时，自觉的和谐追求势必为利益导向所压制。于是，一个异化的、非我的时代宣告来临。

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人不得不被物质驱使去做有悖于自己精神追求的劳动。在作家这里，自觉的和谐追求受到压制，他的创作动机是外在条件强行赋予的，不再属于他自身。而长时间的物质追求又可能形成扭曲的观念，“需要”让位于“享受”，利益成为诱惑，引诱着作家为了更多的获得去创作，为了物质利益俯首听命于他人。上述情况下，作家丧失了人的自由自觉性，“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丧失了作家主体性的文学作品也必然丧失其内在的主体性，成为一种经济领域的交换价值。用金钱来衡量作品，审美成为了次要的东西。

利益导向同样以权利意志的形式存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也为此付出代价。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人与人竞争式的对立，在面对他人的时候，人只能是被迫地力图使自己比对方更为强大，以避免受到对立的损害。他不得不去寻求强力的庇护，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对权力意志的依附。与此相应，某一权力集团一旦掌握政权，为了统一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稳定的统治需要，当权阶级有可能采取一种强力介入的方式作用于文学创作，导致作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或可能把精力投向于政治的迎合。作家主动或被动向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文学成为权利意志的传声筒，丧失其自身的美学意义，成为了失去自我发言权的工具。如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掌控一切，文学成为说教工具陷于漫漫长夜。作家一旦放弃对和谐的追求，余下的就只有痛苦。

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时说:“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的自我的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复归”“矛盾的真正解决”实质指向了一种存在的和谐状态，也就是说，和谐是人类的最高追求。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作无疑也要遵循这种最高的追求取向。当前而言，需要的是对异化创作动机的扬弃，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人应当是自由自在的、身心和谐的存在，即人是自由的完全人，具备人的全部感觉和思想意识，是全面发展的人。

自由和全面发展不是要突破自然，超然于世。而是要实现向自然、社会、自身的复归。人通过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占有对象，这种对象化本身就是一种和谐追求，它创造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这是自觉和谐追求的基本前提。同时人要在社会中体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全面发展需要对社会的和谐接纳。创作不是和社会意识背道而驰，而是要努力排除外在私利的诱惑。只有作为一种和谐的存在，“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的时候，人才能在对象的世界中确证自身。作家同样如此。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表达的一种外化技巧，从古至今文学家们均普遍运用。以意造象应讲求“意”的新颖、深刻；而“造象”应符合事物本质，要有象趣和个性，方能产生艺术魅力。

“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的～种外化技巧，就是作者从创作意图出发，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创造出适合于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形象。“意”即主观的思想情感，“象”即客观的人事景物。《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造象”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意”。有什么样的“意”，就会有什么样的“象”。没有“意”，就没有“象”。人的思想情感是内在的、抽象的，而人事景物则是外在的、可感的。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需要附载在具体的人事景物的形象上，即寓情于景，寓情于物等，才能被人理解、接受和引起共鸣，产生艺术魅力。

一

“以意造象”，在古典文学创作中十分常见。

如《诗经·关雎》中开头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了水鸟欢快的应和呜叫，表达了对美丽善良的姑娘的赞美之情。“关关，水鸟叫声。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鲁》说日：关关，音和声也。’……《玉篇》：‘关关，和鸣也。”《集传》：‘雎鸠，水鸟。”，(诗中用起兴手法，写水鸟的呜叫，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或者说，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的“意”，才造了水鸟的呜叫“象”。

又如杜牧的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是一曲对秋天的赞歌，赞美了远望中的长安秋色。“秋”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诗人对秋的思想情感是要表现的间接对象。诗中写诗人登高远望，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貌，并用南山这个有名的归隐之地来作衬托，使“秋”的形、神都得到了具体的描绘，更表达了诗人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这首诗的好处，还在于它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秋”之高远无极的景色与诗人旷达胸怀的精神气质跃然纸上，让人心有所悟。

还有李清照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中对“绿肥红瘦”的描写，皆为表达女词人暮春时节的感伤情绪，“这种感伤来自她对春光的留恋和惜别，也是对自己青春将逝的烦闷与苦恼。”“绿”和“红”是冷暖互衬的两种颜色，“肥”和“瘦”是差异明显的两种形状，这样的描绘对比鲜明，生动形象，怜春惜花的情感被抒发得淋漓尽致。

“以意造象”，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也十分广泛。如郭沫若的诗歌《炉中煤》，用“黑奴的外表”、“燃烧”的模样表达了诗人眷恋祖国的炽热情感；袁鹰的散文《井冈翠竹》，写了青翠、挺拔、永不低头的井冈山的毛竹，以表现英雄的井冈山人以及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气节和精神；许地山的《落花生》，则以平常事物比喻做人——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以此寄托希望。思想情感的表达，通过“以意造象”的外化技巧，都有了具体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更有感染力。

二

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技巧，“以意造象”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突出主题，塑造形象，完成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因此，以意造象是有目的的创作，它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和认识，需要受生活本身的触发。有了较为明确的立意，进而加工、提炼出符合生活本质的艺术形象，使立意得到生动的表达。

“以意造象”是一种积极的文学创作技巧，它强调先有“意”再“造象”，重视“意”的统帅作用，古人所言“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正是此理。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就强调了“造象”要先有“意”的重要性：“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就是说，前人创作往往先有“意”，再“造象”，所以从容不迫；后人反之，所以手忙脚乱。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把握事物的本质，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运用“以意造象”的技巧也容易带来三个问题。一是先人为主。就是在立意之后，受思维定势的影响，所塑造的形象往往如“瞎子摸象”，先摸到什么就以为是什么，只表现一个侧面，有失偏颇。二是生编硬造。就是在立意之后，将一些并不十分贴切的形象生拉硬扯地往上套，七拼八凑，象个拼盘，缺乏鲜活灵动之气。三是平淡枯燥。因为先有立意，后有形象，抽象的东西先于具象，掌握不好就可能导致理性过多，感性缺乏，赋予形象的感彩不够，而表达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的愿望又很强烈，“意”强“象”弱，就是平淡枯燥。

所以，要注意“意”和“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形象的塑造贴切生动，思想情感的表达才可能深刻感人。

三

那么，怎样才能运用好“以意造象”的写作技巧，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呢?

从“意”的方面来说，有两个要求：

一是要有新颖、深刻的立意。如丁芒的诗歌《家书》，这是一封作为老军人的父亲写给在部队的儿子的信。没有象一般的信那样，写报告亲人平安、家乡建设等老一套内容，而是寄给儿子“还燃着的青春的记忆”，“闪耀着壮岁风华的巨大的爱情”，鼓励儿子安心驻防，不忘过去，继承革命的传统。诗歌包含着父辈的深情，引人思索。父亲的“礼品”是珍贵的，特殊的，情感强烈，寄寓了老一代军人的期望。诗中的“硝烟”、“刀光”、“血影”、“英姿”等，形象生动，如在眼前。诗歌立意新颖、深刻，能触发人的联想和想象，引起丰富的形象思维活动，情动与中，感人心魄。

二是要有深厚、强烈的思想情感。如张常信的《秋雨》，这是一首写丰收的诗，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又显然是对家乡的牵挂，是对家乡丰收景象的赞美。但他不直接写抽象的思想情感，而是写“洒洒扬扬”的“中秋雨”，写“家乡的美酒”、“黄黄的谷子”、“红红的高粱”，还有心中无比思念的“她”，以及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老乡们，写他们庆祝丰收的醉人场景。一幅幅的画面，象电影镜头般一幕幕地闪现，表达了诗人浓浓的乡情，思想情感深厚、强烈的，打动人心。

从“造象”的方面来说，有三个要求：

一是造象要符合事物本质。所造之“象”符合事物的本质，才有典型性，才具有文学的魅力。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从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需要出发，“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阿Q渴望革命，却又不了解革命；他痛恨被欺侮，却又总是欺辱比他弱小的人；他对自己受到的欺压无力改变，就用精神胜利法聊以；他希望通过革命过得好一些，但最终只能在被判处死刑之时叹息画押的圈儿不够圆……作者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因脱离民众而招遭受失败的根源，阿Q的愚昧及其悲剧命运亦引起读者深长久远的思索。小说的形象极为真实生动，符合事物本质，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情感，体现了深刻的主题。

二是造象要有象趣。象趣，就是指形象应具有浓厚的情趣。它要求用生动、有趣的形象，表达出某种深刻的思想观点，寓情于象，寓理于象，使读者在轻松愉快中获得教益。所以，象趣既包括作者塑造形象时所带有的情趣趋向，也包括读者在接受形象时所获得的审美情趣。

当代作家高晓声在小说《陈奂生上城》中塑造的漏斗户主陈奂生，就是一个充满象趣的典型形象。小说通过农民陈奂生上城的一段经历，刻画了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陈奂生穷得可以，愚得可笑，却也质朴得可爱。他的性格既充满矛盾，又浑然天成。小说尤其注重用动作描写来刻画其性格特征。如他因生病睡在地上，被吴书记看到，派人把他送进高级招待所休息。他一觉醒来，却被屋里的陈设吓得“缩成一团”，怕自己弄脏了被子，又怕把沙发坐瘪了。但当服务员让他交5元钱住宿费后，情形就不一样了：他用花枕巾擦脸，又不脱衣服睡觉，穿着鞋子在地毯上走，用足力气去坐沙发等等，让人忍俊不禁，从中了解在特定历史背景这一类农民的典型特征。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清初；贰臣文人；人格心态；创作风格

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火连年，最终少数民族政权满清统一了天下。国家的骤亡，异族的入主，极大地冲击着士人。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们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或出仕新朝而为“贰臣”，或为恢复故国而继续抗争，或为遗民，或逃禅……儒家传统思想赋予士子“忠君不贰”的道德要求，以及长期以来“华夷之变”观念的浸透，无疑深深影响着文人的取予进退。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历尽战乱、背负沉重心理压力的贰臣作家，无论思想生存状况，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和与之相对的遗民作家有着很大差异，且具有自己的鲜明印记。又因其成就之高，影响之深，促使我们作深入探讨。

一、贰臣文人的生存际遇

朝代变更的特殊历史际遇，必然促使贰臣的产生。引人注意的是，清初贰臣较之前朝，人数更多，对新朝贡献亦更大，不禁发人深思。这一现象自然直接受清廷用人策略的影响。清人进驻京城，即发告示云：“……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来实现一统天下的目的，颇具策略性与欺骗性，极尽威逼利诱之所能，也确实起到诱降作用，导致大量前明官员纷纷倒戈降附。如谢隆明末罢归，顺治元年(1644)清廷“颁诏招抚山东”，谢陛相时而动，“偕在籍明御史赵继鼎、卢世?等遣人赍降表赴阙，其词日：‘闯贼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且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锡，威灵遐畅，，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敬附归顺之资私而并及之。

且清廷“施笼络民心之术”，举措之一为：“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仍其王爵。”可参之《实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前明、南明官员，包括依附阉党臭名昭著者，以至降附农民军“从贼”“为寇”之人，俱加任用，甚至宠锡有加。如冯铨，明末献媚魏忠贤，为其养子，列“十狗”之一，助纣为虐，与东林、复社等正义人士为敌。后在清廷征召下，即“优予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人内院佐理机务”，冯氏备受重用。如金之俊，“(李)自成陷京师，(金)之俊不能死，被拷索”。后降清，竟官至吏部尚书。尤其洪承畴，崇德七年(1642)，锦州被俘，归降满清后委以重任，屡受封赏，致使其他诸将对此大为不满。对此，太宗解释道：“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引导者，吾安得不乐?”而其重用贰臣之道，甚而遭致非议。如顺治元年(1644)六月，时任顺天巡抚的柳寅东曾言：“近见升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广大无遗、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睿亲王多尔衮却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认为：“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脚)。鉴于饱经战乱后新政权政局不稳、人才缺乏的现状，故此采取不论人品出身、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以致大量贰臣出现，且在清初发挥了重大政治作用。

需要指出，清廷招降汉臣，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却只是借其声望，助其统一。如钱谦益，明末作为东林党魁首，即以文章气节名满天下；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至京候用，三年正月，清廷命以礼部尚书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职仅为虚衔，无实权，钱本人亦大失所望，其问不过做了一些招降工作。六月，钱氏即以病乞假回籍。于是，清廷令巡抚、巡按“视其疾回奏”，其实不无监视之嫌。又如吴伟业，早年即为士林所重，人清后主持文社，声名日隆。吏部侍郎孙承泽荐举时亦言：“伟业学问渊深，器宇凝弘，东南人才，无出其右，堪备顾问之选。”(人京后，伟业被授予秘书、侍讲，迁国子监祭酒，仅委以修书，且不久即丁母忧回乡家居，在新朝并未有所作为。可见清廷本意在借助二者声名，达到收服人心的政治目的。需要说明乾隆帝组织编撰的《清史列传》，其中《贰臣传》中人物，因其本为大臣列传，而非“儒林…‘文苑”，均列其仕宦经历，尤其凸现政治武功。如龚鼎孳，诗词文兼擅，其文学成就虽逊于钱、吴，却乐交游，喜奖掖后进，凭其政治地位，跻身“江左三大家”之列。而本传却只叙其居官经过，并一再指斥其失节降附，尤其是委身“流贼”李自成一事，对其文学成绩、文坛影响只字未提。又如周亮工，酷好文艺，交游半天下，是明清之际颇有影响的文人学者。而本传却仅载其政绩军功，且略去其明末官山东潍县守城抗清事。以上清廷所谓“贰臣”，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有的大臣虽有“贰臣”身份，却入别传，更多政治考虑。并且清廷编选传记本身，亦有疏漏，邓之诚先生曾言：“孙廷铨、王崇简、姚文然，皆迎降者，又不人贰臣传，则体例之疏也。”(出于政治原因，以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其分类确实显得混乱无章。而我们所作“贰臣”文人分析，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故而所取研究对象“贰臣”，自然亦异于满清统治者标准。我们以为，其人政治上初仕前明，包括南明政权，后人清为官，且有作品传世，具一定文名、声誉的(主要为文臣)，纳入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同时，贰臣文人群体与其他文学团体、流派相比，不会有谁堂而皇之地为贰臣张帜，更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贰臣”名号举行诗文聚会、诗酒唱和等活动。只是我们鉴于其贰臣的经历遭遇，对其人格心态产生的影响，结合其创作，借用“贰臣”一词对之进行开掘、分析，并归纳其审美取向、艺术旨趣后的结果。

二、沉重社会心理压力下贰臣文人的文化心态

贰臣作家群，人员构成众多，文学成就斐然，文坛影响深远。仅以名列《清史列传》中《贰臣列传》、时称“江左三大家”为例，钱谦益曾被誉为“四海宗盟五十年”(顾炎武语)，吴伟业(梅村)亦是继牧斋后主持文坛的人物。而龚鼎孳的文学成就虽逊钱、吴，却以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名满天下的极高声誉、提携后进长者作风而为人所称，创作颇丰。尤其是词作，在明清之际，堪称领袖。又如“才名稍亚钱吴”(周亮工，文武兼备，文人兼学者，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又如王铎(觉斯)，不但以书法高妙名世，且以其诗歌创作被誉为中州“诗伯文宗”，成为中州诗坛代表人物，足以“振起艺苑，楷模后进”(卷五《许傅岩诗序》)。此外，如曹溶(秋岳)，诗词文兼擅，尤其是词作，在其时及后世颇具影响，开启浙西词派先河。凡此，显见贰臣作家的成就与影响是仅次于明遗民作家的创作群体，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贰臣作家身仕二朝经历与生存境遇，使其人格心态变得更为丰富复杂。我们知道，自孔子以来，儒家伦理道德即讲求“忠君”，倡导“君臣大义”，且要“严夷夏之大防”，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而世代承传沿袭，不断丰富，清初发展到极致，可由其时遗民之众，抗清之持久，知气节在人们心中地位之重。此外，亦可通过降清贰臣受到时人的讥讽、谴责，感知当时社会舆论给他们造成的沉重心理压力。如钱谦益降附后，“北上赴任时，一日，曾到苏州虎丘一游，身着一件小领大袖外衣，人问其装代表哪朝风格，钱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人评道：‘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而此次北上，钱却未予重用，失望之余，旋即告病辞归故里。孰料其常熟乡人送其一幅对联，日：“南北三朝元老，清明两代词臣。”谦益本人不由感慨：“人情恶薄，无甚于吾乡。”与其说是其乡风浇薄，毋宁说当时世风使然。又如金之俊(岂凡)，时人讥其失节日：“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日：“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仪廉。”(且言：“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对其挖苦、讽刺，甚是严酷无情。

同时，甲申三月十九日国变，多有后来贰臣欲自杀殉国的记载，亦可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影响之深。如吴伟业，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先生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川(附录《吴梅村先生行状》)又如龚鼎孳，“寇陷都城，公(龚鼎孳)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之愿”(严正矩《龚端毅公传》)。又如周亮工，其子在浚载：“逆闯(李白成)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时传闻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迈，因与张锦衣鹿征(瑶星)，避于浣花庵。”((附录《周栎园先生年谱》)而王铎虽未有殉国之举，亦曾有祭告先帝之举：“甲申之春，河北乱，予自苏门山走浚，买舟而南，复入吴越。闻闯贼李白成破北京，先帝经死万岁山树，予被发聚友数十人，为位哭于江滩。”(卷十八《诘甲申事》)

至此，我们可见贰臣文人中，对于自己赧颜仕清，很少毫不知耻、近乎冷血之人。因失节仕敌是其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污点；同时，其良心未泯，自怨自艾，羞愧忏悔之意，我们亦可从其作品中得以印证。

三、贰臣文人的创作主题与风格嬗变

正是这种贰臣经历，时代舆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加之自身良知未泯，极大影响了贰臣作家的文学创作。贰臣文人虽选择了新朝，却终难忘前明故国。他们一方面不断追忆先朝，而对于自己的失节更是常常进行深切地忏悔，如钱谦益。顺治五年(1648)，钱氏曾向明遗民林古度赋诗以诉说自己的心曲：“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白后，重将老眼向关河。”(卷一《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谦益本人的愧悔是真诚的，晚年以泪洗面，正是其内心愧悔苦痛的外现。甚至转化为对清廷的不满和声讨，进而转化为抗清行动，暗中支持支援东南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事业。难怪清高宗阅其诗集后竟然恼羞成怒，专门批示进行严厉禁毁。

又如王铎。“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歌间作”(卷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沉湎诗酒，耽于女乐，消极处世，但终难排遣内心苦痛。“社稷存时曾恸哭，乾坤劫后已虚无”(卷五《哭觉斯长兄》)。入清后虽居高位，觉斯却始终显得毫无政治抱负与生活激情，时时感觉到贰臣身份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顺治八年(1651)，王奉命祭告华山、峨眉山，因将离开京城，心里有了一种解脱，感到由衷的轻松与喜悦，“侥得出京甸，飘然寄远纵”(卷二十四《喜出京》)，诚如其弟王雏所言：“此行堪惬吾兄意，卧雨餐风入漏天”(卷二十一《闻长兄话蜀事》)。此次远行，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解脱。“江关悬万里，蹩蹙笑余生。……从此冠当挂，颠毛果用名”(卷二十四《有事蜀祭别五弦》其二)，竟然由此萌发出挂冠归隐之念。卒前不久，向亲人倾吐内心的痛苦：“我自兵抢后火船……衰老余生，遭际坎坷，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无相对快意之人物。……夫古今来侏儒何限，不侏儒亦何限，不知造化；何独妒于老我，摧残之，窘辱之，而拂乱之，生死不自为得。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此数卷诗文耳。”(卷二十《诸同人尺牍?长兄觉斯家报》)且“遗命敛以布衣．勿封树””(卷二《王觉斯先生传》。回首一生，最大耻辱莫过于自己的失节，备受时人非议。不愿穿清朝官服入土，试图以此来赎背弃前朝之罪。

同时，清廷出于对汉人的猜忌，贰臣往往受到新朝不公平对待，不免不满、失望，如曹溶、周亮工，在其著述中亦多有表现。以周为例，亮工不仅工于诗文，且颇具政治才干，为新朝平乱，发展文教，均有巨大贡献，却几次遭受不自之冤，被诬入狱几至丧命。为此，他不禁会反思自己的出处，以致怀疑自己出仕的选择。顺治十六年(1659)，亮工人刑部狱时，深感“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船”(卷五《九月二十日同乡人帅君载酒泛菊即席同冠五韵》)，认为“出处吾全误”¨(卷六《送冠五还南山》)。甚至产生愤懑与不平，“豹头山下海波宽，对簿声残裹里瘢。自分当时填马革，敢烦具狱望天看”。“弓刀痕里掠枯髅，夜夜云阳市上游。自是圣恩天广大，可怜犹问射乌楼”(卷十--(六月十日纪事》)。“当时”指崇祯十五(1462)年，官潍县时，清兵大举来犯，亮工誓死抗击，孤城得以保全。此外，顺治十五(1658)年，周赴闽质审，时郑成功率兵猛攻福建，亮工待罪居“射乌楼”守城，终使郑军败退。由此诗，可见其对新朝的不满与怨愤。

再次，这种贰臣的经历遭遇不但影响其为人处事、人格心态，并进而极大制约其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主题取向，亦成为其艺术风格、表现方式等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乱频仍，尤其是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创作风格亦发生急剧转变，与寄托亡国之痛、身世之悲相一致，作品较前明显更为凄凉、感伤。如吴伟业，人清后，曾一度家居，且邀友人“移家就我住，自首两遗民”，意图隐逸而终。作为士人精神领袖，清廷意在利用其声望，缓和人们的反清情绪，于是征召梅村出仕。然而友人纷纷劝阻，吴本人亦始终犹豫不决。几年后，由于“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泪催装”(吴伟业《与子噪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最终踏上北上出仕的道路。梅村坦言“早生贵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予所愧”(吴伟业《送何省斋》)，时代境遇的改变，导致作品内容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艺术风格上得以鲜明体现。《四库全书提要》论其前后诗风变化云：“(梅村)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娱心庾信方之。”可谓恰切指出梅村风格三变，即前明时的藻采清丽，甲申、乙酉之变后的凄凉悲切，与入清居官后更多了一层萧瑟，确为的论。如果说人清之初梅村多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话，那么入清居官后，内心则更多了一层愧悔与自责。而诗人这种心绪寄寓于文作，自然较前更为哀怨悲凉。以梅村词为例，前明时才名远播，且备受崇祯帝优宠，得以奉旨还乡完婚的极度礼遇。如此境遇下，梅村浅斟低唱、倚红偎翠，显示出词为艳科的填词作风。而故国沦丧后，梅村迫于沉重的社会压力和自身贰臣身份与际遇，其词作主题及艺术风格亦有了巨大的变化，显得沉郁苍凉。诫如吴本人所言：“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模秦、柳；中岁悲歌佗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噫噫不能出声。”(吴伟业《玉琴斋词?序》)而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正由时事的变迁、身份的改换与心境的不同所导致。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表达的一种外化技巧，从古至今文学家们均普遍运用。以意造象应讲求“意”的新颖、深刻；而“造象”应符合事物本质，要有象趣和个性，方能产生艺术魅力。

“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的～种外化技巧，就是作者从创作意图出发，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创造出适合于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形象。“意”即主观的思想情感，“象”即客观的人事景物。《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造象”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意”。有什么样的“意”，就会有什么样的“象”。没有“意”，就没有“象”。人的思想情感是内在的、抽象的，而人事景物则是外在的、可感的。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需要附载在具体的人事景物的形象上，即寓情于景，寓情于物等，才能被人理解、接受和引起共鸣，产生艺术魅力。

一、“以意造象”，在古典文学创作中十分常见。

如《诗经·关雎》中开头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了水鸟欢快的应和呜叫，表达了对美丽善良的姑娘的赞美之情。“关关，水鸟叫声。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鲁》说日：关关，音和声也。’……《玉篇》：‘关关，和鸣也。”《集传》：‘雎鸠，水鸟。”，(诗中用起兴手法，写水鸟的呜叫，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或者说，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的“意”，才造了水鸟的呜叫“象”。

又如杜牧的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是一曲对秋天的赞歌，赞美了远望中的长安秋色。“秋”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诗人对秋的思想情感是要表现的间接对象。诗中写诗人登高远望，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貌，并用南山这个有名的归隐之地来作衬托，使“秋”的形、神都得到了具体的描绘，更表达了诗人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这首诗的好处，还在于它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秋”之高远无极的景色与诗人旷达胸怀的精神气质跃然纸上，让人心有所悟。

还有李清照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中对“绿肥红瘦”的描写，皆为表达女词人暮春时节的感伤情绪，“这种感伤来自她对春光的留恋和惜别，也是对自己青春将逝的烦闷与苦恼。”“绿”和“红”是冷暖互衬的两种颜色，“肥”和“瘦”是差异明显的两种形状，这样的描绘对比鲜明，生动形象，怜春惜花的情感被抒发得淋漓尽致。

“以意造象”，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也十分广泛。如郭沫若的诗歌《炉中煤》，用“黑奴的外表”、“燃烧”的模样表达了诗人眷恋祖国的炽热情感；袁鹰的散文《井冈翠竹》，写了青翠、挺拔、永不低头的井冈山的毛竹，以表现英雄的井冈山人以及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气节和精神；许地山的《落花生》，则以平常事物比喻做人——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以此寄托希望。思想情感的表达，通过“以意造象”的外化技巧，都有了具体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更有感染力。

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技巧，“以意造象”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突出主题，塑造形象，完成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

因此，以意造象是有目的的创作，它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和认识，需要受生活本身的触发。有了较为明确的立意，进而加工、提炼出符合生活本质的艺术形象，使立意得到生动的表达。

“以意造象”是一种积极的文学创作技巧，它强调先有“意”再“造象”，重视“意”的统帅作用，古人所言“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正是此理。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就强调了“造象”要先有“意”的重要性：“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就是说，前人创作往往先有“意”，再“造象”，所以从容不迫；后人反之，所以手忙脚乱。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把握事物的本质，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运用“以意造象”的技巧也容易带来三个问题。一是先人为主。就是在立意之后，受思维定势的影响，所塑造的形象往往如“瞎子摸象”，先摸到什么就以为是什么，只表现一个侧面，有失偏颇。二是生编硬造。就是在立意之后，将一些并不十分贴切的形象生拉硬扯地往上套，七拼八凑，象个拼盘，缺乏鲜活灵动之气。三是平淡枯燥。因为先有立意，后有形象，抽象的东西先于具象，掌握不好就可能导致理性过多，感性缺乏，赋予形象的感彩不够，而表达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的愿望又很强烈，“意”强“象”弱，就是平淡枯燥。

所以，要注意“意”和“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形象的塑造贴切生动，思想情感的表达才可能深刻感人。

三、那么，怎样才能运用好“以意造象”的写作技巧，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呢

从“意”的方面来说，有两个要求：

一是要有新颖、深刻的立意。如丁芒的诗歌《家书》，这是一封作为老军人的父亲写给在部队的儿子的信。没有象一般的信那样，写报告亲人平安、家乡建设等老一套内容，而是寄给儿子“还燃着的青春的记忆”，“闪耀着壮岁风华的巨大的爱情”，鼓励儿子安心驻防，不忘过去，继承革命的传统。诗歌包含着父辈的深情，引人思索。父亲的“礼品”是珍贵的，特殊的，情感强烈，寄寓了老一代军人的期望。诗中的“硝烟”、“刀光”、“血影”、“英姿”等，形象生动，如在眼前。诗歌立意新颖、深刻，能触发人的联想和想象，引起丰富的形象思维活动，情动与中，感人心魄。

二是要有深厚、强烈的思想情感。如张常信的《秋雨》，这是一首写丰收的诗，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又显然是对家乡的牵挂，是对家乡丰收景象的赞美。但他不直接写抽象的思想情感，而是写“洒洒扬扬”的“中秋雨”，写“家乡的美酒”、“黄黄的谷子”、“红红的高粱”，还有心中无比思念的“她”，以及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老乡们，写他们庆祝丰收的醉人场景。一幅幅的画面，象电影镜头般一幕幕地闪现，表达了诗人浓浓的乡情，思想情感深厚、强烈的，打动人心。

从“造象”的方面来说，有三个要求：

一是造象要符合事物本质。所造之“象”符合事物的本质，才有典型性，才具有文学的魅力。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从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需要出发，“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阿Q渴望革命，却又不了解革命；他痛恨被欺侮，却又总是欺辱比他弱小的人；他对自己受到的欺压无力改变，就用精神胜利法聊以；他希望通过革命过得好一些，但最终只能在被判处死刑之时叹息画押的圈儿不够圆……作者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因脱离民众而招遭受失败的根源，阿Q的愚昧及其悲剧命运亦引起读者深长久远的思索。小说的形象极为真实生动，符合事物本质，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情感，体现了深刻的主题。

二是造象要有象趣。象趣，就是指形象应具有浓厚的情趣。它要求用生动、有趣的形象，表达出某种深刻的思想观点，寓情于象，寓理于象，使读者在轻松愉快中获得教益。所以，象趣既包括作者塑造形象时所带有的情趣趋向，也包括读者在接受形象时所获得的审美情趣。超级秘书网

当代作家高晓声在小说《陈奂生上城》中塑造的漏斗户主陈奂生，就是一个充满象趣的典型形象。小说通过农民陈奂生上城的一段经历，刻画了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陈奂生穷得可以，愚得可笑，却也质朴得可爱。他的性格既充满矛盾，又浑然天成。小说尤其注重用动作描写来刻画其性格特征。如他因生病睡在地上，被吴书记看到，派人把他送进高级招待所休息。他一觉醒来，却被屋里的陈设吓得“缩成一团”，怕自己弄脏了被子，又怕把沙发坐瘪了。但当服务员让他交5元钱住宿费后，情形就不一样了：他用花枕巾擦脸，又不脱衣服睡觉，穿着鞋子在地毯上走，用足力气去坐沙发等等，让人忍俊不禁，从中了解在特定历史背景这一类农民的典型特征。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8篇

一

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

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以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因而,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在情怀感通上,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现代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文章在与西方戏剧对比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1945)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1945年正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他对中国小说作出这样锐利的批判,鲜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创作心理意向: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这等雄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得到印证.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象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作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里都引起不满.

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规范化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代中国,当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然而,在钱钟书身上这种忧患意识毕竟得到比较彻底的现代转型:从"身-家-国"外向型的慨兴转向"人类-人生-人性"内向型的警悟,从对人生境遇,家国命运的寄兴转向整个人类文化价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体察,也即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在这种转型中,忧患意识的本质属性---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审美体验---未有根本的动摇,但其中的精神导向有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与传统忧患意识常有的那种沉郁缠绵格调迥然不同的气质:觉醒和警悟.这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种书身上表现为:

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己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钱钟书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类意识,这种"类"不是阶层的职业的乃至民族的"类",而是取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极大"类".就以<<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兴趣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两足无毛,圆颅方趾的人类.钱钟书执著地追求一种类性相通的精神境界.在人与人创造的文化层面上,人类创造物的精神属性有着比较彻底的同一性,在1945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诗>>一文中,钱钟书称: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这也印证了他在别处对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激烈否定.钱钟书在<<围城>>里过深的譬况:"......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有来得及叫唤,彼此早已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我看这不仅仅指男女违乖之象.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隔阂的象征,是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孤寂深刻敏感的表征.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境遇关注的另一表现是追求整个人类与外部世界(人物之间)高度合一的宇宙意识.钱钟书评曹葆华的诗歌创作时说:作者的诗还有一个特点,他有一点神秘的成分.我在别处说过,中国旧诗里有神说鬼说(Mythology),有装神捣鬼(Mystificaztion),没有神秘主义(My-sticism),神秘主义当然与伟大的自我主义十分相近;但是伟大的自我主义想吞并宇宙,而神秘主义想吸收宇宙---或者说,让宇宙吸收了去,因为结果是一般的;自我主义以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主,而神秘主义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

对曹葆华<<日落颂>>的评论是钱钟书对中国现代作家唯一的一次发言,钱钟书所悬的标准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宇宙意识,是人类对自我存在最高形式的观照和感悟,这种宇宙意识本质特征是钱钟书强调的"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而不是相反的"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钱钟书对宇宙意识的理论自觉后来也在自己创作中流露出来.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柏格森曾说"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枪这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为"侦查"时,都向孙柔嘉虚报当年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以道里计,但在虚荣心上是一致的.我认为钱钟书并不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但是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以有研究者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它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色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对于钱钟书来说,从旧体诗到现代小说,散文,不但是一种审美范式的突破,更是种精神境界的高扬.现代中国是传统忧患意识突变,更新的时代,但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心理转型还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是一种"二度选择",不仅要对中国文学传统有深挚的亲缘性,而且还要有异质文学传统参照下深刻的批判性,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他们从旧垒中来,又向新潮中去,做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上问题不少,例如林语堂经历长期的传统"断乳"之后对明清小品文极度偏嗜,把张潮和沈复捧上了天,就是过度的亲缘.他在创作现代作品的同时并不完全放弃旧体.他以旧诗来遣怀,并把身上积淀的传统忧患意识释放到传统范式中;以"文"来警世---以现代的"文"来载现代意义的"道".这一点,鲁迅与钱钟书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旧体诗中所流露出的传统忧患意识要比小说散文中浓烈得多.钱钟书的小说散文的色调以幽冷著称.情感浓度有些不定,但他的旧体诗中也有"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的婉致缠绵,有"人犹喜乱疑天醉,予欲偕亡到日残"的悲呼号.在遣怀,警世的不同文体选择中,鲁迅和钱钟书为了让自己身上传承的忧患意识得到更恰当的形式规范,都倾向于旧体.而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倒是少有传统忧患意识,更多的是深广的现代忧患意识.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钱钟书在起点和终点上都鲜明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掀起思考文学价值,省察人生苦闷的一此创作高潮,使中国文学忧患意识开始自觉地挣脱厚重的社会伦理本体,走向人类学哲学本体,鲁迅的创作就是这一转型的最高写照.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日趋激促和民族危难的日益深重,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雄沉浑浩的忧患意识又以千汇万状之势扑卷而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民生如芥,民族忍辱的时代,"大雅"初寂未定,哀怨又起骚人.在此再也没有可能对人生人类做哲学思考了,正如有学者所云:"充满苦难的中国社会,难以找出一间浮士德式的书斋,供知识者作哲学沉思了".但是,钱钟书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拥有相对宁静的书斋生涯,本人又是学贯中西有着很好哲学思维的学者型作家.这样,开始呈不断弱化之势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钟书创作中出现一次复归和反弹.在对生命存在的文化哲学反思上,鲁迅和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性弱质,但侧重有所不同,鲁迅究心于它的阶级性和族类性,而钱钟书究心于它的人类性.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坚强的斗士,荷戟于人生深处呐喊以醒世,那么钱钟书是一睿智之学者,执卷于人生边上欣然独笑以醒世.我认为正是钱钟书和鲁迅都自觉地完成了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所以尽管他们个人的经历思想和性格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具有中国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幽默感.也缘于此,对30年代以林语堂为主帅的红火一时的小品文幽默运动,没有别人比鲁迅和钱钟书更有透彻的认识和尖锐的批评,一个说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一个说是媚俗卖笑.这是真正觉醒者的冷笑,冷峻和尖刻,挚热而深沉.

二

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相比,钱钟书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深刻的洗礼,而他的作品又反而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性主义的心理转型.这种心理转型同时又给他带来了一些创作心理障碍.

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浸润与钱钟书创作的现代性有这直接的关联,这是不争之事实.对于钱钟书这样一个吞吐百家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我认为要打破常规"影响模式"的研究,重要的不是去考察他所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是要探讨他对非理性主义的消纳.这种消纳集中体现在下面两个事实反差中:1.他的创作有现代性,但他的创作手法又背离现代性,我们几乎看不出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技巧和其他手法.2.在创作心理态势上,现代主义通常所具有的神秘感恐惧感和骚动感被高度消解了,反而呈现一种强烈的理智感,以至开始出现一种对情感的抑制.我认为这种创作手法和创作心理上的反现代性与作品本身的现代品格形成的鲜明对照,对于80年代中国文坛勃兴的"先锋文学"有很强的警策意义.后者不乏现代派技巧,也不乏现代主题,但大多数作品传达的从生存体验反思而来的现代意味上看,似乎还没有手法和主题都相当陈旧的<<围城>>来得强劲.钱钟书能臻"无痕有味"之境,标明他完成了另一次心理转型:从非理性主义到现性主义.这表现有二:

一.艺术意向的意蕴化.钱钟书作品总体的阅读体验不是情兴的感兴.而是智性的警醒.我认为钱钟书的创作意向很值的注意,它的主导不是取象传情,而是理蕴涵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强烈的情绪情感因素,而是说与理性色彩极浓的冷峻观照相比,情绪不再张扬,反而显得节制,情感也不那么抒张,反而显得敛聚.在钱钟书的艺术传达中,自觉地把哲理品格作为最高的追求,形象的描写逐渐向哲理品格的陶铸推移,从而呈现由形而下的形体性向形而上的精神性递进的趋势.不妨以<<围城>>的揭题的情形为例: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跟他谈过.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在此我关心的是钱钟书的揭题方式:他不选在其他场合,如张吉明家的麻将桌上,或开口说方鸿渐象众女子你争我夺的一块"肥肉"的周太太的饭桌上,而选在知识分子们的诗酒雅席上;钱钟书不选中他人,如说"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没两样"的赵辛楣,而要让"罗素的老朋友"哲学家褚慎明(请注意:慎明)先开口;婚姻如鸟笼一语实属近俗,可钱钟书不让褚慎明径直道出,而偏偏让褚慎明不经意情罗素出场,由20世纪哲学巨匠来"说"那句俗话.诗酒之雅,慎明之玄,罗素之哲,三者层层递进,烘云托月般把主题请出场,钱钟书可谓煞费苦心.选定诗酒雅席就规范了一种精神氛围,表明钱钟书在具体场景中抽取精神属性的企图;为了强化这种精神属性,使之趋向哲理性,"慎思明辩"的褚家宝就成了优选的对象.我认为钱钟书让褚慎明引出罗素,不单是一种调侃性戏谑,更重要的是对上述哲理感的高度强化.这正显示钱钟书在一些哲学语词的层递中表现出创作意向的理蕴化.这种理蕴化倾向在钱钟书创作中是非常明显的,它使钱钟书的创作渗透出一种刺透性的理性气质.从通常的场景描写,形象刻划上升到精神氛围的营造,从对具体人生体验和普泛的人性经验的思考钱钟书都力图将其提升到哲学本体高度去反思,并力图把这种反思虚涵在艺术象征之中.第二.艺术情感的理智化.人们往往简单化地把钱钟书作品的情感浓度不足归结为用典过多,引譬过繁.我觉得要深入到他创作心理上去考虑.我很愿意拈出对他旧体诗的一个精到的一字之评"紧"来描述.这一"紧"在他的现代作品中体现得更充分,其内涵也较丰富,不是泛泛的"以理抑情"和"才大于情"所能涵盖.我觉得"紧"作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态势,是他完成第二次心理转型时必不可免的副产品,是指由于哲学思维高强度的介入,使创作主体身上存在的情理调节机制失衡,致使本来就相互制约的情性和理性从谐和转向冲突,不仅是以理抑情,而且还有情来扰理,使理不再深下去---如作者所预期,情也不得畅----如读者所预期,从而形成一种创作心理障碍.1.以理抑情钱钟书创作的一个最大的形式特征是博喻,如果从创作心理上作深入分析,说钱钟书善喻还包括批评的含义.钱钟书求类性相通,积小类而综观大类,自小我而深观大我,他强调了"类"的一面---"类聚";但"类"还有一面,即"类似",这就是以不类为类的比喻.这样"类聚"与"类似"有高度一致性.这种"类意识"不断刺激和强化钱钟书的联想能力,使其更加丰盈而灵动,他在学术和创作上求类通,在表达和思维上求连类,这我们可以从他的学术文体以类拈联和小说文体以不类为类得到确证.因而,有此"类意识"的不断刺激,才使博学的钱钟书在创作中形成追求罕譬而喻的心理定势,这样,博学才向博喻转化.其次,既然有此定势,他的小说叙事不断需要解譬,以至非罕譬巧喻不能叙事流畅的地步.例如,<<围城>>开头,在甲板上,有一个惹得苏小姐不快的孙家两岁小儿,描写得是很传神的,说他的眉眼相隔得要害相思病.后来描写到方鸿渐初见曹元郎时:"鸿渐吓了一跳,想去年同船回国那位孙太太的孩子长得这样大了,险些叫他‘孙世兄‘.天下竟有如此相象的脸"!孙家小儿与曹诗人风马牛不相及,钱钟书何以要写一笔脸象相似呢?我看就与上述心理定势有关:当曹元朗出场时,钱钟书一定要找一个妙喻来调侃曹诗人一番的,可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喻象,如选用下文紧接着出现的"圆脸肥身"的寒瘦诗人贾岛说"曹元朗象......贾岛",不免有些突兀,肯定会弄巧成拙;而小说叙事必然要连续下去,不能因为没有一回解颐的妙譬而停滞过久,这时钱钟书心急之余,想到曹元朗来献诗的苏文纨,再由苏文纨联想到那位在甲板上惹她不快的孙家小儿,这样才出现他把握孙家乳臭未干的小儿放大成曹元朗,说他们相象.钱钟书似乎想不露痕迹地暗示读者去解赏前面那次妙譬,然后再一"睹"曹诗人风采尊容,也算弥补此处无妙譬之憾.其实读者哪有闲情理会作者这等曲折心思,钱钟书这么做只是徒增他的心理负担而已.这钟情形在<<围城>>创作中是经常出现的,这么丝丝入扣的曲折心思不断积累就成为一种理智感.同时,比喻一方面又具有想象力自由发挥的品性,但另一方面又具有理智性,我们知道比喻是一种前逻辑思维,但前逻辑并不等于没有逻辑,逻辑还是存在的,只是被间离而已.钱钟书自己就说过比喻是一个"割截的类比推理","推理"不就是坚硬的逻辑性么?因而,钱钟书刻意求妙喻本身的心理负担与比喻自身的逻辑性绞合在一起,组成一种沉重的理智感,造成在钱钟书拈兴酣然,神思飘逸的自由背後的逻辑规范.这种心理张力使钱钟书小说叙事显得有些沾滞,他的小说叙事结构的松散不是说明他的叙事意识流畅,而正是相反,松散实质是心理沾滞的表现.如果说钱钟书是比喻大师,是捕捉喻象的猎手的话,那么在他的创作心理上,同样也会出现被"猎物"反咬一口的情形,从而造成理智有增而情感反而有损的局面.

这样看来在钱钟书创作中确如文学史家所说的理智一直在控制着他的情感.这种抑制在创作中是有规律可寻的:开始弱,逐渐增强,增至极值时又降下来,成马鞍型.钱钟书对这种理智感是有自觉的,他总想放松自己,让一直紧绷着的理智弦舒缓下来,但很艰难,只有当叙事完成一个段落或全部完成时,才出现抑制的零度,就像在紧张工作之余或中途暂停松口气一样,钱钟书的情感才有完全的抒发.因此,在钱钟书身上才会出现这一奇特的现象:他的作品每在片段或篇章结尾时陡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感情抒发,这时情感浓度达到饱和,从而形成极富感染力的抒情:

这船,依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报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围城>>第一章第二段结句)

上述语句段落,音节铿锵,词采宏壮,其中腾涌的感情是丰盈而绵密,沉郁而昂扬.尤其是<<围城>>的尾声,诚如杨绛所评的令人"回肠荡气".钱钟书创作的艺术情感峰值在结句出现的事实,充分说明他在创作过程中情感受抑的严重程度,没有前面过多的压抑,就不会有最后的反弹和喷薄.

2.情来扰理哲学思维的高强度介入不仅造成对情感的抑制;同时,文学创作毕竟是情感抒发为主体的,情性还是占优势的,它对于来自智性的负作用力,不仅自身会有盈亏补偿和反弹,而且反作用于理智,弱化理智的穿透力,从而也遏制作者的哲学企图.<<围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哲学主题与整体文学形象还有脱节,也即生存困境的揭示没有完全到位.正如杨绛所说的,如果能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结为眷属,再吵架闹翻,这样结婚如进出"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辟了.

这里没有透辟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在于:钱钟书艺术情感哲理化有些过火,从而在"紧"的心理态势中出现了一种失控.自"诗化哲学"兴起以来,文学就开始觊觎哲学的王冠,但是,小说创作的哲学追求是有限度的,这个"度"就是作家感性和理性的谐和,理性不是去抑制而是规范情感,情性不是去柔化而是去强化理性,而钱钟书过甚哲学企图下的"紧"恰恰造成了两败俱伤的情理相厄.<<围城>>末章,当所有"围城"喻象全部退出小说叙事时,钱钟书有意识地增加一个新的意象:那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老爷钟.但是,这件反复出现以至最后替"围城"送终的传家宝象征内涵非常浅白,尽管我们知道它是钱钟书的苦心经营.一些论者往往未饮先醉,赞叹绝倒,横说竖说,以为有无穷深意.我认为此"钟"典出丹麦哲学家基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一书,基氏以一落伍时钟喻荒诞,此钟可谓善作长鸣状,每逢到点敲撞时,每隔一刻钟撞一次,因而要报完十二点整,需要三个小时,这样钟声永远落后于时间,而时间又恰恰寓身于声中响,那就陷入一种荒诞:时间自己与自己不相符.基氏以此来喻人生的荒谬,理性无意义正如此钟刻划时间而又混淆时间.钱钟书借取此典时,稍作变动,"长"鸣变"慢点",但时间自我混淆或迷失这一根本喻意未变.因而,方家传家宝象征语义是有限的,最多是指称方鸿渐自我迷离,无出路的情形,而绝非"深于一切","包涵一切".但是,照钱钟书的精心设计和结束时高度的形而上提纯来看,此"钟"是要派大用场的,它不该是一个普通的意象,而该是上升到本体象征的,但从上述分析看来,"钟"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效应,与"围城"的本体象征性相比,它只是一个二级意象.钱钟书反复提示此"钟"八次之多,可这老爷钟非常顽固和不识抬举,给人感觉总是一个挂在墙上的钟,而不是走在地板上与方鸿渐合一.为了避免这钟摩擦,作者不惜动用"武力"来强生捏合,让孙柔嘉说出丈夫的脸象钟:

她瞧鸿渐的脸拉长,----给他一面镜子---"你自己瞧瞧,不象钟么?我一点没有说错."鸿渐总于忍不住笑了.

很显然,"钟"很勉强上升为一个本体象征性的意象,但是它的单义性又顽强地否定自己有"围城"那么深邃闳阔的意境.那么,钱钟书为什么会出现人为拔高意象的情况呢?我认为他的哲学企图过于高鹜.

钱钟数"紧"的创作心理态势是他创作个性的重要表征,是深植其自身的,与其心理优势连根并蒂.钱钟书作为一个能真切进入哲学思维境界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创作既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独特的心理优势,即诗与思的谐和,这使他的创作取得哲学品格与艺术品位双峰并峙的成就.但是他的身上又有比一般作家更难以克服的心理弱势,那就是诗与思冲突带来的"紧"的心理态势.这种态势贯穿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现代形态的作品中.在<<围城>>创作前,钱钟书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必要的创作经验,丰赡锐利的学识,深刻的情感体验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不久烽火三千里辗转谋食于楚地的旅途所增殖的人生经验,对此钱钟书是很有雄心的.<<围城>>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双重品格证明了他的自信.但是文学创作是个很精微复杂的机制,它不是面粉加水式的和面,而是钟化合,原先准备好的各单项因素会有相互消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对抗性和干扰性情况.上述冲突在小说前半部分是不明显的,其中去三闾大学一章更是写得机趣凑泊如鱼游活水,丝毫没有"紧"的感觉.但自兹始,清理明显失衡,小说的色调也逐渐灰暗起来,尤其在最后两章,冲突失衡到了极点,这表现为作者突然转换中心意象("围城"被"钟"代替),但不甚成功,终使整部小说在创作心理抑制和抑郁中,匆匆收场,留下读者的遗憾和作者日后持久的不满.这充分说明"紧"的态势已经成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他的艺术创造力的正常发挥.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好象一次长途旅行,先是有说有笑,留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列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驶不出来......

三

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型作家群最高的文学成就.他的创作可以视作为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偏见"-----一个偏离文学发展主潮的作家隔岸观火照中发表的精审的见解.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评估过高,但他给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价值应允重视.

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智性型作家如宗白华,许地山,冰心,废名,卞之琳,冯至,钱钟书等,其中不乏雄视一代之才,但终未能成大格局来力挽狂澜;梁实秋对文学纪律的谆谆告诫声,在山呼海啸的浪潮中微若蚊蝇,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迂执可笑.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

在此情形下,钱钟书和梁实秋就旁逸出文学主题,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现代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而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不是以理节情式的平和敛抑,而是高歌入云的昂扬亢奋.而梁实秋和钱钟书恰恰相反,不是积极介入,而是相对冷静地观照,他们不像鲁迅那样荷戟血刃,而是执卷旁观.这就造成一种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性而忽视文学社会教化功能性的理性的"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梁实秋和钱钟书不期然都以"偏见"自况.

这钟理性的偏见在钱钟书身上表现为有一定审美间距的刺透性观照,这种观照因而往往以从上到下俯视的方式出现,更具有一股审视的气势.我认为刺透性的观照成为钱钟书的一种生存方式,严格来说,钱钟书的本色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个书评家,他一生都以一个书评家的面目出现,以评点的方式观人阅世.而他的文学创作又是对人生这本大书的评点,如他<<写在人生边上>>序文所云.因而刺透性的观照把作家的钱钟书与学者的钱钟书化通为一,也就是说在"化"这一层上,钱钟书的文学批评往往是一种创作,他的确创作又是一种批评.因而,当我们把钱钟书全部现代形态的文学创作是在"隔岸观火",观照的洞明既可以观照出钱钟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可以鉴示下个世纪或更长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

我们不否认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也承认他的创作心理优势和"曰古曰新,盖脱然两忘之"的创作雄心.但由于种种原因,钱钟书始终游离于时代地漩涡之外,对那个时代最严峻最迫切的主题没能够予以深切的观注.钱钟书于文学主潮的某种程度的游离,使他只能代表与他气质类型相近的智性型作家群来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学思考的哲学思维化上的一次探险.

这种探险是任重而道远的.钱钟书既有能与鲁迅相比的创作心理优势,在他身上:好学深思,吞吐百家而来的人文智慧;痴气旺盛中透示的不羁才情;忧世伤身中包孕的深层忧患意识,从而形成诗,思,忧三位一体的浑涵汪浩的心理景观.这样,钱钟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少数完成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性主义的双重文化心理转型的作家之一.但在他身上又有着一般中国现当代作家都能轻易避免的创作心理障碍,这就是我上文说过的情理相厄的"紧"的心理态势.同样完成了两度文化心理转型,为什么在钱钟书身上出现这种障碍而鲁迅身上则没有出现呢?鲁迅身上有着钱钟书未尝体验过的激昂的浪漫情怀,在冷峻之中包孕这炽热的情感,而钱钟书身上缺乏的正是这种炽热.鲁迅的文化心理转型要比钱钟书完成得更彻底,是从广义的反理性主义到现性主义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实质是经过了一次理性(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非理性(近代浪漫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理性(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的心理定型性主义到现性主义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实质是经过了一次"理性(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非理性(近代浪漫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理性(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的心理定型.而钱钟数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鲁迅那样彻底,也没有上升到那样的高度,相反,还有些复古的倾向,以古典理性主义来抑制消解现代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具有白壁德式新人文主义的特征.

这样看来,钱钟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群的代表,他不好与鲁迅,茅盾,郭沫若相比.我认为,在一部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给钱钟书的位置只能是一节,而不是一章.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为主线的文学发展轨迹，特别是描绘出中国文学在外国文学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现代的民族风格与特色的过程。文学的发展与20世纪的历史主流密切相关，在外部世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也呈现了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就是“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并存、对峙与互渗。草原文学的写作客体，即中国的五大草原区由于地处边塞，地广人稀，加上交通闭塞，与中国内陆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商始终无法等量齐观，甚至在青藏草原区、新疆草原区中文人创作还寥寥无几，这一切都注定了五大草原区在时代动荡中的边缘位置。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文化闭塞等因素都使得草原文学无法以积极地姿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论争与探索。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并不成熟，但他使得草原这一承载着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对象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视野，以一种乡土文学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率先发声。

二、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出生地辽宁昌图在历史上划归科尔沁旗)。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著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3］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三、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4］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四、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大山)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文学创作论文范文第10篇

1.文学批评社会政治化有余，美学自由化不足

当前，很多文学批评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实际上不过“以学究之陋解诗”罢了，对作品只是理论上的标示，仅仅用文学理论去解释作品，而不是基于审美或经验主义。在职业批评家看来，也只是“禾”与“莠”在一个田地齐生共长的景致。事实上，其对于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功用微乎其微。20世纪初改良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就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改良社会风气。文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无可厚非，而当代文学则必然要求借鉴西方文学的精华，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反映新生活、新文明。因此，文学批评者也必须从美学立场出发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样，文学批评界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高。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文学创作从来不源于理论思考，并超前于理论思考，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种“清风自来”的新鲜感，而这恰恰是一般批评家所未能进入的境界：他们往往把或许也曾感受到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新鲜感置之脑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材料而已。威尔逊提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也是不够的，他应该首先是艺术家，善于创作诗歌、小说、戏剧，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艺术是精神性的，它不是供人换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它需要一种活跃的、敏锐的、精深的鉴赏活动，它既关乎文学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问题。将艺术与审美有机结合起来，从某一角度深层次揭示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及从美学的角度发现该作品的深远意义和价值所在，并能条理清晰的阐述该作品对文学和美学发展的意义，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3.构建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体系，达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有效融合

构建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体系，包括批评主体的多元化、批评形式的多元化和批评格调的多元化。就批评主体而言，可以是学者型批评主体，也可以是作家型，抑或是读者型。就批评形式而言，可以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的期刊、杂志、报纸公开发表文章，也可以通过研讨会、随笔体等。就批评格调而言，可以是科学的、规范的、严谨的学术型批评，也可以是大众的、随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明白易懂的、共大家娱乐的服务型批评。总之，应该是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共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