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外汇崇拜”

写下这个题目感到分外可笑，使我想起俞平伯先生上世纪80年代给《中国烹饪》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一辈子只会吃，不会做，从未下过厨房，却供稿给《中国烹饪》，十分可笑。我比俞平老更可笑，不是学经济，更没有管过外汇，甚至没接触过外汇，可以说一辈子与外汇毫无关系，却写什么谈外汇的文章，简直是匪夷所思。没退休时，有时写点与古典文学没大关系的文章，就被批评过“不务正业”；现在退休了，“正业”已经没有可“务”了，任凭写什么也没人说三道四，自然耳边清静许多了。

不过写这篇文章还是有缘由的，而且七八年前就答应过一位年轻的编辑，因为忙，拖久而忘。上个月立三兄约稿，突然又想起这个题目，立三说很好，快写。这两天恰好有空，正好加个塞，以了七八年前的心愿。

1.遥远的记忆

“外汇”本来指外来汇款，可是这个词在老百姓心目就是可以花用、兑换并能保值的外币。小时候（1940年代）不知道这些词儿，耳熟能详的是“美金”，在老北京看来就是外国钱。1948年的北平，正在围城，老北京人似乎不为此担忧，他们像《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一样相信“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意，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那时人们见了面说到围城打炮，往往会用手比个“八”字、神秘地说“快来了”！但不紧张；如果聊起过日子、也就是祁老太爷说的“窝头和咸菜”没有不摇头叹息的。

当时“通胀”如脱缰野马，物价一天三涨，记得我妹妹患病请大夫，看完病，大夫提了一手提包钱走了，超过她的体重。人们手头有了钱（先是“法币”，后是“金圆券”），在最紧张的时候不敢拿在手里过夜，过一宿，一沓子钱可能统统变成废纸。

怎么办呢？按照经济情况，北平人分四等：一等人，换美金，也许人家根本用不着换，拿到手的都是美金（有位朋友跟我说他母亲在银行工作，每月薪金就发美金）；二等人换现大洋。离我家不远的宣武门晓市，最喧闹的就是“买两块，卖两块”！只要不是摆摊儿的，在晓市里转来转去大都是倒腾现大洋的。洋钱在他们袖口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三等人拿来钱就买东西，不管有用没用，见到就买。我们属于三等，家里存了不少“猴牌火柴”“骆驼牌爱尔染色”各种洋蜡堆了半屋子，传统相声《夸住宅》中有个包袱说“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正词儿应该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就是讽刺这种现象的。四等人手中有了纸币就奔粮店跑。

有美金的自然觉得高人一等，如果他到晓市去倒腾（现在称之为“倒汇”），大家会追着他们跑。我叔叔患肺结核，要注射链霉素，买这种进口药，没有美金是不行的。家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当时我心里好奇怪：“美金”是什么呢？这么金贵？住在我们家赋闲的赵叔叔告诉我：“是钱，是美国钱，钱上钱！”

有件事给我留的印象更深。某天夜里，邻居院中一声巨响，主人以为是炮弹，恐惧地趴在地上，但半天没有声响，胆大的到院子里去看是不是哑炮？突然，院子里传来了惊恐之声“不是炮弹，是人腿”！大家跑出来一看原来是只女人腿，血淋淋的，然而引起人们热议的不是事情的悲惨，而是女人腿上丝袜子袜口上掖着的20元美金（当年时髦女性，冬天也穿长筒“玻璃丝袜”――即现今的尼龙丝袜，旗袍没兜，往往把钱掖在袜口）。真是世乱命如蝼蚁，远抵不过钱，特别是“钱上钱”。

1950年代以后，国有化、计划经济与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币被逐出私人的生活圈、与老百姓更是绝缘。三年饥荒时期我正上大学，班里有一半是华侨，他们大多是59年印尼排华时，政府用“民主十号”海轮接回来上学的华侨青年。华侨同学常有外汇寄来，但外币到不了他们手中，而是给他们叫做“侨汇券”的票证注。侨汇券能买用人民币根本买不到的东西，我又一次感到外币的力量，真是“钱上钱”！

改革开放，老百姓又能接触到外币了，但做了许多限制，首先是量的限制，1980年代出国只能兑换几十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个“量”也在增长，现在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达到5万亿美元；其次就是控制人民币兑换价值，从1953年到1971年美元与人民币之比1∶2.4；1971到77年1∶1.75，1980年1∶1.45。显然这些比值是不能反映外币的真实价值的，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都是政府制定的，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更是这样。于是，倒汇的活跃起来，但奉公守法的老百姓不敢问津。后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1993年比值是1∶5.7。第二年突然调为1∶8.61，听说黑市超过了12元。汇率调整反映了国内诸方面对于外汇的迫切需求。

这种迫切需求，不仅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感受；从经济建设的实际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凡是关注时事，留心看报的人们大约都不会忘记，主流舆论评价某个经济单位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时，“为国家创汇”是很重要一项。为了创汇，出口商品的价格往往低于在国内销售的价格，质量高于国内销售的同类商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大约都不会忘记人们是如何排长队购买“出口转内销”商品的，繁华的闹市有专门出售这类商品的门市部。所谓“出口转内销”大多是由于质量不达标而不能出口的，但就是这样也比国内同类商品质量高，价格低。为什么这些企业不挣国内的大钱，费尽心力做出口呢？关键是满足国家的外汇需求。

“挣外汇”原来只是政府的号召，企业的事儿；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年轻人也加入这个行列。80年代看到年轻人忙着办护照签证时，如果问一句“干什么去”？十有八九会回答“挣外汇去”！然而护照写的也许是“上学”，也许是“访问学者”。于是，有人感慨一百多年来，国人负笈外洋，没有像这一次出洋目的如此之低的。批评者忘了这正是普遍需要钱、特别是外国钱的时代。

外汇与中国货币一样，同样是一张纸，为什么“外汇”在近七八十年来独享国人的膜拜呢？因为外汇背后有真金白银（这一点后文详说），可以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而中国钱或因贬值急速，或因不具备货币的所有职能（如计划经济时期），所以被国人冷落。

2.硬通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白银在国人心目中有不可替代的最高位置，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所做的《戏文警句》（流行于老北京口头熟语）就收有《朱砂痣》中的“银子是个好宝贝”（中换成了“面包会有的”）。读老舍的作品自然能体会到响当当、白花花的“现大洋”所引起的震动。连茅盾《子夜》中交易所里人们常说的“头寸”都是指“袁大头”十枚摞起来高一寸。白银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财富，但它的形成却只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中国铜、银、黄金产量都不多，与我们这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不相称。现在国人都懂了发展经济的动力的一是生产，二是市场。生产不必说了，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崇尚“苦作”极为勤劳的民族；市场经济在中国很早就产生，灭夏的成汤七世祖王亥就有赶着牛到有易之国贸易传说，被后世尊为商业的始祖。可是三四千年来中国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工商社会。我认为阻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有两条，一是政治太强势，而强势的政治又过度重农抑商，市场经济长期被压抑（统治者认为农业有助于社会稳定；而工商业容易造成社会的溃败）；二是可用铸币的贵金属如黄金白银、包括铜的产量都很低，这极大限制了商品的流动、市场繁荣、经济发展，使得市场长期摆脱不了以物易物的原始操作方式。

中古时期，货币的短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宋代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都很繁荣，士大夫也不歧视商人，许多官员在职务调动时往往要捎上一些当地特产到异地出售，有点全民经商的气势。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宋代铸币量是唐代的十倍以上，然而铜的产量少，价格畸高，老百姓熔化铜币做铜器以储藏财富或静待升值，周边的国家包括辽金、朝鲜、日本、越南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都大量走私宋朝铜币在自己国家流通，以减少铸币的负担。货币的短缺成为统治者头疼的问题，甚至用发行铁币以解决，但铁的价值太低、又易生锈不是充当货币优选金属。四川境内是铁币流通区域，自唐代以来这里的经济就很发达，成都与扬州并称――“扬一益二”。《宋史・食货志》记载，蜀中“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轻”不是说铁钱的重量轻，而是指其价值低；二万铁钱，重量可不轻，有500斤。买一匹罗就要扛500斤重的钱，这种交易怎么进行？所以宋代出现了交子（纸币的雏形），不是宋人聪明、很早就懂得了金融学原理，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逼出来的。

3.西方来的白银

虽然早在两汉期间，白银就有了价值尺度的功能，人们把它作为财富储藏起来，但它并没有成为交易中普遍使用的货币。元明以前中国，白银除了国内开采外，大多来源于与日本的贸易，日本白银产量较高，符合中国市场需求商品并不多。元代以后，明清两代国内的白银年产量长期徘徊在一二十万两之间。

明中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大量开采新大陆蕴藏丰富的金银，用以购买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手工业产品和优良的农产品，如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瓷器、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茶叶、食品、家禽、家畜等。这些东西许多是一次性消费品，而欧洲生产的商品却很少能打入中国市场，在国际贸易中中国长期出超（有点像现今）。这样下去，中国也许成为永久的顺差国；欧洲商人只能用白银支付货款，以保持贸易的平衡。

虽然一开始国人对这些远方来的“深目碧瞳、长鼻赤发”欧洲人没有什么好印象，然而介绍他们的国家时却说“地无他产，产白银，国中用度以银为钱，铸轻重大小有差。人富，少耕种，善贾，喜中国缯絮财物，往往人挟银钱船以出，多者数百万、少者千余，浮大海外之旁属国，与华人市，市汉物以归”（《闽海赠言卷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说“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这些记载虽不准确，但从其中可见白银是从海外、经过欧洲人之手大量流入中国的。

白银流入还有一个渠道，就是西方金融投机客的“倒汇”。中国长期是金贱银贵（黄金开采成本相对较低），明代的金银比价大体在1∶5至1∶6之间；而其他地区则相反，如日本是1∶12至1∶13；欧洲更是金贵银贱，处在1∶13至1∶15之间。商人投机逐利，投机客们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可获利100%以上。船载白银而来，倒换黄金而去。这是一桩风险小、获利大交易又极简便的行当，这也使得大批白银滚滚而来。本来贫银的中国一下子成为连民间低层次的贸易、甚至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支付都使用白银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士农工商四业分明的国家，要多少银两才能满易的需求？据《白银资本》的作者弗兰克认为，19世纪前二百多年中世界白银流入中国大约有6万多吨，占这个时期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6万吨白银近20亿两；据中国金融史家估计，自唐代以来至明代国内固有白银共五亿两左右，这25亿两白银支撑着晚明非常活跃的市场经济。如果不是清人入侵，明王朝会不会发展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会不会像欧洲那样进入工商社会？这虽属于未定之天，但白银大量流入，在明末的经济生活中的正面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4.强横的“大明宝钞”与白银货币化

明代承继元朝传统，发行纸币――“大明宝钞”作为大额货币流通，明初宝钞面额自一百文至一贯，共六种。朝廷规定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折合黄金一两；辅币用朝廷铸造的制钱。明行宝钞不像元行“中统钞”有硬通货作为保障金（元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发行数量也没有约束。它的推行完全靠国家的强制。“大明宝钞”又是一种单向度可兑换的纸币，明朝廷一再下诏严禁民间交易使用金银，但允许民间以金银兑换宝钞，却不允许用宝钞兑换金银。这种纸币是只出不进，即只管投放，很少回笼、甚至根本不回笼（宋行交子是三年一回笼，作为“一界”，以维持出入平衡），朝廷发俸禄军饷都是以发宝钞为主，而向民间征收赋税却以银、铜钱、粮、绢为主，宝钞只做搭配。因此宝钞发行不久，由于只发不回笼，社会上积累过多，从而大幅度贬值，不到20年，洪武八年发行的面额1贯的宝钞贬值90%以上，只值50至160文了。虽然历行货币都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而明行的纸币――宝钞及实行的“钞法”简直就是在裸的掠夺和抢劫，与强盗无异。因此，老百姓从不肯使用到抵制宝钞、并自发地使用白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00元法币抗战前可以买两头黄牛，1945年抗战胜利后只能买一条鱼了。抗战胜利后，本来千疮百孔中国又陷入三年内战，法币到1948年100元只能买4粒大米了。从它发行算起，法币贬了有数百万倍。此时形同废纸，甚至连废纸也不如。

1948年8月面临的国民政府再一次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但这次改革完全是上次币制改革复制，只是它用10个月（1949年7月停止流通）走完了法币13年（1935―1948）才走完的由货币变废纸的路程。的两次币制改革不仅掠夺了老百姓的大量财富，还给一些国人留下崇拜外汇的病根。

7.六十年来人民币与外汇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货币到底是什么？记得在1960年代学术界曾讨论过（文章多发在《光明日报》），现在很难寻觅这次讨论的痕迹了。按照马克思的理想，共产主义终将消灭私有制，自然取消了商品生产，还要货币（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干什么？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要为取消货币创造条件。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人民币不具备货币的五大职能，既没有含金量，又不可以兑换外币，因此，它不是货币只是靠政府信用发行的一种代金券。据说人民币发行是以国内生产的商品为后盾的，通俗地说就是有多少商品发行多少人民币。

可是计划经济实际上都是短缺经济，说是人民币与商品总量挂钩有些勉强，有人民币买不到商品在那时几乎是常态，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除了人民币之外还要靠票证。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币也在发生变化，它的变化是由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造成的。逐渐变为以外汇为担保的货币，目前我国的货币投放实际是“外汇本位制”。这与近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密切相关。过去政府为外汇短缺焦急，在改革开放中许多政策都为引进外资和创汇让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靠外贸来带动，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压低人民币汇率和消耗国家的宝贵资源以实现“出口”，从而带来了大量的外贸顺差。这使得国家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外汇，完全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外汇短缺的状态。

80年代，当时干部出国考察的审批特别艰难，即使是部以上高级干部出访给的个人零用钱也很少，一般也就二三十美元，原因就在于外汇短缺。现在的公务员，不管职务高低，出去的机会太多了。听一位教育系统公务员说，不到十年，他几乎去过百十个国家了，想去的几乎都去过了，有的国家去过不止一两次，有的国家几乎是年年去。所以头几年有的政协委员呼吁控制“三公经费”时说，每年出访的经费就在两千亿以上。没有丰厚的外汇存底，哪能如此宽松出访？

外汇多了，花着虽然方便了，但也带来许多问题。外币来了，又都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银行就要按照外汇的牌价给上交外汇者以人民币补偿。例如收了一块美元，今日美元汇率：1美元=6.2092元人民币，这样就要发行6.2元的人民币，名为“外汇占款”。中国大陆2014年底外汇存底是3.95万亿美元。就要多印24.49万亿的人民币，2014年的GDP才63万亿，可见顺差形成的外汇存底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这些年来通胀居高不下，就与外汇激增有一定的关系。

过去崇拜外汇，因为作为外汇代表的美金可以兑换真金白银，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与黄金直接挂钩的，美金汇率固定，持有者可以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固定汇率取消，美金沦为一般纸币，过多储备美元也有危险。凡事都不能过当，50年代，当局认为有了钢就有了现代工业，1958年为了争取钢产量翻一番（从1957年的535万吨到1070万吨），举国炼钢，遂有“大炼钢铁之灾”；现今粗钢产能约12.5亿吨，2014年生产粗钢产量为8.23亿吨，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灾难”。外汇储备会不会过当呢？“过”度大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吧。

注：侨汇券，分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以及200元等不同面值，它不是人民币，是一种代汇券，它除了与相应的人民币的金额等同外，还能购买一些当时按人头供应的统筹或计划性的商品（如粮油肉糖布肥皂等）和稀缺商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类）。不同地区侨汇券有所差别。我在网上见到一张天津面额为50元的侨汇券，其中包含工业券10张，副食券2.5张，粮食10斤，油0.75斤；而广东5元面值的侨汇券包含副食券0.5张，购物券（相当工业券）1张，粮食1斤，油0.075斤。两者大同小异，广东只是在副食券上较天津为少。