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市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03:30:49
外汇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国际外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交量连续向上突破。自1995年开始，国际清算银行每隔三年对外汇及衍生市场业务进行调查，并于调查年的九月份公布初步结果，12月份公布最终结果。参与调查的中央银行大多数来自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绝大多数为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其外汇交易占全球的90%以上，因此调查结果非常权威，常被广泛引用。以2013年4月的平均汇率计算，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和2013年的外汇市场规模分别为1.7万亿、1.5万亿、2万亿、3.4万亿、4万亿和5.4万亿美元，增长速度分别为-12.69%、35.73%、65.82%、17.57%、34.67%；按名义汇率计算，外汇市场增长速度分别为-18.86%、56.09%、71.87%、19.46%、34.06%。跟1998年相比，2001年4月传统外汇市场交易额大幅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欧元启动后，取消了欧洲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货币之间的交易，降低了外汇交易总量。我国外汇市场交易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快。人民银行没有参与2001年之前的调查，有关数据无从得知，但自2004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的日均成交量先后达到10亿美元、90亿美元、200亿美元和440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外汇市场规模还是偏小。我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也是除美国之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我国外汇市场规模仅与韩国、瑞典并列第十四；在亚太地区，尚不及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市场规模，而且差距还相当大。英国和美国继续巩固了它们在外汇市场的领先优势，削弱了欧洲其它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如法国、德国和瑞士。
二、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区域分布特点
人民币外汇成交量在不断提升。我国外汇市场规模小于人民币外汇市场规模，因为人民币外汇市场既包括国内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也包括境外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外汇交易。2001年4月，在国际清算银行调查统计的30多种货币中，人民币外汇成交量排名很靠后，仅居第35名；2004年4月（汇改前夕），人民币外汇成交量排名上升至第29名；2007年4月升至第20名，其市场份额达到0.9%，排名向前进了3位。2013年4月，外汇市场最活跃的九种货币依次为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加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居前三的货币外汇成交量分别为4.7万亿美元、1.8万亿美元、1.2万亿美元，排名居后的货币成交量从英镑起分别为6312亿美元、4617亿美元、2755亿美元、2441亿美元、1353亿美元、1196亿美元。不难看出，人民币外汇成交量的真正突破点在于2013年4月，其市场份额达到2.2%，也首次从“其他货币归类”中脱颖出来。就交易的货币对而言，人民币对美元交易日趋活跃。在剔除本地经纪商间的重复计算后，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成为全球第最活跃的货币对(2.1%)，仅次于美元对欧元(24.1%)、美元对日元(18.3%)、美元对英镑(8.8%)、美元对澳元(6.8%)、美元对加元(3.7%)、美元对瑞士法郎(3.4%)、美元对墨西哥比索(2.4%)。这充分反映了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国际外汇市场越来越多地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趋势。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规避汇率风险，1996年香港和新加坡先后推出了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同的交易(Non-deliverableForwards)；2006年8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产品。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地理区域比较分散。其中，我国境内的交易只占22.71%，境外人民币交易还没有形成一个主要中心，香港、英国和新加坡成鼎足之势。跟人民币交易相比，其他主要货币的交易量集中在境外市场，英国和美国占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利优势，而其他金融中心至多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难以挑战伦敦和纽约的竞争地位。这也是中英两国在金融方面合作的主要目标，即伦敦打造成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香港也有其竞争优势：其离岸人民币存款由2004年2月的不足9亿元飙升至2013年10月的7816亿人民币；其人民币实时清算体系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等其他机构提供服务。外汇市场是个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而非完全的本土化市场，因此跨境交易是外汇市场的根本特点。换言之，一国或地区发生的外汇交易必然包括境内交易和跨境交易两部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跨境交易占比较高。全球主要外汇交易中心（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和澳大利亚）的跨境交易占比很高，几乎占五成以上，而离岸中心的占比尤其高。相比之下，2013年4月，我国外汇市场的跨境交易占比仅为16.17%，居表中所列国家或地区之末。我国外汇交易市场主体缺乏来自境外的市场参与者。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不够，或者境外机构没有积极参与市场的交易活动。
三、外汇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外汇市场的最初发展动力源于国际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业务往来，但资本项目交易后来者居上，成为现代汇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般而言，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可用五个指标测算：国际贸易结算中的计价货币、国际借贷业务中的标价货币（国际银行信贷市场）、国际证券市场的标价货币、官方储备货币中的标价货币、外汇市场的成交量。由于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货币数据难以获取，并且也没有国际机构进行过权威的统计，各种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地位仅限于推测。相反，主要银行的跨境业务、国际债券市场规模和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均有系统、连贯的统计资料，因此可信度很高。国际主要货币在外汇市场的成交量跟该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高度相关。除了国际债券市场外，主要货币在国际银行业务中的地位以及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跟在外汇市场的排名完全一致。我国银行的国际业务不活跃，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市场的表现也比较沉闷。人民币国际化缺乏强大的金融市场做后盾。这里所指的金融市场包括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如果我国在岸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高度开放，离岸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资金池子具有较强的深度和广度，那么国际资本流动会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的效率和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才会实现质变过程。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起步较早，但离岸人民币借贷业务并不活跃，人民币资产品稀少，人民币利率低于在岸的利率水平，许多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目的不在于投资，而是等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关国际银行和外汇储备的统计数据没有提供详细的货币分类数据，本研究仅选取国际债券和外汇市场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外汇市场与国际债券市场的长期关系。文章的外汇成交量数据取自国际清算银行的《央行每三年一度调查：全球外汇市场活动》，时间跨度为1998-2013年。国际债券市场数据取自国际清算银行出版的《季度评论》(QuarterlyReview)各期。另外，国际清算银行只公布季度末数据，但三月份的数据跟四月份的债券市值（存量）差别不大，所以本研究选取三月份的数据以替代无法获取的四月份数据。文章选取了澳元、加元、欧元、港元、墨西哥比索、新西兰元、挪威克朗、英镑、新加坡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美元和日元的外汇成交量及其标价的国际债券存量。文章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这些国家货币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关系，首先依照通用的计量技术先对原始数据对数，然后建立合并数据表。为了排除伪回归，本文先对合并后的外汇交易量和国际债券市值数据作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6。检验结果表明，这些面板数据的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均存在单位根，p概率值等于1，即我们只能接收原序列存在单位根这个事实。但一阶差分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其概率值为零，我们否认一阶差分序列存在单位根，这些时间序列服从I(1)如果仅考虑以标价货币发行的国际债券市值，相同系数、加权模型表明，以一国或地区货币标价的国际债券市值每增长1%就会引起该货币外汇成交量增长0.12%，且各项统计量均显著。这充分说明，一个国货或地区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外汇市场规模的决定因素之一。货币国际化程度越高，用该货币标价的国际资产就越多，货币兑换就越活跃，外汇交易量自然就大幅度提高。
四、我国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外汇市场
综合上述分析，发展和壮大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关键是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而后者发展的关键是必须有序开放我国资本项目。我国自贸区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其实，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就是逐步实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其必然结果便是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人民币跨境使用所指的领域主要是国际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次要领域则是衍生品交易。《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实际上勾画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建设的蓝图。自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出以来，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结算占比大幅度提高，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结算货币。2011年，我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商品贸易占总比的6.6%；2012年占比提高至16.7%。香港的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展尤为迅速，仅2012年就达到了2.6万亿人民币。我国自贸区的离岸中心建设目的之一就是要强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趋势，因为在岸企业以人民币支付的海外进口是非居民的人民币资金来源。除了用于进口贸易外，非居民的人民币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人民币资产，也就是说，我国的相关政策必须扩大境外人民币资产池子，并解决境外人民币回流问题。如何扩大境内外人民币资产池子？这是新一轮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出台的相关政策放松了管制，从某种程度上方便资金的流动。人民银行的《意见》规定，上海自贸区采取了分离式账户管理模式，放宽了区内资金向境外流动限制，还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行债券，也允许区内企业从境外市场进行本外币融资，但政策趋于谨慎，依然保留了已有的一些管理限制。资金流动仅限于区内居民贸易账户、非居民贸易账户、境内非居民账户和境外账户之间的资金可以自由划转；账户内本外币不得自由兑换，自贸区内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机制功能被限制。区内居民贸易账户因经常项下业务、还贷、实业投资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业务与境内区外的银行结算账户发生的资金流动被纳入跨境业务管理。就直接投资而言，有关规定有审批制度改为向银行直接办理，简化了办理手续，从某种程度上方便跨境人民币投资。其实，我国对外商直接来华投资的政策比较宽松，因此新规定实际上促进国内企业自己用人民币或外币对外直接投资。自我国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资金一直为正数，特别是1993年以来，年流入净额达到300亿美元以上。
自贸区设立能否扭转这一趋势？跟直接投资相比，证券投资规模更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影响力更强。然而，《意见》对跨境证券投资的政策规定不多。截止2012年底，国外对中国的证券投资规模为6442亿美元（约合2.3万亿人民币），其中股票投资为5066亿美元，占我国股票总市值13.7%。这表明，我国现有的金融市场开放水平不高，法律建设还有待完善。境外资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依然较多，《意见》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基本沿袭了2011年12月公布的人民币合格国外境外投资者做法。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按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场所进行投资和交易。这显然是指区内的境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因为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无需绕道进入这些市场。“按规定”是指什么规定？这应该指现有规定。《意见》允许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可在一定额度内进入境内银行间市场展开拆借或回购交易，也沿袭了人民银行2010年8月公布的办法。事实上，市场开放度依然受到额度限制。在对外方面，《意见》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品投资业务。显然，这是针对国内企业，因为境外企业无需绕道中国再投资境外金融市场。“按规定”又是指什么规定？换言之，国内资金在境外进行证券投资依然受到限制。在融资方面，《意见》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国家有关法规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目前的困境时除了少数国际金融机构外，尚无境外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意见》原则上允许试验区的中外合资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可按规定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但严格限制本币的使用范围，即不得用于有价证券和衍生品投资，也不得用于委托贷款。《意见》没有涉及国际银行信贷业务。资本自由流动是离岸金融中心存在的必须条件，也是本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这些大量频繁的金融交易活动中，本币国际化就水到渠成，无需刻意去为之，因为它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作为大额、高频金融交易的后盾，自贸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必须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必须构建多币种、多层面的平台，实时处理涉及主要本币和外币交易，覆盖了包括银行、股票和债券的多种金融中介渠道，并与周边国家的有关系统无缝联接。我国现有境内外币支付体系，而跨境支付体系尚在研究和规划中。2012年，境内外币支付体系处理业务111.05万笔，金额为5327.37亿美元。相比之下，香港美元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USDCHATS)同期处理业务381.7万笔，金额为40256亿美元；香港人民币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RMBCHATS)同期处理业务108.7万笔，金额为62万亿港元。可见，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远达不到国际水准，依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五、结论
我国外汇市场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快。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大，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连年提高，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速度惊人。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外汇市场和人民币外汇市场规模依然偏小，与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符，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条件依然不够成熟。纵观国际汇市发展，本币的跨境交易扮演着重要角色，本币国际化程度决定了该货币的国际地位。本币的国际化程度的指标测算较多，但不管用那哪个指标测算，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人民币外汇市场增长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而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又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我国于2009年正式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并采取了积极措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试点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有大幅度提升，但是在其他领域进步较为缓慢。我国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倒不如说是期望中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从现有的管理规定判断，人民币在证券投资领域仍然受到较大限制，资本项目开放也采取了积极、谨慎、渐进方式。由于许多新鲜实物处于探索阶段，顶层设计者本着成熟一项就推出一项的精神会出台更多改革措施，自贸区的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会逐步趋于完善，人民币外汇市场会持续高速发展。
外汇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姚德权和王帅(2010)认为产融型控股集团的风险容易在内部进行传导，子公司的风险往往会传递到其他子公司或公司总部。［4］文柯(2012)认为一方面产融结合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产业资本寻求更高收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产融结合也容易引发现金流断裂，风险传染等一系列风险。［5］王帅(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产融型企业集团在运营期间面临的风险为利率上升以及利率波动率上升的风险。［6］总的来说，目前，对产融型企业集团的权益市场风险以及利率市场的风险关注相对较多，而对于其外汇市场风险，目前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以往关于外汇风险的研究文献中，一些学者运用了技术方法，例如Probit、Logit、PanelData、NNs支持向量机等来对汇率波动的行为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外汇风险的预测(Taylor，1995;［7］Rizzo，1998;［8］Wieland和Westerhott，2005;［9］Ruiz，2009;［10］谢赤，等，2008［11］)。此外，一些学者，如Pai等(2009)针对单一模型的技术缺陷，尝试运用Hybrid模型，综合利用各类模型的优点来提高对外汇风险的预测准度。［12］以往的研究为汇率波动行为的描述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方法和实证结论，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较好地针对特定经营主体来分析外汇市场风险。本文从产融型企业这一经济主体出发，运用中国产融型企业的相关数据来进行研究，从而发现产融型企业集团外汇风险的相关规律和特征。
二、产融型企业集团外汇市场风险传导的路径分析
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市场风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其金融资产价值会随汇率变化而变化;二是如果其汇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不合理，汇率的变化也会产生风险。由此可见，产融型企业集团的资产价值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针对第二种情况，将产融型企业集团的资产划分为汇率敏感性资产和非敏感资产，分别用A1和A2表示，同样地，负债也可以分为汇率敏感型负债L1和非敏感负债L2，令资产和负债的报酬率分别为R1a与R2a，以及R1l与R2l。由此可知，产融型企业集团的资产和负债受到汇率的影响，如果敏感型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不合理，产融型企业集团极易由于资产负债价值不匹配而产生流动性风险，而这种流动性风险也很容易传导至集团公司的各个部门。
三、产融型企业集团外汇市场风险传导模型构建
分别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构建两类不同的实证模型来分析外汇市场风险对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影响。对于金融资产价值渠道的外汇市场风险传导，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风险传导的度量。在进行产融型企业集团金融资产价值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汇率变化的滞后值包括在内能显著地改进对产融型企业集团金融资产价值的预测，我们就说X是Y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第二种类型的风险传导，本文设计汇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模型如下:对式(14)和(15)进行联立求解，可以得到联立方程的回归系数，通过回归系数可以推导一定时期内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风险状态。参数及其经济含义如表1所示。
四、产融型企业集团外汇市场风险传导的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样本
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行性，本文采用已参股金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具体包括雅戈尔、东方集团、泛海建设、新希望、广船国际、洪都航空、金融街、中粮地产、中孚实业、中集集团、两面针、皖能电力、皖维高新、吉林敖东、辽宁成大、东方创业、兰生股份、申能股份、厦门国贸、东方创业、首钢股份、湖北金环、锦江股份、武钢股份、华茂股份、宝钢股份、长江电力、南京高科、杉杉股份、闽福发A、中金岭南、航空动力、华新水泥、美菱电器、新华制药、友利控股、亚泰集团、葛洲坝、海欣股份及其参股的金融企业。样本数据的期限为2000～2012年。数据来源于金融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外汇风险度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定义汇率收益率(Rer)为:Rer=lnERt=－lnERt－1(16)其中，ERt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值。在样本期内，汇率收益率序列有一定的波动集聚性，其汇率风险在某一段时间可能会集中释放。从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来看，宏源证券和东北证券等少数金融企业的资产价值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对应地，其参股企业如华茂股份、亚泰集团等企业的股权资产价值也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因此，这些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汇率的变化，对金融资产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同时，其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关注汇率变化，防范因汇率变化而带来的投资损失。
(三)汇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模型参数估计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由于自变量中包括有因变量的滞后项，所以先对模型进行D－W检验来判定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情况。分别对各个模型进行D－W检验，发现D－W值在2附近，因此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式(14)和(15)进行参数估计是合适的，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从以上模型可知，汇率风险缺口管理模型系数并不显著，这反映出汇率的变化和波动率的变化对产融型企业集团在金融市场进行资本运营尚无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
以上市公司及其参股的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对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市场风险的传导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的外汇市场风险并不十分显著，基于汇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风险度量模型的参数结果不显著，反映出汇率的变化对样本上市公司的外汇市场风险传导不显著，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只有参股少数几家金融企业的产融型企业集团的资产价值受到外汇变化的影响。这一结论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紧密相连，上市产融型企业集团主要针对国内市场进行经营，并且汇率变化幅度虽然有所增大，但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市场风险相对可控，因此对产融型企业集团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如此，但产融型企业集团仍应建立好外汇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控制机制，以应对未来日益市场化的外汇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外汇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l]巴曙松.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世界经济，2003，(3).
外汇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结构；激增；原因；对策
1.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现状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到2005年超过8000亿美元，9年间增长近7倍。特别是近3年来，储备增速进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储备都超过4000亿美元。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0447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时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的三倍。外汇储备激增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也使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表中我们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国积累了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是8000多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19460.3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里面，总共有11200多亿美元的外汇新增。
2.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逐渐增强等，归结起来可分为四个因素：
2.1 根本原因
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从国际层面来看，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中末端，承担了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转移，从而在贸易创造和转移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自2000年以来的本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等发展国家资本回报率优于发达国家，使得大量外资以战略投资等渠道涌入国内，从而通过资本项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国内层面来看，近年来宏观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在此过程中以出口为导向、以引资为重点的对外经贸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环境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各国金融、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贸易额高速增长，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在这种潮流下，我国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从国际贸易看，在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额中我国所占份额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分析从国际收支表来看，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可归结为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我国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的优惠、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项目顺差是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债务性储备稳定性较差，并且随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使得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一定风险。
我国近几年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出现顺差，并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的大幅增长。因为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关项目的比例大体一致，所以下面仅以2010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例说明影响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
从上表可知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发生了双顺差，并且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远远低于经常项目的差额。经常项目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出现了逆差。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尤其是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项目的逆差比较严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项目，并且该项目当中的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是较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动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资，尤其是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债务性储备所构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汇储备的增长。1994年初，我国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实行强制结汇和有条件售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居民和企业所创造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国家，使外汇资源集中于央行，从而促使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其次，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制度也促使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长。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这一制度使企业在经常项目交易下，可自由兑换外汇，进一步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经
常项目的持续顺差。
另外，人民币汇率制度也促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加。在2005年7月汇改之前，我国汇率制度名义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但实质却是固定汇率制，出于维持汇率稳定的需要，央行被动地动用吸收外汇储备，从而加剧储备的增长。在汇改之后，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汇率浮动区间有所扩大，部分缓解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但在当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预期增加了人民币需求，在套利因素驱动下，大量外汇通过多种渠道涌入国内，反而加大了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3.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与营运的对策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和储备规模较高，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长期如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害无利，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另一方面要提高现有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两者不可偏废。
3.1 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当前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外汇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减轻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的影响，是我国最明智的选择。关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存量，一般来说，可以确定一个下限和上限。即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保证该国最低限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所必需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下限；同时，充分考虑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对外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上限；下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临界制约点，而上限则表明该国拥有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形成一个适当的外汇储备区间。
3.2 适度调整外贸、外资和外债政策
在对外贸易方面，传统的出口指标、导向、激励机制需要调整，要改变出口量多、价低、靠出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换来短时发展的局面。不要再过分追求外贸顺差，做到进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进外资方面，改变“招商引资是政绩的做法，做到“适度引进”，取消各种引资优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标，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并提高外资进入我国的“门槛”，欢迎高新技术的外资进入我国，坚决杜绝资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产业的外资进入我国。在外债方面应严格控制，以使用国内外汇资源为主，数据来源将国家外汇储备充分利用起来。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外部均衡，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3.3 严格控制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流入
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办法，切断热钱进入我国的渠道及方式。要强化对贸易、非贸易、外商投资、外债、地下钱庄的外汇管理，要加强各类外汇流入的真实性审查，特别是对于热钱容易进入的渠道更要重点布防，严加盘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决不能姑息养奸，任其自由。外汇银行要加强与外汇管理部门的配合，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对一国经济金融的危害性，协助外汇管理部门做好“把关”除此而外，外汇管理部门还要与海关、公安、司法、商、税务等部门加强联系，形成合力，时刻注意国内外热钱的一举一动，坚决打击国际热钱的投机套利，护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汇“双藏”机制
在发达国家，国家的外汇储备和企业、民间持有的外汇都非常多。而我国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池子过满，而企业、民间持有外汇的池子几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在2003年为855亿美元，2004年802.37亿美元，2005年大约仍然是800亿美元左右；比居民外汇储蓄更惨的是企业外汇存款，连续多年徘徊在700亿美元左右，而此间我国对外贸易额早就翻了几番。这一点外汇存款仅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持有一定的外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利用此契机，建立“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的外汇“双藏”机制，改变原有的“藏汇于国”的策略，鼓励企业和居民持有外币，让企业、民众与市场分担汇率风险，改变国家被动吸纳外汇导致储备大幅增加的被动局面。
3.5 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建立多极的储备货币体系，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采取中国一贯的渐进性策略，首先让人民币在与文化相近、经贸关系更紧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后，再让它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其次，则是应当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只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不会再为外汇储备的多寡而伤脑筋。
4.结束语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我国抵御国际金融
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还需要应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充分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优势基础，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调整，进行消化吸收，从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能力，更快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争取早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唐蓝星,胡志才.浅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j].市场论坛,2008(12):94-96.
[2]郑艳娜.山东县域金融发展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3]郭娜.完善我国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4]宋俊芳.中国信用卡风险管理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5]丁志杰.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成因与对策[j].国际贸易,2008(9):33-37.
外汇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结构；激增；原因；对策
1.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现状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到2005年超过8000亿美元，9年间增长近7倍。特别是近3年来，储备增速进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储备都超过4000亿美元。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0447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时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的三倍。外汇储备激增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也使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表中我们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国积累了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是8000多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19460.3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里面，总共有11200多亿美元的外汇新增。
2.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逐渐增强等，归结起来可分为四个因素：
2.1 根本原因
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从国际层面来看，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中末端，承担了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转移，从而在贸易创造和转移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自2000年以来的本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等发展国家资本回报率优于发达国家，使得大量外资以战略投资等渠道涌入国内，从而通过资本项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国内层面来看，近年来宏观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在此过程中以出口为导向、以引资为重点的对外经贸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环境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各国金融、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贸易额高速增长，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在这种潮流下，我国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从国际贸易看，在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额中我国所占份额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分析从国际收支表来看，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可归结为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我国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的优惠、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项目顺差是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债务性储备稳定性较差，并且随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使得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一定风险。
我国近几年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出现顺差，并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的大幅增长。因为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关项目的比例大体一致，所以下面仅以2010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例说明影响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
从上表可知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发生了双顺差，并且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远远低于经常项目的差额。经常项目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出现了逆差。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尤其是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项目的逆差比较严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项目，并且该项目当中的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是较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动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资，尤其是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债务性储备所构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汇储备的增长。1994年初，我国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实行强制结汇和有条件售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居民和企业所创造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国家，使外汇资源集中于央行，从而促使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其次，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制度也促使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长。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这一制度使企业在经常项目交易下，可自由兑换外汇，进一步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经
常项目的持续顺差。
另外，人民币汇率制度也促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加。在2005年7月汇改之前，我国汇率制度名义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但实质却是固定汇率制，出于维持汇率稳定的需要，央行被动地动用吸收外汇储备，从而加剧储备的增长。在汇改之后，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汇率浮动区间有所扩大，部分缓解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但在当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预期增加了人民币需求，在套利因素驱动下，大量外汇通过多种渠道涌入国内，反而加大了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3.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与营运的对策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和储备规模较高，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长期如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害无利，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另一方面要提高现有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两者不可偏废。
3.1 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当前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外汇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减轻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的影响，是我国最明智的选择。关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存量，一般来说，可以确定一个下限和上限。即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保证该国最低限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所必需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下限；同时，充分考虑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对外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上限；下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临界制约点，而上限则表明该国拥有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形成一个适当的外汇储备区间。
3.2 适度调整外贸、外资和外债政策
在对外贸易方面，传统的出口指标、导向、激励机制需要调整，要改变出口量多、价低、靠出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换来短时发展的局面。不要再过分追求外贸顺差，做到进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进外资方面，改变“招商引资是政绩的做法，做到“适度引进”，取消各种引资优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标，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并提高外资进入我国的“门槛”，欢迎高新技术的外资进入我国，坚决杜绝资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产业的外资进入我国。在外债方面应严格控制，以使用国内外汇资源为主，数据来源将国家外汇储备充分利用起来。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外部均衡，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3.3 严格控制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流入
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办法，切断热钱进入我国的渠道及方式。要强化对贸易、非贸易、外商投资、外债、地下钱庄的外汇管理，要加强各类外汇流入的真实性审查，特别是对于热钱容易进入的渠道更要重点布防，严加盘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决不能姑息养奸，任其自由。外汇银行要加强与外汇管理部门的配合，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对一国经济金融的危害性，协助外汇管理部门做好“把关”除此而外，外汇管理部门还要与海关、公安、司法、商、税务等部门加强联系，形成合力，时刻注意国内外热钱的一举一动，坚决打击国际热钱的投机套利，护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汇“双藏”机制
在发达国家，国家的外汇储备和企业、民间持有的外汇都非常多。而我国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池子过满，而企业、民间持有外汇的池子几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在2003年为855亿美元，2004年802.37亿美元，2005年大约仍然是800亿美元左右；比居民外汇储蓄更惨的是企业外汇存款，连续多年徘徊在700亿美元左右，而此间我国对外贸易额早就翻了几番。这一点外汇存款仅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持有一定的外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利用此契机，建立“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的外汇“双藏”机制，改变原有的“藏汇于国”的策略，鼓励企业和居民持有外币，让企业、民众与市场分担汇率风险，改变国家被动吸纳外汇导致储备大幅增加的被动局面。
3.5 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建立多极的储备货币体系，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采取中国一贯的渐进性策略，首先让人民币在与文化相近、经贸关系更紧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后，再让它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其次，则是应当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只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不会再为外汇储备的多寡而伤脑筋。
4.结束语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我国抵御国际金融风
险的能力，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还需要应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充分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优势基础，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调整，进行消化吸收，从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能力，更快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争取早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唐蓝星,胡志才.浅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j].市场论坛,2008(12):94-96.
[2]郑艳娜.山东县域金融发展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3]郭娜.完善我国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4]宋俊芳.中国信用卡风险管理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5]丁志杰.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成因与对策[j].国际贸易,2008(9):33-37.
外汇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结构；激增；原因；对策
1.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现状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到2005年超过8000亿美元，9年间增长近7倍。特别是近3年来，储备增速进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储备都超过4000亿美元。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0447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时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的三倍。外汇储备激增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也使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表中我们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国积累了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是8000多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19460.3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里面，总共有11200多亿美元的外汇新增。
2.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逐渐增强等，归结起来可分为四个因素：
2.1 根本原因
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从国际层面来看，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中末端，承担了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转移，从而在贸易创造和转移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自2000年以来的本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等发展国家资本回报率优于发达国家，使得大量外资以战略投资等渠道涌入国内，从而通过资本项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国内层面来看，近年来宏观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在此过程中以出口为导向、以引资为重点的对外经贸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环境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各国金融、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贸易额高速增长，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在这种潮流下，我国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从国际贸易看，在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额中我国所占份额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分析从国际收支表来看，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可归结为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我国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的优惠、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项目顺差是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债务性储备稳定性较差，并且随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使得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一定风险。
我国近几年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出现顺差，并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的大幅增长。因为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关项目的比例大体一致，所以下面仅以2010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例说明影响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
从上表可知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发生了双顺差，并且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远远低于经常项目的差额。经常项目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出现了逆差。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尤其是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项目的逆差比较严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项目，并且该项目当中的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是较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动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资，尤其是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债务性储备所构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汇储备的增长。1994年初，我国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实行强制结汇和有条件售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居民和企业所创造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国家，使外汇资源集中于央行，从而促使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其次，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制度也促使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长。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这一制度使企业在经常项目交易下，可自由兑换外汇，进一步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
另外，人民币汇率制度也促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加。在2005年7月汇改之前，我国汇率制度名义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但实质却是固定汇率制，出于维持汇率稳定的需要，央行被动地动用吸收外汇储备，从而加剧储备的增长。在汇改之后，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汇率浮动区间有所扩大，部分缓解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但在当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预期增加了人民币需求，在套利因素驱动下，大量外汇通过多种渠道涌入国内，反而加大了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3.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与营运的对策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和储备规模较高，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长期如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害无利，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另一方面要提高现有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两者不可偏废。
3.1 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当前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外汇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减轻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的影响，是我国最明智的选择。关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存量，一般来说，可以确定一个下限和上限。即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保证该国最低限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所必需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下限；同时，充分考虑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对外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上限；下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临界制约点，而上限则表明该国拥有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形成一个适当的外汇储备区间。
3.2 适度调整外贸、外资和外债政策
在对外贸易方面，传统的出口指标、导向、激励机制需要调整，要改变出口量多、价低、靠出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换来短时发展的局面。不要再过分追求外贸顺差，做到进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进外资方面，改变“招商引资是政绩的做法，做到“适度引进”，取消各种引资优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标，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并提高外资进入我国的“门槛”，欢迎高新技术的外资进入我国，坚决杜绝资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产业的外资进入我国。在外债方面应严格控制，以使用国内外汇资源为主，数据来源将国家外汇储备充分利用起来。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外部均衡，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3.3 严格控制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流入
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办法，切断热钱进入我国的渠道及方式。要强化对贸易、非贸易、外商投资、外债、地下钱庄的外汇管理，要加强各类外汇流入的真实性审查，特别是对于热钱容易进入的渠道更要重点布防，严加盘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决不能姑息养奸，任其自由。外汇银行要加强与外汇管理部门的配合，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对一国经济金融的危害性，协助外汇管理部门做好“把关”除此而外，外汇管理部门还要与海关、公安、司法、商、税务等部门加强联系，形成合力，时刻注意国内外热钱的一举一动，坚决打击国际热钱的投机套利，护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汇“双藏”机制
在发达国家，国家的外汇储备和企业、民间持有的外汇都非常多。而我国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池子过满，而企业、民间持有外汇的池子几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在2003年为855亿美元，2004年802.37亿美元，2005年大约仍然是800亿美元左右；比居民外汇储蓄更惨的是企业外汇存款，连续多年徘徊在700亿美元左右，而此间我国对外贸易额早就翻了几番。这一点外汇存款仅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持有一定的外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利用此契机，建立“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的外汇“双藏”机制，改变原有的“藏汇于国”的策略，鼓励企业和居民持有外币，让企业、民众与市场分担汇率风险，改变国家被动吸纳外汇导致储备大幅增加的被动局面。
3.5 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建立多极的储备货币体系，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采取中国一贯的渐进性策略，首先让人民币在与文化相近、经贸关系更紧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后，再让它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其次，则是应当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只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不会再为外汇储备的多寡而伤脑筋。
4.结束语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我国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还需要应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充分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优势基础，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调整，进行消化吸收，从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能力，更快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争取早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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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霞（1982―），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北方科技学院讲师。
罗嘉熙（1977―），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北方科技学院讲师。
外汇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Y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分析，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规律。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总结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参考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1965年再次被戴上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影响》，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时代》（《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64] 《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65] 有关研究还有：梁无瑕：《评新剪刀差论》（《财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黄道霞：《论剪刀差》（《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